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第五季

有人说，The wire是美国民主党内里实践派一个代表性的剧集，我深以为然。

尽管这部剧的结束看起来似乎存在着诸多的无奈，众多人的期许付诸流水，命运看起来诸行无常，然而在故事的末尾，却能够从薄暮的昏暗中看到美国这一国家所能够再次见到的光明。

就如同浓雾中森林的万物的腐败与新生交替而行一样。

而正如所有HBO的剧集一样，所有的人都归属于自己的group，制定，参与了游戏规则，这与道德无关，也与好坏无关，也与正义与否无关，也与最后的结局无关，不过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则，一切皆归于无。

这是现实主义吗？

对于我来说，这是理想主义才对（笑）。

The wire是一个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故事，我没去过美国，自然无从亲身体验 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有多么混乱，但是毒贩，警察，破败的工业，无力的教育系统，所有剧中所存在的问题（除了新闻媒体）却似乎是广泛通用的。

越是切身所及，就越是感到疼痛，然而我也十分明了这份我所体会的疼痛，不过是因为大部分时候我只是观看的旁人，并未参与其中，只不过是我做不到视若无睹，所以镜像神经元的功能异常的发达起来，令我体会到深渊无底的痛罢了。

而the wire里的众人，和我不一样，他们尽着自己的努力去面对一切，也拼着自己的心去接受该来的结果，犹如创口上用火钳制造的烫伤封闭伤口，这种决绝的手术风格，却可以治愈行将腐败的内心。

所以，The wire这部剧集，对于我是治愈系，然而却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如果有更加温柔而精妙的治疗术，我当欣然前往。

看这个剧，所有的所有，我都感觉一种无力、无奈。

所有的所有，街头，警局，学校，港口，整个巴的摩尔。

当第一季的小混混bodie在第四季说i feel old，我快哭了，我，唉，谁都会老，但永远会有人年轻，年轻的从街头混起，年老的自相残杀，成为老大就遭受警察监听，all in the game。

想讲几个我自己想讲的人，个人非常喜欢Stringer ，其实，他要是出身条件稍微好一点，他会成为一个学霸，可是街头就是街头，有的时候，是街头逼迫你成为小混混。

警察从他家里翻出了国富论，Stringer 还让股票经纪人抛掉了手机的股份，其实应该要抛掉诺基亚的才是啊。

Stringer 有很多手机卡，他其实是个非常聪明的老大，最终的最终，他没有被敌人杀害，而是被兄弟出卖，所有一切，谁又能想到，现在你这么牛逼，可是你最终被谁杀害谁也想不到。

Stringer 如果是个企业家，肯定会大获成功。

黑帮的会议制度，和东区老大的合作，上社区学校学知识，如果他能及早脱身，他应该可以善终，可他所有聪明的举动只是为了服务街头服务黑帮，那他最终的结局也就只能这样，说白点，出来混总是还的。

omar，怎么形容他呢，有耐心，有原则，有义气，我在想如果最后他选择不报仇，安安静静和小男友在岛上度过余生也算善终，可谁会想到，几乎无所不能的他最后死在了曾经让他深陷罪案的小店里，被一个小孩，被一个不知道如何善后的小孩，what the fuck，第五季看的时候我还说，流水的西区老大，铁打的Omar，可最后还是不得善终，不是死在哪个大人物手里，而是一个nobody。

Omar最让我动容的是，他还是个同性恋，但他从不掩饰自己，肯为感情付出，有始有终。

说说警局，rawls吧，当我看到他一脸笑嘻嘻出现在gay吧的时候，我说了声卧槽，这他一脸恐同脸，真乃神剧啊。

他是天生的政客，懂得进退，懂得沟通，懂得上下调和，不正义，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其实第四季的小孩给我印象蛮深的，无论是聪明坚定的Michel，还是耍嘴皮子但本性软弱的namond，还是相对平庸的duquan和randy，mike说他适合街头吧，他确实适合，他冷静、聪明、凶狠，肯为朋友出头，简直是Avon和Stringer 的结合体啊，放在街头大有作为，但他同样不适合街头，他对于一些无端杀人命令的疑惑和反抗，让别人觉得他始终是黑帮的一份子，就像那个女的说的一样，他始终不是黑帮的一份子，他无法融入进来。

Michel内心有善良，有正义。

最终无法离开街头的他选择了和Omar一样的打劫为生，妈的，所有一切都好像是准备好的，一个Omar倒下了，另外一个Omar起来了。

Namond父亲是Avon黑帮的大概三号或者四号人物，当时wee-bay喜欢养金鱼的细节笑死我了，人啊，还是有爱好的。

当看到他监狱里金鱼缸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视剧细节绝了。

namond本性软弱，这一点毫无疑问，可最后看到他在学校的演讲，以及正常家庭对他的支持，让我顿时觉得这样其实是最好了，其实，有的时候软弱的人更能活下来。

randy，让我觉得可惜，刚开始看是个很活泼的小孩子，爱笑，爱做点小生意，就因为一句可有可无的涉及的谋杀话语，再因为警察审讯的不当，让他最终失去寄养家庭，在儿童机构中被人殴打和成长，变得冷酷，仇视警察，学会欺负别人，学会如何在这个残酷世界生存下来。

duquan就是新的bubs或者那个以前的bubs的白人朋友，最终是获得重生还是惨死街头，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本都是应在学校学习的人，最终四分五散。

命吧。

Avon和pop joe都看重自己的家庭，保护自己的家里人，这可能是残酷毫无原则的街头唯一实行的原则吧，family is always family。

Avon对Stringer 说不能动他的侄子，he is family。

pop Joe三番四次保护自己的侄子，反而最终被侄子出卖，被marlo手下杀害。

而cheese最终也被Joe的手下杀害。

要是你舅舅在你绝对不会这个下场，无能的他怎么就想不到他舅舅是唯一不会背叛他的保护伞。

Avon在牢中还想着给自己的姐姐送钱，在法庭一直看着姐姐。

Omar说过，all in the game，第二季的结尾我很喜欢，警察 法庭抓住了一些人，但犯罪还是在继续，地球还是在转动。

港口工会的衰落不可避免，跨国嫖娼还是继续交易，大宗毒品在黑暗中实行，走私依然继续，街头混混依然售卖毒品，政客和地产商不断剥夺城市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改变。

还是这个街头，还是这个巴尔的摩。

大三时的某个课间，法理学老师操着一口川普对几个围起来聊天的同学说：同学们啊，你们现在好好学习，以后回家乡做个小法官，也还是不错的。

我一向不是成绩比较好的那一批学生，也不是那种会被迫离开自身所学专业的人，最终我算是做到了一半，我回到了家乡工作，但我没有做法官。

2020年毕业的时候只想尽快找到工作，身边没有人给我任何专业工作上的建议，自己有什么工作都去面试。

听表哥说老家农信社钱多事少，报了名，随后就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对乡镇工作没有什么抱怨，我始终是一个适应环境的人，只要一个地方还让我有新鲜感，我就可以呆下去。

我到了乡镇网点，跟师傅一起学习柜面业务，我对工作还算上心，进入角色很快，很少跟同事一起抱怨工作。

跟我一起上班的同事说我应该去考法院，师傅也说不干专业工作的话，很多法律知识可能就遗忘了。

面对同事们的看法，我只是笑一笑，我对法律工作也许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只是想领一份工资，然后回家看电影、看书，然后美美地睡一觉，第二天起床后再重复前一天的工作与生活。

柜员是银行里最基本的工种，拉开窗帘迎接客户是银行揽储的最基本流程，这样的流程我持续了十一个月。

在这十一个月里，我和其他柜员一样，挨过骂，也骂过客户，数过堆成山的零钞与硬币，被监控中心通报过小动作，在开门红与年末的几天里忙成狗，也在很多个无人办业务的下午闲出病。

我待过三个网点，先在大网点待了九个月，后来去了两个小网点替了接近两个月的班。

奇怪的是，虽然在大网点待了很久，但我对那一年印象最深刻的事都是在小网点发生的，可能是小网点工作比较轻松，让我有精力去关注工作以外的事。

在小网点的那段时间上班看书，下班散步，被山林包裹的感觉很好，我在树林里感受生灵的回响，视觉和听觉上的抚慰驱散了白天工作时的乏味，在那两个月里我似乎感到很满足。

可是我又对同事说，如果明年我还是这个状态，我可能就会离开这份工作了。

是的，我并不满足，我感觉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我人就待废了。

结果，几乎是命运使然，在我有了这个想法不久，机关把我调到了县城里从事法务工作。

然后，我就开始了花样百出的两年，开始了鸡飞狗跳的两年，开始了身心俱疲的两年，而这几个词语其实不是在形容我的工作有多糟糕，也不是在形容我所待的单位有多糟糕，它们形容的是那个我每天都要对接的单位，也就是基层法院。

《火线》被称为是人类电视史上最伟大的电视剧，我在2021年上半年将全五季一共六十集刷完一遍之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呢？

2021年下半年，也就是从我被调整为法务岗位并与基层法院对接工作开始。

《火线》改编自纪实文学作品《凶年》，该书的原著作者也是《火线》的主要编剧——大卫·西蒙。

书中提到大卫以实习警员的身份对巴尔的摩警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所有的观察、思考与记录最终汇聚成《凶年》一书，并改编成了伟大的电视剧《火线》。

大学毕业前夕我曾进入成都某执行局实习半年，但那段时间接触的工作面很窄，我遇到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法官，但我并没有对法院的各个部门都有所了解。

几乎是命运使然，这两年我作为银行法务几乎与基层法院的各个部门都有了一定接触，包括立案庭、乡镇法庭、民庭、执行局、家事法庭、法警大队、行装科、政治部、刑庭等。

在这两年里，我不断将我日常接触的基层法院与《火线》联系起来，白天与各位法官艰难地周旋，晚上则翻出《火线》反复欣赏，并时而在沙发上露出会心一笑。

在这两年里，我来回将《火线》全五季看了三遍，尤其喜欢里面的一些展现查案细节与同事情谊的情节。

看着这些情节与人物，让我意识到，即使这家警局里发生了如此多的鸡飞狗跳，人与人之间发生了那么多矛盾与冲突，即使他们的工作有如此多的困难险阻，但这些警察们也因此享有了荣誉的王冠，他们在相互的拥抱与欢呼中庆祝自己的警察事业，为这座城市的平稳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了高尚的人生价值。

以上，也是我对基层法院的评价。

即使经常加班到很晚，即使与当事人吵地不可开交，即使承受着结案率等指标的考核压力，即使收入远远比不上坐在代理人席位的律师们，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任命员额法官的宪法宣誓过程中，在一次次开庭时敲响法槌的瞬间，在写完一份份彰显公平正义的判决书那一刻，在收到当事人满意的笑容时，荣耀也降临到了他们头上，那时他们是真正的法院人，他们为基层审判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热血一点点汇成长江与黄河并流经华夏大地，为国家、为社会、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是在感受到这些荣誉以前，面对堆积成山的案件，面对难以沟通的原告与被告，面对层出不穷的考核指标，面对四面八方的严格要求，他们首先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会感受到迷茫，感受到困惑，甚至会感到痛苦，感到崩溃。

这些复杂的情况共同构成了基层法院这座法律的城堡。

乡镇法庭的建筑造型在偏远落后的的乡镇地区算是比较现代化的，两层楼的砖房外包裹着灰色的小块墙砖，正门矗立着三角拱形门廊，与审判庭内的三方座位构造类似。

我与乡镇法庭对接了大概有半年时间，那段时间里我们的案子分散在法院各个庭室，但是乡镇法庭是最多的，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每周和司机一起从早到晚去各个乡镇开庭。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很简单，我和法官、法官助理简单沟通了下，照本宣科搞完了庭审，签完笔录，交完诉讼费，我总会问一句要不要一起吃个午饭。

有些法官很抗拒与当事人吃饭，总是婉言拒绝，有些法官如果时间合适的话则会一起吃个便饭。

我们在饭桌上聊法院的工作，吐槽刚才某个庭审的当事人如何胡闹，谈到希望能多为我们立一些案子，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实在太多了。

有一位法官助理跟我还算要好，我们经常一起交流法律行业的新鲜事。

我们一样毕业不久，他说他曾经面试律所，但工资实在太低了，后来回家乡也面试律所，同时考了县法院，最终来了法院工作。

他曾说去家乡律所的话现在工资兴许比呆在法院要高，但是我能感到他还是喜欢如今这份工作的。

后来他去了政治部，整个人变得成熟稳重起来，跟我讲话时也收起了曾经在乡镇工作时的嬉笑怒骂，我的理解是他接触到了领导层，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只是与工资有关，更与法治事业或者说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关。

法院里最有意思的角色当属各个脾气各异的法官，法官助理没有什么权力，只能一切照着法官的指示做事，所以无法对哪位法官助理作出全面评价。

但是法官不一样，他们手握法槌，对自己手中的案件有着完全的掌控权，无论是立案还是开庭，以及后续的写作文书与结案，每一步都要求审判法官精确控制，因此法官首先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而专业能力主要体现在最终的判决书中。

我在乡镇法庭时很少与法官在办公室聊天，他们总是来去匆匆，眉头紧锁，现场所有人都等待着他的发号施令，我对书记员说的任何话书记员也都要求我再给法官讲一遍。

无论是在庭审中还是庭审外，法官最关心的永远只有一件事：尽快结案。

因此，法官只会抓住你的话里最有价值的部分，他们会让你少说废话，让你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让你严格按照庭审程序来发言，同时注意避免庭审双方说出一些扰乱庭审秩序的语言（也就是骂人），因为这往往会极大地影响庭审的效率，从而无法尽快结案。

某个乡镇法庭有一位性格怪异的法官，他做事极其小心谨慎，他对当事人以及书记员强调某个问题时往往会强调三次，对当事人宣讲法律的时候也会把其中的法理解释三次，即使这个问题很简单。

有的法官比较草率敷衍，将所有文书工作全部丢给自己的书记员，自己只负责与当事人进行简短的沟通。

有的法官对某些专业问题也不太确定，往往会犹疑很久，并要求代理人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使这个规定就陈列在《民法典》的条款里，他们会盯半天并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

有一个法官对庭审秩序很关注，有一次我在开庭时不断转笔，他当庭训斥了我，法官是审判庭里的国王，他的权威让我的手立马安静了下来。

而且这种权威会传染，传染给庭审现场的其他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也会觉得自己有一定的权威。

有一次开完庭，我与书记员一起修改笔录，这位书记员的头发已经有了许多银丝，看面相貌似已经上了五十，一字一句地敲键盘让我感到有点着急。

我指出笔录里的某处写地不对，他随即用一种蔑视的眼神扫了我一眼，似乎法官离去后的审判庭应该一切由他说了算。

后来我发现他在办公室里抱着一本法考书在啃，耳机里还响着法考课程的录音。

50岁的转业军人在乡镇法庭干一份书记员的工作，工作之余想要通过法考，可能这就是审判庭的魅力。

乡镇法庭的柜子里塞满了当事人交过来的起诉资料，当事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立上案，法官与书记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整个柜子清空，答案也许是永远不能，但是只要乡镇法庭还存在一天，这个镇上的纠纷就会少一件，这个镇上的和谐与安宁又会增加一点。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是我在每个工作日都会看到的一句话，它陈列在立案大厅的墙壁上方，提醒着每个坐在大厅里接待群众立案与咨询的工作人员，提醒着每个走出办公室来此接待群众的法官，也提醒着每位来这里追求公平正义的当事人。

后来，院里把银行的案件全部收到立案庭统一处理，我也就开启了与立案庭斗智斗勇的时光。

我从此不再前往乡镇法庭代理案件，而是每天九点准时到县法院安检处报到。

基层法院那设计新颖的大楼在这座偏远小县城里显得不太协调，它的造型整体方正，但墙面不平整，墙面有很多切割过的不连续空间，玻璃覆盖了那些空当中间的缝隙，正门也没有很多法院采用的三角拱形设计，要借助大门前高扬的国旗与石雕上的铭牌才能确定它是法院的大楼，但灰色的外墙整体上还是符合一种现代主义的秩序感，让人感到足够稳重。

立案窗口里是一位身材胖胖的妹子，她的口舌与她的妆容一样具有迷惑性，在我与她打交道的半年时间里，她往往会在周一请假，周二生病，周三开会，周四立案，周五则迟到早退。

当时的立案庭庭长并不主管立案，因此立案大厅的一切事宜都由诉讼服务中心的主任负责，也正是因为当时的立案庭庭长不管很多事，主任就永远处于跑跑跑、忙忙忙、说说说、吵吵吵的状态中，她永远都处于顾此失彼的状态，那半年是我认为立案庭处于完全失控的半年。

我曾去中级法院的立案大厅办事，相比起来，中院的许多工作都要有条理的多，窗口内的工作人员们画着淡妆，轻声细语地询问我案件的细节，没有长长的排队，不见吵闹的当事人，这里与基层法院的状态有着天壤之别。

我有一次在时隔多日立案无果后拨通了省高院的投诉热线，在我一阵无名火的电话接通声后，对方也流露出极不耐烦的声音，顿时我就明白投诉有什么意义呢？

我明白，立案庭肩负的一个重大任务是立好案，可是由于考核的原因，要处理好立好案这个问题的关键往往就在于如何变着花样地不立案，所以他们通过安排工作人员不按时上班，让主任永远忙碌却不采取什么具体管理措施，让庭长什么也不管的策略以达到不立案的效果，因此也带来大厅里此起彼伏的吵闹与冲突的后果。

度过吵闹的半年后，基层法院终于迎来了新的院长，同时不久后迎来了新的立案庭庭长，不久后又迎来了新的立案窗口的妹子，即使立案庭依然在想方设法变着花样儿不立案，但后来的我们至少有据可循，我们约法三章，我们秩序井然，也让立案大厅少了很多烦噪与吵闹。

新的立案庭庭长接过了诉服中心的立案指导工作，基层法院也开始从考核的角度以多元化的方式分流立案，立案审查、诉前调解、退休法官返聘调解的措施不能完全消化整个县城的民事案件，但让案件以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进入基层法院的层层流转。

以我所在银行数量巨大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例，这样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比较合理的策略。

但是再合理的策略，在不断变化的考核要求那里都会失控。

由于银行案件多，而且极其配合工作，我理所当然地成了法院控制立案与结案的工具。

当案件不够时，就让银行多立一点案，当案件过多且不能迅速结案时，就让银行将已经立了案的案件撤回起诉，当考核时间快到了而案件量还是不够时，就让银行多立一些保全案件，因为结案够快。

立案庭庭长曾很多次叮嘱我多交一些保全案件，副院长一见到我就是让我多弄点案件过来，但是他们只想尽快结案，而我们需要走完整套诉讼流程，即保全、诉讼、执行三阶段，法院想要的只是第一个阶段，因此我行的后两个阶段往往处于拖拉甚至停滞的状态。

我只能一次次地催促，甚至电话轰炸，或者来一次办公室长谈，最终得到的结果也往往只是折中的方案。

去法院办事，如果你有三件事要办，往往只有一件事能办成，因为有一件会有法律上的障碍，而剩下的一件事办不成则是因为法官不在办公室。

虽然这位庭长将自己的立案工作整理地井井有条，但她的办公室案头情况却与她的管理工作截然相反。

她的桌上摆满了各个当事人与代理人递交过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立案材料，但她往往能找到某位当事人在很久之前寄过来的资料。

庭长经常抱怨自己的工作，经常吐槽法院的工作不能干，可是她永远不会懈怠自己手头的工作，她永远以极高的效率处理好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她身上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官”的味道，她关注的只是把事情处理好，她是一位投入的管理者，她是一位专注的基层法官。

她给我很多工作上的建议，教我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她让我中午可以在法院吃饭，有一次我被行装科的人驱赶，她也提出要为我打抱不平。

立案窗口新来的妹子与我所在的银行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我代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进入这个法院的第一道关卡就是她，虽然她总是笑盈盈地跟我讲话，从来不会有半点消极怠工的情绪，但是她的原则永远是这些案子先要拿给领导报告后才能拿到她的窗口，只有这样她才会敲动自己的键盘并将那些密密麻麻的当事人身份信息输入立案系统。

她立案的速度很快，上午交过去几十件案子，我下午就可以去缴费了，她也从不抱怨自己的工作，我从没见过她对当事人流露出消极情绪，她偶尔也会主动对当事人表达自己对某个案件的看法，并希望这能帮助到对方。

有一天我看到她在看法考书籍，调侃她这是要去做律师了，她的脸一下变红了，似乎我说出了她心里的秘密，她回过神来笑一笑让我别管。

2022年她过了客观题，最终在2023年通过主观题，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她不能做法官，可是她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立案大厅里也总是会有几个老上访户，带着心中仅剩的对公平正义的希望来到法院，他们听不懂法言法语，不会写起诉书，挥舞着那叠早已破烂的陈旧材料大声质问着年轻的工作人员，向整个县城讨要自己的说法。

他们其中有的人早已经收到生效法律文书后不服但又不按流程走再审程序，有的人只是拿着红头文件却没有像样的起诉书说着要状告政府，而有的人手里挥舞着什么大家根本不清楚，已经没有人再听他说，他也说不清楚，大家唯一知道的是这已经来了快一年了，但每次都只是悻悻而归，似乎这里是他需要来定期宣泄情绪的娱乐场所。

那一次我走过立案大厅时，迎面走来一位杵着拐杖的中年男人，他有一条腿的膝盖以下已被截肢，身上穿着我在学生时期穿过的那种粗制滥造的蓝白色校服，看得出来衣服已经许久未清洗。

好奇心驱使我走上前去询问他来这里干什么，盯着他粗糙的脸庞，一副被烈日烘烤过的村里庄稼人模样，但是一条腿残疾如何务农呢？

与他一起坐到大厅内的椅子上，他用不清晰的思路与表达向我诉说着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他看到村里有条路被来往的货车压坏了，他心里感到不平，他想要让这条路恢复原状，为这个村子做点事情，他去找村委会，他们不管，他说他自己来筹钱修这条路，他去找村里其他人，可是没有理他。

这就是他来此的目的，这就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对法院的理解，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政府与法院的区别，他们并不知道立法、司法、执法这三者的区别，他们只知道他们的政府会而且能把他遇到的一件事办好，所以他来到了这里。

他关注这件小事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人、什么事需要他再去关注，没人在乎他，他也没有了在乎的人，他每天所及之处也就是自己那小小的村庄，所以他认为自己对这条路负有某种特别的职责，这是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结。

他接着说村里有人欺负他，有人打他，他找了派出所的人，可是没有效果，那伙人依然骚扰他，打他。

我找了一位认识的律师，律师给了他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他需要带着他那只残疾的腿前往几公里外的司法局，司法局在政府办公大楼的第十二层。

我和他一起来到了第十二层，接待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因为这个可怜的残疾人连具体的事情都说不明白，工作人员让留下他的电话，随后会有负责这个事情的援助律师联系他。

可是他连电话也没有，他只好留下了写在藏在他外套衣兜里的烟盒纸上他某个亲戚的电话。

我们出了办公楼，我和他一起上了公交车，我们在公交站分离，我继续回去处理我那无穷无尽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他回到自己的村庄。

我的好奇心已经消耗殆尽，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在我的生活里没有感受到这个世界对他的那般恶意。

下一次见到他已经过了几个月，他依然杵着那副拐，依然穿着那件校服，粗糙的脸庞变得更黝黑了，不一样的是额头到右脸上多了一道一公分长的伤疤。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某位亲戚跟他吵架时把碎玻璃打到了他的脸上。

我没有问律师有没有去他家里为他提供法律援助，我不是法官，不是律师，我只是个关心今天处理了多少借款纠纷的银行法务，我只是看着这些事发生，无能为力。

在立案庭全面接管银行的案件之前，民庭的法官也会处理我们的案件，所以我有幸结识了几位在院里比较德高望重的老法官，他们是审判工作里的王者，他们是基层法院里的国王，从专业上来讲，院长只是在为这些老法官提供更好的办案环境。

有一位法官曾经处理我的一件案子，众所周知，银行的案件极为简单，但老法官没有任何的消极怠工，他在意识里就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件简单的案件来做。

法律问题只是审判工作里的一个方面，法官的作用是定纷止争，作为化解双方冲突、合理分配原被告权利与义务的法官来说，调解是一项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这位老法官在处理我们的案件时摆出自己那极温和的态度，他不遗余力地劝告被告要正确面对，为被告选择尽量符合其利益的调解方案。

这时候的我往往会臭着脸在旁边摆出不耐烦的表情，因为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我们完全不需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去调解。

但法官的看法不一样，而且这时法官通常会为被告方说话，说服我们接受一个较为宽松的还款方案。

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法官有他那样积极与温和的态度，而且他的温和并不是刻意在工作时才显露的，他在生活中与我这样的后辈交流时也是这样的状态。

我经常路过他办公室，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请我进去喝茶聊天，即使他的工作很忙，也总会陪我聊一聊，给我提一些工作上的建议。

另一位老法官我与他接触的不算多，但他的外在形象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也给我后期的一个选择带来一定启示。

他干过执行局局长、民二庭庭长，是院里很多年轻法官请教的对象，但是他的眉头永远紧锁，额头永远皱着，那张脸上永远带着愁容，似乎总是有深重的压力压在他的心头。

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如此，虽然所有人都说他是法院里的中流砥柱，是法院的良心，是公平正义最恰当的代表，但我没有怎么与他有案子上的接触，我感受不到。

直到有一次，我有一个执行案件出了点问题，当时的执行局局长外派出去了，他再次回归当家。

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在我们阐明问题后，他立马拨通了下属的电话，一阵极为严厉的斥责声充斥了整个办公室，在电话那头慌乱的应对声中我感受到了这位局长的能量。

他不断阐述这一事件的荒谬性，似乎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是他自己，似乎是他自己因为案件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而遭受了损失，他一直在提到谁谁消极执法，谁谁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

我承认那次我是被吓到了，就在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银行的案件很简单，觉得案子办起来很轻松时，他的言行让所有人切实体会到法院人应当如何践行公平正义，什么才是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以上的两位法官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性格是相反的，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法院人，他们是法院的中流砥柱，他们是公平正义最恰当的代表。

我曾与家事法庭的法官助理探讨民法典中的婚姻法部分，从司法实践来看，在没有其他特别事项的情况下离婚诉讼还是偏向女性的，比如在彩礼纠纷这个问题上，法官认为应当适当对女性进行补偿，因为社会一般观念认为婚姻对女性的生理与心理影响相比男性要更大一些。

有一次与法官助理一起讨论一个判决，通过对民法典以及司法解释的查阅，同时也看了一下类案的判决，我们认为这个案件不应当判决离婚，这样的判决结果不是源自我们对离婚这个问题的社会一般人视角，而是纯纯的法律人视角。

事后我回想，为什么法院的判决不能得到部分当事人的理解？

为什么某些法律问题始终存在争议？

细想一下，不过是法律自有它背后的考量，法律并不仅仅保护单一的价值，它需要彰显更加全面而多元的价值观念，其中有个人的，有社会的，也有国家的。

法律或者判决并不能成为完美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而只能缓解因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带来的疼痛。

我从未代理过刑事案件，这可能是这份法务工作在两年半的法律工作里的小小遗憾。

刑庭的两位法官在年底时做过我们几件民事案子，所以我也有幸一睹刑事法官的风采。

我时常看到立案大厅里有一位头发花白、身材消瘦的法官行色匆匆地走过，从他人口中得知他是刑庭的法官，我从来不曾见过他的脸上带有笑容，我也从未与他交流过，但是我知道他处理的是中华法系一直以来格外注重的刑案，因此我总是带着一种特别的眼光看待他和他经常待的第三审判庭。

我唯一一次坐在第三审判庭处理案件是与借款人在这里做调解，我到的时候刑庭的法官还在调解另一个民事案件，于是我得以在这个巨大的审判庭里四处转悠。

与英美法系不同，在庭审过程中，大陆法系的被告人会被要求进入审判庭中间的木制栅栏里，站在两侧的法警会把门闩拴上，这个位置隔着书记员的电脑与法官四目相对。

公诉人与辩护人分坐审判庭的两侧，中间的被告人是两方共同针对的对象，“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恰如其分地形容了此时栅栏里的被告人。

第三审判庭的木质地板已经有了许多破损，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三方脚下贴的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色木地板，而被告人脚下是长宽几米开来的黄色木板。

相比其他审判庭不超过三十个座位，第三审判庭有着上百个旁听席座位，这主要是为了那些来此旁听贪污受贿案件的政府官员设置，另外特大涉黑案件里也有上百名家属与受害人想要聆听对被告人的审判。

回到我们的案件，这位刑庭的庭长审理起案件来非常仔细，即使简单民事案件的调解也需要我把各项证据补充完整，相比其他民事法官更多了很多的细节要求，弄得我有些不习惯，但是没办法，在法官的面前我没有什么自由选择权。

立案大厅再往里面走，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基层法院的执行局，我选择“吵闹”。

基层法院有笑容甜美的执行员，也有英姿飒爽的法警大队，但是这些美丽的身影并不能解决这里吵闹不断的问题。

如果说立案庭的工作在后期变得井井有条，大家内外之间产生了有效沟通，那么执行局则从头到尾都处于一个无效沟通的状态。

如果要问阻碍广大的法学毕业生报考基层法院的一大因素，担心被调入执行局绝对可以排在前列。

如果要问法院内哪个岗位最能锻炼人，要问怎样的岗位可以让刚毕业的法学生感受到社会与学校里巨大的不同，执行员是不二之选。

两年多以来，我代理了超过五百件执行案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被执行人确实没有钱，这是如今的经济环境导致的；二是执行案件的立案难远超诉讼案件，因为执行局始终不知道下个月上级否还会有新的考核指标。

银行是一个对经济发展情况比较敏感的行业，2015年前后经济发展好的时候，许多人挣了钱往银行存，做生意的人也乐于贷款投资，贷款与存款始终是一个良性循环，每个主体都能在资金流中分得一杯羹。

但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人们不敢消费，不敢投资，只存钱不贷，而对于那些往年热衷于高杠杆搞投资与生产经营的人，经济不好的后果就是资金流动缓慢，甚至发生断裂，最终债务违约，成为银行的被执行人。

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抵押物的处置也是一个难题，有价无市，当年大量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流向了市政基础建设，这些房产在经济差的时代下自然成为了滞销品。

政府负债过高是另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同时极容易演变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严峻问题。

在银行的许多诉讼与执行案件中，我也只能听着被告对政府的数落，并不能过多责难被执行人无法还款的行为，这一切的源头在于我们把大量资金投入进了脚下的路与桥，投入了一栋栋代表着梦想与未来的高楼大厦，但是当人们开始对这一堆堆钢筋水泥失去信心时，我们就要为当年盲目的狂热买单了，而要为那些狂热买单的人则只会是那一个个普通人。

回到执行局，问题在于我永远与执行局立案的那位同志沟通不畅，他永远都答应我会尽早立案，但是半年前交的案件依然躺在办公室的柜子里。

他不会告诉我为什么不立案，即使我们已经打了很久的交道，他依然对我心存戒备，以一种特别严肃的表情迎接我的满脸笑容，好像一旦告诉我真相的话，我转过头就会黑下脸，就会立马拨打高远12368热线把其中不立案的真相和盘托出。

他让我找过几次执行局的领导，领导相对来说要温和一些，但也只是表示无奈，似乎执行局的工作在于如何尽量避免多立案，就像之前的立案庭。

《火线》第三季中有一个重要情节，警长为完成上级下发的各种考核指标费劲了脑筋，其中有一个指标是犯罪率。

为了成功连任，市长要求全市的犯罪率要始终低于一个数值，至少在选举之前要维持这个标准。

就像经济差的时候不能要求足够低的债务违约率，不能要求人们不来法院起诉追债，不能要求人们不到执行窗口递交执行申请书，也不能要求一座合法持枪与毒品遍地的美国城市有低犯罪率。

于是警长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他把毒贩们召集起来，要求他们在警局划定的范围内从事贩毒，要求他们有秩序地贩毒，要求他们在这个区域内不能有过激行为，而他要求的方式则是派遣刑警去为这些贩毒者提供人身保护，让巡逻警们去维持这片区域的治安。

很快，全市的罪恶集中出现在这片区域，但是全市的犯罪率也降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最低点。

如何让基层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保持较低的立案率与较高的结案率？

执行局采取的方式是创新立案与执行方式。

以前，每一起执行案件都要经过那位带有严肃表情的同志的系统录入，他要输入一长串的被执行人信息，这时系统会分配一个全国通用的执行案号，这个案号是执行员们噩梦的开始，原因在于上一批案件还远远没有结完，下一摞案件已经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办公桌上。

法院二楼电梯外大厅的LED大屏上记录着每个执行团队的考核指标完成情况，结案率、执行到位率、执行完毕数量，近一年还增加了首次执行结案率与执行到位率，执行工作群里还有在案天数超标通报、立案均衡度通报、终本案件率通报等等，这些数据与整个法院的绩效考核有关，与执行员在法院的表现有关，只有把这份工作干好才能脱离这里去审判庭做一名真正的法官，只有把这份工作干好，法官才会升任庭长，庭长才能升任执行局局长，然后才能做到副院长，然后才能往上再进一步。

最大的问题在于执行局人少，即使执行局有着法院部门里最为复杂的人员组成，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其中任何一位都可以成为独立承办案件的执行员，但是法院里案多人少的老大难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始终都是执行局。

为了缓解上面的问题，执行局里聪明的执行员们想出了什么办法呢？

他们的创新之处在于抛弃掉那个执行案号，最高法不是根据案号来考核的吗？

不是有了这个案号你才能从立案、查控、拍卖一路做到终结、终本吗？

至于执行完毕，在一堆终结、终本案件里找到几件执行完毕的案件只会让执行员爱上这份工作，可现实是，他们不爱。

申请执行人将申请执行的材料交到那位表情严肃的同志手上，这位同志会告诉申请执行人可以回家了，执行局会打电话让被执行人尽快偿还。

多数申请执行人以为材料交到法院就万事大吉了，但是这位表情严肃的同志不会把这个案件录入系统，不会经过标准的执行查控系统，不会产生那个美丽的执行案号。

他会直接将案件材料交到执行员手上，执行员真的会打电话催被执行人还款，而被执行人接到电话后有的会表示会尽快还款，但他们其中的多数并不会，因为法院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查控措施，被执行人依然在酒吧里消费，依然用微信支付在自己名下的商品房楼下的商铺里购买中华烟。

而有的被执行人则会将这位自称法官的陌生人当成是电诈分子，转过头挂断电话。

而执行员们经过多次尝试后发现这并不会对执行案件起到什么作用，他们就会丧失积极性，他们会把这样处理过的案件放在办公室某个落灰的角落里，如果申请执行人打电话来他们就让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索。

如果申请执行人催得紧，他们会自创一份法律文书发到被执行人家里，里面会引用《民事诉讼法》的法条与执行案件的司法解释，写满了被执行人应该如何如何遵守法律法规的文字，但查控系统依然不会被动用起来，因为从始至终都没有生成那个美丽的案号。

当然，他们希望申请执行人不会打电话来，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下一个案件，这样他们的考核指标才会更进一步。

这样的案子没有进入系统，所以也不会有审限的问题，没有结案的压力，没有领导的压力，他们的所有工作不会进入考核范围，执行员们会为执行局里发明这一办法的人鼓掌。

而一部分申请执行人会责骂法院办事不力，一部分申请执行人会自认倒霉，有一些人会对这个体系丧失信心。

执行员们不需要对申请执行人无法收回债权负责，但他们永远需要对上级负责，对考核负责。

一个体系里总会有一些负责的人，他们带着自己的热情与真诚面对群众，他们用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他们让我的心里还燃着一股对这套体系的希望。

我与学姐是偶然发现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的，她在法院做执行员，我在银行做法务，那一次她邀请我去参加一次饭局，因为她发现我给她的大学老师点赞。

两位老师来到这个小县城代理案件，酒桌上，那位说着让我们回到家乡做一名小法官的老师兴致盎然，大谈自己的学生们在四川何处任某职，我向老师讲到，是否还记得当年我因为那篇关于暴力犯罪的学年论文得分不高的事发短信向他抱怨，他大声说其实在那一年的学生里这个得分已经算高了。

另一位老师也喝多了酒，向我们讲到一直记得学姐喜欢坐前排，并且总是瞪着那双水灵的大眼睛盯着老师讲课。

学姐笑起来很好看，做事认真，事无巨细都记得很清楚，不会遗漏案件的小细节，对当事人很有热情。

有一次法院上发了一篇公众号文章，提到某位当事人特意通过热线电话称赞了学姐办理案件时的热情与认真，她办理了那么多我们的案件后，我对此也深表认同。

她办理案件不是为了考核结案，而是为了让案件走入正常的执行轨道，这已经是执行局应该做到的最好的表率。

学姐带给我的印象一直是积极、热情、认真，但是作为执行员，那一次我在她的办公室里还是听到了她内心酸楚的一面。

那段时间她四岁的小孩生病了，她在照顾孩子和繁重工作中间来回切换，她说生小孩对她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有着沉重的负重，工作也非常繁琐，她双眼无神地对我说出这样的话，而那时的我只是个刚毕业还不到两年的男生，除了帮她多结几个执行案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帮不到她。

学姐在今年升任了审判法官，脱离了执行局，负责县里重点乡镇法庭的审判工作，那天在院里看到她，许久不见的她还是那么神采奕奕，她永远是那个能做好自己工作的人。

另一位执行员之前在乡镇法庭做民事案件的法官助理，我已与他打过多次交道，但起初并未感到他的特别，也许是因为做助理始终无法独当一面，而执行员则需要完全由自己来把控案件的整个流程，所以我才有了与他多交流一下的机会，我才近距离感受到了他的职业状态。

被执行人被抓到执行局后，通常需要下班后的我与执行员一起守着被执行人筹钱还款，百般不愿的我也不得不把我的屁股从家中的软沙发上挪到法院的硬板登上。

我和执行员互相配合，我死不松口要求被执行人筹到钱，而他坐在电脑桌前旁敲侧击，我们共同催促着被执行人向某个亲人打电话，否则今晚只能关到拘留所，并有着七天的拘留期限等着自己。

被执行人最终筹到了钱，这位执行员开始制作执行笔录，他不像其他执行员草草就写好了一份笔录，他会把这个案件所有的信息都呈现到笔录上，他会对接下来的和解协议反复修改，即使已经晚上九点，大家都在等着他结束这场加班，可是他依然自顾自地认真修改着笔录。

他会叫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扫了一眼，表示没什么问题，然后他依然会再看一遍，然后他还会发现一个小问题，并仔细修改好。

之后终于没什么问题了，他慢条斯理地对被执行人讲应当按期履行，否则以后依然会像今晚一样。

终于我们离开法院的大门，已经接近晚上十点，他没有开车，法院也地处偏僻，我只好骑摩托车送他。

就这样，我俩一前一后慢慢地向市区走去。

他在背后向我讲述着这份工作的烦恼，提到结案的困难，提到那些被执行人无法还款的无奈，他说上辈子倒了八辈子霉才来干执行，怀念着之前做民事案件的时光。

这时我会表示很诧异，我明白这份工作的辛苦，但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他是如何一边抱怨这份工作却又如此认真对待这份工作的。

他本来可以快一点结案，早点回家放松自己，就像他很多同事一样，但是他不会，他只是他自己，他本质上是一个认真的人，他是基层法院里部分法院人的缩影，大家都在抱怨这份工作，但他们又是如此认真地在对待这份工作，他们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不是为了升官，而只是为了把手上的法律工作做好，用自己的心与行守护着这座县城的公平正义。

我在成都法院实习的时候，接触过政治部的人，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很神秘，总是不苟言笑，没有法官脸上的那种认真，也没有执行员的愁眉苦脸，他们就像是神秘组织里的神秘特工，似乎有着不一般的背景与实力。

按理说我现在的工作不会与政治部有什么交集，除开那位之前在乡镇法庭工作过的法官助理到政治部工作后变得成熟稳重后，我不再对基层法院的政治部有更多了解。

直到2022年下半年的省考，直到我报考了这家基层法院，直到我在经过政审后又选择放弃录用。

关于我为什么会选择报考法院，可能是2022年的我对眼前这份法务工作缺失了一点对未来的信心，我的工作太琐碎，无法接触到太多新事物，我无法再改善眼前的不悦。

在放弃录用之前，政治部主任问我想做业务还是搞行政，我说自己作为新的法官助理可能需要先接触一下业务，但服从组织的安排。

我喜欢研究法律，喜欢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从这方面来看法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内心也很清楚我不想成为体制的殉道者，我绝对不适应唯上不唯实的工作。

法院里有很多人值得我学习，他们用自己的心与行为基层法院塑造了积极的形象，但他们内心深处，到底是在为自己塑造这个角色，也就是他们是否本性就是如此，还是说是在为这个单位塑造形象？

他们对公平正义有着怎样的理解？

他们如何评价立案难的问题？

如何面对糟糕的经济态势下法院无法摆脱案多人少的问题？

如何面对最高人民法院层出不穷的改革措施？

我是一个会想这些问题的人，如果我进入了这个体制，某一天我会为这个问题感到不解，感到窒息，感到崩溃，然后责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辞职来到这里。

我不是我的那些榜样，我没有他们那样的热诚与认真，我在大家的印象里从来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火线》第五季的结尾，主角脑海中闪回着关于巴尔的摩的一切，全五季的警局故事在这里划下了句点。

而我与基层法院的故事也即将画上终点，我不会再立那么多案件，我不会再坐在立案庭庭长的办公室里商讨下个月的立案，执行局的内幕我也不会再近距离接触。

我只会在下班后一次次坐公交车时看到法院内许多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里面的某位法官正埋首案头研究案件。

那些认真的人、可爱的人、讨厌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与生活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在法院里感受着人间冷暖，在工作中释放着酸甜苦辣，他们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处事方式，某些人喜欢他们，某些人不喜欢他们，他们形形色色，他们言行各异，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法院人。

他们每天都要走过写有“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标语的立案大厅，在大厅里一边听着当事人的吵闹一边在立案登记簿上签字，然后一直开庭开到了中午，还好同事提前打好了饭菜放到保温箱里。

他们下午在接待室接待当事人，回到办公室刚想坐下写判决又被叫到五楼开会，听着领导又下达了什么新的任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心满意足地写下一份长长的判决书，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晚上八点。

今天只是周一，执行员们不会被要求强制加班，但是法警带回了一名被执行人，执行员需要为他做笔录，等申请执行人拿到执行案款，早已天黑许久了，法院外早已没有了公交车。

对我来说，故事是一个具有现实细节与思想理念的结合体，我经历的基层法院是一个个故事的最佳呈现空间，法院人是这些细节与理念的最佳呈现载体，我写下这些故事是为了记住一些细节，也是为了传递一些理念。

引子《火线》是我第一部跨了两个年才看完的作品，恰逢西安疫情，在家一个多月，横跨元旦和春节，让我彻底从工作中抽离出来，这种突然慢下来无所事事的生活，给了我去啃一些大部头的勇气和动力。

于是乎，我就决定拿下《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火线》。

两者几乎是同时进行，下午看书，晚上看剧，成了我疫情期间的规律生活。

但是没让我想到的是，《火线》的第一季就让我最先啃不下去，倒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让我看得饶有兴致，在我将《火线》停摆了一段时间后，给看完了。

看过的都知道，一时间是无法能读进去其他作品的，所以我又找到了一个理由，把《火线》这部剧重提日程。

平淡无奇《火线》的第一季并没有像其他美剧那样很快抓住你眼球，他的平淡无奇的开头就注定的了这部剧强烈人文色彩的特性。

它没有很快给你把故事的大概和人物关系给力捋清楚，而是先给你铺开了一个大面，让后一个点，一个点给你展开，直到把所有点都介绍完后，你自己才明白了这些点是如何构造成巴尔的摩这个面。

然而基本也得到第一季快结束，你才理得清楚，而且这情况在第二季中同样也是如此，让我刚刚忍受完第一季后，又在第二季的前半段陷入到云里雾里中，也就是在第二季中断，让我差点弃剧····。

即使在没有文化和语言差异的美国，《火线》依然是一部非常慢热的作品，我看了很多评论，大家几乎都是在前几集中熬过来的。

因为有着极高的评分，给我要把它看下去的虚荣心，所以不得不说，虚荣心有时候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

This is American火线第一季的开头就是这部剧的主题。

jimmy听说snot每次在赌局抢钱，却每次都能来参见，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美国啊，你又能拿他怎么样？

除了揍他一顿。

Avon，希腊人，那些孩子，马洛，李维律师，议员，他们和snot本质又有什么不同？

他们又被怎么样了？

你又能拿他们怎么样？

这里是巴尔的摩，巴尔的摩就是这样，你所谓的正义，又算得了什么？

从第一季到第五季，死了那么多人，抓了那么多人，耗了那么多精力，到头来，JIMMY和莱斯特丢掉了工作，丹尼斯放弃了仕途，最后的结果，就像第五季结尾，JIMMY把车停在桥上，带着满脑子的回忆，深情得望着巴尔的摩市中心，那里一直都没变，太阳照常升起，警察，政客，毒贩一茬又一茬得换，唯一不变的就是巴尔的摩。

剧情概括第一季展示了巴尔的摩的日常生活，街头贩毒，警察办案，各路人马纷纷上演着自己的生活与故事。

第二季转到了码头风云，第三季又继续回归街头，第四级的教育，第五季通过媒体的角度再次重现。

那么看完第一季后，不免会有人疑问，巴尔的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第二季度码头告诉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江河日下，码头就是巴尔的摩工业和经济的风向标，所以也奠定了这个城市高犯罪率的大环境。

第三季的江湖轮回，狠人不断涌现，警方的无能为力，铲掉了昔日老大Avon，却促成了马洛的崛起，唯一可以暂时渐少凶杀的汉姆斯特丹方案彻底失败。

第四季又向我们展示了学校和家庭在巴尔的摩如何成为犯罪分子的培养基，孩子都是无辜的，他们没有选择的能力，他们都是被选择踏入了自己该走的道路。

第五季政治层面更加浓墨重彩，通过媒体的角度告诉大家，上层和民众最关心什么？

所谓的真相到底有有什么意义？

似乎每一个人对巴尔的摩今天这幅局面都有着不可逃脱的责任。

被扼制的变革毒枭Stringer，码头工会Frank，警长Colvin，Carcetti，他们都曾雄心勃勃，想要扭转局势，做出改变。

Stringer对暴力得摒弃，让毒品市场化经营；Frank主张修运河，重镇码头经济；警长Colvin的汗姆斯特丹化搞定了街头治安，市长要对巴尔的摩的政治腐败动手。

他们的目标都可改变当下棘手的问题，但是为什么都是失败？

因为他们都在做着不属于自己阶层和地位应该做的事。

Stringer忘记了自己和avon如何靠暴力起家，Frank为了运营资金不得不和希腊毒贩暧昧不清，Colvin的擅作主张让上层颜面尽失，Carcetti发现，自己原来什么都受州政府摆布。

于是stringer死于对街头传统的背弃，Frank死于和魔鬼共舞，Colvin不得不引咎降级提前退休，Carcetti不得不在屁股还没坐热的情况下，又开始忙于州长选举。

阶级与地位正如上述他们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做了高出自己阶层和地位所能驾驭的事情，所以Carcetti才不得不继续往州长的位置去爬，从而以后才能更好的地区解决当下的巴尔的摩城市所面临的问题。

Bunk和Omar出自同一所学校，一个是体制底层探员，一个是街头底层侠盗；Joe和Burrel出自同一所中学，一个是东区大佬，一个是西区警局局长。

所以无论你在哪条道，你都是无法超越自身阶层属性的，出自什么阶层，就能折腾什么样的事。

这样是为什么Colvin能看得上wee bay儿子的原因，愿意收留他，因为虽然它最顽劣，但是他相比Randy，dukuan，和Michael，他的家庭条件最好，虽然他爸是毒贩，他妈是个半吊子古惑妹，但是在他爸未入狱之前，他肯定也是养尊处优，无人敢惹，及时后来wee bay进去了，他被妈妈逼着贩毒，他依然是小伙伴中经济条件做好的那一个，是那个社区少有的能和自己父母见面的给人小孩，所以他没有作恶的潜质，只有公子哥的纨绔，Colvin正是看出了他的内在，稍加培养，他马上就能在大学的演讲台上口若悬河，而其他的小伙伴还在未生活发愁，难道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

社会秩序的崩溃码头衰败映射着整个城市工业和经济不可逆的下行，犯罪率只会居高不下，这是根本。

Frank时期，和希腊毒贩也只是暧昧不清的关系，Frank死后，码头为了生存，等希腊人卷土重来后，码头将和贩毒组织彻底狼狈为奸。

之前有着Avon这样的江湖大佬，局面还算稳定。

Avon是个天生帮派分子，他继承了父亲老巴克斯戴尔的衣钵，有着老派的作风，和强有力的领导，喜欢亲自上阵，享受帮派的生活，有原则的使用暴力，像一个军阀一样，让西区的街头事务稳定运行。

平时还喜欢打扮时尚，和东区约比赛，他是真正融入巴尔的摩西区生活的帮派分子。

然而正是Avon入狱期间，他的好搭档的stringer为了洗白，开始摈弃暴力，自动解除武装，接受了不属于自己阶层的教育，妄想跨越阶层，导致了西区的权力真空，在joe想去用合作的方式填补失败后，被草根出身的马洛团伙通过暴力逐步取代，尤其在Avon被逮捕后，警方无心插柳，间接替马洛避免了被报复的命运，马洛更是兵不血刃的方式掌握了整个西区。

后来马洛用肮脏的方式干掉joe后，直接对接希腊人，统一巴尔的摩毒品买卖，他的掌权预示着旧秩序的彻底崩溃，接下来整个巴尔的摩的街头将面临更加黑暗的统治。

就像是Joe对他的侄子Cheese所说，“你的爷爷是第一个在约翰逊广场买房的有色人种，他身上有着一些东西，但是你们正在失去。

”失去的，正是老一辈人努力追求的文明和秩序。

马洛：张献忠式人物的狭隘与局限性正如同我上文中提到的，人的属性首先由阶级决定。

Avon出身巴克斯戴尔的黑帮军阀世家，他做老大有着在黑帮层面的合法性，所以他并不需要大动干戈去维护自己的地位，同时，他还对西区街头的稳定有着使命般的责任，正如如他在狱中对马洛所说，我爱我的西区黑人兄弟。

Avon，stringer，joe都是街头秩序建立者，马洛是秩序的破坏者，所以草根出身的马洛永远无法做到Avon那样的谈笑风生和潇洒自如，永远躲在后面让Chris和snoop为自己暗中扫清障碍，他无法做到像Avon一样亲自上阵。

剧中唯一一次开枪打死的是引诱自己的女人，唯一一次亲自动手打的是街头小孩，导演不加掩饰的揭露了这个角色本身的懦弱，被独行侠Omar吓得不敢出门，他外在的残暴和滥杀都是在掩饰自己本身阶级的地下，像历史上那些草根身的独裁者一样。

越是阶级地位地点人，在成为统治者的路上越是要杀掉更多的人。

然而这种人物在历史上基本也是不得好死和断子绝孙的。

他用卑劣的方式坐上了不属于自己的地位，用杀人获得的政权只能靠继续杀人区维持，永远活在对地位不稳的恐惧之中。

最后他再一次踏上了不属于自己的位置，看似最后他西装革履的出现在酒会上，完成了stringer的毕生梦想，一副洗白商人的模样，他自己内心是最清楚的，有偷跑出来，只有在街头那种刀口舔血的生活中才能自由呼吸，感受自己的存在，被小孩枪伤后，他看着流淌的鲜血，露出了整个剧集里唯一的笑容。

他或许知道，也或许不知道，他这个几个月前连取钱都不会的人，等待他的要么是被律师和上层政客把他身上的油揩得一干二净，要么就是重回街头后的惨死和再度入狱，等选举的事过后，新的JIMMY式的警探依然会对他彻查到底。

他现在哪里都不属于，街头没人认识他，上流社会他只是个嗷嗷待割韭菜。

就算在之前，在狱中的Avon后照样可以摆他一刀，他现在成了彻底的里外不是人，难逃彻头彻尾的悲剧命运。

转来转去，最后权力又回到了Avon的手下，slim手中，他会继承Avon和joe的处事智慧，让贩毒活动更有效得进行，马洛也只不过是王朝更替当中的昙花一现，终将消失在街头。

结局的轮回每一季的最后结尾都展示了Nothing changed in Baltimore，尤其是第五季，剧中的每个热点人物都有了新的继承者，过去的事情又即将在新的街头继续上演。

为警察事业拼搏一圈，到头来Jimmy和莱斯特丢掉了工作，丹尼斯和clovin辞了职，警局还是那个警局，巴尔的摩还是那个巴尔的摩。

最让人心痛的无疑Randy这个孩子。

他是四个孩子中最聪明伶俐的，也是最渴望变好的。

Dukuan沦为巴布斯是很难在现实生活中避免的，他的内向，善良和软弱是底层人最知名的弱点，他的好兄弟Michael由于同年阴影，成为打手也是迟早的事，走向Omar的道路，似乎是他与内心仅存的善良折中出来的结果。

然而Randy是最渴望有人收养的，也是服从性最高的孩子，如果能有正确的引导，他的生活不会差。

但是由于一次与警方的合作，彻底葬送了这个孩子对生活美好追求的希望，无法被收养的他不得不走向收容所，这个犯罪分子的“培训学校”。

少年的一天像是成人的一年那么漫长，当你还没在Randy失去寄养家庭的悲伤中回过神时，到了第五季Bunk前去探望他时，他已经失去了之前脸上的圆润，变得棱角分明，没了之前的犹豫和软弱，长成了你最不愿意看到帮派分子雏形，成人的一个小失误，直接就造成了少年走向了相反的命运。

在我看来，他是所有人中，最有可能成为马洛的人。

他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加上之前街头分子对他寄宿家庭的毁灭，他成了那个谁也不信任的人，如果他之后走向贩毒之路，他或许会比马洛更狠。

也许只有汉姆斯特丹是时下最明智的的选择，是Colvin警长毕生的智慧之举。

他明白吸毒的人解决不了，贩毒就无法解决。

既然贩毒无法解决，为何不在大家能接受的情况下减少暴力和犯罪事件的发生，让许多街头恢复平静。

但是大家怎么能忍受这种无为而治？

总得做点什么，抓了旧毒贩，来了新毒贩，一代更比一代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越想去改变，越是改变得一团乱，最终的恶果也是无限循环和轮回。

Omar之死Omar这个人物不管刻画得如何精彩，他终究也是一个犯罪分子。

在他违背和Bunk的承诺，为了复仇开枪杀人之时，他的死就已经注定。

这种人物是没法安死在床上的，但是谁有资格杀了他呢？

当然就是那个在街头被他影响，模仿他动作的那个小男孩。

被一个无知无畏者所杀，也是自己之前种下的因，这种死亡对他来说是最浪漫的，毫无痛苦，他没有败倒在任何人面前，他的故事还被街头的小混混津津乐道。

关于kima她几乎是剧中女一号的存在。

她的告密行为，是妇人之仁最直白的体现。

最后得知情况后，Jimmy只是给与了理解和宽容，但其实内心并没有接受她的道歉，于是离开酒吧扬长而去。

之前坚持不去检举wee bay，看似坚持原则，但是后来告密行为，就说明了她是一个不愿意承担的人物。

第一次让同事们不得的再次寻找证据区追查wee bay；第二次直接就因为她送走了jimmy和莱斯特，还帮上层搞得一团乱。

虽然本身Jimmy和莱斯特就实在作死，但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局面，而且Jimmy之前还帮助她打掩护。

还有她间接对巴布斯的影响，把巴布斯这个她忠实的线人仍给herc，差点害死巴布斯，只因巴布斯已经没有了对她实际的价值。

她的内心不愿意区承担任何东西，只为自己所谓的清白。

最后警局里曾经她最铁的同事和领导都纷纷离开，她带着这个告密者身份如何在职场生存？

关于JimmyHe is a natural police这是Jimmy的上司Jay对他最高的评价。

如果我死在街头，我希望是Jimmy来把处理我的案件。

不管在职场上捅出多大篓子，把家庭生活搞得如何糟糕，私生活有多混乱，谁也无法否认Jimmy对警察工作的热爱，为了工作不顾一切，他是你最好的盟友和同事，是你关键时刻最值得托付和信赖的伙伴，最后Jimmy的欢送会也显示了这个人物在剧中的积极作用。

他就是爱尔兰人的精神象征，他像他的那些最早移民到美国的祖先一样，继承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精神。

主题你或许以为是Jimmy，但实际上，巴尔的摩这座城，才是这部剧唯一的主角。

那么巴尔的摩又是什么样的呢？

吉米的勇敢，莱斯特的智慧，丹尼斯的正直，奥马尔的原则，巴布斯的坚韧。

这就是导演眼中的巴尔的摩，他所深爱的城市，也是剧里毒贩和警察深爱的城市，也许它破败不堪，江河日下，谁都在抱怨，但谁都又不愿意离开的它，大家都在用不同得方式去热爱着这片土地，即使大家每天都在way down in the hole。

结尾《火线》这部剧是一部让人很难看得进去，看完后，又很难走得出来的剧集，每一季的开头预示着新事物的发生，一到结尾又是天道轮回，所有预想和期望都湮灭在无尽唏嘘当中。

When morning comes，And nothing’s changed，And the word outside，Plays the same old game.

一、【塑造人物最直接的方法 就要去观察生活】看过本剧的观众应该都知道，《火线》的故事是围绕警察和毒贩这两个机构组织展开,并对巴尔的摩的政治文化和犯罪文化。

为了让观众对这两种文化有最深层,火线提供了大量的观察样本,这些样本就是一个个让人过目不忘的角色,作为一部角色驱动剧情发展的聚集,火线塑造人物的方法，是先预设命题和环境,再来描绘这个命题和环境之中的众生相比如贯穿整个五季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什么是好警察？

”这个命题之上，《火线》的编剧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作风迥异的警察 ，他们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标准答案，而是通过这些角色让我们看到了巴尔地摩警察系统的全貌。

二、【好警察&坏警察】本文，我想来以本剧中最特殊的一个人物——女警Kima为一样本,分析火线在塑造人物时的独特手法以及它与其他影视剧区别。

在现实中,评价一个警察是否为好警察的标准，其实并不复杂，总结起来无非是八个字“遵纪守法 爱岗敬业”但是在火线中，作为群戏主角的专案小组，似乎没人能被严格意义上符合这个标准；他们或是有渎职行为,或是有严重的道德瑕疵和性格缺陷比如jimmy和Freaman,这两位的业务能力在所有人之上，被称为“天生的警察”；但他们对正义这两个字的定义近乎偏执,至于不惜以违反法律为代价去追求一个结果；相比之下，Kima是最接近“好警察”这个标准的,作为女警Kima,编剧并没有把她塑造成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强人形象,也没有给她施加爽剧的主角光环,恰恰相反:kina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能在一个男性占绝,地位的工作赢得一席之地，靠的是他对周围环境的清醒认知,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三、【现实世界，女警被环境同化率有多高】首先，我们先来看看kima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大环境。

（见下图）

上图剧情可以看出，Kiam的同事以及她的敌人对她的描述都用到了侮辱性最强的词汇,歧视女性和同性恋在巴尔的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是kima所处的一般环境如，在第1季11集开场kima在一次卧底行动中险些丧命,对于在医院焦急等待的Kima的伴侣,警察高层的态度再次说明了这个问题。

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起码也有着非常清晰的认。

那么kima是如何应对这些歧视与偏见？

1.第一季第三集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这场戏中警察对平方房区的毒贩展开突袭,一名老警察被毒贩Bodie揍了一拳,kima看到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冲上去，和其他警察一起殴打Bodie，kima和这位被袭击的警察没有任何私交，那只是一个等着退休的“老油条”，她其实是在刻意展示她身上被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认为那是独属于男性的“男性化姿态”➽“暴打他人”；（见下图）

就像在狼群长大的人类，用四肢行走和嚎叫，来证明自己是一匹狼，kima用暴力来证明自己是一名警察,这样她的男同事会最大程度忽略她的性别。

更多类似情况➽ 2.在看到在同事枪支走火时，她的反应比任何一个淡定就是 （见下图）

3.在审问脱衣舞女时，她的姿态不自觉的和男性一样充满了偏见与其实（见图）

最具讽刺性的一幕，是她在执行卧底任务时不得不打扮成这个样子。

（见下图）

这里有一个细节，kima在这个装扮下是没有办法穿防弹衣的，但包括她自己，没有人质疑这一点；当所有人都习惯了她平时的中性装扮和形式作风，对他女性化的装扮只有调侃，这也为她之后的卧底行动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四、【私人生活与工作矛盾中取舍】kima的“男性化特征”不仅体现在工作中，也贯穿了她的私人生活在第一季中,我们看到kima的私人空间和工作环境完全是两个世界:她的伴侣Chery在电视台工作,朋友开画廊的，朋友们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圈子，和kima每天工作中面对的社会阶层格格不入,但这个时候kima还活得很自在，因为在单纯的二人世界里，她并不需要承担太多责任但是从第二季开始，Chery通过人工受精怀孕打破了这种平衡,对这个孩子kima并没有表现出母性，而更多是困惑和缺乏耐心；

关于kima和Chery的矛盾，《火线》在编剧层面做的最高级的一点,就是没有把这个矛盾局限在这对同性伴侣之间➽而是扩大到警察这个职业普遍存在的道德；第二季第十集，有一段kima与单身母亲Beadie谈论关于如何权衡工作和家庭；

听完对方回答，kima的这个表情其实告诉观众,她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在工作与家庭之间,选择了前者。

她开始买醉。

甚至像Jimmy学习出轨技巧。

（见下图）

最终，和Chery分手；Kima的辩解并且在道德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不管她多么热爱自己的职业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就是她对爱人连最基本的忠诚都做不到。

哪怕是她后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为Chery照看孩子,原因也是在办案过程中看到受害者的孩子,被动想起有个孩子。

而当他无法组装为孩子买了宜家家具，她的“不居家特征”又暴露无疑,她根本不具备当一个家长的资格；（见下图）

这种逃避家庭责任的情况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影视剧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发生在男性或者异性恋之间, 当然，女性也出现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存在。

其他人也不例外,比如Jimmy、Bunk、甚至Daniels。

他们私生活是相当混乱和没有原则的,而kima当她拥有很强的同性恋属性时，她的私生活是比较单纯,就是而一旦她的性别和性取向特征被所处的环境（➽警察周围）同化下，她在不自觉中,已经变成了女版Jimmy；（如下图）

五、【从备受偏见到被同行认可的身份】从第四季开始，还是单身的kima又回到了一个纯粹的警察身份；她被调到了凶杀科,一开始她像一个刚上任的菜鸟，被同事笑话；（图）

被教育要服从领导安排（图）

但很快她就一个人轻轻松松破了一桩命案（图）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从第一季，已经有很多细节都表现出,kima绝对是是这个剧集中最优秀的警察之一;比如几次逮捕戏他表现出的责任心就明显高于其他人；比如办公室她是最认真做报告的那一个；她是警督Daniel最信任的手下；

专案组在监听与监视行动中取得重大进展是靠kim的线人Bubbles；她在卧底行动中身负重伤，是警察高层动用所有资源打击毒贩的直接原因；她坚守职业底线不作伪证，被Bunk称作真正的警察➽而这一点，也是第五季最后，她向上级举报Jimmy违规办案的原因；（见图）

写到这里，回到开头，所有的这些细节都直接可以回答本期节目一开始的问题➽“什么是好警察？

”kima无疑就是一位真正的好警察；但因为这个系统普遍存在的偏见与歧视，她不得不把自己的性别特征和道德水平,降低到这个世界寻常认知的平均线上，这让她成为了一个【悲剧式的反英雄】；六、【关于线性发展与人物弧光的讨论】我们在大多数影视剧中看到的人物,按照线性发展的：>人物弧光< 去塑造的好人之所以是好人，坏人之所以是坏人，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前后因果关系。

这种线性塑造角色的方式，优势是易于制造通俗的戏剧冲突,可是对于正因为剧情发展和人物变化同步，若人物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动机不合理,剧情的发展同样会不合理；这种方式，写好了，就是正面例子《绝命毒师》,从头到尾的爽剧模式，因为老白从中年loser到毒枭的人物弧光，建立地非常合理。

而反面例子就太多（如冰与火）、还有我曾经最喜欢的《越狱》；几乎所有烂尾的剧集都是因为有几个烂尾的角色和不知所云的剧情； 综上，《火线》无论是叙事还是角色塑造，都不是线性结构，创作者并不负责为观众提供娱乐和发泄情绪的对象，而是把他们想要表达的主题，拆解成无数的细节,平等的附着于每一个角色身上；就像Bunk对kima所说:“你需要一双温柔的眼睛才可以看到整个森林。

”这种编剧手法，不会让观众得到任何快感,恰恰相反,当我们通过某一个角色看清了《火线》的全貌,更加觉得个体的渺小和无力,这种无力感不仅来自于对《火线》每一个角色的共情,更来自于现实中我们自己所处的那个——“既看不清全貌，也没有人敢探索的巨大胜利。

”尾声：和一般无脑爽剧最大的区别在于，这部电视剧没有小角色， 只有不同人物和不同出场顺序和次数，也他们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一部令人惊叹很久、不烂尾的优秀作品；文章写道最后，我认真地对自己说：“只要我活得够久，我就每年磕一次《火线》。

”

The Charm City本不值得，可他们依然爱着它。

McNulty naughty了大半季，他是群戏里地位特殊的那一个。

警察工作成就了他也毁了他。

他好不容易决定好好爱自己，可立马又被Baltimore勾走了魂魄。

最后以他的凝视收尾的众生相，道尽了每一个人的来过、爱过。

（Dominic West, AG, Saoirse Ronan...我感觉自己已经有某种Irishdar了）Lester Freamon一稳到底，活得潇洒。

一个小木雕赚200块，还去管局子里的那些破事干嘛。

Daniels和Pearlman神仙眷侣，不愿沉沦，那就远走高飞吧。

这一季突然get到了Jay。

这人蛮搞笑的，一边把老婆孩子的照片贴在墙上，一边每天上班看不可描述的杂志。

他和McNulty、Lester这种显然不一样，但是他对上面听从却不奉承，对下面挖苦打压却也真心尊重。

他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得很合适，也很舒服，这也是一种境界啊。

大导演McCarthy演了一个dick哈哈，Scott是怎么能脸皮那么厚，明知自己造谣，和人吵却一点不心虚？

不过和Clay Davis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的形象很有代表性，总有这么一类人，明明能力有限，却常常自命不凡。

好像周围的一切都配不上自己，在哪儿都觉得受了委屈。

本季最喜欢的角色是Gus。

他明明长得不好看，还胖，还秃，但我就是很喜欢他崇拜他。

这样的男人真的很适合结婚啊。

他周全、大度，犀利、敏感，他爱自己的工作，爱太阳报，爱Baltimore。

最后从编辑做回小记者（是这样吧？

），他也依然自由快乐。

Carcetti，良心未泯，却也对eat shit一事越来越适应。

他可是真能说啊！

AG背台词应该挺辛苦的吧。

Norman是个特别好玩的角色。

帮Carcetti成功上位，却不投票给他，会欣赏地注视着演讲的Carcetti，却也在McNulty那场闹剧曝光之时毫不掩饰地嘲笑他。

他和Gus真像啊！

Carcetti的演讲稿子都是他给写的吧？

Nerese和Clay Davis给人的观感极差。

人来人往，潮起潮落，“只有Clay Davis的一句shieeeeeeet长流。

”现在我们看到Carcetti还会跑去和Clovin握个手，道个歉，就觉得他比这俩人还强一点儿。

可等他在州政府待几年，一定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本季两大心碎时刻：Clay Davis高举胜利的双手走出检察院，McNulty被警局的同事勒索。

善良的Randy为了活下去，变成了孤儿院的bully，Michael成为了下一个Omar，Dukie放弃了自己的好脑子，他会是下一个Bubbles，还是Sherrod? Namond在Mr. C的照料下胖...胖了一圈，you lucky boy。

Marlo是个我一直get不到的角色。

最后，我的傻小子Prez, Mr. P, 这一季变成了大胡子（老油子）Prezbo。

他的老丈人最后竟然当上了局长，一时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

最后的最后，私心附上最终集一组快剪的Baltimore City。

这个剧评是我2012年写的，有1700多读者，100多评论，最近就这么无缘无故的从首页不见了。

豆瓣跟我的帖子有严重利益冲突？？

如果还是有人删掉我的帖子，我就注销账户，发到别的网去，顺便给豆瓣做广告。

以下是原帖。

提示: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昨天晚上看完了The Wire 第五季, 彻底服气了。

什么叫神作，这就是神作。

　　　　 我挺喜欢看电影的，IMDB 250 里的我基本全看过了， 不在IMDB250里的乱七八糟也看了好几百部。

我看完没看完的英文连续剧大概有50部上下,算来看过的片子也不少了，至今认真写过两个剧评，一个是 电影 The Cinderella Man, 中文叫铁拳男人， 这片子纯从电影角度看不算顶尖，但是着片子完美诠释了啥叫男人，实在打动我。

还有就是这部 The Wire,比较喜欢另外一个翻译：窃听风云。

这部片子在IMDB 排第二，在我个人排名第一。

套用别的剧评里的话，再过10年，就算别的经典作品，比如24小时这类的作品，都被人遗忘的时候，The Wire 仍将熠熠闪光。

The Wire, 可以称得上“伟大”。

　　　　 一定有人会有疑问,这么牛逼的作品为什么没拿什么大奖,播放时收视率也不是最高? 因为这部作品不纯粹是以娱乐为目的电视剧。

我非常同意当年 Chicago Sun-Times 对这部作品的评价：“这是一部最有野心的电视剧，但是受制于剧情的复杂性和情节的缓慢展开。

”这部作品真的够复杂，出场人物众多，片子里满是连英语地区观众都不懂的俚语黑话，主题涉及广泛。

单单想看破案剧的观众不能忍，单单想看黑帮片的观众也不能忍，单单想看律师片的观众不能忍，单单想看友情亲情剧的观众也不能忍，单单想看政治阴谋，校园暴力的观众也不能忍。

只有一种观众忍了，看完了，高潮了，这种观众就是最有野心的那部分观众：嘿，老子还真不服，我倒想看看你编剧把这么多东西够揉巴在一起能整出个什么幺蛾子？

于是， 最有野心的观众被最有野心的电视剧折服了。

别人服不服我不管，我彻底服了。

　　　　 说说这部片子的题材。

这部片子的内容大约可以用以下关键词概括：毒品、黑帮、警匪、政治、阴谋、法律、教育、就业、媒体、工人阶级……靠， 连工人阶级都弄出来了，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啊？

你很难想象把这么多内容凑在一起，还要把几十个人物，发生的大小故事全部理清楚，是不是一件可能的事情。

但是编剧和制作人，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来讲这个故事：他们想描绘的是城市，Baltimore,当代美国众多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

时代杂志评此剧： "no other TV show has ever loved a city so well, damned it so passionately, or sung it so searingly（没有其他任何一部电视剧象本剧一样如此的深爱一个城市，如此激情的批斗一个城市，如此热情的歌唱一个城市）。

　　　　 本作的编剧是Baltimore Sun 的前记者，干了12年的市政记者工作，整天就跟这些教育问题、就业问题、政治、凶杀、毒品打交道。

人家用了十二年的积累憋出来一个剧本，你可以感受得到里面的含金量。

每一句对白都那么精辟，那么真实，每一个角色都栩栩如生。

说到这里得说一下国内的电影，国内的电影制作现在不差钱，摄影、特效，演员也不差，但是那个剧本真的让人吐血，把观众都当傻B呢？

　　 本剧没有主角，对我而言全都是主角儿。

任何一个角色，都可以拿出去单独拍一个电影讲它的故事。

下面对我喜欢的角色做一个短评。

　　　　 　　　　Omar Little: 够胆，够酷，够狠，有情有义，江湖豪侠， Indeed ! (我买了两件Omar 的T恤，有一件是Omar’ coming, YO. 酷毙了) 　　　　 　　　　Bubbles: Bub’s depot 那小推车太有型，是反抗毒品、反抗自我沉沦最好的象征。

有剧评说Bubbles 自杀了， 我擦，人家明明最后活的好好的。

　　　　 　　　　Snoop: 邪魔小女魔头，杀人不眨眼，说话超级吊。

临死之前很镇静的对着汽车后视镜疏了疏自己的小辫，问杀手：姐的发型咋样？

那一刻，哥真被你迷住了…… 　　　　 　　　　Jimmy McNulty: 私生活混乱的破案专家，我行我素，从来不服上级管教，敢于打破常规达成非凡的目标。

他和乔布斯本质上是一种人，推动世界前进的那种。

人家Beadie 挺好的，以后就不要乱睡觉了，……估计不太可能。

　　　　 　　　　Bunk: 真正的凶杀组警察，找朋友就得找这样的。

那肉肉的黑脸越看越可爱。

　　　　 　　　　Avon Barksdale：他不要当生意人，不想统治整个城市，只想要他的Corner. 江湖大哥。

哥混的就是名气，义气 ，当大哥就得是带兄弟，占地盘，谁不服就打他到服。

Marlo, F you. 　　　　 　　　　Russell 'Stringer' Bell： 真让这哥们甩着膀子干下去，真有可能一统江湖，只可惜他太超前了，太心急了，心太黑了。

　　　　 　　　　Jay Landsman：这哥们就是极品啊。

看见他手里卷着黄色杂志,色迷迷的，圆咕隆冬的滚过来，凶杀组警察们每次都心里暗骂：F, 麻烦又来了。

骂归骂，上级喜欢他，下级也爱戴他，就算换十个警察局长，他依旧还是凶杀组的组长。

　　　　 　　　　 Frank Sobotka : 不惜以身试法，想以一己之力挽救前途渺茫的港口业，尽力维护照顾每一个生活困难的工友。

倾尽全力，努力了，失败了，他永远活在港口人民心中。

骂完编剧接着看下一季。

　　　　 　　　　Marlo: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Marlo！

My name , My Crown!!，一拳把街角拿枪的小喽啰干倒，满意的笑了。

会咬人的狗不叫，Marlo不吭声， 只咬人，嗜血的街头之王。

　　　　 　　　　Cedric Daniels: 知进退，更可贵的是知道坚守底线，做大事的人。

有他当警察局长，乃人民之福。

可惜君子斗不过小人啊，古今如此，我擦。

　　　　 　　　　Herc：典型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玩弄点小聪明，爱贪点小便宜，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Lester Freamon：神探是怎么炼成的？

如果你被冷落了13年零4个月，还一直想着怎么破案，你多半也可以成为神探。

　　　　 　　　　Bodie：模范小弟。

找50个Bodie帮你守街角，你就无敌了。

　　　　 　　　　Kima' Greggs: 模范女侦探。

找20个Kima 去破案，你就无敌了。

　　　　 　　　　Clay: 完美诠释了啥叫：Shiiiiiiiiiiiiiiiiiii t ! 　　　　 　　　　'Bunny' Colvin： 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领导，敢于顶住压力和风险进行改革，独自承担失败责任。

哥，让我跟着你干行不？

　　　　 　　　　Carcetti ：我相信Carcetti 是真想为人民做点实事，但是政客嘛，注定要用妥协来换取利益的，有时候只能让自己的良好愿望妥协了。

　　 　　最近在重看所有季，补充几个角色的短评。

　　 　　 Prop Joe: I got a proposition for you". 讲文明，有大局观的黑帮好主席。

越看到后面几季越顺眼。

　　 　　 Chris : 这哥们真乃煞星是也，看他那一身黑漆漆不合身的长衫，谁晚上见到他都得到废弃屋躺下。

　　 　　 Michael: 少年版Omar。

送弟弟分别那段，真让人伤心。

泪抹完，枪上膛，Michael 的时代到了。

　　 　　 Slim : 忠心耿耿，老大咋说咋干，不打折扣的兄弟，靠得住。

　　 　　 Ervin Burrell： 就一个见风使舵奉上欺下的烂人，无耻无原则。

　　 　　 Randy: 这小子笑起来太灿烂了，给第四季添彩了。

HBO的剧本果然了得，以前看《罗马》也算领教过了。

这次又跟着HBO走遍巴尔的摩的街头巷尾，码头报社，法院警局，着实深刻体会了一下异域真实的社会生态。

谁对谁错？

孰优孰劣？

做头目的avon只被判了七年，杀人如杀鸡的marlo更在被司法体系默许下逍遥快活，更别提作为巴市毒品供应者的希腊人,反观做小弟的bodie、snoop、littleman却横尸街头，way-bee、chris终生监禁；溜须拍马，阿虞奉承的burrel、rawls在警界扶摇直上，踏实干练的bunk却只能本分地做一个普通的警探、精于侦破的freeman被迫离职、坚持主见的daniels更是不的不托辞离开自己还没坐稳的警察局长的位置。

这世界公平吗？

其实当一个社会生态固定时，社会生态所能给社会中的个体提供的位置也就固定了，不同的个体能做的只是根据自身的条件为自己理想中的位置奋斗。

burrel、rawls想的局长，为此溜须拍马，甚至不惜篡改犯罪数据来讨好市长，加之本就混迹境界多年，最终得偿所愿；tommy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于是四处积攒政治资本，在加上自己的如簧巧舌和讨人喜欢的脸蛋，最终成为州长；marlo一心做大，于是四处打击竞争对手并主动和希腊人示好，一时独大；scott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惜编造事实捏造新闻，最终得偿所愿。

而咱们的mcnulty、freeman、daniels、gus却是系统中的异类，他们重视事实，讲究原则，却不知道给自己在社会生态中找一个最好的归宿，最终却都不甚如意。

这世界很公平。

整部剧完结了。

我想几十年后我起码应该还能想起议员Clayton Davis那夸张的发音“shit”“shameful shit”和嘴脸，甚至原本令人讨厌的角色也因为对这部剧的喜爱而变得可爱。

他明目张胆地拉帮结派地贪腐一直从第一季坚持到了第五季，而在第四季被市检察院调查，第五季他被起诉，当大家都觉得他完蛋了，观众等着看好戏，他的对手弹冠相庆，而他的队友劝他接受事实，低调应对的时候，他反手给了美国司法制度一个响亮的耳光，不仅被无罪释放，还在民众面前大放厥词、深得民心。

要说整部剧中，哪个角色是大家公认讨厌的，应该就是这个Clayton吧，偏偏是这样的角色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报应，而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尽管如议会主席所说，即便他被判有罪，不过入狱2年，出来照样可以得到党团的支持，有事情做，有钱赚。

同样，还有那个专为毒贩服务的律师Maurice Levy，最终逍遥法外，没有因为洗钱、行贿被抓，反而是因此大赚一笔。

还有Marol结局不过是金盆洗手，最后还赚了毒贩1000万的信息费。

还有那个靠编造新闻上位的记者Scott最终赢得了普利策奖。

反而是Daniel坚持原则，不得已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辞职当了律师。

Lester坚持调查到最后，却没有能够伸张正义，反而差点身陷囹圄。

这部剧似乎就是要用这样的结局告诉我们这就是现实。

起码他们是用这种手法、这种结局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现实，感觉这部剧真实。

而这部剧，我觉得也就好看在这种调调上。

在现实感和刺激感两者中找平衡是很难的。

刺激的观剧体验，能很轻易地吸引观众，但这样的手法只能吸引观众，很难赢得他们的认可，因为太低级了。

往往是打发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以后，或是肾上腺素飙升，或是笑的前仰后合，然后光记得这部片讲了什么，却不得它要讲什么。

而太写实的手法并不是缺少刺激点，而是吸引人的东西布置得太稀疏不够密集，让人看起来很容易分神，觉得枯燥乏味，看不下去。

而如果把一些不怎么刺激好看的东西都删减掉，就又会导致叙事不清，因果不明，于是又变得不可信。

而看《wire》我就一直觉得明明有点慢节奏，明明有点枯燥的剧情，怎么偏偏就会让我一集集迫不及待地看下去呢？

我想是因为里面的每一条线索都描写的足够细致深入，所以各线交错推进的时候，即便是有些线索推进比较慢的，拎起另外一条线索就又可以把观众的胃口吊起。

大的线索，从第一季开始，就有案件侦办之外的整个专案组的蜕变和警察局与法官之间、案件本身与警局、局长声誉之间的博弈，而第二季的辅线是码头、码头工人、公会、Frank一家的兴衰和转变，第三季是政治、街头贩毒自由区实验，第四季是街头少年的教育，第五季更是多线并进，政治、新闻、教育、司法等等。

而剧中的各个人物，可以说叫得出名字的几乎都有他们的故事。

Orma，悲情英雄，他的故事模式被好莱坞演绎了无数次。

也是比较神奇的存在，有点像是中国式的侠客。

Bubbles，彷徨、犹豫，想要改过自新，却又缺乏勇气。

想要帮助别人，又是勇气不足。

一直活在矛盾中，一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而更多时候觉得自己是个烂人，但最终回头是岸，终于回到姐妹家的餐桌前。

Marol，一个24岁就成为街头毒帮领袖的小伙子，他的两个心狠手辣的手下为他一路清除障碍。

而他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要干什么。

年纪轻轻赚足了钱，有了资本，而当我们都觉的他要丧命街头的时候，他却露了一手。

Micheal，本来以为会成为Marol的接班人，却成为了另一个Orma。

他睿智、坚毅，他拒绝Marol施舍的钱，去练拳，为朋友抱不平。

但最终兜兜转转，却还是加入了Marol的团伙。

Duquan，一个底层少年，在接受Prezbo的帮助后焕然一新，而且展现了一定的学习天赋。

本来以为他会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有一个好的前程，起码会脱离街头脱离社会底层。

可他仍旧是放弃了上学的机会，流落街头，最终混迹于以收废品为名的小偷中间，开始吸毒。

最后，还骗了唯一对他有好感的Prezbo250美元。

而在段情节中，Prezbo尽管只是出现了短短的几分钟，但是他完全演绎出了这种明知道自己以前的学生是骗他的钱，还是选择把钱给他时的那种矛盾的感觉。

看着褴褛的Duquan居然借口要去报名参加考试，想向他多借50美元。

先不说在露宿街头，衣食无着的，已经在街头混迹了那么久的黑人孩子怎么会下定决心去参加考试获取工作机会，光是这个考试在Prezbo的理解中还在读高中的年龄的Duquan是没有资格报名的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令他否定他说的是真话了。

Prezbo不忍心拒绝，他继续试探：或许我可以带你过去，如果真的可以报名，我可以开张支票给他。

但是迫不及待想要拿到钱的Duquan没有耐心陪他走一趟，居然说在学校门口等了他半天的自己今天有事，没空去报名。

尽管已经基本确定了Duquan是在骗他，但Prezbo还是没有忍心戳穿他或者拒绝他，而是抱着最后一丝丝可以挽回Duquan的希望对他说：“钱我不在乎，但过几天我会去报名处看看，如果你报名了，那么我会为你高兴，我们还是朋友。

如果没有，那么我想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样的滥好人，相信谁都当过，可能在事后也会懊悔于自己的决定，即便不是为了钱，也会觉得自己软弱，不会拒绝，甚至感到自己被愚弄了而生自己的气。

偏偏，这种对善良0.001%的期望，还是放不下。

类似这样的情节很多，正是这样深入的刻画，让剧中的人物，整个故事，整个巴尔的摩城市都变得具体而真实。

McNulty站在公路上，望向城市，画面从法官办公室、Micheal打劫轮胎店、吸毒的Duquan、调查现场的Kima和Bunk扫过，似乎意味巴尔的摩街头的一切又进入了一个循环。

看完《The wire》一部剧，感觉不只是听作者讲了一个故事，而是它陪你走过了一段人生。

本文译自《危险地做梦之年》，Verso，2012，第八章，“《火线》，或者，在非事件性的时代应该做些什么”。

齐泽克所说正是我们所感所想却说不出来的话，借此译文表达。

译文含视频版本由微信公号BothAreWorse分四部分首发，经授权将文字版转发在此。

12岁的儿子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要去听David Guetta的音乐会。

我问他：“谁是David Guetta？

”他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个白痴一样，回复道：“谁是莫扎特？

Google一下莫扎特，有500万个词条；google一下Guetta，有2000万个！

”我还真去google了一下Guetta，发现他就像是一个当代艺术策展人：他不仅仅是个DJ，更是一个“有主动精神”的DJ；他不仅仅索要音乐，更混合、乃至谱写自己所播放的音乐。

这就如同那些不仅仅为了展览而收集艺术品、更常常直接委托艺术家照自己的要求制作艺术品的策展人一样。

对于David Simon【译注：The Wire的制作人】而言，情况同样如此。

这位“策展人”与许多导演和编剧（包括Agnieszka Holland【译注：波兰著名导演】）合作完成了The Wire。

这种做法并非仅仅出于商业考虑。

这样的合作更是代表了一种刚刚萌芽的新的集体创作形式。

仿佛近来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从电影转移到了电视剧上，尽管后者仍然在找寻自己的形式。

事实上，The Wire的内在格式塔并不是电视剧式的——Simon本人就曾将The Wire称为一部长达66小时的电影。

此外，The Wire还不仅仅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它比这更进一步：现实生活中的律师、吸毒者、警察等等演的就是自己，就连有些角色的名字都是取自真实人物（“Stringer Bell”这个名字就取自两名现实中的巴尔的摩毒枭，Stringer Reed和Roland Bell）。

于是，The Wire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城市的集体自我再现，就如同希腊城邦在希腊悲剧里集体排演自己的经历一样。

巴尔的摩的集体自我再现：演员Snoop=角色Snoop。

如果说The Wire是现实主义电视剧的范例，那么，更应该称其为主观现实主义，而不是客观现实主义（即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某个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由经过明确界定的、现实中的某块社会整体来排演的电影。

有一段关键的场景表明了这一点，这段场景的意图正是在于展现本剧与原生态现实主义的不同，这就是第一季第四集中著名的“all-fuck”调查段落。

六个月前，在一间公寓里曾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此时，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在一位管家的默默注视下，警探Jimmy McNulty和Bunk Moreland正试图还原当时的经过。

在整个调查段落中，他们只说了一个单词：“fuck”（或是其变体）。

他们一连说了38次“fuck”，语气各异，意思也各不相同：有时是无聊到不耐烦，有时是兴高采烈，有时是对谋杀之残忍感到痛苦和震惊，有时是对意外的发现感到心满意足，高潮则是“fuckin’ fuck”这一反身二连击。

想象一下，同样一段场景，但把每个“fuck”换成更“正常”的短语（例如“又一张照片！

”、“哦，真痛苦！

”、“我找到了！

”，等等），会是怎样。

这段场景有几重功效：1.打破禁忌，使用禁词；2.诱惑观众（在看了好几个小时的“严肃戏”后，这一场景是特意用来让普通观众爱上The Wire的）；3.作为纯粹的“阴茎笑话”，显示本剧与“标准的”社会现实主义电视剧的不同之处。

回到那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谈论的究竟是哪种现实主义？

让我们从剧名说起。

“Wire”有多重含义（走钢丝，或者当然咯，戴着窃听器），但据Simon表示，剧名里的wire主要指的是“位于两个美国之间的、几乎只存在于想象中、但不容侵犯的界线”，也就是说，做着美国梦的人和被抛在后头的人之间的界线。

因此，The Wire的主题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Real（实在）及其文化后果。

正如詹明信所言：“两种文化在地理上绝对接近，但毫无接触，毫无互动，甚至压根不知道对方：就如同哈勒姆区和曼哈顿其他地区一样，就如同西岸和那些曾属于西岸、现在也只在数里之外的以色列城市一样。

”两种文化与Real产生关联的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前者与Real的关联是吸毒与上瘾这些恐怖场景；后者则是通过经精心筛选的reality（现实）与Real产生关联。

（注释1）我们甚至能够想象，未来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富人成为了生物学上的新种族，免于疾病困扰，基因干预和克隆技术令其如虎添翼；与此同时，此类技术则被用于控制穷人。

（注释2）Simon很清楚如此彻底的分裂是在何种具体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我们假装在向毒品开战，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残酷地对待城市下等阶级，使他们变得不像人——我们不再需要这个阶级来提供劳动力了……The Wire讲述的不是关于美国的故事，而是关于被抛在后头的那个美国的故事……如今，毒品战争成了针对下等阶级的战争。

就是这样。

它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此。

Simon宿命论般的世界观，正是基于这幅悲凉的景象：“The Wire是一出希腊悲剧，在这出悲剧中，后现代的各种机构相当于奥林匹斯诸神：警察局、毒品经济、政治机构、学校体系，或是宏观经济力量——它们在释放闪电，没什么理由就给了人们沉重一击。

”过去几年间，我们似乎的确见证了一种新形式的拟人化现象的兴起：说话的那个东西，就是市场本身；当提及它时，就仿佛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可以作出反应、给出警告、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等等，甚至能够像古代的异教诸神那样要求人们牺牲。

以近来的几则媒体报道为例：“当政府宣布了旨在消除赤字的措施之后，市场反应谨慎。

”“道琼斯近来的下跌……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警告：市场不会这么轻易就感到满足，更多的牺牲是必须的。

”（注释3）这些“奥林匹斯诸神”的确切身份似乎是模糊不清的：它们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消失），还是各个国家机构？

有些评论人士甚至提出，要将The Wire当作对官僚式异化与无效率的自由派批判。

的确，国家官僚体系的基本功能之一（同时也是一项被常常加以描述的功能），是再生产自身，而不是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甚至于为了给自己的存在正名，还去制造出问题。

回想一下Terry Gilliam的《巴西》一片中的著名场景：主角家的电力供应出了问题，他秘密地邀请一位非法电工（由德尼罗客串）上门维修，后者的罪行就只在于修好了故障。

对于官僚体系的最大威胁，反对其秩序的最大胆阴谋，正是来自于那些真的试图解决官僚体系本应解决的问题的人（例如McNulty那一组警探，他们真的想端掉贩毒团伙）。

然而，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情况不也是一样吗？

资本主义的最终推动力同样不是满足现有的需求，而是不断地创造出新需求，以便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很早就将市场那专断而匿名的权势比作了现代版本的“命运之神”。

因此，一篇探讨The Wire的文章题为“巴尔的摩的希腊诸神”，真是恰如其分：近来好莱坞拍了一系列大片，古代的神或半神（Percy Jackson里的Perseus，Thor里的Thor）发现自己陷在了一个困惑不已的美国青少年的身体里；The Wire难道不就是这些大片的现实主义版本吗？

在The Wire里面，这种神圣的在场是如何被感受到的？

【译注：后文里齐泽克再度谈到了The Wire对这一抽象力量的呈现是不足的。

为了防止遗忘我就把这个注写在这里了。

总体来看是这样。

不过我想提一下的是，第三季开头那片公房区高楼爆破后，一阵妖风挟着尘埃席卷了现场的所有人——政客、毒贩、普通居民——这可不可以被理解为是再现/表现了这种抽象力量？

】在讲述“命运之神是如何影响个体并打败他们的”这一故事时，The Wire系统性地一步步展开，每一季都更进一步，考察得更加深入：第一季呈现了毒贩与警察这一对冲突；第二季后撤一步，考察了其根本原因：工人阶级的解体；第三季讲述了警察局内和政治上的解决策略，及其失败；第四季表明了为何（对黑人工人阶级青年）的教育同样不足以解决问题；最后，第五季关注的是媒体的作用：为何公众无法充分了解问题的真相。

正如詹明信所指出的：The Wire的基本手法是，不仅仅局限于表现残酷的现实，而是将各种乌托邦之梦也呈现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表明这些梦也构成了现实本身。

以下举一些例子：第二季中，Frank Sobotka用毒品交易赚来的钱来建立人脉关系，为了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重建巴尔的摩港，令其重焕生机。

“他了解历史；他也明白，除非港口复兴，否则工人运动以及围绕着工人运动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都将无法继续存活。

这就是他的乌托邦目标；即使‘乌托邦’一词指代的是‘不切实际’和‘不可能实现’等意思，他的目标都仍然算得上是‘乌托邦’——历史从来不会以这种方式倒转。

事实上，这一幻梦最终摧毁了他和他的家庭。

”同样在第二季中，D’Angelo对毒品交易变得越来越心存疑虑。

当无辜的证人William Gant被杀后，D’Angelo震惊了，认为是他的叔叔Avon下的命令，要对Gant出庭作证实施报复。

McNulty和Bunk将D’Angelo带到警察局问话，McNulty和Bunk诱使他给Gant的家人写一封道歉信（两位警探展现出了拉尔斯·冯特里尔【译注：拍《狗镇》的丹麦导演】式高超的操纵技巧，从警察的办公桌上拿来了一张两个男孩的照片，骗D’Angelo说这两个男孩是Gant的儿子，现在成了孤儿）。

在D’Angelo写下能证明他犯了罪的话之前，贩毒团伙的律师Levy赶到并阻止了他，D’Angelo随后被释放了。

后来，当再一次被捕后，D’Angelo决定为检方作证，检举他叔叔的贩毒组织。

然而，他妈妈在探望他时用“对家族的责任”说服了他，他也退出了与检方的交易。

拒绝合作的他被判处了20年徒刑。

说服D’Angelo不要作证的这位母亲，所动用的不正是家庭这一乌托邦吗？

第三季中，Colvin少校未告知上级，便进行了一场新颖的试验：他事实上将西巴尔的摩的毒品交易合法化了，划定了一小块名为“汉姆斯特丹”的类似阿姆斯特丹的地带，街角毒贩被允许在这里做生意。

通过将反正也无法阻止的毒品交易限定在一定区域内，Colvin消除了那些会导致谋杀率上升的日复一日的地盘争夺战，极大地改善了多数地方的生活质量。

原本惊恐的街区恢复了安宁，他手下的巡警不必再开着警车无休止地追捕街角的贩毒小子，终于可以开始进行真正的警务工作了：巡视自己负责的街区，去了解自己服务的那些民众。

（现实原型并非阿姆斯特丹，而是苏黎世。

1980年代时，苏黎世火车站后方的一个公园被划为“自由区”。

十多年前，巴尔的摩也进行过类似的试验。

）同样在第三季，友谊本身也被展现为一种乌托邦。

Avon和Stringer相互背叛。

就在Stringer被杀的前一天晚上，两人在Avon的海景公寓阳台上最后一次共饮，追忆过去的时光。

两人表现得就仿佛他们昔日的友谊依旧完好无损一般，但事实上他们均背叛了彼此。

这样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假装或虚伪，而是真诚地希望事情如果还是这样该多好！

正如John le Carré在A Perfect Spy中所言：只有爱过，才可能背叛呀！

在关注教育的第四季中，乌托邦元素是Pryzbylewski用电脑进行教学的试验，以及他对州和联邦强加的教学评估体系的拒绝。

【译注：我觉得当然还应该包括（同样转了行的）Colvin与那位“研究彼此的研究成果”的社会学教授共同进行的试验。

】此外，Stringer Bell自己难道不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人物吗：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式罪犯，努力想把犯罪升华为正儿八经的生意？

暗含的微妙之处在于：如果说这些乌托邦也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正是这些乌托邦才使得世界得以运转下去，那么我们岂不是就超越了善与恶？

Simon在DVD评论音轨中的话就有此意味：“The Wire真的对善与恶没有兴趣；它感兴趣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

”詹明信同样过于匆忙地驳斥了“‘善与恶’这一过时的伦理两分法”：在别的地方我就反对过这种二元体系：尼采证明了这一体系不过是事后形成的对他者的印象（这一体系同样也试图制造他者）：我们以及和我们相似的人就是善；其他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就是恶。

尼采只不过是这类先知中最为惊人的一位。

然而，出于各种原因（也许这是一件好事），如今社会中的差异正在消失，于是，“恶”也在随之消失。

然而，这样的表述未免太轻率了。

如果我们认为将善与和我们类似之人等同起来（“爱你的邻居/敌人”这一命令又该怎么说？

）这一前现代（甚至是前基督教）的观念不再重要了，那么The Wire在伦理方面所关注的，不就正是伦理行动的问题吗？

也就是说：一个（相对）正直的个体，在当下这种状况下，能做些什么？

用巴迪欧的术语来说，这种状况（至少在The Wire拍摄时，也就是十年前）绝对是非事件性的：并未显现出任何激进解放运动的潜力。

【译注：“事件”（Event）是巴迪欧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简单说就是“真理”显现出来的那些断裂时刻；有四种独立的“真理过程”：政治、科学、艺术、爱；对“事件”的忠诚使得人成为“主体”】The Wire表现了许许多多“（相对）正直之人”在这种状况下的所作所为：McNulty、Colvin，以及Cedric Daniels（尽管他随时准备让步，但还是为自己设下了底线：拒绝在犯罪率数据上造假）。

关键在于，以这种方式或是那种方式，他们都不得不违反法律。

例如，回想一下在最后一季中McNulty是如何做手脚，从而充分利用这一事实的：大众文化中的反派就只剩下了硕果仅存的两类“恶”的代表。

这两类真正反社会的代表，一是连环杀手，一是恐怖分子（多数是出自宗教动机，因为种族因素与宗教因素是等同的；而像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世俗政治人物基本已经不再存在了）。

McNulty想要通过制造出存在一个逍遥法外的连环杀手的假象，令媒体对警察局产生关注，从而为Marlo Stanfield（在Avon倒台后的新大佬）的案子争取到足够的资金。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在犯罪现场做手脚，并且篡改罪案记录。

然而，在此基本的教训是，个体行动是不够的，需要更进一步，超越个体英雄，迈向集体行动。

而在当前的状况下，这样的集体行动看上去只能像是一件阴谋：孤身一人的私家侦探，或是全情投入的警察——这一类熟悉的情节可以追溯至浪漫主义英雄及反叛者（我想，应该始于弥尔顿笔下的撒旦）。

如今，在这个变得愈发社会化和集体化的历史空间里，正在逐渐变得清晰的是：真正的反叛和抵抗必须采取阴谋团体的形式，采取真正的集体形式……McNulty自己的反叛性（无视权威、酗酒、在性方面不忠，以及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遇到了一群人们通常不会考虑得到的同志和合谋：一名同性恋女警，一群聪明但不可靠的警察，一名有着黑历史的lieutenant——他预感到只有这个看上去对他不会有帮助的案子才会助他晋升，一名笨拙的裙带——后来才发现他其实对于数字有着惊人的天赋，司法界的各位协助者，以及最后，一位安安静静、不显山露水的定海神针。

这群人不正像是一个原初的共产主义阴谋小组，或是狄更斯小说或弗兰克·卡普拉电影里的一群怪人吗？

分配给他们的那个破旧的地下办公室，不正是用来秘密地策划阴谋的巢穴吗？

在此，切斯特顿的著名论断“法律本身就是最大和最有胆的阴谋”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确认。

这个“原初共产主义阴谋小组”进行秘密策划的巢穴。

这群怪人中来自对立一方的非正式成员，就是Omar Little。

将布莱希特《三毛钱歌剧》里的名言加以逆转，就成了Omar的格言：“与抢银行相比，开银行（作为一项合法的行动）又算得了什么呢。

”（注释4）Omar与2006年上映的电视剧Dexter的主角来自同一个谱系。

Dexter白天为迈阿密警察局做血迹分析，到了晚上就成了连环杀手。

他在三岁时失去了双亲，被迈阿密警察Harry Morgan收养。

发现小Dexter有着杀戮倾向后，为了避免他滥杀无辜，Harry开始教他行事准则：只能杀那些曾滥杀无辜且有可能再开杀戒的杀手。

和Dexter一样，在截然相反的表象之下，Omar其实也是一名完美的警察。

他的准则简单且实用：只杀那些能够下命令杀害他人的人。

然而，The Wire里这群怪人的核心人物还要数Lester Freamon。

詹明信的确有理由如此称赞Lester的才华：他的天才不仅仅在于巧妙地解决问题，更在于他善于解决建筑、物理，或是工程问题，并把侦探对神秘事件的痴迷部分地替换成这种方式。

换句话说，他的风格更接近于手工艺，而不是抽象推演。

事实上，当最初受邀加入这个特别调查小组时，Lester差不多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警察，将闲暇时光全部用来制作微缩版的古典家具（然后出售）。

这一情节隐喻了人类的及智性的生产力遭到浪费，被荒废在一些微不足道的活动上（对这个案件来说，这种“荒废”倒是幸运的）。

Lester正是“无用的知识”的最佳代表。

他是这个阴谋小组的大脑（而不是专家），因此能够有效地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那么，这个小组能做些什么？

他们同样也陷入了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中吗（在这一恶性循环里，他们的抵抗行为恰恰帮助了整个体系的再生产）？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希腊悲剧与The Wire所处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项重大差别。

正如Simon自己曾解释的：“太多电视剧都只是在提供一个宣泄的渠道，让角色最终取胜、实现救赎。

正因此，一部讲述各个后现代机构压倒个体、道德及正义的电视剧，看上去就有些与众不同了。

”在希腊悲剧宣泄式的高潮时刻，主角会与自己的真相遭遇，并在坠落中实现伟大与崇高。

而在The Wire中，命运这一大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的：体系（而不是生活）就那么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压根没有宣泄式的高潮。

（注释5）很容易就能察觉到悲剧从古代到此种当代形式的转变会导致什么结果：闭合型叙事和宣泄式高潮的缺席；狄更斯笔下的大善人这一类情节剧式的人物不可能出场；等等。

（注释6）这样的转变同样为电视剧这种形式正了名：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终局，不仅仅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揪出终极罪犯（当下的密谋背后，总有新的密谋），还因为法律体系的目的就是实现自我再生产。

The Wire的最后一个段落就揭示了这一洞见：McNulty从桥上注视着巴尔的摩港，随后出现的是一系列闪回，以及整座城市中日常生活的一瞥。

这个段落并非最终的收场，而是展现了反思式的疏离这一原初黑格尔式的绝对立场，即从直接介入中抽身而出：这里的意思是，我们的各种斗争、希望、挫败，都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生命循环”中的一环，这种“生命循环”的真正目的则是自我再生产，或者，就是这一循环本身。

马克思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他注意到，尽管从有限的主观立场来看，生产的目的是产品（即能够满足人们实际的或想象的需求的各种客体；换句话说，就是使用价值）；但从将整个体系作为一个总体这一绝对立场来看，满足个体需求只不过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器不断运转的必要手段。

因此，开放叙事这一形式，是建立在其内容基础之上的。

正如詹明信所言，在The Wire这部调查“谁是凶手”的电视剧里，凶手是社会总体，整个体系，而不是个体（或群体）罪犯。

然而，我们在艺术中如何能再现（或者更应该说是，表现）当代资本主义这一总体？

换句话说，总体不是从来都是终极罪犯吗？

当代悲剧有何特别之处？

要点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Real是抽象的，是资本的抽象/虚拟运动。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借助拉康对reality和Real作出的区分：reality遮蔽了Real。

“Real这一荒漠”是资本的抽象运动，马克思提到的real abstraction也是这个意思。

或者，正如The Wire的联合制片人Ed Burns所言：“我们只是在影射real，real太过强大了。

”马克思描述过资本的这种疯狂的、自我强化的循环。

今日元自反式的（meta-reflexive【译注：谁能告诉我这词该怎么翻吗，我暂时只是将就着硬译了一下……不过应该不影响理解，大意应该是指那种不断的毫不涉及实体的自我翻炒式金融】）期货投机就是资本唯我独尊式自我增值的顶点。

（注释7）有人会认为“这种自我催生的怪兽丝毫没有人性或环境方面的顾虑，只顾着追逐自己的目的”的观点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抽象；在其背后，总归得有实实在在的人以及自然客体，资本流通必须以他它们的生产力和资源为基础，资本就如同吸收其养分的巨型寄生虫。

但这种想法恐怕太过天真了。

问题在于，这种抽象不仅仅是金融投机者对于社会现实的错误感知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抽象还决定了各种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的结构——它之所以是现实的（real），也体现在这个意义上。

资本唯我独尊式的投机之舞，可以决定整整某个阶层、乃至某个国家人的命运；资本追逐着盈利这一目标，心安理得地对自己的运动会对社会现实造成何种影响毫不在意。

马克思的意思不是要把后一维度简化为前一维度【译注：后一维度是Real，前一维度是reality】，或者说不是要证明商品那神学般的舞蹈源自“现实生活”中的对立。

相反，他的意思是：不认识到后一维度，人们就无法充分把握前一维度（即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等社会现实）。

主导这出戏的，引发现实生活中的发展与灾难的，是自我推进的资本运动。

资本主义根本上的系统性暴力就在于此。

这种暴力比前资本主义的任何直截了当的社会/意识形态暴力都要诡异得多。

这种暴力不再能被归咎于某些个体及其“邪恶的”意图，而是纯粹“客观的”、系统性的、匿名的。

【译注：齐泽克有一本《论暴力》，进一步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拉康对reality和Real作出的区分：前者是与参与交往与生产过程的活生生的人相关的社会现实；后者则是资本那不可阻挡的、“抽象的”、幽灵一般的逻辑，这一逻辑决定了在社会现实中会发生些什么。

有时候，你拜访了某个步履蹒跚的国家，在那里人的处境和生态环境都十分糟糕；然而，经济报告却告诉我们，该国“在经济上十分健康”；此时，你就能明白无误地察觉到将reality与Real区分开来的那道缺口——重要的不是reality，而是资本所处的状况。

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问题：这个Real在美学上的对应物是什么？

“关于抽象的现实主义”能是个啥样子？

我们需要一种类似于切斯特顿所想象的“哥白尼式诗学”的新形式的诗学：想象一下这个有趣的问题：世界会形成一种哥白尼式的诗学和哥白尼式的想象习惯吗？

我们是否应该用“地转”的说法取代“日出”？

是否应该不带感情地说起“仰望雏菊”，或是“俯视星星”？

如果我们有朝一日真这么做了，那么会有大量有趣的素材等待着我们，足以完成一部新的神话。

在蒙特威尔第的歌剧《奥菲欧》的一开始，音乐女神介绍自己的开场白是：“我是音乐女神……”（io sono la musica...）后来随着“有着心理活动的”主体入侵舞台，这种角色不正是变得不可想象了，或者说，不可再现了吗？

直到1930年，舞台上才再度出现了这种奇怪的角色。

例如，在布莱希特的“在演中学”的戏剧（learning play）里，演员上台时会对观众说：“我是个资本家。

现在，我要试着通过扯一些资本主义的平等来哄骗工人了……”这种做法的魅力在于，它令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结合在了同一个演员身上——就仿佛身处一出戏的剧情现实里的人物，也能够不时地跳到自身之外，“客观地”点评自己的行为与态度——而从心理角度来说，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

我们正应该照这种方式解读拉康在论“弗洛伊德的‘物’”的文章中的“是我，真理，在说话”（c’est moi, la vérité, qui parle）这句话：在没人预料得到的时候，一个词语令人震惊地出现了——“物”自己开始说话了。

在《资本论》的一个著名段落里，马克思用拟人的手法揭示了商品交换与流通的隐秘逻辑：“如果商品会说话，它们会这么说：‘人们也许是对我们的使用价值感兴趣，但使用价值并不属于作为客体的我们。

属于作为客体的我们的，是我们的价值。

我们商品自己间的交往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彼此之间仅仅作为交换价值来产生关联。

’”我们能够想象某种拟人化的歌剧吗：商品自己来歌唱，而不是交换商品的人们代其歌唱？

也许，这是排演《资本论》的唯一方式吧。

The Wire形式上的局限就体现于此：它没能解决通过电视剧的叙事，以何种形式才能呈现一个被抽象所主宰的世界这一问题。

The Wire的局限也是心理现实主义的局限：尽管刻画了客观现实，甚至还刻画了其中包含的主观乌托邦之梦，但未能刻画“客观之梦”，也就是资本这一虚拟/Real的领域。

要想唤起这一维度，我们必须打破心理现实主义（途径之一也许是欣然接受那些愚蠢可笑的成规烂套，就如同布莱希特和卓别林分别在Arturo Ui和《大独裁者》里所做的那样）。

（注释8）“具体的”总体（这一总体囊括了整个社会现实，也包括参与其中的个体的生活经验）具有典型心理现实主义特征，它抽象得也更加激进：它抽象于将Real与对Real的主观经验区隔开来的那道缺口。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要意识到The Wire形式上的局限（囿于心理现实主义）与其内容上的局限（即Simon的政治局限）是相关联的。

Simon的视野依然仅仅停留于“相信个体反抗被操纵的体系，并争取尊严”。

这样的信念证明了Simon依旧忠于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预设：人是可以被塑造得完美的。

与之相反的则是，比如主张“改变制度，而非个体”的布莱希特式态度：“Muddle先生对人类评价甚高，他并不相信报纸能变得更好；Keuner先生对人类评价则不咋地，但他相信报纸能变得更好。

‘任何东西都能变得更好’，Keuner先生说道，‘除了人。

’”各种机构与个体抵抗行为之间的张力导致The Wire的政治空间仅限于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式个体改良主义：个体是可以试着改革这个体系，但取胜的终将是后者。

这种观点无法领会的是，这些个体在斗争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纯真——这倒不是说他们就被败坏了，而是说，即使他们正直和善良依旧，他们的行动也要么变得无关紧要，要么事与愿违错得可笑，反而为他们所反对的那个势力注入了新的生机。

The Wire的第一个场景就给予了我们暗示：McNulty和一个黑人男孩就如同希腊悲剧里的合唱团一样谈论着被叫作Snot Boogie的另一名黑人男孩之死：McNulty：你管这个哥们叫啥？

黑人男孩：Snot Boogie【译注：snot意为鼻涕】。

McNulty：我去。

Snot Boogie……这孩子，他妈妈也是费了一番心思，才给他取了个Omar Isaiah Betts的正经名字……你看，他忘穿外套了，鼻涕流个不停，然后哪个混蛋，不给他递一包清风，反而叫他“鼻涕虫”（Snot）。

然后，他就永远是“鼻涕虫”了。

这可不公平……黑人男孩：我想说，每个周五，在Cut Rate那家店后面的巷子里，我们都赌钱，你明白吗？

所有哥们都来，赌到很晚。

McNulty：在巷子里摇色子，是吧？

黑人男孩：每一次，鼻涕虫都会玩一会儿，等到钱罐一满，抢了就跑。

McNulty：什么，每一次？

黑人男孩：丫就是管不住自己。

McNulty：让我捋捋。

每个周五晚上，你们都会摇色子，是吧？

每个周五晚上，你的哥们“鼻涕虫”都会等着钱满，然后抢了就跑？

你们就让他这么干？

黑人男孩：我们会逮住他，痛扁一顿，但没人会做更过分的事。

McNulty：我得问问了：如果每次“鼻涕虫”都会抢了钱然后逃跑，那你们干嘛还让他来赌？

黑人男孩：啥？

McNulty：如果每次“鼻涕虫”都会偷钱，你们干嘛还让他来玩？

黑人男孩：得啊。

这里是美国，兄弟。

这个场景是在以一种悲剧的眼光看待毫无意义的（生命与）死亡，并无希望的抵抗才是其唯一的救赎——潜在的伦理格言差不多是，“抵抗，即使你知道最终会失败”。

“鼻涕虫”（真名叫Omar）当然是在隐喻后面剧集中的中心角色，Omar Little：每次他被痛扁，他都一次次地奋起，直到被杀。

而且，你不光会失败，你的死亡也只会是无名的死亡，就如同最后一季快收官时的Omar一样。

我们看到他的尸体停放在巴尔的摩市的停尸房里，只有一张名牌能够表明他的身份——一开始，这张名牌还错放到了另一具尸体身上。

他的被杀不会水落石出，他的死亡也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人会像安提戈涅一样要求将他埋葬。

然而，无名的死亡反而使悲剧变成了喜剧，但是是比悲剧本身更加残酷的喜剧：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不是悲剧；出于同一理由，“鼻涕虫”的死也不是悲剧。

悲剧必须是由性格注定的，英雄的失败是由于其性格的缺陷。

但“犹太人之所以遭受大屠杀是因为自己的性格缺陷”这种说法实在是恶心。

喜剧维度还体现于名字的专断性：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Omar之所以成为“鼻涕虫”，完全是由于外部的专断理由。

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并没有深层原因，就如同希区柯克电影《西北偏北》里的Roger O. Thornhill完全是被专断地当作/误认成了“George Kaplan”。

然而，“鼻涕虫”、Omar Little、McNulty、Lester，以及其他人，仍在继续抵抗。

在第一季的稍后几集，McNulty问Lester为什么情愿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要违抗警局副局长的命令，执意追查一个案子的元凶。

Lester回答说，他这样做的理由，和McNulty违抗上级意愿（他们只想草草了事），追查Barksdale团伙的理由，是同一个：没有理由，有的只是某种无条件的伦理驱动力；也正是这一点将这个阴谋小组的各个成员联系了起来。

因此，毫不奇怪整部剧的最后一个场景又重复了第一个场景：就如同“鼻涕虫”/Omar一样，McNulty（以及其他人）坚持着自己那贝克特式的不断失败【译注：ever tried, ever failed, no matter; try again, fail again, fail better!】；然而这一次，失败者终于不仅仅被打倒了，他还实实在在地输了——丢掉了工作，也就是经历了职业生涯的死亡。

McNulty的最后一句台词是“回家吧”——家，也就是公共空间之外。

“回家吧”，McNulty等人拥抱了自己的贝克特式命运。

人们常常从“权力与抵抗（或者是，法律与僭越）之间的关系”这一福柯式观念的视角来解读The Wire：正是顺从的管制这一过程催生了它“压抑”和管制的对象。

福柯在《性史》中提出的论题是，正是以规训性欲为目的的医学/教育学话语生产出了它试图驯服的那一“过剩”（也就是“性”）；早在古代晚期，这一过程就已经发生了：基督徒对于所有可能的性诱惑的详细描述，回溯着催生了他们试图压抑的对象。

因此，愉悦的泛滥恰恰是试图管制这些愉悦的权力的另一面：权力本身催生了对自己的抵抗，这一过剩是它永远无法控制的；性欲化了的身体，在服从于规训标准时会有何反应，是无法预测的。

不过，福柯依然有些模棱两可，他将重点从《规训与惩罚》及《性史》第一卷转移到了《性史》的第二三卷上（这种转移有时几乎是无法察觉的）：就这两例而言，权力与抵抗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但福柯起初强调的是抵抗在事先就遭到了权力的挪用，于是权力机制就支配了整个场域，我们恰恰是在抵抗权力的那一刻，臣服于了权力。

然而，后来福柯的重点转移到了“权力是如何催生出它无法控制的过剩”上来——由此，权力不仅远远不能操纵抵抗，还无法控制自己引发的结果。

想要摆脱上述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放弃“抵抗某个权力装置”这一范式。

这一范式指的是：某个权力装置决定了自我的行为网络，但它同时也为主体的“抵抗”、为主体（部分地和边缘地）削弱该装置、使其脱位打开了空间。

解放政治的任务在于别处：不在于详述从边缘主体位置来“抵抗”主导装置的各种策略，而在于思考主导装置本身可能以何种方式发生激烈的断裂。

我们总是在谈论“进行抵抗的场所”，反而往往忘记了——如今，这一点的确难以想象——我们所抵抗的装置也是经常要改变的。

正因此，以一种十足黑格尔的方式，马拉布呼吁我们不要再把对现实的批判——无论它以哪种名字出现，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性批判”，到20世纪的“批判理论”——作为我们思考的根本立场。

这种批判立场无法做到的，是彻底完成自己的姿态：通过彻底的批判性自我否定，将对现实的主观否定/批判态度激进化。

即使这样做会招致“‘退回’老年黑格尔派立场”的指控，我们仍然应该站到这一真正黑格尔式的绝对位置上。

正如马拉布指出的，这一立场包括了自我向绝对进行某种冥思式的投降，即某种赦免，或者说，从介入中抽离。

但是，这种抽离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方式实现的：不是说主体沉浸到了无所不包的绝对这一更高级的统一体之中，而是将“批判性”间隔——这一间隔把主体与它所抵抗的（社会）实质分隔开来——刻入了社会实质之中，将其作为社会实质自身的对立或自我疏离。

The Wire最后一个场景所体现的反思式的抽身而出，正是代表了此种“向绝对的投降”。

在此，这一姿态专指的是法律及其违反之间的关系。

从“绝对立场”来看，显然（法律）体系不仅仅容忍不合法的行为，更需要这种行为，因为它是体系本身得以运转的条件。

我还记得服兵役时（1975年，声名狼藉的南斯拉夫人民军）的一段经历：在“法律与爱国主义”课堂上，授课军官一本正经地宣布，国际规章禁止射击尚在空中的伞兵；接下来，在讲授如何使用步枪的课堂上，同一名军官向我们讲解应该如何瞄准尚在空中的伞兵（要考虑他降落的速度，因此得瞄得稍低一些，等等）。

我有些幼稚地问道，你现在说的和上节课说的难道不是矛盾的吗。

他鄙视地看着我，就好像在说：“怎么会有人蠢到问这种问题？

”更一般而言，众所周知的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靠着黑市才能运转下去（例如，30%的食物都来自黑市）。

要是定期打击黑市的官方运动真的成功了，那么整个体系都将崩溃。

就The Wire的世界而言，毒品交易处于何种地位等问题并非探讨法律秩序与其僭越之间关系的重点，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法律体系所打击的犯罪行为，大多都是该体系催生的。

真正关键的问题更加隐蔽，也更加令人不安：本剧所描述的这些（乌托邦式）抵抗行动，处于何种地位？

它们也是总体体系里的一瞬吗？

Snot和Omar、Freamon和McNulty的个体抵抗行为，也只不过是这个体系的另一面而已，并最终支撑着这一体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答案虽然与直觉相悖，但仍显而易见：要想使得体系无法运转下去，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停止抵抗。

在此，让我们绕个道，考察一下安·兰德的小说（这可能是有点让人意外），也许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点。

在她的两部小说里，“原动者”和（依赖于“原动者”生产天赋的）“二手者”群体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冲突——“原动者”及其女性性伴侣之间的紧张关系仅仅成了这一主线的次要情节。

“原动者”之间的冲突、“原动者”（代表着纯粹的驱动力）与其歇斯底里的伙伴（潜在的“原动者”，但仍陷于致命的自我毁灭辩证法之中）之间（性欲化了的）紧张关系才是真正的冲突：例如The Fountainhead里的Roark和Dominique，Atlas Shrugged里的John Galt和Dagny。

在Atlas Shrugged中，一名“原动者”告诉Dagny，“原动者”的真正敌人不是“二手者群体”，而是Dagny。

的确得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种说法。

Dagny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原动者”开始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时，她怀疑有一场黑暗的阴谋，一名“毁灭者”在强迫“原动者”离开，从而令所有社会生活逐渐瘫痪。

但她还没有意识到的是，她所认为的“毁灭者”这个终极敌人，正是她的真正“救赎者”。

直到这个歇斯底里的主体终于挣脱了束缚，意识到“毁灭者”其实是她的拯救者，问题才得以解决。

然而，为什么？

“二手者”自己不具备本体论上的一致性。

正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打败他们，而在于打破那条迫使“原动者”为“二手者”工作的链条。

当这一链条被打破后，“二手者”的力量自然就会消散。

将“原动者”与扭曲的现存秩序捆绑起来的链条，恰恰正是“原动者”对自己生产天赋的依恋：“原动者”情愿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忍受十足的羞辱，即滋养反对自己的势力，只是为了能够继续创造。

因此，歇斯底里的“原动者”必须转而冷眼看待自身的存亡：她必须不再愿意接受“二手者”的讹诈；必须准备放弃自身存在之内核（对她而言这就意味着一切）；必须接受“世界的终结”，即（暂时）停止供应维持世界运转的能量。

为了得到一切，她必须准备失去一切，跌至零点。

（注释9）对于The Wire而言，情况几乎一样，只需稍加修改：要从改良主义前进到激进变革，我们必须穿越零点，放弃那些实际上维系了体系的抵抗行为。

我们必须完成这种有些奇怪的“放手”，停止担忧其他人的担忧，抽身而出，消极地观察体系自我毁灭的圆周运动。

例如，就当下正威胁着欧元和其他货币的金融危机而言，我们应该停止的担心是：为了让整个体系继续运转下去，如何才能防止金融崩溃。

像这样“保持距离”的典范是一战期间的列宁：他无视一切关于“祖国有难”的“爱国主义”忧虑，后退一步，冷静地观察着帝国主义的死亡之舞，并为未来的革命进程奠定基础——他所担忧的并非大多数同胞的担忧。

正如兰德清楚地意识到的一样，如果我们想要促成真正的变革，那么我们的担忧与关切正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我们需要停止那些反对体系惰性、试着令各处细节好转的小型战斗，转而为即将到来的大型战役做好准备。

“绝对立场”是足够简单的，是可以达成的，要做的只是撤退至总体这一（通常被美化了的）位置——就如同《狮子王》里的流行歌曲“Circle of Life”一样：生命在循环我们都在转动通过绝望与希望通过信仰与爱直到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条展开的道路上在这个循环里生命的循环唱这首歌的，当然，是狮子：生命是个大型循环，我们吃斑马，斑马吃草；但等我们死后归于尘土，我们又会滋补草，这个循环就完成了。

对于位于顶层者而言，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好消息莫过于此。

但重要的是，我们为这种“睿智之言”添加怎样的政治意味。

是仅仅抽身而出呢，还是作为激进行动条件的抽身而出？

（注释10）换句话说，是的，生命总是会形成一个循环，但（有时候）仍然有可能不仅仅是在等级秩序上攀爬或是跌落，而是去改变这个循环本身。

在此，我们应该跟随耶稣基督：身为绝对的他，反而放弃了绝对立场，而是持一种极具“批判性”的态度，以有限代理人的身份投入了俗世间的斗争。

这种态度是非常黑格尔式的。

黑格尔的主要论题正在于：绝对足够强大了，能够将自己“有限化”，以有限主体的身份采取行动。

再换句话说，反思式地抽身而出至绝对立场，并不意味着退缩和不采取行动，而是意味着为激进变革打开空间。

关键不在于抵抗命运（并由此帮助命运的实现——例如俄狄浦斯的父母，以及从巴格达逃往萨迈拉的仆人【译注：一名巴格达商人派自己的仆人去市场采购。

仆人面色煞白地回来了，告诉商人自己在市场上看到了死神，死神还对他做出了威胁的手势。

仆人借了商人的马，飞奔到了数百里之外的萨迈拉，以为死神找不到自己了。

随后，商人又来到了市场，找到了死神，问她你干嘛要威胁仆人。

死神说，我没有威胁他呀，我当时只是感到吃惊；在巴格达见到他真让我意外，因为我其实是今晚在萨迈拉和他有约呢。

】），而在于改变命运本身，改变其基本配置。

戈达尔曾提出过这一格言，“不做任何改变，从而令一切都变得不同”（Ne change rien pour que tout soit différent）。

这是“做出某些改变，以便一切照旧”的反转。

在某些政治情势下——例如需要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才能维系自己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一体系——拒绝做出任何改变的人，实际上才是真正变革的代理人：他们改变了关于变革的原则。

The Wire结局的不明确之处正在于此：它代表的是悲剧地认命，接受了“睿智之言”？

还是为更加激进的行动打开了空间？

在这一问题上的不明确，给认为The Wire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电视剧”（这一评价来自一位赞赏本剧的左翼评论人士）的乐观看法蒙上了一丝阴影。

Simon自己的态度倒是明确的。

当被问及他是否是社会主义者时，他表示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你面前这位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承认，（资本主义）是能够产生大量财富的唯一途径。

”【译注：如果在今天再问Simon这个问题，他也许会给出更激进的回答。

考虑到The Wire对Carcetti竞选活动及政治生涯轨迹（以及D’Agostino这个肯定会在日后成为民主党体制派的角色）的刻画，在克林顿与桑德斯之间Simon如果会选择前者那才是见了鬼（而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由此可见，事情的确正在起变化啊。

】

也许是全剧中最有力量的一句台词。

然而，他的悲剧世界观与这一改良派社会民主主义立场难道不是矛盾的吗？

尽管将自己的信念寄托在个体反叛之上，他却对这个沉迷于资本的寡头体制的各项机构，在未发生彻底的经济大萧条（新政、劳方集体与资方谈判的兴起），或是未出现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中产阶级生活的系统性道德溃败（越战，及其引发的对我们在全世界执行的残酷外交政策的短暂反思）的情况下，会改革自身，感到怀疑。

如今，我们不是正在接近“彻底的经济大萧条”吗？

这样的前景能催生集体性的反机构吗？

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只有当我们彻底接受了Simon的悲剧性悲观主义，承认（体系内部）没有未来，激进变革的开端才会出现。

注释注释1：例如，称水刑算不上酷刑，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如果不是引发了即将死去一般的痛苦和恐惧，这种刑罚又怎么可能让死硬的“恐怖分子”开口呢？

注释2：Andrew Niccol的电影In Time的预设就是，到了2169年，基因技术使得人类在25岁后就不再衰老，此后，人们需要赚取额外的生存时间，不然就会在一年后死去。

“生存时间”可以被交易，取代了货币的地位。

人们的手臂上会植入一块手表，上面显示着还剩多少生存时间，当时间变为零时，这个人就会立刻死亡。

社会按照阶级分成了两个镇子，富人可以在奢侈的环境中活数百年，穷人（大多是年轻人）则生活在贫民窟里，每天必须辛苦工作以多赚取几小时的生存时间，同时用这些时间来购买日常必需品。

在这个敌托邦社会中，真真正正地，“时间就是金钱”；穷人和富人成为了两个种族。

随着近来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社会愈发有可能成为现实了。

注释3：然而，我们不应该轻蔑地认为一切（Jean-Pierre Dupuy所谓的）“具有自我超越性”的结构（这指的是：某个体系，尽管要依靠各个参与其中的主体的不断活动才能得以形成和维持下去，却总是被这些主体认为是独立于其活动而存在的固定的实体）都是“自我异化”和“物化”的例子。

Dupuy举出的主要例子是市场：尽管我们知道某个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上百万市场参与者的互动，但每个参与者都将价格当作是客观施加的、独立的。

然而，更加恰当的例子难道不是拉康所谓的“大他者”，也就是象征秩序吗？

尽管这一秩序不是独立于参与其中的各个主体而存在的，但每个主体都必须完成最低限度的“物化”或是“异化”，也就是说，认为这一秩序是被客观决定了的实体。

这种“异化”并非意味着病态，反而是代表着常态（也就是说代表了铭刻在语言之中的规范性）：要想让我们服从某项规范（例如“不能随地吐痰”），只是说“大多数人都不随地吐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说：“人们都不随地吐痰！

”必须把许许多多人中的“大多数”替换为经过了最低限度的“物化”之后的那个匿名的、非个人化的“人们”。

【译注：的确，我们在表述社会规范时动用的主语总是“所有人”、“大家”或者“社会”。

】注释4：类似的，关于共同智性被私有化，布莱希特式的教训应该是这样的：与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相比，窃取知识产权（也就是盗版）又算得了什么呢？

正因此，反对“反假冒贸易协定”的斗争，是今日最重大的解放斗争之一。

“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目的是建立国际性的法律框架，打击冒牌商品、通用药物和网络侵权，并由现行机构以外的新的管理机构（也就是又一个“无关政治的”技术官僚式机构）来负责这项工作。

注释5：Jon Stewart曾表示，他希望每个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都得会见五个陌生人，让他们告诉他美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注释6：那么，The Wire是一部狄更斯式的作品吗？

Bill Moyers曾说过：“一天，看了几集The Wire后，我惊呆了。

狄更斯又回来了，以David Simon的名字。

”然而，The Wire中缺少的恰好是狄更斯小说中大善人在最后时刻进行干预这一情节剧式的剧情。

注释7：不同阶段货币的主导形态似乎符合拉康的RSI三角（Real-Symbolic-Imaginary）：金子是货币的Real（即真正的价值）；纸币则是Symbolic（纸钞本身没有价值，只是象征着货币的价值）；最后，正在浮现的新的货币形态则是纯粹的Imaginary：货币会愈发成为一个全然虚拟的算账用的参照物，没有任何实际形式——无论是real，还是symbolic；想想所谓的“无现金社会”。

【译注：最后一种不就是支付宝和微信里的那个数字吗……】注释8：《V字仇杀队》里著名的微笑面具成为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象征，这一事实代表的正是对心理现实主义的超越。

不应认为抗议者这么做仅仅是为了隐藏身份，避免被警察认出；这样的举动蕴含着更加深刻的洞见：讲述真理的唯一方式就是戴上面具；或者，如拉康所言，真理有着虚构般的结构。

注释9：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场罢工，不是由兰德笔下那些神话般的“成就者”来发动，而是由“体系内固有的僭越者”来发动——这些“抵抗”体系、违反规则的人实际上反而使得体系得以为继。

想象一下，如果当下古巴的黑市交易者停止活动的话会如何：经济大概会在数周内崩溃。

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西方国家发生，即所谓的“照章办事式”罢工：医疗或海关等敏感部门的国有雇员彻彻底底地照章办事，从而使得体系几乎瘫痪。

注释10：难道我们能够想象稍稍改动一下电影《美丽人生》，让父亲对儿子也唱出一首类似的歌？

“在奥斯维辛，纳粹杀死了我们；但是儿子啊，你应该明白，这些都只不过是更大范围生命循环的一部分：纳粹也会死掉，成为草的肥料；牛会吃掉草；牛会被屠宰；而我们会把牛做成肉饼吃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