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小切口，用悬疑片外衣，讲述一起本无悬念的自杀事件。

揭开是两性观念冲突。

整部电影看似“剖析”死因，实则从头至尾在剖析男人和女人。

一个能力平庸、性格懦弱的男人，和一个才华了得、较为强势的女人 之间发生的悲剧。

悲剧发生有两个关键推力：男人疏忽导致儿子失明，女人出轨。

But，如果是一个能力平庸、性格懦弱的女人，和一个才华了得、较为强势的男人，然后男人出轨，女人疏忽导致儿子失明，那这个悲剧结局基本上不会成立。

单是男人出轨这一项，现实中多少女人都忍了？

男人出轨，女人跳楼的，少见。

而电影里，开头，妻子和女孩谈话（妻子是双性恋，被视为精神出轨），两个小时后，丈夫跳楼。

妻子出轨是直接原因，丈夫存在心理障碍（抑郁？

）是主要原因。

这就有个问题：为何对于同一种现实，男女应对方式和后果差异这么大？

答案是观念差异。

父系社会以来，男性习惯性占主导地位。

主导工作，主导金钱，主导观念，甚至主导doi的姿势。

这种观念不断强化，最终让男人认不清自身、更认不清何为女性。

“坠楼死亡”是男性长久盲目自信导致的自食其果（的隐喻）。

男人必须事业成功，否则生不如死；丈夫必须比妻子能干，否则生不如死；男人不能把所有精力用来做家务、带孩子，否则生不如死；男人出轨是本性难改，女人出轨就天理不容。

这种关于两性的人设故事，前提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坠落的审判》将这两种人设颠倒了过来。

当然，现实中，女强男弱的两性关系也不少。

只是这部电影，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更有剖析价值。

庭审戏挺有意思。

控诉检察官是个男性，似乎逻辑缜密，极其擅长推理，结果证明都是瞎哔哔。

最终，小孩子的证词，让这场剖析得以盖棺定论。

成年人要向儿童学习，这句真理（我说的）永不过时。

妻子虽然出过轨，虽然有家暴倾向，虽然不是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但电影结局澄清了妻子的无辜。

导演显然是站女人这边的。

但正如电影结局那句台词所说：“你赢了，却什么也没得到。

”没有人完美无缺，没有人经得起“剖析”。

一次剖析，轻则伤痕累累，重则性命不保。

特里叶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入围主竞赛是2019年的前作《西比勒》，影片讲述一位女性心理咨询师西比勒罔顾朋友的反对决定暂停心理咨询工作转而重新投身写作的故事，而她新小说的灵感恰恰来自其最后一位客人玛格特，一个深陷情感纠葛无法自拔的年轻女演员，在两人的接触过程中，玛格特的此刻不断侵入西比勒的彼刻从而在后者内心形成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回响，而在创作焦虑和更多复杂力量的驭驶下，西比勒无法阻止自己在虚构，过去以及现实间愈来愈复杂的诸多叠映中终于越陷越深。

但这部前作在彼时的反响并不乐观，不仅在主竞赛颗粒无收，在影迷中的评价也不温不火最后以两极分化告终，而这与本次《坠楼》自首映来便斩获场刊高分和几乎清一色的观众好评显然恰恰相反。

当我们比较两部作品而试着弄清个中原由时，会发现两者间的割裂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一方面，诚然，西比勒中汹涌的欲望异动和波动无常以致要流于过度戏剧化的人物关系都令这部前作与《坠楼》贯穿始终的冷酷分析和生气殆尽的中年婚姻截然区分；可另一方面，虚构与现实的角力以及不断被召回的过往残片，都令两部作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那么，在掌控力等诸多技法的客观成长外，真正另《坠楼》一跃登顶金棕榈的究竟是什么呢？

影片整体其实可看为“刑侦”和“庭审”这两大经典电影类型的结合，但最终又分别对两者都进行了各自意义上的重解和超越。

本片的原法文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也许能给我们的理解更多指引。

用来代指“坠楼”的名词chute在原本的语境中其实具有更丰富的广沿，它在中性地描绘着“坠落”这一实质性的物理动作同时，也完全可贴切地适用于一切对具有突然性下行现象的描述，置于其前的不定冠词une显然也强调了它的随机性和非特指，而anatomie则相反，本意会更贴近医学领域的专有，用来表示“解剖”这一医学行为。

两个名词和它们的并置方式最终分别概括了本片的主题和方法，而它们都在影片中被几乎苛刻地执行了，这也正是这部金棕榈作品根本的运动方式：特里叶通过竭尽特效摄影，VR重建，现场排演，庭审录音，证词博弈等一切可能性手段对单一“实证”（它具有和遭解剖的身体一样的物质性）进行了彻底剖析，而这一切偏偏恰是为了抵达一种反剖析，也就是说她意在勾勒的其实是一个非实质的地带，它正是游走在亲密和法庭，虚构和事实，而后艺术和生活间的，就像我们还记得片中那刻的宣言，它只留下chaos（混乱）。

这也恰恰是本片剧作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它的渐进是否定式的，它的张力不像传统悬疑片一样建立在一种“藏”与“露”的逻辑上，它不关于一片缺失的拼图，没有一个早已伏伺的真相要靠更多线索的补充来交由观众确认，正像影片的第一场戏本身就已是周全的展演，特里叶在这里极尽客观地放进了原有的一切：它既包括事实的局限（第三者的缺席）也包括了事实的暧昧（嘈杂歧义的音乐），在影片后续漫长的庭审程序里，我们才得以和音乐本身的loop一样一面以繁复的手段反复地重回同一现场而一面也同样地一无所获，因为法庭错要追寻的真相抑或正义在生活的混沌维度中本便是非实质的，不在的，它寄居在物质性围剿的失利里，盲眼的男孩儿看不见，语音备忘录的话筒也没能录下，而导演的摄影机呢，只摄下了确凿的第一幕。

于是，正是也只有同时在这否定的增生和枯竭里，最确切的证词（也至此是非证词）才可能脆弱地浮现。

可以说，特里叶在这部杰作中所找到的，令她能在保留前作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冷冽凝练地完成表达的，正是这珍贵的矛盾律。

所以在高密度的辩驳和话语权争夺的战场中，表面的战斗姿态下，她最终给出的并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被迫战斗的疲累的形象，桑德拉的胜诉中也许并不存在胜利可言，她所面对的真正指控也并不来自谋杀，而是事实和力量的逻辑对爱与歧义乃至生活本身的强暴。

加班完去看了《坠落的审判》，最大的感受是：欧洲人吵架（或争辩）好高级！

不管是夫妻争吵，抑或庭审的唇枪舌战，对话都很精彩。

堪称人均精神分析学家，能把对方的潜意识都拎出来鞭尸！

总之，我看得挺痛快，婚姻一地鸡毛之类的车轱辘话懒得说了，毕竟经过伯格曼的洗礼，我感觉没有情感之虚假能刺激到我。

但此片的好看在于它把很多难讲明的精神状态给“说道”出来，这点就有意思了。

如果有人愿意拎出对话，以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注脚，必定能连出很多枝枝蔓蔓（至少唤起我早年啃那些理论的阅读经验）。

我没见过中国家庭会这样吵架，在国内，即便你以此种方式去斗争、吵架，也不会有回应，对方未必能听得懂，理解透，太需要知识储备和自我反省意识。

譬如，电影中提到作家和小说文本之间的关系时，律师说，史蒂芬·金写了这么多杀人小说，是不是证明他本人就会杀人？

另一律师立马回击道，所以他妻子离奇死在了家中。

所以，吵架这件事，真的得旗鼓相当才好看！

如果哪天，我能在街上看到一对夫妻或情侣这样吵架，我愿意给他们鼓掌！

·另外，这电影还挺游离的，这点很好！

它始终在文本和事实之间延宕开距离，我有点分不清哪些话是真的，哪些话是假的。

我甚至觉得小男孩一直在“编故事”，他才是一个好作家，以小说的方式“救”了母亲（当然，未必是我想的这样，只是我个人感受）。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小男孩最后会从三楼的窗台跳下来（为此，我的心一直悬着），因为我总觉得他回忆父亲在车上说狗终究会离去的那段话，是小孩他自己创造和想象出来的。

而这段话，是他想说给母亲听的，狗的隐喻并非是父亲，而是小孩自己。

这是一颗支离破碎的心讲给母亲的话。

雪地里，女主和昔日相识的那段边喝酒边抽烟的场景，我非常喜欢，差点想哭。

原话记不得了，姑且回忆一下：“你还记得你最初见到我是什么样的？

”“有点迷茫，但野心勃勃。

”“但我已经忘了我那时候的样子了。

”·最后，我还挺受不了男主那种写不出东西总是给自己找借口的。

如果几年下来连一本小说都写不了几段，真的可以不用写，没必要逼自己，不是那块料，何苦呢。

心头若真的有那股劲要写，心里的念是真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

对这部《坠楼死亡的剖析》是非常期待的，它之前拿了戛纳金棕榈，当时前方的记者、影评人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在它出资源后，第一时间看了。

首先，我认为它配得起它的荣誉，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其次，看完后，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以及我的感受。

用一句话总结，电影讲了一个三口之家，男人坠楼死亡，法院对妻子提起诉讼，女人最后被判无罪的故事。

我看完是这样的感觉，就是电影给我们呈现了法庭调查、审理的过程及结论，作为观众的我们，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导演给我们呈现的关于婚姻及情感的某个切面，某种真相。

婚姻生活其实是双方的隐私，作为外人，其实我们很难了解到一个陌生家庭里，夫妻之间，夫妻与孩子之间的真实关系的全貌。

长期的婚姻生活里，家人彼此袒露无疑的，状况是复杂的，它融入了经济情况、文化背景、不同性格、各自的工作经历、认同感、成就感、亲密性等太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些可以很好的比较、衡量，有些则隐秘而很难说出个对与错，有多少家庭每一天的生活是经得起外人和法律、道德的重重审视和检查？

它是不是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还有羞耻感？

甚至到最后，都仍然无法给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呢？

电影通过丈夫坠楼的案子，把一个家庭内部的种种情况剖析给我们，足以带出了许多的思考，这种思考，联想，追问，不仅指向电影中的妻子，丈夫，孩子，还指向法庭上的法官和旁听者，指向辩护的律师，更指向屏幕前的观众。

导演的功力体现在她的故事讲得看似平淡，实则抽丝剥茧，扎实到位，对于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和情感，一点也不松懈。

故事层层递进，是可以一气看到结尾的，节奏掌控非常好的故事。

电影一开始，女人在接受一个女学生的采访，双方聊得很开心，不仅如此，女人作为被采访者对采访者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开始反向向女学生提出问题。

比起谈论自己，她更想了解对方。

这是第一次电影向观众展示出这个家庭里女人的某种“不寻常”。

接着，楼上传来很大声的音乐，这时我们有点听不清她们的对话了。

女人说是他丈夫在放音乐。

女学生很快表示想要离开，因为音乐似乎暗示着这家里的男人的不满。

这是第二个“不寻常”。

我们必然会想知道，男人为什么不满有人采访自己的妻子呢？

如果他不满，为什么不直接下楼来说一下，至少不以这样粗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或者我们还可以联想到，这对夫妻之间肯定是存在沟通和情感上的问题的，要不然，丈夫不会有这样不礼貌的行为！

这短短的一个开始，为之后发生的坠楼，及法庭的审理都埋下了一个疑点，同时做出了一个铺垫。

在接下来的几次庭审戏中，随着调查披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事实，我们逐渐了解到，他们夫妻之间是一种矛盾重重，问题多多的状态。

坠楼已死的男人在这段婚姻生活里，其实已经陷入极其痛苦的境地。

我在这里想就那段吵架录音的戏，以及之后小男孩的表现做一点自己浅薄的分析。

这一段很有意思，融进了导演的巧思。

导演把一场夫妻吵架戏分成了两部分，先是直接展示厨房里的对话场景，当两个人都开始情绪失控的时候，镜头突然转回庭审现场，全场安静，只有之前这场争吵的录音回荡在法庭上，这时，我们不仅听着恐怖的录音，同时还看到了现场所有人严肃的表情反应。

再之后，法庭要求妻子回答录音里最后的声音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就是说，不管是作为观众的我们，还是法庭上的法官，了解到的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因为一部分依赖于妻子的解释。

这场重头戏我觉得是导演最想表达的东西，这场争吵是他们夫妻真实生活的一个代表场景，一个情绪的爆发时刻，也是悲剧发生的最后一次“倾诉”。

我们跟随法庭审理，所了解的，只是他们全部生活极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我们不了解的。

但是法律和观众只能通过这一点信息来做出判断，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片面的东西。

让我们具体看看他们争吵的内容，这是他们这个家庭真正的分歧和痛苦所在。

一开始，我们是直接看到了夫妻两人在厨房里发生争论，男人的状态是很颓的，虽然是白天，他在喝酒。

他抱怨自己要处理许多生活琐事，又要教书，还要照顾孩子。

他的时间被大大的占用了，他没有时间去写作。

他觉得他们的生活总是以女人的写作事业为中心。

女人写作成功，显然让他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不安，甚至自我厌恶和否定，他同时憎恨女人的自私。

他还说女人借用了他的写作大纲和构思，他因为所有这些事情，而一事无成。

当然，造成痛苦其中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几年前，儿子是在他照看的时间里发生意外造成视力的永久损伤的，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一定是相当自责的，治疗使他们的家庭陷入财务危机，即使搬来法国，也没有实质上的改善。

从他们的争吵中，我们看到了他濒临崩溃的状态。

他既对自己不满，也对妻子不满。

他们之间的沟通是无效的。

所有的事情，都让他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沼，仿佛没有一件事他能够解决好，这让他有很大的挫败感。

在一个家庭里，是不是女人的成功都对男人造成了极大的权威上的困扰？

男人是不是也应该学习接纳女人比自己成功呢？

在这个家庭里，女人自信又行动力强，一切应对自如，男人则脆弱，怨天尤人，啥也干不好。

强烈对比之下，男人无形中被自己给的压力给压垮了。

如果改换一下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和期待，是不是会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呢？

我们只能想象这些，他已经死了。

悲剧已经发生。

我忍不住想，这好残酷。

夫妻生活对双方都是残忍的。

那么，为什么说他们之间沟通是无效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他说他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没有时间写作。

妻子反驳说他们可以让一个邻居来照看儿子，这样男人就有时间了。

并且说一个作家是不会因为要处理生活上的事情就不能写作的。

她表示，她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工作。

她没有强迫男人花那么多时间陪孩子；她写完了自己的书，为什么男人不可以？

因为极有可能男人就没有写作的能力，他也没有那种排除干扰的意志力，所谓没有时间写作大概只是一种借口（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发出苦涩的微笑。

导演太懂像我这样总是找借口没有写东西的人的状态了，不忍直视）。

好辛辣而且直白地揭露啊！

是不是男人一直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呢？

我们这里不是要评判男人的写作能力，只是在说他深受这种自我否定的折磨，他走不出来，他一直在原地转圈。

即使妻子多出时间来照顾儿子，他也可能还是不会开始写作。

这时，镜头里我们看到，妻子走到他身边，给他倒上酒，说我爱你，然后回到原先的座位上，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时，他们的对话，其实不会对双方的关系，男人的情绪有任何的改善。

再接下来，女人的情绪也开始崩溃，她开始毫不留情大声指出，其实他们的生活重心一直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包括搬家，包括他们说什么语言。

这不是她的国家，她是外来客，她要对邻居们格外地表现出友好，她还要面对男人的各种恼人的脆弱的情绪。

当男人指出他们夫妻生活方面的事情，女人直接气笑了。

男人说她出轨过，女人就爆发了。

她不理解为什么一吵架，男人就要把这事儿说一遍。

这里就更有意思了，因为我们通常在影视作品看到的都是性别转换的场景：为家庭琐事付出更多的妻子指责事业有成，挣钱更多的丈夫出轨过，然后丈夫回击妻子，为什么每次吵架都要说出轨的事。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同情女性，那么，此时性别颠倒过来，观众会不会同样地同情男性呢？

再接下来，画面突然切回庭审的现场，在场的所有人只能听到这段争吵的录音，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们激烈的争吵，两个人情绪失控，肢体暴力冲撞声，玻璃碎裂声，以及其他各种可怕的声音。

此时，我们看到庭上观众的表情都是相当震惊而且紧张的。

这种家庭里隐私的对话、争吵被无保留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无论对妻子，对孩子（他也极可能之前经历过父母类似的时刻）都是相当痛苦及不想面对的。

这和之前几次庭审时呈现给观众的这一家人的状态，是有一个突然加强的、升级的印象的。

当一个家庭不那么愉快的一面，暴力的一面暴露在我们面前，也许我们很快会形成一个自己的判断，但是正像妻子在法庭上说的，在这里，在法庭上看到的，只是他们婚姻生活中极小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我们不能也不应给出自以为正确无比的结论。

我们看到了他们痛苦，他们婚姻的真相，但是他们接下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没有呈现。

问题是悬置的，但是痛苦总要找到一个出口。

无论是对丈夫，他有可能会自杀；还是对妻子，她有可能愤怒地把丈夫推下阁楼。

这一段录音发生在丈夫坠楼的前一天，原告律师认为是第二天坠楼的预演，但是，无论如何，这只能是一种推断，而不是直接的证据，所以在法律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再往后，法庭要求在下次审理时，也就是周末过完后，男孩提供他的证词。

这时我们的狗狗演员出场了。

男孩把阿司匹林拌进狗粮里，让狗狗吃。

狗狗当然毫无戒心地吃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狗狗已经奄奄一息。

当然，狗狗最后被救了回来，要命的是，我们这时才知道这原来是男孩有意进行的一个试验，以验证爸爸之前吃了很多药，是想自杀。

我想说，这无论如何有点危险啊，孩子！

回到正题，男孩的证词就是讲了这个事情，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官讲了父亲的一段话，大意是狗狗是爱男孩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感觉到累了，于是有一天突然离开。

这里，导演再次展示地是“真实生活里”的一场对话：父亲带着狗狗去医院的路上，在车里对儿子说了上述一番话。

那么问题来了，这真的是一段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对话吗？

还是孩子愿意相信真实发生过的一场对话。

男孩觉得爸爸是已经有过一场和他的告别的，这是说得通的。

而且，他的这一番陈述，绝对有利于证明妈妈是清白的。

我想，这一点小朋友是很清楚的。

他不是无意识地向法官说这一段话。

而且，导演向我们呈现地是一个男孩思路清晰，语句完整的表达，不仅如此，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化的处理。

我们也看到了，法官显然也是有一些意外，除了意外，也有一点感动。

我们可以说，这次陈述对于判决结果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我同时感慨，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的表达能力好强，能够如此清晰地描述一件事情，并且加上自己的感受。

是不是他的父母都在写作方面有比较强的能力（？

），所以他因此也有这样的能力呢。

而且，这时候，经过了漫长的庭审戏，必须要有一个结果了，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直接证据，如何得到导演想要的结果呢，如何让观众相信那个结果呢，这场戏可以说是直接给出了一个情感上非常有力的理由。

最后，我们看到妻子回到家里，看到已经入睡的儿子，这个家庭好像已经开始回归平静的生活。

我们也希望他们母子在面对完这一场审视后，真的能开始更好的生活。

无论有多少糟糕的、无奈的、撕裂的时刻，生活还是在继续，人总得抱着这样的信念才可以啊！

记者：csh编辑：dmc/郭亨宇 本文首发于NOWNESS谈及影片的放映时，特里耶想到了中国观众与女主角桑德拉的镜像关系——她们都需要身临其境，经历其他文化的环境与故事。

跨越语言隔阂的过程，有时是有趣的，有时是残酷的，后者正是《坠落的审判》想要探讨的重要主题。

来自德国的女主角桑德拉，在丈夫的家乡法国生活。

她面对着复杂的异国环境、多语言的交流与冲突，还有转译过程中意义的增减。

当她身陷亲密关系的窘境时，不熟练的英语塑造了障碍；当她接受审判者的质询时，异乡的法语又构成了暴力。

桑德拉的困惑，在翻来覆去的转译中，化作影片里那些短暂而尴尬的场合。

我们看到她摸索发音时抽搐的肌肉，听见她切换语言时艰难的重复。

语言的窘境在《坠落的审判》里体现为一系列视觉与听觉的元素，对导演特里耶来说，两者的结合正是电影艺术的核心之一。

特里耶指出，自己会在片场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风格策略。

但她不会给任何技巧设下确定的规则，在特里耶看来，她的电影语言基本源于女性的直觉，很难被理论化。

她和桑德拉一样，想方设法地要跨越隔阂，翻译那些最隐秘、最微妙的东西。

女性主义学者露易丝·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曾论述了译者和女性的相似处境，她们共享着相似的痛苦，譬如那些对译者的从属感、忠诚度的要求，同样压迫着女性。

但她们也共享着相似的力量，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文字令人震撼：“当女人写作时，她们会翻译黑暗……而男人从不翻译。

”在特里耶看来，男性常常要求女性去学习他们的思想，服从他们的规则。

因此她没有像许多其他电影一样，转译男性的语言，而是使用“女性的语言”翻译黑暗。

那是两性关系、法律制度、社会风尚、甚至人性与存在的黑暗。

影片中，语言的错位非常直观，但它也具有象征意义：桑德拉无法完全听懂丈夫、法官、检查官等人的语言，因此显得万分疲惫。

不过，她听见了隐藏在话语背后那些结构性的压迫，但她始终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展现出发声的渴望，还有试图沟通的力量。

Q：影片引进前的民间译名是《坠楼死亡的剖析》，引进后的官方译名是《坠落的审判》，两个片名中使用的四个词语似乎有不同的侧重点，您可以谈谈自己对片名的理解，以及对两种中文翻译的看法吗？

A：在“坠楼死亡的剖析”这个译名里，译者强调了坠楼死亡这种具体的行为，强调从技术上分析死者坠楼的过程。

至于“坠落的审判”这种译法，则是想要强调审判这种行为，其实也有一定的双关性，不仅涉及女主角是否犯罪的审判，也涉及她在生活中受到的审判。

很难评价两种中文翻译孰优孰劣，它们其实代表了两种译者的看法，也都对原本的片名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前者更强调坠楼和死亡，后者更强调情节内容里的审判。

相对来说，法语原名“坠落的剖析”（Anatomie d’une chute）比较宽泛，包含了更多的可能性。

首先，“坠落”（chute）一词在法语里至少就有三重含义，一是死者的坠楼，二是夫妇间家庭关系的分崩离析，三是男性统治权的坍塌。

“剖析”（anatomie）也有分析案情、分析女主角的心灵、分析家庭结构与性别关系等不同维度的含义。

在我看来，中文译名提供了两种更深入的观点，法语原名则相对暧昧、多义一些。

Q：从翻译问题引申来看，影片中的语言环境也很复杂，台词相当密集。

大多数中国观众其实都是盯着字幕来观赏作品，您怎么看待这种观影方式？

A：中国观众在观看这部包含法语与英语的电影时，确实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适应不同的语言环境。

这是世界电影传播过程中普遍的问题，但有趣的是，这种不同文化隔阂恰恰是《坠落的审判》的主题之一。

我们在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中，会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

这也是电影想要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观众和女主角桑德拉其实非常相似。

在许多场合，我们不理解的语言，就相当于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

所以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电影和字幕的关系，因为在电影中，最重要的是声音与画面的结合，但在观看外语电影时，我们的听觉和听觉都会受到影响，因为要频繁地阅读字幕。

Q：您可以更深入地谈谈影片中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吗？

A：在《坠落的审判》中，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元素。

我们可以在电影里听到好几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等等。

桑德拉是德国人，她丈夫是法国人，但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会使用中立的、非母语的英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体现了这对夫妻的交流困境，他们都无法使用自己最亲近的语言。

我刚才也提到，中国观众与桑德拉其实构成了镜像的关系，我想展开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是同一部电影，但它在英语国家的放映，和在中国的放映给我的感受非常不同。

桑德拉在亲密关系中要使用不熟练的语言，而且在官方的审判中，也不断地接受着法语的轰炸，审判者的语速都非常快，而且很有侵略性。

中国观众的观影感受可能也有些类似，在一系列密集的外语台词间，大家会不时觉得困惑、喘不过气。

这一点上，也许中国观众比英语国家的观众更能和桑德拉感同身受。

当然，虽然很多观众可能不懂法语与英语，但字幕依旧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此外，那些意义相近的重复台词，也会传达相似的情绪。

在画面、节奏与译者的帮助下，中国观众还是能以独特的方式来理解这部电影。

Q：影片中的桑德拉确实要不断面对语言的窘境，有趣的是，女主角除了作者身份外，也兼职翻译工作。

有女性主义者指出女性和译者体验着相似的困境，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A：两者的处境确实有共通之处，我想起之前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曾经说过，在许多会议上，人们总是让女性来讲述男性的语言，却不会让男性讲述女性的语言。

在我看来，在男女交流的过程中，女性为了达成相互的理解，常常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牺牲更多的精力，做出更多的让步与妥协。

相较之下，男性却会觉得自己的言论是社会的准则，企图得到女性的迎合。

这种跨越性别交流的努力，就像译者为了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一样，常常会被忽略。

当然，如今的时代已经与五十年前不一样了，我其实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大家的思想与行动都在发生变化。

总体来说，我觉得男女平等的整体趋势还是进步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隔阂也在越来越少。

Q：您在中国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包括校园交流、与女性影人的网络直播交流，当然还有媒体访谈。

您可以谈谈自己的体验吗？

A：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去过美国、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

举例来说，中国的观众在分析《坠落的审判》时，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

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

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我刚到北京的那天，参与的第一个活动是学院环境的交流，一开始就非常有趣。

当时两位老师进行了一些争论，他们抛出观点后，现场的学生就会鼓掌或是起哄。

虽然场面一度很混乱，但给我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第二天，我参与了与女性影人的直播交流，因为大家都是女性创作者，所以就能更聚焦地探讨女性视角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媒体的访谈，这种形式相对来说更全面一些，可以更细致地交流电影中的各种细节。

总之，这些不同形态的交流都很独特。

Q：您本身也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创作者，近几年您的创作思路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

A：近几年，相较于剧本的内容，我会更看重电影的拍摄过程。

拍什么当然也很重要，不过我现在更强调怎么拍。

在当下的电影产业里，各种虚构电影和电视剧集非常丰富，但其实故事都大同小异。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创作者的区别，恰恰在于讲故事的方式。

以《坠落的审判》为例，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就很喜欢这个剧本，但我觉得如果交给其他的导演，很容易会拍出那种照本宣科、毫无新意的电影。

这部作品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我会有意在片场制造一些小小的事故，就是那种随机发生、意料之外的事件。

我让专业的演员和非专业的演员合作，我还增加了小孩与狗的视角。

无论是狗、小孩还是未受训练的演员，其实都是影片中不可控的因素。

他们的反应相对来说比较真实，也不会总是按照专业创作者的逻辑行事。

这样就能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纯粹按照剧本来拍，最后呈现的影像可能会非常僵硬。

我希望创作一部灵动的作品，而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电影。

Q：您提到怎么拍更重要，这部影片的法庭戏也拍得较为特别，您可以谈谈调度的思路吗？

A：影片中的法庭戏其实非常难拍。

因为情节要求，人物都不能进行幅度太大的移动，但我还是要统摄全局，记录下不同人物的反应，而且还要拍得足够有趣，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我记得在许多往常的法庭戏中，都会看到那种宗教式的、从天而降的视角，这种拍法塑造了人们看待法庭的传统观点。

我在看这些经典的法庭戏时，总会觉得它们的凝滞感太强。

我希望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场景中，呈现一系列的运动。

所以我不断呈现不同视点的空间，在不同人的视角之间切换。

这种拍法可以创造出运动的节奏和争论的氛围，而且还有一种象征意味：其实法庭上每个人所说的都是一面之词。

Q：这部影片几乎没有任何闪回，但我发现在一场法庭戏中，桑德拉陈述证词后，画面切回她的家中，我们看到一个迅速的推镜头，带着我们从呕吐物出发，飞快地穿过客厅，最后观察到垃圾桶中的阿司匹林药盒。

您认为这个镜头是否有些闪回的特质？

A：尽可能不用闪回是影片的风格基调之一，包括法庭戏也是如此。

其他聚焦于法庭的电影，如果出现类似的举证场景，会用闪回的方式来追溯角色的部分记忆，而你提到的这个段落，虽然有回忆的元素，但我认为也不是闪回，我是用一种比较高效的方式，模拟瞬间的举证思路。

这种风格技巧不是我发明的，我的灵感源于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ischer）的《勾魂手》（The Boston Strangler, 1968），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这位导演经常使用这种相似的技巧，在两种差异很大的运镜方式间切换，你提到的这个在动与不动间切换的场景，其实也受到了这些经典电影的启发。

这种在两极间变化的风格，可以呈现出交织与冲突的感觉。

Q：除了剪辑之外，景别的变化也有展现冲突的倾向。

您有时会用远景展示温情的场面，譬如桑德拉与律师樊尚的拥抱；有时也会用较近的景别呈现冰冷的瞬间，譬如桑德拉被审视时的身体特写。

这些效果是预先确定的设计，还是相对即兴的创作？

A：谈到思考风格的思路，我确实会预先确定细致的分镜头剧本，可是在片场拍摄的时候，我会反复升级自己原先的设计，让分镜不断地进化，最后达成我想要的影像。

在这种升级、进化的过程中，我基本上会依靠直觉行事。

我会根据演员的状态、天气的状况、片场的变化，对计划进行大量调整与修改。

所以，我不是那种一定要将某种景别与特定情绪绑定的导演，我会随着场景的不同，选择最佳的风格效果。

我刚才提到，我喜欢根据意外调整电影的故事，我同样会针对不同的意外，改变影像的风格。

我对空间与颜色的感觉，是非常感性、非常本能的东西，很难被理论化。

不过，我也有一些相对理性的偏好，譬如在拍摄某些关于爱的场景时，许多导演可能会喜欢用较近的景别，但我总倾向于把镜头放得远一些，因为这样会更有意思。

在《坠落的审判》这种展现复杂情绪的电影里，这种逆反的策略更容易奏效。

Q：在影片中桑德拉与丈夫塞缪尔争吵的那场戏中，情绪状态就非常复杂。

您认为那是一个“爱的场景”吗？

A：在我看来，它首先是非常残忍的一场戏。

桑德拉显然很残忍，她在这次争吵中说了很多真话，在亲密关系中，这些话是非常伤人的。

她的丈夫塞缪尔也很残忍，因为他居然在桑德拉不知情的状况下录音。

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两人之间还是有一点感情的，虽然存在刚才提到的语言问题，虽然他们对彼此是这么残酷，但依旧还是有爱存在。

没有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说话了。

（媒体版访谈稿略有调整）

一女孩儿，她楼下邻居的猫产崽儿了，因为以前说好的要送她，女孩儿就抱了只猫崽儿回来养，养了一段时间后，女孩儿发现小猫的眼睛有点问题，去医院看了也说治不好。

女孩儿把这情况跟楼下邻居一说，邻居很爽快就回应道，那你来我家换只猫来养。

女孩儿马上说我不是这意思，小猫虽然眼睛坏了，但我还是喜欢的，只是告诉你一声。

邻居那儿却死活觉得过意不去，马上抱着那窝猫崽儿里最漂亮的一只上楼来要送女孩儿，搞得女孩儿很不好意思，一个执意要送，一个执意不收，一时间僵持不下。

这个过程就是在竞赛，比的是谁的道德更高尚，谁更君子。

获胜者是最后收下最美猫崽儿的那位，因为他妥协了，他把君子的桂冠交付对方，甘愿被当成是小人，更美的小猫装进口袋里，反倒变成惩罚。

我觉得这和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很像，一方总是往另一方的口袋里装东西，我的时间、我的事业、我的青春、我的一切……，这个口袋里的东西越沉重，他付出的越多，他头上的桂冠才会显得越耀眼越珍贵。

另一方呢，口袋满满的他其实并没想要那么沉重的负担，只是为了配合对方付出的戏码，为了满足对方戴上桂冠的虚荣，他就被迫成了一个罪人。

在这部电影里，女主就是罪人，真的站上被告席的那种，男主的付出已经超出极限，是他的生命。

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

我觉得是男主觉得自己已经把自己掏空了，怎么他的桂冠还没见着个影子？

他太委屈了，不知道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交付换来的是什么，他有些后悔曾经的付出，早知道并不能换来桂冠，我何必一直往你的口袋里装东西。

女主呢，她真真切切地认为一直都是你在主动地想往我这儿塞东西，可我从没收到过，因为我连一个口袋都没有。

我没有要求你home teaching孩子，没有要求你辞掉工作，没有要求你来回换房子折腾，都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我没享受到了你的好，甚至连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在我这儿都是存疑的。

男主的需求是桂冠，但在女主这儿别提桂冠了，他一切付出都是无意义的。

女主的人需求是对男主没需求，你处理好自己过不去的创伤就行，但男主显然觉得她太冷漠了。

一个不要漂亮猫要君子之名，一个有丑小猫就很知足了，不明白为什么硬要被塞上一只漂亮猫。

你们说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赢了呢？

老公电脑里的那段视频文件，它时间不长，却道出婚姻真实的模样。

婚姻就是场竞赛，比得是谁付出更多，谁比谁委屈，付出最多且委屈最多的。

补充想法：将男女主性别对调是导演的巧思（现实中一般女人被家务孩子困住，男人在职场驰骋），这个对调让我们有机会换位思考，反思自己。

妻子对丈夫的道德捆绑，丈夫对妻子的高傲冷酷，这些都是我们。

录音那段女主太激烈了，整个脸瞬间发红，让我见识到了白人变色。。

（不好意思讲个地狱笑话），她大声谴责丈夫最真实最恐惧的潜意识时，我感到她冒着红光……这一段真的太精彩。

法庭情节镜头的推拉紧凑、自然：画面反馈到大脑，此时精神思路得到的按摩感——如同摸着大腿肚子感受到的肌肉很紧又滑——我的日常通感为了满足人类大脑进化后能消化的最微妙的密度，钢琴必须被发明——看着弹钢琴的手的画面，我想到了这一句。

上点三观自我实现的精神快感比什么都爽，此时柴米油盐便会成为折磨。

柴米油盐既是折磨，也往往是创作的痛苦源泉——生活就是这么矛盾和混沌，我们在其中游走、碰撞、摩擦、披荆斩棘、发疯。

我们浑身都脏透了，湿透了。

本来也不想上升到什么价值。

但我并不是什么专业影评人，所以还是要抒发我的主观所思所感。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成功要额外付出好多代价。

孩子视力残疾明明是因为男人太自我造成的，在家辅导孩子学习也是男人慷慨决定的——源自于他不敢面对内心的愧疚和恐惧，尽管没人怪他。

实际上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因为男的自己没有能力自我实现而被怪罪。

没有创造力又缺乏勇敢的人——这里不分男女——才是真可怜。

男人内心戏很多，害怕失败，不敢真正尝试，而女方只不过大胆迈出了一步，并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

这种神仙剧情也就只能发生在现在的欧洲发达国家......一个“无能的”男人居然在向妻子抱怨自己因为照顾孩子时间太长而没有空去自我实现，虽然明明双方都在照顾。

但是在东亚这样的情况99%应该是反过来的，并且女人通常不会抱怨🤪只会任劳任怨。

而片中男人却会为此自莎，说明时间被占用这件事问题严重性有多大。

从《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部电影我知道觉醒的女人是不会为自己伴侣的成功而发自内心高兴的，她需要的是自己成功，要彻底向内求而不是依附别人，世界上最不妥协的人更微妙温柔真实，仿佛还是大学毕业后的“伯德小姐” douc.cc但女人很善良，通常不会去干涉他人的自我实现。

从这部电影我知道男人这方面更甚——他们往往不需要“觉醒”，这就是他们的出厂设置，他们还耍无赖↓短评区说出了某些非常典型的男性嘴脸（请勿对号入座），一些男的简直就像一个丑恶的巨婴在那耍赖，或者用诋毁和造谣的话毁灭对方，特别恶心：“男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用‘无赖的方式’把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逼疯，还要委屈又骄傲的录下来，鸡贼透顶。

”🤫别问我怎么知道。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发自内心让一些人下一秒就原地车祸爆炸。

有时让男女各自破防的点真的特别明显：男的最爱用造谣诽谤和耍赖，让女的因为委屈太大而歇斯底里；但男的破防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因为女的说了真话，他被狠狠戳到了🤫其他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案件耗时一年，法院还要派专人陪在儿童身边，加上法院为死者请的律师……这税得上多少？

律师帅极了，法国霍建华（笑死看了影人资料发现他外号是法国张震，我还是觉得更像霍建华！

）吃了两次阿司匹林的狗子内心：为什么都是我承受这一切？

我果然只是只条狗。。。

看着能让人舒服电影的确是也种舒适的大脑被按摩过程，有的导演手法娴熟，而有的烂导演会直接强奸你🤨盲孩忧郁矛盾的心情通过弹钢琴发泄，真的是优雅又中产呵。

几日以前，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在海滨小城戛纳正式闭幕。

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Justine Triet）执导的影片《坠楼死亡的剖析》（以下简称“坠楼”）获得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这也让特里叶成为戛纳历史上第三位摘得金棕榈的女性导演，而这距离上次法国女性导朱利亚·迪库诺凭借《钛》获得金棕榈仅仅过去两年。

这一结果似乎彰显了女性电影人的地位正在实质性地提高——当然，按照一些抗议者的说法，所谓“提高”可能仅仅是一个表象。

就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法国著名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正式宣布退出影坛，她表示自己的决定是一个“政治行为”，因为“法国电影界包庇性侵加害者，毫无作为”。

种种现象都显示出女性主义浪潮依旧汹涌，只不过在几年哄哄烈烈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之后，拍岸巨浪可能已经逐渐化为“暗流”。

就今年法国队（暂且排除合拍片）来说，主竞赛入围的女性导演占到了五分之四，唯一的男性导演还是隶属少数族裔的越南裔导演陈英雄，而他也凭借影片《多丹·布法内的欲望》获得最佳导演奖——单从现象上看，戛纳今年显然是“政治正确”了一大把。

不过可以肯定是，《坠楼》的夺奖完全不是“政治正确”的结果，其水平确实过硬，在任何一届都是毋庸置疑的最高水准。

影片讲述了一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女作家在丈夫于自家坠楼之后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故事。

审判对她的家庭生活造成冲击，她与此前意外致盲的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

女演员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在影片中奉献了十分精彩的演技，其饰演的女主角桑德拉绝大部分时候显得知性、独立而克制，哪怕遭受检方攻讦仍然能够保持十足的理性，无论是内心的痛苦还是喜悦都能很好地通过微妙的表情传达出来，但与此同时，惠勒也有极好的爆发力，必要时刻不但能够宣泄出非常强烈的情绪，且还能让情绪层次分明、毫不凌乱。

不出意外的话，影片应该也可以在明年奥斯卡上有所斩获，惠勒也可能成为影后的热门人选。

律政剧（legal drama）近一两年来数量不少：不久之前进入中国观众视野的就有两部，分别是《正义回廊》和《毒舌律师》，前者提名香港金像奖多个奖项，并助力何爵天获得新晋导演奖，后者则一举成为香港影史上首部破亿票房的华语电影，随后登陆大陆院线；国外方面，去年有威尼斯电影节最佳长片首作《圣奥梅尔》（Saint Omer）；今年戛纳则有两部，一部是主竞赛单元的《坠楼》，另一部是“影人双周”单元（今年更名，之前称为“导演双周”）的《戈德曼的审判》（Le Procès Goldman）。

这些影片里往往都有大量的法庭戏，有一些甚至全片都在法庭之上发生，它们基调有的冷静，有的激烈，《坠楼》基本处乎其间。

貌似巧合的是，这些律政剧质量往往都比较高，也比较容易获得好的票房成绩。

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其一是片中的案件通常比较有争议性，所以情节性很强，故事比较饱满，对观众比较友好；其二是控辩双方冲突往往比较激烈，很容易让观众投入情绪，产生共鸣；其三是表达上比较繁复，可能会涉及社会、政治、历史、人性等诸多层面，可挖掘、讨论的空间非常之大，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各国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的情况下，法庭可以把错综复杂的问题熔于一炉，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切面，而法律从概念上讲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法庭辩论可以很好地体现出强大、保守的社会意识与个体遭遇之间的激烈冲撞。

律政剧拍起来看似难度不大，其实想要拍好实非易事：一方面，编剧上要处理好当事人、律师、证人、法官、陪审团等各方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过于强大的编剧往往又会影响导演的发挥，所以能够做到二者平衡，或者二者互为助力而非抵牾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

《坠楼》之所以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体现了近些年来律政剧的最高水准，既与她的搭档阿图·阿拉里有关（此人从特里叶的上一部作品《西比勒》开始就与其进行编剧上的合作，二人之间显然已经比较默契），也与茹斯汀·特里叶自己深度参与编剧工作有关。

特里叶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她的第二部作品《维多利亚》又拍摄过法庭戏，因此对于如何拍摄法庭内外，构建人物、声画关系，她恐怕已经驾轻就熟。

从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被置入到一个充满悬念的情境当中：小男孩在导盲犬的引领下去户外散步，回来时父亲已经躺在雪地里身亡。

接下来，我们几乎跟随小男孩一起在法庭上聆听控辩双方陈词，先是对案发现场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一点一点深入到这场死亡背后的家庭纠纷：孩子身上发生的意外让夫妻深陷困境，二人之间的相互迁就最终转化成无法化解的矛盾，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已问题重重。

妻子似乎有绝对的动机杀害丈夫，但她在法庭上无比理智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没法给人留下杀人犯的印象。

每一个看似真实的生活截面都在更复杂的感情系统里趋于失效，每一个被遗漏的细节都有可能颠覆之前的结论。

特里叶不时调动她的摄影机，以特写捕捉女主角坚定的、毫不迟疑的面孔。

与此同时，摄影机也时常化身为颇有导向性的电视镜头，给出若有若无的判断和假设。

直到某个时刻我们意识到，观众的视点其实就是孩子的视点，我们像他一样头一回了解二人的争端，看不见背后的真相，只能在内心的指引下进行某种虚妄的选择。

母亲桑德拉究竟是不是杀人犯？

一个过于沉重、令人痛苦、无从应对的问题。

同样来自今年的主竞赛单元，同样是大部头，都发生在下雪天，都有大量对话，同样关注男女性别以及成人儿童之间的关系，甚至也都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深的疑问，另一部来自金棕榈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影片《枯草》相比起来可能更加愤世嫉俗，然而影片对剧作的片面强调既让视听上少有可观，又反衬出编剧上一丝可以感知的匠气。

某种程度上说，与是枝裕和近似，锡兰已经从最巅峰的创作状态上下滑，求新而不成的问题可能对他们都造成了巨大困扰。

反观《坠楼》，大量的文本信息并没有给特里叶造成什么困扰。

实际上，特里叶从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以来就比较擅长构建复杂的文本和叙事结构，它们都与视听表达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复杂多面的人物，也带来复杂的观影体验。

片中最重头戏莫过于夫妻的吵架戏，二人从冷静的抱怨一点一点走向暴虐的疯狂，摄影从过肩正反打一点一点去掉过肩，两个人所处的空间被完全割裂开来，直到闪回突然结束、视觉突然断裂，录音的声音继续回荡在寂静的法庭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暧昧感。

我们只能从女主角的口中和现场搜集的实物证据来推断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观众的我们虽然在观看，但其实和没有视力的儿子区别不大。

审判似乎一直建立在事实之上，但事实早已不复存在，控辩双方的律师们各自虚构着自己的故事，甚至将女主角所写的小说暗示为杀人的证据，其全部意义只在于摧毁了儿子对母亲的信任——同时也摧毁了我们对女主角的信任。

信任一旦摧毁便是永久性的，之后的一切都只是自我说服。

最终，真相并没有浮出水面，浮出水面的只有一个判决结果。

到这里为止，《坠楼》显然已经不是单纯地关乎家庭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女性生存困境，它更关乎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相互理解、信任的难题。

特里叶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精神深处无法摆脱的动摇和脆弱，或许确如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他的新作《魔术师》中所写的那样，“人类精神”是如此喜剧性地充满悲剧色彩，“只要风向一转，他们的故事就会跟着转，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

《坠楼》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对人类灵魂的冷峻剖析。

你好，如果你也看了《坠楼死亡的剖析》（现已更名《坠落的审判》）今天我们就从影片的钢琴配乐切入，来详细剖析下这部金棕榈影片。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视频版影评点击：《坠落的审判》「声音、剧作和人物」的三重剖析在三刷之后，剧情已经不再是纠结点了，因为导演非常明确地给出了剧情的开放性。

桑德拉到底有没有杀死丈夫？

丈夫塞缪尔到底是自杀，还是意外坠落？

这些问题无论是外界的法庭审判，还是内部的家庭成员儿子丹尼尔，都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指向某一答案。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t）想要探讨的是当「真相」不可知时，我们该如何「相信」与「拯救」。

Part 1 儿子的钢琴曲二刷影片之后，你会清晰地看到，导演如何用钢琴弹奏来切分整个故事。

影片的剧情主要围绕着桑德拉的审判，但是剧作的核心是围绕着儿子展开的。

儿子丹尼尔弹奏的钢琴曲目，标志着电影的开端、转折和结束。

首先是影片的第11分钟，丹尼尔在练习一首名为《阿斯图里亚斯传奇》的曲子。

*《Asturias（Leyenda）》是伊萨克·阿尔内尼兹于 1892 年創作的钢琴独奏曲，全长约 6 分钟。

曲风为弗拉明戈。

伴随着他不熟练地停顿，画面里是父母从小到大的照片。

我们分别看到两人的童年和青春期，然后两个独立的个体产生了交集，桑德拉和塞缪尔相遇又结婚生子。

钢琴声试图将俩个人的生活碎片，重新拼凑在一起。

接下来《坠落的审判》的片名「Anatomy of a Fall」出现在儿子弹钢琴的最后一张照片上，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我们稍后回来解释。

第26分钟，儿子继续练习同一首曲目，母亲在焦虑中做出了决策，打给律师讲述了丈夫曾吃药自杀的事情。

这个事件的真伪，成为了日后母子之间重建信任的关键。

第34分钟，儿子被迫修改了白天的证词后，继续在家里练习《阿斯图里亚斯传奇》。

母亲走过来，两人合奏了一段肖邦作品的前奏曲。

*《Prelude in E Minor（Op. 28 No.4）》这首曲子也映射了母亲心底的愿望，她希望和儿子一起恢复平静的生活。

此时庭审还没有开始，两个人的信任还在，她们之间还有沟通。

第51分钟，时间来到了1年后，在出字幕前，先用儿子熟练的钢琴弹奏，来暗示观众，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了。

当「一年后」的字幕出现，这里有一个「音桥」转场。

法庭录音的声音逐渐出现，镜头依然停留在丹尼尔的脸上。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缓慢的推焦，目光最终聚焦在母亲的脸上。

在切了几个环境镜头之后，我们就沉浸在整个庭审戏当中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些都是一年之后，丹尼尔对于这一年间，三场庭审的回忆？

在影片的 2 小时 17 分钟时，我们再次看到丹尼尔穿着同样的红色高领长袖，也就是他在法庭做最后陈词的那一天所穿的衣服。

在转场之前电视画面突然静音了。

声音转换成了 Snoop 的脚步声，环境音先回到了丹尼尔的家里。

在一生呼唤下，刚刚弹完这首高难度钢琴曲的丹尼尔转身了，然后他看着电视转播，喜极而泣。

影片两次使用音桥的方式让这段丹尼尔的钢琴弹奏成为了闭环。

所以整部电影的三场庭审，第一段，血迹和法医鉴定的死因重演。

第二段，心理医生和自杀倾向的讨论。

第三段，关于死前一天的吵架录音。

都可以看做是丹尼尔的回忆，因为他全部在场。

丹尼尔的钢琴曲，从碎片的练习，到熟练的弹奏。

就是他把这个破碎的家，重新拼凑再重建的过程，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脉络。

在影片的第 2 小时 09 分钟左右，丹尼尔弹奏了影片唯一的原声配乐。

这是一首之前他和母亲一起合奏的肖邦前奏曲的变奏，他不但内心平静了，同时也做出了决定。

在变奏曲的主旋律响起后，他走上了父亲曾经工作的屋顶房间，打开了窗户「想象」了父亲的坠落。

此时丹尼尔的想象，与他在庭审过程中的四次想象，是不同的。

1小时04分时，丹尼尔在检方（Mr. Balard）的描述下，想象了父母的扭打。

1小时07分时，丹尼尔在辩方的血迹分析下，想象了父亲的坠落。

1小时12分时，丹尼尔在母亲的描述下，想象了呕吐物和垃圾桶里的药盒。

2小时13分钟左右，丹尼尔想象了父亲开车，送他和snoop去医院的场景。

以上这四个场景都有一个共性，画面是静音的，环境音来自法庭现场。

描述者从正反方的证人，再到母亲，最后变成了丹尼尔自己 。

这些镜头和影片 2 小时 09 分钟，丹尼尔在自家的阁楼上，看向窗外的镜头完全不同。

这里的画面不再是「想象」而是一个「决定」。

在和临时监护人的对话后，丹尼尔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也就是选择「相信」母亲，在接下来的庭审里，提供新的证词来「拯救」母亲。

在胜诉之后，桑德拉说她并没有感受到喜悦。

因为她真正的审判，是回家后如何面对儿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场最后的审判。

母亲是如何谦卑地跪下来，等待着儿子再次接纳她。

桑德拉投入儿子的怀中，丹尼尔像神一样宽恕了她。

当 Snoop 的脚步声再次响起，这个家终于恢复了平静，影片的主题曲再一次响起。

这是一首音乐人（Benoît Daniel）对于肖邦作品前奏曲的变奏。

(*Variations sur un Prélude)伴随着母亲和 Snoop 一起入睡，影片结束，出现了片尾字幕。

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影片的片名，要出现在儿子弹钢琴的照片上。

因为这场「坠楼死亡的剖析」，更是来自儿子对于这场家庭悲剧的剖析，他做出了最后的审判，并拯救了这个家庭。

其实早在法官给出结论前，丹尼尔就已经总结陈词了。

Part 2 三层坠落与 Snoop 的重要性整部影片妙就妙在，儿子这条主线暗藏其中，同时还有 snoop 的配合。

就算是二刷三刷，你还是会看得津津有味，这是因为导演非常善用音画分离的技巧，去分散你的注意力。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 snoop 下楼捡玩具，采访的声音和画面是割裂的。

一楼的母亲正在和人聊天，二楼的儿子刚刚给 snoop 洗完澡，三楼的父亲就开始公放音乐了。

也就是影片多次出现的这首流行歌曲。

*50 Cent’s 《P.I.M.P》的纯音乐版当镜头再次回到一楼的采访时，整个三层房屋的空间是立体的，所有的人物都以某种方式在场。

在父亲的死和法院的检查中，也都给到了 Snoop 的视角。

这个低矮的、视线被遮挡的视角，特别像银幕前的观众。

我们想围观想插嘴，但是又加入不进去的感觉。

Snoop 不但是这个家庭重要的一员，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案情重演。

关于父亲最重要的证言，也是围绕 Snoop 展开的，他不是故事里的闲笔，而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整部电影关于个体、婚姻和家庭的三层坠落。

从丈夫塞缪尔的坠楼事件开始。

一层层去探究从个体到家庭坠落的过程。

在一系列职业受挫、家庭意外和经济问题下，首先，是塞缪尔和桑德拉作为个体的坠落，其次，是桑德拉和塞缪尔夫妻关系的坠落，最后，是整个家庭的坠落。

尤其是当父亲塞缪尔死亡后，这个仅剩下母亲桑德拉和儿子丹尼尔的家庭，仍在继续坠落，审判让母子之间的信任全无。

影片从一个家庭的死亡事件，引出了司法系统与社会舆论，成人世界和复杂的婚姻关系，而 11 岁的丹尼尔和 snoop 的存在，是这一切的反面，是最纯真的存在。

影片还不停地切换「影像媒介」，让我们在主观与客观的视角中变幻。

我们总是本能的想去寻找真相，因为只要找到了那个犯错的人，就可以让 TA 来负责并承担后果，我们就完成了履行正义的使命。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让我们看到有一种情况，尤其是涉及到夫妻和家庭的时候，可能我们永远也无法找到真相。

整部影片 150 分钟，向我们呈现了外界的一切手段，都无法还原一个家庭内部的真相，即便是家庭内部的成员也不可能。

当我们无法找到真相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丹尼尔和 snoop 一起，给到了我们一种可能性。

最后再夸一夸，桑德拉·惠勒的精湛演技。

在法庭上她作为妻子、母亲和作家的身份，都一一遭到质疑。

「语言」是她保护自己的唯一武器，「英语」是她自我保护的最后的底线，就像在她的家里所有人都只能说英语一样。

我们从她和采访者，以及与丈夫的吵架录音中，都可以听出桑德拉对于「权利对话」的掌控力。

而更加感性的丈夫塞缪尔，则是那个需要情感共鸣，无法快速走出悲痛，被后悔和挫败感缠身的人。

在这一点上，过于理智的妻子，没能帮到丈夫，还在他失败的事情上成功了。

那个在车里比在地铁里哭更好的梗，更像是桑德拉最后的尊严。

即便是失去儿子的信任，身心都已经被彻底击溃，她还是要故作幽默，现先一个笑话再哭。

虽然桑德拉·惠勒错过了金棕榈的最佳女主角，但是她在影片中众多的对话戏，以及不同语言和情感的切换中，奉上了最具有说服力的表演。

希望她可以拿到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感谢你看到这里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我是小玄儿我们下期再见2023年11月2日小玄儿记-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欢迎在 Bilibili 和 Youtube 关注「小玄儿的深夜聊碟」https://space.bilibili.com/1340064530每周更新，北美新片测评&电影蓝光/DVD套装收藏《悲情三角》双金棕榈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的「男人困境三部曲」聆听《晒后假日》的声音细节｜导演最喜欢的香特尔·阿克曼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你们的每一个关注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

我的片单里，一直以来收藏一种类型，关于作家的电影。

作家如何旅行，如何爱，如何想象，如何度过生命中平凡或激荡的时刻……我常常好奇他们怎样生活。

初看《坠落的审判》时，我被桑德拉的“冷酷”震惊。

她几乎从我收藏的那么多作家电影中脱颖而出，完全像极了一个日复一日在文字中平复惊奇和失落的人。

女作家，她并非人们设定的那般神经质、敏感、脆弱，恰恰相反，她表现出了惊人的强悍以及近乎“冷漠”的客观。

但正是这鲜明的特质让我感到桑德拉表演的精准——一个生活在写作的成功和家庭的沮丧中的女人，应该有顽石般的气质，而柔软的东西定会藏在别的什么地方，但你们无法“看到”。

讽刺的是，正因女作家千锤百炼的冷静个性，她被怀疑为杀害丈夫的凶手。

在阿尔卑斯山脚茫茫白雪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导致男作家落魄的死亡，那只能是比他更强硬的那个女人——他成功的妻子。

“杀害”的方式，在世人看来包括两种：一种是她扼杀了他的写作苗头，使他面临自我的失败和精神死亡；一种是她在对峙中赢得理直气壮，即使丈夫“被推下”窗台也合情合理。

女作家事业上的成功和冷酷的外表，构成了“杀人犯”的动机。

但这动机几乎只存在于世俗想象中，只因她背离了人们对性别、家庭、职业的习惯性看法。

她的存在即暴力。

无处不在的名声、冷酷的脸、书写的文字，统统成为人们剖析桑德拉的素材。

它们支离破碎又统一地佐证，一个不温柔、不妥协的女人，理所当然应为丈夫离奇的死亡负责。

人们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解释这场坠亡。

正如丈夫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掩饰自己的失败。

但对桑德拉来说，他们的观点几乎从未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

她坚信自己爱着丈夫，坚信自己清白——却没想到一切因“剖析”变得愈发荒谬。

她越来越无法证明，她所经历的生活，就是她所经历的那样，而不是从未经历过的人们用异国语言重新构建的那种。

语言变得苍白。

对作家来说，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她反复强调，每个人的叙述只可能是真实的一小片“碎片”。

一段音乐，一段争吵，一段文字，都是远离真相的碎片。

但这些碎片反复被陌生人捡拾起来凝视，试图从中发现点什么、领悟点什么，哪怕丈夫死前播放的那首歌里有厌恶女性的歌词，也被视作婚姻中仇恨的证明。

讲求公平的法庭，变成了基于各种素材演绎的故事大会。

用语言书写自我的作家，却无法用合适的语言证明自己无辜。

这当中人们最愿意相信的一个真相是：夫妻两人不再相爱了，他们的恨远远多过爱。

高潮部分长达十分钟的激烈争吵证明了这一点——那不堪的录音代表了人们对婚姻中极端暴力的想象。

如果你和在场的人说他们还相爱，没有人愿意相信。

但恰恰是这场戏，深深打动了我。

原本我会跟着检察官、警察、心理医生慢慢怀疑，女作家是否真的杀害了她的丈夫。

但当我听到那骇人的录音后，我却坚定地回到起点：我相信她依然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她像一把锋利的剑戳穿他的内心——因为足够的爱，才会如此锋利。

当谈论到彼此最在意的事时，他们的爱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最终令无法承受的那位绝望。

这正是爱情的真相。

它包含了激烈的对抗。

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最深刻的牵连是你进我退、我们成为彼此的对手。

因为爱上了同一件事，我们相爱；但又因为爱上同一件事，我们又彼此憎恶。

——这段争吵比《婚姻故事》中男导演和女演员的博弈更为激烈，因为夫妻二人同为作家的关系，他们既是深知彼此的知己，也是包含嫉妒的敌人。

而家庭——养育孩子不允许平等的进步。

一个人退让带来另一个人的进步，婚姻变成了残忍的零和游戏。

我要如何证明我仍然爱着你，我无法证明。

这也许是桑德拉在争吵中最绝望的部分，她反复解释自己的行为正是出于爱。

但对丈夫来说，一切已走向了反面。

我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离开伦敦来到这山中；我因为爱你，所以愿意放弃社交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我因为爱你，所以使用第二语言在没有亲人的国度生活；我因为爱你，所以拾起被你抛弃的创意、宁愿把它写出来被更多人看到；我因为爱你，所以不想因为短暂的肉体欲望放弃整段婚姻；我因为爱你，所以鼓励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写下去；我因为爱你，所以我毫不掩饰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即使它说出来如此残酷……十几分钟的争吵里，我听到的不是怨恨，而是渴望被对方看到的嘶吼。

对桑德拉和她的丈夫来说都是如此；他们都在声嘶力竭地证明自己在爱。

他们不断付出，不断证明，像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

直到这场竞赛即将引爆核弹，一场无声的爆炸最终落在男人身上。

桑德拉和丈夫的“战争”，让我想起一件行为艺术作品。

1980年，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共同创作了《潜能》，无声地阐释了爱的“空间”中所包含的暴力。

两个相爱的人，共同持一把巨型弓箭：我为你搭好弓，帮你引好箭；而你的箭会射向我，一不小心我就会死在你手下。

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合作又敌对的僵持状态，像极了《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和萨穆埃尔的爱恨交缠。

他们同时拉上写作的这把弓箭，也为之投入时间和力量。

但不幸的是，当弓箭搭成，桑德拉赢来名望，她却伤害了与自己携手共进的爱人。

我不知道这场较量如果对调性别会怎样——如果是一个成功的男作家和一个甘心幕后的妻子，激烈的争吵也许不会发生。

人们甚至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配置，即使夫妻两人在同一领域，他们的竞争关系也许包含了对另一方才华的剥削，但通常当成功者是男性时，矛盾没有那么显著。

正因我们的主角是一位女性，一位成功的女作家，她的成功变得如此挑衅。

她不断鞭挞丈夫在传统家庭角色中应有的自尊——即使她获得了他希望她获得的成功，这看起来也像是一场宣战，证明他的“无能”。

庭审中人们反复证明这一点，甚至包括桑德拉的辩护律师。

但桑德拉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她依然尊重她的丈夫，相信他的才华，她从来都希望对方能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管他们在经历什么，儿子的变故、家庭的搬迁，她都希望他能获得内心里最重要的那部分东西。

而这正是她依然爱他的理由。

他们共同以此抵抗生命的虚无。

不管桑德拉如何解释，她的解释似乎充满虚伪。

人们更愿意相信，婚姻的本质就是一地鸡毛，就是由无数裂痕撕扯开的碎片。

他们早已在日复一日的习惯、妥协和沉默中耗尽了爱，他们必须以一场“搏斗”终止这场力量失衡的游戏——桑德拉于是成了人们假想的胜利者。

在为数不多和律师交谈的场景里，桑德拉终于暴露了她的脆弱。

她忽然哭泣，无声亦无助。

她并不在意世人如何看待自己，甚至可以淡定地看着电视里的人谈论关于她不堪的一切；但她无法忍受心爱的儿子将她推到一边。

受到所爱之人冷漠的怀疑，才是对桑德拉的致命审判。

离开家的夜，桑德拉坐在车后座静静地崩溃。

她露出心底最柔软的那块地方，像小小的石头被挪开，下面有一小片干净的沙地。

支撑桑德拉坚硬甚至顽劣的，正是这片小小的沙地。

她所爱的丈夫已经死了，她还要捍卫最后一点纯净。

儿子丹尼尔的证词，挽救了这场偏向荒谬的审判。

尽管在无数夜里他同样崩溃而彷徨，但走到法庭上，他是那个继承了桑德拉冷静和理性基因的孩子，用最基本的事实驳斥这场控诉。

他才是每天都在父母身边的人。

他才是雪山中唯一的见证者。

他虽然有视力障碍，但其余所有的感官都极度敏锐。

他反复回想自己的生活，相信日常的爱远远大于阴谋和暴力，无需再多辩词。

那段父亲再现的脸庞，是主观的回忆。

许多人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主观——虚构，它可能是孩子的谎言。

但这正是《坠落的审判》深深打动我的地方。

它是暧昧的、模糊的，但选择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即选择相信什么。

丹尼尔相信爱的存在。

相信父母之间的爱，也相信父母对他的爱。

即使他们孤绝生活中不堪的一切被摊开放大，这最终也没有真正打败他，使他陷入公众剖析的逻辑而背离自己真实的生活。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桑德拉并没有真正赢得什么，但她感到平静的抚慰。

爱不是碎片的素材，也无法剖析，但时间，人们共同经历的流逝的一切，证明了爱的存在。

在最后一个镜头里，我感受到了这个真相。

她将继续坚定地生活下去，像一块顽石，守候她身后纯净的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