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好运

那个时代的新闻自由在这个颇为敏感的时期提起这部电影，并不是刻意操弄这个话题，只不过在现在这个阶段，每个人所应该坚持的道德底线已经不再是党派，不再是国家，而是对于真相，对于事实的坚持。

历史不会去评判Murrow到底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历史也不会去评判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到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革。

Murrow是一个英雄，直播时手中吊着一只烟，侧身的坐姿，严肃的语调。

他在抨击一种制度。

他坚信自己是爱这个国家的，只是不过他仍需要坚信真相的力量。

或许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对共产党人的排斥是有理可循的，这样的排斥最终促使了新兴政客的产生。

这是关于历史，关于政治的话题。

然而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震撼是一种勇气。

来自Murrow，也来自那个社会。

我们现在谈论新闻自由，似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都被束缚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之中报道这个社会的动向，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并不是被束缚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之中观察这个世界。

他们所看，所写，所评，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个社会的动荡，人民心中的不安，对于新闻人来说实在是太敏感了。

不能规避的敏感使得他们知道这是新闻自由所约束的，这是这个国家所不盛产的新闻类型。

并非没有人具有Morrow的勇气或者果断，只是这个社会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在一块石头掉落池中之后，不会卷起波纹，甚者这块石头会被重新抛回岸边。

电影中Murrow第一次制作了一期完全反对McCarthy的节目。

直播之后是许久的平静，他们在等待着观众的电话，群众的反应。

是的，他们的力量并非源自本身的热情，对新闻事业的热情，更多的是这个社会的需求。

新闻若是一门艺术，便是一门不能够封闭在房间内的艺术，它的呈现是应对这个社会的需求，即使这种需求并没有表露于民众的一言一行――它或许是受到政府刻意的压制，但是确是真正存在。

而媒体的功效就在于挖掘这种潜藏的需求。

Murrow做到了这一点，他并非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他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是右翼或者左派，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强加于观众面前。

他只是坐在镜头前，用一种近乎冷峻的态度播报着真相，抨击着暴政。

如此而已，这便是新闻人的自尊。

回到电影中的细节部分。

黑白的镜头处理，颜色是对立碰撞的。

黑白电影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创作一种诡谲的视觉气氛，对于这部电影，色彩本身就是将观者拖入历史。

黑白是冷静的色彩，适合于审视的目光，适合于批判与褒扬。

电影的政治主题，并非一味的讽刺，而是在与传递一种真相的魅力。

而这种魅力并不来自于剧中Murrow所揭露的社会现实，而是电影对叙事的坚定立场。

对于人物的塑造并没有太多的感情投入，Murrow是个英雄，确实是，但是剧中对他的雕磨只是用了几个特写镜头，尤其是当他播稿时的特写镜头，体现的仍旧是冷峻。

冷峻是客观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客观所体现的不单单是新闻的立场，更是对社会反响的预估。

而就中国现阶段的新闻发展而言，这种客观性无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抵触。

当人们面对一种“新锐”观点时，首先就是将其定义为“新锐”，将这种思想定格在对事物的颠覆（不是事实的颠覆）上。

进而以一种自认为客观的标准来审视这个问题。

因为其观点的新，因为运用了客观的视觉加以阐述，而引起了人们的警觉。

这样的过程并不利于新闻人的客观阐述。

Murrow所坚持的便是在社会中呼吁一种潜在的力量，在美国社会中，民意所向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许多政策决议。

而他所动用的便是自己的客观的视角，更可以说，他所依赖的无非一种坚定。

电影中的Murrow并不是英雄，而电影中更是没有情感的激荡，虽然Murrow和Fred多次提到自己的家人，但是都没有在电影中出现，而影片中的女演员更是只有Shirley令人留下印象。

连角色的塑造都采用了极为严肃的冷处理。

这所烘托的并不是“职场上没有儿女私情”的泛泛主题，而是将影片的速度调整至最快。

这部电影就如同一档冗长的节目，结构严谨，节奏紧凑，没有过快的叙述，也不包含过渡的情绪渲染。

正如电影中多次重复节目组剪辑视频片断的镜头，他们力图将最最震撼，连珠式的语段扣合在一起，在几乎同一时间轰击观者的保守心理。

而电影本身也做到了这一点。

Murrow的节目是一个战场，剧情既是一场战斗。

战斗的胜负不在于双方所投掷的炮弹数的多少，而是看是否能够命中要害，正中靶心。

政治电影或者说写实的传记电影，都是针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所进行的叙述。

这部电影也不外乎如此。

Don与Murrow的友情或许是电影中着墨最多的情感内容。

Don最后被政论文章逼死的结局多少显得有点突然，但是若再次回味他在先前隐忍的表现，以及Murrow暗中的眼神，便不难发现，其实Don所承担的压力也不大于Murrow，只不过后者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那个时候，任何一种声音都不能被忽视，而Don似乎就成为了一个鲜明的反面教材，他所承受的一切正是在任何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中出现的诬蔑，敌视，造谣。

而他仍旧强忍着微笑，在Murrow庆祝胜利的同时，他知道这并不能改变任何人对他的看法，他在这部黑白的电影中，似乎永远隐藏在最阴暗的角落，他没有渗透，没有张力的表现，即使是生前请求Murrow为自己辩护时，他也是如此压抑着心中的悲哀，抑或愤怒。

Murrow不能在战场上同时消灭两个敌人，同时应对两种不同的“暴政”，一种来自权利的独裁，一种来时舆论的诬蔑。

他能够感受到Don对自己的期许，他似乎希望让Don自己走出阴霾，但他又不忍伤害到Don哪怕一点。

在酒吧中他试图组织Shirley诵读早报中的评论，因为他知道，自己所作的一切只能为朋友累加上更多的罪名，他们被外界看作利益的共同体，这也是为什么Don希望寻求Murrow的帮助。

Don是新闻的牺牲品，他所奋战的似乎不为真实，他所奋战的似乎永远是自私。

这是媒体为他套上的外衣，是他不能撕扯去的。

他是软弱的吗？

或者他只是一个陈列着的标本，在新闻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如何被舆论摧残致死，一个人如何被笔头的锋芒所掩盖去一切痕迹。

牺牲品与英雄，两个在新闻浪潮中翻滚而过的人。

电影在Murrow的节目被调整之后戛然而止，他是否继续奋斗，他是否有权利继续为这个社会的潜在之音征求自由？

这一切不得而知。

Murrow是一个抽烟的男人，思考，困顿，无畏。

他渴望铤而走险，因为有人能够从他的冒险之中汲取能量，这是新闻的意义所在，他为自己的后辈们树立了一个经典的形象，在任何环境中所不变地为真相呐喊。

在彩色电影大行其道的今天，作为黑白电影出现往往能成为一个异数。

我常常会想早期电影或者黑白电影，甚至默片为什么拥有比现在的电影更高的艺术水准。

作为我而言，黑白电影意味着一种深沉雅致的格调。

它们的爆发点往往是超乎视觉冲击的，有一种凌驾与感官之上的情绪弥漫在黑白电影的氛围之中。

大部分黑白电影都被赋予了旧时代特有的人文思考。

他们少于浮躁多于冷静，他们长于探索远于媚俗。

这可能就是《Good Night,and Good Luck》能成为一匹英俊黑马的原因。

它的整体看上去严谨流畅，带有绅士风度而不失激情。

黑白基调的氛围和50年代真正的记录影象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男主角的每段台词交杂着睿智和激情。

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对话则体现了真正的机智和优雅。

用于衔接的音乐也选择了符合时代的爵士乐，或是低沉或是畅快的女伶之声。

当然经典并非等于完美。

它本身的缺点在我看来不外乎矛盾爆发冲击力不够，初衷原本是记录片，但在刻画人物形象上缺乏多角度，突出了正面人物的某些方面。

这是一次彬彬有礼的电影冒险，一切都显得太过彬彬有礼。

对于非英语国家，非美国人民而言，本片的语速过快，不过也许这就是咄咄逼人的美式演讲。

由于我推崇如此的电影风格，所以这些缺点也许只能算是特点。

我们看过太多精彩的特技太多刺激神经的画面，在面对优雅的时候往往容易迷失在这样的氛围。

什么是真正的优雅深沉。

它犹如长河般缓缓流淌，犹如深夜般沉着。

我为这部电影设定了三种色调。

其实，这是它本身的光与影。

黑————思想的杀戮很多电影往往会表达人们能够面对的危险，有些来自外太空，有些来自鬼怪神灵。

这些都脱胎于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

对于这部电影来说，人们所要直面的危险来自人们本身。

来自人性的堕落和动摇。

正如片中这群人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自己被深深的恐惧所包围。

男主人公所提及，恐惧，就在这间屋子里。

这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现象，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来源于生活的恐惧感。

它是实在存在的，它甚至是无孔不入的。

这也是男主人公选择战斗的原因，他不愿意被这种人性的动摇所打倒，他不愿意屈从错误的思想，他更不可能不去保护美国原本自由正直的人们。

欣赏这部电影的人需要做一些功课。

首先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它处于美国著名的“麦卡锡主义”时代。

麦卡锡主义是1950—1954年间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逆流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直至有不同意见的人。

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

而主人公则是非常著名的美国电视界传奇人物爱德华R•莫罗。

1953年，那时他正在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纪录片节目“现在请看”，此外，莫罗还兼任脱口秀节目“人与人之间”和“电视面孔”的主持人。

他和制片人弗雷德•弗里恩德利，他的团队（多恩•休伊特、乔•沃什巴、帕默•威廉姆斯、耶西•祖斯默、约翰•亚伦、查理•马克和埃迪•斯科特等7名记者）一起，从海军飞行员麦洛的事件开始，坚持不懈地和当时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做斗争。

这些新闻人，电视人不顾重重阻挠为一个又一个的无辜受害者申冤，一次又一次对“麦卡锡主义”进行抨击。

白————人性在时代中的闪耀在黑暗下，发现人性的闪光点。

电影，永远是在研究人，研究人性。

人文的电影致力于挖掘人性。

严肃的电影致力于真实人性。

在这个两者之间游走的电影却更多依赖观众的审美。

苏格拉底曾说，认识你自己。

并不是去探索茫茫的宇宙，而是去探索你自己。

我在夸奖这部电影对于政治的公正和真实之前，更多的想夸奖它对于人性某个方面的捕捉。

这是一种非常明朗的令人愉悦的叙说。

导演可以说不仅在还原过去还是在还原真实。

莫罗之所以奋斗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人或者他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立场，他首先是一个忠诚理智的美国人；其次，他是一个拥有清晰头脑和敏锐洞察力的人；最后，让他发挥作用的是他作为一个新闻人对真相的孜孜以求。

真相，这就是恐怖时代的人们所需要的勇气。

抵抗迫害，保护家人，尊重信仰，获得自由，这些都是因为有人在不停地追求真相，公开真相，捍卫真相。

洗刷被侮辱的，拯救被损害的，让仅有的声音不要因为恐惧而颤抖。

莫罗和他的队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唤醒人们睁开自己的双眼。

正视恐惧时代的畸形和不公正，正视入侵身边的丑恶和危险。

灰————胜利后面的路并非平坦主人公莫罗用自己的形式战胜了麦卡锡主义，但他没有能战胜广大观众多变的审美触觉和趋于娱乐化的口味。

他的节目被换下，被缩减。

他的同事们有些被裁员，有些不知何处。

结尾的时候呼应开头。

经历过这一切的勇士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欢笑和回忆，他们没有被忧伤所包围。

能让他们皱起眉头的不是他们的心，而是他们的良心，他们对于这个时代和以后的时代的责任。

因为他们明白自己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战斗都将会任重而道远。

他们需要诊治的不是人们的肉体而是人们的心灵，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保证自己的心灵不会腐烂和动摇。

有些人退缩了，有些人牺牲了，更多的人则留了下来，隐忍在恐怖时代的终结。

虽然恐怖过去，但是浮躁和喧嚣却纷涌而至。

媒体将会是大众的标志般的良心。

而这颗良心在电影的最后依然强烈地跳动，无论它是否离开了历史的舞台。

这就是生活所能赋予战斗者的结局。

永远不可能太坏，但也不可能太好。

真正的斗士是可以直面自己人生的惨淡。

他们在逆境中能够首先思考的依然整个人类的人性而不是自己的生存意义。

回忆式结构的电影用来贯穿整部电影的唯一的思想价值，从开头到结尾，主人公的思想没有改变，他改变自己战斗的对象，但他不改变自己战斗的理念。

这样的精神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是一种启迪。

在这个时代，思想的禁锢依然存在，人性依然在面对着种种考验，放大这一切的电影电视广播娱乐界依然充斥着低俗和愚昧。

然而电视的作用依然是指导人们。

更多的人相信电视语言，更多的人需要被指正，更多人能够被唤醒。

我们确实需要怀揣超越于世俗的理想，信念，热情；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奋勇向前。

巨多人对这部片不吝激赏，因为这一段“捍卫新闻自由或者说是为了个人权利与尊严而斗争”的真实历史，因为让他们想起了“南周”“新京”等等。

而我不准备仅为一部电影准备讲述一个多么伟大的事实或观点就鼓掌。

道理谁不明呢？

谁说到人的心坎上，谁才是高手。

仅从一部电影的角度来看，我只能说这片子“凑合”。

对于驾驭一个大的题材，乔治克鲁尼显然还处在摸索与练习的状态。

方向是没错，越有份量的东西越无须花哨的表现。

不过讲的实在有问题。

看的出来，他手上有太多的材料可用，太多人的经历可讲，多到他完全可以讲出一个群体而非只是一个莫洛，可以讲出几个人的顽固怎样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转折。

可正因为什么都有了，怎么取舍，才成了最大的难题。

拍不好，是他的责任。

没取舍好的结果，就是自我分裂。

莫洛部分非常明确，可莫洛之外的部分－－力挺莫洛的主编，CBS的大脑袋，隐瞒夫妻身份的一对儿，自杀的“左派记者”，因前妻而被调查的那一位－－都非常模棱。

有些情节的出现完全让你跳开电影，心想这是在说什么，结果发现，它什么也没说出来。

看似散淡，可不能真的散淡啊！

拍得好的，总会在当时就有空间留给你去感受和呼应。

什么都留到观众看完之后狂翻资料、总结思想的电影，对我个人来说，不是真正的好电影。

BTW：要我选择，我会把开头那么个长长的群像，放到片尾。

Good Night，Good Luck看着Murrow当年在CBS的一切，回想对岸的TVBS中的2100全民开讲，我不由得感叹民主国家的一路走来的历程是如此的坎坷。

专政体制下的国“你可以跑，但你没地方跑”“你可以说，但你发不出声音”“你不沉默，我强迫你沉默”。

在这种体制下，你听到的、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巨大喉舌下面许多细小喇叭同时发出的同样的声音。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在雾月十八》中说过这样的名言“他们不能表达自己，他们只能被表达”。

Murrow说“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该如何发展，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不能把异意当作不忠，指控不能当作证据”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807/45971.html

题记：关于电视，默罗这样表述：这是传播工具，除了取悦、娱乐和隔绝并无他用。

在信息瞬间达到和趋同的年代，怎样保护异端是权利，这是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卡夫卡·陆（KavkaLu）[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16/2/kavkalu,2006031622916.gif[/img]默罗的这句话应该让所有中国的传媒人看看，拍苍蝇，逗蛐蛐你们都在行，可是老虎呢？

我们已经没有了羞耻，我们兴高采烈全民声讨苍蝇，让一个有着心理缺陷的人处在语言暴力的恐惧中，这就是我们的仁慈和正义吗？

宽容的意义是针对所有人的。

一位黑龙江的女士虐杀了一只猫，就有人搞的纷纷扬扬搞起“圣战” ，竟然还有人要悬赏50万捉拿她！

你们想干什么？！

理性的意义在于让所有的人有说话的权利，网民的声讨往往只有激愤而缺乏真正的建设性意见，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说：武断地把人类分成黑与白，好与坏，绵羊与山羊，真正的信徒与异端学说，忠心耿耿与心怀二意――依据的只有一个“原则”并且以强力当作唯一的后盾，这是何等愚蠢，何其徒劳？

!人们有权保护小动物的权利，可是，这种有选择的保护是多么苍白，为什么我们要为了食欲屠杀食草动物，甚至对于娇小的鹌鹑为了美味而虐杀呢？

男孩子小时候用开水杀死蚂蚁，钉死蜻蜓呢？

茨威格又说：事实上，人们太嫌怠懒，而对着晦涩难解的谜团和生命强加的责任，多半便渴望着由明确而普遍有效的秩序造就的机械世界，好免除他们的思考之劳。

我反对虐杀，但是，我更反对针对以人的心理恐怖，网络年代一些人已经把网上论坛当成了垃圾桶，可是肆意发泄他们在现实里无法达到的怨恨舒解，在虐猫事件里更只得同情的是那位现在犹如惊弓之鸟的女士，你们难道就没有对于一个病人的基本怜悯，难道要让她变成疯子或者将虐杀向人才开心？！

这同样是无耻的看客，在人云亦云的浮躁年代在电脑边YY一个道德卫士形象罢了！

虐猫无耻，那么烫杀黄鳝呢？

活取熊胆呢？

在网络媒体上，一边倒的舆论让一个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女病人备受心灵的煎熬，你们的行为和刽子手有什么差别，中国网络事件里“卖身救母”的那位的遭遇还不能引起诸位警醒吗？！

广大传媒人员你们除了推波助澜，你们火上浇油，你们还做过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没有小动物保护法，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没有相关条款，那么她的行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条，无论她怎么了，首先她是一个病患，社会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怎样对待这些心理弱势群体。

从这个单个事件里，我们看到了从中的世界里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的盲从，这些盲从和传媒的取舍有着直接关系。

对于虐猫事件，许多网民和传媒都用了“变态组织”这个词汇，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发展的几十年是在忽略个体不同的基础上的，生存压力和地位压力异化着善良的人性，在一个充满不择手段“竞争”的暴虐丛林，个体的罪责都是社会的责任，是谁让人变成了野兽！

我国精神病患的发病率是千分之十七，也就意味着一百个人里有2个显形的精神疾患，他们有谁真正关心过？

社会没有温暖是暴力和极端的起源，在一个找不到泄口的砼体里，精神的崩溃往往是由于社会本身缺乏人性造成的，我们的教育的失败在于人文教育的缺乏，谎话、无耻、献媚、龌龊和盲从让孩子们逐渐远离人的趣味。

救救孩子的心灵，就是拯救一个国家的未来。

默罗有句名言：我们不会被恐惧驱使进入一个无理性的年代，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成为人云亦云的鹦鹉。

虽然，这很难。

不要相信没有对话的一家之言，那往往是不真实的，见风就是雨是十分幼稚的。

《晚安，好运》给我最大的启迪是责任和中立态度，记者是应该反应事件双方的立场，就像默罗莫斯妇人案里做的一切，平等的对话，相信公众有着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主观的下一个对错的定义，在这部电影里作为平行报道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他们至少是让对方充分说话，甚至连麦卡锡本人也必须对话。

没有对话机制的传媒和哗众取宠的传媒都是垃圾传媒，他们只是阉人的娱乐。

访谈节目非常容易得罪人，虽然真话的对面虽然没有火刑柱却也可能有着监狱和失去工作，任何国家真话都有代价，在这样高昂代价不是所有人能够有胆魄的对于美国著名新闻人默罗而言，他是一个人，但是，他的正义感让他无所畏惧，这需要勇气。

面对压力，他同样有着孤独和犹豫。

电影里有这样的场景，镜头慢慢后拉，莫罗孤独地打着字，整个空间只有触键的声音，他慢慢走向远去，空旷的走廊传来爵士女歌手Dianne Reeves幽怨的歌声，还是他在播音结束后陷在沙发里若有所失，这是BBC著名主持人莫罗在麦卡锡主义疯狂的日子里的自我形象。

在公众面前，主持人是代表着他的团队的，正义在一个被强权控制的世界里并不容易。

莫罗在对于麦卡锡的抨击时用了这样一句台词：那错处不在于我们的命运，而在于我们自己。

多思，理性，宽容，法制，这是一个文明人应该的态度。

我反对她虐猫，可是，她没有犯罪，在她没有接受心理测试的前提下一切的说法没有意义。

上帝庇佑所有的生命。

你们倘若看她不爽，唯一可以控告的正如云飞扬所说从非法音像制品入手，或许还有戏，至于她虐猫，她依旧无罪，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条上没有的你就缺乏依据判她有罪。

【附录：影片资料】《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2005美国导演：乔治·克鲁尼 George Clooney主演：大卫·斯特雷泽恩 David Strathairn、乔治·克鲁尼 George Clooney、小罗伯特·唐尼 Robert Downey Jr.、帕特里西娅·克拉克森 Patricia Clarkson、弗兰克·朗格拉 Frank Langella片长：90分钟个人评价：艺术性8，欣赏性4（良心的片子）2006年3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02时35分云间 寒鸦精舍独立影评人：卡夫卡·陆（KavkaLu）版权所有，请勿私自转载联络方式：MSN:[email protected]邮箱： [email protected]

一正当布什政府步步进逼，不断以各种名义干涉美国舆论，加强媒体控制，实行“爱国法案”时，“华纳独立制片公司”推出一部另类影片《晚安，好运》（Good Night,and Good Luck）。

这部片子一亮相，大家就发现它的主题、风格和节奏与当下美国片大相径庭。

该片一反娱乐化、商业化演绎历史的好莱坞潮流，以纪实风格，讲述了半个世纪前一名电视新闻主持人的故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爱德华·默罗在电视机刚刚出现在美国家庭时，曾利用这一新生媒体与臭名昭著的麦卡锡展开激烈对抗，直至麦卡锡主义土崩瓦解。

这部政治历史片在美国院线一上映，就立刻受到媒体的一致好评，并在2005年78届奥斯卡奖项角逐中，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在内的六项提名。

这样一部小制作、不合时宜的影片，如何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一个五十多年前早已被炒冷的新闻事件，为什么会再度引起关注？

人们是否从麦卡锡主义这段历史中，反观到美国社会的当下处境？

《晚安，好运》是一部精心制作的黑白影片，导演乔治·克鲁尼着力营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气息。

虽然完全是部室内戏，整部片子没有外景，但导演仍在细节和人物造型上下了功夫。

片中CBS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五十年代的老打字机上忙忙碌碌，秘书搬着一大卷电影胶片（而不是录像带）穿堂而过，录音棚里一位黑人女歌星唱着忧郁的蓝调。

主演戴维·斯特拉森（刚出演了《蓝莓之夜》中的警察）更是精心装扮，梳着一丝不苟、油光水滑的一头黑发，香烟一根接着一根从不离手，青烟缭绕，悠然出画。

他扮演的默罗一身正气，风度翩翩，讲起话来抑扬顿挫，清晰有力，不容置疑，夺去了观众所有的同情和认同。

而他的敌手麦卡锡，则根本不用演员扮演。

因为导演找不到现成的演员，可以把握麦卡锡色厉内荏的乖张形象，就索性启用档案里的影像资料，与该片的黑白镜头拼接起来，结果产生完美、流畅的效果。

几乎没人能察觉到拼接的痕迹，影片与历史档案有机地融为一体。

最有意思的是，麦卡锡这个反角的原始影像，已经非常刻毒、阴险了，不需要艺术加工，也足以把小孩子吓哭。

也许因为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太深远了，美国观众对那段历史耳熟能详，所以影片对背景不作任何交代，就能直接把观众带入“红色威胁”笼罩下的新闻大战。

但对中国观众来说，回顾一下麦卡锡主义的来龙去脉，也许更觉妙趣横生。

二 麦卡锡是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儿时曾是乡下农场的养鸡娃。

十九岁时，因大规模鸡瘟而破产，不得不搬到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小镇马纳瓦，当上了杂货店员，并同时进了当地高中上学。

从此一路成绩优异考上法学院，当了律师，年仅三十岁就成为威州最年轻的巡回法官。

后来野心膨胀，不择手段地在仕途上打拼，终于1946年以微弱多数当选参议员。

但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华盛顿，他还一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媒体曝光率很低。

为了引人注目，不惜上演大跌眼镜的政治秀。

1950年2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做了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讲演，说国务卿艾奇逊知道有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却姑息养奸。

后来又称有八十一名，最后减到五十七人。

参议院立刻组织调查委员会仔细排查，结果发现麦卡锡的指控子虚乌有。

本来一场闹剧就该到此收场了，可恰在这一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媒体反共浪潮甚嚣尘上，公众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下。

麦卡锡当然不失时机，根本不管有无根据，继续鼓噪共产主义已渗透到美国政府内部的危言。

公众的目光这回一下子投向了麦卡锡，情绪由愤怒逐渐转为恐惧。

国务卿艾奇逊这时成了“国务院的红色主教”，制定复兴欧洲“马歇尔计划”的马歇尔将军，也被斥责为骗子。

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朋友、邻里间开始相互猜忌，美国的社会诚信被侵蚀了。

1952年，麦卡锡青云直上，当上政府工作委员会主席和永久调查委员会主席。

他大肆利用报纸和电视宣传来提高知名度，用粗俗、下流的语言攻击政敌。

他有个经典的麦卡锡主义逻辑:所有不同意他的人就是共产党，阴谋颠覆美国民主政体。

政治家、媒体、公众都因害怕被指控而保持沉默，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都对麦卡锡唯唯诺诺。

艾森豪威尔这位曾在“二战”沙场上叱咤风云的老将，竟落到只敢私下里抱怨的境地。

但在1954年，一位有胆识、有勇气和良知的记者站了出来——爱德华·默罗利用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电视媒体，策略性地抓住军队中一个“清共”事件，给麦卡锡有力的一击。

美国空军中有个叫拉多维奇的二战老兵，仅因为他塞尔维亚裔的父亲和妹妹读过南斯拉夫的报纸，就被怀疑亲共，军方竟将他解职。

默罗抓住这个事件，揭露麦卡锡主义的偏执和疯狂。

他犀利地指出:“我们应该区分什么是政见不同，与什么是不忠诚。

”麦卡锡主义惯用的伎俩就是党同伐异，利用人们对红色威胁的恐惧，从内部消灭政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麦卡锡马上反击了，还是故伎重演，又指责默罗拿了苏联人的钱，为共产党卖命。

CBS广播公司的老板有些慌神了，公司的资助人也纷纷对默罗施压，大家都害怕惹恼了这个“暴君”，砸了自己的饭碗。

默罗却选择了良知的召唤，继续与麦卡锡针锋相对。

麦卡锡不仅仅恐吓新闻媒体，对好莱坞影人还有个臭名昭著的黑名单。

许多导演、演员、编剧被逮捕、关押和审讯。

曾有十人援引宪法权利保持沉默，结果被控蔑视国会，被判处六个月到一年的徒刑。

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与共产党不沾边，甚至连政治倾向都不明确，只因为作品与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不太和谐而已。

利令智昏的麦卡锡在最张狂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把手伸向了军队，调查起军队高层官员的安全问题来。

显然，他低估了军方的实力，自以为可以在平民社会和政府里为所欲为，却没想到根本不是军队的对手。

军方抓住一件小事，给麦卡锡致命一击，使他身败名裂。

一年前（1953年），麦卡锡的得力助手戴维·沙因被征入伍，麦卡锡曾托人让军队给沙因些照顾。

军方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后操纵下，让这个丑闻曝了光。

麦氏虽然仍不可一世，大骂军方挟沙因为人质诽谤他，但在1954年4月至6月的“军方——麦卡锡”听证会上，他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听证会的全过程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军方律师约瑟夫·韦尔奇的雄辩让听证会达到高潮。

他逼问羞愧难当的麦卡锡:“难道您不懂什么是廉耻吗？

先生，您就没有廉耻吗？

”麦卡锡不敢抬头正视对方，低着头喃喃地嘟哝着些什么。

虽然听证会最终不了了之，但麦卡锡在美国人民面前彻底名声扫地了。

三年后，这位声名狼藉的参议员借酒消愁，酗酒导致严重的肝病，在华盛顿的海军医院里不治身亡，时年四十八岁。

三 影片《晚安，好运》的结尾有些突兀，在“军方——麦卡锡”听证会的场景之后，镜头又切回到影片开场的情节。

那是麦卡锡死后的1958年，默罗在广播电视新闻主任协会上，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

他严词驳斥电视观众对思想性节目缺乏兴趣的论调，警告说:如果电视媒体只能用来取悦、麻痹和封闭公众的话，那么电视就只是装满了电线和电子管的盒子，我们的全部斗争就变得毫无意义，彻底失败了。

历史已经证明，虽然麦卡锡已魂归西去，但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仍在美国文化的深层游荡。

电视评论员富尔顿·刘易斯曾说过:“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

”如果用麦卡锡自己的语言就更形象了，他曾在1952年对威斯康辛的听众说:“麦卡锡主义就是撸胳膊、挽袖子的美国主义。

”那么，美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显然不能用大众传媒不断渲染和浪漫化的“美国梦”来简单概括，也不能把美国的缔造者在宪法上宣称的民主、自由、人权和博爱，当成美国的本色。

从十七世纪的萨勒姆女巫审判，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种族隔离，再至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恐怖，我们在进步、开放的外衣下，看到另一条保守、冷漠、急功近利、甚至残忍的线索，它在一个充满活力、朝气蓬勃、民主公正的明亮色调对比下，变成美国传统的底色。

应该承认，这个年轻向上的民族，也有顽劣的世故。

《晚安，好运》虽然没有深究美国文化里蕴涵的矛盾，但表达出一种深深的忧虑:与麦卡锡主义的斗争虽以皆大欢喜告终，但下一次美国人再次面临危机时，也许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影片有深切的当下关怀。

五十年后美国果然再次遭遇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

小布什恰恰利用“9·11”后美国人的恐惧，像当年在五角大楼的食堂和政府机关的打印室里搜捕共产党一样，再次限制公民的自由。

美国政府现在发动邻里举报可疑人员，监听、监视留学生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对新闻严格审查，甚至在报纸上做广告，鼓动美国华人揭发中国间谍。

批评的声音却渐渐减弱了，媒体变得越来越驯服。

布什政府曾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骗取公众的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美国媒体却没能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批评、揭露政府滥用权力，践踏宪政传统。

五十年代美国新闻界幸亏有爱德华·默罗，才最终使麦卡锡主义破产；七十年代有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才导致尼克松的专制倒台。

而到二十一世纪，美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媒体英雄，只有耀眼的明星主持人和让新闻大亨们心满意足的高收视率。

如果说美国公众已经淡漠了麦卡锡时代的梦魇，确实有失公允。

但是，今天麦卡锡充其量不过是个符号，一个象征邪恶、专制和反动的空洞能指。

人们把美国当代史上所有的不公正，统统贴上“麦卡锡主义”的标签，似乎一旦冠以这个万劫不复的恶名，就可盖棺定论，大家才无咎一身轻。

理查德·罗维尔在他撰写的麦卡锡传记中，有这样的观点:麦卡锡其实既算不上专制，也谈不上反动，因为这些词主要应该用于社会和经济制度层面，而麦卡锡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理念毫无兴趣；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主义”来描述他的话，那么，麦卡锡更像一个虚无主义者，一种破坏力量；或者说，他是一个没有革命目标的革命者，一个没有目的的反叛者。

但我更喜欢律师约瑟夫·韦尔奇尖锐的质问:你有廉耻吗？

的确，麦卡锡真正是个不知廉耻的投机小人。

人格的缺陷使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也无论哪种思想潮流正风口浪尖，麦卡锡们都一样会见风使舵，兴风作浪。

所以，人的良知和正义感才是社会行为的底线所在。

也许，这部影片还对良知寄予希望，才在越来越令人堪忧的社会现状中，祝福美国:晚安，好运！

王炎，学者，现居北京。

主要著作有《奥斯维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小说的时间性与现代性——欧洲成长教育小说叙事的时间性研究》等。

　　一、猜疑的年代　　18世纪末的一天，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端坐着一众神父和红衣主教，他们传看着戈雅的画作。

泛黄画纸上是一番狰狞的世界：狞笑的魔鬼，憔悴干枯的女人，因痛苦而痉挛的男人，笼罩着仇恨与无知的薄雾，粗糙土地上苟延残喘的生命。

虽然早在15世纪，宗教法庭就开始把异教徒推上火刑架，但是所谓的圣战对于残忍的教廷从来都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的势力需要更多献血的祭奠。

于是，洛伦佐神父站出来，带领神父们以上帝的名义记录人们的窃窃私语，观察人们的举止，让每个“异教徒”都无所遁形。

　　这是“戈雅之灵”在开场展示给人们的世界，充满猜疑、质询、信仰规范。

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曾这样评价音乐对宗教的影响，“音乐仅次于对上帝的爱，理应被颂扬为人类情感的主人和统治者……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音乐能和《圣经》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戈雅也用他的画笔记录着他眼中的宗教，巫魔们的夜会，传达着他的疑问与恐惧。

　　1957年5月2日，美国曾经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约瑟夫•麦卡锡因为饮酒过度引发疾病气绝身亡，那场闹哄哄的 “麦卡锡事件”的影响余波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

之后，对此事件的反思一直持续到今日。

2001年有金•凯瑞主演的“忘了我是谁”，2005年则有乔治•克鲁尼执导的“晚安，好运”。

两部电影正好是从电影和电视两个相似却又不同的行业视角，讲述了身处“麦卡锡事件”中的人们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调查，众口一词的指控。

他们有些人逃离家园，随波逐流，有些人则坚守岗位，愤然抗争。

　　实际上，仅凭麦卡锡的一己之力，肯定不会将二战过后没多久的美国搅得天翻地覆，人心惶惶。

二战后的美国，面对强大的苏联和日渐崛起的中国，开始变得焦虑重重。

其实，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中的人们对共产主义者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干脆就把“一切社会改革都包括在内”，对于那些保守主义者来说，任何给美国带来改变的人都“形迹可疑”。

在“麦卡锡事件”的前后几年间，联邦调查局辞去了378个人的职务，传讯了 2961人，初步控告了9097个人，全面调查了1万人的家世行踪，在300多万的美国民众中甄别权衡。

　　当戴维•利连撒尔被指责为曾包庇过共产党时，他掷地有声的回应这些捕风捉影的指控，“这些人不管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射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竟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

”共和党忙着搞他们政治上的迫害，以民主的名义剥夺人们的人权。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到处搜集任何可疑的资料，证据不够就伪造证据，不给当事人辩白的机会就匆匆塞给他们一份认罪书，让他们签名了事。

　　这种行为与几百年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倒是惊人的相似。

宗教裁判所并不直接执行或判决“异教徒”的死刑，而是把可疑的人关起来，折磨他们逼迫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交给世俗法庭，并建议对他们处以火刑。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在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和生活。

政治的问题可以交给学者们去研究，我更关注的是处在政治事件中人们的不同应对方式。

[戈雅之灵]　　二、 忘了我是谁　　“事实是，我从不是一个有伟大信念的人，一点都没有。

坦白说，我认为我缺乏勇气。

我不像路克• 川普，他让市集上的人群也关心那些事情。

我从没见过他，但我觉得我想认识他。

因为，我不得不对他说的感到诧异，我想他可能会告诉各位，这房间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并不是他誓死捍卫的美国！

”——彼德•阿普顿　　上世纪50年代，电影业受到了电视发展的巨大冲击。

人们对电影的狂热逐渐消退，他们更喜欢穿着睡衣，抱着甜品筒倒在沙发上，面对一个14英寸的荧幕无所事事，也不愿意盛装打扮，举家出行，排很长的队到影院里去看一场电影。

电影人得想尽办法把观众拉回影院。

　　“忘了我是谁”就开始于一个剧本讨论会，形形色色的人对着彼德•阿普顿的剧本指手画脚，把故事修改的面目全非。

他虽然非常不满，却也只能强颜欢笑。

他毕竟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三流剧作家，只能写些B级片的剧本，没有能力维护什么。

　　年轻时的一次社团经历让彼德卷入了不久之后的“麦卡锡事件”，非美调查委员会编制着关于他的一些谎言，并要求他对这些“罪行”供认不讳。

失意的彼德喝醉了酒，开车冲下了桥，并因此失去了记忆，顺水漂到了加州劳森镇的海滩上。

因为长相酷似哈里•川普在二战中丧生的儿子路克•川普，他被爱子心切的哈里当成了生还的路克来疼爱。

　　彼德的出现让死气沉沉的劳森镇又焕发了生机，人们开始从二战的噩梦中苏醒过来。

彼德不断融入了路克的生活，并拥有了路克的朋友、老师、恋人和家人，他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和路克之间的不同。

　　彼德•阿普顿不是什么伟人，不是英勇赴死的斗士，他只是个普通人，一心只想有自己人生的普通人。

他从善如流，只求安静的活着。

当路克迫不及待去拯救世界，彼德却乐得不用冒险。

他宁愿卑微的活着，也不愿意伟大的死去，成为机枪扫射下的亡魂。

他只想躲在电影的幻想世界中，一偿他的英雄梦，让故事中的男主角冲锋陷阵、英雄救美去吧，他只要默默在一旁欣赏就好。

　　我想，这不仅是彼德，也是大多数人面对事情的态度。

人们颂扬英雄，却鲜少有人愿意成为英雄，因为英雄就意味着牺牲。

没人愿意做领头羊，开辟道路，为全人类的理想和未来奋斗。

为自己的理想还忙不过来，又有人愿意为别人的理想奋斗呢？

　　路克•川普在奔赴战场之前，就知道自己注定无法回来。

他深信，总要有人站出来守护家园，总要有人为了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梦想挺身而出。

平时人们把崇高的理想挂在嘴边，可知道很多人用生命和鲜血来实现这些信仰。

　　可毕竟英雄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碌碌无为。

我们这些平凡人到底能做些什么？

　　在听证会上，主席显然并不想听彼德的辩解，只想听他念那份早就拟好的声明，敲敲他的小木槌就宣告结束，阿普顿就能滚出他的视野了。

可是彼德并未像以往那样妥协，他选择站出来慷慨陈词，说出他真正的想法。

　　路克•川普在信中写过，“当恶霸强权兴起时，我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去打倒它。

这是个单纯的想法，但是已比任何事情都有价值。

”这便是人们常说的英雄。

　　彼德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哪怕他的作为无法改变整个事态的发展，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和鼓舞。

每个像他一样平凡的人都有可能变得勇敢，站出来说出自己心中的话。

就像最后，彼德对着胡乱篡改他剧本的顶头上司终于可以释怀而潇洒的说出，“这真是我听过最愚蠢的想法。

”　　其实，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只是他们都无法迈出第一步。

就像加州劳森镇的人，他们都知道彼德并不是路克•川普，但他们宁愿相信他是，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希望，一个幸福的启示。

他们缺乏的只是一点勇气。

[彼德•阿普顿身上反映了平凡人的恐惧]　　三、 晚安，好运　　“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

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与阿普顿不同，爱德华•罗斯科•默罗恰恰是在高射炮弹的轰鸣中屹立不倒的那个人。

没有电视的时候，他就用广播在现场播报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灾情报道出去，没人见到他因为在身边爆炸的几颗炸弹而动摇。

　　在影片的最后，虽然默罗的努力迎来了胜利——麦卡锡的垮台。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佩利先生却因为他带来的麻烦和政客施加的压力，准备削减他的节目。

他无奈且又愤慨的对固执己见的默罗说，“你该去教新闻学！

”　　事实上，默罗一直遵守并追求着他心中的新闻的意义和价值：准确、客观、及时、简明扼要。

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者，他当不了总经理，做不了资本家，因为他不懂经营管理预算那套理论，更不忍心解雇员工压缩成本。

他是新闻界的艺术家，精确的遵循着历史，坚持着“事实胜于雄辩”。

电视媒体在默罗的经营中不再是娱乐大众的玩具，也不再是逃避现实、隔离于社会之外的世界。

他兢兢业业，用真实的播报重现历史。

你不会看到他挖什么明星的八卦，谈论当下的时尚流行，说些不切实际但是无伤大雅的笑话。

他会去访问赫鲁晓夫、麦克阿瑟、安妮•李•莫斯等等。

当记者们都指望着捕捉到艾森豪威尔幕后操纵之类的新闻时，只有默罗提议报道米洛•瑞杜维奇被空军扫地出门的事情，大多数人只觉得他是个倒霉的人，看看便过去了。

默罗与其他人看一样的报纸，却能发现更多有待挖掘的真相，那些与西方文明价值标准相违背的事件。

很多时候，真相不是被很好的隐藏起来了，只是被我们习惯性的忽略掉了。

　　默罗在给父母的信中曾写道：“我不时会错，但我要努力像个传道士那样讲话。

要讲真话不一定要当牧师。

”他并非像很多人想象中的满怀信仰，信守规条。

他虽然是个保守主义者，但是他相信个人荣誉感，相信他所做的正确事业，相信他所见到的真实。

　　当人们在疑云重重中度日，安慰自己说麦卡锡会倒台，等着他自己玩得过火的时候参议院去对他进行调查，只有默罗坚持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说话，认为儿子不应为父亲背负偏见。

很多事情不该归咎于盟友、敌人，往往追根究底正是我们自己做错了，这是比被敌人击倒更可怕的事情。

　　面对环境的突变，大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的适应现况，甚至由此“大出风头”，沃尔特•迪斯尼和伊利亚•卡赞便是饱受非议的两位名人，他们揭露了上百个圈内的好友或者相识的人，为了自保或者出于狭隘的嫉妒，这都不得而知。

当记者们因为“身世不干净”而退出节目制作组时，默罗却带着他常有的语气，半认真半调侃地说：“如果我们都没看过所谓的‘危险’书籍，结交持“异见”的朋友，或者从不参加任何提倡‘革新’的组织，那我们就成了麦卡锡所期望的那类人了。

”　　当人们嗅到恐怖气息的第一反应都是逃避时，只有默罗这样的人选择站起来，因为这恐怖的气氛已经来到身边了，不能再任由他嚣张，否则人们将就此失去自我，成为了被人摆弄的布偶。

　　“晚安，好运”这个名字出自他做节目的习惯结束用语，“晚安——祝你好运”，像一个朋友临别前谨慎、真诚的祝愿。

只可惜人们还是喜欢拿他手中犹如明星一般从未间断的香烟做文章，哪怕是播放他去世消息的时候，还不忘紧接着追加一条香烟的广告。

不过，正如埋在地下的电缆一样，默罗的精神顽强而影响深远，真相总有一天通过这条电缆传到每家每户的电视中。

[你该去教新闻学！

]　　四、 光荣与梦想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 1945）　　以上援引自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碑文。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492年开始屠杀犹太人，当年西班牙国内的伊斯兰教徒也没有说话。

十年之后的1502年，宗教裁判所的屠刀又伸向了穆斯林，他们起义反抗，却孤立无援，只得被暴力镇压。

从此西班牙成为了基督教在欧洲抵抗伊斯兰教扩张的桥头堡。

历史在无形中，不断地重复，一次又一次成为了这句碑文的注解。

　　总有一些电影或者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

也许，我们注定不是那闪耀的百万分之一，无法像默罗一样冷静沉稳，成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时代的丰碑式人物，但是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让自己对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倾听那些孩子的呼喊。

　　平时，我们都是像彼德•阿普顿一样安分守己，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但总有一个时刻，当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抉择会让今后想起来都感到骄傲。

谁都会犯错，但是一定要活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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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体是所谓“第四权利”，但新闻却永远无法脱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外衣，永远要为广告商服务，哪个阶段，哪个国家都一样，但总有一些勇者敢于代表自我意愿发声，在爱德华身上，我看到了职业新闻人的素养。

2.影片最后，爱德华批判了电视的娱乐功能，这让我想到了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波兹曼的预言远超电视时代。

不谈电视节目，现在的所谓的主流院线电影，票房爆棚，看内容，不是无厘头的摔烂梗，就是刻意煽情，无不是在迎合观众。

再看手机，制作粗糙的短视频永无止境，很少有人再愿意坐下来沉住气，看一场几个小时的，真正优秀的电影，对于现在的人，太难了。

这可能就是，娱乐至死的时代吧。

3.最后一点，男主太帅了！

电影一开始由一群人在宴会上交谈的画面展开，时间标注的是1958年，切入的音乐是相当舒缓的爵士乐，不是很懂因为，就感觉和高谈阔论，那种稍稍有点小激动的心里场景不太符合。

政治背景暂且不提，以我的历史水平除了冷战的时间人物啥都不清楚。

令我感兴趣的事主人公爱德华抽烟一直是个比较细节的点。

1958年他胜利在演讲之前抽了烟，看得出他很紧张。

演讲旁边墙壁上也是一男一女抽烟的场景。

另外他不仅在录节目之前抽，录节目也抽烟，甚至电视台专门为烟打广告。

肯吸牌香烟。

另外，就如电影名字，“Good night,Good luck”,爱德华每次结束演播之前大概就是说那么一句，然后所谓的Good night并不意味着就真的晚安，至少整部电影爱德华的表情是相对严肃的，在向观众老爷们晚安之后接下来面临着的又是无止境讨论共产主义的事情。

这句结束语像一句暗示一样，现在并不晚安，至少以后会的，对于会不会Good luck，至少结局蛮lucky的。

电影虽然是06年上映的，但特别采用了黑白色调还是挺有味道的，我实在想象不出如果换成彩色是不是太聒噪了。

至上黑白色调配上整部电影的情节和基调是挺严肃的，可是较为舒缓的爵士乐着实给电影增加了无形的色彩。

以我的水平就只能这么说了，至于对于情节的看法，就如电影所传递的那样，没有传递任何情感，仅仅称述事实。

对于一个即将踏入传媒行业的学生来说，表达我认为正确的，称述我想表达的，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