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全国副总指挥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您的论点很好，您也很会表达。

内政部副部长施图卡特博士：但是对问题本身没有帮助。

海德里希：有时候……请容许我坦白讲，有时我会想，您是否……为了辩论漂亮而故意反对我们的建议，又或者……是因为这些讨论触及的是您写的法律。

施图卡特：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片面理解为您火车头的刹车片。

海德里希：我部里全都是学法的。

施图卡特：真是雪上加霜，就像舍恩加特博士、兰格博士之类。

海德里希：我欣赏敢打敢拼、积极有为的品质，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我很少用。

思考是好事，但是行动更重要。

施图卡特：有勇无谋，成不了大事。

想倒洗澡水，结果把孩子也倒出去了。

海德里希：强制绝育，您是认真的吗？

还是只是随便提出来，知道反正我们做评估也要好几个月？

施图卡特：和您一样，我也认为贯彻元首意志，匹夫有责。

我不是要论证反对您的最终解决，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

我对您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报以最大程度的敬意，您带出了一个意识形态坚定、战斗铿锵有力的部门，且随时待命，但是您别忘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海德里希：受教了。

我们会重新考虑的。

施图卡特：有劳。

让对二战史略知皮毛的观众，一开始就面对15个容易脸盲名字盲的外国面孔，在几乎没有配乐的一个多小时的会议里，分清每个人所代表的立场，顺着他们的思路去理解他们所要决定的事，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剧本和表演有极高的要求——但它成功做到了。

三个议题：首先要说服各怀鬼胎的各方势力将权力交出，由中央党卫军执行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这当然会有反抗和质疑，但在种族清洁的共识，和尽快甩掉犹太人这个包袱的诱惑下，这个议题还是艰难达成了目标。

第二个议题：如何区分需要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犹太人。

这里不得不说律师真是slay全场，通过有理有据的论证，对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发起了强势的挑战，并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替代方案——差点就动摇了全体人的意志，让副总指挥不得不中断会议解决这个“小麻烦”。

其实也没有多难解决，精英阶层只是基于维护他们的优越性，表面地作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抗议和干扰罢了。

最后一个议题，其实副总指挥开始是不想明说的——大部分人只需要知道部分就可以。

他只跟所有人讨论分工和配合，而几乎所有人也默契地对核心问题避而不谈。

只有最年长的，参加过一战的总理府国务秘书通过仔细的计算，提出关于“最终解决方案”可行性的疑问，并关注到这个执行方案可能影响到自己人的心理健康，副总指挥这才把“最终解决方案”和盘托出。

所有人沉默了，最后一点质疑被消除，会议全体通过。

所有决定都基于精确的数字统计，详尽而周全的计划，伦理、法律和利益的多方衡量，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德国人冷静、严谨、高效、有秩序的精神。

越是事无巨细，这些决定就越是残酷。

结尾非常的平静，风轻轻吹动会议楼旁边的树叶，一如每一个日常会议的落幕。

谈笑风生间，几百万人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

看一个关于犹太人故事的电影，可能只会引起短暂的，遥远的同情，但当你想到你也有可能作为群体中的一个数字，被一个简单的会议决定命运，你才会感同身受地背脊发凉，毛骨悚然。

《万湖会议》，是一部没有一个恐怖镜头的恐怖片。

德语中，复合词是一大特点。

它让德语能够通过简单的叠加创造新词。

这种造方法虽然在英文里也有（如football, schoolgirl这种），但永远不会像德语一样能够如此随意地将任意数量的单词写在一起。

一个极端的例子：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Donaudampfschifffahrtselektrizitätenhauptbetriebswerkbauunterbeamtengesellschaft，这个由8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是吉尼斯纪录上最长的德语词。

其实不过就是Donau（多瑙）dampf（蒸汽）schiff（船）fahrts（运输）elektrizitäten（电气）haupt（总）betriebswerk（车间）bau（建造）unter（附属）beamten（管理处）gesellschaft（协会）这些名词叠加起来而已。

因此，但在这一点上，德语与中文其实极其相似，相似到甚至会产生“恐怖谷”的效应。

（unheimliche Änhlichkeit, ich würde sagen）。

我甚至在想，这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有语言学上的论证，是否还可以追溯到某种官僚性体质对语言的影响。

die Judenfrage, 不是the problem of the Jews, 不是 the Jewish problem，是而Juden（犹太人）Frage（问题）。

der Judentransporte，不是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Jews，而是Juden（犹太人）Transporte（转运）。

das Konzentrationslager，不是 the concentration camp，而是Konzentrations（集中）Lager（营）。

die Endlösung，不是the final solution，而是End（最终）Lösung（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造词的方式，创造概念、名词、机构变得很加容易。

如果“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出现在英语中，我只能想象它成为《Yes, Prime Minister》中的一个讽刺段子。

但在德语和中文中，虽然略显冗长，却并不违和。

通过复合词的形式，一个可能有些不合常理和荒缪的概念在语言体系中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和不容质疑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组成语言的单词却又保持了相对的纯洁。

Konzentration, Lager, End, Lösung 本身的意义没有被污染，依然能够很好地在任何语境中被中性地使用。

也正因如此，这些复合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迷惑性，没有人再去追问：为什么犹太人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犹太人需要被转运？

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并最终将这个问题解决？

就像万湖会议在短短90分钟所讨论的一样。

首先我打一星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是因为我太了解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了。

我详细研究过这位盖世太保的一生，从只有四五个人开始建立保安处搜集情报到成为盖世太保的首脑，从利用反间计借斯大林之手除掉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到最后在布拉格被英国军情处派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刺杀。

所以，他的完整一生我是再了解不过了。

真实的海德里希本人冷酷，神秘，心思极其缜密，非常标准的雅利安人长相，金发碧眼，身材修长，壮实。

是一流的击剑高手，少有的田径健将。

运动与语言天赋极高，拥有超出常人的政治敏感度，喜爱音乐，据说他演奏的小提琴能够让人潸然泪下。

纳粹党内评价他为“标准中的标准雅利安人”。

所以深受阿道夫希特勒的喜爱，秘密将其作为接班人培养。

在得知海德里希遇刺后，希特勒暴虐的“三光”了捷克的利迪策村，由此诞生国际儿童节。

电影中海德里希的长相 ，性格，做派与史实严重不符，扮演者甚至是个奥地利人。

倒是海德里希·穆勒的扮演者颇有几分真实海德里希的样子。

海德里希是个恶魔，刽子手，这点无人否认。

但是个人还是有相当的魅力的。

所以，我对这部电影很失望。

毁在了演员选角上。

历史上的讨论却在现在的中东真切上演，犹太人如同蟑螂一样无处不寄生；“这么做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性，而不是胆怯地追问这个或那个犹太人个人的过错在哪里。

”；程序正义；自然减员！

；“犹太人从始至终就如寄生虫一般，只要有适宜地土壤，就会立刻蔓延开来，就像一种霉菌，寄生再健康民族的文明之上，“；施图卡特最关心的是法律问题；一切都冷静的可怕，细节打磨的也很深刻。

平实，甚至可以说平淡，几乎不加任何修饰。

这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一堂历史课。

让我们能够通过一场会议的内部视角，去观察这个历史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是如何做出的。

这是一堂异常昂贵的课程，也是一场始终未被充分吸取的教训。

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也正在发生。

《万湖会议》是一部冰冷的电影。

“冷”是故事发生的季节，是电影的基调，是电影中人的态度，也是观影后的感受。

1942年1月的柏林很冷，但是最冷的还是莫斯科的冬天，相信当时的德国士兵深有体会。

正因为那个寒冷的冬天，苏联红军击败了德国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

“莫斯科保卫战”粉碎了希特勒“闪电战战无不胜”的神话，无论对希特勒本人还是德国军队都是重大的打击。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因素下，被希特勒钦定为继承人的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国分忧”，于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万湖召集14个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实施“犹太灭绝计划”。

这部电影并不长，只有108分钟，但是看的过程中，感觉时间很长，因为它所囊括的信息量很大，而这些信息所指向的是600万人的犹太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既定历史很难不让观众动容。

也就是说，作为观众，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冷静的语言背后的残忍含义。

这就不得不提到“语言的粉饰性”。

比如“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犹太人灭绝计划”；比如“生物意义上的消除”就是“犹太大屠杀”；比如“就地解决”就是“立即枪毙”；比如“隔离区”就是“集中营”；比如“舒适的安乐死”实际上是“毒气杀人”……当这些纳粹高层用如此如此文明、如此优雅、如此中性的词，述说一场毫无人性的种族灭绝计划的时候，肯定会引起人心理上的不适和愤怒，因为这是对600万生命的侮辱和亵渎。

“语言的粉饰性”显然带来了“语言的罪恶感”，语言本身没有罪，是使用语言的人有罪。

不过，这些纳粹高层并不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德国“反犹主义”不仅是政治正确，而且有法律支持，比如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其实就是“反犹太法律”。

不得不说，德国是一个严谨的国家，他们尤其注重秩序感。

哪怕在做如此反人类的事情，他们一切都按照法律来，按照规章制度来。

这种秩序感，不仅使他们的工作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可以令犹太人心安，以便更好地管理。

比如他们会让犹太人签字自动放弃资产，让他们排队等候那一辆辆即将驶来的“死亡列车”。

可即便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还是会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尤其长时间面对“灭绝”、“屠杀”这样的字眼时。

所以，为了避免精神压力和精神负担，他们心照不宣地使用文明语言。

这时“语言的粉饰性”，其实是一种自我洗脑，自我欺骗。

他们使用一些中性的词语，比如“运输” 、“转移”、“解决”、“处理”，好像工作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货物。

没错，他们就是一遍遍通过语言洗脑，把犹太人不当人看，当做货物一样处理。

这样，他们就能更加理性地应对自己的工作。

众所周知，德国人对待工作是非常严谨认真的。

电影中，工作最认真的无疑是艾希曼。

它是“犹太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也是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的代表人物。

这位其貌不扬的男人，从他与领导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性格古板，没有幽默感。

整个过程他像个机器人一样面无表情，声音冷硬，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

但他对工作非常认真，看得出来不管是他的直接上司海因里希·穆勒还是他的大boss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他都非常重视。

他在讲述“犹太大屠杀计划”的时候，充分展示了他的专业性：不仅能说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能补充很多的细节，比如每车厢容纳多少人，每个毒气室可以杀死多少人，而这一切都是他实地考察后的结果，秉持着经济、高效、可行的原则。

这种人在和平年代是工作非常可靠的员工，在纳粹德国是非常得力的“帮凶”。

如果说，“语言的粉饰性”是一种思想上的自我欺骗，一种自我合理化，那么“技术的高效性”则是一种行为上的自我欺骗。

人毕竟是人。

哪怕他再冷血，如果长时间地做一个刽子手，面对着鲜血和断臂残躯，也会引发生理不适和精神疾患。

所以，他们最终选择用毒气室，一是这样高效省时省力省子弹，不给前线增加负担。

二是这样可以避免刽子手和受害者直接接触，也就是刽子手可以在空间上实现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远程控制别人的生死，只需要按下开关按钮。

这样不用看被屠杀者死前的痛苦惨状了，也就没那么大的精神负担，也就尽可能地减少精神疾患问题。

总之，不管是“语言的粉饰性”还是“技术的高效性”，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对人的异化。

它只会让人变得更冷漠、更残忍、更疯狂。

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对犹太人残忍冷漠，对自己人却细心体贴。

影片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那个牧师家庭出身的博士。

他习惯性地悲天悯人，看起来最富有同情心。

为此，他被年轻士兵所反感，认为他总想让人陷入到道德困境。

后来，他解释道，他关心的不是犹太人，他关心的是担任刽子手的年轻士兵会有精神疾病。

他看起来最为年长，甚至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和犹太战友并肩作战，但他也是一位坚定地反犹主义者。

如果有可能，他恨不得犹太人凭空消失。

这可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而只是不想给自己国家的士兵带来精神问题。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这些高层领导，如此坚定一致地“反犹”，才是最恐怖的。

他们如此坚定、如此认真、如此冷静去做这样一件种族灭绝的事情，把他当成一种理想去实现，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利于千秋外代的事，并因为能够参与其中而由衷地感到自豪。

他们的一致性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强大和疯狂。

当集体作恶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哪怕二战结束后他们被抓捕、被审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正如《朗读者》中的安娜一样，她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都没有觉得自己有罪。

他们如此冷静地处理，说明他们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做的事，肯定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

所以，尽管摄影机最后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特写镜头，你依然会觉得这种谴责和批判是无力的。

因为你知道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会议。

这是影片最后给人带来的冰冷。

新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改编自真实事件，是纳粹帝国丑恶历史的记录，一群道貌岸然的帝国精英在那里策划如何“科学有效”地屠杀1100万犹太人，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也由此问世。

全片只有开会、茶歇场景，没有音乐，也没有血腥的暴力镜头，却如此的丧心病狂，尤其是海德里希等人的逻辑，比如：消灭犹太人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杀犹太孩子是为孩子好，因为没了父母孩子过不好等等，令人毛骨悚然，犹如一把把明晃晃的屠刀，砍向无辜的犹太人、老人、孩子。

我的眼睛看着银幕上的中文字幕，脑海里却不时闪现《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波斯语课》等电影故事和画面，尤其是那个红衣小女孩、穿条纹衫的孩子、坐轮椅的老人（被强悍的德国军人从楼上扔下去），恐怖至极，挥之不去。

观影回来的路上，又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部可谓与《万湖会议》有鲜明对比的电影《柏林孤影》，心里才又有些许安慰。

《柏林孤影》反映的是纳粹恐怖年代，德国普通民众的呐喊和反抗。

男主目睹纳粹的罪恶，儿子又战死在莫斯科前线，善良又正直的他义无反顾地发出呐喊和反抗，在明信片上写下反战言论，或寄个政府机构和官员，或散发。

《万湖会议》里，德国高官冷酷无情地录着屠刀，《柏林孤影》里，善良的德国百姓暗暗帮助落难的一犹太人的老夫人，更有意思的是《柏林孤影》里负责处理明信片事件的警察局长下令绞死明信片制作人后，他自己也饮弹自尽了，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看过全部收缴的明信片的人，他或许就是被明信片上反纳粹反战的言论感化了。

纳粹德国高官奥托·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Solingen），父亲是一名簿记员，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五个孩子，他是老大。

1914年，他全家搬到了奥地利的林茨，就读于林茨国立中学，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校友。

由于他表现不佳，他的父亲让他退学，安排他进入了一所职业学院。

不过，他没拿到学位就辍学了。

1932 年 4 月 1 日，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7 个月后，他加入了党卫队（Schutzstaffel，英文简称SS）。

1933年12月，艾希曼被提升为 SS-Scharfuhrer ，相当于中士或小队长。

1934年，他加入党卫队的情报机关——帝国保安部 (Sicherheitsdienst，SD)。

该部门负责鼓励或强迫犹太人将财产和财富交给其他德国人，并将他们从德国移民到其他国家。

1934年，艾希曼由于管理达豪集中营“表现突出”而受到党卫队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赏识。

1935年3月21日，阿道夫·艾希曼与维罗妮卡·利布尔（Veronica Liebl）结婚，两人育有四个儿子。

纳粹分子本来以为，他们一旦掌了权，迫害力度逐步升级，大多数德国犹太人就会识趣地润往外国。

没想到，德国犹太人以为纳粹政权只是一阵转眼即过的暴风骤雨，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园、事业以及祖先的坟墓。

甚至1935年出台的《关于公民权和种族的纽伦堡法律》把犹太人贬成了下层贱民，他们还心存侥幸，不愿出国。

1937年，艾希曼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但他最终以经济理由反对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

1939 年，艾希曼从SD调任盖世太保；1940年，艾希曼成为 RSHA 第四部 D4 小组（清理活动组）负责人；1941年3月，他成为第四部 B4 小组（犹太人事务组）负责人。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期间，艾希曼成为党卫军高级指挥官（相当于中校）。

1942年1月20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召集了德国多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共15人在柏林近郊万湖旁边的万湖路58号别墅开会，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史称“万湖会议”（德语：Wannseekonferenz）。

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提出“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将通过其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还能留存的抵抗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

这次会议成为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到最终从肉体上消灭的标志。

艾希曼以记录秘书的身份出席了万湖会议，而且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由艾希曼计划与调度。

1942年-1945年，艾希曼犯下了累累血债。

他每天满负荷工作，办公桌上摆满了列车班次和集中营的屠杀时间表，“能干”的艾希曼总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1945年，德国战败，艾希曼被盟军俘虏；1946年，他逃到了奥地利；1950年，艾希曼以假身份逃到了阿根廷，并在那里隐姓埋名，定居生活。

世界那么大，为何去阿根廷？

因为当时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就是一名法西斯分子。

1960年，艾希曼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追查到了行踪，并于5月11日强行绑架，乘坐以色列总理古里安的专机来到了以色列。

1961年，艾希曼因反人类罪等15宗罪名一并起诉。

1962 年 5 月 31 日晚上 11:30 ，他在以色列被处以绞刑。

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由以色列海军撒到了地中海上，奥托·阿道夫·艾希曼从此灰飞烟灭，只能做孤魂野鬼。

艾希曼为人低调，落网都怪儿子坑爹。

据说，他的儿子当时在和一个犹太血统的女孩谈恋爱，这小子居然自曝家族史，说他爹曾是纳粹高官，这才让摩萨德锁定了奥托·阿道夫·艾希曼的位置。

受审席上的艾希曼并非凶神恶煞的模样，相反，他彬彬有礼，甚至有绅士风度。

他口若悬河地为自己辩护：我并不仇恨犹太人，我没有迫害犹太人的主观故意，我只是执行命令，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和美德……所以，我没有罪；如果说我有罪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服从。

不过，资料显示，艾希曼的反犹情绪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童年经历，因为他的肤色较深，鼻子较为鹰钩，曾被嘲讽是犹太人，遭到同龄孩子孤立，导致他从小非常厌恶犹太人。

当时，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全程报道了这次世纪审判，并写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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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春天却是1100万欧洲犹太人的末日，纳粹的种族清洗不因万湖会议而起，却由此拉开序幕。

假如从未深入了解过二战的观众，印象中的纳粹一定是残暴嗜血又泯灭人性的怪物，更不用说是纳粹头目的集会，脑海里一定浮现出野蛮人喝血吃肉的画面。

但影片中的万湖会议却呈现出一种离奇的庄严和正式感：穿着正式的军官，教授；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使工作分配出现问题，也能以大局为重；极其专业的数据会议准备，任何问题都能做计划有理性；程序正义，人道主义的“光芒”在会谈频频穿插其中。

如果忽略了会议的主题是1100万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这就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政治精英谈话。

会议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抱怨自己属地囤积的犹太人太多、运输压力大，战争与清洗计划资源的平衡，官僚之间互相的讽刺和挤兑不断。

“我们的子孙不会具备如此的行动力，也不具备这种直觉上的清醒，今天的负重前行，是为了后代的收益和幸福。

”正是这样坚定而又不可置疑的大政方针下，一切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

但一句帮我在希特勒面前美言几句，似乎又告诉我们这群最核心的纳粹分子对于嘴里喊的口号似乎并不关心，唯有在集团里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追求，他们对于计划的妥协并非绝对的精神意志，而是保全自己不得不做的让步。

这确实是颠覆普通人观点的，往往纳粹都是被洗脑又嗜血残暴的怪物，此刻好像下降到了某种“同意权利”下的利益集团。

这似乎也是现实中最常见的情况，人们往往因为树立了共同的“敌人”，就能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良心受到安置。

一个希特勒的背后有一众万湖会议，万湖会议的背后又有千千万万个高级将领，最后还有普通的士兵和平民百姓，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小到一场万湖会议，每个德国人内心的所谓“德意志精神”都是不同的，从平静到狂热，从厌恶到信仰，没有清晰的坐标轴能够刻画这股“邪恶力量”对于人们的影响，甚至左派中也会被这股“力量”渗透，人类从不害怕一种主义，一个集团，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害怕的是藏在背后的贪婪、自大、残暴。

当某样事物变得理所因当得正确且不容分说，异己者都是错误且必须消灭，这才是人类真正该去小心和提防的东西。

斯图卡特对于混血犹太人的法律辩论，几乎是整个会议最大的高潮。

当他不断强调法律规则对德国人民的重要性，并佐以混血犹太人在各种情况下被无差别清洗导致的后续社会问题，其精彩程度甚至让人跳戏到了“十二怒汉”或是人权法案的起草现场，舌战群儒，用才华和智商碾压了一众外强中干的纳粹军官，最终抛出了全体绝育的缓兵之计，几乎激怒了海德里希中止了会议的进程。

“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的下一句是如果你改掉我的毕生心血的犹太法会让我挂不住脸。

无不体现斯图卡特有智力，却没有智慧，有才华却没有为人基本的道德，直到这一幕，这满屋纳粹内心的真实想法才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当恶魔掌握和知道什么是高尚和正义，那将成为他们为自己辩解最完美的工具，纯粹的恶威力远不及乔装打扮的正义，这是信仰的崩塌，试想当人们不在相信善良、秩序和自由，那只剩下无尽的猜忌和争斗，赢弱的群体就必然会被消灭，为了保证人类文明的正常延续，也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消灭的对象，求善之心是刻在人类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总是在斗争中意识到合作，又在合作中爆发斗争，但好在跌跌撞撞中人类一路走到了现在，如果犹太人该被清洗，那以同样的标准，没有哪个民族有资格继续留存在地球之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此生都没有机会坐到万湖会议的席上，但也许会成为1100万悲惨犹太人其中的一分子，也许会不得不成为按下毒气室按钮的普通士兵，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必参与到这些残酷斗争之中，作为旁观者只希望能先告诉自己，我是人，我们都是人，承认自己也害怕落入刽子手手下，可能尝试去谅解那些同样受尽折磨的“坏蛋”，审判永远是自省失败的后果，也是人性最后的保险，不让自己成为审判的主语，更避免自己成为宾语，毕竟人作恶的理由故有千百种，最好的选择还是不做。

抛开犹太人本身的问题，这场会议无疑是罪恶且没有人性的。

15个高级知识分子平静且专业的制定一个如何灭绝1100万人的种族计划，整场会议没有废话，没有激烈的争执，也没有任何情感波动，像是执行某个项目，每一方势力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即可达成共识，没有一个邪恶的字眼。

这场屠杀作为一个项目来说是一个完美到不能再完美的项目，高效节省成本，还能让每一个领导层脑子，不就是企业常常搞得降本增效那一套嘛不考虑人性因素，愿称之为高效工作典范电影。

全片台词值得dang下来反覆揣摩，教科书式的沟通谈判技巧，会洗脑杀伐果决的领导人，先不说事情对错结果好坏如何被人评说，这工作魄力值得职场人学习内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主角起因经过结果学习：1.会议前准备要充分。

针对各个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预想到并事先做好应对（罗列看似可靠数据加以佐证）;会议发起者需要准备多个详细可行的方案;参加者明确自己立场从而进行利益和权责的博弈2.提高效率的实力和手段。

清晰传达问题，简洁有力表达方案可行性，平衡满足众人需求促成意见统一并落地（对于业务的了解和熟悉度，精确到业务细节，数据来源，业务背后带来的影响，紧急应对措施，收放自如的控场，会议节奏的控制）3.沟通，博弈。

如何解决会议众人的争执，把个体矛盾激化转化成大众矛盾，从而收拢人心;面对分歧质疑平和的化解，对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和抛出的问题作出温和有力的反击台词思考：有些数据不太准确、让他们觉得准确就好了犹太人作为人质化繁为简，在工作思路上像大方向看齐先别想着自己被冷落听一下大领导的意见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幸的农民如果想种田要先下锄头反正没了父母的孩子也活不下去我们可以对国内所有的犹太人进行梳理血统的问题上建议强制绝育人们需要规则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这些固定设备使得高度分工化，结构化流程成为可能，行动对象和实施者之间基本不会有接触，任何近亲关系和同情心引发的刺激都将不复存在，我门借此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我们的人能够远距离实施这些方案谁不想生在平和年代，但是天意选择我们这一代，我们不能因为反感就拒绝执行，我门都是德意志民族的医生，没有一个医生会乐于为病人截肢，但是这如果是救命的唯一选择呢注意言辞表达，一切要用官方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