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

我曾经说《英雄》是《乱》的形式和《罗生门》的框架，今天重温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说他对颜色的运用超过了黑泽明那更是扯淡。

《罗生门》的结构是开放式的，几个人围绕一个事件展开故事，真相是不可知的，人性也是不可知的；《英雄》看似对一个事件的三种表达，其实是俩人在一问一答的修正中把一个事件的真相给说明白了，看着没劲。

而主题是为了和平，放现在来说就是和谐，中国当下最大的主旋律。

《乱》的色彩运用尽显大师风范，各种颜色看上去和剧情一样错综复杂，但却不令人眼花缭乱，不同的颜色搭配在同一个场景和画面里，相映生辉；《英雄》的色彩则是大块大块的，一个场景一个故事用一种颜色，互不冲突甚至互不关联。

如果《乱》是一幅古典主义的炫丽油画，《英雄》则是解构主义下的一种拼凑，说惨一点，就是幅寡然无味的白描罢了。

同样的，《乱》里宏大的战争场面显示了导演的调度能力，在杂乱中生出一种秩序；《英雄》里军队再怎么动武都是整齐化一的，整齐得让人无奈地窒息，甚至画面的构图大多都是赤裸裸的对称式的，仿佛回到了格里菲斯之前的电影年代，恍如隔世。

我曾经说张艺谋的代表作是《英雄》，因为我实在不觉得他公认的代表作《活着》能代表他什么，《英雄》好歹还代表了一下他的影像风格。

当初之所以对《英雄》留下深刻印象，也就是因为影像。

今天重温的时候，发现受了太多大片视觉冲击的我对《英雄》的画面明显审美疲劳，再说用画面美来代表一个导演的风格实在可笑，导演毕竟不是摄影师啊，人家摄影师拍照片也还讲究内涵呢。

由此看来，还是让《红高粱》来代表他吧，故事也有，画面也有，挺好。

里面高粱地的那些画面至今看来，还能让我感觉“惊艳”，大概是处女作的激情迸发吧，不过要说那算是顾长卫的功劳。

说到“代表”，大凡一个大师或者名导，你都是可以从他的一系列作品里看到一种一以贯之的风格乃至体系的，这就是“代表”，而且这种风格不仅或者不是表面上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表达，比如伯格曼，比如黑泽明，比如科波拉，比如杨德昌。

甚至说到陈凯歌，哪怕在他的大型烂片《无极》里，也是融入了其思想的，只是被钱给腐蚀掉了。

那张艺谋有除了画面之外“一以贯之”的“代表”吗？

我觉得没有。

有人也许会说多面手嘛，不需要“代表”的，或者说他的风格就是一个字：变。

那我说他就是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他的变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原则。

《英雄》就是他的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投拍之前有《卧虎藏龙》的口碑票房双丰收，特别是受到了老美的青睐；拍摄之中发生了911事件，于是改变了影片的主题。

这片子还真受到了老美的追捧，可是人气和口碑敌不过《卧虎藏龙》啊。

这样的导演，出名很容易，但注定成不了大师。

是啊，这个年代，谁还粉大师啊，哪里还有大师啊，还要什么大师啊。

剩下说点零碎的，都是今天观影时的感受。

说张艺谋像个农民吧，这话把农民朋友给贬低了；说张艺谋模仿了黑泽明吧，这话把黑泽天皇给玷污了。

我只是想说，我之前太抬举《英雄》了。

我第一次看过之后居然给了它四星，这是迄今为止本人对中国式大片最高的评分。

这回改三星了，其实给两星的心都有了。

反正不会再看了，三星就三星吧，省心。

张艺谋真配做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导演。

在他的掌控下，梁朝伟和张曼玉两位国际电影节的影帝影后成了两只大花瓶；那位出色的黄飞鸿或者方世玉或者霍元甲成了个说话从来不变调的打手；为《乱》增色不少的和田惠美也只能拿着指定颜色的布料去做服装；万人齐喊或者万箭齐发的场面就如同在操纵机器人……章子怡同学自从在本片里发了袒胸露乳的滥觞以来，她在一系列中国式大烂片里都延续了这种表演。

要不是因为《茉莉花开》，我实在没法认同她位列四小名旦。

袒胸露乳也似乎成了这些大片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在没有章子怡的时候，《无极》里换上了张柏芝，《黄金甲》里更是树起了群像。

普通话也是个问题，比如红衣梁朝伟的有些台词明显感觉重音没落在该落的字上，影响表达效果。

《十面埋伏》不就是改配音了么，毕竟台词是很重要的元素。

这个问题后来到《无极》里真是登峰造极，让不懂中文的老外说普通话，我的妈呀。

我从来不觉得陈道明的外形适合演皇帝，特别是大气的皇帝。

哪怕他把康熙演得那么入木三分，可我就是看着别扭。

更别说这个要翻身的秦始皇了，有点演过头了。

一半像谋士，一半像勇士，反正就是不像皇帝。

谭盾的音乐确实不错，虽然个别地方感觉类似《卧虎藏龙》，但他还是很好地处理了北方的大气和南方的婉约的差异。

建议本片去掉所有对白，把所有的武打场面和音乐剪辑到一起之后重新发行，片名拟改为《国风》，“中国风光”的简称，武戏权当助兴。

套用本人最近刚吸收的新思想，邓晓芒老师在讲到霸权主义的时候说道：“霸权心态的另一面恰好就是一种奴才心态。

”中国人从来就有着一种霸权心态的情结，在《英雄》里体现为对秦始皇“霸道”的合法化解读，对美国文化、对好莱坞、对奥斯卡的一种认同，这折射出的正是一种奴才心态。

那场床戏让我想起了《末代皇帝》，万人碎步走上大殿的场景让我想起了《荆轲刺秦王》，平心而论，皆不如也。

就“刺秦”的立意上，陈凯歌给张艺谋说过一句话：“我不认为牺牲个体生命成就集体是对的。

”我还想起了一句话：“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嬴政心里何曾真的有过天下？

帝王们心里有的从来只是国家，天下从来只装在真正的知识分子心里。

天下从残剑口中说出，我可以理解；但让赢政惺惺相惜的说出这两个字，我说，张艺谋，你放屁。

英雄，完美体现了电影的艺术，色彩变换，光影结合，娓娓叙事，层层抒情，书法与武术结合，流动与静止映照，夸张与平淡交织，山水画卷，大漠卷轴，肖像特写，渲染铺垫，现实与历史人性与神性交融碰撞，无懈可击。

国产电影的良心啊，多年后6刷了的过来写影评的我，其实是想告诉小孩子们，小时候不要看，看不懂的，就不要乱评分啦，长大了看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当张艺谋的英雄在2002年首次在中国上映时，电影中酷炫的武打场面确实引起了轰动，甚至在国外上映后，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被这部壮观的史诗片所吸引。

然而，评论家对《英雄》褒贬不一，于是电影也成为了导演最具争议的一部作品。

乍一看，《英雄》似乎与张艺谋之前的作品有很大不同。

从《红高粱》开始，他之前的电影都以20世纪的中国为背景，故事几乎总是以卑微的社会地位和悲惨的境遇为中心。

然而《英雄》的故事不仅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包括成功统一了中国的秦王，以及参与刺杀他的刺客们，都是杰出的人物，而不是普通人。

电影的标题《英雄》直截了当地宣布，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特殊人物的故事。

然而谁是英雄，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

看过电影的观众都知道，这部电影传达的主题其实很简单，即为了结束中国的混乱局面，放弃刺杀秦王的企图是正确的。

由于秦王统一中国的功绩，他应该被视为英雄。

此外，这四个刺客不仅表现出惊人的武术造诣，而且证明了他们的道德操守令人钦佩，因此应该被视为英雄。

然而，根据历史记载，中国的第一位皇帝无疑是一个暴君。

于是《英雄》受到许多人的严厉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尽管秦王成功“扫六合，天下一统”，难道他还不应该为他的暴行负责吗？

或者，他所代表的暴政就应该这样被证明是正当的吗？

首先，除了秦王，影片中没有其他主角是史书中的真实人物，故事与文献记载的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把皇帝看作君主专制的象征，而不是历史上真正的暴君。

其次，虽然秦王和刺客们各有各的英雄特质，但如果英雄是勇气、智慧和高贵的理想典范，那么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刺客们。

正如残剑所指出的，无名，长空和飞雪刺杀秦王的动机无非是他们对秦国的仇恨，因为赵国被秦国所灭。

但是就算刺杀秦王成功，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们似乎什么都不知道。

对于飞雪来说，她对秦的仇恨只是一种痴迷，最终导致了自己和残剑双双身亡，她就像“飞雪”一样，毫无意义的消失了。

不过，无名似乎在生活中有着更有修养的追求。

他说：“武功琴韵，虽不相同，但原理相通。

”然而，他对最高境界的认知似乎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政治理论。

如果刺杀秦王的任务是他的政治目标，那么没有政治理论的目标注定是失败的，就像他最终被“万箭穿心”一样。

因此，无名似乎不需要名字，因为他的野心已化为乌有。

在四位刺客中，长空是唯一从这场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人，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为了纪念他的三个朋友，长空永远放弃了他的剑法。

虽然他的生命还在继续，但他看不到未来，似乎在暗示这将是一个无法填补的长久真空（就如他的名字“长空”一样）。

与其他战士相比，残剑似乎有更睿智的世界观。

他不仅明白剑术和书法有着相同的至高境界（返朴归真），而且认识到为了天下所有人的利益，秦王不能死。

因此，残剑可以被视为唯一具有一定政治智慧的刺客。

然而，无论是残剑的睿智，还是天真，都无法解释为什么秦王在认识到”剑法的最高境界，则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是以大胸怀包容一切，那便是不杀，便是和平”之后，仍然决定无名必须死。

残剑的思想显然是残缺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他的名字。

至于秦王，尽管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力量，却无法实现他所宣称的“天下一统，百姓安居”理想。

他犹豫的那一刻，透露出他内心的一种矛盾：处死无名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但“不杀”并不能保证他的权力得以维持，也不能保证他建立稳固帝国的野心得以实现。

他没能找到更好的选择：残酷无情是唯一的选择。

他是孤独的，因为“没想到最了解寡人的竟是寡人通缉的刺客”。

对这个强大的秦王来说，这是多么尴尬的两难境地啊！

相较于其他角色的红白绿色调，在整部电影中，秦王是唯一一个以蓝色调呈现的角色。

作为一个强大的君主，他的政治智慧很可能在蓝色中得到体现，蓝色往往象征着深刻。

但他的蓝色服装和大殿的蓝色调都是相当黑暗的，这暗示了黑暗的一面。

此外，在他的宝座前，我们总是看到一串橙色的烛光，在许多镜头中，他的宝座后面悬挂着巨大的红色“剑”字，这表明他的智慧被冲突所困扰。

虽然秦王最终成功征服了其他六国，成为了秦国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坐在宝座上时，总是被框在一个小空间里，夹在身后的屏风和前面的一簇点燃的蜡烛之间。

讽刺的是：如果他代表皇帝的最高权力，而且没有任何东西高于这种权力，那么他似乎只受到他所代表的最高权力的限制。

而这就是任何专制统治者的困境。

此外，在秦王最后一次出现在电影中的长镜头中，他被安置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坐在同一个宝座上，和以前一样被框在同一个小空间里，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出奇地矮小。

他小小的身影远远落在后面，我们不禁感到惊讶：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怎么会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现在，《英雄》的真正含义变得很清楚了：没有真正的英雄。

基于此，《英雄》的寓言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观：无足轻重的人往往被困在悲惨的困境中，然而举足轻重的人也常常被困在困境中，尽管这种困境与前者不同。

因此，我们在历史上经常遇到的困境，可以看作是这两种困境的结合。

只要社会仍然基本上处于蒙昧状态，当权者和当权者之下的人都无法将社会从这些可怕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因此，历史上的许多暴政似乎都是这种困境的结果，而不是作为道德上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产生的。

在《英雄》结尾处，屏幕上半部分是日出的天空，下半部分是连绵起伏的万里长城。

最后秦王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旭日东升，昭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大秦帝国的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也随之诞生，这是结束战国纷乱的胜利。

但镜头很快就远离太阳，表示充满希望的时刻不会持续太久。

对于大多数朝代来说，开始的繁荣时期是不可持续的，就像太阳的升起只是暂时的，勾起了我们不切实际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长城和山脉是背光的，投下长长的阴影。

在仔细审视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的历史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不协调实际上几乎标志着中国的整个历史。

现在我们也很清楚为什么《英雄》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00多年前中华帝国第一次建立的时候。

张之前的作品关注的是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中国历史，而《英雄》回顾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极大地开阔了我们对历史的视野。

事实证明，中国经历的挫折并不局限于过去一个世纪，也不局限于现代中国的困惑，而是几乎从中国诞生之初就一直是存在。

对于古代和近代中国来说，可悲的是未能找到一位贤明的君主，或者说一位真正的英雄。

这就是英雄的启示。

武术电影通常以其娱乐价值而闻名：激动人心的武打镜头、浪漫的铁骨柔情、理想化的勇气和正直，以及幸福的结局。

尽管这些电影可能很吸引人，但他们通常并不关心知识分子的复杂性。

在《英雄》之前，这类电影中只有少数几部表现出了理论深度。

如《卧虎藏龙》无论是在故事情节还是电影技巧上，都很难找到像《英雄》那样深刻的意义。

《英雄》以其强大的智慧和高度复杂的艺术手法，光荣地为华语电影开拓一个全新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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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不上豆瓣了，我以前也觉得这部电影很一般，后来因为自己价值观的一些改变，我觉得我必须上来为这部电影说一些话，讲出我认为的这部电影的真正意义以及张艺谋导演的用心。

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业的里程碑，大家是公认的，因为这部电影在商业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在这之后国产商业大片数量爆发式增长，大家开始只为赚钱来拍电影。

但《英雄》这部电影，我认为赚钱是次要的，这是一部专门针对外国观众的文化产品，宣扬文化才是主要的。

这部电影在国外最大电影评分网站imdb评分高达7.9，可见外国人对此片评价极高。

首先开场不久，中国秦汉时期著名打击乐器编钟登场，在悠扬的钟声中，秦王会见无名，无名开始讲述他与长空的一战。

全片的战斗几乎都设置在广阔的地方，而这一场专门设置在棋馆——现代生活中几乎已经消失的地方，此时，中国国粹围棋登场，同时伴有一位老先生抚琴。

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中国人可能司空见惯了，但是对于外国人，编钟、围棋、古琴都是新奇之物，充满民族特色。

打斗正酣之时，突然停止，这时候专门加重琴的戏份，无名请老先生再抚一曲，同时体现侠客情怀，习武之人不是只知道打打杀杀。

之后，无名给秦王讲述他与残剑飞雪的故事，此时全片存在感仅次于“武侠文化”的“汉字文化”登场。

残剑是一家书馆的书法家，他从书法中悟出剑法，将文与武联系起来。

无名便是去找他求字，也想从他的字中悟出剑法。

当今中国恐怕学书法的人已远不如学绘画或音乐的多，汉字主要是工具而不是艺术品，我个人对此稍感惋惜。

世界上使用各类字母表作为文字的文明是不存在书法的，他们的文字根本无法作为一种艺术品，所以很多欧美明星对于汉字是很惊奇和喜爱的，甚至把一些字纹在自己身上。

电影这一段向外国观众展示了汉字的艺术性以及深厚内涵，甚至能从字中悟出道理。

残剑刚登场时，无名在一旁磨墨，残剑在沙中写字，这些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不奇怪，而对于外国观众恐怕大多数是第一次见。

秦军来袭，赵国人即使被箭射死，也要稳如泰山地写字，正如那位老先生所说，要明白“文字的精义”。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英雄》时，我爸在旁边嘲笑：“真是搞笑，箭都长了眼睛吗？

就是不射他。

”我当时也觉得好笑，但我现在觉得这真的不是重点，这只是一种意境的表达，凸显汉字的内涵，凸显汉字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性。

书馆之后是飞雪与如月在胡杨林一战。

这里就说说电影的取景，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甘肃敦煌雅丹地质国家公园，四川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广西桂林山水，有人说无名残剑飞雪满中国到处打，不合常理。

我想说这也不是重点，独有的自然风貌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本人在欧洲生活多年，像桂林漓江那种山峦的形状，在欧洲是不存在的。

电影团队煞费苦心地长途跋涉跑这几个地方，我想目的就是在于展现中国的河山给世界看。

在无名讲述事情真相中，引出了全片争议最大的思想主旨，也就是个人与集体或者国家的重要性之争。

有人说，这片就是给独裁霸权洗地，秦王暴虐，而影片却宣扬为了停止战争，少一些战乱，也可以忍受秦王的高压统治。

我想说影片的确提出了这一点，但并没有表示这一定正确，只是残剑和无名认同了这一想法，而残剑的爱人飞雪始终坚持个人大于集体，即使死更多人也要复仇。

影片只是提出了这一个论点。

我在imdb的评论看到外国人评论，认为这部电影不同于《勇敢的心》等一众西方电影强调个人自由，提出了集体主义的讨论。

So many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the first and most centralized state and alternative models of civilization like the west, are highlighted subtly in this film. 你可以认为这对，也可以认为这错，正如那一对爱人，残剑与飞雪的不同选择。

剑、箭、枪、棋、琴、钟、字、武，这些文化；山川、河流、沙漠、胡杨、瀑布、棋馆、书阁、宫廷，这些风景，饱含在这部电影当中。

电影在国外上映后，引起巨大反响。

15年前就在美国取得了5000多万美元的票房，而日本更是高达40多亿日元，在韩国和欧洲也取得了极好的成绩，想一想，这得有多少外国人欣赏了、感受了这些文化、这些风景。

直到今天，通货膨胀加上荧幕数大增的情况下，没有第二部中国电影在海外取得如此高的票房。

《战狼2》在北美仅有可怜的20多万美元票房，并且恶评如潮。

所以《英雄》应该是中国电影最成功的一次文化输出，当今韩国明星，美国电影，日本动漫在中国非常强势，学习这些优秀的文化固然好，但是如果也能把中国的文化展现给世界看，就像这些国家把他们的文化展现给我们看一样，这不是值得鼓励的吗？

很可惜因为某些原因，我国文化现在并不强势，《英雄》做到了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

我在油管上看视频，视频前经常看到各国的旅游广告，尤其是日本的，拍得很诱人让人很想去东京玩，甚至最近看到了印度的宣传片。

《英雄》再不好，作为一部高级旅游宣传片，总是合格的吧，哈哈。

张艺谋的艺术手法是美术一样的手法。

那种故事情节并不拥挤，画面背景不连续转换，可以称的上是一种“单调”。

因而张艺谋的武侠电影总不到大多数人的称赞甚至赞同。

大众的武侠电影文化是依托着金庸武侠故事为剧本，情节动荡不安，不能有一小段时间让人物走在竹林,草原，沙漠中，去表达感性精神。

张艺谋的武侠满足不了大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武打动作不能“文美”。

可以“武美”，但不能“文美”。

我们可以看，即使像王家卫《东邪西毒》这种只假托武侠外壳几乎和武侠不沾边的“武侠电影”，在处理武打动作方面还是继承了传统武侠和新武侠电影的方法。

我个人认为，武侠电影武打是次要的，但却一定要处理得一丝不苟，用漂亮的动作和流畅的节奏去表现。

不然，只留下一副武侠电影的空壳子；这样再去表达现代情感，只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恶心想吐。

李安的《卧虎藏龙》是一种经典，他里面的打斗会让让你感动，他里面的骑马追逐也会让你感动。

李安的“骑马”是依托着很深的故事情节，而张艺谋的“骑马”只是骑马，用“骑马”去表现一种画面本身的美。

也许张艺谋的艺术水准更高，但《英雄》，《十面埋伏》却大多看似《卧虎藏龙》的模仿秀。

着似乎便着了致命的弱点，让人无法产生“空前”的震撼。

... ....

叙事结构和视觉效果确实不错，但是最后的主题落点实在蛋疼，充满着救世主式的虚妄自恋，残剑飞雪的殉情并无感到任何美感，真正的美来源于对生命真实深刻的体验，两人的殉情，看似高山流水，但此种对生命的轻贱，不过是盲目的自恋，宏大的殉情场面不过是为了赚取眼泪，也许导演欲想表达一些崇高宏大的精神情感，但许多的场景看起来确实无比矫情，为了崇高而崇高，整部电影，没有看到谁是为自己而活，向内关注自己的感受，这种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伦理道德看似高贵，实则虚妄，唯有改变自己，方能改变世界，而改变自己的先要条件正是关注自己，认知自己，也正是《卧虎藏龙》之中的那句“真诚的对待你自己”，这也是李安和张艺谋的不同之处，张过多的渲染外在世界和道德伦理的宏大而忽略了内心，看似宏大，实则无比空洞；李则不断去探究内心，看似是很小的角度，却让人看到了更宽广，更实在，更具体的世界。

出差的时候去了一趟旧金山的音像店：不时看到《英雄》《十面埋伏》片段作为片花在循环播放着，这我觉得比得到奥斯卡奖更重要：电影作为一个产业能够生存，首先是要用户觉得好看。

张艺谋能拍出这样的产品还是挺感到自豪，《英雄》中的摄影和原声音乐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文｜梅雪风 （首发于《正点观影》）在《英雄》上映时，很多人非常武断地将分析的视角框定在它的价值观上，最终你能看到的，是壮阔却又单调的批判浪潮，充满着某种刻板的政治正确的傲慢。

可能也正是这种只见一点不见其余的诛心杀伐，让这部影片的风评在若干年后，有了起死回生的可能。

但无论是以往的过于严苛的口诛笔伐，还是现在的口碑回温，都是同一审美上的来回拉锯，而对这部电影真正的问题却少有涉及。

简单来说，即使到现在，《英雄》仍然是张艺谋美学上最为分裂和混乱的作品。

这种分裂来源于张艺谋对于“酷”以及“礼仪”的误读。

从影片的语言风格上，我们就能看出张艺谋对于酷的追寻。

影片通片充斥的是那种古龙似的语言，那是一种把每一句话都要当成一句话来使用的语言，它追求语言的机锋，对话从某种程度就像一场文斗，里面没有多余的废话，讲究一剑封喉的快感，和剑走偏锋的机巧，以及峰回路转的惊奇。

这种语言剔掉了所有生活本质的芜杂和毛刺，去除了惯常人有的情感的起伏与变化，呈现出一种简洁、清癯的美感。

这种语言本质上也就是去除了煽情，它要用冷峻、冷酷的语调来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它将生死日常化，又将日常仪式化，制造出一种迥异于现实世界的异世界。

在这一点上，张艺谋还是完成了对古龙的临摹，我们基本看不出影片主人公无名的心理变化，他始终语调如一地去刺杀去赴死，如同一块岩石。

但张艺谋忘了，这种古龙式的风格，并非只是人物的语言方式，它涉及到人物的世界观，剧情的推进方式，以及电影的表现形式。

它们需要这些东西的高度匹配。

简单举个例子， 古龙的打斗场面，往往是他人没动，对方已经倒在了地上。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他表现的是高手，高手之间的决斗往往在电光火石之间，如果这两个人，如同两头发情的公牛般打斗半天，古龙所营造的奇诡孤傲而又潇洒的境界也就荡然无存。

所以古龙的世界里，往往很少有招数，因为一旦两个人开始数十招的套招，这两人就无可避免地与那些街头杂耍街头卖艺成为同类。

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能理解王家卫的《东邪西毒》这部显然也在向古龙致敬的武侠片处理动作场面的方法。

在这部影片里，所有的打斗都是被王家卫的高速抽格的方法加工过的，呈现出一种模糊而又凌厉的效果。

王家卫用模糊掉它的方式，来保持影片的空灵。

而反观张艺谋，根本没有理解古龙“省略”的妙处。

在影片中有一段无名和长空两人意念比武的场面，这么古龙化的场景，他居然把它实拍出来了。

这一实拍，其实也就让那剧本那一点玄妙的趣味荡然无存了。

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渲染不止让张艺谋离古龙很远，也与他所追求的酷离题万里。

除了影片的台词，影片其余的部分，如同琼瑶附体，是成吨的形容词无差别也无目的的随意投掷。

它们体现在影片动作场面中那些不厌其烦的慢镜头，体现在影片中无处在不地的煽情音乐，体现在影片无数次对于悲壮的不知节制的渲染上。

整部影片，看起来就像是张艺谋他们学着古龙写了个剧本，然后要演员们向像古龙的小说一样讲究节制，然后自己像个要死要活的琼瑶一样动容地拍起来。

这种不知节制，让张艺谋试图拍出先秦时代中国人的风骨也成了个笑话。

在鲁迅的《铸剑》中，眉间尺二话没说将自己的头颅割下来送给黑衣人，这是真正的先秦风骨。

它的凛冽之处在于，它的发生并没有预兆， 文章也没有大肆渲染，只是冷静地把它写了下来。

这件事的骇异，与写作者的平静，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对照之中，让你生出一种森然的敬意。

这种骨子里的热血，却又不以这种热血为意的平常，就是先秦人风骨的精髓。

而在张艺谋的处理中，比如最后无名的死亡，镜头无数次的切换，他像一个荣归的英雄般死去。

这种大办丧事的处理方式，将影片本身的悲壮消弥于无形。

真正的猛士，不需要世俗的那种夸张的处理，任何夸张，都是歪曲，任何以头抢地的恶俗，都是亵渎。

简而言之，一直无所不用其极地向观众骚首弄姿，这一点都不酷，真正的酷，是当这一切都是常事，任它就这样发生。

张艺谋特别不擅于表现酷就是这个原因，无论是《英雄》，还是他最近的《狙击手》都是这样。

当牺牲发生时，他总是忘了影片整体的冷峻基调，而是像民间的白事一样马上唢呐齐飞地大操大办起来，将一种庄严，瞬间化为一种滥情的揽客手段。

从这一点来说，现在新晋的武侠片导演徐皓峰做得就好多了。

所谓的酷，所谓的规矩，所有的礼义，说到底，就是一种节制。

对自我的欲望的节制，对讨好别人的节制，对迎合自我的节制。

不放大的自己的苦难，更不可能以苦难作为由头，所以他的戏里，所有的人都是冻死迎风站，饿死打饱嗝。

他们也不可能将自身的技艺作奇技淫巧式的卖弄，所以你在他的电影里，看到的功夫都是在人体极限内的日常动作。

而徐皓峰，也知道任何滥情，其实都是对这种节制的羞辱，所以在他的电影中，冷调的冷感，极简主义，才是表现这一切的最佳手段。

张艺谋擅长表现的是压迫，这种压迫让人性产生的扭曲，以及这种压迫所导致的让人瞠目的暴力。

而酷，本质上却是一个自由人面对这个世俗世界的不屑一顾。

前者会导致强烈，所以无论《红高梁》还是《影》，你都能从中看出一种从人与兽结合处迸发出的伟力。

而后者，却需要的是一种平常心，一种不想去取悦别人的从容，一种并不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矜持自守。

讨论一下价值观的问题，我建议豆瓣的网友们不要横向的来比较法西斯啊 集权这些东西，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们用现在人类已经进化数千年的文明程度去和几千年前比，有意思么？

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应该将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就秦始皇而言，他终止长时间的战乱，是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开启了中国从封建制向官僚制演变的时代。

这样来看，嬴政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是有功绩的。

嬴政若不奉行法家，何以统一中国？

何况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人们向来是不惮最坏的笔触来描写末代君王的，如果他们不暴虐，那后世的开国皇帝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

小国寡民的生活好不好？

好！

没有统一好不好？

好！

大国是一定程度上让资源配置合理，精细化分工，产生更大的生产力的一种提高发展效率的形式，也就是说国家越大，每个人人均占有资源越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形式。

请文艺小清新们移民阿拉伯或者北欧，那里小国寡民，谢谢！

手动分割电影虚虚实实，层层相绕。

看似三个故事，实则讲出了三重境界。

第一重，皆为名利，仇恨。

无名利用三侠不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在此故事里，三剑客皆为争名夺利之小人。

在这里，此三人仍放不下儿女情长，吃醋、猜忌。

不过武功高强的碌碌庸侠而已。

四剑客皆着红衣，镜头里充满了杀戮与鲜血。

也许像是大多数人的少年时代，红色的少年时代，气血方刚，勇猛刚毅。

第二重，侠义道德，家国仇恨。

三剑客以性命相助无名刺秦。

先秦遗风，是荆轲高渐离，莫邪之子眉间尺的侠客风骨。

但此时的三剑客，仍走不脱国家民族的束缚，刺秦，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恨。

第三重，天下，以战止战。

此时剑客皆着白衣，白色，可以是任何颜色，同时也是没有颜色。

褪去了红色的杀戮与献血，取而代之的是不杀、和平，古老的中国庄老哲学，天下运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顺势者昌逆势者亡，这句话就像我们所说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的车轮匆匆辗过，个人不过是螳臂当车。

残剑知道，只有和平，才能解救饱经战乱之苦的黎民苍生，那时天下，唯秦王一王可王天下，唯秦国一国可国天下。

所以只有不杀，才能和平。

历史是为人所推动，历史反过来又影响人的命运，残剑悟道了，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此时残剑，已经有了胸怀天下的气度，可飞雪只困于自己的仇恨之中，难得快意潇洒。

此刻秦王与刺客对饮，悠悠往事尽在杯中，千军万马都付笑谈。

实则是王气与杀气的对弈。

秦王志向高远，见识过人。

识破无为的骗局却不惊慌，反而击节赞叹。

无名计谋败漏，不急不躁，将事情始末娓娓道来，此二人之格局，已在天下。

秦王为得一知己，将性命交付无名，无名没杀秦王，便是将天下交与秦王。

无名知道，此去必死，但为朋友之托，明知是死也要向死而去。

就像无名所说：“这一剑必须刺，刺了这一剑，很多人都会死，但大王会活着，死去的人请大王记住最高的境界——天下”当无名走下宫殿，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

可众侍卫不敢上前无为回头 就是为了秦王杀他，杀了他，才令行禁止，才号令天下。

杀前，国士待之。

杀后，国士葬之何为英雄？

侠者，快意恩仇，侠肝义胆 英雄也。

王者，逐鹿中原，安民兴邦 英雄也。

知我罪我 其惟春秋。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三个故事是骨，镜头武打是肉，天下道义是魂。

文戏武戏张弛有度，节奏快慢有度。

分叙主题突出，总之，在我眼里，这是一部利益主体，镜头台词，节奏音乐都堪称一绝的难得好电影

《英雄》（中国/2004年）导演：张艺谋主演：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甄子丹、陈道明出品：新画面很少有一部华语电影，能够像张艺谋的《英雄》这样，在它的筹备制作期间，就吸引了如此广泛密切的关注。

然而，这样的作品是否就必定意味着精彩、美妙等一切罕见的品质呢？

答案显然是未必的。

在《英雄》公映前夕，一本自命为“中国第一”的电影期刊刊登了有关《英雄》的十余页的专题特写，充满着以古龙、琼瑶加汪国真的文字风格混杂在一起的纷乱眩目的空话，词藻华丽但意义空洞。

不过，事实证明，这种浮华和其书写对象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

在《英雄》之前，中国古典武侠题材电影在全球的最佳表现，由李安的《卧虎藏龙》创下。

张艺谋的紧随其后，很难说没有一点凑热闹的意图。

《英雄》问世之后，曾有说法预测它将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比《卧虎藏龙》更大的轰动，并同样积极参加了美国金球、金像两奖的竞逐。

但是，这种论调过于乐观了，抑或本来就意在炒作。

《卧虎藏龙》在北美的空前成绩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最主要的归功于导演李安多年来积累的在中西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的功力。

美国人能够看懂的是刁蛮的玉蛟龙任性的反抗心态（六十年代以来的女权和青年运动背景）、李慕白和俞秀莲的内心感情“卧虎藏龙”（宗教、伦理背景和全球首屈一指的心理分析学普及程度）、以虚/盈或空/满等对立名词所折射出的东方哲学玄机（中国古老哲学和文化在外国知识阶层中的影响力）……这诸般特点融合在一起，才是《卧虎藏龙》走红的内在肇因。

如果单纯依靠中国武术的动作噱头和吊钢丝飞行的奇观，实在不足以实现奖项与票房的双丰收。

反观《英雄》，老美观众能理解（甚至引起“美丽”的误解也好）的因素在哪里？

迄今为此，张艺谋的长处在于他曾经对几个欧洲影展投其所好的精明揣摩，他的声誉也来源于此，但他在世界电影头号重镇的北美向来业绩不佳，奖项虽有提名却始终未受青睐，票房甚至难破百万美元。

本来，这些虚幻的“标准”不应用来衡量一部严肃的艺术作品，但既然《英雄》主创们一再流露出很看重的态度，我们也只好勉为其难：《英雄》凭借武侠片的流行特征和动作演员的号召力，获得了一定的商业利益，但要想达到并超越《卧虎藏龙》的高度---不可能。

如果《英雄》仅仅为了名利收益而拍，我们仍必须承认，张艺谋及其团队的表现是成功的。

但是，张艺谋在各种接受访问的场合，也不断谈及《英雄》的思想境界。

那么，这部中国大陆电影史上划时代性的“大片”《英雄》，究竟要表达什么呢？

张艺谋是个天才，不只是在电影艺术领域，而且因他出众的投机本领。

尽管他表示出对武侠片的向往已久，但从《英雄》的班底、运作等角度来看，难免较劲或赶潮流之嫌。

事实上，投机就是张艺谋多年来的成功特点。

他能通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来投西方视角之所好，亦能在适当时期以《秋菊打官司》博得官方话语的赞同。

观察他的创作历程，他总是能敏锐把握身外的“大势”走向和需求，这使他在第五代导演，甚至在整个中国文艺界都能长久保持站在潮头的显著位置。

然而，这是一位匠人的小聪明，农民的狡黠。

仅仅因为他选择已经在中国影坛成为“烂馍”的刺秦题材，就足以表明他的艺术独创精神的枯竭和一种流露着骄矜的懒惰。

十多年来，刺杀秦始皇的历史事件受到了中国影视界、确切地说是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群体非同寻常的瞩目，周晓文、陈凯歌、张艺谋先后以此为题材拍摄了自己的电影，也提出了个人对历史的不同想象与解读。

尽管这些影片呈现出多种面目，但我们不难看出一些具有共同性的线索。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中曾多次出现的霸道统治者的代表形象，这类帝王的特征是不容违逆的独断专制、挥斥方遒的战略手笔加上不管功成万骨枯的铁血意志，他们一方面创下一时无两的辉煌霸业，另一方面则留给后人无尽的毁誉争议。

第五代导演之所以对秦始皇的故事高度热衷，首先在于他们几乎整个青春时代都生活在一位秦始皇式人物的阴影笼罩之下，这位霸者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成长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

这样的联系并非捕风捉影，事实上，张艺谋《英雄》的主题歌第一句就是“在很久或不久以前”，言下之意相当明显。

刺杀秦始皇的题材，其核心有两个：一是如何塑造秦始皇的形象；二是如何评判刺秦的行为。

在中国传统历史观中，这两个问题早有主流的解答。

后世说秦，往往是“暴秦”，拒绝接受秦的统治也是“义不帝秦”。

秦之暴虐，不但是令民不聊生，二世即亡；也指其统一过程中行事凶残狠辣。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长平之战。

赵自武灵王胡服骑射，军力强盛，更连出廉颇、赵奢、李牧等名将，而秦一国之力终究和六国相比处于劣势，为此秦抓住长平之胜，一举坑杀赵卒四十万，令敌国元气不可恢复。

这种大规模的杀俘事件开中国历史恶性虐杀之先河，秦之不择手段亦昭然天下。

因此，秦始皇虽然建成了前无古人的大一统帝国，但永难摆脱暴君的形象。

而关于刺秦，最经典的历史叙述来自太史公的《史记》，这个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相当重要的“侠”、“义”等价值观的最重要阐释之一。

然而，在这几位当代导演的作品中，他们对秦始皇和刺秦自有他们的观点。

以秦始皇为例，第五代（不能忽视年龄上稍小、但和第五代合作频繁的、把领袖画像挂在办公室、曾扮演过秦始皇的姜文）的作品中对领袖人物的描摹尤为值得认真分析，遗憾的是，迄今尚未看到严肃的整体性探讨。

第五代在这一点上，由成长历程中造成的集体的心理阴影，于他们的影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意识流露。

第五代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造神运动从兴起到极盛又到破灭的全部过程。

他们对领袖的魅力有印象深刻的切身感受，对领袖的威力有任其摆布的由衷敬畏，对领袖的权力有既恨且羡的复杂情感。

此一领袖人物的言行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自身的人格与思维构造。

这位领袖人物有霸气，有匪气，有狂气，甚至有他自称的“猴气”，同时也有某种阴柔气。

最复杂的是，他变化多端，喜怒无定，翻云覆雨，心意难测。

第五代对领袖，可以说是爱恨交织。

因青少年受到的磨难，令他们在口头上有不满、有反思、有批判，但在骨子里，领袖的气势、声名和操纵无数人命运的力量，又令他们充满艳羡，当他们有了权力，哪怕是导演的权力，也会展示出与领袖相近的气质。

有时，他们会抓住其“匪气”和“猴气”，加以挖苦贬低，最典型的是陈凯歌的《荆牁刺秦王》中丑角般的赢政；有时，他们又会表现出对“霸气”、“狂气”的推崇、赞赏以及效仿的冲动。

迄今为止，第五代的作品没法直接涉及那位领袖的题材，因此频频以化身秦王的方式来绕着弯子说话，乃至在其它权力人物的塑造时，也不自觉地“代入”。

在《荆牁刺秦王》中，燕太子丹挥刀将一名部下砍翻，仅仅因其说了句劝阻的话。

这种对下属性命的漠视，随意生杀与夺，也折射出领袖风格对第五代造成的人性认识误区。

第五代对领袖的暧昧心态，进一步渗透于他们嬗改后的刺秦故事。

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

侠为何物？

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

但是，在周晓文与陈凯歌的电影中，荆轲或高渐离的行刺已经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竟然没有发生！

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

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

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

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

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称之为武侠片，是对真正的中国传统侠精神的轻辱。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

这并不奇怪，但武的设计，只要有专业人士便不难解决；侠的概念，却不能不加以解析。

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

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

“侠以武犯禁”，执政者对于这种不驯从的反抗者，除了以武力镇压之外，另一个可能就是用“义”的说辞来进行招安，使其成为帮手或工具。

因此，在一些武侠题材文艺作品里，侠站在了他本应颠覆抗击的一方，并为之维护效力，最典型的莫过于小说《三侠五义》。

这种官方立场对武侠文化的干涉和改造，当代并不少见。

（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在政治背景特殊的香港，才能较多地看到具备“侠”的原初反抗力量的故事。

）比如已故武侠片大师胡金铨，他的《大醉侠》等作品直接以官差为侠，剿匪平叛，除恶济善。

在《龙门客栈》等影片中，他也强调忠臣虽然一时落难，最终必胜奸臣，这显然是当时台湾的主流政治话语的变相体现。

而在张艺谋这里，刺秦成了不可避免的失败，同样和当代中国大陆语境暗中符合：为了一个“正确的”堂皇的宏大理念，个人小我应该与威权媾和，甚至做出让步与牺牲。

《英雄》中的宏大理念，就是张艺谋让梁朝伟在临死前写下的“天下”两字。

这两个字，令李连杰主动放弃了刺杀计划，而刺秦故事原有的核心也遭到完全地摘除和偷换。

千古之下，刺秦最感染人的悲壮感，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艺谋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知其不可为而不为”。

《英雄》的刺秦里有这样的场景：代表赵国的复仇刺客要杀秦王时，秦王讲出了“等寡人用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只有寡人能让江山永固，天下太平”的胡言乱语，而刺客们竟对此逐渐信服，背弃了自己的理想。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秦之前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灿烂年代，而秦平灭六国，让更多的老百姓失去了好日子，这才骤然败亡。

张艺谋的常识水准不至于差到这般地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历史观有重大的偏差。

作为早年思想定型于一个特殊年代的张艺谋们，对宏大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喜好认同。

在《英雄》里，这个宏大概念就是秦王的终极追求：“天下”。

按照张艺谋的说法，秦的统一以后，就“没有了六国和秦，没有了六国和秦的仇恨”，这种话语和过去年代里的某种口号何其相似。

面对秦发起兼并战争的血腥，他还让秦王反问：“这一切难道都是寡人的错么？

”那么，到底是谁的错？

以张艺谋的理论，或可说所有的仇杀征战都是“历史”的错。

加缪早就发现了这种说法的吊诡--“个人无罪而历史有罪”，所以个人可以不计较手段、不负担责任、不需要反省，而这也正是在张艺谋前后的文革一代人中普遍存在的思想症结：他们将自己完全打扮为受害者，将应有的愧疚忏悔统统推给了一个宏大而虚无的替罪羊--“历史”。

（注①）张艺谋的宏大癖好不仅体现于其历史观，也支配了其美学观。

《英雄》、以及此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都为制造华美、瑰丽、浩大的影响而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人力物力和财力。

他的色彩和景象运用，决不只是偏爱乡土式的大红大绿与喧嚣热闹，而是一以贯之地为他的“宏大即美”观念服务，具有强烈的暴力灌输性，令人想起里芬斯塔尔展现纳粹美学的影片。

说来也不稀奇，张艺谋的美学观形成所处的时代，本来就和纳粹时期存在多重相似。

《英雄》这部影片，对张艺谋来说的一个特殊意义，应是前所未有地剖白了他的精神世界中属于那个非理性时期的厚重积淀。

放大地说，一个个新版的刺秦故事，也揭示了其他创作者类似的境况。

而这种畸形现象在今天依旧大行其道并把持主流话语的最根本原因，或许是那个时期从来都没有受到过应有的深入清算与反思。

从这个角度来讲，或可严厉地说：三十年了，一切还没有结束。

注①在此或有必要提及一部香港“娱乐”电影，即成龙巅峰期的《A计划续集》。

当革命党人劝说香港警察马如龙加入他们反对清廷的阵营时，马如龙的答复是回绝，因为“我不敢保证让成千上万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最后换来的是什么”。

这种境界与张艺谋的“天下观”相比，何止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