几乎所有的电影内在地都是有提喻性质的,它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在方寸胶片之间,在数小时的限度内,去完成对于更大世界的描绘。
在其他艺术门类中,福克纳关于邮票的比喻,简·奥斯汀“两寸象牙上的微雕”,魏学洢的《核舟记》,都有类似的朴素表达。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
,他很自觉地意识到,“归根到底,电影还是想像的产物”,这说明,他的电影和我们普通所理解的“写实主义”相距甚远。
评论家说“贾樟柯发明了中国的乡镇”,并不是说中国的乡镇在贾樟柯之前就不存在,而是说他为中国乡镇的影视再现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语法,使它们在最顶尖的电影节,在当今的大众文化中具有了可见性。
我自从大学初年看《三峡好人》起,就把这位导演的名字印在脑海里。
最近几年,伴随着观影量的增加,我对他的认识加深了不少,但贾樟柯最近的电影《江湖儿女》《山河故人》,不像他前期的电影那么清澈和有形式感。
后来读他的《中国工人访谈录》,又重看了《二十四城记》,最终还是倾向于认为,贾樟柯最好的电影还是在他的早期,包括《三峡好人》《小武》《任逍遥》《站台》,还有《二十四城记》,也就是大致从1997到2008这十一年。
就拿《江湖儿女》来说,它的问题在于,影片太多地满足了观众对于底层黑(恶)势力的刻板印象——他们的自发正义,他们游移于法律和民间伦理裂缝之间的方式——却没有对此进行“电影的纠正”。
贾樟柯否定了自己之前设定的不走通俗传奇路子的限定,开始用镜头表演凶杀、牢狱、鲜血,他的电影多了“故事性”,一些并不是他骨子里就有的东西开始作为杂质进入电影语言,这种变化又不能用对时代症候的追踪和跟进来解释。
这些变化在影片《天注定》中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我凭借直觉判断,贾樟柯在他后来的电影中讲完了童年的“情结”,而开始杜撰了。
不是说在他身上发生了断裂式的变化。
在风格上他仍然是前后一致的,况且即使笔者竭力想辨识出某种不同,肯定会有人能找出更多的细节,指出他仍然是原来的那个导演,拍着他原来所拍的那些事。
但我仍然要说,在如何使素材更加有机、在结构上更加精致、原始,以及对电影作者潜意识的忠诚方面,贾樟柯在他早期的电影中做得更好。
用他自己的话说(参考他与王樽的访谈),就是电影的媒介自觉,“归根到底,电影还是想像的产物”,这在他最好的影片中是非常鲜明的。
而现在,他往往只是处于自己的中间水平。
两个极端也许是2015的《山河故人》和2004年的《世界》。
在前者那里,主人公通过“现实”感知世界,而在后者那里——也是以贾樟柯最有原创性的方式——主人公通过“摹本”感知世界。
“世界”是一个人造的公园,电影中的人物是生活在这种拟像之中的,对于“现实”本身的感知倒显得过分疏离了。
迪厅驻唱、县文工团演员、卖假药的人、假名牌包的爱好者,贾樟柯的理想主义人物许多都是非专业的,生活在被二次加工的世界中,成为影子的影子。
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领域的行家,连抢银行的都不是。
《任逍遥》中抢银行的孩子,从香港电影中学到了该怎么抢,最终因为抢得太不像了,被警察训了一通。
《立春》在这个层面上是十足贾樟柯式的,歌剧演唱家没有舞台,画家没有模特,只能以次充好,下里巴人,人本身只是“真正生活”的摹本。
贾樟柯的电影题材和影院的关系,就像是一桶泔水和艺术展厅的关系,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不是他的话题和尝试触碰问题的视角,而是他独特的讲述策略和升华机制,使贾樟柯区分于,比如说,李杨和韩杰。
《Hello!
树先生》和《盲井》也是“土”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但《二十四城记》和贾樟柯的其他电影却更加不同。
也许我想到的是,莎士比亚在写一个妇人的时候,说她脸上的斑点“像地图上的西印度群岛一样密集”。
要想了解这个比喻背后的信息,我们必须是“有教养的”,即是说,我们知道随着英国全球航行的完成,最新的、莎士比亚写作剧本时期的世界地图,正在西印度群岛地区添加复杂的岛屿线条,由此我们就能在一张脸,和世界地图-地球本身之间建立丰富的联想。
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就布满了这样的双重话语策略,普通人可能不明白,但也为这个比喻的夸张怪诞而叫好,一小部分人则为这种细微的、带有新闻性质的卖弄会心一笑。
贾樟柯正是使用一种我称之为“提喻”的方法来进行话语整合的,提喻最大的特征,即是以大指小,或以小指大,从而达成不同空间事物的错位并置。
提喻是文学的一种常见手法。
美国文学理论家肯尼斯·伯克认为,修辞学中的四个主要比喻是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
伯克将提喻描述为“整体中的部分,部分所属的整体,容器中的内容,所指事物的符号,制造事物的材料……效果的原因,原因的效果,物种的属,属中的物种”。
举几个例子,“白宫”是美国政府的提喻,“长城”是中国及其悠久文化传统的提喻,“丝绸”是服装的提喻,“金属”是铅的提喻。
提喻在文学中是一种很经济的表达,因为它只需要简洁的词汇就能引起广泛的暗示。
贾樟柯这部电影标题中的“二十四城”是成都的提喻,实际上也是大西南,以及更广义地,改革、转型时期的中国都市的提喻。
“二十四城”来自古诗“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因此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提喻;这句诗在电影中引自一位导购小姐之口,于是就在泛滥的商业文化和只言片语的“古典”之间进行了多层熔铸,因此,拍摄本身就像是考古的挖掘工作。
与未来的“二十四城”的繁华相比,电影主要讲述的是现在的“420厂”的悲剧性衰落,或者说,两种辉煌之间的低谷。
这正是他对“传统”的理解:传统存在于我们认为根本不存在传统的地方,在传统衰落到无人能够辨识的地方。
类似的例子也发生《任逍遥》的标题中,首先,它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曲,也是对经过香港影视作品转换的中国民间忠、孝、侠、义文化的提喻;其次,它是庄子的《逍遥游》,用剧中人的话说,逍遥,“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提喻为贾樟柯的电影提供了多维的表述空间。
在这种多维空间中,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他如何在一种中立化的风格中,自然而然地把政治带入讲述之中。
在上文“白宫”的例子中,之所以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用“白宫”代替“美国政府”或“美国总统”,是因为后者往往是隐形的、缺席的,而前者是一个不动的地标、一处建筑,可以随时拍照,在Google地图上也没有位置变动,它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在场、一种真实感知的可靠性。
提喻有时就是在这个层面发挥作用。
让我们想想电影中打群架的讲述者:有一天他骑车误入成都本地孩子的地盘,发生冲突,后者却饶恕了他,理由是“今天是周总理去世的日子”。
他回到家里,听到广播,真的听到说,周总理在那一天去世了。
在访谈中,贾樟柯对新闻事件发生和到达之间的“时差”显示出很大的兴趣,他意识到“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在很多层面仍然是由时间充满落差的褶皱构成的,广播、报纸、影视、“组织上”根本不可能轻易地抹平它。
所以他频繁地问“毛主席去世那天你在干什么?
”“你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的?
”……“周总理”在这里也是一种提喻,不过和讲述者表面上的强调意图正好相反,它指涉的并不是政治,而是高层政治的缺席。
周总理在故事中的唯一功能,就是阻止了一场小孩子的群架。
正是在类似“周总理”的例子中,贾樟柯非常娴熟地解析了政治话语在中国平民社会中的微观运作。
它像成都出生的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描述的场景——外在的事物、观念通过层层变迁,以弱化的、被改组了、由当地人重新赋值的方式呈现在巴蜀的土地上,我很惊喜地发现李劼人的“天回镇”也出现在贾樟柯的采访里,并且意识到这种断裂的文脉的隐微传承。
这也是他在访谈中提到的沈从文、张爱玲的文学传统,也是电影中从《马路天使》到《新不了情》的“尊重世俗生活”传统。
同样地,《任逍遥》中,村委干部指着验兵体检的化验单说:“你得相信,这是科学。
”这句台词的言外之意是:在这里,压根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科学。
《世界》中,“从金字塔到曼哈顿只要十秒”,言外之意是,“人们能复制一种建筑,但不能复制一种生活,一种社会制度,或者文化传统。
生活其中的人们仍然要面临自己的痛苦,从这个角度讲,享受全球化的成果,并不能解决历史造就的时差。
”(《贾想1996-2008》)用同样一种解读方式,我们会发现,频繁出现的外星飞行器、银河这些具有贾樟柯“签名”性质的镜头,尽管也是一种天文学的提喻,想说的却是它的反面:现代人太过忙碌,以至于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井水,却忘了抬头看一眼永恒的星空。
420厂的航空发射器,是文明“科技前沿”的提喻,但要说的却是“虽然我们的工作是制造发动机,我为此感到自豪,但是说实话,我对祖国的航空事业其实不了解。
”正是这种附加的“言外之意”,使贾樟柯的电影采取了和主旋律电影完全不同的情感结构。
在陈凯歌执导的《黄土地》中,在冯小宁执导的《黄河绝恋》《紫日》中,八路军、黄河、民歌的符号体系所指涉的就是八路军、黄河、民歌,干干净净;故事虽美,但其隐喻体系却是从旧的话语中生生搬运过去的。
如果我们用罗兰·巴特的神话理论来分析,就会发现,在《黄土地》《黄河绝恋》中,黄河就是一种“神话”,它在一级语言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二级语言,形成一种语言链,作为一级符号,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河”;“母亲河”又作为第二层能指,它的所指是“我们祖国有一个自强、保守、多灾多难的文明”,其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的文明主要是一种传统的农业文明,它可能需要激活”。
在这个复杂的隐喻场背后,暗示着1840年以来文明衰落的创伤经验。
而在贾樟柯这里,一切都是间接的。
他讲国营企业转轨的问题,讲几亿人由计划向市场的剧变,却用提喻的方式进行了扭曲(我的意思是,电影的视觉在倍率上进行了精细的调整和微缩处理)。
他采访的人中没有一个“典型”,虽然其中也有那个时代的“三八红旗手”,那个时代的“科长”,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但更多地,他暴露的是他们作为典型的不健全。
尽管《中国工人访谈录》的末尾附了一张新中国重大事件年表,但其讲述方式却是为了拆解这一切。
讲三线建设,“这是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把军工企业靠近三线,靠山隐蔽。
我们原来的军工企业,飞机工业都在东北,所以考虑到整个战略部署,就是往大西南建厂”,但是真正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气息的、着墨最多的,却是在长江轮渡上被丢失的孩子:“丢失”是双重意义上的,这个孩子的故事在当时的“文化”中没有表述空间;即使孩子找不到,也只能乖乖按时回船,因为这是“军工企业”。
讲漂亮的女性,他就讲“标准件”,连性和审美,在那个时代,都和工业、机器、工作联系在了一起。
也成为国营工厂的提喻。
“这标准件是什么呢?
我们厂每个零件都有一个标准 的样子,是从苏联进的,是生产的标准,他们就把我叫标准件,一开始我也搞不懂,后来我才明白大概标准件就是厂花。
”使《二十四城记》成为“中国电影”或“世界电影”的,除了提喻所构成的话语经济,还有贾樟柯的其他一些处理方式。
“420厂员工迁移线路图”: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坐轮船经上海到重庆,从重庆坐汽车到成都,时经半个月,这也是电影潜在的中国地图。
影片选择的人物显然是精挑细选的,尤其注重其身份差异。
“我们接触了一百多个工人,拍了五十多个工人,另外四个人物完全是虚构的。
”留下的人中有“小花”、保卫科长、职工、职工子女、节目主持人,有上海的、成都的、沈阳的,有男有女,有做香港代购的,有“混混”……总之,电影并不像我们看起来那么粗糙,它在编码的精确性上做足了功夫。
电影中略显突兀的,把四川本土莽汉主义诗人万夏、朦胧派诗人欧阳江河、英国现代主义诗人叶芝、中国古代小说家曹雪芹编织在一处,它显示了“世界电影”绘图的潜在追求。
贾樟柯也许想说:“我们的电影是关于一个西部地区破落的国营企业的,但是它像最经典的文学作品一样好。
”贾樟柯最好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观看的方法,一种适当的距离,我们从中能够获得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认知。
昨晚看了《二十四城记》。
如果说,“电影”是从“打算看电影”这个念头产生就开始的:《24城记》也开始得未免有点太早了。
中途又历经波折,好容易拿到票,坐在电影院里,去年看《三峡好人》那种无比激动的心情又再度回到我心中。
《二十四城记》如何?
诸位,我昨晚看完,直到现在才写这么点感想……这就是我的评语。
如今所有的导演都在进行伟大的尝试:就是试图打破“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界限的尝试。
大部分导演采取的是这样一种策略:试图赋予剧情片以纪录片的质地,丰厚和真实。
《三峡好人》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二十四城记》试图进行的是反向尝试:在纪录片中安插剧情,故事就在讲述者的口中。
所有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人物关系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下面:他们相互裹挟,相互观看,相互漠视,相互抚慰。
一点闪光的东西都没有吗?
当然有。
贾樟柯毕竟是贾樟柯呀!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小片段是两个人工人站在镜头前:其中一个年长的不断搔另外一个的脖子,直到对方笑出来。
那个笑容,那些面孔,实在是太生动了,让我感动不已。
但是,正因为是贾樟柯,那种“不够!
完全不够!
”的渴求,深植在我心中。
《三峡好人》开头那酣畅淋漓充满各种体液的长镜头呢?
举起一张十元人民币,放下时出现实景的天才想法呢?
更多的,那种气韵,气质,气息的东西呢?
并不是说我没有感动。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从小因为三线建设出生在四川。
可以说,电影里的点点滴滴我都太熟悉了:我爸妈的单位叫716,是搞潜水艇的,我们过去的番号是成字138部队,我们在四川的山沟沟里一住就是十七年,我们的单位有电影院,有子弟学校,有医院,还有豆浆厂!
我们也有保密费,我小时候经常能分到保密本儿。
我们也是走的奉节。
我妈妈,简直就是电影里那个沈阳妇女的影子:她老家是大连,十三岁随父母来到四川,再回东北,已经人过中年。
我感动了,我哭了,我看见那个下岗女工在公车上讲述她的艰辛,我看见赵涛讲那个在工厂里劳作的妈妈……泪流不止。
我的父母,是体力劳动者,当儿女目睹父母年事已高,还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那种心痛,也真的是像赵涛所说:是从内心里痛出来的。
但是这种感动太肤浅了。
我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寻求的绝不是这种“百姓人生”的感动。
我的感动被破坏了:我们祭典父母这一代人苦涩青春的方式,难道只是买一套“24城”的房子?
这是贾樟柯第一次在电影里使用职业演员,他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方式:正如很多导演在电影里掺杂了非职业演员在职业演员中,他恰好相反:他将职业演员掺杂在非职业演员中。
陈冲,吕丽萍,陈建斌,扮演了三个老厂的职工。
有时,贾樟柯的电影里会出现少许“有些过”的东西,比如《三峡好人》里的小马哥,是有些造作的。
但是在《三峡好人》这种湍急如大江大河的电影里,少许的败笔一闪而过,但是在《二十四城记》这种静止的电影里,那些瑕疵,不,我不认为是仅仅是瑕疵,而是缺陷的东西,却被放大了。
陈冲扮演了一个叫做“小花”的厂花,她说自己因为长得像陈冲得了这么一个外号,真名反而不被人所知。
镜头外的人(是贾樟柯自己吗?
)问:“那你真名叫什么?
”我们的陈冲笑着说:“我叫顾敏华。
”全场大笑。
是为了这种幽默感吗?
不,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幽默感。
观众们大笑的时刻,是察觉这是“扮演”的时刻,也是梦醒的时刻。
也许这正是贾樟柯所要的:他要一种间离的效果,要这种浅薄的幽默,要观众明白,不要那么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即便是你愿意相信。
但是,我只是感觉到,我被嘲弄了。
陈冲演得不错,就像吕丽萍和陈建斌,他们已经演到了一个职业演员所能演出的最好。
但他们不是“大丽”,也不是“顾敏华”,那么,我们如何面对真正的,被隐藏在电影后的,也许真的存在的“大丽”,“顾敏华”呢?
我深爱贾樟柯。
这是我苛责的原因,也是我失望的原因。
我开始审视和逼问他拍摄《二十四城记》的动机,而他的电影动机,在之前,我从未怀疑过。
著名而倒霉的先锋艺术家谢小萌先生曾在《疯狂的石头》里说过,这个城市是母体,是子宫,而我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正在寻找一些人来展现这种母体的美。
我曾前后三次造访过成都,除了连天的阴雨之外,那真是个很让人着迷的城市。
(从电影中也可以看到,几乎没有阳光灿烂的镜头)那个盆地城市的四周遍布着一些当年作为国家工业脊梁的大型国营工厂。
这其中有些工厂如今还欣欣向荣,但几乎已是凤毛麟角。
贾樟柯描写的420厂旧址所在地,如今是一个叫做二十四城的商业住宅区。
和住宅区的名字一样变得艺术感和诗性十足的,还有人们关于这个厂的点滴回忆。
这些回忆的蓝本,可能都是一些平常而流俗的故事——工作,回乡,下岗,再就业,经过了那个时代的人,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很多这样稀松平常的往事,无非是感叹悲欢离合和个人的得失,然而在经过了贾樟柯一次发情般的怀旧,在那些八十年代的歌曲和外国性感诗句(比如叶芝的那句: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招摇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成为真理)的包装和放大之后,猛地就被雕刻得感性而深刻。
贾樟柯故事仿佛一次时代的逆行,在过去的那个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岁月,没有人会像贾樟柯一样去发掘他们背后的故事。
所以,这样的述说的角度,轻而易举的便引起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鸣。
在大变革的时代,作为一种共性,人们对未来总是充满了迷茫,反而对过去有一种特殊的狂热。
《二十四城记》在我看来把这种狂热掩藏的很好,然而贾樟柯作为一个经历者,他的怀念不可能不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
贾樟柯是70年生人,这些曾经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国营厂矿,应该是时刻伴随着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的。
四二零厂到二十四城的变化,是当年无数国营企业辉煌的历史和没落的现在的一个标本般的转变经历,而其从一个侧面反应出的成都这个城市的变化,也是中国无数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留影。
可以说,即使没有完整的经历那样的时代,我的祖辈,父辈,甚至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脑子中都有一个“四二零”的影子和一个“二十四城”的现在。
在看的过程中,我甚至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自己拿起DV,找到那些曾经的人,废弃的工厂,很多人都可能会拍出一部自己的“二十四城”。
贾樟柯的电影在这之前我只看过两部,一部《小武》,一部《三峡好人》。
作为贾樟柯电影中的精神,这部《二十四城》,也是继承了他电影里一贯的秉性,一如既往的深沉而欢乐难觅,并以小人物来反映时代的变化,只不过这部以口述方式占据了更大篇幅的纪传体回忆录,带着更加沧桑和写实主义的底色。
电影里记述了从四二零厂作为自己人生事业起点的老中青,甚至80后四代人的故事,记述了他的创立,崛起,辉煌以及没落,记述了工厂的,城市的甚至个人的变迁和离合。
这部电影的创作手法很像去年的那部《南京浩劫》,都是以电影演员扮演的方式来口述历史,然而很多人可能会不明白,这部为了纪录真实历史变迁的电影为什么要用一些著名电影演员来破坏这种本来很容易创造的真实感和严肃氛围,贾樟柯为什么又要放弃这种表现故事的主动权,而回到一个彻底的拍摄者的位置?
我想,这是因为导演贾樟柯并不在乎你认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是否真实,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这样的题材,一定会让我们感动,并让我们不得不去相信。
这样艺术化的虚相,很容易的就勾起了你回忆的欲望,并投影到了现实。
贾樟柯,他只是打开了你回忆的闸门而已。
我想起了小学的时候,我们学的那篇著名的课文《琥珀》——“在那块透明的琥珀里,两个小东西仍旧好好地躺着,我们可以看见它们身上的每一根毫毛。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的情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电影是献给那些曾经活跃在中华大地各个城市的国有企业以及为了他们所奋斗过的人们的,它像是一枚记忆的琥珀,包裹并埋葬它的是时代,是社会的发展,是城市的变迁,是那些废弃的厂房,锈迹斑斑的机器,以及如今繁华的“二十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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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没有过的感觉,看完一部电影之后突然想说点什么。
我本来以为这样一个属于那个久远年代工厂变迁的故事不会太多的打动我,可是在那个老职工多年以后再次握住了自己师傅那已经开始略微颤抖的手一下下摩挲的时候我还是掉下眼泪了。
他说 你见到我高兴吗?
他说 高兴,高兴…我记性不如以前了。
……那是一种怎样的沧桑啊,如此庞大得扑面而来。
仿佛看到了当年他们风光的时候,而如今年华不再。
之后的片段,就让我不可遏止得想起了我的母亲。
--大丽。
一出场就自己高高举着着吊瓶一步步得走着。
于是我的脑中就浮现出母亲坚强的模样。
她在那次腕骨受伤之后依然吊着胳膊去上班。
每次我在电话里叫她休息的时候她都说已经好了,可是上次放假回家偶然听姥姥说起才知道现在妈妈的手不能抬得很高了。
大丽。
不喜欢被人叫做“阿姨”。
妈妈也一样,早年的含辛茹苦让风霜过早得爬上了她的脸庞。
于是那次在路上被询问时间的高中生叫做阿姨的时候她回家向我小小的诉苦,可是她依然不舍得用什么保养品,我买给她的面膜被她放在梳妆台上好久。
大丽。
在厂子从沈阳迁到成都的路上丢了自己的孩子。
妈妈,你还有我。
--那个坐在公交车上讲述自己故事的女职工,年纪很小就迁到了成都,隔了14年之后才和自己的妈妈重新返回家乡沈阳,一家人抱头痛哭。
之后又是漫长的岁月。
最后80多岁的姥姥跑到成都来探望自己的女儿,姥姥说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到成都来看看自己的孩子。
回去的第二年,姥姥去世了。
曾经我觉得男子汉注定漂泊,志在四方。
现在我只想下学期签一份大连的工作,回到家里好好照顾你。
被你照顾了20多年,该换我了。
妈妈,我不考研,好么。
--苏娜,这个在废弃的厂高中校舍依窗诉说的女子。
她说她没有考上大学觉得很对不起爸爸。
她说她一直住在外边很久都没有回家了。
她说她那次去工厂找妈妈的时候看见妈妈在角落里默默做着很繁重的工作。
她说她哭着跑出去了。
她说她再次睡在家里的床上的时候觉得自己长大了。
再次泪流满面。
我想起就在昨天晚上,8点钟,我给家里打电话,没有人听;再打妈妈的手机,还是没有人听。
过了一会儿,妈妈打电话来,我问你刚才去哪了呀?
妈妈说睡觉了啊,这几天工作有点忙。
于是我沉默了好久。
我知道妈妈不再年轻了不能像我半夜1点还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作会让妈妈累到8点钟就睡觉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长到足够大能够负担这个家。
可是我知道,我长大了。
而你也该歇歇了。
--不知道这个原本讲述一个时代变迁的电影却被我诠释成了想家的契机这件事会不会让贾导抓狂。
只是我觉得,那个刚刚很用心得给每一个人签名的矮个男子有一种伟大的情怀和温润的内心。
当然影片所有的不仅仅是这些,当字幕打出那些恰如其分的诗句,当在记忆角落里的旋律被再一次唱起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些恍惚。
最近突然出现了很奇怪的成都情节,总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很有缘分,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召唤,于是我出现在了今晚的募捐放映,于是我写下了上面的话。
我不觉得二十四城记有一些人说的那样差,因为就在刚刚,他深深得打动了我。
最后希望正在经受灾难洗礼的同胞们能够坚强得走下去,因为我们,会一直都在。
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
秋叶繁多,根只有一条。
在我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
现在我萎缩成真理。
叶芝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万夏
《任逍遥》之后就没看贾樟柯的片子了,当然不是因为把他把视野从山西汾阳拉到了全中国大时代,原因是我不买碟了,狂热追过所谓文艺片,狂热看过一段娱乐片。
打击盗版的事业让卖碟的躲躲藏藏,我也懒得再去了,况且家里几柜的蝶也只看了六成。
好吧,说导演,说电影。
去过西藏的人回来说,西藏太商业了,我说人家也要吃饭,不能光为了你们这些观光客保留原始。
城管打人了,官员腐败了,我也说有很多是逼不得已,像邓小姐不是逼急了会杀人吗?
有些城管也是被小贩骂过打过的。
那些第六代的电影在电影院公映了,我也说好啊,总比偷偷摸摸强,牺牲点自由算什么。
今天我要收回我的话,只是关于电影的我要收回。
应为看了24城记这砣Bullshit。
早就觉得贾樟柯有野心,导演有野性是好事情,对于观众来说可以看到他的一部部走向大师的野心之作。
但是贾不可能是,至少在我眼里他的才华已经到头了。
想反映大时代?
小农村比大工厂要成功的多。
小武一个人比一个厂三代人也要成功地多。
一首献给爱丽丝也比幸子、早恋、下岗、拆迁这些元素成功的多。
之前网易新闻做了一个24城记的专题,一帮人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发力太狠了,B装大了,不知道杀人于无形,嚎啕大哭是不能催泪的。
这些年贾樟柯都把话题放在大时代上,其实之前也是这样,但是表现形式不同。
对于他对八九十年代的情感我也不怀疑,但是当你真的觉得你的表述或者你牛逼得可以让大家反思或者改变什么的时候,就误入歧途了。
贾的电影注定是小武时期的影响一部分人,当他试图影集体的时候,一是他没有达登内这样的功力二或者没有他发挥功力的大环境。
三峡好人的三峡、世界的世界、24城记的改革,当描述这些时代话题的时候,作为一个阴谋论者,我只能认为贾樟柯是个投机者,就像我恶心很多媒体肆无忌惮的说512一样。
也许有点夸张,但我真这样想。
推荐另外一部电影:《在屋顶上流浪 Hallam Foe》
没人再有耐心读文字的时代我想在每个周二晚十点,讲一个荒唐的故事,欢迎关注
---------广告结束,我让路----------- 片子开头的那段军号声,我太熟悉了。
它伴随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整个少年,整个青春期,直到我离开那个家。
我给了这部片子四颗星,是因为一些原本我以为会全部忘记的东西,竟然这么根深蒂固的埋藏在心里。
子弟幼儿园的生活很复杂。
作为一个四五岁的小男生,我很乐意去揪女生辫子,或是藏些小毛虫到她们背后的帽子里。
但是我不敢,并不是因为我天性善良或者说我不正常,而是因为这里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小一班的美女老师,包括凶神恶煞的厨房大娘,包括各位可爱小女生的爸妈,大多同我的父母都认识。
他们都在一个单位。
那个如420厂一样的在成都有着另外一个秘密编号的地方。
每天放学,我背着书包到家属区旁边那个巨大的铁门外等我的妈妈下班。
铁门好高啊,抬头怎么望也望不到顶。
墙的那一头是个神秘的地方,平时我们都不能进。
门口甚至有背着长枪把守的战士。
临近傍晚六点,窸窸窣窣的脚步从铁门那边传来。
然后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嘈杂,只要你趴在铁门外朝门缝里张望,就能看到密密麻麻的黑影,无数双错乱不安分的脚。
军号声突然响了。
急忙跑到旁边的乒乓球桌上站好。
哗啦一声,铁门开了。
潮水一样黑压压的人群从里面涌了出来。
我睁大眼睛望着,大叫一声“妈……”。
运气好的时候,一下就能望见挥着手的妈妈。
军号声一天会响两次,一次是现在,另外一次是每天早上八点妈妈上班的时候。
片子的前面几段,让人看得泪流满面。
正像冬天去洛阳(这个北方城市同样拥有众多规模巨大的工厂)时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那些大工厂里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
我正是这样的所谓国企子弟。
那些大工厂的故事多多少少印留在我零散的记忆里。
那天我跟我妈打电话说,有个导演把420厂的故事拍下来了。
我妈说,怎么可能拍的完。
今天看过电影,我跟她打电话,我说我突然想起小时候跑到铁门外等她下班的样子,我妈说:“是啊,都那么多年了。
” 前两年她退休了,现在继续她年轻时候的舞蹈梦想,全国各地演出。
“要是一开始就去跳该多好,现在哪里还会是这个样子,早出名了。
” 但在那个时候,在这么有名的工厂里做工人,无论是名声或是待遇都是别人没法比的。
正如前面所说,电影的几段采访让我很感动,甚至在采访那个老师傅和那个下岗女工的时候,我已经哭的不成样子了。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成长环境,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样流这样多的泪水,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流这么多同别人不一样的泪水。
电影里的那些细节历历在目,工厂门口涌动的工人人群,陈冲所在的那个公共厨房,红砖紫瓦的车间……我都见过,甚至与它们相处了太多太多年。
太过真实的身临其境,导致我无法更客观的来评论这部电影。
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我只能说贾樟柯一面让我感动,一面也让我太过过失望。
对于我父母这一代工人的境遇与生活,他仍然讲的太少,也讲的太浅。
他们的一大半青春在这个地方渐渐消失殆尽,以至于需要一些额外的东西来警告人们不要忘记。
单是这样一部纪念性的电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往往是某些人性深处让人觉得耻辱的东西。
是的,镜头很美,音效音乐节奏配合的恰到好处。
但是蒙上一层所谓高档的面纱之后,有些味道变了。
也同样让我有点怀疑贾樟柯是否同所有名导一样乏善可陈。
我的父母大半辈子耗在这儿了。
其中不仅仅有痛苦,也有快乐。
他们同厂子里的所有人一样,曾经对生活饱含固化了的憧憬与神往。
你要知道,这样的憧憬与神往并不同于我们的理解,而是在日复一日重复化固定化的的零件制造中硬是挤出来的希望。
即便结局大多差强人意,但是也不必蒙上悲剧性的凝重色调,这些无疑是他们整个时代的人的共同生命记忆。
无非是换了场景,换了对象。
专业演员的进入是这部本应安静的电影里让我最失望的地方。
甚至在看片的过程中,自己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让演员来说导演想要说的话,与想要交待的时间环境人物过程,的确要比天罗地网的寻找素材来的容易得多,何况也都是优秀的专业演员。
但是整个节奏被打乱了,本不应该出现的做作感突然冒了出来,而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去年秋天我回老家属院里找人。
突然见到小时候的幼儿园老师,她是那时真正的厂花。
她从我旁边擦身而过,当然已经完全忘记我这个人。
但是我记得她,那种眼神和走路的姿态,虽然体型早已发福,但是太多的东西一点也没变。
陈冲演的不像,一点也不像。
并不是因为人物各不相同,而是因为她没有“真实”。
而“真实”才是记忆的全部,也是记忆的责任。
片头那个老师傅,或是那个下岗女工,你把他们放在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太过嘈杂的地方,讲起往事,他们仍然能够泪流满面,或是开怀大笑。
而这样的人,就在我的身边,也在你的身边。
“他已经忘记了,电影是由流动的画面构成的。
”2007年去世的欧洲艺术电影大师伯格曼曾经这样批评安东尼奥利的某些电影。
就在24城之前,贾樟柯的制片潘剑林导演制作了一部让许多人目瞪口呆的电影——《夜未央》,并不是因为他对外宣传的题材问题,而是他将整个电影变成了一部访谈录,配以少量的隐喻画面,将语言在电影中的功能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这样的电影风潮大概是从阿巴斯2002年的实验电影《十》开始的,沿着某种被命名为大师的小路缠缠绵绵的传到了中国。
可是如果我们只需要字幕的话,电影又在什么地方存在呢?
当你看过从《十》到《夜未央》之后,也许你对《24城》就更有承受能力了,至少贾樟柯顽强的保留了他的贾氏美学,当你看到那些错过班车的人们,看到那两个始终在长城火箭下打羽毛球的男人,看到那些与工厂融合在一起的脸庞,你也许还会想到,贾樟柯依然是那个时常带来惊喜的导演,那个让人们在标语口号下谈恋爱的男人。
但是当你有看到一个一个人旁若无人的叙述一些半真半假的事情的,特别是那个坐在空荡荡客车上的东北女人时,你是否会想起另一个人?
对的,就是阿巴斯。
当你看到演员从非职业过度到职业的时候,你是否又想起了一部戏?
对,就是那个《希林公主》,当阿巴斯以与职业演员合作是致敬作为理由的时候,你真的相信么?
就如同我看到吕丽萍时的感觉一样,你以为我会真的相信贾樟柯是要达到什么什么效果么?
就是一个表演的效果。
他只是觉得自己某种推动的情绪在真实面前在逐步消失,于是他选择了表演,以及无休止的调色和诗句。
我承认那些颜色和诗句以及音乐都是玩弄得炉火纯青,总是恰到好处的击中了许多人的胸膛,可是这个真的是拍出《站台》的贾樟柯么?
是什么东西让他将现实的力量放弃了,是什么东西让他沉浸于语言的陈述,是什么东西让电影走得如此的艰难。
我不得不称赞他,多年以来他对电影的理解让他将所有的镜头都运用得如此成熟,也许更应该感谢的是,多年来的广告公司生涯,让他对那些当个镜头表演的情绪做得如此到位,我曾看见一个网友评论说,他的一个法国朋友也被24城感动的一塌糊涂。
我在想如果去掉那些音乐呢?
如果去掉那些本身就蕴含着巨大情绪的诗句呢?
他是被做电影导演的贾樟柯感动,还是被做广告导演的贾樟柯感动?
如果他也曾看过那部让许多法国人背着面包矿泉水坐足八个小时观看的《铁西区》,他是否还会回头看这部主观色彩极其浓烈的《24城》?
当贾樟柯当了多年老总回头,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现实已经不再是现实,而是构成他心中史诗的一个素材而已,那个反复出现的工厂门口的巨大的俯拍,已然让人高高在上的去怜悯这段历史,怜悯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如同蚂蚁一般的人们。
恕我愚钝,竟然不曾在三峡好人那两段超现实里看出贾樟柯的转变,可是难道贾导已然忘记,历史是流动的,时间是流动的,电影也是流动的。
当冯小刚不厌其烦的让他的演员在电影上说相声的时候,贾樟柯又加入了评书的行业。
工厂:《二十四城记》的故事发生地是成都420厂,老工厂的空间感,重型机械重量感,斑驳的历史感非常有特色点;420厂让我想起《三峡好人》中的那个被拆迁的化工厂还有王兵《铁西区》中的炼钢厂。
这些曾经的国有企业有着辉煌的历史和无上荣光,有着感人肺腑的故事和记忆,《二十四城记》非常好的找到一个切入点,把历史和现实、光荣和凄凉的剖面呈现给观众,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
从农民到工人,从县城到工厂,贾樟柯的电影触角逐渐深入中国这个面庞上的皱纹深处,掬取隐藏着的尘埃和眼泪,让我们再次注视那些在身边走过的卑微的面孔,让我们再次被打动。
纪录:《二十四城记》是部纪录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尽管其中设置了几段演员表演的故事,但是这几段采用纪录片手法拍摄的,这几段故事有生活的原型,演员模拟原型搬演生活,尽管不是原型本人,但我以为这和原型自述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影片还是部不折不扣的纪录片。
其实对于《二十四城记》探询影片类型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他呈现了什么给大众。
广告:《二十四城记》在开拍之际就饱遭“为地产商拍广告”的非议,批评者众;这种批评一度影响了我对影片的期待,但是我相信只要是贾樟柯的电影再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即使他是在拍一个广告电影。
事实上《二十四城记》确实不差,而且好的超过我的想象,所以我为贾樟柯欣喜。
不可否认《二十四城记》是个广告痕迹非常重的电影,但他竟然可以让你忽略片中如此重要的广告,按照工业术语这叫广告与艺术超完美的无缝焊接.
(一星:因为不推荐给没有思考和欣赏能力的人)还有什么比写木钱的稿子更让人兴奋救急 字数还写超了因为是资讯性质的版面 就绷着脸写 成评论了... 其实想说的东西很简单贾在纪实和虚构表演上的结合 产生的突兀 (也算是另一种间离效果了) 除了对观众是考验 甚至是对电影本身可能性的大胆的尝试即便这种手法的使用可能有其现实因素 依然令人赞叹单从记录性的角度说 《冬春的日子》可以被MoMA收藏 那么贾樟柯的电影都是具有文献意义的 也难怪日本人在收藏码字的时候 背景音乐是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ost 俩人都是有令人动容本事的导演 北野还对贾有知遇之恩 在贾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 除了是贾稳定的资金源 TAKESHI OFFICE更是贾在经营运作上学习的对象 也算影坛佳话了吧...另蛋是 电影还是电影 怎么玩都是电影 它的意义和趣味都只存在于电影的范畴里 梦想顶多照一照现实无修改 全文>《二十四城記》全國巡回觀影3月5日电影《二十四城記》正式在全国院线上映。
十年的电影生涯,《二十四城记》是贾樟柯的第八部长片,这也他的电影第三次进入中国的电影院。
贾樟柯的态度很简单,“贾樟柯的电影,被观众看到就是胜利。
”贾樟柯的电影以对现实和时代变革中被忽略的个人经验为一贯的关注点。
早期的贾樟柯把镜头对着自己,在家乡山西拍摄了三部影片。
从《世界》开始他的视线离开了山西,《三峡好人》和《二十四城记》取材于四川。
“二十四城”是成都一个地产项目的名称,它的原址上是一个曾经内部代号“420”的军工企业。
《二十四城记》记录了有近五十年历史的420厂被拆除的经过,以及工厂三代人的个人记忆,一段新旧体制更替的历史,被忽略的悲喜。
不同以往的叙事方式,《二十四城记》采用了纪实采访的方式拍摄,人物在一个对谈的环境中讲述故事,画外音的采访者就是贾樟柯。
直接有效。
况且地产项目的拆除作业是不等人的。
除此之外,不但采访真实人物,贾樟柯突破性地在本片起用了四位演员来演绎420厂兴衰的“亲历者”,其中陈冲可算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影星。
所谓突破性不单是因为贾樟柯一向使用非职业和非明星演员,更在于他将纪实和表演两种素材混合使用的表现方式。
观影经历比较少的观众可能会非常不适应,不明白贾樟柯在干什么。
导演解释说,“这种真人与演员搭配的手法,恰恰是想告诉观众,这些是假的,虽然它会有一种观影上的障碍,一种突兀感。
但这个是我在受到戈达尔电影理论影响下做的新尝试,按照他的理论,就是要在镜头间留给观众一些破绽,告诉观众这或许就是假的,然后让观众自己去判断、思考其中的含义。
”《二十四城记》的这种在亲身讲述和虚构讲述之间的“对位法“,不时提醒观看者“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虚无本质“,同时也拉扯出空间,将思考什么是“真实的经历和记忆“的机会留给观者。
实际上这种“留下破绽”的手法在《三峡好人》、《东》和《无用》中都不同程度的使用。
贾樟柯本人言行很温和,但无论针对电影这种表现形式还是观众的感受方式,他的创作姿态一直流露出很强的挑战性和企图心。
就在《二十四城記》在全国公映的前期,在媒体的配合下,贾樟柯和主创赵涛在全国多六个城市进行了巡回的见面和观影活动。
这是贾樟柯在国内最高调也是最投入宣传的影片了。
国内的发行方为北京和上海两家非常有实力的集团,有网络也有荧幕。
比起《世界》的无人问津,《三峡好人》的惨淡收场,《二十四城記》的命运应该会好不少。
在经营上讲,贾樟柯对国内发行和票房毫无压力,“国内市场对我来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你不在影院里面推广,这个市场就会更加萎缩,最后就像现在台湾电影的状况。
”《二十四城記》海外版权早已为投资方收回了成本。
投入财力和精力宣传是为了培养国内的观众能进电影院看艺术电影。
毕竟中国的发行体制和审查制度很大程度窄化了上映影片的类型和内容。
曾经的贾樟柯是“ 体制外“导演,体制和规则对抗者,现在他靠自己的力量影响中国的电影格局。
这个纪录片,
毫無活力 看不出任何熱愛
编剧里有翟永明
小时候是想离开那里 现在是害怕回去 怕回去之后就再也无法离开 这之余多少人而言不是电影 是回忆
哪个牛比人来拍南化?我提供吃住。
半纪录片吧
小人物小说法小关注
默默淡去故事的就是历史。
特别墨迹,受不了。除了陈冲外,其他几个职业演员表演太刻意了,有忍不住要殴打他们的冲动。
他再也拍不出小武了
越看到后面,越觉得别扭。一点都没真是的感觉了。四不像。
为什么要取名为二十四城,还是不明白,有何寓意?
乱搞
好吧 我承认那几个演员的确十分别扭
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这样访谈式的纪录片总是很有魅力
百姓故事会 谁讲都有泪
二十城vs.天水围
虽然不明白老贾要表达什么
后面加演员真没意思。两星完全是给前面的不部分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