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美国女孩》讲述了拥有美国梦的母亲因得癌症不得不带着两个女儿重新回到台湾生活，而且在这过程中家庭如何磨合的故事。

电影对人物情感的叙述十分细腻，无论是母亲、女儿还是父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鲜明的情感特色。

电影中还使用了白马的意向作为母亲与大女儿间关系的反射。

在亲情中，不仅仅只有爱，同时也有恨的存在，但在这部电影中，大女儿恨本身何尝又不是另一种爱。

电影平淡的叙述却时刻揪着观众的心，或许在电影中，观众也能找到自己家庭中的影子。

一个母亲带着两个习惯了美国生活的女儿，回到了台湾。

生了重病的母亲似乎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想法，但女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她们只是将回到故乡看做一次异乡旅行，早已不习惯这片古老而陌生的土地。

但这里，毕竟是她们出生的地方，她们被西方文化熏染改造，又不得不重新适应这遗忘已久的中华文化。

争吵和恨意就此产生，两代人之间，故乡和异乡之间，似乎有太多的不理解和不适应。

父亲的公寓老旧而逼仄，网速缓慢，没有独立的房间，甚至连早已习惯的西方十字架也没有。

在异乡和故乡之间，中文和英文的混杂，骑马和骑车的妥协，长发和短发的变化，这一切都呈现出一种东西文化的冲突和中美思想的驳杂。

父母和女儿，母亲和父亲，女儿和同学，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就显得深刻而具有象征意义。

未来究竟是留在台湾？

还是去往美国？

是一家人团聚？

还是再次天各一方若即若离？

理想丰满和现实骨感，青春奋斗和中年妥协，自由独立和家庭羁绊，这些多元而矛盾的元素都在影片中得到呈现。

但这依然是一个很中国的故事，是关于亲情与爱的故事，是描写付出和感恩的故事。

对于母亲充满中国方式的爱，一直习惯了美国方式的女儿梁芳仪尽管反感，其实她一直都能感受的到。

但她反馈爱的方式却很隐蔽，她的恨与不满中蕴藏着对母亲的依恋和对家庭团圆的向往。

而林嘉欣演绎的这个母亲很有意思，她虽然一心向往美国，半辈子都待在美国，骨子里却依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她努力的维系一个家，爱她的丈夫和女儿。

自己身患重病，丈夫事业艰难，大女儿叛逆淘气，小女儿生死未卜，她依然用尽全力守护着这个爱的港湾。

受了委屈的女儿想给马戴上笼头自由奔跑，但这匹马并非美国马，它不懂她的意思，正如女儿梁芳仪的美国生活方式在台湾遇到的各种水土不服。

中美文化的隔阂造成的冲突，贯穿了整个故事。

而在故乡和异乡间摇摆不定，似乎正是导演要表达的台湾青年的思想危机。

最终的和解，似乎也没有那么彻底。

只有爱，这个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令母亲和女儿冰释前嫌，坦诚相见。

生存不易，死亡似乎也并不遥远，但就在这个动荡不安又充满隔阂的世界上，我们依然有爱，藏在心底，连接彼此。

爱在心底口难开，但通过各种细节，我们依然能感受到父亲与母亲，母亲与女儿，姐姐与妹妹之间那浓浓的爱意和深深的亲情。

我们将共同迎接每一个日出，送走每一个日落，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拥有彼此，支撑彼此，依然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此片获得台北电影奖最佳剧情长片提名，和香港电影奖最佳亚洲电影提名。

看似浮夸但是很贴合实际的现代家庭教育电影，父母为了让孩子未来更好，选择让她们去美国留学，因为母亲患病，不得以回国，大女儿很难融入当地学校，一心想回到美国。

与此同时的非典环境，也让人很压抑，就像近三年的新冠，看完电影还是很迷茫，从小面对教育环境与对未来的憧憬，未来要面对伴侣、孩子、工作、社会环境、疾病，在种种包围里要更加乐观开朗，真的很累啊。

这是一部东亚家庭的纪录片，我想每个东亚家庭成长的人看到这部片子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熟悉感。

我们曾经是小孩，后来是父母，我们的困境、迷茫、混乱、挣扎以及渴望，我们想要拥抱或者摆脱的原生家庭，那连我们自己都看不清的心，与攀附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同气连枝的，家人。

影片有两种视角，孩子的，父母或者更是母亲的。

作为成人来看这部片子会获得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时而我们是孩子，时而我们变成了父母。

尽管孩子会变成父母，但是还是像西西弗斯一样永远推动着那沉重的石块，那逃避不了的人生课题。

作为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中二的孩子，自我的苗头开始涌现，这个时候我们要的好多。

我们要自由、要尊重、要关注，要独一无二的存在，要独一无二的爱。

剧中的姐姐就是在这个年纪，而且她要面对的稍微复杂一点：突然离开已经习惯的美国生活，面对全新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还要接受母亲突然的生病，姐姐的生活开始动荡。

于是也许可能可以平稳度过的青春叛逆期，面目也开始变得乖张。

母女的矛盾开始涌现，每一个姐姐看似叛逆的行为，我想观看的大多数人都能找到自我的影子。

不再认为老师是绝对的权威，开始质疑；有喜欢看的杂志，想干一些坏事；去网吧，不管是做什么事情；而对父母顶嘴，讨厌她说她要死了，讨厌她变了，变得不是自己心中的父母的样子。

这是一个少年必经的自我意识成长的过程，而每句对父母口不择言的话，我都能感到背后的恐惧，每一句刻薄的诅咒，我都能感到背后的伤心。

“你为什么不去死好了”可是说出这句话的我好不想你死，可不可以不要死呢。

那在每句恶语后面隐藏的情绪，怎么办，是我无法宣之于口的伤心。

好像我们永远无法在青春期说出我们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我们总是别扭，执拗，僵硬。

我们渴望理解，但我们拒绝表达。

于是口不择言终究换来父亲的责打，于是，就像我们曾经在心里预想过千百回那样，我们要宣告我们的态度，于是我们离家出走，去寻找我们心中那个理想的世界，去寻找这个理想世界的代表，andi。

我们想象我们可以终究摆脱身上的一切束缚，就像我们在andi背上驰骋一样，可是现实好无情，就像我们无法成功给马套上缰绳一样，我们改变不了世界，也没有那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挣脱现实到达理想的疆域。

所以套不上缰绳的姐姐流泪了，我们也流泪了，原来那个想象的地方不存在，我们不能永远逃避我们生存的这个现实。

关于妈妈，最让我伤心的时候是女儿问妈妈，关于下辈子想做什么的问题，那时候，妈妈的回答是下辈子想做男生。

也许只有成年人才真正明白这个答案的意义，原来妈妈，也会后悔成为妈妈；原来妈妈也会讨厌自己的这个身份，下辈子不要再做女生了，下辈子不要再做妈妈了。

作为孩子的自己，会不会在那一刻有被抛弃的感觉呢。

即使我非常支持所有的女性去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必一定成为妻子或母亲的角色，可是听到这个回答还是流泪。

对于孩子来说，母亲有多重要呢，我会一直想起那个残忍的实验，给幼年的小猩猩一个母亲一样的玩偶，但是这个玩偶浑身扎满了针，可是即使刺痛小猩猩每一次都想要拥抱母亲。

即使痛也想要拥有的怀抱，是母亲的怀抱。

可是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妈妈，所以她不一定一下子能成为一个很完美的妈妈。

但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能懂什么呢，她还太不懂体谅、共情，她还在和自我做斗争，她只能向妈妈抛出她的情绪倾泻：为什么你不懂我，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以为的关心我，为什么我的妈妈是这个样子的。

妈妈能做什么呢，一个生病的妈妈，面对癌症，也只能在打针的时候突然崩溃无声哭泣，即使生病还是要照顾好所有家人，可是那种巨大的恐惧还是时不时缠绕，如果我不在了，家人们要怎么生活？

所有人都害怕去想这个问题，可是我太害怕了，那是我无法参与的部分，所以我要问，要确认，即使下辈子我不想做妈妈了，可是这辈子那种本能，让我仍然站立在这里，让我控制不住地去爱我的孩子，让我无数次虚弱呕吐痛苦，还是很舍不得这个世界。

最后女儿和母亲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交流，那仿佛是作为青春期的我们某一刻突然理解了父母，理解了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别扭、叛逆，那种渴望爱又拒绝爱的心态。

我们终有一天会和父母或者子女和解，因为我们终会看清那个自我，拥抱那个自我，而在屏幕前流泪的那个我，既是为了那个孩子，也是为了那个妈妈，为了当初那个自己和现在这个自己，哭泣。

青春期的姐姐跟随治病的妈妈和尚处在儿童时期的妹妹一起从美国回到了台湾家中，他们的留守父亲是个中规中矩的好人也懂得怎么做父亲。

电影当中有很多点可以转变成悲剧或者让电影更加辛辣，但是这位导演还有编剧并没有这么做，故事除了那位母亲患病之外，没有人出大事，有惊无险。

比如在妹妹忘记带钥匙后和喂鸟的陌生人相遇，比如姐姐在学校里面因为同学家长导致的同学间的疏离，比如姐姐夜探水花，比如妹妹因为肺炎被医院强制隔离，比如父亲出差离开家，比如母亲做化疗生命走向不明等等……感觉这个家庭再多加一个重量就会走向解离分裂的边缘。

但是仿佛有一个力量在为他们保驾护航，安全走到影片结束。

电影里大女儿的马名叫水花，大女儿离开了水花就如同她离开了曾经的生活，她有点找不到自己了。

这其实是一个讲述青春期的少女适应异文化——实际上是回归母国后，学习调和异文化和母文化、学习处理过去和当下关系的故事。

在疫情期间观看一部同样是有关于疫情的电影，感觉很有意思，只不过这次却是十年前的SARS。

有关于SARS的印象我却不是很深，只依稀记得大人们讲人们会去买胡萝卜干泡水喝，板蓝根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火。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在疫情期间对咳嗽之类的事情谈虎色变，甚至在我们知道死亡率已经低至比流感还要低的情况下。

因为癌症变得神经质和担惊受怕的母亲，难以适应环境渴望回到美国的姐姐，过早理解和思考死亡的妹妹，夹在中间强硬固执的丈夫，最终让冲突爆发。

我们又是否都活在高压之下呢。

渴望自由，奔腾，充满力量感的马是否是姐姐对于自己当下情况，和无力改变现状，所进行的一直投射？

可你若想要骑乘这匹白马，却也要给它戴上一副马嚼子。

难以驯服和不听话的马，不愿接受自己身份。

自己的存在是否又变成了母亲的枷锁呢？

I hate you！

（ because I beg you love me.）（小细节，被折的和spash的合影照片另一部分是妈妈，后来姐姐又把它展平贴在了墙上）（掏耳朵的部分会想到《一一》）整体来说有点戛然而止的感觉，友邻说不如重看杨德昌，+1

人在生大病之后，心境总是会发生变化的，爸爸得了癌症之后，他总是沉默不语，但心情却很低落，他也会经常问自己“我会不会不久之后就死掉”这些问题吧，家庭在没有降临大难前都是分崩离析的，但是现在所有人都把力气往一个地方使，争吵开始变少，关心开始变多。

不知是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变的成熟，还是妈妈开始用成年人的思绪去跟我讨论问题。

现在两人之间的吵嘴已经几乎没有，在外地上班，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回家妈妈都会很忙，忙着做饭，忙着给我洗衣服，忙着清洗我身上的灰尘。

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疼在心里。

我一直都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只报喜不报忧，我会很亲切的称呼妈妈，我会在我想要表达爱意的时候亲吻她的脸颊，我会像小孩子一样跟她要求抱抱，要她跟我分担我的苦恼，我爱她，我也想她知道我爱她，如果我失去她，我会很难过很痛苦。

最近都说人与人的相处都是间断性的关系，友谊如此，亚里士多德将友谊分为实用友谊、享乐友谊和主要友谊，他说主要友谊是历经时间考验的相互信任，它需要时间，友谊的长度也保证了友谊的稳定度。

很庆幸我遇到了很多这样的朋友，很多年，我们都不会因为不常联系而出现隔阂。

影片内容真实，是很多家庭的映照，演员的表现也很好，是我喜欢的影片。

《美國女孩》是無論如何我都要述說的故事。

『Flip the page』是我創作《美國女孩》的初衷 —— 我想要翻過這一頁。

而這一頁對我來說非常重、非常難，就是要花這樣的力氣、這樣的時間，用這樣的作品跟很多人一起，我才能翻過去，去到生命的下一章。

撰文：阮鳳儀來源：關鍵評論網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

美國女孩8.4阮鳳儀 / 2021 / 商周《姊姊》的起心動念2016年，我在洛杉磯就讀美國電影學院（AFI），即將面臨碩士畢業製作短片提案。

該學院的畢業製作出名地昂貴，因為規定必須以工會規格製作，並且要在洛杉磯方圓三十英里範圍以內拍攝。

考量到高昂的製作成本，我很清楚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拍電影。

抱著這個心情，我選擇花一整年回顧九零年代末母親帶著我和妹妹移居美西的經歷。

《姊姊》透過一只蝴蝶髮夾所引發的姊妹爭端勾勒在美華人生活下所隱含的張力。

《姊姊》的許多元素在《美國女孩》裡都有重現：如剪髮的儀式、身份認同的母題、以及九零年代的流行元素等。

同時《美國女孩》也延續《姊姊》的寫實精神及第三人稱親密觀點，期以細密的筆法與人物保持既客觀又親密的關係。

與李冰合作：從母女故事到家庭劇研究所同窗的李冰在短片《姊姊》即扮演劇本顧問，《美國女孩》是我們首次以共同編劇身份合作。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從回憶的亂絮中爬梳理路，在看似無關的事件中找到因果關係與戲劇伏流，再盡可能不著痕跡地將日常「還原」給觀眾。

《美國女孩》的初稿完全從女兒梁芳儀的觀點出發，從不切換至母親或其他家人的觀點，是完全屬於個人的成長故事。

初稿時芳儀的雛形已然完備，然而因故事觀點限於其主觀視角，因此敘事易流於片面。

我跟李冰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儘可能地為每位家庭成員進行「平衡報導」。

前期諸多版本的嘗試大抵都是在拿捏母女兩人能夠相輔相成的絕佳平衡點。

扼要地說，劇本從初期的成長故事緩慢地朝向母女故事發展。

青少年成長故事中的角色時常是「被動的」，劇情的推進仰賴他們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作出反應。

例如芳儀是「被」帶回TW、「被」送入女校，大部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都是「被迫的」。

芳儀雖然有主動表達想要回美國的心願，但是她的年紀（劇本設定為13歲）限制她能夠積極朝「回美國」這件事情努力的機會。

反觀母親莉莉這個角色相當積極主動。

當年是她帶姊妹倆去美國，五年後也是她因病帶她們回TW。

從戲劇理論的角度來說，主動且有積極目標的角色較容易書寫，而被動角色書寫難度相對較高。

在這個階段，我們也曾一度為是否嘗試以母親觀點敘事而反覆拉扯。

母女故事直到第五稿才算初步成形，此時我和李冰發現若要更立體地深化母女衝突，勢必要增加父親以及妹妹在家庭中的份量，從旁烘托莉莉與芳儀的心境。

家中每個角色都脫胎自我的家庭成員，其中較大的異動是我和親妹妹只差一歲，但在劇中為清楚區別姊妹視覺年齡差異而改動成差三歲。

第五稿至第八稿，李冰與我將焦點放在完善父親梁宗輝的角色。

同時我們也花費許多力氣側寫妹妹梁芳安，斟酌她時而天真、時而超齡的家庭觀察。

截至第八稿，故事又悄悄地從母女主線自然地發展為一家四口的家庭劇。

林書宇監製的加入：深化「死亡」命題2019年11月完成的第八稿是所有版本場景數及人物最多的一稿，也是女主角演員林嘉欣答應出演時所讀的版本。

此時場景數高達125場，遠遠超出藝文片平均的95場。

監製林書宇加入後，劇本又起了新的變化。

書宇給我的第一個當頭棒喝，就是指出我偏心父親，這讓自以為客觀的我相當訝異。

原來是長年在外奔波的父親與我之間保有審美的距離，反觀每日相處的母親太貼近我，難免放大彼此的缺點。

一直到書宇提醒，我才發現當母女兩人正面對決之餘，時常被戰火無故波及的父親其實也用自己的方式「逃避」衝突，這點最明顯見於梳妝台搬回家一幕。

在第八稿中，莉莉直到劇末才接受化療。

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抗拒莉莉接受化療，因為擔憂重心會過份集中在治療的過程，壓縮母女情感主線的敘事空間。

然而書宇首次劇本會議就說服我莉莉需要積極接受治療，也鼓勵我深入挖掘自身對死亡恐懼的根源。

「死」是華語文化裡重大的忌諱，也是一次次引發母女衝突的關鍵字。

莉莉面對死亡，是被動的。

芳儀面對母親，則是積極主動的。

兩股勢力糾纏角力、難分難捨。

愛恨一體兩面、母女一體兩面、成長與死亡一體兩面。

當莉莉的角色深化時，芳儀的角色也出現了新的深度。

演員與主創團隊：即興書寫截至2020年底，劇本又歷經六次流變，來到拍攝四週前的第十四稿。

第十四稿的重要更動是為每個場景附註日期，依據當年SARS的重大紀事重新調度場景次序。

增添日期的主要原因最初是為回答嘉欣關於角色心路歷程的提問，同時也讓攝影指導、美術指導與造型指導在前期規劃便能有所依循。

我和李冰的書寫原則就是劇本盡量只提供「事實性的陳述」，刪去一切非必要的裝飾性形容詞或副詞。

這種力求文字素樸與極簡對白原則，都是為掌握戲的精神而非形式，留下最大的發揮空間給主創團隊與演員。

在排演與拍攝過程中我會依照現場狀況不斷修訂劇本，透過適度即興捕捉獨屬於這些演員之間的化學變化。

也就是說，在排演與拍攝當下，演員也參與重新書寫劇本的過程。

從劇本到後製階段，剪輯與我進行了最後一次也是對故事最嚴苛的書寫。

最後電影刪節拍攝劇本近五分之一。

在此特別感謝編輯燕樵讓《美國女孩》以劇本形式與讀者見面，也為李冰與我的編劇過程留下難得的紀錄。

我鍾愛的作家西西與向田邦子，在乳癌手術後雙雙喪失右手的功能。

她們沒有因此中斷創作，反而以柔弱勝剛強的信念用左手持續寫作。

「無論如何都要寫下去」是她們的信仰，而《美國女孩》也是無論如何我都要述說的故事。

「Flip the page」是我創作《美國女孩》的初衷。

我想要翻過這一頁。

而這一頁對我來說非常重、非常難，就是要花這樣的力氣、這樣的時間，用這樣的作品跟很多人一起，我才能翻過去，去到生命的下一章。

籌製《美國女孩》這三年來，支撐著我的是「無論如何都會寫下去」的信念、給故事時間自然熟成的耐心，以及對共同創作者的信賴。

只要說故事的人願意順應內在初心的引領，找到故事的節奏與平衡之美便只是遲早的事。

——阮鳳儀。

11月底，2021年。

寫於電影在TW上映前夕。

另 附1：《美國女孩》製片人苗華川為劇本書寫的「跋」《跋》（撰文：苗華川 / 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記得鳳儀首次跟我提及《美國女孩》，是在公館的一家豆花店裡。

她說她想將自己2003年SARS時期的成長經歷寫成小說。

之所以是小說而非劇本，是因為她明白電影籌資之困難。

開發良久的劇本最終未能在銀幕上與觀眾見面是電影產業的常態。

她說如果拍不成電影，那她要轉而實現她兒時的夢想：出版一本書。

《美國女孩》的故事從2018年底開始萌芽，從大綱演進成初稿劇本、到2020年獲選優良劇本獎，到2021年最終變成一部電影。

現在，又因以上的各種緣分，繞了個圈集結成書。

一路以來，不論《美國女孩》經過什麼階段、變成什麼面貌，從未改變的是阮鳳儀必須說出這個故事的初心和決心，以及她說故事的真誠。

無論劇本經歷多少演變，鳳儀始終以坦然而深掘的勇氣回顧自身成長經歷。

恰是這份對自身生命歷程的誠實，使她的個人經歷能夠引起普世共鳴。

《美國女孩》不只是千禧時代的故事，也是當下疫情時代的故事。

讀者可能不熟悉鳳儀的中文系背景，但想必讀了劇本後就會明白。

鳳儀的文字簡明樸實、饒富韻味，在清楚敘事之餘透露洗練的氣質及人文關懷。

特別是梁芳儀做為「第三文化兒童」的身份認同仍為少數人的經驗，要引發普羅觀眾的共鳴實屬不易。

她和共同編劇李冰透過細密的因果關係推動劇情，對角色心理、場景及造型的描述豐富細膩，劇中對白帶有強烈的生活感，在戲劇化之餘仍維持對日常的寫實。

《美國女孩》歷經許多版本，然而每次閱讀都是娛樂性十足的體驗。

之後劇本定稿，團隊主創一一進組。

我看著年紀相仿的團隊互相合作、交換想法的熱情是非常愉快的。

即便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拍攝時面臨加倍的限制跟壓力，如何安排希臘攝影師來台、如何拍攝管制嚴格的醫院及桃園機場，主創團隊一起做出重大決定、一一解決問題。

在選角時，因為疫情我們不能進入校園海選，很多資訊都要靠網路宣傳，造成不少困難。

當我們突破難關，找到方郁婷及林品彤時，格外感到振奮。

隨著服裝定案、演員排練、各種場景陳設及施工完畢，我們一步一步地終於走到了拍攝現場。

每天看著電影場景猶如拼圖般一塊塊接起來，劇本中的每句話落實成活生生的影像，我實實在在地感到幸福而震撼，其中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家人幫歸來的爸爸染頭髮的戲。

好的劇本是電影製作賴以依循的骨幹。

清晰的敘事目標能讓優秀的團隊發揮最大的潛能，將故事與影像結合。

以爸爸染髮戲為例，劇本中「芳儀、芳安嬉鬧地幫宗輝染髮，莉莉在餐桌上收拾吃完的餅乾。

全家難得在一個和樂的狀態」讀來簡單的一句話，我們製片方考量的是：演員真的要吃這麼多餅乾嗎？

什麼樣的餅乾？

演員穿什麼衣服？

如果餅乾或染髮材料把戲服弄髒了，有備用服裝嗎？

染髮劑是什麼顏色？

他們在家中哪裡染髮？

若夜戲需要在場景外打燈，會不會吵到鄰居？

這場戲需要軌道嗎？

放得下什麼樣的軌道？

演員們都是坐著的，還是會移動？

劇本輕巧帶過的每句話要「轉譯」成影像與聲音，仰賴的是幕後工作人員預測問題的經驗與解決難題的創意。

在難題一一被破解後，躲在房間角落的我在現場聽到副導喊「action」，彷彿被銀幕中的戲吸了進去。

凱勛現場即興擁抱女兒、品彤戴著盆子在頭上可愛地說出「it’s gross」、郁婷的大笑、嘉欣看到戲中丈夫與女兒互動帶出的複雜情緒―美術、服裝、燈光、鏡位，所有元素都在對的位置。

看到這場戲，我跟著角色笑，也跟著他們難過。

突然間，我想到自己與家人的片刻。

許多訪談都會問我們希望觀眾從這部電影得到什麼？

這是一個很廣泛、很難回答的問題。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我希望觀眾能在觀影過程中跟我一樣，想到家人、想到自己（或以前的自己），拾起一些被遺落的情感。

感謝編輯梁燕樵讓觀眾有機會以文字的形式和《美國女孩》見面。

這個故事由阮鳳儀開始，也會因為她而繼續往前。

無論是在當下疫情的艱難時期或未來，希望這個劇本、這部電影，可以打動到你，提醒我們活在一個有愛的世界裡。

另 附2：《美國女孩》監製林書宇為劇本書寫的「序」《給家人的情書》（撰文：林書宇 / 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我真的受寵若驚。

謝謝書宇，for everything。

」收到鳳儀傳來的訊息時，我正在會議中，一個故意安排在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時的會議。

因為很在乎，所以我習慣選擇讓自己忙碌而不去面對，畢竟當下看了也改變不了結果。

看到訊息的我趕緊回，「我沒有在看，發生了什麼事？

」電話立馬響起，包括最佳劇情片，《美國女孩》入圍七項大獎！

我們開心地互相表示驚訝，也恭喜彼此，匆忙掛了電話後，我繼續回到還沒結束的會議。

接著，手機傳來一則則的祝賀簡訊，而除了祝賀也開始有更多人好奇問起一個讓我認真思考與回憶的問題，「你怎麼會擔任阮鳳儀導演的監製？

」因為緣份，因為命運，但最初的原因，就是你（讀者）手中的電影劇本。

我無法說我第一時間就看出鳳儀的導演才華，或馬上知道我會參與其中，但我知道這個故事深深地觸動了我。

有些劇本就是這樣，你看著當中的細節、看著角色的互動，就會知道這不是編造出來的。

這些點點滴滴，一定都是作者最真實最赤裸的經歷。

而最真實的，往往都是最動人的。

擔任監製之後，在鳳儀的劇本上我跟她來來回回不知多少次，我不停地提出疑問，她不斷地繼續修改。

與其說我是監製，我更像是嚴厲的老師，一直打槍學生的作業不讓她過關。

其實，鳳儀每次的修改都讓我驚艷。

又寫出更棒的戲、又找到更深的連結、又取捨掉一塊（對故事來說多餘的）心頭肉。

但因為一次次看到她的潛力，相信她還可以更好，我就貪心地像個無情的編輯，一再地退鳳儀的稿。

有人說，創作個人故事，就是要寫到會讓人害羞分享的內容。

這劇本是鳳儀的私人日記，也是她給家人的情書。

分享出來有沒有讓她害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每一位讀者都會被他們對彼此的愛療癒。

如今影片已完成，從文字變成影像的過程，鳳儀完美地平衡著她的理性與感性（面對自己的故事，這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啊），成就一部私密又處處顧及觀眾的動人作品。

過程中，亦師亦友的我們彼此分享許多關於創作，也關於生活。

無論私下或公開，鳳儀也時常謝謝我對這部電影的幫助。

但都是她在道感謝，我卻好像沒有反過來對鳳儀好好地說聲「謝謝」。

我要謝謝鳳儀，讓我參與她人生如此重要的第一部長片。

謝謝鳳儀，讓我首次擔任監製的作品就這麼的優秀。

參與《美國女孩》，我得到的遠遠比我付出的還要多好多。

謝謝鳳儀，for everything。

当我在芳仪的房间看到那么多马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马一般都是和男人连在一起的意象，怎么会安在女生身上？

不会是女导演吧？

一看主创信息，果然！

劳伦斯笔下的马象征着生猛的男性气质，马奔腾的形象总是与自由逃离密不可分，它当然不该只圈定在某一性别里。

芳仪妈妈第一次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活不了多久的时候，我内心下意识地也在埋怨，怎么可以和孩子说这些？

可再想想:妈妈首先是自己，她的情绪也会有无法自控的时刻，旁人真的不该去指责她。

刚回国的芳仪被叫到办公室，老师叫她双手接过递给她的册子，突然觉得这种礼仪真的好没用，尊重是心里的，不是做这种表面功夫。

看到梁芳仪偷偷模仿妈妈签名，班上老师发卷子的时候叫名字念分数，以及打手心唤醒我的童年回忆啊啊啊太恐怖了，这种害怕和羞耻真的好多年都忘不了，直接创飞我。

吵架的时候芳仪出口的第一句总是英语，语种的变换太值得研究了，好像人被分裂成两半，出口伤人的总是冲动的自己，使用英语而非母语的自己，或者说下意识里她选择了美国人的身份。

她在学校格格不入，依旧喜欢看美国杂志，也反映出她对于身份认同的迷茫。

看到很多去了美国的中国人，很少看回到中国的美国人。

splash，姐姐妹妹坐在水滩前，姐姐一个人坐在水滩前。

溺水。

困在水里。

splash从水里挣脱出。

台词: Better is different.那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会想要当美国人的？

如果你是在逃避的话，到哪里都一样。

「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想成為的人就是我的母親，因為她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而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

」芳儀的同學思婷問她：「妳到底在氣妳媽什麼？

」芳儀回答：「我只是覺得她可以做得更好。

」思婷則反問：「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

」

电影《美国女孩》，开头在机场，老爸去接老婆孩子回家。

中年夫妇一脸疲惫和高贵，小孩子时髦而刁钻，是幸福有钱人的家庭。

或者说，幸福中产的模板样子。

电影叫《美国女孩》，但她们黄皮肤黑头发，不是我们常见的美国脸。

可她们一张口，下意识地讲英文，比讲中文更流利，行事作风也非常美式。

喜欢的发型，想要的东西，她们都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表达。

妈妈对此也倍感欣慰，这一点也能从她到学校给大女儿开家长会看得出来。

在一个以成绩为主的中国学校，面对同学家长提出的远离她家女儿的要求，她不听解释当场辩驳而后扬长而去。

这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家庭。

如今因为妈妈生病，因为爸爸的工作和家里的经济状况，他们回到了中国。

对于这个家庭的大人来说，他们可以出走半生归来还是他们。

这里是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回来还是家。

可是对两个孩子来说，他们出生在美国，讲英文，吃汉堡，她们的家是在美国的房子，在美国的朋友，在美国的一切生活环境。

相比于姐姐梁芳仪，梁芳安更像个贴心的小可爱，她的生活尚局限在家里，她理应更依赖爸爸妈妈，也更能够注视到爸爸忙碌和妈妈的焦虑。

而梁芳仪，她在美国已经长大到拥有自己的社交和生活，她有她的同龄朋友和同学，正在经历成长过程中跟父母的正常剥离。

就在这时候，父母带她离开美国回到了台湾。

她熟悉的环境再次回到家庭，但不是她的全部。

家里有病人的压力，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

梁凤仪是带着怨气回来的，但是情理上，她知道，她不应该对妈妈生病带来的不便有怨言。

梁凤仪在美国是资优生，但回到中国，她成绩很差，在学校也从讨喜和得心应手，变成被边缘甚至被排斥和孤立的对象。

她讨厌这个地方。

同样的美国式作风，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妈妈的事情是妈妈的事情。

可是妈妈总是在提醒她，妈妈病了，妈妈害怕。

于是妈妈的恐惧也成了她的恐惧。

“我马上要死了”是很多老人们、病人们爱说的一句话，再要强的人，老了病了就会变得脆弱和恐惧，希望得到家人的注意和关心。

潜意识里都是恐惧。

这种恐惧会传递，就像梁凤仪说的， 妈妈总是说这样的话，把她的恐惧变成我的恐惧。

直到有一次，因为妹妹生病，妈妈和姐姐的矛盾激化、爆发，妈妈再次说自己快要死了，梁凤仪脱口而出，那你去死啊。

这句话之后，这家人勉强维持的光鲜生活开始崩盘。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虽然片子从一开始就讲他们住在老公寓，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室内环境，基本都是暖光下的富足。

但是在父亲对女儿动手后，梁凤仪恐惧甚至绝望后，我们终于在白天窥见到这所老公寓的残败。

客观来说，这样的老式公寓自然算不上破败，顶多老旧一点，甚至可以说非常经典。

但是突剥去了中产家庭的幸福滤镜，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

在这样的状况下，这对母女开始放下彼此的戒备，交流、表达、倾诉。

“美国女孩”梁凤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