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

还要从一个被坦然“放下”的镜头说起，基于导演对人物心境演变的精准把控，摄影机安静地躺在了塔洛第一次返家的路上，画面构图不在其意也不在其象，而在意人物内心的状态，当男主本来简洁的价值世界底层所藏匿的元素被激活，心理空间变成一片水汽氤氲的湖面，当时的塔洛像极了一个被恩赐的“草民”，懂得了在生存之上的欣喜，“孤独”对于他，从一种无谓悲喜的、空洞的行为状态，被进一步风干，变成不含任何流体的、死板的物质，静止到高原的风都无视它的存在，但里面的人却被打扰，然而，那个人简单到无法在自我意识内完成对这种“打扰”的思辨，只能循着风往外走。

最让我感动的是，当被雇主责备羞辱后，潜意识的变化已经教会他判断内心的好恶，意识觉醒的迹象让他产生了对侵犯的应激反应，做出选择。

暂不深究对与错，这已经是人的胜利！

万玛才旦导演在本片中的所有镜头语言都像这样，极尽标准地刻画人物情绪和每一个当下的环境，不管是低机位拍摄，如行云流水般的长镜头，还是人物边缘化构图！

塑造了一个在所谓现代图景上的投影塔洛，如此不真实，好像随时会消失，这样的状态注定是悲剧的，当月光的投影消失，在黑暗中疑惑地摸一下现实的身体，自我的存在合理性被质疑，这时的世界如果还有孤独，那一定不再是仅供观赏的风干花，而是一种来势汹汹的恐惧感。

灵魂残缺，身体就不应该完整。

……而在人物背后，退隐深处的，是否还有有关现代文明，民族传统，信仰冲突的反思？

已经不需要刻意索要一个鲜明的立场和答案了，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痕迹更能记录历史的……

塔洛稍稍想了想，就滔滔不绝地在多杰所长面前背了起来：“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这部电影的开头，在藏区大山里放了半辈子羊的男主角，一字不落地在派出所所长面前背诵出了毛主席的名篇。

在他的嘴里，《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就像经文一样，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也不求甚解，甚至搞不清毛主席和司马迁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他简单的世界观里，他的道德标准和这篇文章对于好人和坏人的区分很一致。

这部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电影名叫《塔洛》，实际上应该叫《塔洛与杨措》，这个叫做塔洛的老男人，因为要拍一张身份证照片交给所长，在城里遇到了洗头妹杨措，这个美人怂恿他带她去外面的世界，塔洛觉得她应该是坏人，但他动了心。

万马才旦在自己的第五部藏语电影中，保持了他一贯的克制风格，但相比他以往的作品，《塔洛》多了几分复杂和悲剧成分，主角作为当代藏人经历了精神境遇的崩塌。

风格上，可以说是从阿巴斯走向了洪尚秀，他的世界中，角色的内心第一次潜伏了欲望和不安，影片也更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道德故事。

虽然黑白的影调有点类似洪尚秀，但《塔洛》所呈现的，绝非洪尚秀那种标志性的“无意义的日常”，而是每一幕都包含深邃的主题，固定镜头的画面往往不动声色，却包含能量甚至暗流涌动，像一辆发动之后就停不下来的快车，推着观众观看主角塔洛一步步走向意外之境。

万马才旦擅长用干净朴素的叙事对藏区生活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描述，而不会流于藏区的风光和民俗这些表面的东西。

为此，他每每需要做了很多“削除”的功夫，通过与演员的合作以及取景的选择，削去那些观众在庸常的藏区糖水片中见过的“装饰”和“包装”。

扮演塔洛的男主角西德尼玛是藏区有名的喜剧演员，他的脸本身已经具备了表现力，但他压抑了自己的表情，而是体现出角色那种在多年困苦生活压迫下的麻木和孤独，与万马才旦以前使用的非职业演员相比，他在演出中多了几分镇定，对肢体控制自如，同时又不失本色。

在影片前后半段中，塔洛给人的感觉是判如两人，一开头他给人感觉是一个内心特别单纯干净的人，后来内心却捉摸不定。

一开头，他的日常就是念经、祈祷、孤独地放焰火，用收音机听听情歌。

陪伴他的只有一只藏獒以及375只羊，实在太难熬时就在旷野里唱：“我没有飞翔的伴儿，你做我飞翔的伴侣吧。

”引发塔洛的世界巨变坍塌的，是城里的洗头妹杨措。

扮演杨措的演员杨秀措是个90后，但增肥之后有了30多岁的感觉，更重要的是那种风尘感出来了，看人时用的也是那种直勾勾的眼神。

这个侵入的女性，代表的是外来世界/城市文明对藏区的影响和洗劫，塔洛则承受了根深蒂固的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冲突中的身份焦虑和无所适从。

影片还用了很多比喻：辫子=个人身份，身份证=现代社会身份标识；羊群远去，仿佛塔洛的精神离体，走向迷失；打不着火的摩托车、消失的好记性，也都象征着塔洛的迷失和崩溃的精神境遇。

新的东西来了，很多东西都变了：头发的长短、超人电影、嘻哈风的藏语歌曲、卡拉ok……塔洛留了几十年的辫子都剪掉了。

在影片结尾，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这种银幕世界里不动声色的变化，与影片安静的风格十分吻合。

照相馆的幕布，从布达拉宫到天安门再到自由神像，可以在一秒钟内变幻。

留小辫子时你还像个坏人，现在剃光头了反倒像个好人了。

影片结尾，在一群警察的“包围”中，塔洛引以为豪的记忆力消失了。

万马才旦镜头下黑白分明的世界，主要目的并不是想追求粗粝的质感，倒是好像想划分一条严格的错与对的边界。

然而，对与错，不都是人性吗？

这是一部关于幻觉与现实的电影，是新时代下个体的悲歌。

导演的影像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每当塔洛出现在群山矿业之中，镜头便拉得很远，黑白影响下的大山更显现出一种威严和高大，把塔洛的身影映衬得更加渺小。

在以中近景拍摄人物的时候，导演大量使用了边缘调度和构图，人物说话时总是处于画面的边缘或角落，而银幕的大多数部分被环境所填充。

最经典的就是塔洛拿了钱来找杨措的那场戏，两人一开始便一直处于左半边，人物通过镜子来展现，杨措给塔洛剃光头发之后，坐到了另一边的椅子上，合上双眼。

在这种调度之下，导演还喜欢用长镜头来展现对话，从不使用正反打，他做了一些小的设计来让画面不至于单调。

除了细致有趣的布景之外，他采取了意味深长的镜头内部调度；例如第一场戏，塔洛站在“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前背诵毛主席语录，背完之后，局长走到他旁边，两人分立在镜头两边，说起了关于身份和自我认知的意味深长的对话，两个演员的表演与念白也非常真实自然。

另外一场塔洛去小商店买东西的戏，同样是通过镜面呈现，前景坐着三个男人，最右边的那个举着一个酒瓶在不停地喝酒……另外几场黑夜的戏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大山中的深夜，塔洛出门去放炮警示狼群，用了特殊的光圈以及将暗部拉低之后，所有的光线都显得非常明亮，塔洛华亮火柴，点燃爆竹，爆竹爆炸的瞬间将天地短暂地照亮，一明一暗之间妙趣横生。

本片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万玛才旦因此获得了金马的最佳改编剧本奖。

其实整个故事顺下来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牧羊人因为要办身份证进了城，因此认识了一个理发店的姑娘并且被骗光全部身家的故事。

本片将这个故事呈现得既有节奏感并且意味深长。

在影片一开始，塔洛只是在村长的要求下去办理最新的身份证——即使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他的状态是真实而淳朴的，虽然理解不了很多东西是为了什么，但是还是按着他人的意图一步步去做，这些事情能有什么害处呢？

在他从警察局去到照相馆，再去到理发店的过程中，开场大概二十分钟的节奏是很明快的，同时也通过与局长的对话抛出了本片的主题。

于是，塔洛碰到杨措的过程，是非常自然甚至让人感觉是理所当然的。

之后，塔洛遇到了他以为的爱情。

其实杨措这个人物的个性被导演塑造得也非常成功，她从一出场的一举一动都为她之后的背叛做了铺垫，相信所有观众都能看得出来，但是塔洛并不能察觉，而这才是重点。

塔洛对待杨措的方式，总结起来就是“纯真”二字，他会羞涩地偷偷看他，喝了点酒后又会放飞自我，会为了她学情歌，同时会毫无保留地把他的全部身家都交给这个姑娘……但是结局也有目共睹，导演让他在真正意义上失去了一切，以各种方式，但原因都是这个女孩，最后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死将变得轻如鸿毛，最可悲的是，他陷入了惆怅与混乱。

这样一个故事，展示的正式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人性的异化以及人内心的分裂。

借用席勒的观点，塔洛所代表的正是古希腊时期的人们，他们的行为与目标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他们的内心和谐而统一，因此，他们也可以对人信任而诚恳，对自己满足而坚定。

而杨措所代表的正是被现代化所异化了的个体，追求的永远在朦胧的远方，因为身处一个低信任度的时代与环境，所以可以理所当然地去利用别人的信任并且以自己拥有的任何东西作为工具，比如说色相。

现代制度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体系化的生产与体制给了我们另一种确认身份的方式，并且提供了某种安全感。

但是同时也失落了很多，比如对于真正身份的思考以及——失去了畏惧之心。

于是像塔洛这样的牧羊人注定被剥夺所有，以悲剧收场，手握一只爆竹，随着爆炸声落下帷幕，同时也敲响警钟。

塔洛离开县城的时候，买了50个鞭炮，我在看时还很不解，以为他是帮别人带的。

可我忘了他只有羊。

漆黑的夜，连星星都没有，只有一个不够圆的月亮;五十个鞭炮，三盒火柴，组成了千万个寂寥的夜——塔洛在深夜点燃鞭炮，冷不防的成了最触动我的一幕。

不用说，塔洛是极其孤独的，草原成了他和羊的孤岛，但我仍记得在片头，他一边喂着小羊，一边背诵着《为人民服务》的样子，他那时还会笑着，他还会对局长讲自己放的羊，如数家珍。

他说，放羊也是为人民服务，我死了也会重于泰山吧。

直到他从照相馆的背景图上知道了，除了拉萨，还有北京天安门和纽约自由女神像。

直到他见到了第一个剪了短发、还会抽烟的藏族姑娘。

如果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在发生着此般变化，无数个夜也不会显得如此寂寥。

最孤独的，莫过于发现孤独。

身份证是只有活在现代这个陌生人社会中的人才需要的通行证，办理身份证的过程，让塔洛发现了这个社会，然而他始终未能拿到这张通行证。

羊都卖了，他回不去了辫子没了，他只能做之前一听见就想发笑的“塔洛”了钱财丢了，那个曾经许诺要带他去拉萨、北京的人，带着塔洛迈入现代城市的希望一起消失了那辆开不走的车，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尴尬的停在半路，哪都去不得。

有趣的是，电影中没有交代他骑着那辆车究竟是往城里去，还是往山里去，其实这已经不甚重要了，因为对于已在路上的塔洛，面对着意外出了故障的车，无论是城里还是山里，在那一刻都显得遥远得无法到达。

他大概不会明白，为什么在他有着辫子的时候，可以是“小辫子”，没有辫子的时候，连“塔洛”都不像了，还非要重新去照证件照。

在他再次背起《为人民服务》，表现的十分窘迫局促时，我才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在片头的那种笑容了。

其实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着那个爆发，也特别害怕那个爆发，很怕会破坏整个电影都保存下来的那种克制的孤独的美感，我害怕歇斯底里、大喊大叫，但默默流泪在此时似乎也会是无济于事，所以到了片尾我也很迷茫，我甚至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

塔洛是一个疑问，是无论是生活在此处还彼处的人都无法解答的疑问，我甚至不愿意称他为悲剧，因为若称为悲剧似乎也算是有了一个结论和交代，而看到最后，这结局依然让人无所适从，那声鞭炮，从不是终结。

今天是我第三次看这部电影 三刷以后绷不住了 这不只是一部聚焦人物的故事片 其通篇夹杂着对社会与针织的影射。

我还记得高三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自己的想法 只看了前一个小时左右。

我那时不懂感情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暗示 我真的以为杨措是来拯救塔洛的人生 给他温情与真爱。

而回到草原时放飞的烟火会寓示他幸福生活的开始。

但不是的 这已经是他生命最幸福的时刻。

从人物来看 男主是一个不经世事纯粹的人 就像他怀里的羊羔 他能像诵经一样完全背下来《为仁明服务》。

但在被迫与接受对设回的联系后 他反而被设回玷污了。

他吞下羊羔的骨肉 剃掉自己的辫子 杀死了自己 回到了俗世 这些都是他被异化的证明。

电影中不论警员还是杨措 都是在把这个质朴纯粹的人不断割裂 就像构图。

高原烧水管割裂构图，警员与塔洛之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是关民的毫无交心。

身份证是为了让人能自我证明 而塔洛反而愈发失去了自我 他的灵魂因为懒正的古板割裂。

杨措带他见到了现代社会 她是新时代欲望的化身。

塔洛和她之间的精神隔阂无法拆分 反而在感情与人际交往中无措因为塔洛面前是时代的汪洋而从我的社会针织观点上看 全片都是在做《为仁明服务》的反例 做实事饱受鄙夷 群众颓废奢靡 征服机关漠视群众不做实事 设回氛围充斥着欺骗与暴厉。

每一项都像在用现实对🐱的这部作品的大义凛然证伪 我觉得更实质的是在对如今看似的设回主意证伪。

但我认为万玛更是对🐱时代的追忆 塔洛在上初中之前是进入过社会的 他提到自己现在40岁左右 故事里杨措的理发店里挂着tfboys的海报 他们是13年出道的 而电影发行于15年 所以可以推断出男主73年左右生人 上小学前是处于纯粹的年代 那时人们有信仰 彼此肯奉献。

初中后父母死亡 还遇上该开人人自危 设回氛围一落千丈 亲戚不论是因为财产还是因为社会都供不了读书了 学校也将紫笨化。

塔洛因此牧羊远离尘世 当他过快30年后再回到设回 等待的只有巨变 他也走向必然的结局

影片展示的是一部文化错位所引发的悲剧，以塔洛为指代的藏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显得那样的不堪一击。

放羊的塔洛坚守传统的塔洛一辈子勤勤恳恳完成的本职工作，但却在日益受到现代文化影响的社会下被忽视，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与理解（被警察认为是坏人，在不小心让羊被狼咬死时被羊群的主人毫不客气的践踏尊严）。

当他选择想要以自己的理解方式融入现代文化时（遇到了自认为爱自己的女孩，想要和她在一起），自己的一片真心却被欺骗殆尽。

塔洛在不能理解影片开头背诵的语录含义的情况下可以流畅的背诵，但是有所理解时却已不能背诵，真的是非常讽刺。

初次见面相爱的洗发店姑娘实际上他人对塔洛的评价完全没有基于客观，洗发店的姑娘觉得他英俊是因为他的财产，警察评价他是否为一个好人是通过他是否留了长辫子（是否保留藏族传统文化），这些评判的核心点是基于现代文化以及是否被其驯服同化，这所体现出的是现代文化的傲慢与自大。

塔洛他的窘境就如同偏安一方、纯净稚嫩的西藏传统文化一样，完全没有能力抵御如洪流般现代文化的冲击。

通过辫子评判人好坏的警察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每一种文化与传统都离不开形成它所需要的土壤，就如同影片中照相馆里的藏族夫妇一样，穿着西装的他们别扭而又不协调，但当他们抱着小羊羔喂奶时，又显得自然而又和谐。

塔洛在原先以传统文化为居时，勤恳本分为他人放羊，是一个好人。

然而当他想要急于融入现代文化时，选择了卖掉所有他放的羊，成为了坏人。

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换取他融入现代文化（和心爱的女生在一起），而是被骗取了所有财产。

这时剃去辫子（抛弃传统文化）一无所有的他，已经没有了容身之所（既无法回到原来的方式放羊养活自己，又无法更进一步的融入现代社会），在这样的错位之下，他只能选择了自尽。

像这样不顾环境所强行进行的文化同化，最终只能形成悲剧。

剃去辫子无容身之所的塔洛影片展现塔洛住所时，完全是基于石头土地的原生态，展现他所认识的女生住所时，则呈现琳琅满目的现代用品。

这样的对比完全区分开了现代文化与藏族传统文化，然而在展现塔洛住所时所选取的画面里，开阔的土地上老是有着高大的输电杆，这样的构图十分不协调，同时也让塔洛呈现出被压迫吞噬之感，这里已经暗示着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依靠着传统文化的塔洛最终的悲剧。

高大且不稳定的输电杆同时影片多处镜头使用前景为依托，构成了朦胧的窥视感，使观众仿佛有了观察在现代文化冲击下藏族传统文化被逐步瓦解同化的感觉，表现力十足。

去年海上青年导演展的开幕式，我去看了个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导的《塔洛》。

非常喜欢，后来在杭州又看了一遍。

这个片子是黑白影调的，一开场塔洛在派出所里给所长用不打磕巴的藏族腔的汉语一气背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一个固定机位的极长的镜头），让人对这故事发生的年代有些迷惑。

事实上，它是个当代的故事，但塔洛是个活在社会边缘的缺乏时代感的人，从小是孤儿，靠给人放羊为生，活了四十多年，记不清自己有多大，人生第一次去办身份证，一辈子的足迹没出过附近的小县城。

所长让他去县城拍身份证照片，他去了。

头发太脏，照相馆的人让他去对面洗头，他去了。

洗头的藏族姑娘杨措和他闲聊，他毫无心机地数自己放着几头羊，值多少钱……他觉得藏族姑娘把头发剪短了不好，杨措说：我剪短了头发，就是等着你这样的长发小伙子来找我呢。

塔洛不是小伙子了，可是这辈子第一次有个姑娘和他示好，还是个美丽姑娘。

他的生活本来可能和祖辈千百年来的生活并没有太大不同：一个人孤单单住在荒山里，活物只有羊、狼和狗，打个水要来回奔波好几个小时，没有电，唯一现代化的东西就是个收音机和摩托车。

可现在，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现代生活五色斑斓的诱惑中，姑娘带他去卡拉OK（又是生平第一次），和他描绘两个人的未来：我们去拉萨，去北京天安门！

这个故事是根据导演自己两三年前写的一篇小说改编的，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得了个最佳改编奖。

我喜欢它，一是作为一个小成本电影（才一百多万！

）电影语言的运用相当深思熟虑而且意味深长，二是塔洛这个角色非常动人。

除了大量用长镜头之外，导演还喜欢用各种介质：许多场景是通过镜子里的映像拍的，角度很刁钻，既造成特殊的影像效果，也营造了疏离的气氛，象塔洛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导演还喜欢把人物放在画面极其边缘的位置，下方，侧方，或者用非常远的镜头，让人觉得藏区的天地辽阔，塔洛身置其中，却忽然迷失了。

电影语言是烘托了塔洛这个角色的。

他有种质朴的天真，世界像黑白画面一样简单，欲望和需求都极少，世界里的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

他本来觉得自己放羊是为人民服务，如果死了，会和张思德同志一样重于泰山。

可是这个故事不可避免地滑向悲剧，他后来去和派出所所长说：所长，我现在不是好人了，如果死掉，就是轻于鸿毛了。

这话的喜剧感里，有他自己感觉不到、而观者却能体会到的怅惘和悲伤。

其实，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走到了黑白间的灰色地带，新生的爱情让一切道德准则变得模糊。

激情把他带出自己的生活轨道，又让根本对世界没有任何防备心的他摔了极大的一跤。

这种反差对比，给人心很大的冲击——很难不同情这个可怜的失去了身份认同的人，即使他犯了法。

这个电影对这个角色的塑造非常饱满，演员的表演也很棒，不管是一个人生活极度的孤寂，爱上一个姑娘的隐秘的喜悦，被人侮辱时候表面的木然，还是为她走上不归路时候的不管不顾，都很有说服力……西德尼玛是藏区家喻户晓的地位相当于赵本山的喜剧演员，演这个底色是悲剧的片子对他也是很大挑战。

剃头那个场景非常非常好，据说那条小辫子也是西德尼玛自己从小留到大的，为了这个镜头剃掉了……因为只能一次成功，女演员先拿剧组里其他人练手剃了好几个光头！

相比之下杨措的角色有点太简单，我在想，她如果不是那么单纯地害了塔洛，如果让她在去两种可能的生活之间有个挣扎或者在离开塔洛时给他留下些什么……是不是会好一些。

但是它已经是个很好看的电影了。

张泠“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电影《塔洛》（2015）中开场镜头，黑白，固定机位，正面中景，长达12分钟。

脑后垂着小辫子的藏族牧羊人塔洛以诵经的腔调、藏语风的汉语一气呵成背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这是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稿。

“文革”初期，此篇与另两篇短文《纪念白求恩》（1939）、《愚公移山》（1945）被合称“老三篇”，分别阐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艰苦奋斗”理念，各地小学生都要学习和背诵。

对于塔洛来说，自小学起就深印在记忆中的“为人民服务”不是政治教条，而是道德劝诫、使此生有意义的精神与实践的标准：他全心全意为别人放羊，也是“为人民服务”，死也要“重于泰山”。

可惜，这一对塔洛来说似乎超越了历史变革、已被身体化的道德准则，在资本主义浪潮汹涌的当代中国，似乎不堪一击。

从小失去父母、为乡人放了一辈子羊的塔洛要被现代社会纳为“公民”，去派出所办居民身份证，在多杰所长面前，背诵了这篇《为人民服务》，而被赞叹惊人的记忆力。

他被要求去县城拍证件照，又因头发太久未洗不够驯顺，被摄影师赶去对门的“扬措理发馆”洗头。

在这亦真亦幻的镜像空间中，年轻美丽的理发姑娘扬措的出现，使塔洛的人生轨迹有了巨大变化。

这些看似偶然又极日常的一连串事件对一个年龄略长却“涉世未深”的质朴淳厚牧羊人的影响，或许可以发生在中国不同牧区不同民族的人身上，无论汉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

从这个角度讲，人面对现代化的困境，有其普遍性；而青海海南藏区人语言、文化、宗教的特异之处，以不动声色的庸常细节浸淫而出，避免刻意奇观化的藏区仪式与风景。

《塔洛》是万玛才旦继《静静的嘛呢石》（2006）、《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0）和《五彩神箭》（2014）后的第五部剧情长片，入围威尼斯、温哥华、釜山电影节，也获台湾“金马奖”四项提名（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及最佳摄影）。

一部电影的价值不一定要通过电影节来肯定，电影节的认可却侧面体现国际艺术电影界对影片探讨议题及视听风格的关注。

万玛才旦近十年来的电影一路看下来，看到的是更深的悲观。

电影人能做的是呈现、探讨与反思问题，却无力解决。

无论藏地世俗化的加剧、传统的衰落、资本的野蛮入侵还是迅速商品化和娱乐化的精神生活的空洞虚无……小喇嘛还俗娶妻生子从“寺院的天上”回到“凡俗的地上”；藏戏继续荒芜，以后更无人识《智美更登》；当高原上牧羊的藏獒都被当作“奢侈品”买卖，有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

《塔洛》的叙事与影像风格都简朴至极，始终跟随塔洛的行止和遭际。

从有了“奇遇”的喧嚣县城回到荒原，他牧羊，喂狗，发呆，深夜生火和放炮竹赶狼，在小棚里抽气味呛人的卷烟，喝烈酒，跟着 “桔子洲”牌古老收音机学“拉伊”（流行于青海、甘肃、四川等安多藏区的藏语情歌），想唱给扬措听。

他在空荡的山野里唱起来，羊与他和鸣。

他去一小时路程外取水，水中晃动的破碎的倒影惴惴不安。

他醉着睡着了。

一切沉入孤独。

他供奉的绿度母前的三盏酥油灯缓缓熄灭了。

狼咬死了一些羊，包括那只他出门装在口袋里的羊羔（它与他一样，都是孤儿）。

他被打了耳光。

羊的主人、比他年轻的穿皮衣的男人训斥他：“你又钻到酒瓶子里去了吧？

……记住，你就是个放羊的！

”塔洛只是一厢情愿地“为人民服务”，别人并不这么认为。

放牧生活绝不是田园诗的浪漫无辜，离群索居之处也有阶层和权力关系碾压。

这种幻灭和屈辱感，或许是促使他做出改变决定的重要酵素。

而具象化这种变化的，是塔洛小辫子的失去。

那曾是他的身份标识，也是见证。

人们以“小辫子”称呼他，他几乎已忘记自己的本名“塔洛”，直到要办身份证。

在理发馆，扬措调戏他，说：“我留短发，就是等你这样留长发的小伙子来找我啊！

”当塔洛的小辫子被扬措剪羊毛一般整个剪下来完成“落发礼”，他已不再是从前的他。

这种象征性身份“阉割”的外化，令他似乎失了某种特立独行的“仙气”，而成为一位泯然众人矣的光头中年男子。

因为他的行为并因而失去了小辫子，他不再能死得“重于泰山”，要接受“轻如鸿毛”的命运。

剪发过程一个固定镜头拍下来，气氛凝重如铅，演员的表情变化微妙决绝。

不仅有剧中人物的挣扎、惶恐与负罪，也有戏中演员的痛楚（饰演塔洛的藏族著名喜剧演员西德尼玛为艺术牺牲自己留了十七年的小辫子，在片场潸然泪下。

我们看到他闭目良久，缓缓克服巨大的情绪冲击）。

与过去的纽带就这样被割裂了。

塔洛令人惊讶的好记忆力似乎也随小辫子而去，太多杂念、信仰瓦解，令他再也无法流利背诵《为人民服务》。

影片细节在不同的固定场景展开，以塔洛骑摩托车连结：派出所、德吉照像馆、扬措理发馆、卡拉OK厅、小商店、塔洛家。

如何在这些封闭狭小的室内空间中以黑白影像拍出立体感和丰富层次，要归功于俄罗斯学成归来的摄影师吕松野。

尤其理发店空间中使用不同镜子与门窗玻璃构造多重空间，且助以闪烁灯饰在镜面上；卡拉OK厅中则以不同图案的光闪动在壁纸与人物身上，因而在银幕“表面”构成多种“微运动”——这光影都发生在塔洛与扬措在一起的时空，这一切终究是“水月镜花”。

此外，黑白影像中的高原光线显得略平，摄影机之眼捕捉的风、汽、尘，是自然界的“微运动”。

尽管摄影机基本保持静止，视觉重心常在景框左侧，刻意打破平衡感。

卡拉OK厅中扬措在画外左侧唱歌，更由声音延展出更大的画外空间。

卡拉OK厅场景在叙事铺陈、人物互动、视听层面都非常丰富。

从“城乡”关系来讲，扬措似乎是强势的，她对城市生活见多识广、应裕自如，而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塔洛拘谨地被林立的啤酒瓶“囚禁”在角落里。

他不会唱卡拉OK，不习惯麦克风，只能一手遮住耳朵，用在野地里唱歌的方式唱半首“拉伊”。

但从另一面讲，塔洛的歌是天然的、本真的情绪表达，而扬措的经过扩音技术修饰的、模仿流行歌手的声音和情绪显得矫饰，尽管那首《走出大山》或许真的是她的心声。

人通过“歌唱”的情感表达，在消费社会给人的“歌星”感虚假满足中被异化了，变成仅仅是“唱歌”。

如果说贾樟柯的《小武》中人物通过唱卡拉OK而连接彼此，《塔洛》中的卡拉OK，是为了放大人物的差异。

塔洛为唱给扬措而学的三首拉伊，我们终究没有听到；对于扬措，大约也不过是过耳云烟，因她更喜欢流行的藏版“嘻哈”歌手。

扬措和照相馆里拍结婚照的藏族夫妇都曾牧过羊，但都成为历史。

扬措忘记/拒绝“拉伊”，因为那与乡村、与传统的藏族游牧文化同源，而“嘻哈”是时髦的、年轻的、都市的、甚或西方的。

此处有个关于性别的悖论：扬措吸烟、喝酒、留短发、与男性打情骂俏，都不合于藏族传统中女性的行为准则，在塔洛看来是异类，甚至是“坏人”；而扬措是否以反叛的姿态解放于藏族传统对女性的束缚？

同时，她是否又奴役于世俗欲望与消费文化而失去道德规范？

女性承载的现代化的代价，是否比男性更复杂？

有些遗憾，《塔洛》中的扬措仅被描述为世俗诱惑的化身及其软弱的受害者，有些平面化。

万玛才旦导演曾在访谈中回答性别问题时说：“我电影里的叙事主体多是男性，所以女性角色的台词较少，另一方面确实在社会生活中女性可能相比男性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男性可能出来说话的时候多一些。

”若说塔洛是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弱势者，扬措是权力与性别双重结构中的更弱势者，后者作为人物还有丰满和复杂的余地。

我们看到了塔洛人生轨迹的蜿蜒折痕，会好奇扬措因何、如何变成如今的她。

《塔洛》看似极简的故事与风格折射出诸多无解的社会文化问题：藏区放牧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社会主义历史遗产（《为人民服务》）遭遇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物质欲望的身份焦虑与迷失。

塔洛失去小辫子和崇高追求，在象征国家权力机构的火眼金睛的多杰所长眼里却变得更像“好人”，也是一抹淡淡反讽。

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上海电影（如孙瑜《天明》、《野玫瑰》，郑基铎《再会吧，上海》等），《塔洛》中的城镇几成罪恶渊薮，令人不安，但不同之处在于：影片并未美化乡村生活为世外桃源。

而实际上有些遥不可及、影像上唾手可得的超越国界的大都市，却一直摇曳在城镇人民的向往里：拉萨、北京天安门、纽约自由女神像……自1980年代起在中国广大小城镇流行的照像馆里的环游世界，如马克斯·奥菲尔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48）中火车座上环游世界的幻觉。

在失去的故乡与无尽的异乡夹缝中漂泊与观察的万玛才旦，深谙此处蕴藏的复杂寓意。

主人公名字“塔洛”藏语意为“逃离者”，他却无可遁逃。

世间万物善取精者为盛，取拙者却不常有。

艺术界的典范当属梵高，他用笨拙苦涩的线条创造了艺术奇迹，内心火热的情感被点燃。

可以说，梵高的伟大正在于他的“愚蠢”。

▲梵高的绘画作品，笔触笨拙，但人们却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在艺术创作中，那些频于攻取技巧的作者，所创造的不过是趋于把玩的观赏品。

相反，恰恰是那些丢掉世俗凡尘的纯粹者，方可创造不同。

而《塔洛》正是一个代表。

▲《塔洛》进城办理身份证的过程，既奇妙又凄美《塔洛》讲述的是一个牧羊人身份的证明，通过其办理身份证的过程影射出一段小人物的悲欢迷惘。

《塔洛》的出现帮助我们在当下浮躁的社会背景中，重新追忆黑白电影的繁盛与美好。

影史钩沉，回忆过往。

放在黑白片的语境下观望这部作品，首先要清楚的了解黑白电影在影史上的作用与它承载的意义。

在横向与纵向的交错解读中，方可真切感受到《塔洛》这部电影存在的重要性。

在默片盛行的时代，彩色电影还未大行其道。

在黑白片中，色彩的层次只能简单的被分为黑白灰三种。

为此创作者们只能依靠或刁钻、或耳目一新的构图吸引观众眼球。

▲《日出》中颠覆过往的大胆构图依旧令人铭记在心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茂瑶在1927年创作的杰作《日出》。

在2002年英国权威电影杂志《视与听》推选出的史上最佳电影排行榜中，[日出]名列第七。

后世的电影史论家对本片做出的评价是，“一方面它代表了默片时代的最高艺术水准，另一方面它昭示了后来有声电影的崛起。

茂瑶深受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造型影响，倾斜的画面、怪异的透视关系、斑驳规整的光影构造都达到了巧夺天工的目的。

黑白画面变得不再单调，更不要说那些叠印、虚影的剪辑转场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浮华世界》被认为是电影史上首部彩色电影，从此打开了一个新纪元当充满异国情调的电影《浮华世界》诞生，它标志着默片正式走向终结，电影技术的发展让创作者们集中精力去探寻彩色电影发展的途径。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曾几何时，在好莱坞制片厂制度盛行的年代，黑白摄影不仅仅是廉价拍摄手法的福音，同时更能有效的避免露怯。

▲《惊魂记》：无论是裸露镜头还是浴室杀人戏，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感官震动，为了避免这种强度，希区柯克巧妙运用黑白镜头中和了这种视觉刺激1960年希区柯克正苦于《惊魂记》的拍摄资金问题，最终迫于成本受限而选择黑白摄影机进行拍摄。

在拍摄洗浴的场景时，珍妮特·利并未全裸出境而是身着比基尼套装，黑白影像恰好隐藏了比基尼的颜色，这就避免了穿帮镜头的出现。

彩色电影的崛起令黑白片黯然失色，直到黑色电影的发迹，又令电影人意识到这种早已陌生化的影像质感是如此弥足珍贵。

黑色电影所具备的几大特征：阴郁的黑夜场景、夸张怪异的形体造型(源自德国表现主义摄影风格)、蛇蝎美人、无能且具备双重人格的男人。

总结而言，内容上是固定不变的骗中骗剧情，而形式上则利用灯光打造出强烈的明暗对比。

如《上海小姐》中导演有效控制了入射光强度，即利用灯光营造影调。

与其相反的是反射光控制下的画面(利用物体的实际反射系数值控制灰度阶)。

对于人造光的合理利用修正了黑白影像的影史地位。

▲《艾德·伍德》滑稽的剧情令人忍俊不禁，但黑白影像却令人心声敬畏时间推移到当代，黑白电影多以致敬的方式出现。

正如蒂姆·波顿拍摄的《艾德·伍德》一样，黑白的功能性主要体现在对于“时间”这个概念的界定，它强调了那段历史时期的真实存在性。

黑白主观抹掉了本片中存在的暧昧元素，如艾德·伍德的异装癖，这略有艳俗的镜头被严肃对待，这令观众的目光聚焦在演员生动的表演上，这就保证了体验的畅通。

以上列举的事例都多多少少在《塔洛》中有所展现。

▲《修女艾达》的形式是极端的，但气韵是唯美的首先是高度风格化的构图方式，在本片中表现为三种：1.人物置于画面底部，以被动形式呈现。

这一点与《修女艾达》极为相似，但又有不同。

《修女艾达》更像是一位圆润得体的少女。

电影中所有的方圆都有呼应感，多见弧形房屋与方形地板的对仗；圆圈式的楼梯拐角与竖线形的楼梯扶手形成的节奏感，就像奏响了一首古典乐章。

相比之下，《塔洛》显得更糙，更有韧劲。

尤以一系列特写镜头为妙，如塔洛衣襟叠压出的褶皱感，水桶因时间与天气双重摧残产生的裂痕等，这令镜头本身焕发了生命力。

▲《塔洛》有一种接近人类本真状态的“糙”2.藏区原始地貌的块面体积感，就像大地延展出的皲裂效应，不禁可以体味到泥土的芬芳。

本片摄影师吕松野拥有敏感的视觉神经，在拍摄藏区时多见于自然光的运用，到了城市部分又填满了霓虹光束。

在拍摄塔洛照相的戏份时，产生了一种近乎雕塑化的视觉张力。

镜头略微上扬，塔洛的木讷与淳朴一览无余。

▲《一个和八个》的构图与叙事一样晦涩难懂3.压抑的天地一线式构图，偶有《黄土地》《孩子王》式的隔离感，这种割裂是指的人与天、与地产生的不对等关系。

摄影师将人物安排在画面中最不显眼的区域，大地的面积远超人与天，颇有一番颠倒常规的魄力。

但回归电影主题，这种塑形手法似乎在暗示观众，[塔洛]中的塔洛和[黄土地]里的翠巧、[孩子王]中的老杆一样，都是身份迷失者，这构图正是建构谜语的手段之一。

其次，明暗对比的强烈又清晰地向观众暗示了时间的变换，白天与黑夜的交接。

▲《塔洛》对于藏族原始地貌的刻画，细致入微塑形中线条的疏密程度是在表达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生产环境的差异化。

藏区是疏松的，如片中出现的大量如刀刻般的山脊；一望无垠的旷野；爬寻在侧峰中的羊群。

但城市却是紧致的，如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商铺；房屋内各色各样的生活用品。

▲塔洛最后的离别，有不舍更有无奈最后，还是要慨叹为何《塔洛》会选择黑白摄影的美学基调？

或许有两点原因，所谓黑：是代表塔洛混杂了世俗的复杂与冲突；所谓白：是代表塔洛内心深处对纯真情感的向往。

遗憾的是，黑白总无常，塔洛人生的最终出路唯有一束灵光乍现的烟火，照亮夜空却又陨落人世。

薛定谔的万玛才旦对我来说，《塔洛》是一部关于“初恋”的电影，它讲述了孤独的牧羊人塔洛为了“爱情”背叛自己的故事。

可是万玛才旦显然不满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

为此，他挖空心思地设计了一系列符号化的隐喻，并将其精心地安放在影片之中。

他企图通过对人物际遇的书写来完成自己指桑骂槐的目的。

他就像一个隐藏在影片背后阴损的偷袭者，时不时地突然出现一下，用他不高明的拳法冲着观众一顿乱捶。

就算作为一部“概念先行”的电影，《塔洛》也是不及格的。

万玛才旦令人遗憾的计算方法，把他原本不算糟糕的“概念”公式——“人在寻找身份的过程中丢掉了自己的身份”——运行地支离破碎。

人物在片中的行为动机混乱不堪，导致了他们行为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在这部电影中，我看到了一个薛定谔的万玛才旦。

杨措对塔洛到底有没有感情？

如果有，为什么抛下塔洛？

如果没有，她又为什么給塔洛剃头？

答案很简单：杨措对塔洛的感情是既有又无的，同时存在的。

导演对“戏剧效果”的追求，决定了杨措对塔洛这种扭曲的爱。

因为对于导演来说，塔洛必需要被抛弃，也必须要剃头，只有如此这般，才够惨，才够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