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

首发于“娱理”公号过五关，斩六将，《八佰》总算正式公映了。

拍这部电影的想法在导演管虎的脑海里萦绕了很多年，2017年开机，18年杀青，19年撤映，然后在今年这一中国影市最特殊的一年里，它成为了寄托行业厚望的“救市之作”。

戏里戏外，这八百壮士都命运多舛。

舆论对历史的态度、薛定谔的档期、发行和密钥的严苛新规，像环伺在周围的冷枪，冷不防就飞过几颗子弹。

抛开这些外围因素，今天我们回到电影本身来谈：《八佰》究竟是不是一部上等的战争片？

电影《八佰》8月21日上映时的开映海报

历史·气节新版《八佰》片头片尾都加上了类似“故事源自真实历史事件”的字眼。

但当然，战争片又不是影像资料，肯定有很多艺术加工的成分。

迄今，专门讲八百壮士的电影就有三部，1938年版、1975年版和今年新版，都是当年的当红明星主演。

相同的故事，诞生于迥异的时代环境，自然也就传达了不同的视角，肩负起各自的使命。

1938、1975版《八百壮士》相关和2020《八佰》海报八百壮士的故事的确很适合影视化——有明确的时间争锋：蒋委员长下令死撑到10月30号，国联在布鲁塞尔开会的那天；而日军放话要动用一切手段，三天之内拿下四行仓库；有一个特殊的具体地点：四行仓库，因为是四大银行的仓库，所以坚墙厚壁，内有粮草，而且还紧邻租界，以仓库为界，一半地狱、一半天堂；有敌我双方的悬殊地位：此前国军的百万军队已经在淞沪会战中被打得溃不成军，蒋介石下令88师留守上海，然而“飞将军”孙元良胆小如鼠，自己率先跑路，把谢晋元的400人团留下了。

谢晋元为了壮士气，对外称有八百人。

电影《八佰》剧照，杜淳饰演谢晋元、唐艺昕饰演杨惠敏这400多个人是什么成分呢？

基本都是新兵蛋子和新收容的各地散兵，连谢晋元最早都是蔡廷锴的人，不算正统国军。

这个团是一支注定会被放弃的“杂牌军”。

最戏谑的一点是，这场战役的本质是一场表演战，蒋介石打算以牺牲八百壮士的性命为代价，来进行一场争取国际支持的政治博弈。

南岸的群众在河边围观，飞艇上的各国新闻社在天上围观，用现在的话说，这场战争是全程被全球同步“直播”出去的。

因为怕重炮会点燃煤气罐误伤南岸，所以日军除重炮以外不择手段：坦克、步兵方阵、挖掘机、敢死队、冷枪、飞机扫射……阴招不断。

国军就是陷阱、步枪、手榴弹、人肉炸弹，最后连村里盗墓的看家本事都用上了，见招拆招。

电影《八佰》剧照，姜武要说惨，八百壮士在抗战里还算不上惨的，伤亡更惨不忍睹的战役有的是。

有人问电影《八佰》前半段牺牲了那么多人，最后过桥时怎么好像还有好几百号人的部队？

据记载，八百壮士里死于日军枪下的确实不多，大概十来人。

而日军的伤亡情况一直是个谜，国军报告的是杀敌一两百人，日军则自称只死了一个士兵。

四行仓库，历史图片那为什么这场战役成为史书上的典范了呢？

第一是谢晋元指挥有方，原本被认为能守住一天就不错，结果众将士不吃不睡，硬生生扛过了四天四夜；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场战斗打出了民族气节。

将士们个个都是写好遗书、已经准备好赴死，他们将四行仓库称作“我们的坟墓”，不畏牺牲、宁死不降、浴血奋战、杀敌雪耻，扬中华之威，让人热血沸腾。

电影《八佰》剧照其中最有骨气的一件事，就是在枪林弹雨中把女童军杨惠敏冒死送来的国旗给升起来了。

电影前面通过张教授的望远镜视角有交代背景，当时上海已经看不到一面青天白日旗了，全是日军的旭日旗，这面在战场中央冉冉升起的旗帜极大地鼓舞了人心。

戏剧性、传奇性、历史反思意义，让这场战斗永垂不朽。

八百壮士的事迹被毛主席誉为“民族革命典型”，被蒋介石认定“精忠贯日”，在两党都受到高度认可，展现出的是一种超越党派、军系、阶级、群体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怀，这是我们今天仍在肯定它的原因。

杨惠敏和饰演她的林青霞（1975版《八百壮士》）

杨惠敏年轻时，历史图片

群像·觉醒战争片是一个特殊的片种，如果不是为了意识形态输出和政治宣传，那么就应对历史有所思考。

新中国以来的战争电影基本分为两大主题，一个是战争胜利，另一个是英雄事迹，承担的基本还是宣教功能。

而苏联有《第四十一》《雁南飞》，美国有《现代启示录》《猎鹿人》，已经转向人道主义控诉战争灾难的方向。

《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大桥》《巴顿将军》等都是通过刻画有血有肉的人物，而非只靠渲染战争场面来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态度。

国产片到了《集结号》，开始出现一道分水岭。

电影在前半段依旧讲战争，但是后半段用了接近一半的篇幅，来讲谷子地怎么为死去的战友们“讨说法”。

电影《集结号》剧照《八佰》可贵的一点也是，将宏大叙事还原到一个个具体的、生动的、不那么完美的人身上，展现真实的、复杂的人性。

作为一部两小时多的电影，《八佰》罕见地刻画了如此多的人物，切换了如此多的视角，涵盖了持不同观念的将士，以及对岸代表当时社会三教九流的形形色色的看客。

这么多人物，电影尽量做到了让每个角色不分大小，都能有成长弧光，比如——刀子一开始拒绝开门，不让杨惠敏进门躲毒气，后来却主动报名去跟子弹“赛跑”；

蓉姐是一名烈士的母亲，开始她让刀子“管好你的赌场就行”，后来主动捐出国旗和吗啡；梁静饰演的张教授夫人，在日军进攻之初还在跟楼上就漏水的鸡毛蒜皮吵架，喊话丈夫不要在阳台上“看热闹”，后来默许了丈夫拿出枪射向欺人太甚的日本兵；方记者一出场简直是个汉奸形象，被西方记者好奇问道“这场战争好像跟你没关系”，到最后他也穿上军装，跟将士们一起坚持到最后才撤。

姜武演的老铁一直是个“瓜怂”，一打仗就往麻袋里躲，而到了最后一场戏，他唱着“头通鼓，战饭造；二通鼓，紧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交”，昂首阔步地走向战场；小湖北亲眼目睹身边的哥哥们一个接一个离开，只有13岁的他变得沉着冷静，视死如归，喝着酒说“老子不怕”，最后放弃求生机会，坚定选择跟敢死队一起留到最后；所以，管虎通过《八佰》的群戏到底讲了一件什么事？

讲的是“觉醒”。

八百壮士的故事，就是一则醒世传说，这是《八佰》作为一部战争片最核心的价值所在，是中国独有的历史命题。

中国人已经团结统一地站起来了，自己人不搞窝里斗，也不是谁都能来欺负欺负、捏上一把的了。

电影《八佰》剧照，王千源这一命题至今仍不过时。

很多史学家都认为，抗战是中国第一次形成超越地域的共同体意识，开始具备了“民族国家”概念。

什么意思呢？

以前的百姓是没有家国情怀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城头变幻大王旗，谁上台执政都跟我没关系，你东北沦陷跟我华北也没关系；鬼子进村了，没人反抗直接投降，毕竟保命要紧，充满封建小农思想。

像《八佰》里一开始河对岸一个吃瓜群众说的，“成天打来打去，咱有点小买卖做就不错。

”谢晋元说：

谢晋元及部下，历史图片有学者做过统计，到1919年底，《申报》上出现“中华民族”这个词的概率，平均每年不到4次；而到了七七事变后的1938年，这个词一下涨到一年183条，1939年达到372条。

所以《八佰》里一个个人物的转变，以及国旗升起来后群众高喊“中华民族万岁！

”，都是对时代情绪的浓缩提炼。

电影《八佰》剧照，杜淳饰演谢晋元谢晋元团的壮举，至少唤醒了南岸的看客们，激发起群众的爱国热情。

在撤退中，他们试图留住一部分革命火种，期盼能在未来传递出去。

《八佰》描绘的正是这样一个濒临绝境，但又心怀希望的阶段。

可惜，八百壮士过桥后的遭遇，又是另一个悲壮的故事了。

史学界认为，抗战时期日军的暴力行径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成长和形成，具有巨大的催化作用；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共在敌后的抵抗努力，最终保证了其持久存在、发展。

八百壮士的精神还是保住了。

电影《八佰》剧照，李晨

商业·作者上面说到，《八佰》在题材和主旨上已经突破了国产战争片的舒适圈。

制作与技法上，《八佰》也达到了国产商业片的一流水准，具备救市大片的基本硬件条件。

剧组人工开凿了一条“苏州河”，1：1实景搭建了建筑群。

电影总投资至少在5亿以上，肉眼可见地烧钱。

作为亚洲第一部全程使用ALEXA IMAX摄影机拍摄的电影，画面具有大量细腻细节和通透的纵深，仿佛在眼皮底下飞过的一颗颗流弹，纪录感和临场感的背跟手持镜头，飘洒着炮灰碎屑的天空……有时一个镜头里，前景、中景、后景三组人物展现不同命运，满足了这样一部信息量密集的电影的需要。

电影《八佰》剧照，魏晨夸赞《八佰》摄影的人已经很多了，其实这部电影的声音设计同样饱满和出色。

从一开始，所有电影公司logo便被换上统一的背景音；电影前半段，经常用画外音表现不同立场的冲撞，比如有一场戏，将士兵冒死修工事、日军拿着大喇叭用中文劝降、对岸灯红酒绿的歌声剪在一起，堪比八佰版“四面楚歌”；还有一些声画不对位的设计，比如方记者向日本指挥官介绍四行仓库的情况等。

在一些细节设计上，导演也不吝作者化表达。

如管虎向来喜欢用动物意象来传达主旨，像《老炮儿》结尾那只发足狂奔的鸵鸟一样，《八佰》开篇第一场戏拍的就是老鼠以及一群“鼠辈”；保安团到了上海，第一个镜头是屹立在头骨上的乌鸦；白马挣脱数次，后来被小湖北献给了谢晋元，战斗结束虽然国军落败，但象征民族气节的白马从废墟上站了起来。

电影《八佰》中的白马还有戏曲与情节的巧妙呼应：南岸群众觉醒过程中，爱国青年在街头奔走宣传的独幕剧是《放下你的鞭子》；战斗僵持之时，戏班子不再唱《挑滑车》，改唱七进七出的《长坂坡》；李晨饰演的山东兵在将士们决心赴死之前，绘制出一幅皮影戏幕布，然后边唱着戏，边用目光深情抚过中国版图；

电影《八佰》去年上海电影节期间的海报，采用了片中的皮影细节姜武演的老铁赴死前高唱着《定军山》的黄忠唱段，表达老将虽老，不减当年的报国情怀，“瓜怂”终于用行动证明了他是“跟过张大帅的人”。

有人比对了《八佰》和一些文字、影像资料，总体而言，电影是比较尊重史实的，比如四行仓库和沦陷区的样貌，战士们的状态，用几根竹竿草草捆成的旗杆，杨惠敏和其他一些周边人物的行为等，能看出主创做了不少功课。

但非要较真《八佰》有没有完全还原历史，那肯定是没有。

任何电影，剧情片甚至是纪录片，都会囊括进作者的表达意图和对素材再加工的痕迹。

所以你可以评价一部电影好与不好，但电影和现实永远不会划等号。

《八佰》结尾是南岸观众群情激昂，呼啦一下全都冲到分隔线旁，第一个人张开手掌，第二个人攥紧拳头，第三个人竖大拇指，这显然是导演为烘托气氛编写的段落。

说实话，这个结尾有些过于刻意了，还不如直接跳到最后现代上海的摇镜头。

电影《八佰》剧照，姜武、张译、魏晨

遗憾《八佰》有没有遗憾呢？

也有。

虽然管虎的群像刻画能力已经不错，也还是有没头没尾的地方。

老算盘最后到底怎样了？

谢晋元为什么后半段才登场？

出场人物有些过多了，如果观众再脸盲点，可能好几个演员还没被认出是谁就下线了。

最令人疑惑的是，接近结尾处，姜武、李晨、王千源、余皑磊等人组成的最后的“敢死队”抵抗的戏份整个被删除了。

去年的旧版里，姜武大喝着开炮的画面震慑人心。

不知因为篇幅还是什么缘故，这群人的结局被“按住不表”了。

同理还有介绍八百壮士原型人物的片尾字幕，时长被压缩，飞速闪过。

接旗和升旗的戏份也有明显删减，对情节内容影响不大，但对情绪渲染的改变很微妙，个别台词也疑有改动。

电影《八佰》剧照彻底删除了阮经天的戏份，很可惜。

他饰演的是一名日裔反战记者，这个角色承载的使命跟“觉醒”主线又有所不同，能使整个故事的深刻性、复杂性、思考性再上一个台阶。

为什么单单删掉他，现在的观众能否接受这样一个角色存在，也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

黄晓明说他原本以为是来客串的，结果导演交给他四页纸的台词，他戏称被吓得差点打退堂鼓。

黄晓明这个角色很重要，管虎几乎把他心底对八百壮士这整件事的思考和看法，都一股脑地塞进这四页纸台词了，黄晓明相当于人肉诠释了一大段点题总结、主旨升华——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

有人拿你们当英雄，也有人拿你们当傻子。

是非功过，一切只能等待后人评说了。

电影《八佰》剧照，黄晓明在跌宕起伏的2020年，在风起云涌的当下，《八佰》究竟能否成为一部被载入史册的电影，它会带来什么以及终结什么，能救市还是醒世，可能，也得放到更远的时间长河中来看了。

（何小沁/文）

说实话，我对《八佰》的期待由来已久。

从立项到开机发布会再到拍摄完成等等都十分关注。

原因很简单——导演是管虎，是曾拍出《斗牛》、《杀生》和《老炮儿》等多部佳作的管虎。

所以点映首日我就第一时间买票去看了这部电影，随后又找了一家视听效果更好的影院二刷，每次看都有新的感受。

对我而言，《八佰》是符合甚至高于预期的，要不然也不至于连着二刷不是。

都知道，《八佰》是战争片；讲述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奉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以少敌多顽强抵抗的故事。

一条苏州河，将两岸隔成天堂与地狱，一边灯红酒绿，一边战火连天。

战场的血腥和惨烈可见一斑，生死常常就在一瞬间，一秒前还跟你有说有笑的人下一秒可能立面就被炮弹击中，一命呜呼。

在《八佰》里，你能更切身感受到命运的无常。

但如果仅仅以战争片来看《八佰》，那可就真小瞧了它。

我始终相信，从一开始管虎没打算简单将其作为战争片去拍摄。

所以，仔细看你就会发现，管虎其实是透过战争讲人性这种很深刻的东西。

简单说，《八佰》更像是管虎带给观众的一场社会学实验。

而战争这一极端环境和修罗场般的存在，无疑更能体现出人性的复杂。

尽管电影主演包含王千源、张译、姜武、欧豪、杜淳、魏晨、唐艺昕、李晨等众多明星加盟，但电影里却没有绝对的主角，或者说这些人每个人都是主角。

同时电影对人物塑造就非常成功，无数观众熟悉的演员在《八佰》里脱胎换骨，每个演员都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一面，让人信服。

更关键的是《八佰》选择用群像叙事，借用战争中一个个生动的角色呈现人性的多面：角色足够多样，人物足够生动的，人性的表达足够复杂。

比如，为战争捐款，却被人背后指指点点的俄罗斯女孩；抬头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打麻将的太太；有着一腔热血，却到最后才拿起枪的大学教授；以及被热血冲昏头脑去参军的大学生... ...在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之外，还有更多的全景呈现，那些在对岸举着大字提醒四行仓库战士注意日军偷袭的群众，那一个个为了战争捐款的平民百姓。

而作为电影里相对的主角而言，军人这边又分为88师524团这样的正规军以及混编进来的杂牌军。

88师524团的战士们训练有素，奋勇杀敌与抗战，生死存亡之际丝毫不顾个人安危，这其中尤其以郑恺饰演的陈树生为代表以及更多陈树生这样的战士，不顾一切跳楼与敌人同归于尽，舍生取义。

相信这一段是不少观众的泪点。

与之相对的则是混编进来的杂牌军。

比如姜武饰演的老铁，满嘴跑火车，看着牛气哄哄其实呢是个怂包；张译饰演的老算盘，擅长算计，贪生怕死又极其圆滑世故；王千源饰演的神枪手羊拐，看似人狠话不多，但底色却满是温情和勇敢。

但更多的是以端午和小湖北为代表在战争中历练成长觉醒的那批人。

欧豪饰演的端午，从一开始的怕死和出逃到最后勇于抗争；13岁的小湖北，经过战争的洗礼最终选择站出来直面战争留下来断后。

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中，还有让人难忘的兄弟情义。

这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无疑是李晨饰演的山东兵和欧豪饰演的端午这两个角色。

一个是兄，一个为弟。

战争中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同时山东兵的柔情也是通过与端午间的故事展现的。

可以说，山东兵和端午这两个角色之间的故事，是整部电影的残酷底色中，最柔软温情的部分。

山东兵作为兄长对端午的爱惜之感情溢于言表：他亲切称端午为小孩。

面对不敢对敌人开枪的端午，山东兵成了他的坚强后盾，从背后抱着端午打日本兵，教会他第一次“手刃”敌人；当端午和老算盘外逃出来，李晨重重的打了老算盘一巴掌，却丝毫没有责怪端午的意思，这不是偏爱又是什么？

更关键的是，当毒气弹攻击仓库时，是山东兵将自己的面罩让给了手足无措的端午；端午以为自己脖子中弹即将身亡时，最先赶来救治和安慰他的也是淳朴的山东兵。

而当欧豪饰演的端午被飞机击中腹部，山东兵在楼顶抱住他的那场生离死别的戏份更让人动容。

作为电影中一组重要的角色关系，山东兵和端午两人相互映照，彼此影响，互相改变。

想必很多人也注意到了，皮影戏无疑是联系两个角色更深层情感联系的关键元素。

端午问山东兵，为什么选择赵云而不是关羽时，山东兵回答他，关羽代表的是义，赵云是护国。

山东兵身绑手榴弹准备赴死的行为，感染和改变了端午对战争的认识和看法，引领着端午从逃兵成为真正的战士，最终选择站出来保家卫国。

所以，才有了电影中，端午化身赵云驰骋沙场的画面。

同时端午也在改变山东兵，前后两个对照的细节其实也能看出来——山东兵开始对逃兵开枪到后来选择不开枪，也说明他没有被战争磨灭掉内心的柔软。

山东兵其实是一个没文化的粗人，一开始拨着地球仪问端午：“小孩儿，我们在哪儿”，端午不回答；熟悉之后，端午拿了一张地图告诉他：“这就是上海，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告诉你我们在哪了。

”所以，端午牺牲后，山东兵画了一张中国地图。

透着这张地图山东兵唱了一曲皮影调，主角是被端午修好的皮影戏角色赵云：灯光恍惚中，赵云骑大马在地图上踽踽独行，不畏千军万马，守卫家园。

李晨饰演的山东兵泪流满面，高声吟唱。

这一段既是唱给他自己，也是唱给所有战士，更是唱给他的好兄弟端午。

他借用皮影戏这一形式跟好兄弟端午做了告别：半世飘零半戎生，风打灯笼照残灯，封刃挂甲马歇处，不赴瑶台再走一程。

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才配写入历史。

那些最惨痛的记忆，将成为史诗万世传唱。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

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

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

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

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

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

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

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迸发出人类身上最英勇无畏的品格。

他们清楚强敌围攻之下，再坚固的工事也难以坚持长久；他们也明知自己是孤军奋战，永远不会有援军来解救他们。

当他们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但正是他们，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坚毅，扛起了这个国家抗战到底的希望和决心。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可谓微乎其微，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那些以千万为计量单位的重大会战。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它让人相信，人类身上总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亵渎。

哪怕这亵渎的诬妄之辞，打着“质疑”“求真”的旗号。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

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2020年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四百廿 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撰文 | 李夏恩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

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

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战后的闸北，只剩一片残垣断壁。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

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

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

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弟兄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

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当兵推上战场的普通人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

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

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

“他妈的，上战场去！

”这个念头，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时，也曾在张秋明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

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

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

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

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

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

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

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

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

“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

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一名88师的老兵，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

88师战斗力的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

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地已谱上了交响曲”。

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

《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近距离采访了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

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

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这些增补进来“中国英雄”之一，他来自于湖北通城一个名叫羊镇的小村镇，是湖北省保安队的一名队员。

保安队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而是地方维持治安组建的部队，类似于乡村警察和民兵组织的综合体。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描述的保安队可谓典型，他们就像一群集合起来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虚设的训练、无聊的擦枪和赌博中虚掷光阴，偶尔和当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军事实践。

这些保安队员被简单地集合、整编，就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登上用树枝伪装车头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舟车劳顿，抵达上海。

焦友三被补进一营第三连，他很快发现在这个营里，湖北人占了十分之八的人数。

与他一起的通城老乡则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

而他的同乡樊城则注意到，在他们抵达之前，这支部队牺牲惨重，“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

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

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

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一名典型的中国士兵形象，胸前的弹药袋里放着两枚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

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

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

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

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

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

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

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

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

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

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

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

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命令小人物的命运与大人物的算计两枚炮弹呼啸着从正面飞来，杨瑞符敏锐地卧倒在地，闪身躲过炸弹，但爆炸震起的尘土和弥漫的烟火却险些让他窒息。

四周枪炮声愈加紧张，他鼓起勇气，冒着弹片冲到位于上海北站的团部大楼。

35岁的杨瑞符，是88师524团第一营的营长。

如果现存的照片可做参考，那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戴着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

但事实上，他已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

自19岁入伍以来，从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辗转，北伐战争中转投国民革命军麾下，直到淞沪会战前不久才晋升为营长。

杨瑞符像一个小时前，他刚奉令前往团部接受部队当晚转移新阵地的命令。

这条命令让杨瑞符内心“好像失了一种宝贵的东西一样，形容不出地苦痛着”。

回到营部，他拨通给团长韩宪元的电话，诉说自己对撤退命令的不满。

他列举自开战以来的两个月里，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以大量炮火进行的四次总攻，他反问道：“今天，我军虽有伤亡，可是还有许多巩固工事和实力，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把我们的大场丢掉吗？

”团长以“战略上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他坚守阵地的请求。

杨瑞符只得无奈答道：“好吧！

”但一个小时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再次前往团部，看到的却是一副紧张而奇怪的场面：“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

二十分钟后，团附谢晋元从师部回来，同样神情紧张地将一张小纸条交到他的手中——谜底终于揭晓，纸条上写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下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的命令。

对杨瑞符和524团的军官来说，这道命令突如其来。

但它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番思虑权衡后得出的结果。

10月26日上午，第88师师部接到了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的来电。

顾在电话中征询师长孙元良的意见，有意将88师留置在闸北地区，分散据守，相机展开游击战。

孙元良却认为此举是在无意义地浪费兵力。

他深知88师早非战前精良的德械师，而是由保安队和新兵拼凑起来的队伍。

在他的备受非议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直截了当拒绝了顾祝同的征询：“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

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

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孙元良的回忆可靠，他的反对确实无可辩驳。

将一群缺乏训练的新兵拆散送上装备精良的敌军盘踞的阵地，无异于集体送死。

他特意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进行详细的说明。

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张柏亭看到三五成群从大场阵地溃散的伤兵正在仓皇逃散，敌机不断在空中盘旋扫射。

在经过了反复的停车躲避后，张柏亭终于抵达司令部。

他首先向顾祝同报告了沿途所见的溃散情形，打算以此触动顾祝同改变让88师留守闸北的想法。

但顾祝同却告诉他，这并非他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最高指挥官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

顾祝同解释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

所以蒋介石有意让88师留守继续作战：“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张柏亭在多年后对他与顾祝同这场谈话的回忆，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认定留守闸北作战的88师将士浴血奋战的目的，不过是一场用来取悦西方列强，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战”，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定军方高层就是牺牲将士血肉媚外求和。

毕竟，“国际联盟”以软弱无能著称于世，这种无能还有众多先例，两年前，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尽管国联做出制裁决定，但根本未能践行。

更早的四年前，当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对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调查，尽管调查后做出了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日本的反应是直接退出国联。

如今，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已侵占华北，上海及苏嘉地区也岌岌可危。

国联除了开会和发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痒的声明外，似乎更是一无是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向国联申诉的问题，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婉拒。

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外交家顾维钧奔走游说，但各国首脑仍然只是口头声称同情中国抗战事业，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淞沪会战爆发一个月后，9月13日开幕的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却宣布将中国申诉纳入大会议程。

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

16日，大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提交远东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

2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滥炸无辜。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当前这场冲突中困难的行动。

建议各成员国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的援助。

”并建议尽速召开会议进行进一步探讨。

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和《洛迦诺非战公约》。

为何国际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

答案就在淞沪会战的爆发。

棋子通往四行仓库的国际抉择“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

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

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

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

美国的态度，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还是“小心翼翼，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纵然领土辽阔，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

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

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视死如归。

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

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外交阵容。

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外交部长王宠惠、出席九国公约首席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美大使王正廷、驻苏大使蒋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

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

10月24日，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其中明确指出：“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

”这一点，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即积极地抵制日货，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

（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

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

尽管中国从1931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建立工厂。

但纵然如此，按照计划，工厂预计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发的战争，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

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

1937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

而与此同时，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

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

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

7月30日，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

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

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

不仅如此，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国外友邦袖手，中国孤立无援。

但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

两天后，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会见法国领导人，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然摇摆不定。

10月19日，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

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

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

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提振信心。

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

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作适切的措置。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524团第一营。

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

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棋子，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

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谢晋元像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全军撤退的情况下，唯一留守坚据的他们，是援军永远不会出现的孤军。

孤军对战强敌，最可能的命运就是全军覆没。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经把镰刀横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颈前，随时等待收割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他们的内心必然洞若观火——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当团长韩宪元将命令交到杨瑞符手里时，他表示非常难过，他深知这是道送死的命令。

但杨瑞符却表现得很激昂：“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话未完，团长迅速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好！

你在这地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懊丧，只是平静，甚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孤立无援的赴死重任。

当中国民众真诚希望的目光，倾注到他们同样真诚赴死的身体里时，他们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独立意识的鲜活的人。

这固然是对命令的服从，但也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抉择。

当谢晋元对士兵们喊道：“谁愿意死守的举手。

”张秋明看到许多同志都热烈地举起手来，“我也把手举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这四百二十名士兵，将走向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

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

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

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

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

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

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

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

“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

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

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

“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自1935年落成以来，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

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

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

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

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

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

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

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

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

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

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时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轻举妄动。

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

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日军绘制的《四行仓库进击图》，见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两个最大危险。

但时不我待。

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

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

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

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

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

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

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

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

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

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

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

四行仓库内，第一场血战也拉开序幕。

负责把手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蒙了一层面粉，“面部被弹射穿，血淋满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离阵地”，不久之后，他的后腿也被子弹打穿。

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兵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用力抱紧柱子，不使抖动，同时慢慢地把枪举起来，上端贴着脸孔，下端贴着屁股，摸一摸腰边，还好，还剩下几颗子弹，很困难地没有气息地装了进去，再把麻袋戳个洞，把枪口对准了敌人，外面枪炮轰炸声，在这时的我听来，特别地响亮，可怕，身体滚烫，仿佛浸在沸水里，皮肤发着烧，从麻袋里看出去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狰狞，我等着等着，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拍拍拍’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

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

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

除了张秋明在战斗一年后的采访中提及此事外，还至少得到了两位同袍的支持。

一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在54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这位牺牲的同袍名叫陈树生，他是将炸弹绑在身上，从六楼窗口跳下，但炸死的不仅是敌人，而是一辆敌人坦克。

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在50年后的回忆中提出身捆炸弹纵身跃下的不止陈树生一人，至少还有张秋民、杨顺广两人，他们一共炸死了200余名敌军，跃下的楼层也从六楼变成了七楼——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仓库本身只有五层。

一些研究者因此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他们指出仓库的窗户在当时安有金属网格，仓促之间砸碎玻璃根本不可能，更况且高层窗户由于仓库特制，本身无法全部打开，自然也没有空间能容纳一个成人跳出去。

因此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完全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神话。

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但如果仔细查考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个惨烈的牺牲故事，至少在这场战斗结束的次月，就已经流传开来。

1937年11月初版的一本图册《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编著者赵景深就已经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军一兵瞥见拼一死，手榴子弹缚在腰，突由六楼往下跃，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赵景深编《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插图，一名战士身绑手榴弹从楼上跃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赵景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这本书虽然起稿是在孤军退出四行之前，但他特意等到孤军撤出四行仓库之后，请指挥这场战斗的杨瑞符营长亲自修改并增加了内容，才予以付印。

因此，至少在真实性上，这个故事应该得到了亲历者的认可。

张秋明在一年后的回忆，尽管未提及人名，但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查阅杨瑞符的记述就会发现与张秋明回忆，会发现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杨瑞符安排战士向下投掷手榴弹和张秋明看到战友身绑炸弹跳楼的地方，都是在顶层。

因此，这位牺牲者并非从窗户跃出，而是从楼顶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

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

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

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发艰苦。

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

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同时送出去的，还有捆好的一束书信——这是仓库里的士兵们写下的遗书。

大部分中国士兵出身寒微，几乎不识字。

周福其回忆道，他当时只能让识字的同袍帮忙代写，“无非是一些对父母宽慰的话”。

一些士兵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只能咬破手指，在应该签名的地方摁上手印——如果他们就此牺牲，这就是他们留在人世唯一的遗迹。

但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士兵，面对死亡的迫近时，用简短却深情的笔墨，留下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嘱托：“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

妻：别再想我回来，也别想我一个全尸。

孩子还小，这是我的悬念。

不过我你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担忧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断我自己的生命的线，你收起你的泪珠。

永别了。

”

捐助民众的热望“死”这个字，在琴歌的脑海里一晃而过。

他脑海中迸出几句歌词：“我们流完最后一滴热血，为我们心爱的祖国战到最后一口呼吸！

”但还未等他哼唱出来，旁边一个年轻的孩子却不由自主地越唱越高兴：“前途无限光明！

走上去……”“喂！

别唱！

”司机的一声怒喝将歌声拦腰斩断。

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四周一片沉寂。

此时是夜晚八点半，暮色已深。

战时的租界虽然不比往日繁华，但与河对岸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死寂的闸北相比，仍然显得灯火璀璨。

遥望闸北，只能看到未熄灭的战火在残垣中时隐时现。

以及四行仓库中倏忽明暗的微光——为了防止敌人窥探，进驻仓库的第一天，杨瑞符就下令打破了所有电灯。

那是不眠的四行孤军们，赶在次日敌军的突袭前修筑工事照亮的煤油灯。

三辆卡车一路向北行驶，愈向北行，“夜黑得愈凄凉，愈悲壮。

靠近北边的路上，只有几个巡捕竦竦的影儿在微弱的灯光里移动”。

他们已经抵达了从租界通往闸北的垃圾桥。

驻守英军知道这些车辆的目的，他们将拦在中央的铁丝网拉开一条路。

汽车缓缓地滑向桥对过的黑暗中。

车夫们驾轻就熟地把车辆开到最轻最慢，熄灭了前后车灯，以免引起敌军的注意。

但纵使如此，仍然有恼人的声音从车底钻出来，让琴歌和其他同伴的心，“像熔化的铅块一样忽然沉重了下来。

”琴歌一行夤夜前往闸北如此提心吊胆，所冒风险自然并非心中幻想。

他们所承担的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将白天民众援助四行孤军的物资，趁夜送到仓库中。

尽管孤军占领的四行仓库中物资丰沛，并不缺少米麦食粮，但其他物资却相当匮乏。

很可能是敌军切断了供水，导致仓库守军连基本洗漱饮水都出现困难。

杨瑞符不得不下令将所有污水小便都收集起来，妥善保存，以备消防之用。

自然也没有多余的水可以烹煮食物。

自从自来水断后，士兵们连续两天持续作战，却粒米未进。

他们亟须食物和水的补给。

而这些，正是在整个白天站在河对岸租界安全区内隔水观战的民众最力所能及也最心甘情愿的义举。

正在吃光饼的中国士兵为四行孤军捐献物资的场景，可能是战争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

它充分体现出了民众对抗战的热忱绝非几句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尽己所能。

从琴歌和他的同志们开设后方办事处开始，办公室里的电话铃便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人一群一群地涌进来，各界的慰问品直接间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滚滚而来，我简直会想到将要开一家规模顶大的百货公司。

”品种琳琅满目到骇人的地步，“饮料有啤酒、汽水、鲜橘汁、可口可乐，食品有光饼、面包、饼干、馒头、蛋糕、咖啡、糖、油焖笋、什锦菜、菠萝蜜、水果、鸡蛋、牛奶、盐、糖……”，甚至还包括在当时价格不菲的鱼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商贾大户到贩夫走卒。

有赤贫的老式店家的学徒，新式商店的店员，许多可爱的儿童与小姐，有阔人用银行存款成批地购买，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来。

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难民收容所里的全体难民，他们发起了绝食一天的运动，将省下的粮食钱款捐赠给孤军们。

光饼即重一斤，直径一尺的面饼，是一种易于保存又能扛饿的方便军粮。

这种全民热情的捐助运动，背后是军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重新塑造。

传统中国，士兵这一职业一直以来被视为低等人从事的贱业。

所谓“丘八”就是对士兵的蔑称。

而自清末以降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的现实，也让民众对士兵的印象一再跌落。

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了饭碗杀戮抢掠的土匪。

士兵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抢劫时身穿制服。

1920年代，一位评论者指出，中国的几大祸患之一就是“兵匪一家”。

但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民众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看法。

民众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为了保卫家园冲锋陷阵，与侵略者肉搏厮杀。

尤其是战争初期那些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精锐德械式，他们奔赴战场的威武雄姿令人倾倒。

为国家寸土必争而不是为抢夺地盘权势的国家军队的正面形象，在抗战初期被迅速塑造出来。

《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称：“数百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士兵。

上流社会男士捐款；女士为士兵们准备衣服并带去慰问；男孩和女孩作为‘童子军’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前线的士兵筹款。

现在中国人开始说，这是‘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英雄’。

”军人本身的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效忠对象不再是某个统治集团，而是上升为国家本身。

从军的目的不再是当兵吃粮而是保家卫国，成为现代军人的一个常识。

传统中国的“忠”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军人观念。

成仁取义，为国捐躯，成为了军人的天职。

一如杨瑞符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想：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

”……

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中四行孤军与女童子军杨惠敏在一起运送物资的卡车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滑到四行仓库的外面。

他们爬进仓库外面的一家店铺，爬过沙袋堆，终于在黑暗中看见了等待物资的四行孤军的士兵：“他们穿得那样单薄，腰上挂满了手榴弹，他们强烈的眼光投射过来，仿佛几盏明灯，他们都是二十岁的光景，沉毅而且勇壮，他们有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仿佛海阔天空的浪潮阵阵汹涌。

死神的魔手虽然在他们面前乱抓，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哀。

”当琴歌把……和香烟一同交到他们手里时，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体像野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血战尚未结束的战斗

著名版画家胡一川于1938年作版画《八百壮士》“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的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

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地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

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

但不久之后，杨瑞符就发现，这些疲惫已极的士兵已经学会了阳奉阴违，他们建立了攻守联盟，一个偷睡，一个放哨，看到营长过来便赶紧将对方弄醒。

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杨瑞符过来督工时，仍然坐着不动，用嬉笑的姿态对他说：“营长啊！

我们刚才休息，实在没有睡觉。

”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

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

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

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旗帜飞扬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

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

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

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

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

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

猛烈的炮火，甚至让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

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

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

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

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

“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

”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

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

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

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

全球享有盛誉的伦敦《泰晤士报》，在10月29日发表社论，一改之前故作客观甚至揶揄中国的口吻，赞颂道：“中国军人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

虽中国军人大部分现犹训练未充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置备雨衣，犹携伞与俱，然扼守人所认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陆军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轰炸之下。

吾人于此，将见上海华军之抵抗，将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上影响，不独今日如是，即在将来亦然。

”在之后召开的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

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的与会各国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

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

”

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为中国据理力争，获得各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

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

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

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

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

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平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

在诸多对四平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

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这三项数字相加应为四十一人）的轻微损失。

战后，由日本学者编纂的权威战史著作《战史丛书》第72卷引用了这一数据。

另一份同样由海军编纂的《支那事变尽忠録》卷三中，则提到这场战斗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陆的海军特务少尉，重伤而死。

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中“闸北进击战”中登记战果的一页。

写明中方留下100具尸体，而日军总计伤42人。

在这份报告的前一页写着中方军队人数为800名。

如果认定日军战报中的数字真实无误，那么只能遗憾地得出结论。

中方的数据，尤其是孤军将士提供的报告是完全不正确的。

10月27日，谢晋元在给孙元良的报告中写道：“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

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

杨瑞符的日记也同样证实了谢晋元的说法。

但仅此一天中方报告的数字，就超过日军战报的统计数字。

那么究竟谁在撒谎呢？

战争时期，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双方在整理战报时，都有可能掺杂水分，夸大对方的伤亡，减少己方的损失。

谢晋元呈递的报告自然不能无夸大之处，但日军的报告中仅死亡一人同样经不起推敲，在当时从旁观战的外国记者就目击到至少有两名日军士兵毙命。

而且，就在《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这份战报中，日军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百多具中国士兵尸体。

而这一点，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它的不实之处：“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

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诚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

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

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

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

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

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

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

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倒，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

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

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经像毛巾似的可以绞过来，肉和血都混糊了，软绵绵的一团”。

看着同袍已经撤离殆尽，他支撑着走了几步，终于倒了下来。

一个外国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过来想取走他的枪：“我的枪是挎着胸背的——枪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他。

”他被连枪带人拖了过去，外国人发现这个血肉模糊的孤军战士居然还有呼吸，于是把他送进医院。

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

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

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本文特别感谢霍安治、谌旭彬、吴京昴在史料和论述上提供的大力帮助。

▼关于本文使用资料的说明下面所开列的一些资料为撰写本文时所使用的个人采访、自述和回忆录（不包括相关论著），谨开列于下，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者做进一步研究。

时间较近的采访与自述：谢晋元：《闸北孤军指挥官长访问记》，1937年11月2日，《闸北的血史》杨瑞符：《闸北孤军退出记》，1937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

与《孤军奋斗始末记》（《闸北孤军记》）内容几乎相同杨瑞符：《杨营长访问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杨瑞符：《杨营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杨瑞符：《孤军奋斗四日记》，1939年6月，《八一三淞沪抗战》 ，另《孤军血战四日记》（《大侠魂》1939年分四期刊载），内容一致张秋明：《孤军张秋明访问记》，1938年，《上海妇女》老兵回忆胡雍伯：《四行仓库坚守战》，《岳阳县文史资料》 第1辑樊城：《参加淞沪战役四行仓库战斗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万连卿：《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万连卿：《八百壮士报国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卢逢胜：《我们退出四行仓库以后》，《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章渭源：《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蕉岭文史 》，第8辑章渭源：《忠肝烈胆昭日月——忆孤军营中的谢晋元》，《蕉岭文史》， 第14辑焦友三：《忆守卫四行仓库的前前后后》，《通山文史》， 第1辑陈德松：《从坚守四行仓库到远征缅甸——八百壮士一位幸存者的自述》，《皖东文史》，第1辑田际钿：《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自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田有收：《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四行仓库保卫战一老兵的回忆》，《蒲圻文史》，第4辑张明秋、张青轩、李锦堂、周俊明、余长寿、曹明忠口述，戴广德整理：《上海四行孤军抗战纪事》，《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杨根奎：《我也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疑伪，见毛剑杰考证文章《寻找最后的八佰壮士杨根奎：我们沉默了十年的真相》）杨养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杨养正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坚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杨养正：《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见证者：凌维诚：《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蕉岭文史》，第1辑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暨八百壮士》，《通城文史资料》， 第1辑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郑侠飞：《八百壮士对敌战斗之我见》，《通城文史资料》，第1辑郑侠飞：《谢晋元团长与八百壮士》，《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陈临庄：《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杨慧敏：《八百壮士与我》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关于资料使用的说明：首先，一般认为，史料记述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就越可信；越远，记述就会遭到遗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放诸皆准。

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因为档案尚未公开，或是重要关系人尚在人世，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只有等到这一页彻底翻篇，档案文献公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

但就孤军四行血战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由于这场战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提振西方各国对中国信心，以及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

因此，在当时确实难免出现一些对战况、战果的夸张和虚构，以配合宣传需要。

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仍会遵循“越近越真实，越远越模糊”的一般原则。

从这一角度讲，只要不是明显夸张不合实际的内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质疑点，那么本文在史料选取时，仍然尽量采用时间更早的记述作为主要材料，而将时代更晚的回忆录作为补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记述者因立场、政见、私怨等原因互相对立，而在各自的记述中对对方进行诋毁和侮辱。

如果这些带有诋毁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证据加以证明，一般不加以采信。

个人记述中，对本人带有美化、回护之辞的史料，但由于本人是重要亲历者，因此，在没有严重扭曲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引用，但不作为重要证据，并指出疑点。

譬如文中提到的孙元良，坊间所有对他指责嘲讽的文章，其史料几乎全部来源于三篇文章，最主要是时任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战犯劳改所特赦出狱后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孙元良》、其次是郭汝瑰撰写的《郭汝瑰回忆录》以及宋希濂的《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但这三篇文章的记述，不仅与当时报刊以及现存档案的记述不相符合，而且其他人对孙元良的记述，譬如张柏亭、恪敬、万方澄、余一苗、曹聚仁等人的记述不置一词，同时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也相互矛盾。

但另一方面，孙元良自传《亿万光年中的一瞬》里面有明显美化回护自己的内容，因此也无法完全采信。

本文原载于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

撰文：李夏恩；编辑：徐学勤；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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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现在的主角团统统死在了未来。

来自未来的谢晋元团长，带着他的战士们正逃出未来，冲向安全的现在。

我在桥那头的现在热泪盈眶，恨不得伸手拉他们一把。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谢团长率部到达租界后，却被缴了械，受到俘虏般的待遇，不久就遇刺身亡。

一个从未来逃到现在的预言者，想来结局也大致类似。

我不喜欢《八佰》，但凭良心，我得承认它拍得好。

阎锡山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尚且跳得如履薄冰，按现在意识形态的潜在复杂性，管导脚下那是鸡蛋成堆，可是人跳得比《芳华》还好。

关键是脚丫子要抠住最大的那个蛋。

但即便抠住了民族主义，你要跳舞那还是得八面逢迎，变身奇美拉，尾巴一扫就碎掉几个小蛋，给微博豆瓣溅上黄白秽物。

无伤大雅，开播后票房能飞就行。

焉知《八佰》不是今后国产战争片的新范式？

这个拼贴混杂的缝合怪实在是人文学科爱好者的福音，肥沃试验田，因为能插进去划拉开的缝隙实在太多了。

于是我也把最近摸到的加速主义刀子伸过去比划。

刀子挑开一道缝，我立刻就看到了很吓人的东西。

比电影里战争场面的血呼啦哧更吓人，更不寒而栗。

这肯定不是管导本意，但也绝非我个人主观臆断。

在这样一个语境里，电影的客观性就在那里。

八佰勇士的逃离，是在逃离未来，逃向现在。

这看着有点迷糊。

先从那条河说起，苏州河。

管导想要的是票房，越高越好；要高票房就要唤起观众的情感强度，越强越好；要唤起情感就需要打破“观看”的冷静对立，让观众切身“参与”到电影中去。

于是观众在电影里就有了两种化身，其一是主角团，被收进四行仓库的散兵游勇，好莱坞式现代个体群像；其二就是苏州河对岸的上海市民，在电影的大多数时间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观看距离。

而暗如黑镜的苏州河，就是横亘在影院观众和电影之间的那面屏幕。

于是主角团试图逃跑，归鸟恋旧林，是现代人希望逃回到现代的安全的玻璃罩子里。

但对岸居然不断有人跑过桥、游过河，奔向地狱般的四行仓库，在屏幕内外建起纵横交织的关联，这就很让人头疼了。

到影片最后，这种奔向地狱的冲动具体化为侯勇教授替了望远镜的步枪，化为一条条伸向战士们的手臂。

这一条条的都是伸进屏幕的观众的手臂，是来自现代文明的戴着手表涂着美甲的手臂；而手臂的主人安稳坐在沙发椅上，憋着冲动盈着热泪为战士们加油。

他们终究没法冲过栏杆，冲进屏幕里去。

确立了屏幕内外/河流两岸的对立和互动，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屏幕内外，处在什么样的时间关系中？

管导当然得往样板戏主旋律上靠，但又舍不得小布尔乔亚那部分票房。

于是《八佰》不是连续性、因果性的历史主义叙事，不是“烈士鲜血染成的红领巾”、不是“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舍生取义。

黄晓明特派员的“历史人民会记住你们”因为缺了旁证支持空洞无力，影片结尾的老上海/新上海切换也显得勉勉强强。

民族主义当然是有的，但必不可少的对手却缺席了，因而民族仇恨也不再有。

作为敌人的日本，在这个电影里成了遮遮掩掩的符号，刺杀俘虏与其说为了激发民族仇恨，不如说是承担主角团蜕变的叙事功能。

而与日军统帅的会面，也说明这场战斗只是“服从上级命令”和个人主义的“男人之间的对决”。

《八佰》所展现的，并非历史-当下的关系，它更多立足在当下自身。

在民族仇恨上避实就虚，相应的，电影里来自欧美世界的“现代人”戏份颇多，甚至这场战斗整个儿都是表演给外国人看的血腥真人秀。

从这个角度上，甚至可以说《八佰》其实是现实主义的时代寓言。

在电影的时间线里，八佰勇士浴血奋战，白人老爷抽着雪茄作壁上观；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欧洲文明世界也都将卷入大战，与远东战场同样凄惨酷烈。

在现实世界，远东抗疫的时候不少白人老爷也作壁上观，但好景不长……说立足当下，不如更进一步，说这个故事是无时空的。

如果剥掉吉光片羽的老上海奇观、挡住洋人的摄影机和飞艇，将视线集中在阴郁可怖的四行仓库，那么在这里，时空背景是被悬置的，庞大的仓库仿佛漂浮在真空中。

这种悬置处境，是参与电影的各方力量拼贴、拉扯与妥协的结果。

在仓库里，无论是各怀心事的主角团，武装到牙齿的德械部队，还是大义凛然的谢团长，他们的敌人是来自外太空的未知而命定的灾难，早晚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仓库则成了存在主义式的荒谬地狱。

《八佰》讲的是，在一个危机迫近、极端狭小空间内，人类被逼无奈而各不相同的反应。

大部分来观光的，成了视死如归的战士；来了害怕的烂泥糊不上墙的，跑就跑了；德械部队也不是天然就视死如归，人体炸弹是被逼无奈又杀红了眼；谢团长，本来义正言辞，最后却戏剧性地陷入存在主义三问：我是谁，我在干啥，我要去哪？

在这无时空的处境里发生着残酷的故事。

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观影的情感强度，《八佰》把观众按在座位上，扒开眼睛给我们看那些最血腥最暴力、最能引起生理不适的战争画面，又强迫我们合上嘴巴，把这些引起不适的异物慢慢化入体内。

这比《湄公河行动》这样专注丝滑爽感的大众文化套路高明多了。

先引起痛感再转化为快感，此之谓崇高，这是《勇敢的心》、《血战钢锯岭》的梅尔·吉布森式成神之路。

不指向神，那么这种崇高感指向何方呢？

指向已被各方力量拉拉扯扯减弱了势头、丢失了对手的民族主义？

还是指向躲躲闪闪、最终由谢团长在桥上悟到的存在主义？

残酷就是残酷本身，它悬置了时空，不指向宗教，不指向民族主义，不指向西西弗斯，崇高化的升天之路最终无所归依。

或者能不能说，这残酷里头包含了一点点现实主义？

用拉康式的话来说，现实主义就是现实（reality）将实在界（the real）逐出视野之外，将现实自身看作唯一真实的思维方式。

如Mark Fisher所分析，在浪漫主义者科特·柯本自杀身亡后，反抗性的摇滚在现实主义的嘻哈面前黯然失色；而对新一代嘻哈歌手来说，对青年文化革命性的任何天真希望，都被对残忍现实的冷静拥抱所取代。

所有感伤浪漫都是需要剥除的幻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丛林法则、剥削与被剥削才是唯一的现实。

这是种抑郁症式的狭窄视野：一切积极状态，一切未来，一切希望，皆为幻象；认识真相，就是认同并接受这世界的残忍与荒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慈欣的《三体》正是这么一部现实主义科幻小说，它得以流行的条件是窃格瓦拉和三和大神。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八佰》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

它是悬置了时空的现实，无民族的民族主义，无主义的存在主义，碰了壁的崇高感。

中枪就伤口炸裂，命中要害就死。

在《八佰》中，观众是河对岸的围观市民，也是银幕外的观影人；要打破河流的界限、屏幕的界限，就得让观众对战士的痛苦感同身受，让观众将残酷消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让观众怀着受虐狂的炽烈情感扑向地狱。

这是种脱敏的电影医学，它想要观众挥泪认同的，是观众的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酷烈。

如果说《八佰》的时空悬置、历史淡化不属于过去，其凄惨酷烈的程度又显然并非观影人的现实，那么是否可以猜测，这种现实主义是一种来自未来的现实主义？

从未来返回现在——这是一种加速主义的时间观念。

加速主义是克苏鲁的哲学，是对一个必然到来的人类末日的预感；Nick Land这样的巫毒术士，在谵妄中收集信仰的力量，强化海底克苏鲁与地面现实的关联，好让那巨大的触手早点撕裂僵死的现实。

也是终结者的哲学，来自未来的人形杀戮机器，提前解决一切反抗力量，为机器的统治铺平道路。

让那命定的末日早点到来吧。

从未来回到现在，再从现在冲向未来，这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回路（Circuitries），不断加速、逐渐炽烈灼热，最终熔毁在混乱的地狱中。

对《八佰》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奇美拉来说，那些通常的单一路径阐释都无法贯彻到底，这反而给加速主义式略显单薄的阐释腾出了空间。

不妨将《八佰》倒过来，把它视为一个未来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如何？

那末日般断壁残垣的上海因此得到了解释。

被战争毁灭的仿佛不是1937年前的上海，而是2020之后的上海。

在电影中并未现身，而只是通过方言出现，通过口音召唤着观影者认同的天津、东北、陕西、湖北、四川，也并非来自1937年的地图，而是来自2020年的地图；它们是安全的玻璃罩中的家乡，却不得不面临未来上海纷飞战火的威胁。

那充满科幻感的飞艇与高达般的巨型推土机得到了解释。

苏州河，此岸是地狱般的未来，彼岸是安全的现在。

那终有一死的焦虑感，和来自外太空的敌军攻击也得到了解释。

这场发生在未来的战争，是观影人那挥之不去的危机感，是《杀生》中最终滚落下山、碾碎文明的山顶巨石，也是《你的名字》里从天而降的巨型陨石。

误入四行仓库、卷入战争的主角团所经历的，正是观影者自身的未来，是观影者自身的必然命运。

上海市民伸向冲桥战士的手臂，正是观影者的手臂，伸向未来地狱中受苦受难的自己。

在我们坐在沙发椅上的观影者当中，没有人想面对凄惨酷烈的地狱，但是也许（必然？

）有一天，在特定的情境下，在外在力量的压迫下，我们不得不将手中的望远镜换成步枪瞄准镜，不得不给自己挂上满身手榴弹，甚至不是被迫而是主动地奔向地狱、拥抱地狱，怀着满眼热泪、满腔壮怀。

这样的事在现实中难道没有吗？

毕竟这一类电影已经开始了脱敏治疗；而作为一个战争题材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它就像一个参加无尿检短跑比赛的运动员，必然身不由己地，闭着眼将民族主义的兴奋剂注入自己体内。

来自现在的主角团统统死在了未来。

来自未来的谢晋元团长，带着他的战士们正逃出未来，冲向安全的现在。

我在桥那头的现在热泪盈眶，恨不得伸手拉他们一把。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谢团长率部到达租界后，却被缴了械，受到俘虏般的待遇，不久就遇刺身亡。

一个从未来逃到现在的预言者，想来结局也大致如此。

后浪，你该往哪里跑。

（下文含有一定程度剧透，慎读）8月14日起，电影《八佰》开启了大规模点映。

作为中国历史上制作规模最大（制作经费高达五亿人民币）的战争片之一，同时也是疫情之后上映的第一个（国产）大片，《八佰》对于恢复观众信心、激活整个电影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尤其是在去年的审查风波之下，《八佰》到底如何更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让原本就十分饥渴、期待报复性观影的观众更加容易走进影院：人们不禁猜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会遭遇如此长时间的撤档、修改和翻新？

最后结果如何？

我们是否还能看到创作者的初衷和本意，收获应有的震撼和感动？

这种叠加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观众的胃口基本已经被吊到最高，笔者参加的点映场座无虚席，50%的上座率几乎被撑爆。

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点映效果究竟如何，还是有待观察：截至发稿前为止，《八佰》在豆瓣评分人数超过4万，评分为8.1，而这个分数比起两年之前的《我不是药神》还远远不能算是“优秀”，后者的豆瓣评分至今维持在9.0，已经成为华语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点映之后，网络上也流出了各种各样其他版本的评价：上影节的160分钟版、内部放映黑白版，看过这些版本的群体开始凭着记忆开始补足情节、对比史实，探讨审查到底对影片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影响，是否存在一个更加完善的版本……毫无疑问，《八佰》在全国各地上映之后会引发更大范围的讨论，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毕竟，影院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场域，人们走进它，为的就是在黑暗中收获一些别处不曾有过的见识，只有当泪水和感动经过公共的考验和洗礼，才会变得更加纯粹。

正因如此，我们也决定尽可能排除干扰项，相信就片论片，眼见为实。

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所有观众都能看到的东西，是关于电影本身的东西；我们想看看这部电影在何种程度上值得去看，又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影片《八佰》集中讲述了1937年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八百壮士”奉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以少敌多顽强抵抗四天四夜的壮举。

电影以逃兵视角展开，逐渐深入到四行仓库之内，游走于苏州河两岸，试图以群像的方式来呈现“八百壮士”内部的转变及对周边的影响。

可以说，《八佰》的野心主要就体现在对人物的叙写上：全片主要人物将近20个，次要人物更是不可胜数，每个人各有其不同的身份、职业和动机，用力又几乎平摊，最终的效果是人物总体光谱极度丰富，但人物个体弧光不够完整。

每个角色从结构上看都是连续的，心理上看却是断裂的，这表明问题不在于剪辑，而在于剧本本身。

全片最精彩、完整的人物即是欧豪饰演的端午，从普通的农民，到被迫入伍，到受到感召，再到最后英勇护旗壮烈牺牲，人物的发展遵循一套好莱坞式的经典人物发展逻辑，线索完成度较高，较为有效地传达出一种自发的爱国主义精神。

但除了端午之外，其他逃兵角色就显得较为乏善可陈了：“战神”王千源除了帅痞以外并无明显发展、“老铁”姜武状态回归《让子弹飞》未能获得人物塑造的新突破，两人的“摸胸”段落可谓低俗，这种无谓的前现代角色阐释（虽然可能“真实”）已经很难让目前的观众买账；张译饰演的老算盘后段几乎完全消失，然后又以乾坤大挪移的方式出现在租界街头，沦为幽灵，其怯懦本身值得理解，不予展现则属问题。

总体来看，逃兵各有各丑、区分度很高，从这个角度上说，以逃兵视角引入故事虽然来自某种程度的妥协或不可阻挡的外部力量，但从结果来看，这种方式又不失为一个高招，使得影片不再满足于单一的“高大全”，而开始真正走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尽管仍未摆脱脸谱化倾向，个体表现（从剧本到表演）普遍还比较粗糙。

不过，值得一提的反倒是辛柏青饰演的《申报》摄影记者方兴文，这一形象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汉奸”，而以信息贩子的面目出现在战场之上：为了生存下去，他向日本人和西方人兜售军情，直至最后信守承诺，意外成为“八百壮士”中的一员，虽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整体呈现较为完整复杂，这有赖于演员的演技，也与编剧对角色的创见密不可分。

以方兴文为代表的租界众生相群体呈现出上海社会的一个普遍样态：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到纷纷受到鼓舞应援甚至加入“八百壮士”，直到最后翻越铁丝护网救援撤退勇士，影片对租界众生相显然是精心设计的。

然而，这种众生相与四行仓库中的“八百壮士”似乎面临同样的问题：整体完备，个体阙如；似乎是“社会性的”，但又缺乏内在的肌理，其展现更多地出于一种不自觉的炫耀和堆砌。

以刘晓庆饰演的蓉姐为例，我们全程几乎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似乎给人以神秘之感，但具体为何神秘？

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我们惊讶于赌场内部富有异国情调的装帧陈设，但角色本身却是一个空壳般的存在，至于赌场和蓉姐在租界当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影片更予忽略，而这也就直接导致蓉姐冲出赌场贡献吗啡的高潮段落缺乏应有的感召力：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是她成为高潮的一部分，而不是京剧班子？

同样给人如此疑惑的还有黄晓明饰演的特派员，当他提到以谢晋元为首的“八佰壮士”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并为之留下一滴热泪，我们不禁思考，一个自称“代表国民政府”，其后又“只代表个人想法”的西装革履的特派员，到底有何资格成为整部影片的代言人，一字一顿地宣读出主旨画外音——“你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不得不说，《八佰》模糊的样貌有时让人十分疑惑，以至于每当探讨到一个问题，指出其仍待完善之处，我们又不得不开始着手为其进行辩护。

影片的深刻矛盾在于，它既试图取消个人英雄主义，呈现完整人物光谱，表现抗日战争的“人民性”，又呈现出一种缺乏群像塑造能力的状态；既将战役定义为“政治的”，又无时无刻不想取消其政治性；既是一种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又极其明显地述说一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当学生朗读一名军官的家书，说要“把旗帜插上富士山”，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既想让人民抵抗侵略，又囿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困境无法让国民党军队获得成功，只能实现某种“战略撤退”，而这种撤退又实在没法像《敦刻尔克》一样“理直气壮”。

影片给到一个无力的结尾，而这恰恰又和影片结构本身试图导向的结局背道而驰……公允地说，《八佰》虽然呈现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战争题材电影并不相同的面貌，但恐怕并不属于“创造”；我们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太多撕裂，它表征着中国历史叙述的困境，表明了当代语境下我们仍然无法正视某些问题，表明我们仍未走出历史的尘埃。

影片对一些意象和中国传统元素的使用是有效的，比如白马、京剧、皮影戏，都承担了重要的结构和叙事功能。

也许是作为中国院线电影的必要构成，类似审美趣味让影片更容易接近普罗大众，更能理解想要表达意图，但这些意象和元素的使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白马前期数次出现意义不大，只在谢晋元与日方将领会面时发挥了短暂的作用，其后又彻底消失；小湖北的京剧想象则显得较为突兀、过于直给，其出现是否能为鲜血淋漓的现实增添一丝浪漫色彩，令人有所略有怀疑——尤其是在特效较为宜人的前提下。

应该承认，《八佰》代表了目前中国战争题材电影最高的工业水准，然而在工业细节和质感上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如影片对上海租界夜景的还原似乎更多出于现代人对遥远过去的想象，远未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影片对场面调度的控制也与国际水准有一定距离。

不过，作为亚洲首部全程使用数字IMAX摄影机拍摄的电影，《八佰》仍有理由被视为一个不错的开始。

时隔一年，电影《八佰》终于以救市之姿正式亮相；甚至提前开始点映，试图以高口碑去挣得一个高票房。

但在很多影迷心目中，那被删减的13分钟却始终是绕不过的坎。

而在真正看完本片后，我还是非常想推荐给大家。

今天这篇文章，我只谈及电影本身，至于历史真相及意识形态的争议，就交由每位观众自行去判断吧。

这部影片的投资高达5.5亿，于三年前在苏州和宁波拍摄，历时230天，一度超过最初计划的拍摄周期。

事实证明，这样高成本的投入确实让影片的质感有了肉眼可见的效果。

剧组为1:1还原真实场景，曾挖出一条200米的“苏州河”。

单论成本投入，《八佰》在整个华语影史上可算是名列前茅。

大到战场的凋敝与破败、对岸租界的灯火辉煌，小到每把枪械、每件服装，都极力还原出当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作为全亚洲首部使用Alexa65毫米 IMAX数字摄影机拍摄的影片，《八佰》以其优质的画面效果和丰富的细节呈现，为我们带来更为沉浸的观影体验。

知名摄影师曹郁担当本片摄影，曾掌镜《南京！

南京！

》的他以丰厚的经验完成了摄制工作。

纵观《八佰》中的摄影，无论是色彩还是光线都颇为考究，泛绿的色调和出色的光比构成了影片的视觉基调，与优秀的配乐共同传递出惨烈而悲壮的氛围。

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一部超大规模的国产商业巨制，在“硬件”条件上，《八佰》已经做到了极致。

影片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1937年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

整整四天四夜，八百壮士坚守着上海四行仓库，以少敌多，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

影片在叙事结构上按坚守的天数分为四个小节，而整体的叙事节奏其实并不稳妥，事件之间的连接比较生硬和跳跃，部分角色的故事线也并未做到有始有终。

但影片清晰的线性时间，还是非常容易让人理解的，每一天也都各有侧重点。

第一天着重展现内部群像，第二天引发第一个高潮，第三天的护旗段落成为第二个高潮，第四天则以撤退作为第三个高潮并结束。

作为一部主旋律战争电影，在《八佰》里，你会看到每个角色都各有各的性格，他们有优点或缺点，有各自的成长弧光，甚至也有可能会让你讨厌（比如张译饰演的“算盘儿”）。

但具体来看，影片又以充分的细节让你理解了不同角色的苦衷。

作为一部战争片，最基本的核心便是反战。

本片对于战争场面的处理非常写实，枪弹的无情都被直观地表现出来。

对于侵略者没有妖魔化，但另一方面也注重表现了他们的恶与残忍。

在写实基础上，影片又颇有巧思地引入了超现实的元素。

以三国时期的赵子龙长坂坡之战为基础，借以皮影戏、白马、对岸的戏台和影片中的某位主角共同做了一次互文。

最初白马受惊逃跑，主角一直怯战。

“关云长更多是兄弟情义，赵子龙才是保家卫国”。

后来白马回归，当了一次谢晋元的坐骑。

最终更以白马为全片收尾，将希望与光明寄托于此。

如果影片仅仅如此，也只能说是一部制作良心的大片而已。

真正赋予本片新意的，则是将对岸租界群像加入到叙事中去，以浮世绘般的呈现手法侧写战争。

爱国学生、赌场老板、知识分子、外国记者，他们对于战争的不同反应，最终也反过来展现出战争对于他们的影响。

这种手法一来可以丰富影片的厚度，另一方面也完成了一种观看上的隐喻。

如果我们将身处租界的群像理解为观看者，那么银幕之外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观看者呢？

由此，北岸的仓库似乎才是虚构的戏剧，南岸租界则反而成了真实的部分。

外国记者制造了飞艇的视点，他们观看着事件的发生，加工并虚构出另一种“真实”，进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辛柏青饰演的记者在进入四行仓库后，就以相机不断地连接起虚构和真实；而原与日军有联络的他，最后也被触动并改变。

原本作为“看客”的租界群像，因目睹北岸仓库英勇抵抗的发生，也由此爆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几乎每一个人，都力所能及地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固然电影总会有虚构，但涌动期间的情感终究是假不了的。

因审查而做的删改，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为这一观点做着服务。

在第三天的护旗段落，摄影机几乎从始至终都没有直视那面旗帜，总是在回避或远远的观望。

表面看是护旗，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作是在和“不存在的对手”争夺叙事权。

第四天则最为有趣，因为上级传达的命令，留守仓库的战士们需要撤离并进入租界，信号则是灯的熄灭。

而一旦成功进入租界，就意味着生存下来，因为活着，也是一种胜利。

本片当然还有更为深层的表达，就如影片中黄晓明的那句台词：“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

最后也点破了保卫四行仓库似乎存在“作秀”的成分，这恰好也符合了两岸的空间结构以及之前的观看隐喻，“一切交给后世去说”。

但在我们心目中，为保家卫国不惧牺牲的人，无论如何都值得后世的尊重。

这也是我最后想说的，请务必去看《八佰》，因为真的值得。

作者| 德卡的羊；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云插剑提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得孤身。

云并无半点退心……”这说的是《三国演义》中的名将赵云赵子龙，单骑救主。

电影《八佰》中的少年小湖北，被困在四行仓库中时，总会幻想他的哥哥端午就是那骑在白马上的名将赵子龙，骁勇善战，英勇无畏，面对迎面冲来的大片敌军无半点退心，孤身杀入重围。

大概在小湖北心中，哥哥端午就像赵子龙最终能单骑救下小刘禅一样，也一定可以救他身还。

赵子龙在《八佰》中还有两次被提及，一次是李晨饰演的山东兵，他后来表演了一段关于赵子龙的皮影戏。

端午和他有段对话，问他为什么喜欢赵子龙？

山东兵说，因为赵子龙是护国大将。

赵子龙是山东兵心目中的孤胆英雄，他的偶像。

还有一次是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也就是“八百壮士”的指挥官，听着对面租界戏台终于传来京剧《长坂坡》。

而此前租界的人觉得官兵抵抗不力，已经唱了好久的《走麦城》……谢晋元何尝不是另一个赵子龙？

《八佰》的故事聚焦于“淞沪会战”中最惨烈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仓库就位于苏州河岸，对岸就是租界，就是“和平区”，于是大家可以“隔岸观火”，也可以“加油鼓劲”，甚至“搏命相助”。

电影中第一个催人泪下的镜头，就是一个俯拍的全景。

在租界区歌女哀婉的歌声中，镜头扫过苏州河两岸，一条不宽的河流分出了两个世界，一边是战争中的焦土，随时面临的死亡；一边是都市中的灯火辉煌，歌照唱，舞照跳，赌场照旧开放。

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

而《八佰》所要表现的绝不仅仅只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样简单的批判。

战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四行仓库中战士的英勇行为激发了租界人民的爱国情怀，而同样的，租界人民的爱国情怀也激励着四行仓库中的战士们更加英勇杀敌，保家卫国。

《八佰》的好就好在虽然描写战争，但是聚焦于人，聚焦于人性。

每个角色都不同，但又都有血有肉。

有人在战争中始终英勇，有人在战争中从怯懦到英勇，有人在战争中从老兵油子变回真正的战士，有人到最后才真的不再是瓜怂，有人始终害怕、始终怯懦，终成逃兵……但，战争永远才是最值得批判的，它对人、对人性都是极大的摧残，而战争中的人，视死如归固然可歌可泣，贪生怕死却也是人性必然。

欧豪饰演的端午是个有成长的角色。

他原本只是个农民，“想要来大上海看看”，结果被卷入战争。

起先他害怕得要死，枪都端不起，随时想着逃跑保命，但后来在山东兵等人的影响下，变得勇敢，变得有担当。

王千源饰演的羊拐是个老兵油子，当兵打仗不过是为了挣军饷养老母亲，他并不想建功立业，他更想回家讨老婆，然而终于这只能是“下辈子的心愿”。

张译饰演的老算盘原本就是个军中的文职，结果也要被要求上阵杀敌，他油滑、他怯懦、他害怕、他随时想着逃走……最后，他终于逃往苏州河对岸的租界。

然而这时候租界的人们也已经开始投入营救，投入战斗，从地狱逃出的他茫然了。

《八佰》对于租界人们的描绘也不仅仅停留在批判或者歌颂。

是的，租界里有杨惠敏这样一直积极筹款、最后为守军送旗的女童子军，但更多的是人性更为复杂的人们。

其中最亮眼的角色应该是李九霄饰演的刀子，他是一个赌场打手，其实出场很早。

难民们过租界的时候他就在，黄志忠饰演的老葫芦想要掩藏自己军人的身份进入租界，就是他阻拦的。

后来杨惠敏带人躲避流弹，也是刀子不肯开门让他们进去。

但当他看到为了给四行仓库的军人连上电话线，一个个国人牺牲了。

他主动请缨，接下了这个任务。

不管那一刻他是被人们的爱国热情打动，还是就想着能展现自己跑得快的技能，他终究是为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国捐躯。

他也是壮士之一。

《八佰》中都是这样并不脸谱化的、有血有肉的人。

每个人在战争中都被迫展现出他们不同的面相，战争能够将一个普通人逼成战士，也能将一个普通人逼成懦夫、狂人、疯子……战争，逼得侯勇饰演的大学教授都举起枪来，战争太可怕了。

所以看得出管虎导演还是反战的，并不仅仅停留在歌颂英雄和批判敌人这个层面上。

事情是发展的，人性是复杂的。

也因此，演员们都成功脱掉了自己的标签，变成一个一个丰满的角色。

而说完了人，其实我还想说一说管虎镜头里的动物。

《八佰》中出现了很多动物的镜头，第一个就是乌鸦，它们煽动着黑色的翅膀盘旋在断壁颓垣的战场上空，然后有一只落下来，落在了一个死人的头上。

这一幕，仿佛是地狱写照。

而在租界另一边也有鸟，它们被养在笼子里。

对于鸟儿来说，地狱里有自由，而天堂却寸步难行。

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鱼、马、老鼠……还有被战士们抱着的猫、狗这样的宠物，这是他们死前的慰藉。

而在租界，赌场老板娘养的宠物是孔雀，这是她富裕的炫耀。

又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不过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一定还是那匹白马。

它贯穿电影始终，在四行仓库出场，然后被小七月驯服，又冲出了仓库，在街上奔跑，吸引了河对岸人们的目光。

在战争炮火中出现，又成为谢晋元谈判时候的坐骑。

有时候还出现在小湖北的幻想中……这个白马的意象是整部写实风格电影中最浪漫的一笔。

当白马奔跑在街道上，河对岸的人们惊呆了，争相观看这一奇景。

是啊，白马为什么要出现在街道上？

它们本该驰骋山野。

就像小湖北、端午、老葫芦为何要出现在战争中？

他们本该在家乡种地，做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

羊拐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他本该在老家娶上老婆，过好日子。

刀子为何要出现在这里？

他本该守好他的赌场就可以。

山东兵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小七月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谢晋元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他们都不该出现在这里，他们本都该拥有更好的人生。

战争就不该出现在这里。

战争就不该出现……

几年前去南京，我从中山陵出来以后，特意去了1.5公里外的灵谷寺，想看看那里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

相较于中山陵的人山人海，名为“正气堂”的国军阵亡将士祭殿，算得上门可罗雀。

位于“正气堂”后面的国军阵亡将士公墓，早已改建为草坪与花坛，花坛中央种了一棵巨大的桂花树，气势恢宏。

在墓地的北侧，还建有两座“一·二八淞沪抗战”碑柱，分别写着“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碑是老的，字却是新的。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蓄意破坏墓地，磨掉了碑上大部分文字，只剩下碑柱。

显而易见，日军对国军的强烈憎恨，不是来自五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而是源于刚刚发生的“八·一三淞沪会战”。

这场长达三个月的惨烈对战，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最先防御上海的国军第87、88师，配备全制式德国武器装备，实为国军精锐，然而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中，伤亡惨重、无以为继，不得不退守至上海西部郊区。

为掩护战友向西撤退，国军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率领数百兵士，面对敌军，以四行仓库为据点，坚守了四天四夜，为淞沪会战划上了浓墨重彩的句点，他们也被世人盛赞为“八百壮士”。

8月21日上映的电影《八佰》，就把镜头对准了这场四行仓库保卫战，拨开烟熏火燎的战争迷雾，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

瓜怂还是英雄？

这是个问题走进电影院以前，我没想到会看到这么多“瓜怂”。

先是组了个中青少逃兵三人组，老葫芦躲着枪子儿、在战场上胡钻乱窜；端午看见日军就动弹不得、吓得瑟瑟发抖；小湖北就不说了，才十三岁，还是个半大小孩儿。

等他们被收编进四行仓库的守军，还没完呢，只会算账、不会打仗的老算盘，光想着溜号；老铁看着五大三粗这么大一坨，真打起来只会躺平装死……看到这帮不成器的散兵游勇，怪不得朱班长气得破口大骂，恨铁不成钢。

这就是传说中的“八百壮士”？

还真是。

镇守在四行仓库的88师524团第一营，号称“八百”，实则仅有423人。

在原本受过德式训练的精锐士兵阵亡后，这些补充的兵力，大多来自湖北、浙江的保安团，甚至有不少人连新兵训练都没完成，就被匆匆送往前线。

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在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进攻下，在战友奋不顾身的血战中，这些散兵游勇开始慢慢有了变化。

当老铁看到战友倒在血泊中，听到他含糊喊着“帮我补枪位”时，或许还做不到拿起枪打退从窗口攻入的敌军，但他出于本能的善良，畏畏缩缩想要把他拖到安全的地方，勇气已经开始萌芽。

当端午看到骂他骂得最凶的山东兵、义无反顾地发起自杀冲锋时，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山东兵掉落的赵云皮影，已经埋下一颗种子，正慢慢改变他的人生轨迹，预示着英勇壮烈的结局。

当小湖北看到总是笑眯眯、送他西洋点心的七月哥，就在他面前惨死时，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也似乎已经注定了，他最后是走还是留的终极选择。

在这些细腻而又粗犷的场景中，我们见他们所见、听他们所听、感他们所感，让他们的角色弧光显得真实可信，像这样以群戏为主的有限篇幅来说，能够完成这种程度的人物塑造，已经相当不容易。

《八佰》的难得之处在于，没有一味煽情，也没有一味让人物高大全。

这部电影中所呈现的，有一个个身经百战的斗士，在极端逆境中爆发的惊人意志力；也有一个个怕死、有私心的普通人，在退无可退中慢慢觉醒的可贵勇气。

我一直觉得，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八佰》证明了这一点。

冰冷的政治，与滚烫的血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到：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谢晋元，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当他得知四行仓库的浴血奋战，实际上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秀”时，他的愤怒和沮丧可想而知。

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之间，只隔着一条苏州河，整场战斗都展现在了西方世界面前。

的确，这进一步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但并没有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为中国抗日战争带来实质性的国际支援。

换而言之，这是一场失败的政治秀。

那么，这场战斗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524团第一营的牺牲又有什么价值？

看《八佰》的时候，我恍然间会想起斯巴达300勇士。

他们之间虽然隔着两千四百多年的时间，却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反抗外敌侵略，都是掩护主力部队撤离，都是以少对多、明知胜机渺茫，就连引发的结果也很相似——温泉关战役并不能挽救雅典的陷落，四行仓库保卫战同样不能改变南京失守的定局。

即便如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正如斯巴达战士在温泉关的壮举，掀起了整个希腊本土反抗波斯侵略的狂潮；谢晋元军团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的英勇行为，也表达了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态度。

不过，有些人会觉得，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这423人，最后其实有三百多人都撤离了，这就说明战斗并不像电影中这么惨烈。

难道电影为了艺术效果而故意夸大了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像这样简单地以结局成败、牺牲多寡来论英雄的人，既不懂历史、不懂战争，也不懂人性。

最浅显的道理在于，当这四百多人在四行仓库坚守时，并没有观众这样的上帝视角，他们不知道能够坚守到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最后能有多少人撤离。

有一个场景非常典型，敌军来到四行仓库墙边，想要挖洞炸开墙壁，他们的盾牌太厚，从楼上扔下的手榴弹爆破都会被弹开。

一旦敌军突破墙壁，整座大楼都会失守，势必导致全军覆没。

在这样危机存亡的关头，一个个国军士兵排成长队，陆续从楼上跳到敌军的盾牌阵中，以人肉炸弹的形式阻止敌军。

没错，我们知道他们有些人活下来了。

然而，当他们在自己身上绑满手榴弹时，都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在如此残酷的攻防战中，最后还能够保留这些兵力，正是得益于战友这样无畏的牺牲。

的确，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战争的背后不止有冷冰冰的政治，更是无数个有名有姓、有热血、有抱负的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壮举，不该被历史遗忘，也不该被你我遗忘。

正如冰冷的政治，不该盖住滚烫的血。

当代影像作品，充斥着大量雷同的创作现象，着实令人苦恼。

因为对于讨论而言，这意味着同一话语和观点不得不被重复讲述。

比如《八佰》，就与近年的许多热门作品一样，技术层面过硬，调度上非常华丽，但结构却存在附赘悬疣的问题。

因此，它最终的成色也与很多同时期影像类似，处于好坏参半状态——似乎这段时间我谈论了太多这样好坏参半的作品。

更别提《八佰》中的优点和缺陷，也都在我曾经主张的观点中出现过。

当我不断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时，难免觉得乏味。

从古至今，类型创作始终在谋求一种变化的共性，相同要素的不同组接次序，便能让主题类似的作品产生不同的表意，引发不同的情绪反馈。

若再辅以深度的风格化设计，便会形成与同类作品的迥异面貌，脱颖而出。

我们能明确评判这些要素到底是别具一格，还是方枘圆凿，均是根据影片的基本完成度去考量的。

因此，《八佰》虽然命途多舛，遭到无形之手的阻挠，但如今面世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完整性，也就有了针对作品本体的讨论条件。

不过，对场外影响的推测仅止于此，否则将掉入难以证伪的循环。

纵使影片后半段充满了剪刀的痕迹，非常残破不堪，但它的主要问题——分裂——还是来自影片本身的风格与结构。

这本来应是一部个性浓烈的战争电影，但遗憾的是，影片前半部分苦心营造的美学风格，在后半段迅速瓦解。

我曾经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盛赞管虎的《前夜》，这部短片是高明的类型化创作，叙事驱动力十足，场面调度由简入繁，引人入胜。

纵使《前夜》与《八佰》在主题上差之千里，但同为对历史真实事件的描绘，整体的基调和底色是基本一致的。

事实上，作为一个选择了罕见角度进行切入的战争电影，《八佰》显现出了它的巨大观赏价值和历史意义，却因为风格上的割裂和消解而无法成为杰作。

《前夜》围绕开国大典上的升旗做文章，展现出蓬勃的戏剧张力。

讽刺的是，《八佰》就是在升旗的段落被一分为二，杰出与无聊泾渭分明。

而这段情节本身，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又有着各种各样衔接上的问题，以及过于夸张的表现手法。

但是总的来说，升旗仍然是本片还算不错的高潮段落，虽然从真实的情况来看，这场战斗基本上是虚构出来的，但情感很是完满。

在升旗这个段落里，同时解决了好几个人物的矛盾，比如欧豪的退场，王千源的转变等等。

另外，它直接关联到影片结尾，引出了接下来日军和八佰壮士的一系列行动。

所以，我有理由认为将升旗作为分割线，是影片有意为之的做法。

但它的结果是区别开了电影前后两部分的情感，同时从结构上将影片劈成两半——若如此的话，那么这正是本片最大的败笔，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2018年的法国电影《开战》显现出令人窒息的现场感，是区别于传统叙事的另一种影像表达。

这种表达摒弃了古典主义的原则，无关人物，无关视角，甚至不在乎因果，不照顾观众的情绪起落，摄影机保持着一种非常主动的参与感。

它通篇制造出一种模糊却粗粝的形象，并将之卷入晃动的手持摄影，以及令人无法逃避的对抗场景之中。

在激烈的节奏里，《开战》达成了某种少见的、新颖而紧凑的叙事效果，是一种极端的现实主义书写。

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影像天然所具有的高强度具象化的展示性，以及这种展示本身蕴含的巨大能量。

去年的另一部法国电影《悲惨世界》有着类似的思路，虽然不像《开战》那样构建最极端的在场性，但那些街头上发生的故事，同样使摄影机保持着一种亲历性的姿态。

这不仅仅是大量手持摄影的缘故，还要归功于剪辑、表演和声音。

《八佰》的前半段与《开战》和《悲惨世界》的街头部分异曲同工。

电影不给我们时间充分了解每一个人物，只是靠他们的瞬时状态来展示某种个性。

而四行仓库作为封闭空间，壮士们困兽犹斗的处境，通过复杂繁乱的调度，均被逼真地呈现出来。

传统叙事中的介绍性场景已不再重要，甚至显得多余。

我们顷刻间就被强行拉入战斗之中，与众角色共历数个生死瞬间，再次揭示影像本身作为一种展示的重要性。

此时，每一幅画面都打进我的骨头里，这是一幕幕无须做出任何交代，只需呈现就爆发出充沛能量的战争图景。

如果将其定义为爱国主义教育，那么我愿意全盘接受并为之感动。

与此同时，对群像的粗糙处理也就变得不再是问题，因为在极端的呈现中，形象出现的那一刻，便会挑动我们建立心理上的体认。

这些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工具人、是棋子，是脸谱化的刻板人物，并在传统叙事中成为缺陷。

但将他们放置在四行仓库这样的情境下，便有了成立的合理性，战争中的个体士兵，本就处于被摆布的身不由己之中。

而这种只关注临场的爆裂式呈现，显然也有别于真实的纪录影像。

甚至通过一定的戏剧性手法和蒙太奇段落，虚构情境反而散发出更加滚烫的纪实感，更高效地逼近某种真实性。

它为我们铺就一条抵达历史的捷径，即便这是一个人为的假定性历史事实，但被集中提炼而出的情感无疑是真实的。

牺牲本身被作为一种展示性景观，也就不断敲打着我们的内心。

本质上，这样的展示的确是一种粗暴直接的官能刺激，试图调动的是观众的生理反应，但不同于那些特效奇观，它的粗暴直接来源于我们对人性的普遍认知。

我们在不知道陈树生的身世背景、内心变化和情感动机的情况下，仍能动情于他自杀式的牺牲，就是镜头的侵略性所引发的情绪投射。

而《八佰》在这一段展示中，虽有配乐的烘衬，但仍然特意避免了虚假的英雄主义描绘。

陈树生以及后面排队跳楼的战士们，不以那些烂俗的升格镜头去强调他们的面目，去渲染他们的悲壮，而是在不干涉叙事时间的前提下，干净利落地展现死亡。

还是那句话，展示本身就已经有足够的能量。

纵然电影前半段紧密的战斗场面，与其他战争片一样，频繁调用最极端的暴力手法，使观众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炽烈的情绪当中：持续的爆炸，乌黑的鲜血，惊恐的喊叫和满天飞的肢体……它所刻意突出的肮脏、残忍的展示方式，证明了这样的图景远不是为了让人血脉偾张，满足猎奇心理或爽快感，而是通过影像本身传达出鲜明的批判意味。

反战的意味由此而生，来源于镜头不加修饰地、事无巨细地直面战争本身，而非通过对白或字幕进行劝诫。

对我而言，在这样强大的表现力面前，群像的扁平和失焦也不会阻碍我的体验，对事件的反应已超越了对角色的代入，角色及其注定的命运作为一种吸引力元素，已经完全融入到极端氛围里。

如果《八佰》就在这样高强度的展示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会为它鼓掌叫好。

更别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无论现实中的历史事实为何，它本身处于的租界-苏州河-仓库的递进空间，也简直是为电影打造的再适合不过的舞台。

除了仓库以外，还有着另一个对称性的展示场景可以利用，它们彼此的关系潜藏着更多美学上和思想性上的深度。

但令我失望的是，在升旗之后，影片纯然回归到传统的介于主旋律与类型工业之间的叙事氛围当中，一下子将之前所营造的那种厚重的、压迫式的展示能量消解殆尽。

何况后半段的叙事水准远远不如前半段的展示性表达，充斥着滥情桥段和过多的人物状态描述，并且结尾也开始频繁升格起来，节奏感被砸的稀碎。

你可以说管虎没有驾驭好文戏编排，铺满各种人物状态，却忽略了实在的动力。

你可以说因为剪刀的原因，人物没有结局，导致情绪没有落脚点——王千源和小湖北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吗？

最后死没死？

姜武坐上炮后开火了吗？

方兴文的动机是什么？

目的又是什么？

张译又是怎么突然在对岸现身的？

下了电车后他又跑向了哪里？

这些不是留白，没有余韵，仅仅是剪刀造成的负面效果罢了。

更拧巴的是，影片在升旗前散乱的视点、让人物失焦的拍摄方式，虽然消磨了角色的深度，但体现出了事件本身的力度。

反而在升旗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试图重新提供代入角色的服务，这种创作策略上的横跳对作品风格造成了伤害。

再加上角色又因为不可抗力，缺乏交代，甚至直接失踪，已不具备重新刻画连续性弧光的可能性，必然让电影虎头蛇尾。

无论如何，影片后半段所暴露的本质缺陷在于，呈现表面上被升华为一种更精确的叙事，实际上却轰碎了之前构建起的乱中有序的情境氛围。

过多的情绪片段，试图让我们走进每个人物，却不可避免地消散了模糊而感性的冲击力，造成情感的巨大落差。

可以说，升旗后重新将镜头对准一个个人物，甚至引出新的人物，所带来的不是对角色的深邃刻画，反而将情感由激发变成了煽动，显得刻意而让人反感。

从展示回归到描写的过程，就是影片失去张力的关键所在。

当焦点变得清晰之后，就被添加了太多不必要的修辞般的煽情，却无法让人达到真正的体认，还不如之前那些模糊的群像面孔更加动人。

这种多余还体现在对主观镜头的使用上，这是我不堪忍受的另一个重大缺陷。

主观镜头的滥用极其影响我的观感，可能比升旗后的情节编排更令我难受。

首先是白马，我们在太多战争片中见到过这种具象化的浪漫主义手法，它们往往脱离作品本身的现实性，不受外部世界影响，或者受影响较小，体现出一种极度符号化的、象征性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镜头。

《八佰》中的白马同样如此，为什么不选择黑马或棕马？

就是因为白马在视觉上显得更圣洁。

在激烈交火中，白马基本上来去自如，即使身上也有伤痕，但仍脱离了影片的真实语境，与脏兮兮的士兵和周围的废墟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这让它成为一种灵性与神性的综合，是游离于战火之外的，难以被消灭的一种情感化身。

因此，白马的第一层意象呼之欲出，即每个战争片导演的惯有思路：以生命的纯洁美好反衬出战争的丑陋卑鄙。

尤其当这种美好被玷污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对战争的厌恶。

但我认为，白马的意义也就到此为止了，再去揣测它是否体现了什么民族情感，什么家国大义和人性光辉都很勉强。

何况白马这个意象放在《八佰》中，本来就是画蛇添足的浪漫主义。

因为影片前半段建立的战场图征，混合了高密度的纪实性与虚构加工出的沉重氛围，已经没有给超现实意象留有充足的展示余地了。

我们只需要对准士兵们的面孔、行动，他们身上的物件（家书、照片、遗书、皮影），他们的互动和关系的建立，就已经完全涵盖了白马试图表达的一切，只是在观感上不够“干净”。

除此之外，还有苏州河对岸灯红酒绿的租界，以及隔岸观战的同胞和外国人等等，庞杂的视点矩阵早就能很好地反映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和批判，那么白马的价值还剩下什么？

纯粹是视觉上的设计罢了。

但在我看来，这种视觉上的设计也是没必要的，它为了盲目追求某种艺术性，间接破坏了展示本身的集中性力量，不免本末倒置，顾此失彼。

于是，当后半段小湖北重逢白马，给它喂食，与它相依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白鬃野马》的镜头。

要说把马这种动物拍的如此浪漫，如此彰显出它真正的灵性，它的生命力，它一切迷人的魅力的，至今没一部可超越《白鬃野马》。

总之，《八佰》中的白马是一个赘余的意象元素，它大概只是为了用一种浪漫化的比喻，标榜一种不合时宜的形式语法，却也是过于常见而缺乏新意的手段而已。

更让我觉得违和的，是小湖北在哥哥牺牲后的两次纯心理活动镜头，把欧豪饰演的端午想象成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只出现两次似乎显得很克制，但哪怕仅仅是一次，也严重伤害了影片整体的表意效果。

而这两段心理活动场景，在特效和造型上，又相对显得粗糙拙劣，更有一种破坏整体调性的反动。

我有必要第一百次重申我的观点，即米特里对主观意识客体化的描述：对于电影而言，纯心理活动镜头基本不成立，多数为导演的生搬硬造。

因为此类镜头任由具体影像歪曲想象中的意会因素，从而违背了想象活动的心理特征。

所以，电影的“主观意识客体化”是一条绝路。

其表意方式决定了只能表现客体主观化镜头、纯想象性事物整体的客体化和闪回镜头。

这些方式要么符合主人公的目光与心境，要么可以使幻想内容构成同质整体，消除从现实到非现实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

要么符合客观内容的逼真再现，不会违背回忆的心理特征。

基于这种角度，我对主观镜头也一直非常敏感，它很难与电影语言真正贴合。

而极少数主观镜头用得好的导演，基本都是永载史册的大师。

不少人已经分析了租界-苏州河-仓库的递进关系。

这种环境天然提供了一种戏剧张力，内里包含的是两岸人的心理状态、景观差异和最终产生交集的过程。

相对于很多人所说的对“观看”的三重定义，和空间差异暗示出的地位、文化和心理的隔阂，我更感兴趣的是黄晓明特派员出场后，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打破了第四面墙。

当然，这个小处理无法挽救影片后段的垮塌，但确实令我会心一笑，随之思绪飞扬。

当影片镜头转到繁华的对岸时，租界里的人就是观众，在河边，在阳台，用望远镜，用摄影机观看着对岸的一切。

而我们是这群观众的观众。

同时，战斗间隙的八佰壮士们，也会望向天堂般的对岸，这种错综复杂的观看关系必会营造出一种丰富而迷人的语意。

但本质上来说，仓库仍然是唯一的舞台，只不过里面的演员会偶尔直面观众席。

而租界的人不仅是观众，同样也是演员，他们从身份、行动、文本、结构、场内场外等各种意义上，连接着银幕外的我们和仓库内的演员。

身处租界的人必然将发挥能动性，比如杨慧敏、刀子等过岸者。

从电影的表现形式而言，这本就有一种冲破银幕界限的互动隐喻。

同时，我们作为银幕前的观众，观看着租界的观众以及524团的军人，也就成为一种脱离文本之外的，唯有影像可以触达的递进关系。

不同的是，租界的观众最终参与到演出之中，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亲历，全程只能在“对岸（银幕）”观看他们。

于是，这种无力感和纯粹的被动性观看，就会引导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回望这段历史？

这个故事将与当下产生什么样联系，又会如何作用于我们个体？

因此，无论是否是创作者的明确意图，黄晓明说出的那段台词（表演就不提了），都成了后半段唯一的点睛之笔。

这场死守的战斗，作为一次政治演出，是一场一开始就被放弃的、充满无意义牺牲的战斗。

于是，战争巨大的荒谬本质立刻呼之欲出，而这段话也像是在对银幕前的我们而说的，似乎通过“演出”二字，提醒我们现实历史与加工后的事实的阻断关系。

但这场荒谬的演出，终因人性变得有意义起来，壮士们的牺牲让租界里的同胞、外国士兵和国际记者产生共情，进而伸出援手。

此时，影像穿透时空，勾连起我们与历史的感同身受。

但因为电影的风格和结构问题，这种感受没能从一而终。

如果说前面是超越现实的虚构，那么后面就是退回到了戏剧营造的假象本身，失去与真实过去的情感连接。

在面对冰冷残酷的历史面前，电影没能成为总结者和反思者，只起到了引路的作用，抛弃了深入探究的可能性。

最终，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裹挟下，在展示本身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重构观看与被看的辩证关系中，在虎头蛇尾的结构和违和的主观镜头内，我不得不将电影视为一个回望历史的中介，并为事件本身散发出的性质而悲恸，却无法将之视为表达的终点，走向更深邃的历史反思。

不涉及任何历史问题。

《八佰》叙事完全不及格。

举个例子，如果是二战电影，你问这个电影里，特定的人物/士兵的目的是什么，回答打德国佬，或者世界和平，那是不及格的。

是在问你，打败邪恶轴心，你接下来的任务是救一个人，还是到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是不是要到另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是为了另一些人可以怎么怎么样。

孙元良把人留在四行仓库，最该交代的用几行字就敷衍过去了。

影片的开头好像花了15分钟决定到底该从哪里开始。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要有具体的目标，具体两个字画重点。

我们观众是跟着人还是跟着事？

跟人跟哪个？

守仓库，是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地方重要，战略意义还是精神意义。

这是电影前20分钟内就必须解决掉的问题，让观众在乎动机，在乎为什么。

动机可以加深，可以扭曲，变化，颠覆（subvert），但如果一开始没讲清楚，你给我的理由仅仅是打鬼子抗日，我作为观众根本不会投入我的情绪，在乎一帮人打斗2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说一句，是表演，是政治。

这是整个电影的问题。

具体到每个士兵和所谓的群像也一样千疮百孔。

士兵方面，完全不知道在打什么，这个等会具体讲。

群众方面，都显得莫名其妙，举两个例子。

比如，电话线这个桥段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

为什么还要装电话线？

其他人如果是为了钱，那赌场老板的弟弟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送电话线？

（这个角色飞奔过去还扎小辫子，我这里直接笑出了声。

）装完了电话线用了么？

再比如送旗子，为什么要送这面国旗？

旗子是刘晓庆的就一定要冒死送过去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护旗虽然是尴尬的房间里的大象，反而是唯一说得通的场景。

长官有比较具体的部署（只能说比较），每个士兵的行动也相对有目的性。

接着说最大的也是相当基础的问题，就是空间和时间。

以一系列问题就能展示：空间：大场在哪里？

闸北在哪里？

四行仓库在闸北的哪里？

租界在哪里？

选择四行仓库守，为什么？

那仓库构造是怎么样的？

到底有几楼？

到了仓库怎么布防呢？

哪里强？

哪里弱？

下水道在哪儿？

没有人放哨么？

为什么是被新到的逃兵发现的？

在战斗的过程中，士兵提到东西楼，那东楼西楼分别在哪里？

有区别么？

从护旗的片段看出来，顶楼有机枪，是影片里一直在强调的德械么？

怎么会在那儿的？

电话线装上了，那能打电话那为什么特使要亲自来？

黄晓明演的特使和谢晋元谈的时候有一间有维纳斯的诞生壁画的房间。

这间房间到底在仓库哪里？

是谢晋元的指挥室么？

时间：第一日到第四日，如果第四日算他撤退，都是苦战，是否有任何本质区别？

那为什么要把电影按天数来架构？

14小时前的这个蹩脚的倒叙到底是为什么？

意义在哪里？

这些重要么？

太重要了，因为这些问题导致的后果最终还是影响了电影的故事和人物。

没有清晰的因为所以，导致任何共情需要借助宏大的身份叙事认同的外力。

所有明星煞有其事的背身特写都在破坏（sabotage）故事起反作用。

连煽情都没及格。

电影里的人物可以因为战局混乱稀里糊涂，但观众不能。

没有关于仓库空间的信息，直接体现的是谢晋元没有任何的部署和指挥，除了最后集体冲桥，那是不是说这个长官作为领袖除了发表演讲没有任何作用？

中日实力悬殊，那为什么打不过，是士气，是不够战狼么？

显然不是，那是武器装备？

临阵指挥？

那到底缺什么？

受过教育的德械和剩下的杂牌军区别在哪儿？

中央军的德械到底是什么呢？

跟敌方的装备差距在哪里？

不会只是德军的钢盔吧？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意向的重叠。

外面也唱戏，里面也唱戏，脑子里还唱戏，唱两次。

读信和唱戏，只取一个，分开来两个桥段都行，要放在一起，就两个相互打扰，还打扰观众。

白马是中国人的精神么？

真的有必要么？

整个电影结束，是一种看完变形金刚的累和烦躁。

全片两个半小时，不如结尾真实场景的几秒钟。

这不是在说电影制作者技术不精（或许有，但这里不评判）。

是电影创作上智识的参与（intellectual engagement）几乎为零，以为把几个东西符号一样地放置组合在一起，并加以美化和精修，就是讽刺，就是意象，就是感动，观众就该自动得出许许多多的深刻，但这不是观众的责任，不该把你没有做到的一部分完成。

是笨还是懒惰，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