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无明

大概三年前，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加入一个关于忧郁症的微信交流群，我没有接受她的邀请，因为当时我认为，忧郁症和我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今年5月，我的一个亲人因忧郁症自杀。

自杀之前，他患忧郁症已十多年了。

过去二十余年，他甚少与家人、朋友联系，一直离群索居，而我们却一直以为他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建立了新的家庭，他“生活在别处”。

事实上，他一直租住在一间小屋里，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过的。

饱受忧郁症折磨多年之后，他最终选择了不归路，第一次他试图选择以平静的方式离开人世，没有成功，第二次，他选择了极为惨烈的方式，一瞬间之后，他永远地睡着了。

参加完他的葬礼之后，我和一位朋友谈起他的事情。

朋友说，很多人关注名人或艺文圈的忧郁症状况，但普通人尤其是进城务工者的忧郁症却得不到真正的关注，他们是更加边缘的群体，他们的病情更容易被忽略，你可以就他的经历写一个剧本，如果能拍成电影，也许能引起公众对忧郁症群体更为广泛的关注与探讨。

但我觉得，我现在无法写这样一个剧本，它离我太近了。

也许，五年后，我会考虑写这个剧本。

在我的亲人自杀之前，香港电影《一念无明》已经先后在香港和大陆公映。

影片虽然引发了不少关于躁郁症（忧郁症）的讨论，但从电影最终的票房收成来看，去影院支持这部影片的观众并不多。

在某种意义上，《一念无明》是一部公益电影。

据说几位主演都是零片酬或低片酬出演的，而影片的剧情走向也在不断提醒观众——“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交给别人去做的”（曾志伟在影片中的台词），请关心你身边的躁郁症（忧郁症）患者。

最近，《一念无明》代表香港出征奥斯卡，香港官方似乎有意进一步推广此片，再次印证了影片的公益性质。

尽管各方都在推广此片，以寻求躁郁症（忧郁症）群体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怀，但正如影片中的阿东的处境，躁郁症患者仍然被许多人误解和歧视。

有论者言，《一念无明》对躁郁症的表现是肤浅的、表面的。

但我认为，《一念无明》对社会问题的揭示是重于对心理问题的探讨的，在一些对躁郁症有比较深入了解的观众来看，阿东这个角色难以触及他们的内心深处，但阿东的社会处境，或多或少能让他们有所触动吧。

影片中有四场非常重要的反映阿东的社会处境的戏。

第一场是在婚礼上，阿东为好友“仗义执言”。

在这场戏中，参加婚礼的宾客很好地扮演了“吃瓜群众”。

他们一开始对婚礼缺乏起码的礼貌和尊重，导致了阿东的“发作”，然后，他们就转向了对阿东的闲言杂语，把躁郁症说成是“神经病”，从误解滑向歧视。

个人觉得，这场戏有点夸张了，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吃瓜群众”都是这副嘴脸的，但也唯有以如此卡通式的放大，才能够鞭及“吃瓜”这个集体无意识行为的痛点吧。

第二场是阿东受到打击后在小超市狂吃巧克力减压。

他的“疯狂”被邻居们的围观了，而这次围观直接导致了下面两场戏的出现。

最近看纪录片《十年，再见杨德昌》，杨德昌的制片陈希圣说到，杨德昌在压力大的时候，容易血糖低，稍遇挫折便大发脾气，跑回办公室。

陈希圣会叫人打包美食甜品给他送过去，他吃完后，情绪往往能够得到改善，然后再度投入到工作中。

科学证明，人在压力大或情绪紧张时，吃点甜食能够减压或纾解情绪。

阿东的行为也许疯狂了一点，但他只是在自我减压，这个行为并没有什么危害性，可他的邻居却因此对他有了防范心理。

第三场是阿东的邻居们商量如何逼走阿海阿东父子。

在这场戏中，我觉得最刺眼的是“民主表决”的提议——年轻的邻居提出以此来决定阿海阿东父子的去留。

现代都市中，躁郁症的患者越来越多，但在整个社会里面，他们毕竟只是少数，如果“民主表决”可以决定他们的去留，恐怕“正常人”完全有能力把他们剔除出社会。

第四场是阿东带着余果在天台边上坐着，吓坏了余师奶（余果的妈妈）。

但事实上，阿东和余果只是享受彼此的陪伴，阿东无意伤害余果，也无意自杀。

在整部影片中，阿东周围的人中，除了他的父亲，真正接纳他的只有涉世未深的余果。

如果我们经历世事，变得老成，只是为了变得冷漠无情，那成长的意义是什么？

影片的最后，阿海和阿东在湖边闲坐，阿东说，我们回家吧。

安静而温馨的一场戏，也是影片主创们的愿望吧——让阿东有“家”可回。

虽然我们不得不面对冷酷的事实，但《一念无明》作为一部“公益电影”，它不可能是绝望的，同样，我们也不应该绝望。

八十年代中期，艾滋病引发了全球性恐慌，艾滋病患者更备受歧视，1987年，威尔士王妃戴安娜不戴手套与一名艾滋病患者握手，震撼了世界，此后，艾滋病患者的处境逐步得到改善。

与艾滋病当年引发恐慌不同，躁郁症（忧郁症）在今天更多是被误解与漠视，很多人要么认为患者是“神经病”，要么认为患者只是“想多了”。

经过多年的科普与宣传，艾滋病终于被大多数人所“正视”，躁郁症（忧郁症）进入公众视野也已多年，但很多患者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时不时会有患者自杀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身边。

近日，我的“朋友圈”中，便有著名摄影师任航、南京知名DJ吴宇清（外外）、新锐导演胡波等人自杀事件被反复议论，他们的死都与忧郁症有关，其中，吴宇清是我有数面之缘的人（他并不认识我，多年前，我曾在多场独立电影放映活动中见过他），他的离去让我感到悲伤与无力。

相比之下，躁郁症（忧郁症）在今天的处境也许不如艾滋病在当年的处境那么严峻，但它的发病率是随着我国的城市化步伐而升高的，它可能已经出现或隐藏在我们的身上或身边，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它、理解它，它很可能在某一天以非常惨烈的方式发出一声呐喊——到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因此，《一念无明》这样的“公益电影”，不妨多来几部。

我们需要更多类似的电影来唤醒公众面对躁郁症（忧郁症）的装睡状态。

《一念無明》之好，無容置疑。

她竟是一位年輕導演的首部長片，其攝影、演出、美術、服裝、剪接以至音樂各部門統合起來的工整和成熟，不可思議。

更難能可貴的，當然是她的題材，從倫常慘劇的背景出發，到對精神病患的關懷，及至對社會的控訴，這在創作過程中不是「沉重」二字就解釋過去：幾多的情緒和鬱結要處理、要爬梳，幾多的迷思要自省與詰問？

翻過這一座座大山，編劇的寫到尾，導演的拍到底，支持他們走完全程的，不是憤怒，不是勇氣（它們遲早都會成為創作過程中需要跨過的難關），只可能是信念－－－對故事的信念、對電影的信念，對觀眾的信念－－－這使電影有了靈魂，成為一個作品，也就是無論如何《一念無明》都值得你去看的原因。

縱使坦白說，我不喜歡。

《一念無明》對我來說並不是一部寫實的電影。

在她的世界中，除了余文樂、曾志偉和鄰家小孩，其他每一個人幾乎都是魔鬼：宴會上市僧的賓客、冷漠的醫生、一致舉起手機拍病發的圍觀者與網上花生友、劏房鄰居、偽善的教友，電話另一端的弟弟，甚至是其他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編導對這些人的描繪，讓影片變得像荒誕寓言劇一般誇張超現實；它們化約為一個個標韱，不准答辯就被呈上法庭的「證物」，用以控告香港一條條早就被宣判了的罪名。

可悲的是，故事裡「這些人」被創作人標韱，與「這些人」對主角們的歧視與壓迫，兩者的非理性與粗暴，並無分別。

以至一邊看一邊我很難受，我的同情（或說瞭解的渴望）並沒有落在余文樂身上，而是在無辜被臭罵的賓客、在一再被挪用的基督徒、累壞的醫生與恐懼的劏房户⋯⋯以上牢騷，難免過於苛刻，但《一念無明》最少配得上嚴格一點的質問。

你知道這在今時今代的本土製作裡有多難的。

和《使徒行者》、《寒战》这样的商业大片不同，《一念无明》的制作成本仅仅只有200万。

相比之下，《寒战》制作成本超一亿，就谈谈恋爱的《志明与春娇》都要1500万。

经费如此至少，拍摄期限也只有16天。

16天要拍完一部电影，就意味着不能抠，但如果不严格要求和打磨，要拍出好作品那真是天方夜谭。

而执导这部电影的是香港新进导演黄进，在此之前，他只拍过《澳门街》里的其中一段故事。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执掌过一整部电影。

而摆在他面前的，却是很多大导演都未必能解决的问题。

如果是电影界的老油条，可能就会尽最大努力压缩时间和成本，然后完成进度收工。

很幸运《一念无明》是由黄进自己亲自上阵，他并不是想方设法压缩时间和成本，而是用了另一种办法减少拍摄时间。

答案就是请经验丰富的老油条演员。

有人就呵呵了，200W你能请得起谁？

你以为你拍《建国大业》，不用给钱？

但是没有试过，又怎么知道不行呢？

最后，黄进请来了老司机曾志伟，老鲜肉余文乐，老戏骨金燕玲，外加一个歌手方皓玟。

吸引好演员的，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片酬，而是剧本。

曾志伟说，作为演员，一生也在求好剧本，这是十年一遇的好剧本。

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香港电影确实在走下坡路，但香港并不缺少好演员，也不缺少新锐的电影人才，如果他们能够用心去做电影，那么大环境的影响其实可有可无。

《一念无明》就是个例子，只有200W怎么了，只有16天怎么了，一样能出良作。

凭借此片，导演黄进拿到了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导演。

而《一念无明》也成为了今年香港金像奖的大热门，入围包括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等8项大奖。

「一念无明」是佛家的用语，一念是指一个念头，无明即无智慧。

一个又一个念头不断产生，不能断除，只会沦为不智。

而人不能看清实相，在生命中不断互相伤害，同时折磨自己，乃是出于自身的无知和执着。

整个故事紧扣着这个主题，讲述了余文乐与曾志伟饰演的一对父子彼此误会又相互亏欠。

因为一场意外，余文乐饰演的阿东成了精神病；而曾志伟饰演的爸爸黄大海则因为离弃自己的家庭，而受到阿东的怨责。

对亲情问题的诠释，只是其中之一，黄进还对社会问题给予了揭露。

从青山精神病院出来的阿东，本想重新适应社会，却遭到了周边P民的歧视。

这个社会就是有这种现象，不是每个人都会对你微笑，更多的人给你的，是冷漠。

已经看过的网友评论到，由精神疾病衍生到港陆关系，城市生存空间，金钱怪兽，移民问题...看来导演想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人与人的感情。

影帝张家辉则评论到，“这个故事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

”也许我们与剧中人物也经历着同样的痛苦，可能香港人看了会更加感同身受，而我们离香港其实也并不遥远。

可以很肯定，这部电影并不是很开心，因为阐述的是现实生活的困境。

就像主角两父子，挤在那么小的房间，他们的状况，也是大多数人的现状。

只是开心的故事，不一定是好故事。

一些非常沉重的故事，却往往拽中人心。

可以看得出，《一念无名》是一部非常真诚的作品，也许并不适合去电影院嗨，但是如果你是感性的人，带着感情认真去看，那么将是对付出努力的电影人最好的回报。

也绝对值回票价。

有时候观众的选择，决定了电影市场品质的层次。

. 二刷之后，看着一次又一次被影评人和观众们孤立的阿东，让我想起了《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你看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唉”。

对于一个躁郁症患者来说，如果我们只能看到他的抑郁，而不能看到他的躁狂，我想，这是对这个躁郁症患者的不尊重。

实际上，那些毫无来由的躁狂或欢欣情绪对病人产生的损害，并不比那些生而无力的抑郁感更轻。

相信在观影时，绝大多数观众都能留意到，阿东的躁郁症是在经历了好友自杀、被未婚妻宣泄憎恨后才再次爆发的。

但事实上，对阿东危害更大的是在听到未婚妻愿意与其约会时，那种无来由的明显超过限度的抑制不住的兴奋感。

那是似乎整个生命都被唤起的兴奋感。

一种虚假的兴奋感。

到最后，真正击垮阿东的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的惊慌失措——那种似乎黏连在骨髓上的无力感。

在那时，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生命中的兴奋、愉悦，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生命中的丧失、痛苦。

一切似乎都丧失了。

对于躁郁症患者来说，他们需要培养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正确感知并合理评价自身情绪的能力。

换句话说，他们对于自身情绪的感知和评价能力是受损的。

当受伤时，痛苦往往会被夸大。

被情绪击垮的阿东，用自我封闭、拒绝社交的方式，来逃离坏情绪对自己的不断进攻。

这是人在面对生命危急时才会选择的策略——逃避以及自我隔离。

而这，明显是远超过他面临的事件该有的应激程度的。

当兴奋时，躁郁症病人也会夸大愉悦。

幸好电影最后加了一个在湖边的平静的镜头，部分挽回了前一秒种阿东和父亲的“大团圆”的失败。

因为这明显又是一次阿东过度欢欣的表征。

在实际生活中，躁郁症病人绝不会因为某一次的社交成功，而彻底恢复自我认知功能。

反而是这种被夸大的欢欣，让他们在应对下一次社交危机时，对自己产生过高的期待，从而迎来另一次抑郁情绪的大爆发。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躁郁症的产生？

又是什么让阿东出现了躁郁情绪？

极端点讲，是除了阿东之外的所有人。

包括亲密的家人、路边的陌生人、电视里的演员、手机里的小广告等等。

其中，越是亲密的人，造成的伤害往往越大。

很多时候，阿东都是那个想要照顾别人的人。

但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被照顾的人。

甚至，当病发时，他就像是没有断奶的婴儿，急需要乳汁的补养，而没有任何自救能力。

与此同时，他对于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并不自知。

反而有一种夸张的全能感——似乎我能解决这世上一切的困难。

但这种全能感，很多时候带来的都是周围人的疑惑。

比如，阿东在生病、没有工作的同时，还向父亲承诺要养他后半生；他用借来的几百万，给未婚妻营造了一个虚假的幸福生活；用放弃自己所有工作成就的方式，来照料患病的母亲... ... 这种似乎只要我做就一定会成功的信念，才是不断击垮他心理防线的针。

实际上，他能做到的，十分有限。

其实，网络媒体上的公开处刑，并不会导致阿东病情的进一步发作。

他并不在乎。

但是亲密关系中的一点点损伤，对于阿东来讲都可能是不可承受的灾难。

那一点点损伤，可能只是父亲防备的一个眼神、枕头下藏着的一把锤子、邻居淡漠的几句冷嘲热讽、母亲“生错了你”的几句抱怨... ... 这对于阿东来讲，都是要处理很久的灾难性事件。

所以，如果你也是躁郁症患者的家人，请在无意中伤害了他们之后，补上一句“我爱你”。

他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但需要从你这得到爱的确认——不断地、明确地、诚恳地确认。

做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陪伴与表达爱。

就像电影里的黄大海一样。

. 旱鸭子永远对大海的深度一无所知。

少一点自恋，多一点对大海的敬畏，或许能让我们在海里面游得更自在。

——后记

不是很明白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想要表现什么。

在这部电影里，倒叙和插叙其实有点破坏观影体验，分割了情绪。

所以直到看完我也不是很清楚电影想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不过管他呢，看的人有所得有所思就够了。

根据剧情，余文乐的角色得的症状叫做躁郁症，听名字像是躁狂症和抑郁症的结合体，有时候发疯有时候逃避。

但是他真的得病了吗？

周围有这样的家庭成员，生活在超高生活压力的香港，金融投资失败欠一屁股债，心里的一根弦其实早就绷得紧紧的，只需要一个诱因就可以让他崩溃。

换做是任何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相信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像沃伦巴菲特提到的“子宫彩票”，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赌博。

出身的环境、原生家庭的正反作用力、成长的社交圈子，这些都是开奖之后的附赠。

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其实很小，在精神层面有人或许心性坚毅一些，但也都有一个极限。

大部分的正常人仅仅是因为生活环境是正常的。

假如一个人从小被家暴、虐待、凌辱，住着极小的房子，承受极高的压力，却又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教育或者说释放渠道。

长大后会变成怎样一个人或许我们心中都有答案。

我并不是行为主义的信奉者。

但在遭遇挫折后，余文乐会蜷着身子失声痛哭、缩在床上一言不发，而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唯一的区别是我还有着仅存的理智，知道要躲开别人的视线，去找一个看不到的角落。

心理疾病的治疗强调家庭的陪伴和周围的关爱，但假如和余文乐一样，家庭就是他的主要病因。

在他回归家庭后只会一遍遍的经历痛苦，加深心里的创伤。

当社会支持全部变成了落井下石，周围所有人都在提防你、排斥你、诋毁你、嘲笑你、消费你，我想他的病应该是再也好不了了。

所以说他不是病人，只是可怜人。

但是矛盾的地方在于他的可怜又来自于他的善良。

余文乐固执的不愿把母亲送去老人院，坚持每天给她捏脚、洗漱、听她抱怨，哥哥躲到了美国他却留在香港，瞒着爱人身背债务希望搏一个未来。

最终导致了追求远远超过自身能力的极限，反而被压力彻底击垮了心理防线。

但凡他变得自私一些，强硬一些，更有自知之明一些，也不会落得最终的结果。

杰克韦尔奇说凡是伟大的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一定有人做过勇敢的决定。

而所谓的勇敢决定，一定不会是随大流的决定。

从一开始，其实结局就无法避免了。

最终整个家族只有远避美国的大儿子一家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离开了漩涡一样的原生家庭。

希望每个人都有勇气做出正确的决定。

香港是我见过的压力最大的社会之一。

高收入和高密度带来的高物价与逼仄的住宅环境，足以把每个靠工资生存的人逼到绝望的境地。

阿东家的住宅条件恐怕可以被任何一个内地贫困线以上的家庭秒杀，更不要说其他同等GDP的发达国家。

十几年前学校的学生会组织去香港交流，其中有个莫名的项目是参观房地产，一口港普的导游得意地向我们炫耀贝沙湾的豪宅，其实也就是一百多平米而已，估计已经是香港收入1%才能买得起的了。

这种逼仄环境下更可怕的是邻居闲言碎语带来的精神压力。

正常人在这里都住不下去，何况一个精神病人。

恐怕任何一个燥郁症病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都只能恶化。

但是，这并不是香港最恶劣的居住条件。

远的九龙城寨不说，最近报道的“蚁族”，和150米改装成18个卧室的出租屋，都是香港见怪不怪的现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下，精神病人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

那么，正常人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

《一念无明》是双关的，不仅是在讲燥郁症患者在误解和重压下的生活，也是在讲香港社会在压力下的困境。

阿东是有病的，被医生确诊，需要治疗；阿东的未婚妻，精神崩溃在物质和非物质的双重压力下，只能在“神”的面前嚎啕大哭，咬牙切齿地选择“原谅”，她是有病的吗？

阿东的挚友在工作压力下跳了楼，他是有病的吗？

阿东的邻居余师太在看到邻居需要帮助时一言不发匆匆离去，然后又恨不得把他们扫地出门，他们又有没有病呢？

《一念无明》并没有提供答案或出路，只给了一个相对温情脉脉的结尾，虽然这个结尾对主人公的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帮助。

阿东和爸爸说，回家吧，可是他们的家在哪里呢？

原来的廉租房已经回不去了，妈妈也没有了，弟弟远走美国，他们会去哪里呢？

恐怕导演也不知道。

但我们多少还是抱着希望的，至少父子还在一起，最痛苦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希望他们和香港的未来都会越来越好吧。

《一念无明》是一出灰色的家庭悲剧，这个还在上映的香港电影获了很多奖项，但影院的上座率并不高。

也许是更多人不喜欢这种压抑悲惨，没有什么温暖和正能量的电影。

要吐槽的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太文艺抽象，不接地气。

最大的惊喜是，它在影院放映用的是原版的粤语。

这个电影要是翻译成普通话，味道就变了。

很多粤语词跟地方口音一样，带着厚重的人情味和心酸味。

比如，曾志伟演的父亲，用了好多次「扑街」来形容，就是“混蛋”的意思。

「扑街」当然最直白，都不用解释。

还有他的几句台词：升斗市民，有什么办法？

什么事都能交给别人吗？

做人左右为难，做一个扑街好容易。

故事从这几句台词就看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家庭悲剧，父亲是卡车司机，年轻时在大陆跑车也风光过，娶了一个心比天高、神经脆弱的老婆，被嫌弃因而不爱回家，受宠的小儿子学业有成远走高飞，大儿子阿东，就是男主角了，他成为这个家庭的支撑点。

结果是他没能撑住，失手杀了母亲，被判为精神病，出院后想融入社会处处受困。

故事的焦点是从阿东出院开始，一半的重心落在父亲身上。

他本来认为「升斗市民，有什么办法？

」，香港的贫民窟真当可怕，横竖一个上下铺的空间，不超过五平米，他接儿子出院时，找了一把锤子放在枕头底下。

前半辈子，他没管过这个儿子，这时也是没办法。

所以，阿东抱怨说，“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如果阿东也像父亲、像弟弟一样，尽可能逃离，而不是被困在母亲的无助里，也许不至于发生人伦惨剧，他自己也不至于重蹈母亲的精神病。

这种可悲的疑问，故事结束时又发生了，父亲实在无力承担，唯一一次打电话给有出息的小儿子，电话那头说，你把他送回精神病院，你自己找一个养老院，钱不是问题……这时曾志伟演的父亲从一个畏缩的「扑街」转变了，问了那句话，“什么事都能交给别人吗？

”人人都说面对不幸的原生家庭，你有多远逃多远，真是这样的吗？

真正逃掉了，就免掉了不幸和悲惨了吗？

又有几个人能彻底地斩断自己身上那些尴尬龌龊的唯一联系呢？

事实是，在灰色的人生里，通常人们是「做好人不彻底，做坏人也不彻底」。

卡车司机在最有能力做一个好人时，选择了逃避。

在年老无力时，又选择了承担。

该责怪谁呢？

只要想一想，良心这回事并非与生俱来，也不会时时常在，最有能力的时候也许我们最有欲望，最有私心，最想过快乐日子，最难放眼以后……司机在好时候趋利避害，也许是因为有其它合理合情的幸福要追求；到了接近晚年，想得到的并没有得到，不该失去的却都失去了，已无力承担的时候，却要强撑着。

这时候，一个做过混蛋的一事无成的父亲，也还是唯一的父亲，也还是绝望儿子的唯一依靠不是吗？

那个远在彼岸，逃离了这一切的，最成功的小儿子，他不过是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会不会有遗憾呢？

会不会在往后的全部长路里感到内疚，倍尝孤寂呢？

情绪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们会高估，有时候我们会低估。

刚出院的阿东出席好友的婚宴，新人在台上致辞，眼泪汪汪，台下拍照，喧哗，议论纷纷，那眼泪是真的被自己感动了，被自己人生中庄重的有意义的一次经历感动了，可是台下的人谁不曾经历那样的时刻？

本来也该是这样，想流泪的尽管流泪，想打岔的尽管打岔。

在欢乐的隔壁住着悲惨，在庄重的时刻戏谑多么正常，我们用自己的位置判断，什么是「正常」，并且接受这种对正常的设定，妥协于自己的不重要，别人的不重要，人生中简直没有什么重要的值得庄重对待的事。

可是，精神病阿东不这么看。

他看出来婚礼的庄重与旁观者的轻浮是对立分裂的，是不可容忍的。

他甚至走到台上拿起话筒质问大家：今天是你结婚吗？

你在拍什么？

你在笑什么？

你们为什么都在议论房价，议论婚礼的排场？

为什么不能停下来听听新人的致辞，这是他们一生中重要的时刻……假如我们只把这种精神病看做是更认真，更不可妥协的一种行为偏执，或行为失调，也许不是太难善意地理解。

可是，这种时候，人的普通的善意哪里去了？

谁不曾耻笑过他人？

谁不曾被人耻笑？

他人即地狱，在这个时候是成立的。

更严酷的是，生存作为一种现实，被他人逼迫、驱赶是真实存在的。

当你的存在卑微到一种程度，你根本不可能奢望来自外部的一点点善意或帮助。

你只是像蝼蚁一样活着，也会有人来驱赶你。

那个方寸空间里，人人都是这样的蝼蚁。

单亲母亲逼迫没有身份的儿子，冷漠的老人愤怒于空间的逼仄……他们都没有力量与外界抗争，却合力驱赶一对陷入困境的父子。

换一种情境，这对父子如果稍稍正常一点（曾志伟在不到五平方的房间里对躺在上铺不肯吃饭、不肯洗澡的儿子，用小声到不能再小声的声音说，“求求你，正常一点”），他们其实完全能调换成这群人里最有力量最有希望的人。

就像他们的病，儿子的精神病本来就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父亲的高血压、糖尿病，也是这个年龄人群的常见病。

他们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却被怀疑这种精神病倾向是一种潜在的危害。

那个被单亲母亲殚精竭虑地保护的小男孩不是也有哮喘病吗？

如果他也当街发病呢？

面对大家的驱赶，一个父亲的质问多么无力。

他其实再清楚不过，病也是有隐喻，有高低贵贱的，与传染有关的，与声誉有关的，是否是绝症，方方面面，又哪里公平了？

当你处在弱者的境地，你就是被不公平对待的那个。

所以，单亲妈妈逼迫儿子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发奋图强并没有错。

错的是时代，是社会，是环境吗？

它们是谁？

它们又不会为某个真实的悲剧买单。

真实就是又灰色又残酷的。

07年有个法国影片《谷子和鲻鱼》，讲的也是一出灰色的家庭悲剧。

那是个移民家庭，题目“谷子和鲻鱼”是一种阿拉伯烩饭，以谷子与鲻鱼作为原料。

故事背景是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及其它北非国家的阿拉伯人在二战后开始移民法国。

第一代移民往往居住在法国城市郊区，是克勤克俭的普通工人，但他们的后代出生在法国的土地上，却被正宗的法国人视为边缘人，他们的心理与物质诉求与父辈自然不同，与生活在市中心的正宗法国人也有着巨大矛盾，这种矛盾和差别既不容忽视又带来真实的社会问题。

那个故事围绕大家庭复杂的人际关系展开。

主角西蒙也是一位父亲，年老被解雇的码头工人，他自己家里一团乱麻，有个情人住在附近，无计可施之中想到开一个船屋餐厅，做家乡的特色烩饭。

所有人都指责他异想天开，只有情人的女儿陪他穿上西装，去跟各种管理人员周旋、办手续、填一堆表格。

他干瘦、沉默的身影穿梭在灰色的现实风景里，到了公务大厅与办公人员交涉时，才露出尴尬、局促。

这时，仅仅是官方语言的沟通困难就说明了一切背景问题、移民问题、底层生存问题。

幸好有那个热情的名义上的女儿。

要不是有她，这个电影压根就不用拍了。

这么多年，电影的结局一直令人难忘。

天渐渐黑下来，经过反反复复的波折之后，餐馆终于开始试营业，邀请了一切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连前妻、子女，情人及女儿都不计前嫌，用心合力想办好这万事开头难的第一餐。

这种殚精竭虑的计划几乎让人心悬一线，明明就要出事，果真是要出事……老西蒙风流成性的儿子看到来宾中一个他有染的女人，居然是副市长的妻子，于是匆匆开车逃离，并关掉手机……车上偏偏放着最重要的谷子米饭，西蒙骑着摩托车去追，却被几个小孩子偷了车，百般戏耍。

他在夜晚的暮色里追他的谷子米饭，倒在了街头……另一头，宾客们等待得太久，慢慢失去了耐心。

情人的女儿为了稳住人心，撩开衣服大跳特跳肚皮舞，那几乎有点艳俗的异族风情舞蹈配着女主角并不完美的身材，大滴大滴的汗珠落下来，落在她黝黑的长发上，黝黑的皮肤上，嘈杂的音乐旋律里，电影里的观众看得又期待又疲惫，电影外的观众却是又紧张又难过。

对底层生活来说，和解也许不太难，难的还是生活本身。

所谓的“出头之日”不过意味着，只要一天陷在困局里不能出头，随时都容易重蹈覆辙。

一个普通人，有多少信心给自己，又有多少信心支撑旁人？

哪怕那个旁人是最紧密的家人？

说到底，阿东父子的困局和这个移民家庭的困局是一样的，简单的是物质，复杂的是人心。

当人被环境困住，那个难以解脱的父亲的悲惨人生是他真实的一生，也许，也是将来的我们的一生。

看完后好几天，和一个在香港的前辈聊天，说起这部电影，还是忍不住问，真的没有政治隐喻吗？

前辈说，这个时代的导演，怎么可能没有呢。

看之前，有朋友说，城市上空偶尔能看到鹰，是喜欢香港的原因之一。

看的时候，从头到底，要么扁扁的屏要么窄窄的屏，压抑的画面（后来知道剪辑是导演执意自己完成），简直有点眷恋那只鹰了。

终于等到鹰出现的时候，台词却是皆大欢喜的“回家吧”。

有点失望。

看完后好几天又过了几天，在《被仰望与被遗忘的》里看到：纽约城也是一座这样的城市：一只曾经穴居峭壁上的巨大秃鹰现在飞到了摩天大楼上，偶尔也会俯冲到中央公园、华尔街或哈德逊河上捕食一只鸽子。

观鸟者曾看到过一些鹰隼在城市上空悠然盘旋，他们看到过鹰隼占据在大厦顶上，甚至在时报广场周围也曾见过它们。

好几天又过了几天过了几天，在《流动的盛宴》里看到：It always made me happy that there were men fishing in the city itself, having sound, serious fishing and taking a few fritures home to their families.——天上有鹰，水里有鱼，乘风破浪勇猛活泼。

这是我喜欢（想象中的那个）香港的原因。

去看了《一念无明》，一个人包场，在电影院快哭傻了。

这个电影差不多集中了抑郁症所能遭遇到的种种困境，来自家人的不理解，以及社会的排斥，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苦了，电影里的每个人都苦，余文乐自己，他的父母、弟弟、女友、邻居、朋友，他们互为深渊，生活像环环相扣的死结。

关键是，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离我们每个人并不远，余文乐仅仅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有个疯妈才抑郁吗？

不是的，他身上的每一片雪花都在压死他，挣脱出来的意志有多强大，向下拉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可怕，一朝崩塌，重建之路超乎想象的艰难。

像黄耀明那首歌唱的，“他们住在高楼，我们淌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只为吻你而低头”，剧中的邻居小孩反复念叨的一句话“要读书，才能上流”，这种深入骨髓的“向上”意念已经成为扎进他们头顶的一根针，这种情形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有一种傀儡，被针封住百会穴，因此爆发出强大力量，但抽去这根针以后，他们就失去心智，几乎连一个人都不是了。

关于余文乐为什么得了躁郁症，以及得病之后的遭遇，电影里的种种冲突都很典型，金燕玲演的妈妈，有点类似《教父》的女儿，那种小时候娇生惯养，缺乏生活智慧，后半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女人，她本身是从台湾去香港混娱乐圈的，也演过像《踏血寻梅》里那种大陆来到香港的妈妈，对这条道路的苦楚之处颇能体会，心气高，对生活颇难如意，她成了她老公及儿子的想要逃避的深渊，后来她儿子又成为身边人的深渊，每个人都逃不开，以至于各自要找互助团体寻求内心安宁，只有那个远在美国的小儿子，不无冷酷地要爸爸把哥哥重新送进精神病院，他似乎离得远了一点，但美国的生活自有另一种不易，他也只是无暇他顾吧。

余文乐从小生活在偏心、母亲情绪失常和父亲的缺席中，好不容易长大了，谋得一份好工作，理想的生活就在眼前，跟女友供一套小小的房子，结果一夜之间，肥皂泡破灭，余文乐不堪压力失手杀死了妈妈，被抓后女友愕然发现他还背负着不小的债务，后来她在教会哭诉“我恨他”也成为他再度崩溃的契机，与此同时，曾经的好友不堪压力跳楼自杀，就像他妈妈曾痛骂他拖住自己离开的脚步令自己折堕，此时，这种无边的痛苦与自责又涌上来包住了他，令他无力动弹，除了在床上流泪什么都做不了。

邻居的小孩，暂时还保有着一双纯真的眼睛，还能说《小王子》给他听，但是旁观者大概可以不无心惊地猜测到，这个小孩也许可能就是下一个他，爸爸不知道在哪里，妈妈一个人辛苦抚养，教他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要做“钱生钱的工作”，对普通香港居民来说，他们信奉“有楼万事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全不重要，香港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竞争氛围里，听朋友说，一个补习老师的转会费能达到8000万港元。

香港的补习老师都像明星一样，楼体悬挂着他们的大幅海报，同样有曾志伟出演的《人间·小团圆》里，他的小舅子古天乐就是一个“补习天王”，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女儿长得不漂亮也能成为他痛苦的来源，因为不漂亮的话，将来的竞争之路至少要艰难一倍。

我看得有点咋舌，不漂亮就不配过得好了吗？

但在他们的意识里面这好像是蛮正常的一件事，一定要样样领先，否则就等于白活。

这种风气国内也逐渐照搬过来了，到处都是生怕孩子落后的中产阶级父母，他们焦虑万分，计划周详，还有相当大一群一心想让子女上藤校的“推妈”，因为藤校注重体育技能，所以她们花巨资让孩子学习花滑以及冰球，这条路一旦顶上去是几无止境的，因为人人都在跑，你无法说服自己慢下来。

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呆久了，一个人能挺住不崩溃，香港的抑郁症比例据说已经达到1/20，就是说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抑郁。

大陆也好不到哪去，一边是有人在声嘶力竭地鼓励买房，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买，借遍亲友、认识不认识的人也要买，一边是在各种新政、女性就业压力、经济形势变化下欲哭无泪的普通人们。

记得有一阵子香港老有报道说临街的楼上有人洒硫酸，这洒下来的硫酸，大概是无法向任何人宣泄的压抑和愤怒吧。

（这种行为是错的，错的，错的！

） 曾志伟饰演的爸爸，是个儿子眼中的“混蛋”，早早离家，只付出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但他也不得已，老婆看不起，自己只会开车，之前也风光过一阵，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老境凄凉，住着不到十平米的劏房，没有文化，不知道拿躁郁症的儿子怎么办，只会徒劳地说“你不要想了，能不能想些开心的事”“我求你正常点”，但有什么用呢？

他或许是在赎罪，但他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受害者，崩溃的时候，把手里的烟盒摔在地上，又捡起来慢慢回家。

《红鳉鱼》里立川谈志说，落语（相当于日本的相声）就是讲逃兵的故事，面对大敌当前的生活，也许人们有选择当逃兵的权利。

导演黄进本人的生活大概可以看作是逃兵的一种，并没有去做那些可以拿高薪的工作，而是一直拍独立电影，把镜头对准小人物，一辈子租房住的许鞍华也是如此。

廖伟棠就写过香港那些“仙活着“的青年，他们住在很便宜的地方，生活需求极低，但各自折腾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拍片子、策展、写小说，在香港这片土壤上，他们所要承受的来自周围人的不理解还要多一些，但一辈子能有几部作品傍身，不一定比有一所房子要过得差，我是这样认为的。

香港，一个平均每天都有三个人自杀的地方。

楼房高耸，街道狭窄，并不是每幢楼后的街角都有春娇与志明相遇的爱情故事。

几天前去香港，出入境的队伍依然吵闹，凌晨两点三点的街道还有灯光霓虹闪烁和人来人往行色匆匆。

一念无明生命本身所具备的根本迷惑。

一念是意味生命，无明是意味根本的迷惑，由此而生起一切的烦恼。

——《佛教哲学大词典》第四○五页如同名字，电影讲的就是在香港压力满溢的城市里，人对生命的迷惑。

电影开头阿东走进那间小小的房间，和父亲那段对话，两人演技足够，足足几分钟的长镜头的对白和表现力还让我边笑边想，这么长的镜头这么闷的对白，只拍16天就完成一部电影，这两个人还是厉害。

后来故事步步揭开，不留情面的打骂羞辱，和心有预期也让人难掩震惊的满地缓缓流过的血水。

很难相信金马奖最佳女配金燕玲，只拍摄1天就可以有足够的情绪让人跟着歇斯底里，让人亲见失手弑母的痛感，让人感受亲人之间的爱极与恨极。

然后这部电影让我感受的，是生而为人的深深孤独。

阿东的父亲常年为生计奔波劳碌，说到从前做长途司机的时候语气里藏不住骄傲，可是还是以最悲痛和无奈的方式失去了爱的人，以最无力的方式失去了两个儿子的依赖，开车的时候尿进塑料瓶，独自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不符合年龄看起来可笑的书，却认真看对抗抑郁的方法，小心的买饭买巧克力，被儿子背起来慌张的说鞋子掉了，卑微到尘埃里，哪里再有一丝一毫的骄傲。

可是哪里可以埋怨他人，面对儿子的指责，只能痛苦万分的痛恨自己。

阿东的妈妈整日沉浸在过去那个读过书、受尽家人宠爱又有很多人追的回忆幻象之中，晃神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无法自理，全身疼痛到难以忍耐，没人关爱的老人罢了。

她会不断的回忆曾经的选择，如果当年没有嫁给这个丈夫就好了，如果当初跟儿子去美国就好了，于是更加痛恨面前的一切。

阿东在的时候还能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可是夜深人静，独自痛到喊出声来，声音大到邻居投诉，却没办法缓解也无人来。

那种难以忍受和刻骨的痛，一定非常非常孤独。

Jenny可以微笑着高唱赞歌，可是崩溃大哭的时候，那张扭曲的脸上何曾有一点点宽恕与原谅的影子。

终于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拥有安身之处的瞬间，离自己29岁结婚，30岁要小孩，拥有家庭的梦想近在咫尺的瞬间，满怀期待，细细计算着、规划着卫生间门后的空间可不可以放洗衣机的安稳瞬间，转眼就灰飞烟灭。

念一句“阿门”，也难抵这命运光临。

皈依宗教来寻找安宁，坐席上微笑的说着“阿门”的人，又有几个真的能放下过去，原谅曾让自己梦想破灭的人？

在这里的宗教让人可笑，虽然人们想找一个出口，想寻求一种精神力量，不过是种勉强的掩护。

电视机里冷静的新闻播报着朋友的决绝告别，阿东的眼神一点点变化，这种感觉连身边最关怀他的父亲都丝毫没有察觉。

Jenny自然也无从察觉。

社会家托夫勒谈过“即当人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突然转化为人们始料不及的新社会时，人们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托夫勒在对“未来的冲击”指出：“我们可以把未来解释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这种痛苦是由于人类机体的生理适应系统和决策过程负担过重而引起的。

总而言之，未来冲击就是对人类过度刺激的反应。

”尽管托夫勒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悲观论，但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益发展的社会对生命个体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强烈刺激与冲击，过度的负担使社会化中的人逐步丧失社会赋予个人的身份与功能。

这种冲击难以通过与人交流而分担，只能独自承受。

到这里，阿东的所有情感关系都一一断裂。

巧克力具有抑制忧郁、使人产生欣快感的作用，丰富的苯乙胺，一种能对人的情绪调节发挥重要作用的物质。

很多医生甚至把巧克力作为抗轻微忧郁症的天然药物。

可是拼命的吃掉巧克力，拼命吞掉一大口一大口的巧克力，深深的苦痛也难以消除。

最后 巧克力 宗教 高薪工作 医生 邻居 公司的同事 亲人 理想 到头来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温暖。

这世上消除痛苦有很多很多种减轻方法，每件事都有很多解决途径。

心情不好就可以吃巧克力，可以与朋友倾诉，可以去看医生，可以寻求一个信仰皈依，可以在爱的人那里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可以躲进家人的围绕之中。

可是这些情感关系，这些解决途径，在这部电影里都一击即碎，到头来还是孤独，还是孤身一人奔跑在夜里的小巷，还是一个人在天台看着错综复杂的城市轮廓，还是躺在狭窄的床上看着空空的天花板流泪。

医生死板的宣读疾病的判定，同事在婚宴上也只是八卦，邻居只是关心自己，是人冷漠吗，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救赎无法从旁人那里得到，也许旁人也有着想从身一跃放弃人生的苦痛，没力气向你伸出手。

也许亲人有着更多的压力责任，再站起来已经痛苦万分，再难借你一双肩膀依靠。

就连天台的植物都已经尽数枯萎，还好导演最后还是留下了一线希望，率真的孩子总是在电影里有着特别的意象符号。

在主人公面临崩溃的边缘，这个戴厚眼镜的孩子隔着墙壁讲小王子的故事，留下一丝安慰。

然而这个故事也是暗藏玄机，这个故事不也是说尽了人类的孤独寂寞与一生流浪的命运。

最后的亲人最后的无言拥抱，像是与昨天和解。

可这个天台的拥抱，镜头拉远，画面中只有这对面目难说情绪的父子，温暖却还是孤独。

题外话，导演与编剧是一对情侣，大学时期就能共同创作。

作品能这样的完成，我深深的羡慕。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爱的人坐在我身边 牵着我的手在我耳边说 有时候他也像余文乐那样痛苦。

他也在香港这样狭窄的路上拎过酒瓶，点过烟。

我很内疚，因为太多的时候，生存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复杂变量的世界中，我们并不能消除彼此的痛苦，只能在可以拥抱的时候，就尽量拥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