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的相机

《克莱尔的相机》邀请了两个重量级演员：一个韩国大美女金敏喜，一个法国国宝级演员于佩尔，作为陪衬，讲述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故事：导演怎么去寻找灵感？

是否需要为艺术献身？

献身后的羞耻感怎么破？

不过这个导演非常幸运，周围有个从生活和情感上都给予无微不至照顾的制片人。

导演为了艺术献身，她自然应该为导演扫平障碍，哪怕是一丁点的心理阴影。

缪斯重要么？

重要，但为了导演的未来，缪斯也可以成为随意牺牲的陪葬品。

于是，我们曾经腹黑、心计深沉大《小姐》金敏喜诱受，成功的变成了被随意牺牲的傻白甜缪斯。

而且本片导演打破电影常规，用了几乎超越纪录片的超现实主义模式，采用家庭DV的拍摄手法，以毫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客观第三者的视角来展示这个复杂而深沉的主题。

几位主角的演技自是无可挑剔，因为作为客观第三者视角，我们大部分时间其实根本也看不到演员的表情，自是无可挑剔也无法挑剔的。

只有大师级导演才会成就这么先锋试验性的电影：完全打破一切电影镜头语言的常规要求，长时间两人对话的固定镜头；所有情节都是靠对话推进；时间顺序、逻辑顺序乱而不杂；风景优美的电影胜地戛纳，完全拍出了陈旧腐败、藏污纳垢的衰败感……我们应该为导演的大胆突破和对艺术的讽刺而喝彩！

克莱尔的相机 (2017)6.72017 / 韩国 法国 / 剧情 / 洪常秀 / 伊莎贝尔·于佩尔 金敏喜当你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你整部电影是以倒叙和意识流的形式呈现给观众，没有过分严谨的剧情安排，甚至连台词都好像是随性的尬聊，自然中又透露着不自然。

令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是金敏喜在咖啡厅桌前独自重复和上级的对话，她仿佛在寻找答案，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一个答案，她难以接受自己被无端揣测，不理解上司没来由的恶意。

她真的很美，也很纯粹，这让我不由自主的联系到了东野圭吾的《恶意》。

就算是面对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伤害自己的人，也没来由的滋生的恶意，那么坦诚的，像一把黑暗中尖锐且反射着人性的刀，明晃晃的刺入对方的心脏。

而它真实的让对方无法怀疑，甚至无从得知这股强烈恶意的源头。

毫无根据，毫无逻辑。

却让人不寒而栗。

而所有的一切，可能只是一个微表情，一句日常的交流，像是被戳开小洞的纸巾，一点点，被戳成了一个大口。

最终，成为了武器。

名为“恶意”的武器。

金敏喜在剧中是一个肆意展现自我美好的女人，她有权利化浓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管它是否暴露，这些都只是在生活中给自己安排的小仪式感。

但是透过社会的视角，她变成为了吸引别人对她热情取悦才故意将自己变成这样。

又或是在上司眼里具有两面社交属性的交际花，勾引自己丈夫，邪恶且虚伪的小三。

试想生活中又何尝没有这些想尽办法去证明你做的不对的人呢？

内心微小的恶意，当你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日前，洪常秀导演受邀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

作为“看完了导演所有电影”的铁杆粉丝，本记者以此成功引起了洪导的注意，从而获得了这次独家专访的机会，以下就是《虚拟电影》杂志采访洪导演的全部内容。

《虚拟电影》(以下简称《虚》）：洪导您好！

我前天刚看完《克莱尔的相机》，今天的访谈就以这部影片为切入点来开始吧，我觉得本片的选角非常好玩，当郑镇荣饰演的角色在片中出镜时，我都直接笑出声了，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找他来演导演啊，之前你们并没有合作过。

洪常秀（以下简称洪）：我的电影多次出现过电影导演这个角色，之前金太佑演过，李善均演过，文成根也演过，对于专业演员我整体比较信赖，他们的表演厚度足够，只要意图表达明确，基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

但我并没觉得非要把谁塑造成某个角色的专业户，不同的演员特质也能激发不同的创作灵感，我很享受围绕演员特质来设计人物的挑战和乐趣。

以前相对年轻些，选的导演演员自然也相对年轻些。

至于现在找郑镇荣，最早是听有人说过，我俩长得有点像。

（笑）那么我就想，或许可以合作一把呢，所以后面的事都是水到渠成。

我们其实已不止合作一部了，后面还一起拍了《草叶集》，是比较愉快的合作。

《虚》：那条狗虽然出镜不多，但给人印象深刻，如果镜头再多一些，应该会是“金棕榈狗狗奖”的有力竞争者，给我们讲讲它吧。

洪：它叫Bob,当时和咖啡店老板交涉场地借用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他家的这条狗，看起来很凶悍，实际上温顺听话，金敏喜也很喜欢，时不时蹲下来逗它玩，我看着那个画面，感觉可以拍进电影里，于是就这么决定了。

后来在拍摄时，于佩尔还差点踩到它的脚，但Bob的反应很宽容，始终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这可能还和它的年纪有关，它已经是条老狗了。

事实上，前不久我们接到噩耗说，Bob已经去世了。

很遗憾，它实在是太老了。

《虚》：片中有个细节看起来很有意思，“金敏喜”用剪衣服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不快，后来“于佩尔”收拾那堆碎布料，把一块布套在自己的手腕上，又把一块类似胸部形状的布料放到自己的胸部比了比，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洪：谢谢看得这么认真。

不瞒你说，之前也有韩国观众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问他，你看到了什么？

他说感觉有点女权主义，类似身体意识的觉醒，隐约在呼应时下正闹得轰轰烈烈的“ME TOO"运动，还有就是这种从物到人，从她到她这样的对象转移能引发自我本我超我一类的哲学思考。

我告诉他说，你说得很好，想象力很丰富。

不同的观众在不同的状态下，产生不同的观感，这都很正常，相比于提供绝对答案，我更愿意自己给出的东西模糊一些，歧义多一些。

如果非要我给个解释，其实这个片断还有一句对话，就是“于佩尔”做动作之前，她也问了“金敏喜”，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金敏喜”回答，没有，我就是想这么做。

所以从创作谈的角度，我更愿意用这句话来回答你。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深究一件事的道理和意义，把这当作终极目的来做，但凭心而论，我觉得电影的意义并不是这个，就单纯去看，去感受其实也是一种意义。

而且你的道理未必是别人的道理，也没有什么道理是绝对真理，那为什么要费劲去宣扬这个呢。

包括还有人问到，影片中照相机这个道具有什么深意，照相机之眼和摄像机之眼，二者存在递进或套层关系吗？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能这样联想，那我觉得挺好，因为它说明在简单纯粹的细节里，也自然包含复杂多义。

如果你没有类似的想法，那也很好，因为在我的理解里，电影的终极并不是拼这个。

《虚》：刚才您提到创作谈，既然它不是道理和意义，那您看重的是什么呢？

之前您在电影中，多次借片中导演之口谈过对创作的看法，但每次谈的方式和内容都不尽相同，这主要由哪些因素决定呢？

洪：如果你说我是要借片中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那我不会承认，因为我没那么自恋。

（笑）但那些台词确实都是我写出来的，有的来自于我的个人经历，有的来自于当时的想法，有时严肃一些，有时调侃多一些，有时是正面回答，有时会故意转移话题，这种不一样主要源于我自己对创作的要求，因为即使是同一个意思，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它，没必要把同一种酒装在同一个瓶子里。

我的电影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完整剧本的，基本上都是边写边拍，当天写的剧本当天拍完，这决定了我对时间、地点、人物等结构要素的敏感，我的创作灵感很多时候都是根源于此，我喜欢在重复的结构里观察，不同的要素组合可以拼贴出新的东西，各个要素的调整都可能改变影片的走向。

我希望有观众能在重复出现的场景和状况里有新的体会，在每一次重复里都会看到不一样的细节，也许这无法解释，但每次的感受必定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电影确实就是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各种排列方式的翻新组合，如果电影是关于时空的艺术，那我的表达，或许就是这个。

对我而言，观众能发现它要比去阐述它更重要。

《虚》：顺着这个话题，我谈谈对您近作的一点个人理解。

《之后》里的书店老板分别和两个女员工在一天内做了些机同的事情，但两个女员工各自的一天，被您用互补的方式拼贴在了同一天，而《克莱尔的相机》，万熙和主管在咖啡店外的那段对话是影片的一个着力点，万熙的那句“你现在是觉得我有不直率的一面吗”甚至被说了两遍，但第二次，她是对着空位置说的，而两人之前的对话在这时则被处理成了画外音。

这几种对比结构的使用，都是您此前电影中没有尝试过的。

包括还有一些小伎俩，比如《你自己与你所有》里对蜡烛的叠化效果处理，《独自在夜晚的海边》里神秘黑衣人的设置，感觉您仍在不断地突破自己。

但从电影技法上讲，这些技巧又都非常简单甚至只称得上入门级的蒙太奇运用。

先进的想法和简单的技术，您是如何看待二者关系的？

洪：在第一部作品《猪堕井的那天》里，我其实在技术上做了不少尝试，比如色调，布景，高对比度的打光，摄影除了固定镜头，也有移动镜头和手持，景别上远景、近景、中景、全景、特写都有兼顾，还有俯拍和仰拍，正反打等等。

那个时候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多，想法也很多，也追求层不不穷应接不暇的效果。

但从《江原道之力》开始，我慢慢对自己的表达有了更笃定更清醒的认识，哪些是我需要的，哪些并不适合我，所以后面开始做减法，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这是一个渐渐演变的过程，至于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停顿了一会）我很喜欢塞尚的画，如何以一种永恒的不变的形式去表现自然，对而来说也是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虚》：不知您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流行词语：尬聊？

它的意思和您片中很多时候的场景极为契合，之前也有人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尴尬美学，感觉您的影片这种片断不可或缺，它是笑点担当，同时又包含着极深的人性洞见及诚恳姿态，让人倍感亲切。

洪：我确实热衷于描述那种尴尬的状态，有人说，这是在剥男人的皮，其实我不想剥任何人的皮，如果确实给人这种感觉，那也只能说明，男人身上确实有这么一层皮。

人性其实是相通的，它可能和我喜欢冷眼旁观有关，这种观察里包含着尖刻和讥讽，这就是我长久以来看世界的方式。

《虚》：最后问个“直率”的话题，金敏喜近期出演的几部影片，《独自在夜晚的海边》和《克莱尔的相机》，片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女主的纯真直率，特别是《克莱尔的相机》，“直率”甚至是整部影片的关键词，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日常投射？

您用电影及时地捕捉日常，则是属于您的直率方式？

其实前面我们的访谈，几次都涉及到了电影与现实之间的真假虚实问题，但我还是想问，导演您能直率地回答吗？

洪：遇到金敏喜之前，我对世界确实是怀疑居多，过去我是个防御心很重，内心充满逆反念头的人，看待世事的眼光也多以调侃戏谑为主。

而遇到她之后，我觉得我开始愿意相信一些东西，估计敏感的观众也能从我最近的电影里看到这些变化，包括面对访谈的态度，以前我会下意识地回避，现在，我得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力抱怨。

我深深地感受着一个人的钟爱，这种钟爱使我心平气和，开朗自信。

我有幸遇见了金敏喜。

注：《虚拟电影》实际上并不存在。

还是典型洪尚秀，依然生活化，但更加随性。

洪尚秀电影的观感总是看似乏味又尴尬，不带有直观上的目的性。

结尾也不常带有主观的升华， 好像是出门走进咖啡店里就能看见的场景 。

克莱尔说“拍下照片的一瞬间，你就不再是刚才的你了” 让我想起梁文道在《我执》里的一段描述：“这一刻的自己和上一刻的自己必然是不同的，现在正在写字的自己要比前一分钟的自己多写了一个句子，所以这前后，有两个人的存在。

为了让我们必须实现昨天的承诺，偿还过去负下的罪债，而不是以“当日的我和现在的我不是同一个人”来推搪回避。

” 克莱尔这番哲学意味的话对万熙和导演都说了，是刻意还是巧合？

她手中的相机亦或是观众的眼睛，捕捉到这个故事， 完整的呈出，等待着评判。

动机、道德、底线，这些因素都来不及思考之时，最先浮现的还是人性，可她究竟是万熙还是金敏喜好像都变得不再重要，她就像水，透明纯真，实则却又虚无，只隐约存在于映射水波的光线中。

洪的电影记录着大多是发生中的，正被遗忘的，或想要掩盖的。

大众道德里的批判性，讽刺的对话设计，推拉镜头中放大的真实性情，让人无法抽离自我。

小餐馆的烧酒与寿司，海边的踱步，窗边吐出的烟圈。

全都裹满情绪的外衣在言语中流淌。

那落下的每一滴，都是孤独的宣泄，欲望的本性。

某刻，你也许会真实的为过去感到羞耻，但那只是上一刻的你我，没有必要去掩盖的过去。

爱看洪尚秀的人，我想大概是生活中多愁善感，善于品尝人生细微滋味的人。

电影里尴尬美学流露的温情，观看时甚至产生倦意，过后也许会淡忘，或是逐渐消失殆尽，但那一刻还是会泪流满面。

在电影中捡拾记忆碎片，在湖面下寻着目的。

试图发现或选择坦诚这些奥秘，通过电影放出那些隐藏的自己，虚幻的自己，对立的自己。

又或许可以去尝试游走在其中，享受着虚无，放弃故事性的辩证，抛弃对立面的存在，不要再寻找所谓的好和坏。

面对湖泊时，享受着波光粼粼或是索性闭上双眼，仅仅靠声响去探寻丢入的石子，然后幻想着涟漪的模样。

生活化的洪尚秀电影 我想应该是梦境里出现的最接近生活的湖泊了。

clit2014, jan 2, 晚交了20天，我再也不想上gender studies了我要吐了，写这篇paper不知道经历了多少mental breakdownWomen’s Experience Matters: Re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through Claire’s CameraAs Laura Mulvey points out in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traditional narrative cinema largely relies upon the practice of a gendered “gaze”, specifically, male’s unconscious objectification of female as erotic spectacle from which visual pleasure is derived. Her account draws attention to the prevailing feminist-unfriendly phenomena in contemporary cinema, one that resides in the language of patriarchy, privileging man’s experience while making woman the passive object deprived of autonomy. Many feminist filmmakers and theorists including Mulvey herself urge a radical strategy that dismantles patriarchal practice and frees woman from the state of being suppressed by the male-centered cinematic language.To conceptualize a mode of cinema that speakswoman’s language, or authentic feminist cinema, this essay interrogates the validity of Mulvey’s destruction approach in pursuing a feminist aesthetic. By making reference to Hong Sang-soo’s film, Claire’s Camera, I argue that feminist cinema needs to be redefined by neither the immediate rejection of gender hierarchy nor the postmodern notion of fluidity, but by perspectives that transcend the gendered metanarrative of subject vs. object, and that primarily represent and serve woman’s experience on both sides of the Camera. Earlier waves of feminism strived to call attention to, if not, eliminate the unbalanced power rel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 society, namely the dichotomy between domination and submission,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and self and other (Lauretis 115). Feminists such as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Simone de Beauvoir radically interrogated women’s right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s well as women’s relative position to men in the society at large. However, the approaches of the earlier waves cannot prove themselves sufficient in pursuit of a female autonomy,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y are constantly caught in the power-oriented metalanguage which inherently privileges one over another. While it is argued that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second sex” is oppressive in nature, for example, the assertion already marks the subject-object dynamics between men and women by default. It fails to propose non-power based gender narratives, while obliquely acknowledging that the language spoken in this context is inevitably characterized by phallocentric symbols, ones that prioritize self over other, subject over object, male over female. In thisregard, rather than rendering a perspective that exposes and dismantles patriarchy, the outcome of earlier feminist approaches inclines towards “replicating male ideology” (Mackinnon 59), reifying the omnipresence of the patriarchal language and reproducing the effects of patriarchy.A similar notion applies to 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In terms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feminist idealists encourage women to present their bodily spectacles, inviting interpretations free of erotic objectification. Despite the favorable receptions from the sex-positive side of the discourse, it is indiscernible as to whether these attempts truly free women from the dome of sex-negativism or reinforce the effect of the patriarchal language even more. This polarized debate, I believe,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discourse is held captive by the language of patriarchy too powerful for one to extricate from, and that any rebellious gesture would appear to be an insufficient, passive rejection of the predominant ideology.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Lauretis notes that Mulvey’s and other avant-garde filmmakers’ conceptualization of women’s cinema often associates with the prefix of “de-” with regards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very thing to be represented, …the deaestheticization of the female body, the desexualization of violence, the deoedipalization of narrative, and so forth” (175). The “de-” act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figure a new set of attributes for feminist representation, but merely displays a negative reaction to a preexisting entity. It is important to be skeptical of its effectiveness in 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as it implies certain extent of negotiation instead of spot-o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revious value. A destructive feminist cinema can never provide a distinctive set of aesthetic attributes without having to seek to problematize and obscure the reality of a patriarchal cinema. In that regard, it is passive, dependent and depressed. More importantly, the question – how the destruction of visual and narrative pleasure immediately benefits women within the narrative and directly addresses female spectators – remains unanswered. TakingClaire’s Cameraas an example, the film destructs the notion of a gendered visual pleasure by presenting the camera as a reinvented gazing apparatus, one that differs from the gendered gaze, and instead brings novel perception into being. Normally, when characters are being photographed, mainstream filmmakers tend to introduce a viewpoint in alignment with the photographer’s position, enabling spectator’s identification; that is, the shot usually shifts to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so that spectators identify with the photographer gazing at the object who is in front of the camera. Claire’s Camera, however, abandons this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while generating new meanings of the gaze. Claire ambiguously explains to So and Yanghye the abstract idea that taking photographs of people changes the photographer’s perception of the photographed object, and that the object is not the same person before their photograph was taken. The spectacle, although objectifiable in nature, is not so passive as being the object constructed upon, but rather constructs new signification upon the subject. The notion of the gaze is therefore re-presented with alternative insights. That being said, as I argued earlier, the destructive approach is not so sufficient an attempt at 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because the way it functions nevertheless indulges feminist ideology in the role of passivity, deprived of autonomy and always a discourse dependent on and relative to the prepotency of patriarchy. In the conversation scene between So and Manhee, So, who is almost the age of Manhee’s father, criticizes her for wearing revealing shorts and heavy makeup. In a typically phallocentric manner, he insists that she has insulted her beautiful face and soul by self-sexualizing and turning into men’s erotic obje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receding scenes have no intention to eroticize the female body or sexualize her acts such that the visual pleasure is deliberately unfulfilled and almost completely excluded from the diegesis, So inevitably finds Manhee’s physical features provocative and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naturally assumes that her bodily spectacle primarily serves man’s interest. This scene demonstrates that regardless of feminists’ radical destruction of visual pleasure, practitioners of patriarchal beliefs will not be affected at all; if any, the femininity enunciation only intensifies the social effects of patriarchy.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embodies the self-reflexive style of Hong Sang-soo’s filmmaking, in a sense that it fosters debates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upon which it is constructed, and constantly counters itself in search of a deeper meaning, contemplating questions such as do we believe in what we practice, whether it is patriarchy or its opposite? And is anti-patriarchy feminism determined enough to prove itself a destructive force against patriarchy rather than a sub-deviant of a predominant ideology? The scene proves the drawback of a destructive strategy, that the way it operates nonetheless subscribes to a patriarchal manner, and that in order to escape the secondary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hallocentric subject, more needs to be done other than problematizing the subject.To supplement the insufficiency of destruction, postmodern feminists such as Judith Butler proposes theoretical alternative to approach the discourse. Butler argues that gender is performative and fluid instead of a set of essential attributes. The notion of performativity indeed precludes the social effects of essentialism by introducing the idea of an identity continuum into gender politics, in ways that empower the socially perceived non-normative. On top of that, Butler believes that the categorization of sex “maintain[s] reproductive sexuality as a compulsory order”, and that the category of woman is an exclusive and oppressive “material violence” (17). Acknowledging the harms that essentialist percep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entails, Butler bluntly negates the very categorization of woman. This radical negation, however, evades the reality that our whole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race is based on gender categories, despite the corresponding inequalities generated from the instinctual categorization. In fact, it is when women as a collective community hav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female gender is socially suppressed, that they start to strive for equality through the apparatus of feminism. Butler’s rejection of the gender categorization withdraws the sense of collectivism in the feminist commun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unity” for the marginalized (Digeser 668). Moreover, it deprives the feminist cinema of the necessity of delineating an authentic female representation, because within the notion of performativit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ixed set of female representations but only distinctive individuals that conform to gender fluidity. Since identifying with a certain form of representation means to live up to a socially perceived norm from which one deviates, a performative cinema does not encourage spectator’s identification. The failed identification will not only drastically shift the spectator’s self-understanding but also cause more identity crises. Therefore, performativity is too ideal a theoretical concept to have actual real-life applications. Whether it is her body or her social function, woman has become the commodity of patriarchy. As Lauretis puts it, “she is the economic machine that reproduces the human species, and she is the Mother, an equivalent more universal than money, the most abstract measure ever invented by patriarchal ideology” (158). Woman’s experience has been portrayed in the cinematic realm nothing more than being the (m)other and the provocative body. Historical debates have proved that articulating the problematic tendencies within gender differences only results in skepticism rather than new solutions. Thus, in order to negotiate a feminist cinema, filmmakers need to abandon the patriarchal meta-language completely, and reconstruct new texts that represent and treasure woman’s experience more than just being the other, that “[address] its spectator as a woman, regardless of the gender of the viewers” (Lauretis 161). Similarly, what needs to be done in feminist cinema is more than just interrogat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woman and man, but interpreting such difference in unconventional ways that liberate women from being compared to men and invite them to possibilities of having narratives dedicated to themselves. One of the ways, Lauretis suggests, is to regard woman as the site of differences (168). This signifies that the cinema needs to stop generalizing woman’s role based on her universal functions; rather, it needs to articulate her unique features, what makes her herself but not other women, from the way she looks to the trivial details of her daily life. In Claire’s Camera, the function of the camera conveniently transcends the diegetic space. In the narrative, it demarcatesthe “site of differences”, that is, how someone changes right after their photograph is taken, as well as how Manhee is presented differently each of the three times being photographed. The camera also magnifies her experience as a woman for spectator’s identification, mundane as it could be. In the last scene, the camera smoothly tracks Manhee organizing her belongings, packing box after box, casually talking to a colleague passing by, and so forth. Long takes like this fulfill what Lauretis would call “the ‘pre-aesthetic’ [that] isaestheticrather than aestheticized” in feminist cinema (159). Without commodifying or fetishizing woman and her acts, the film authentically represents a woman’s vision, her perception, her routines, and all the insignificant daily events which female spectators can immediately relate to. When a film no longer solely portrays woman as the “economic machine” that labors, entices men, and commits to social roles, it has confidently overwritten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 with a female language. It fully addresses its spectator as a woman, appreciating and celebrating the female sex, not for what she does as a woman but for what she experiences. In conclusion, the essay first challenges the destructive approach in feminist cinema regarding its sufficiency in pursuit of woman’s autonomy and its indestructible destiny to fall back into patriarchy. The essay then argues that the rejection of gender categorization in performativity theory frustrates the mission of defining a female representation. Hong Sang-soo’s self-reflexive film, Claire’s Camera, offers an apparatus to delve into the drawbacks of destructive feminist cinema and simultaneously renders a new feminist code, abandoning the patriarchal metanarrative and constructing a new narrative that truly prioritizes woman’s experience.Works CitedButler, Judith. “Contingent Foundations: Feminist and the Questions of ‘Postmodernism.’”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edited by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Routledge, 1992, pp. 3–21.Digeser, Peter. “Performativity Trouble: Postmodern Feminism and Essential Subjec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7, no. 3, 1994, pp. 655-673.Lauretis, Teresa de. “Aesthetic and Feminist Theory: Rethinking Women's Cinema.”New German Critique, no. 34, 1985, pp. 154–175.Lauretis, Teresa de. “Eccentric Subjects: Feminist The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Feminist Studies, vol. 16, no. 1, 1990, pp. 115–150.Mackinnon, Catherine A. “Desire and Power.”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6–62.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The Norton Anthology and Theory and Criticism, edited by Vincent B Leitch, W. W. Norton, 2001, pp. 2181–2192.

哈哈哈哈这应该是目前看的最随性的电影了吧，洪尚秀的极简主义又一次展现得淋漓尽致。

克莱尔手中的相机就像人在面对生活的挡箭牌，化解了一切尴尬、生硬、附和、无用的人际交往，导演一直喜欢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虚伪、口是心非等等，虽然看起来是善意友好，实际上只是在浪费时间。

洪尚秀镜头里的男人总是反复无常与懦弱，这部也一样非常有趣，当然，她镜头下的女神是绝美的，金敏喜和于佩尔可是缪斯啊！

我通常喜欢电影有独特的立意、完美的逻辑和有意思的剧情，再加上优质的拍摄、音乐、节奏等等。

但洪尚秀的作品是个例外，很少见如此随性的编剧兼导演，就是随意的遇到一个想法就简单的实现了。

但是，却带有独特洪式随性的魅力。

这部片子很短，就69分钟。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9天拍摄1天初剪完成，是个尬片，集各种尬聊之大成。

剧情很简单，许多小笑点，又是通过剪辑手段把观众扔进云里雾里的；每部有金敏喜的片子，都能把她从第一眼一个还不错的妮子拍得越来越美，越来越迷人；音乐很舒缓，十分配合如此随性却又细腻的拍摄手法。

看完全片，大家对故事的理解可能都不太相同，这都是拜洪导剪辑的功力，给大家留得想象空间。

看完，脑子里出现剧中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每次洪导最喜欢探讨的部分吧。

跟随洪导的步伐，随性的写下这个感想。

还想说，迷人的于佩尔阿姨那么美，金敏喜也真是美，这个梗看过的同学会懂得，嘻嘻，洪式洗脑。

看洪尚秀永远都不用担心镜头语言和人物景色的掌控，他对于日常生活这种普通的美的理解和拿捏真的太好了，好的难以复制，像他与生具有的天赋一样。

但是这部随性的9天拍摄之作，固有的（极佳）映像表面之下，剧情构架实在是太为零乱，刻意的时间线穿插加剧了这种混乱，而就连女主与男导演之间的“one night over”这一剧情线索，都显得生硬，让人摸不着头脑，看不出情感的交互或畸形，只有尴尬。

于佩尔的角色也只能用突兀和尴尬来形容。

不过总的来说，洪导对于自我故事的写照也是最大（也十分可爱）的看点了。

整部影片69分钟，我感觉其中有20%是镜头的起幅和落幅，还有50%的尬聊。

不知道有没有导演解读，但是就说说自己的理解吧。

故事还算明了，导演和漂亮女制片员工发生一夜情，导演的正牌女友又恰好是员工的制片老板，于是老板决定在戛纳参展的时候和员工摊牌让她滚蛋。

但没想到导演其实对制片已然没有激情，也相继和女制片摊牌。

整个故事似乎并没有克莱尔啥事情，这个主角究竟是干嘛的呢？

其实我觉得她就像一个用相机记录并收集各色人群经历和感情的精灵。

她的存在是向观众更好地展现故事的细节，或者说强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影片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想到貌似以前听说过一个故事，好像是一个收废品的，高价收购各种废品，一个孩子想把自己小时候的东西全卖了，但是不解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收废品的说，这里面包含着人们的回忆啊，我最喜欢了。

（具体啥故事我记得了，好像是类似的，如果谁也听过这样大概的，请告诉我）克莱尔其实就让我联想到了这么一个角色，一个收集人们的故事的精灵。

为什么说是精灵呢，有几个情节让人觉得她很会让别人信服于她。

比如在餐厅的时候，导演问她为啥照相，她说这一秒的你和下一秒的你已然不同了，我想记录下来（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刚开始导演并不信服，她让他和她对视，后来竟然也把导演说的神神叨叨的，后来和制片摊牌的时候也竟然说到以前的时候和现在的时候不一样。

还有一次是，克莱尔跟着万熙去吃韩国料理的时候，在楼下硬是也让万熙觉得壁画很奇怪。

（当然都也可能是出于礼貌的认同）不仅如此，整部片子最大最大令观众迷惑的地方其实就是，为什么克莱尔明明在之前见过万熙，后来在海边第三次（或者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却好像之前没见过似的；克莱尔明明见过了导演和制片，后来和万熙聊天的时候却假装啥都不知道呢？

这就是我认为可以解释为何她是精灵的原因，她需要别人释放的经历或者感情，自己才可以用相机记录。

其实还有几个小的细节，比如克莱尔和导演在咖啡厅说她是法国人，刚到没几天，可是有一个镜头是她进入了沙滩旁的桥洞里。

第二个是，万熙讲自己也会作曲，后来克莱尔说自己是个音乐老师；如果克莱尔真的是个音乐老师，那她听到万熙说她有时会作曲的时候，正常的回答应该会提及自己是音乐老师的身份吧；但是她只字不提。

其实整部片子就是克莱尔用各种谎言来引出导演、制片和员工之间的混乱故事。

甚至看到这种纪录片式的长镜头和推拉镜头，我还在想“克莱尔的相机”其实并不光是她手里的相机，还有这个正在拍摄的相机。

总之，处处透露着奇怪的诡异，这种奇幻的色彩不光是叙事时间线的混乱和尴尬的台词，还有前后处处解释不通的矛盾。

至于克莱尔这个角色也是很让人迷惑。

有点炫技的成分，没有表演，没有台词，感觉就是一集伦理电视剧的剧情，20分钟就能讲完的故事非要拖进69分钟里。

当然如果有导演解读那最好了。

ps.看到有的影评讲可能是梦，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其实也能解释得通。

pps.金敏喜长得太像我的一个同学，看着看着就出戏。

6.5洪老师的每一次剧本都是一种试验 对别人也是对自己 我不用去揣度他的用意很可能他自己也并非十分确定 于是 平常的几件小事情在时间的平行空间里窜梭甚至可以无目的 结尾可能看作未来她又回去工作了虽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也可能就丢一个早就想好的开头到拉里罢了……洪老师对于一个场景的处理是一镜到底 省了无谓烦杂的剪辑但事先需要做好充足的安排 还要演员不能NG情绪始终连贯像演话剧一样的要求 就是里面那些感觉无理由的推拉常让我感觉不适虽然次数还克制（其实也不是没理由 一般处理都会蒙太奇割开好像把姑娘丑的那面遮去不见 这儿就是啥都给你看 whatever）两个非英语国家的人用英语交流用词自然尽量简单 口音也各有特色若不是有剧本我还真不信她们一路会无阻 还有情绪上的表达也有问题 至少于老师的“oh yes”就瞬间让我尴尬…… 所以她们的交流更多是在剧本上的也就是说流于表面的 亚洲人和欧洲人对“礼貌”的身体力行上截然不同 前者有虚伪之嫌后者坦荡（我有时候非常讨厌这种“虚伪”却又常不知为何 现在好像明白一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