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入侵

连着看了两部关于电影的电影，《野蛮人入侵》和《永安镇故事集》。

偷懒一起标一下吧。

虽然都是三段式、戏中戏，但其实差异挺大的：前者是借着拍电影的楔子，说的是如何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如何找回自我，以及如何与“野蛮人”共存的故事，并借武术教练和高僧之口，阐释身体与精神之关联。

模糊所谓戏中戏的边界，三段式结构形成一个闭环。

后者则是一本正经的讲述了一部电影开机前的种种，正如介绍所言，因为剧组心思有些活络的老板娘、怀揣对故乡美好回忆的女明星、想法南辕北辙的导演和编剧。

喧嚣过后，老板娘认清现实回归生活，女明星美好回忆破裂回归人设，导演和编剧则因为马拉多纳去世一下找到了同频，找到了两人的“电影时刻”。

三段式结构泾渭分明，基本上可以说弱关联。

《野蛮人入侵》中，女主从自我矛盾和对立，通过练习武术找回了身体的控制权，通过与高僧的对谈、冥想，找回了精神的控制权。

《永安镇故事集》中，前两个段落用“幻梦破灭”这么一种形式，让老板娘和女明星重新做了一次身份认同；通过导演VS编剧的近乎油腻的“文艺”对话，又解构了电影创作本身。

两个片里藏了导演的很多小心思。

高僧手里的红蓝药丸，对《谍影重重》的恶搞，乃至女主的杨紫琼一般的短发；编剧身穿的《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T恤，老板娘惊天动地的杀鱼，女明星的蜡像，以及那两首混不吝的rap。

总之，都是很喜欢的片子。

刚刚睡醒了突然在想为什么电影用《野蛮人入侵》这个名字。

回顾了一下剧情，我的理解是，当你涉足一个全然陌生的新领域，要以狼狈但又坚韧的野蛮人姿态，去应付新变化，才能生存下来，并有所创造。

女主为角色需要去学习武术，训练过程忍受各种惨痛/同时婚姻失败，要兼顾工作与独自养育小孩/私人感情与工作需要的冲突，面临着前夫作为自己电影的男主/戏中戏的女主和一群偷渡者踏上异国等等。

生活如同电影一样，面临着诸多新的困境，她在负隅顽抗，同时也在不断寻找自我，在多重角色空间里，“我”究竟是作为何种身份而存在？

突然觉得《野蛮人入侵》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

虽然去看前，刷到微博上有对导演采访内容的争议，也有些不认同导演的言论，女导演的幸运何尝不是以男性导演为主的群体里的偶然与少数？

正是因其“稀有”，所以被优待亦是男权主导社会赋予女性的禁锢和钳制。

但是导演对争议的回应是诚恳的，愿意了解且学习的，比永远活在自高自大世界里的男导演态度好太多太多。

很可惜是我在的城市今日排片只有三家影院，且我独享了整个影厅，我以为给女性导演的支持是无需多言的，再说片子本身就是不错的，有用心巧思的，这样的电影只因导演个别不妥的言论而选择不看，实际不也是对女性导演的苛刻吗？

电影前三分之二有比较抓我，虽然“戏中戏”的结构其实不陌生，但彼此的呼应我觉得是很有玩味的地方。

我很久没有思考过“寻找自我”这个生命命题，电影启发了我。

“什么是自我？

”我看完后想了许久，没有答案。

就像最后导演站在令她失忆的那片海上，我们从来在原点，生活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自我”。

女主在学功夫中被教会挨打的是“自我”，疼痛的是“自我”，不自禁防御的是“自我”。

我想“自我”大概就是灵魂的直觉，当它被“野蛮人入侵”，在片中可能是母亲与演员身份的互冲，在戏外可以是很多，现实环境里的阻碍与不顺，当女主逐渐熟练地用学习的功夫去抵御着“入侵”，也是她寻找自我的过程。

当我的灵魂直觉告诉我该怎么做，那么肉体就绝不能成为我灵魂的禁锢。

自勉吧，不过实在是难做到的，不是嘛。

很喜欢片子里女主学功夫从笨拙到娴熟的刻画，所以可以算半部功夫片嘛，爱看这种肉身相搏的对抗。

《野蛮人入侵》是一部不吻合事前预期的电影。

它以一个现实主义的女性视角出发，建立了探讨空间较大的当代女性议题，但更侧重的却是陈翠梅导演对状态本身的手法设计，对情绪的呈现。

它实际上绝不标准，也绝不主流，其实手法设计也更多是“有新意有想法”，让人们看到了新生代创作者的天分，细究下去则完全谈不上“精致又庞大”的高度，在打动力上也够不上震撼，更接近于“有趣”。

女性在婚姻后失去原本的自我认知，成为了单纯的“妻子与母亲”，这是传统的概念，并以婚姻的失败而升级成“婚后身份”与“原本自我”的双重破坏，激化迷失的程度。

作为其解决方法，则是由女主角激发身体能力后的“野蛮人”形态完成“入侵”，进行自我的重建找回。

野蛮人对应着女主角的打斗，这需要强壮的身体，这也正带来了“婚后身份”削弱的意像：作为婚姻结果的孩子出生，非常具有象征性地改变了女主角的人生，从身体上造成巨大消耗，变得似乎不再强壮。

这进一步引导出了自我性的失去：在与女助理说话时，她表示“路人会摸我的肚子，仿佛身体不再是我自己的”。

这也带来了身份的变化，她不再完全投身于演员事业，而这正是她在婚前拥有的“原本自我”。

由此可见，本片带有了一些“独立女性”的主题表达，以女性婚后的事业作为叙事要素，事实上更像是以其为代表，辐射女性在婚前人生的全部自我内容。

在电影的开头，开拍声音后出现了困于生活与儿子的焦虑女主角，便是对此的提示。

具体展开而言，她在与导演的交流中始终被孩子打扰，因孩子的存在而很难长时间准备演出，甚至在练习的中途就必须离开，去寻找走丢的孩子。

孩子改变了她的身体，也让身份事业无法继续，二者的重合点便集中在了“表演”上：身体无法支撑演动作戏，带孩子则在生活上分担演戏精力。

同时，为了表现两性关系中的女性状态，她也与男性产生力量的交互，这正是对婚姻中女方更加被动改变、失败后则影响更大之窘境的扩展。

她的行为受到了男性的引导，导演强烈建议她留下出演，安排她参加身体训练。

因此，格斗训练成为了她找回双重自我性的途径，强健身体，重回演员。

而作为演员，她也暗示性地展现了“野蛮人”的潜质，反击了男性。

在两场说戏段落中，导演与她暧昧地谈论恋史，最后的前男友“导演”暗示了二人关系，打探离婚理由想破镜重圆，却被她以“友情万岁”压制。

随后在海边写山寨《谍影重重》的剧本，她进行着身体训练并提出了合理性剧情。

在电影的第一阶段，女主角面对的最大考验是与前夫一起演亲热戏的部分。

她的犹豫来自于爱情关系中的被动“受伤”，也对应生子后的身体受伤，演员身份“有他没我”，最后在导演劝说下“逆转”。

她每次训练身体后都面对佛教大师，让她看到了“拖着尸体走”的书，正是对她身体衰退与人生消极的象征。

然而，她在一次次的训练中身体回升，愈发接近演员标准，与孩子的相处也变成了围绕练习的形式，象征着事业身份与身体状态的双重自我的回归。

“心灵才是肉体的牢笼”是通向主题的关键台词。

它说明了自我认知对身体潜力的限制，“我认为不能”的话身体便一定不能做到，形成了后天附加对先天本质的削弱作用。

前者的思想受到教育、成长、价值观等多种影响，会影响本质自我的发挥，只有将行动驱力归于身体的“自我”本身，方能释放出社会与个人境遇压制的真正力量，就像女主角出于母爱本能地用身体去对打黑帮救出儿子一样。

这也是影片中大量拍摄格斗教学画面的意义，导演在大量镜头中表现了身体机能---以及随之推翻“生子后身体改变”想法而找回原本认知---的重建过程。

在她训练大成的前夕，被教练连打几拳，用痛、流血、格挡、躲闪的方式理解了“什么是自己”。

身体的反应才是真正的自我，它完全由本能出发，是人最根源的部分，而思想则是在后天由种种外物作用而添加上的认知枷锁。

由此完成自我认知的女主角，才击败了一众师兄弟。

“我认为我在生子后受到了限制”，自然身体就会受限，破除心障后则不会，成为入侵传统的野蛮人。

电影将“演员”、“母亲”、“妻子”等多个身份进行混合，共同形成了对“身体”这一本质自我的混乱作用，弱化了各自身份下相应真实情感的输出。

女主角拥有一场不完美的婚姻，前夫的离去削弱了她作为演员而投身“表演”的自然状态，没有了对创作的单纯心境，因前夫参演而拒绝演出便是最好的表现。

而作为不完美婚姻产物的儿子同样以其调皮而成为了“不完美”的具象，让女主角疲于照料，失去了独自进组而专注于表演的能力，构成了与“前夫”寓意一致的另一个侧面。

在电影的开头，从黑屏的拍摄口号到带着孩子疲惫不堪的女主角的切换，便构成了“母亲”与“妻子“这两个“婚姻”身份对“演员”的打压作用，随后粉丝完全认不出自己崇拜的女演员，则是对她曾经自我之“演员”形的又一次削弱。

失败的婚姻带来了对她最初本质自我的削弱，具体便是结婚前的“演员”，并延伸成了对本质爱意的抗拒。

从此，她无法再简单地去爱前夫与孩子，也不能心无旁骛地投入表演，皆因为婚姻带来的“后天”影响。

“生育后感觉身体不一样了”，便象征了她的婚姻对“身体”这一最初本质的负面作用。

作为女人对待爱情的某种不确定心境，也在她和导演的对话中体现无疑：男导演的历届女友都像同一个人，而女主角的男友们则五花八门，男方显然更加坚守初心。

对身体本身的锻炼，自然成为了找回自我的象征途径，并与寓意“重生”的大海密切结合。

她从被虐到碾压对手，在海边则从与孩子肢体冲突--孩子打扰训练，构成了对“演员”的打压---到互相打闹，最后自己被庆祝出师的朋友们扔进了大海。

电影非常概念化地用对身体的不断磨练去表现自我的复苏觉醒：她在身体的强大中不断打破婚姻生子带来的“身体改变”之后天认知，意识到自己依然拥有当年的身体。

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中，导演加入了叙事诡计，混淆了现实与电影拍摄的界限，实际上则完成了对多重身份下本质自我的寻回。

首先，它似乎是一段现实里的“自我寻找“。

女主角拒绝了导演让自己与前夫合演的请求，电影无法继续，她的演员身份也因“失败婚姻中的妻子”身份而被抹杀。

此时的她也只是身处在非大海的人工游泳池中，随后在房间中更是趴在充气的救生圈上，不再“游泳”，甚至脱离了水。

这似乎也带来了她的失孤---孩子要买水枪不成，因与她闹脾气而落单被劫走，同时给出了“对水的脱离”与母爱情感的动摇，她无法保护住自己的儿子，而后不敌打手更是削弱了她的“身体”，一切的出发点则来自于曾经“演员”单纯本质的动摇。

随后，她被冲上岸，完成了重回大海的重生，更以其失忆设定、新发型、横跨多国语言，甚至包括同伴作为偷渡者而在本地没有合法登记身份的情况，都带来了对“本质自我身份”的高度趋向：她已经从零开始，去除了此前的所有后天身份，所做的便是以唯一确定的“身体”来再次延伸出自我。

她与男人摩擦出爱情火花的相遇，儿子名字的纹身，均以“打斗、亲吻、纹在腰上”的方式与身体密切相关，成为了本质性的情感输出，不再受到后天婚姻带来身份弱化的影响，而对敌人不再处于下风的打斗，更是对此的象征。

巧妙的是，在男人死亡的时候，电影给出了“此皆为拍摄电影”的真相。

如此一来，分属自我与非自我的多重身份就此糅合在了一起。

失忆后的一大段情节显然复刻了《谍影重重》，这是她“演员”的部分。

而前夫出演爱人却让她脱离了单纯的表演，而具有了“输出真实爱情心境”的单纯自我。

这体现在她于表演互动中不时的悲伤与羞涩，以及看到前夫饰演角色死亡时的痛苦，让拍摄中的“演员”与现实里的“妻子”相结合，特别是后者发生时的女主角已经离开镜头，彻底呈现出了不必要表演状态下的真实情绪。

由于婚姻的失败，她对爱的传达不再像开始恋爱时一样，对孩子也无法投注完全的母爱，二者凝聚在了不能如前执行的演员身份之上，关于人生的一切似乎都去不复返，失败无可挽回。

但是，借由这一大段表演与现实的混合，她做到了对曾经本质的找回---以演员身份出镜，而在摄像机外也依然与丈夫和孩子坐在一起，不再因离婚而逃避对二人的爱。

在最后的部分，电影以更深的方式混淆了拍摄与现实，也带来了对主题的深层次表达。

女主角仿佛完全离开了摄像机，从海浪中冲刷自己，离开后则赤脚步入森林，完成了“从海上岸”的“人类元祖第一步”，这意味着对所有身份的抛弃，只作为一个“远古祖先”而存在。

她探寻到了大师，在一天的冥想后将精神洗涤干净，得到了“抛开一切身份的你是谁”的点拨，回到了最原始的本质自我。

于是，她站在了海上，显然已经完全悟道，破解了关于“我是谁”的佛教谜题。

事实上，在她即将开始“丢孩子”的拍摄之前，电影就在现实中给出了暗示：她训练完毕，师傅教导她“武术是找到自我，不可用来比赛”，这正是第一阶段中提到的宫本武藏在人生晚期的大成境界，而突然打开的门与下一画面中的高僧则预示了她在此时的“出师”---武术对身体的认知确立已经完成，她找到了自我，不会如随后表面上那样受到失败婚姻的影响，而是作为彻底的“演员”进行表演，作为“妻/母”去输出爱意。

然而，走在海上的画面实际上也是拍摄，这将“演员”带入了对“确立原本自我”的表达，也因此前开机时间的极度不明确（打坐时间从早到晚）而增强了现实与表演的无界线，让她的自我同时作用于二者。

高僧给她选红蓝柠檬果的桥段也是如此，似乎发生在现实里，又以后续而论似乎是拍摄。

此处对《黑客帝国》的再现加深了“是否是电影”的观感，其内容的“看清自己的真实样子”与随后吃下蓝色柠檬带来的酸---最真实而不可掩饰于表情输出的味觉--又带来了对“现实中真实自我”的表意。

另一个细节是，当走在海上的镜头被明确为拍摄后，她在第二镜中走上海面，却没有得到直接的画面，从而强化了这一幕中内在的现实属性。

她真的找回了本质的心境，连同“投入表演，无视与前夫的婚姻失败”也是对“找回”于现实中的表现，而非普通的镜头下表演。

可以看到，这部作品非常注重表意设计上的私密化与概念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实验性。

导演并没有以现实主义的语境出发，去展开探讨女性在婚姻后的社会地位下降、人生目标受挫，去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上进行强烈的社会批判。

比起思想性内容，她更专注于对女性婚后心境本身的表现，不将之上升到社会层面，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导演本人在自身经历中的私密体会：在生了小孩之后，她便感到了身体的虚弱，以及育儿对创作的巨大影响，而“演员演电影“这一设定不仅配合主题表达，实际上也是导演自己与朋友聊天时出现的本作契机。

同时，在手法上看，以“强大不改的身体”为“原本自我”的具体表现载体，用训练身体作为找回自我的象征，显然也并不是非常标准的传统叙事片思路。

事实上，它的故事甚至是有些简陋的。

本作似乎有很多关于“拐卖孩子”与“演艺圈内幕”等现实社会的内容，以及“打斗闯关”提供的动作片类型化要素，却都并不是为了细化故事与深挖社会性主题，动作片的类型化路线也几乎没有得到发展，而是转头服务于导演自己的心境表达了。

动作戏里并不连贯的剪辑，说明本片的制作时间资源不足，也进一步打消了人们对它的类型化期待。

最“有趣”也是最能体现作品私密性的，便是影片的结尾了。

它聚焦到了男导演的身上，让他对着取景框依然愁眉苦脸，随后在水面上舞棍，却最终扔掉了棍子。

显然，女主角完成了对单纯表演与爱意表达的自我回归，男导演却没能做到。

他对电影创作表现出后天的痛苦，由前情可知是出于拒绝投资后的预算紧张，也就无法完成对强大身体的回归，武术操演失败 ，站在水面上的落寞身影更具有双重表意作用---他无法完成踏水武打的表演，打不下去也说服不了自己去演“悟道”，而在摄像机停止的此刻现实里也确实没能“踏在水上”。

男导演始终不能彻底挣脱后天的束缚，这让他在结尾成为了导演陈翠梅的象征。

现阶段的她同样尚未走出婚姻生子带来的困境，没能找回彻底的原初自我。

男导演是她的现今，而女主角则更像是她的理想化目标，由亲身出演而获得了一次暂时补完的条件。

甚至就连男导演因拒绝其他女演员进组而发愁预算的苦闷，都与陈翠梅拍摄本片时的遭遇与状态如出一辙。

本片的私密程度可见一斑。

但是，也正是在男导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本片结尾含糊其辞的原因。

女主角似乎得到了悟道，找回了原本的自我，但电影却终究没能点明她所悟之道的具体内容，只用了水上行走、林中冥想、吃酸果子等非常概念化的手法。

这或许是一种佛教追求的“意会之境”，但以本片非常现实向的女性议题而言，仅仅只是意会未免过于含糊，在与女性观众产生情感记忆上的朦胧连接与宽慰之外，无法提供更确切的答案。

而在陈翠梅投射自己的男导演身上，我们看到了含糊的理由。

归根结底，她自己也仍是受困者，女主角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种向往，而男导演才是当下所处的状态。

因此，电影最终也只能给出一种只可意会的结局，用以承载其“期盼”而已。

记得去年曾经短暂地公映过几天。

马来西亚女导演的动作片，这很吸引我。

本来是有去看的计划，无奈当时的时间安排有点问题，过了大概一周再去看就没了排片。

今天突然想起找来看了。

嗯，跟我预想的好像有点不同，并没有那么吸引人。

导演和女主的形象，有点让我联想李安和杨紫琼，呈现的女主的困境，却是有点扁平。

前半段平淡而舒缓，有点洪尚秀的意思。

后半段的谍影重重戏中戏咋就觉得有点突兀呢。

我理解导演想探讨如何追寻真正的自我，但是整体观感就有点奇怪，好像融合了动作、犯罪、悬疑等诸多元素，有点文艺，有点玄幻，但是感觉并没融合得太好，造成了一种莫名奇妙的割裂感。

和前夫的感情纠结，也显得混乱。

而这样的主题和主角（曾经的影后），其实也并不那么容易共情。

武馆门口的黄衣喇嘛，还是觉得太刻意了。

总体吧，不那么吸引人，但也不难看。

我对全片最感触的是，哪里找的这么厉害的武行和师傅啊，一个月就可以脱胎换骨，我也好想去学学😂

记者：csh编辑：effy原文首发于《NOWNESS》2022年第12期“在南洋 历史饿得瘦瘦的野地方/天生长舌的话本 连半页/也写不满/树下呆坐十年/只见横撞山路的群象与猴党”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陈大为的《在南洋》里，他仿佛廖廖几句就总结了南洋意象。

消瘦的历史、障目的自然与枯竭的故事，是否足以概括东南亚的丛林与海岸？

我们无从知晓，但它的风景震慑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我们直觉地意识到，影像可能比话本更适合讲述这里。

我们看到了缅甸导演赵德胤的《再见瓦城》（2016）、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热带雨》、马来西亚导演张吉安的《南巫》（2020）……热带的飓风吹过世界各地的国际电影节，更多的人们开始共享更多的南洋故事。

但我们的感受与欧洲与美国的观众不同，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听懂其中的一些语言——南方的观众尤甚。

普通话、闽南语、粤语，还有更多依稀可辨的、来自福建或广东的方言。

我们开始用“东南亚华语电影”，来标识这些华裔创作者的影像。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华语电影可能只是个想象的概念，为了将一些拥有相同文化特质的人团结起来。

人们总是需要一些想象，而在“历史饿得瘦瘦”的东南亚，人们总是迁徙，总是说着混杂的语言，这样的想象变得更有重量。

不知不觉，这些创作者已经奔跑了很久。

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当陈翠梅、刘城达等马华（马来西亚华语）导演走向世界的时候，当时的电影节系统并没有太多东南亚电影。

在2006年的釜山电影节上，陈翠梅的《爱情征服一切》获得了新浪潮奖与国际影评人协会奖。

她用清爽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南洋之地的故事，谈论着爱情的虚幻与真实。

次年，刘城达的《口袋里的花》再度在釜山收获了新浪潮奖。

人们惊觉在热带的角落，还有一些与寻常不同的影像。

在与陈翠梅的访谈中，她说“可能所有的文明在发展到某个阶段都会遇到瓶颈，需要更多的新意和刺激”，这刺激曾经是东亚电影或东欧电影，如今成了东南亚电影。

陈翠梅、刘城达和他们的公司“大荒电影”，被称作所谓“马华新浪潮”的一部分。

在这些低矮的村舍、随意的闲谈与辛辣的食物里，潜藏着更多的可能性吗？

无论是这种想法，还是将他们与新加坡、缅甸、印尼、泰国、柬埔寨、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的创作者视为一体的理想，可能都只是一种高傲，仿佛你所在的世界是大地，而他们只是大地之外的惊奇。

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大地，或是在寻找自己的大地。

我们能做的只是睁眼去看。

异乡：又一处故乡当我们说出“东南亚华语电影”这个词组时，就已经在体验某种冲突。

华语是不属于东南亚的语言，所以这些创作者可能在寻找自己的大地，但他们不一定需要一个结果。

在南洋这拆解成不同族群与岛屿的领域，寻找与迁徙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状态，他们不断乘着飞机、轮船与车辆，抵达又一处当作故乡的异乡。

赵德胤用《再见瓦城》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提名，柯震东和吴可熙饰演的那对男女，都是从缅甸跋涉至曼谷的偷渡客。

新加坡导演杨修华凭借《幻土》（2018）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赢得了金豹奖，这部影片同样聚焦于一群异乡人：新加坡国内没有证件的劳工。

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的《妮雅的门》（2015）将镜头对准了一位远离家乡去往台湾工作的菲律宾女佣。

陈哲艺的《热带雨》里，烦闷的阿玲是个从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的中文教师，她从这里去往那里，教授一种不属于两地的语言。

而在去年张吉安的那部《南巫》中，在马泰边境，不同地域的文化碰撞再度成为了叙事的重心之一。

这些创作者的影像，构成了一种泛亚洲的世界。

迁徙的历史是角色们生存的基础，这可能与东南亚漫长的殖民史与偷渡史相关。

但即便如此，“华语电影”也并不是在任何国家都畅通无阻。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泰国悠久的宗教与完备的世界观念或是印度尼西亚深厚的文学传统，可能遏止了华语文化的发展。

正如陈翠梅所说，当地的“华人导演”，可能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

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更完备的华人教育，则催生了更多的华语作品。

华裔导演们有意无意接触的华语文化，在他们作品中那些南洋影像里，微妙而错位地存在着，成为了除了起点与终点两地之外的第三重参数。

《热带雨》里爷爷爱看的武侠片，是一种不属于新加坡也不属于马来的、分外遥远的东西。

在陈翠梅的影片里，这种东西有时是底色，在《野蛮人入侵》中，陈翠梅自己饰演的演员，为了扮演想要的角色，经历了一场功夫片式的修行。

但它有时则更为直观，在《爱情征服一切》里，它显然体现为马来人混杂的语言：粤语、闽南语与普通话，当然还有马来语。

女孩阿萍背井离乡——又是一场迁徙——去吉隆坡投靠阿姨，她有一个故乡的男友，但在新的城市，她又拥有了另一个爱人。

但你不必听懂其中所有的语言，也可以理解离别、爱情与电影。

电影：又一种语言缅甸导演有缅甸的故事，新加坡导演有新加坡的故事。

就算是马来西亚导演，也有人要讲巫族的故事，有人要说华人的故事。

但是，可能他们的角色经历着相似的迁徙，不止如此，他们自己也在迁徙。

就像陈翠梅说的那样，当年她们在釜山获得认可的那些影片，可能在马来西亚本土找不到太多的观众，所以他们需要到电影节去。

可能影像要比话本更亲密一些，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流行的数码相机和非线性剪辑，赋予了他们闲散的风格，这也非常契合她们的主题——热带住民们松弛的生活，错位而混杂的认同感，还有那些表面不起波澜、其实暗潮汹涌的情感状态。

对于陈翠梅和她那一代的马来导演来说，甚至她们的制作方式也很松弛。

她的《爱情征服一切》只用了一万欧元，拿了三万美元的奖金。

于是她把奖金分给了大荒公司的两个朋友，又拍了两部电影。

或许这种最大限度利用资金、拿起摄影机就拍摄的创作方式，也是她们被定义为“新浪潮”的原因之一。

她自己也对东南亚华语导演的创作很感兴趣，她就曾组织蔡明亮、赵德胤、陈子谦等创作者共同拍摄了短片，结成了一部《南方来信》(2013)，在大荒公司主导制作的17部长片和8部短片中，这是其中的一部。

它的名字又叫“原乡与离散”——比原本的名字更直接地让人想起东南亚华人的迁徙。

当然，曾经“马华新浪潮”的状态可能很难复现。

无论是东南亚电影数量的增长、国际电影市场的缩水还是电影节的日趋保守，都让这浪潮变得日趋和缓。

但陈翠梅并不为此感到苦恼，对她来说，电影只是其中一种表达自己的语言而已。

她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正如她为自己设计的个人简介：“5岁钉过一个小板凳，8岁开车撞过一根柱子，9岁办过一本儿童杂志，12岁读完一整本科学百科全书，17岁开过一个文学专栏，21岁电脑动画学位毕业，27岁拍过一部《爱情征服一切》，38岁生了一个小孩，41岁决定习武。

”采访陈翠梅的时候，她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她总是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所以即便已经经历过太多访谈，她大概还是能说出一些新的东西。

她谈了谈自己最近的心得，包括东南亚华语电影的发展状况，和自己对当下电影节系统的思考。

她拥抱着最新的科技，说自己学了编程，编写了一个自动写小说的程序，说不定还会用来写剧本；她也对AI绘画很感兴趣，甚至用这个功能制作了自己展览的海报。

这个时代发生了许多大事，但她觉得每个时代都是如此。

她并不担心未来，想必她总能找到最新的、表达自我的语言。

如今她仍处于“习武”的阶段，最近正致力于练习巴西柔术。

陈翠梅：又一次访谈Q：《野蛮人入侵》其实和您此前的两部长片《无夏之年》《爱情征服一切》都很不一样，有更复杂的类型和更强烈的表达欲，您觉得这是创作生涯中心态的变化吗？

A：我创作的时候，每次都会希望不重复，其实这三部影片都是很不一样的，都是接近当时的年龄阶段面对的一些事情，或是思考的一些问题。

《野蛮人入侵》是在2019年写的。

2016那年因为怀孕无法工作，然后也觉得自己的身体遭到了破坏，体会到了一种与另一个生命之间的拉扯，可能怀孕也是一种“野蛮人入侵”。

但这个故事当然主要是虚构，我觉得电影创作的好处之一，就像它像是人生的实验，其中有真实的元素，但你也不需要真正去经历。

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字创作，可能都是我的一种思考方式吧。

Q：您同时创作不同篇幅的艺术形式，包括小说、短片、长片，您是如何看待不同体量和媒介的作品的？

A：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短片，首先它不那么商业，它也因此比较自由，比较容易执行。

其次呢，它的投资和回报虽然没那么大，但人家给你钱拍，你就可以去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工具或是理论，它也可以因此成为你的机会。

我个人会倾向于拍短片，但很多人还是以长片看作是定义自己的标准，毕竟短片的推广度还是不如长片。

我之前在微博上写的微小说（可参见微博@陈翠梅微小说），更像是一种艺术实验吧。

当时是2010年我刚搬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微博的140字限制很有趣，就给自己安排了个任务，每天必须写一篇140字内的小说，当作自己的艺术实验。

说是“每天”，其实每次都是到了23点50几分才写（笑）。

Q：十年前您的微博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您最近还在进行什么样的艺术实验吗？

A：我其实之前学了编程，我之前还写了一个程序，可以自动写小说。

我只要输入一个题目“悲伤的故事”、人物、场景什么的，它就可以自动生成一篇小说，挺有趣的。

但我做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编程学了一段时间也没学了，我本来学的时候是想要用程序来写一个短片的，因为它确实挺适合写剧本。

最近我在玩AI绘画，比如我最近做了一个艺术展览，它的海报就是我用AI画的（笑），你可以输入你想要的知名设计师的风格，再加上一些主题和元素，就可以自动生成一张图画。

Q：您对于体验AI艺术创作的领域真的非常热情。

A：其实《野蛮人入侵》也有类似的思考。

有人跟妈妈的角色说，“小孩就是你最好的作品啊”，其实也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开始听到是很生气的，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有任何创作，这个小孩完全就是DNA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最多也只是一个“3D打印机嘛”！

但我接下来慢慢就会思考，我其实也只是以为自己创造了作品，但其实所谓的小说、电影是完全不受我们控制的，只是我收集、组合了一些元素而已，这些想法很少有属于我的。

我们只是进行了重组，然后就说这是自己的作品，未免有些太自大了。

到了AI时代，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凭什么你画的画、拍的照、组织的语言编码就是自己的作品？

这其实与DNA重组没有太大的分别，你只是提供了一个载体或者视角而已。

就像我们质疑AI不懂爱、哲学和情感，好像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来分辨AI，但其实真正懂得这些的人类又有多少？

Q：这是非常有趣的视角。

您也提及了语言的编码，您的影片里语言的构成很多样，包含了普通话、粤语、闽南语、马来语等等。

您可以聊聊这种语言文化的混杂吗？

A：马来西亚人的语言环境本身就很复杂。

比如我自己小时候只和家人说闽南语，到了上小学，老师才教我们普通话。

等到上中学，我当时上的是马来西亚的公立中学，而马来的官方国语是马来语，所以就也要开始学习。

而到了私立大学和工作的时候，又需要用英文来沟通交流。

其实我的电影已经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在真正的生活里，有时你讲一句话就要混杂很多不同的语言，就像是“马来沙拉”（马来语“rojak”，混合各种辣香料与水果的拌菜）一样。

我在创作的时候，一般一开始是先用中文思考，然后再翻译成英文，这样和国际团队沟通会比较方便。

当然，不同语言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有时在翻译过程中，我反而会发现一些新的灵感。

而到了片场，我许多演员只会说特定的方言，这也会影响影片的调性，我都会在这些过程中补充自己的创作。

Q：这种混杂在东南亚可能比较独特，您可以谈谈东南亚华语创作者的状况吗？

A：东南亚不同国家的状态都不太一样。

马来西亚其实有比较完整的中文教育系统，所以除了我们这些马华（马来西亚华语）导演之外，你还可以听说很多马华作家，比如黄锦树、张贵兴，或是许多马华歌手，像是梁静茹、张栋梁、戴佩妮等等。

但马来的中文教育在全球其实是很特殊的现象，这里有很完整的中文报章、杂志。

最独特的是，它其实是一种不受国家承认的、民间自发组织的教育系统，马来西亚华人其实是有一段抗争的血泪史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也说明马来西亚华人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并没有完全融入社会。

他们不像印尼华人或是泰国华人，他们可能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

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怎么看过泰国华语电影，但我其实有很多泰国导演朋友。

他们很少说自己是华人，他们的创作中也不会有太多的华语元素。

这一方面跟印尼、泰国等地的排华因素有关，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的华人尤其有钱，他们倾向于把孩子送到欧美去留学，可能也因此跟华人文化越来越远。

但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化里有一种比较讨厌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悲情感。

好像只要你是华人，你就有义务去捍卫“华教”，有时我会觉得这太过民族主义，这其实是不太符合当下时代趋势的东西。

包括我自己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有一种优越感，就觉得我们的根基属于文明古国，老师也会教我们拥有几千年的文化。

这很容易让我们歧视、或是不愿了解其他族群的文化，这种优越感也会在马来西亚制造一些社会问题。

Q：那么马来西亚的主流电影是什么样的？

A：马来西亚的爱国电影主要聚焦于各大族群的团结吧。

其实马来西亚华人也只占了20%，而华人市场也比较分裂，马来的三大族群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所以主流电影就是要让这三大族群和谐共处，比如马来人和华人恋爱什么的。

我自己可能其实对社会议题不是那么关心，所以像《野蛮人入侵》这样的电影，虽然也有一些现实因素，但在马来人看来可能不太真实。

Q：您自己也推动了马华电影的发展，包括2005年创办的大荒公司，这些年来主导制作了17部长片和8部短片，扶持了许多青年创作者。

可以聊聊这十几年来的经验吗？

A：其实一开始也非常自然，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是在马来电影学会放映自己短片的朋友，就想到自己组建一个公司。

当时刚好数码相机和非线性剪辑兴起，很容易就能自己拍电影，也刚好遇到电影节要放映。

我们拍的东西在马来西亚是没有人会看的，但对欧洲人来说，忽然看到这种东南亚电影可能觉得很新奇。

可能所有的文明在发展到某个阶段都会遇到瓶颈，需要更多的新意和刺激。

所以我们也是恰逢其时，当时进入电影节很容易。

我当时在釜山电影节上拿了三万美金奖金之后，就把奖金分给了两个朋友拍片，慢慢就越拍越多。

但如今这种情况很难再复现了，现在东南亚的电影可能比之前多了五倍，电影节可以选择的影片太多了。

而且现在国际市场的情况比较差，电影节的选片策略也倾向保守，大多会放映更适合他们本土观众观看的作品，不太会像以前那样冒险了。

Q：您这十几年来一共也接触了许多亚洲不同地区的电影创作者，您觉得当下的年轻创作者有什么特质？

A：现在许多经过电影节挑选的片子有一种特质，就是很多评委、课程、讲座一系列改下来，每个青年导演的片子都像是大师之作，各方面都很优秀，我可能称之为“大师班”电影。

电影是很优秀没错，但我有时候就觉得太标准了，或者是在模仿一些东西，反而失去了灵气。

而且现在很多导演好像其实没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导演”才去做，这样可能就会让电影显得比较空洞。

其实有时候可能不必太在意电影节或是其他的评判标准，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才最重要。

Q：您最近的阅读与创作状态如何？

A：我很久没有阅读和创作的状态了，看电影就更少了，我读书一直比看电影多。

最近我都在练习巴西柔术。

其实电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只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就像《野蛮人入侵》里讲，宫本武藏说“一切都是剑”，对我来说也一切都是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天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专题，从《狂飙》谈到《宇宙探索编辑部》，讨论关于“南方”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被重新讲述的，在一系列“南方”为气氛背景的文艺作品持续努力下，南方文艺特定的形象，南方创作者特定的气息，已经成就了我们共同的认识和期待。

所以，陈翠梅导演的《野蛮人入侵》上映之前，我也对它有同样的期待，看过之后才发现，它不是那种“南方”电影，没有热带雨林，没有老虎斑纹，没有野兰花、茅草屋和停不了的雨，也没有晦暗不明的感情，它是干的，是燥的，是一个以戏仿类型片来搭建的类型片取向的作品。

陈翠梅导演多次明确表示，《野蛮人入侵》戏仿的是《谍影重重》，以至于她笑称自己是“抄袭”：“这次的动作场面设计其实主要依靠动作导演李添兴。

模仿《谍影重重》的部分，几乎是每个镜头和动作都抄。

其他原创打斗部分，基本上希望动作一气呵成。

”而在故事里，导演胡子杰找到女演员李圆满时，也明确而直接地说，自己要拍一部电影，这是一部动作片，《谍影重重》那样的动作片，海滩上的失忆女人，拳拳到肉的打斗，都是《谍影重重》的趣味，为此，需要女演员用一个月时间，去学习武术，学成什么样不要紧，但要知道动作的感觉和要领是什么。

武术教练对于动作要领和“就地取材”的解说，可以看做是对《谍影重重》这种古典动作片，或者极简式惊悚片的破解。

随着女主角的孩子失踪，故事很轻松也很轻巧地走进戏中戏，胡导演要拍的《谍影重重》，似乎变成了现实，《尼基塔》的一些情节元素，也悄悄混了进来。

接受了短暂动作训练的李圆满，顺利地变成了自己要扮演的那个人，功夫高强，以一当十，似乎沉睡的记忆被唤醒了。

是他们要拍摄的电影，帮她实现这一点的？

还是我们正在观看的这部电影？

帮她实现这一点的边界已经被模糊了。

重要的是，我们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一件事：这一切可以发生在电影里。

这是我们看过的成百上千部电影和我们互相驯化的结果，所以，《野蛮人入侵》不但是建立在《谍影重重》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成千上百部电影基础上的，是“电影可以如此”让这部电影可以轻松、轻巧和轻盈地得以成立。

轻盈太重要了，创作中的轻盈，就像发射火箭，有时候准备酝酿多时，送不到预定的轨道，有时候有若天助，顺利升空。

在我看过的故事里，由真实进入虚拟世界，通常需要一个结界，这个结界或者是一个神异地带，或者是出神或者做梦，但《野蛮人入侵》完全没有这个设置，而是任由女主角直接走了进去。

等到观众反应过来，李圆满已成曲中人，作为观众的我们，也成了新观众。

这一笔实在太轻盈了，轻盈到让人羡慕。

这种轻盈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其实没有虚实真假。

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电影。

虚假里面的虚假，不会让本来的虚假变成真实。

”故事里的负负，不会得正。

为了解救孩子，进入一个异常的世界，是很多故事常见的设置，《鬼域》《寂静岭《飓风营救》，已经有过多次尝试。

但《野蛮人入侵》里的孩子，完全被工具化，一旦把故事送进轨道，就从此消失了，从导演的访谈里（讲述自己育儿的心得），我们可以看出，这并非前后失了照应，而是导演想要探讨一件事，一个女人，丢下母亲这个身份，还可能有什么身份？

可以的，可以是特工、斗士，以及一切。

也就轻盈地带出一系列问题：人有没有可能清空自己固有的性格内容，变成另一个人？

如果想要清空自己，用什么方式？

清空自己的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

他们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为什么开始频繁思考“壳”“我”这些问题？

陈翠梅导演的电影《野蛮人入侵》让我想到这些。

也就轻盈地引出那个话题，为什么是“野蛮人入侵”？

来自陈翠梅导演读到的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

……一个小孩对立着社会，到底谁是野蛮人……后来比较是，所谓的文明社会，是对每个个体的侵占和控制。

……我愿意做那个野蛮人。

”就是说，如果电影内外，李圆满或者陈翠梅，都应该摆脱这种侵占和控制，轻盈地走进任何被视为神异的世界。

去豆瓣翻了一下导演的读书清单，王小波、米兰•昆德拉、加缪、卡夫卡、张爱玲、金庸、阿加莎•克里斯蒂……从电影里到电影外，从访谈到书单，一条心路历程，逻辑清楚，表里如一，干净利落。

这样的导演和电影，我都喜欢。

#TGC 期待有些太高了，看完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导演有了之前比较有争议的言论，感觉这电影的视角还是挺能体现问题的，另一个问题是总感觉变化与新生的内核在影片中的展现实在是有些弱。

戏中戏背景，影片戏里戏外的模糊感很差，一切都太过清晰。

视角上，这部电影非常符合尼娜·门克斯的《洗脑影像》中的一些例子，本片的打斗就和索菲亚科波拉的《迷失东京》中斯佳丽的“脸”和凯瑟琳毕格罗德《拆弹部队》中的慢镜头作用相同，受众太过明显。

转场做的也是非常的生硬，绑孩子那里看得我非常尴尬。

好的部分可能就是戏里戏外的呼应，尤其是开场男导演在泳池中的踏海被用在了影片的结尾，还有另一种呼应及孩子和前夫的同位呼应。

内核与宗教表达，影片非常明显的融入了印度教元素，我了解的马来西亚华人（有几年在马来西亚生活的经历）大部分拜观音（佛教，不吃牛肉），而片中出现多次的时母的画像则是印度教中的神明，不知道在马来西亚的宗教大熔炉中二者的关系。

内核问题借时母这个角色是有表达的，但是整体时间的掌控和结构的割裂都非常影响内核的表达。

视觉上，整体的效果比一般，影片多为手持镜头，有些长镜头表现还不错。

剪辑做的比较差，尤其是戏中的部分。

光影其实是比较可以利用的一点，但是也没有亮眼的部分。

最美的部分可能就是踏海而行了。

听觉上，整体的感受不错，只有少部分的后配音感觉有些奇怪。

致敬上，影片《谍影重重》睡板凳的警察巡逻和第一个杀手的圆珠笔插手那里是完全照搬，但是整体的剪辑效果奇差，尤其是摆拍的剪辑完全没有速度感，并且非常不流畅。

影片还有戏内女主染发和与洪尚秀的对话和戏中戏片中也有提及，但是影片还是太“粗旷”了一些，不论是剧作还是视听效果都与整体内核不搭调。

QA部分，整体是非常不错的，张子夫谈及了他在拍戏阶段与陈翠梅的状态和马来西亚新浪潮的状态，非常直接的回答了很多观众的问题，包括影片的预算100w人民币。

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回答，就是结尾处男导演的踏海而行，也是影片中我最喜欢的一笔，看完的感觉是这是影片少有把戏外带到戏里再带到戏外的表达，即男导演其实就是陈翠梅本人，她以编剧的身份在泳池踏水，之后以演员的身份在戏里踏水，最后又以导演的身份踏水。

散场看到了王小帅，我还恍惚的叫错了他名字，进场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背着UCCA的包，感觉很亲切。

我刚看完电影的时候，确实觉得挺失望的，甚至有点生气。

但是很快就和解了，我知道是因为来之前预期太高了，宣传语“女性力量、女性身份、女性困境，先锋的女性表达···”让我非常兴奋，而且我还注意到了迦梨，这位迷人的凶恶像女神的身影。

我期待这位女性导演给出某种启示，某种不一样的答案。

但结果我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导演拍出的比一般电影好看不少的正常顺直电影，其实没什么，完全不应该被批评，还是应该被夸赞的，我真的同意。

我觉得这是值得一看的电影，我推荐，但同时，我不同意一些急于维护导演的人，认为指出影片的厌女倾向是对导演的攻击，好像作为一个母亲的女导演奋力拍电影就自然是个女性主义者，这是混沌胡说，所有成为母亲的女性在生活中挣扎沉浮的是女性，而能辨认出自己身上的厌女倾向的人，才可能是正走在女性主义的路径上。

这点我是认同上野千鹤子的。

被指出有厌女倾向不是攻击，挺多是提醒提示，因为这个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倾向，我们似乎可以说，厌女才是“正常”的，不厌女是要学习的。

我自己就非常厌女，小时候会因为别人说“你跟别的女的不一样”而沾沾自喜，“如果这个活动必须要有一个女的参加的话，就让她去吧”，我以这种方式获得性别的红利。

陈翠梅是非常优秀的导演，她确实没有要去拍一个“女性电影”，但我真觉得不应该把所谓正确的性别意识压给别人，因为，其实发现自己的厌女倾向并且与之斗争的女女男男都是因为发现了自己被自己的“厌女症”损伤到了，想要解脱出来。

我曾经是恐弱，太好强，在情感伤害之后不肯承认自己受伤了，非要说“都是我要的，都是我应得的，都是我能承受得了的”，但是我明明在被各种念头折磨。

哈哈，这就说到这个片子里我可能最受不了的一句台词，大概就是导演的助理问导演，小满姐为什么那么恨前任，导演说，那不是恨，她还爱着他吧。

这种无视女主本人的强烈表达，非要用大词掩饰伤害，就是，真的，挺让人难以接受的。

但是这很普遍，这很正常，这是电影艺术。

谢谢，抱歉，不要打我哈哈。

我只是想说，厌女没关系呀，我也厌女，不要怕被说是厌女的，从这里可以开始走条修复自己的路（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

1为什么要保卫电影？

因为要保卫电影院。

而不是相反。

唯有在电影院，电影才真正是电影。

前者定义了后者，而不是相反。

就像学生在学校才是学生，演员在片场才是演员……电影在电影院才是电影。

为了让电影是电影，我们需要电影院的存在，因此需要保卫。

为什么唯有在电影院，电影才真正是电影？

在电影院，电影是唯一存在，观看是唯一被准许的举动。

大银幕、黑暗空间，立体声效……电影院才有的环境，让观众全神贯注于，从而忘记自己。

2如果说观影有如祷告，原因正在于此。

在教堂，我们与他人一起，闭上眼睛向上帝祷告。

在电影院，我们也是与他人一起，但却是睁着眼睛观看电影。

一个是在明亮空间中通过闭眼进入自我，一个是在黑暗环境中通过睁眼忘记自我。

两者却有本质上的相同点：即全神贯注于一。

祷告是与上帝的单向交流，闭眼制造的黑暗保证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上帝。

观影是与电影的单向交流，黑暗的环境同样保证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影像。

3薇依说：注意力是唯一能让人的灵魂与上帝接触的能力。

那么，当我们在电影院全神贯注观看电影时，我们的灵魂便是在与上帝接触。

因此，电影院是如同教堂般的圣地，观影是如同祷告般的圣举。

保卫电影院，便是保卫我们的灵魂与上帝接触的机会。

保卫电影院，首先要保卫电影；没有电影，电影院就不会存在。

没有电影院，电影仍然可以存在，但我们的灵魂将因此失去一种与上帝接触的能力。

请保卫电影吧，为了保卫电影院而保卫电影；而且要保卫好电影，好电影更能让观众集中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