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毁灭

希特勒一边抚摩着爱犬，一边回过头对特劳德说：“我的布朗蒂不咬人，它十分理智，比人要聪明多了……”每个国家都有一段不可说的历史。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不可谈论，而是所有人谈及皆口风一致。

否定或嘲讽一段曾给人以重创的历史是简单的，而客观地评述它，理解它，却是最困难的。

尼采说并不存在一种公正的历史观。

我当然，也未能免俗。

每个意识形态都有不同的解读角度，与思想开不开放无关，纳粹不值得洗白，对我这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不过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罢了。

在许多年里，我都无法理解为何纳粹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独裁政府，为何会持那么长的时间无人反抗，而且这些思想形态往往是在独裁者离世后才崩塌瓦解。

西班牙的弗朗哥病逝后，举国狂欢。

为何他在世的时候，人民没有爆发出这么多的不满呢？

难道仅仅是畏于强权和暴力而不敢支声吗？

我想事情大概没有这么简单。

活在自由年代的我们，都没有见到过真正的纳粹信徒，所有对于独裁的理解，都是基于冰冷文字的想象。

曾经一直有个问题盘亘在我脑中很久：那些活在独裁时代的人们，他们真的相信这些血腥的谎言，狂热地爱慕他们那个高高在上的“元首”吗？

如果是的，人们未免也太蠢了吧。

然而，人类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蠢。

一切的反省都是马后炮而已。

高压政治下反而有极高的生产斗志。

越是黑暗的内核，越有着乌托邦式的甜美外表。

激昂的演讲只能编织虚幻的美梦，泡沫早晚有一天会被戳破。

希特勒能坐稳位置这么久，因为他不仅给了人民美梦，还给了他们面包和牛奶。

希特勒不一定有军事天赋，但他一定是个政治天才。

相信我，没有一个政客会那么蠢，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

希特勒非常聪明，他对国家每个阶级，都有一套不同的说辞。

世界上没有全民的，超阶级的国家，如果有，那它一定是乌托邦。

国家社会主义，多么甜美的雅利安乌托邦。

能使所有阶级都信服并慷慨激昂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奋斗，那这股力量将是十分可怕的。

加之兴修工程，扶持军工，等等有效策略，德国从大萧条中恢复了过来。

曾有人假设，若在二战前希特勒便去世，那他的风评会是怎样的改变。

然而历史容不得假设，更何况，这一仗，不得不打。

法西斯必须侵略，意识形态上就奠定了以仇恨做燃料的发动机，必须走在复仇的路上。

而经济上纳粹们的野心，也不得不靠掠夺资源，来向外扩散危机。

毕竟，扶持了军工，就是为了用的。

希特勒在人们眼中当了多少年催眠师的角色，然而当所有人都被催眠，还有谁能保持清醒呢？

人们都忘了，希特勒能引导大家入梦，正是因为他才是最大的做梦者。

从来没有不醒的梦，也没有能永远保持清醒的催眠师。

永不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

英雄都有完美主义，正是这些完美主义毁了他们。

见好就收？

怎么可能见好就收，如此，配得上乌托邦的邦民们画的香甜大饼吗？

没有极端的信任，就没有极端的生产力。

他只能赢，不能输。

政治的准则在于平衡。

如果你选择打破，把集权的砝码加到最大，政策执行的力度确实是做那些温和虚伪绿营无可比拟的，繁荣会迅速地从天平那端滑来。

而空虚的民主那端，已有决策失衡和不满的民意在隐隐酝酿。

集权是最快最有成效的方法，又不想降速又不想让位，不让天平倾倒的办法是什么？

直接把杠杆打碎。

希特勒处死了白玫瑰，有的人选择捏断舆论传播的通道，再造一条能被自己所控制的通道。

现世已不能如此血腥，信息化时代，直接让他永远闭嘴就等于是杀了他。

注意，要平衡，千万别忘了雷厉风行的同时还要配以蜜枣甜糖，让人在甜蜜的幸福空气中被腌得昏昏入梦。

狗为什么可爱，因为它不会反抗，政客都喜欢狗。

那些梦游的人，能为了一点甜头和由此展开的美好想象，就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

虎毒不食子，戈培尔夫人杀了六个孩子，人心猛于虎。

操纵人心，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却很简单。

别把你的心轻易献上。

如果不能保证不被催眠，那不如堵住双耳。

如果全世界都疯了，想不被除掉，你可以装傻，但记住，经过他们身边时，不要直视他们的眼睛。

戈培尔说：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

现在，该是他们为自己的选择献身的时候了。

现在，你想好怎么选了吗？

嘘。

谁能奏乐？

我要跳舞！

……跳舞！

摇摆舞！

昨天又看了一遍帝国的毁灭,还记得第一次看是小学中二病时期,那时完全看不懂前后两段女主真实访谈,正如片中的女秘书和你国绝大部分军豚一样,只觉得访谈那段很烦想快点看战争场面,军服,武器.女主年轻时就是个对希大大虐恋情深的小fin红,不顾家人劝阻执意给希大大当秘书,一方面又装出对政治并无多少关心的态度,访谈中说她自己当年看到白玫瑰小组的墓碑时才醒悟过来.白玫瑰也可以算是当时德国少有的有纯正自由主义气息的群体,记得以前看韦伯传和米塞斯回忆录时都提到那时德国战前主流不是"国家自由主义者"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后来后者还赢了,甚至晚年的韦伯也有民族主义倾向,正如在二战前的日本也流行过很多将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话语体系取表面意思然后加以篡改的词汇,例如战前左翼活动者水野成夫,佐野学和锅山贞亲等人将他们肤浅理解的左翼理论强行与天皇制和沙文主义结合起来,宣称要等天皇统一世界后再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相当于利用这种粗浅的辩护让沙文主义在左翼中也合法起来,这种粗浅的左右双方政治辩论就好像左右两派共同在沙文主义的框架下玩过家家一样,并给人一种"我国也有议会也有政治辩论"一样的错觉,而纳粹早期正是依靠左翼话语体系上台,将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工党定位在类似芬兰白军或英国工党一样的位置,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宣称要打击财阀大企业改善经济,一方面反对苏式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煽动了德国绝大多数下层民众,在纳粹发动战争之前,一个奥地利的马克思-弗洛伊德主义者,赖希,将这种底层民众的爱国情怀描述为恋父情结,他们心底将对纳粹元首与对宗族社会中的父亲的感情结合起来,这也是为何影片中希特勒和戈培尔一会儿毫不同情人民一会儿又表现出认为自己代表人民,这并不仅仅是纳粹党的合法性自我辩护的矛盾问题,也显示了支持纳粹上台的德国绝大多数沙文主义民众,跟你国绝大多数黑暗系中二病军豚星辰大海兔杂废物一样,一方面相信政治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没有伦理可讲,一方面又真心相信一个沙文主义领袖能无条件的善待德国人民并使自己的生活变好,最后只能求仁得仁求匪得匪把自己送进真正的弱肉强食丛林.直到二战结束前的德国,沙文主义者居多绝非偶然,尽管作为一个(自认)右狗我们可以认为二战之前的日本是与欧洲君主制国家同质化最高的亚洲国家,但当时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就其政治文明程度而言,日德是与英法西等同为欧洲君主制/共和制的国家存在内在张力的,尽管德国与日本及其他东方社会不同在于德国不缺乏哲学与思辨的深厚文明积淀,也不缺乏中世纪地方自治的传统.但德国从未经历过法国式的启蒙,也未经历过繁荣的商业带来的自由化,更没有有产阶级必要时可以干烂国王的自治思想根基.尽管俾斯麦被称作德国保守主义者,但这种所谓的保守主义与英美保守主义相差甚远,德国的所谓民族主义也与19世纪欧洲普遍流行的建构民族国家以正常加入文明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同,前者实际上是无理由无条件的沙文主义.从腓特列在七年战争中强制大规模征兵开了中近代欧洲不可想象的全面战争先例,再到俾斯麦强行统一当时本有地方自治雏形的德国各州以及总体战这种文明世界很难想象的奇妙深刻沙文主义思想被军人提出,沙文主义的出现在德国绝非没有根基,也不可能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战后国际社会的过度惩罚和经济衰败才出现的,但沙文主义为何会在二战前的德国出现这一命题是一项很严谨宽泛深厚的问题,不可能一言两语说的清楚,这也是战后一整代德国人和德国思想都曾经需要面对的严肃问题.这种根基也是为何俾斯麦可以放心的利用开放普选打击自由主义,而像威廉洪堡或是白玫瑰小组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则处于非常孤立少数的位置.在<帝国的毁灭中>我们可以看到片中的希特勒粗浅的将尼采的道德理论望文生义的理解成了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而实际上丛林法则这种观点是前哲学的,类似柏拉图对话录<高尔吉亚>篇中的卡利克里斯或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依靠煽动暴民得势并呼吁屠杀叛乱的密提林全部公民的克里昂.而尼采本人的理论绝非如此粗浅,正如即便是斯宾格勒这种人也会不满戈培尔错误以及粗浅的利用了他的理论作为纳粹宣传话语.这大概也是为何卡尔施密特在魏玛共和的政治辩论中看不到文明世界应有的深厚公共话语内涵,而提出了必要时一个意义含混的主权者可以无条件进行决断这种和丛林法则没什么区别的思想.而白玫瑰作为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则坚定的多,在<希望与反抗>中,索菲邵尔说让布尔什维克和纳粹狗咬狗去吧,后来当有人觉得东线德军士兵可怜时她又坚定的回答活该,并在其宣传单中引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从政治反思来说,他们受到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使得他们对国家主义的解构更为彻底,使他们没有变成虐恋情深的理中客,也没有对左翼抱有好感,而且也对丘八情怀没有任何同情,而在这一点来说<帝国的毁灭>则多少对同情民众的德国将军抱有同情.尽管白玫瑰小组仍然对德国人民抱有幻想,走民小非暴力不合作路线,而非像法国和波兰还有挪威的反抗军一样直接动手反抗纳粹,但他们仍然可以多多少少的动摇作为纳粹合法性根基来源的德国爱国民众,并以自身的死亡将纳粹本来就不在乎的道德地位拉低并暴露给任何对纳粹保持距离但仍然对纳粹抱有幻想的人.另一部电影<纽伦堡审判>表现的正是文明的国际政治秩序取代了纳粹认为的毫无伦理可言的丛林法则政治秩序,而对于支持纳粹上台的德国沙文主义民众,则衍生出了平庸之恶这种政治哲学议题,但正如白玫瑰小组的宣传单所说,"尽管在被德国征服的波兰中,已经有30万的犹太人在这个国家被以最残忍的手法屠杀......德国人仍然笨拙的静止不动,愚蠢的沉睡着,并且助长那些法西斯的罪行......任何人都希望对于此类的行为能被宣告无罪,每个人都希望继续以最平静的步伐,最平淡的良心走完人生的路途，但他不会被宣告无罪,他将有罪!有罪!有罪!".如果不是英美作为文明国家的道德地位问题,德国一半以上的民众都应该被审判.但文明的政治秩序绝非二战之后才建立,但也并非可以在古代社会找到的久远传统,正如贡斯当所说,古代社会的人没有独立于社群之外的自由,它也并非像二战后认定现代性需要为大屠杀负责所产生出来的反现代性的左翼后现代主义那样试图证明现代社会分工(鲍曼)甚至任何一个严整的社会(德勒兹)或是科层制官僚体系造成了纳粹大屠杀.无论持何种史观,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也好后现代主义也好,伯林式的反现代自由主义也好,或现代性的启蒙自由主义也好,沙文主义与否定一切政治伦理的丛林法则思想都是需要干烂的文明毒瘤.另外仅仅来看战争场面纳粹军服或是认为此片是同情元首或是表现军人情怀的军豚废物趁早死个妈呗.影评到此结束任天行2015年12月31日

在战争期间，一个人无法控制时间。

到处都是官僚，看着就让人难受。

优秀的士兵总能找到食物的。

我再也搞政治了，政治让我讨厌。

我必须解决问题或者灭亡，但必须在柏林。

这不是个阵地，这是个陷阱。

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没有什么平民。

我们的人民这么懦弱，根据自然法则，他们应该灭亡。

战争结束后剩下的将只有劣等人群，因为优等人群已经灭亡。

所有的部队都在欺骗我，甚至SS也是。

我早该把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处死，就像斯大林那样。

我从来没有进过学院，但我一个人征服了整个欧洲！

我们没有强迫德国人民，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权力。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从嘴里射死自己。

我们没有油田了，这真是场灾难，这使得任何大的举措都无法实施。

我的孩子们不能在一个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里成长。

孩子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未来。

我给德国和世界制定了宏伟的计划，但没有人理解我，甚至是与我出死入生的兄弟们。

我们有过多好的机会啊！

整个世界都可以是我们的。

我唯一可以引以为傲的就是我公开反对犹太人，把犹太人清理出德国人的生存空间。

继续下去并不难，瞬间之后便是永久的和平。

如果我的人民不能经受这样的考验，我一滴眼泪也不会流的，这是他们应得的，这是他们自己写下的命运。

人生不会原谅弱者。

所谓的人道主义只是宗教迷信。

同情弱者是对自然的背叛。

即使突围成功，我也只是从一个包围圈进入另一个包围圈。

我的妻子和我会自杀，我不想我的尸体落到俄国人手上，我想立即火化，不让任何人找到。

我想他（希特勒）不想让任何人真正了解他。

命运不允许其他的结局。

我的政府不会接受无条件投降。

元首已经死了，你还想打一场自己的战争？

我们是党卫军军官，应该追随元首赴黄泉。

作为外交官，你受国际法保护。

600万犹太人在德国的集中营被杀害。

1945年5月8日邓尼茨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三帝国正式覆灭。

而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以及5月2日柏林沦陷，是第三帝国实际上的灭亡。

如果要全面了解“帝国覆灭”，需要阅读官方正史。

因为第三帝国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就显出颓势，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只剩垂死挣扎，直到柏林战役被苏联一剑封喉。

但大多数读者不是历史学家或发烧友，大家更关注第三帝国最后阶段的命运，即柏林战役和希特勒之死，于是出现大量这方面著作。

有的着重讲述柏林战役前因后果，有的专注解密希特勒最后结局，两者在叙事上又必须缠绕在一起，互为因果，形成了所谓“帝国毁灭”这个主题。

讲述希特勒之死的鼻祖，是1946年出版的《The Last Days of Hitler》（我没查到有中译本），作者是英国人Hugh Trevor-Roper（1914-2003）。

他战前是牛津大学一名年青学者，战后由英国军方指派，调查希特勒死亡真相详情，军衔少校。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他在1945年11月公布了一份不算长的“希特勒已经死亡”调查报告。

要知道，柏林最早被苏军攻克，希特勒最后丧生并火化的总理府地堡先被苏军彻底搜查，大部分目击希特勒死亡的亲历者又都被苏军俘虏，盟军拿到的信息和证据非常有限。

同时苏联方面对于希特勒的最终命运封锁消息，甚至斯大林亲口对艾森豪威尔说过“希特勒逃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Roper仍然可以提交一份确定希特勒死亡的报告，且其中细节经过历史验证基本准确，只有小的出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铁幕徐徐降下之际，重重打脸苏联。

这次打脸也导致了那些被苏军俘虏目击者的悲惨经历：他们被严刑逼迫，目的是签署错误的证词，以推翻英国人的报告，比如逼他们承认希特勒像懦夫一样服毒自杀，并由副官补了一枪。

次年，Roper将调查内容予以丰富，出版成书。

作为官方代表，他可以调阅官方保密资料，采访到所有可接触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调查结果是全面、细致而可信的。

但也有以下短板：1、 很多更为重要的当事人当时都在苏联关押，他根本采访不到，他采访到的主要当事人其实只有三个。

2、 受当时紧张的大环境限制，即便是他能采访到的人，出于各种原因，未必愿说、敢说实话。

所以，其中有些细节是错误的。

比如：他引用了希特勒司机肯普卡很多证词。

肯普卡在希特勒死后暗堡成员突围时幸运地被盟军俘虏，是最早对外发声甚至出书的当事人。

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猜他认为其他知情人不会重见天日，就有些肆无忌惮——证词水分很大，把很多没亲历过的事情都安在自己身上，后来数十年逐渐被其他当事人甚至他自己推翻。

【下图：《帝国毁灭》电影中的肯普卡。

我本可以附其真人照片，但为了与经典的电影对照，故使用电影剧照。

下同。

】

即便如此，本书受到影响的只是一些细节，比如希特勒是朝自己的嘴里开枪还是太阳穴；婚礼举行的日期；是谁抬了尸体等等。

核心内容和框架是准确的，“希特勒已经死亡”这个结论是确定的。

这本书作为里程碑，至今仍被历史学家参考和引用，并且为今后同类专著设立了重要的基调。

我并未阅读本书，尽管孔夫子上有卖。

我了解到上述内容是通过其它书作者对本书的评价。

尤其是《希特勒暗堡》作者O’Donnell与Roper同时代，作为记者亲身参加过Roper的报告发布会，目睹了Roper当时风头无两的神采：“。。。

穿着一身毕挺的战时皇家空军中队长的制服，向记者们流利地作了一番辛辣的、然而是故作克制的陈述，竭力驱散几个星期以来从东方滚滚而来的有害的宣传气氛。

”我个人不强力推荐阅读本书，因为本书出版之后数十年间，大量亲历者浮出水面，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材料，本书有些内容已经过时。

但如果是历史发烧友，想从历史发展角度去了解二战刚结束几个月盟军得到的信息，进而与后面的专著进行比较，此书是必看的。

作者成书年龄32岁，非常年轻，后来回到牛津大学，成为深受尊敬的二战史专家。

【推荐指数：3星】《The Last Battle》1966（中文版《最后一役》，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第2版，王义国译，董旻杰校译）第三帝国败亡，主要人物要么死亡，要么入狱，极少逍遥法外。

在柏林沦陷前逃离的，基本都落入西方盟军之手，如邓尼茨、戈林、希姆莱、凯特尔、约德尔、施佩尔、海因里希这些高级军官。

【下图：依次为《帝国毁灭》电影中的戈林、希姆莱、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大将、帝国部长施佩尔】

而在总理府地堡留到最后，见证柏林最后沦陷以及希特勒自杀的目击者，基本都在突围时落入苏军之手，如希特勒飞行员鲍尔、随侍林格、副官根舍、孟克少将、医生申克、暗堡话务员米契等，大部分是中级军官。

【下图：依次为电影中的随侍林格、副官根舍、孟克少将、医生申克、暗堡话务员米契】

冷战从二战结束即开始，东西方相互敌视，上述当事人口供以及相关信息，东西方互不交流。

那时，西方记者或者历史学家都无法获得希特勒之死最确凿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被苏联独占。

而苏联，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任何一部类似Trevor-Roper的被公认为可信的报告或书籍面世。

1955年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为冷战稍微带来一些缓和。

于是在当年，苏联释放了最后一批德国战犯，其中就包括上述重要目击者，这些人很快辗转来到自由的西德，开始对外发声。

又过了10年，到了1965年，被盟军判处20年徒刑的施佩尔（唯一活着的帝国主要部长）也出狱了，

可以说此时大部分活着的当事人都是自由身，并基本都在美国控制的西德。

而此时，当事人经过多年的沉默，外部环境不再紧张，西方自由的社会环境不再压抑，他们有欲望说出真相，并且身体健康记忆力旺盛。

于是在1966年，基于对关键目击者的采访，一部伟大的作品《The Last Battle》（最后一役）诞生了。

作者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绝不杜撰的求实精神，采访了各个方面的重要当事人，内容全面、详实且非常接近事实。

此书一经面世，蜚声世界。

作者是生在爱尔兰后入美籍的记者Cornelius Ryan（1920-1974）。

1944年D日，他作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亲身参与过诺曼底登陆。

1959年，以同样采访当事人方式写成的关于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天》出版，并拍成电影，令他声名远扬。

几年之后，他开始筹备本书的写作。

凭借名气他可以顺利约访诸多当事人（他书中写到在赴苏采访前他甚至得到时任总统肯尼迪的接见，肯尼迪还就如何采访苏军强奸问题给过他智慧的建议），包括战时盟军最高统帅、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英军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德军柏林战役指挥官海因里希大将；苏军方面，除了已被斯大林打倒的朱可夫之外，其它高级将领如崔可夫和科涅夫。

仅列举上述一线明星，就可想而知本书的受访者阵容。

作者成书时46岁，精力旺盛、思维敏锐。

《最后一役》堪称史诗巨著，它以柏林战役为主题，把战役发生之前欧洲战场局势，苏美英德四方各自的立场与博弈，描写得大气磅礴、惊心动魄。

而对于战役策划、筹备与推进，各方的排兵布阵，战争中平民的遭遇，又写的细致入微，令人身临其境。

大到盟军不进攻柏林的决定，小到易北河上一次强渡；上至斯大林的权术，下到一名柏林少年手中的反坦克火箭筒，好像尽在读者眼前。

1945年4月16日凌晨4点朱可夫140架防空探照灯发出的亮如“一千个太阳”的恐怖白光，以及紧随而至两万门各类火炮齐射带来的诡异狂风，仿佛让人置身其中，亲眼见到尸横遍野残垣断壁的柏林。

而所有这些内容，“无一句无出处”，全部是通过采访当事人和研读第一手历史资料获得，绝无主观臆造和道听途说。

这种写作方式费时费力，但完成的作品，因为经得起历史检验、能让后人最真实地重温历史，而成为世界的宝贵遗产。

读Ryan的二战三部曲（还有一部是讲述1944年9月盟军市场花园行动的《遥远的桥》），我总会情不自禁想到中国的《史记》——当年的太史公，应该也是抱着这种历史使命感书写的吧。

《最后一役》中，关于希特勒在暗堡里最后的日子以及自杀，描述非常简略，以寥寥数笔带过，同时因为当事人证词的矛盾和错误，也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那著名的自杀枪声是否被人听到。

但即便如此，以作者极度认真和追求真凭实据的态度，以及对关键目击者的详实采访，本书对希特勒之死的描述大体准确。

尤值一提的是，苏联官方在1963年本书作者采访时首次对外确认“希特勒已经死亡”。

此前苏联方面从未公开承认过，哪怕Roper的报告已经发表18年。

另一方面，关于希特勒尸体的发现和身份确认，作者的信息不可避免全部来自于苏联方面，这些说法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是苏联方面出于政治目的一直编造的谎言。

读到这里，不禁为作者和这部伟大的作品感到惋惜，这也许是本书唯一失实之处。

但这就是时间的魔力，在时间面前，任何伟大的人都无法摆脱局限。

在我读过的关于帝国毁灭的书籍中，《最后一役》以其气吞山河的宏大视角和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堪称伟大，无出其右。

还有，与下面几本书相比，本书是唯一不仅采访盟军和德军，也采访苏军的。

今天我们认为很容易很自然，但1965年前后，正是东西冷战最严重的时候，西方人眼中的苏联已经被妖魔化。

一个美国记者，能够客观公正写出苏联在柏林战役前后的立场、战略、战术和军纪（当然也详细描述了苏军进入德国对平民犯下的罪行，比如大量的强奸），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

此书翻译极其流畅精准，请来军事专家校译，整体阅读感受极好，加之印刷精良，这个版本是有收藏价值的精品。

但我有点小看法：当译者和校译者发现原文有错误（大多是原著中军衔的错误）时，采用的做法是在译文中直接修正，并在译注中说明。

我个人拙见：本着对原著和作者的尊重，译文应该保持原汁原味，对于这些错误，应该如实翻译，然后在译注中说明事实。

【推荐指数：5星】《The Berlin Bunker》1979（《希特勒暗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秦梅王彩芬可铮译）《The Last Battle》出版后，又过了13年，出自历史学家、记者以及当事人的关于希特勒之死的书越来越多，这些著作其实各有侧重，视角不尽相同，但都不得不面对同一个问题：希特勒最后在地堡里都经历了什么以及最终命运究竟如何。

对于这个问题，所有著作都必须涉及，因为它太重要太引人注目。

于是在1979年，一部专门阐述这个问题的精彩作品诞生了，它是美国记者James P. O’Donnell（1917-1990）撰写的《The Berlin Bunker》（希特勒暗堡）。

O’Donnell与伟大的《最后一役》的作者Ryan很像，他比Ryan还大三岁，也是二战亲历者。

因为精通德语，二战时在美军领导一个无线电情报连，专门负责监听德军无线电，上尉军衔。

战后，他立即转业成为《新闻周刊》记者，常驻柏林，打探二战后西方人关心的各种新闻。

1945年7月，在希特勒死后两个月，刚刚转业的他随美军进入已被苏军占领并浩劫的柏林，还亲身下过希特勒的暗堡。

那时暗堡的控制权在苏军，但已经以他们认为彻底的方式搜索劫掠过，花园里包含疑似希特勒在内的十几具烧焦的遗骸已被运走，苏军认为暗堡已经没有保密价值，因此对盟军是半开放的，很多英美人士，甚至包括丘吉尔首相，都下去参观过。

作者下去时，暗堡里设施、家具还都在，遍地狼藉，甚至一些自杀者的尸体还在里面发臭（可见苏军的工作效率，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

但是，他那时还没有写书的想法，反而是30年之后，他开始用与Ryan同样的方式，通过采访当事人，写成了这本《The Berlin Bunker》。

这本书，采访的人数众多，且逻辑性、故事结构、文笔都极好，可读性非常强。

更为巧妙的一点，与《最后一役》严格以时间为主线（各章节没有主题）不同，《希特勒暗堡》每个章节设立一个主题，通过一位或几位当事人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同时兼顾时间发展。

《希特勒暗堡》的主线如题，非常清晰，紧密围绕暗堡这个环境，叙述希特勒最后日子、死亡、以及暗堡中其他人的命运。

可以说恰好与《最后一役》形成互补，后者着力描述的是战役的进程。

叙事方面，读者会感觉对面坐着一个讲故事高手，作者在严格基于采访材料的基础上，设定悬念，安排起伏转折，前后呼应，却丝毫不哗众取宠。

对于诸多当事人对同一件事不同的证词，作者采取的做法是：经过甄别，筛选出作者认为最可信的证词，组织在一起，只给读者讲一个故事。

这样，读者就像看一部惊险电影，一气呵成，非常过瘾。

而作者基于自己强大的分析能力和旁征博引的资料储备，组织起来的内容非常接近事实，相对于此前各种书籍，错误非常之少。

通过读这本书，即便不了解作者，也可以很容易发现作者是个极聪明、逻辑性强、善于推理的人。

例如，关于希特勒的死法，之前大部分专著都采用“朝右太阳穴开枪”的说法，这一说法经过最先进入房间的林格和根舍的确认，肯定是无误的。

但是，作者大胆提出另一种结论：希特勒在开枪之前一秒钟咬破了氢氰酸玻璃剂，这是最保险的死法。

作者的依据是：在4月30日（希特勒当天下午1530自杀）凌晨，希特勒秘密召见了哈斯医生，询问什么自杀方式最保险，这是哈斯医生的建议。

但是，哈斯医生在柏林沦陷时被苏军俘虏，1946年死在集中营，作者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谈话的呢？

原来听到希特勒的死讯后，哈斯医生马上就跟同事申克医生（《帝国毁灭》电影里那个光头医生》）

详细讲述了这次秘密谈话，并坚信希特勒采纳了他的建议。

申克医生在接受作者采访时，将哈斯医生的话告诉了作者。

这是多么周折却又有力的证据，一般的作者可能不会发现。

作者还补充，用手枪自杀的人死后一般会紧握手枪，但希特勒的枪滑落到地上，这是服毒的症状。

当然，我本人认为，即便上面叙述全为真，也无法确定希特勒最后时刻采纳了哈斯的建议。

这个问题在下面还会论述。

可以说，在专门写希特勒最后日子的书当中，这是最有价值的一本。

它集真实和精彩于一身。

换句话说，读者想知道的，应该知道的，这里都有了，且有凭有据，强烈推荐。

成书时，作者O’Donnell是62岁，想想这是一个记者人生阅历最巅峰之时，能够写的如此精彩也不足为奇。

但这本书也有一个问题：采访时距离1945年4月已经过去整整30年，当事人的记忆会模糊或不那么准确。

即便如此，此书的内容在出版后并未受到严重质疑。

【推荐指数：5星】《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egends, Evidence and Truth》1996（未查到中文版）时间又流淌了17年，到了1996年，二战结束已经50年，绝大部分当事人已经去世或面临去世，这是一个收集历史记忆的临界点。

同时，关于希特勒之死的书已经足够多了——已经没有更新的内容引起读者新的兴趣了——这还是对年龄大的读者而言。

至于年轻的读者，也许根本不关心希特勒死亡的那些细节。

在这个时刻，一个德国历史学家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梳理了这个二十世纪最悬疑的事件。

他就是Anton Joachimsthaler（1930-）。

成书时66岁，正是历史学家最好的年纪。

他比Roper, Ryan和O’Donnell晚一代，生于1930年。

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第三帝国已经几十年了。

经过阅读众多的希特勒之死相关书籍，他发现在很多细节上，众口不一，谁都无法说服对方，这导致没有一种说法是获得广泛认可的。

其实这很正常，你我都有这样的经历：同一件事，不同的参与者在事后的描述各不相同，尤其是过去很多年后。

2019年4月，我联络几个大学同学，询问多年前一次班级象棋比赛的经过，每个人的说法竟然都不一样，且都信誓旦旦。

可见，历史是没有细节的，换句话说，历史记载的细节没有很高的可信度，对于历史，我们只要把握大体脉络、时代背景、历史意义、人性折射，就可以了。

偏偏Anton Joachimsthaler是个极度认真的德国人，对于希特勒之死这个二十世纪重大历史事件，他认为产生史实错误的原因，就是以讹传讹：第一个作者引用了一句不准确的叙述，在经过多次转载之后，就会被“洗白”而成为事实。

正是所谓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于是，他花了几十年时间阅读整理各种材料和当事人证词，以希特勒之死为主线，把所有重要证人的证词——有些是一致的可以相互验证，而有些是矛盾的——都集中在一起，让读者和他一起观察、分析、判断。

所以，这本书是阿加莎风格的，读者必须具备波罗的大脑和推理能力，面对相互矛盾、纷繁复杂的证词，去找到那个唯一正确的事实。

比如，就“希特勒的尸体如何被火化”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负责搬运尸体和点火的副官根舍、随侍林格、司机肯普卡的大段证词，以及后来查看火化情况的四个希特勒保镖的大段证词。

最后得到结论：希特勒的尸体已经被完全烧毁，几乎没有残骸遗留。

而四个保镖当中，有一位的证词与所有人都不相同：他声称亲手埋葬了希特勒烧焦的尸体，此时希特勒的面目竟然还可以辨认。

作者认为此人的证词是不可信的。

还有，就“苏联人什么时候确定希特勒已经死亡”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希特勒两个牙科技师（首席牙医未被苏联俘虏）的证词，称苏联人在5月初就曾向他们出示了希特勒和爱娃的烧焦的假牙齿桥，他们也立即确认这绝对属于希特勒和爱娃。

最后作者得到结论：苏联人其实早在希特勒死后一周就确定希特勒已经死亡，但此后斯大林还对艾森豪威尔说“希特勒逃跑了”，这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这种大量引用各方证词的写作方法，与上面两本书非常不同。

上面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记者出身，他们多年受到的职业训练，是经过自己的梳理，给读者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而本书作者Anton J.是个历史学家，我感觉他是个吹毛求疵、有精神洁癖的历史学家，他不但要告诉读者事实是什么，还要同时告诉读者还有哪些不是事实的东西在混淆视听，以及它们为什么不是事实。

在他眼中，Ryan和O’Donnell的书都有错误，而这些错误都是因为轻易引用了不准确的证词造成的。

比如他指出，Ryan的《最后一役》中说暗堡有一条密道通向外交部，其实这条暗道并不存在。

而O’Donnell则照搬了Ryan的暗堡地图，也展示了这条密道的存在。

他还指出，O’Donnell认为莫瑞尔医生（希特勒最信任的贴身医生）离开之后希特勒情绪稳定，是因为莫瑞尔走之前给希特勒注射了加倍的镇静剂，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根据更多的证词，莫瑞尔是在希特勒一度精神崩溃后被驱逐走的，此时希特勒知道希姆莱背叛他，不再信任何人，尤其是医生，他担心被注射昏迷之后希姆莱把他交给敌人，于是不再接受任何注射。

根据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发现Anton J.指出的问题都是小问题，不影响历史发展。

但我想说，这就是真正历史学家的态度。

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促使作者不厌其烦地搜集、对比各种证词，同时加以判断分析，最后得到唯一的结论。

我想现实中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一定也是这样工作的。

上面说到阿加莎，举两个作者当侦探的例子：关于希特勒自杀时是否同时服用氢氰酸的问题（其它书里都称氰化物，而本书作者经过化学性能分析，认为应该是氢氰酸）。

作者首先咨询了医学家，获得了氢氰酸的致命原理——极易挥发，可以瞬间进入血液，麻痹神经。

服用氢氰酸的结果有两个：剧烈抽搐并立即死亡；全身散发浓烈的苦杏仁气味。

而希特勒如果经历抽搐，太阳穴流出的血会溅的到处都是，但实际上血只是垂直流到了地毯上。

【下图是电影画面，现实中，地毯上的血迹不在此处，应该在沙发扶手侧面】

同时，在搬运和安放希特勒尸体时，林格和根舍都没有闻到尸体散发任何异味。

而搬运爱娃尸体的根舍，却闻到了强烈的苦杏仁气味。

【下图是电影画面，实际上，希特勒尸体在前，爱娃尸体在后，而只有希特勒上半身裹着毯子，爱娃没有裹毯子。

根舍抱着爱娃没有错，但抱着希特勒脚的是林格（电影里是马丁鲍曼），抱希特勒肩膀的是几个希特勒保镖（电影里是林格）。

】

戈培尔六个孩子死亡的小屋里，也充斥着浓烈的苦杏仁气味。

我个人支持Anton J.的说法，并非因为他的分析，而是从心理学角度，咬碎玻璃剂同时扣动扳机这种方式过于冒险，且没有先例，而且没有必要。

我怀疑这种双重保险的自杀方式仅存在于当时紧张气氛中口口相传的理论上，除了哈斯自称跟希特勒讲过，暗堡里没人采用甚至没人了解这个方法。

希特勒的亲信马丁鲍曼，在突围时自杀，只服毒未开枪。

（马丁鲍曼的尸体在1972年才在他失踪地点附近的地下被发现，这是Ryan在写书时还不知道的，却可以被O’Donnell写在书里。

所以有时候历史的逐渐清晰是需要时间的。

同理，除了已有铁证的，我们无法确定今天认为的事实若干年后会不会被推翻。

）戈培尔夫人也是仅服毒而死，随后戈培尔开枪自杀。

（下图是电影画面。

戈培尔夫人被丈夫开枪打死是戏剧化虚构）

有记载的唯一使用这种方式的是外交官赫韦尔，见《希特勒暗堡》第272页申克的回忆，电影里也清晰地拍出赫韦尔咬碎毒剂同时开枪的细节。

（值得注意的是，说希特勒开枪同时咬碎毒剂的也是申克。

目前只有希特勒和赫韦尔使用了这种自杀方式，且出自同一人之口。

）

已经病入膏肓、身体控制力极差的希特勒，在这个生死关头，他最可能会采取的应该是最保险的方式：仅朝太阳穴开枪。

关于希特勒是向嘴里开枪还是向太阳穴开枪的问题。

青年团领袖阿克斯曼说他看到希特勒尸体“两个太阳穴都流血”，认为这是“向嘴里开枪导致太阳穴爆裂”的结果。

于是作者找到了枪械专家，研究了希特勒用于自杀的那款手枪（7.65毫米PPK，也是007的标志武器），

那款手枪在研发时进行了大量射击实验以搜集数据，它的射速只有297米每秒，不足以令头颅爆裂（需要超过300米每秒）。

另外，其它两位目击者林格和根舍都看到希特勒右太阳穴上流血的弹孔外围，有一圈黑色烧焦的痕迹，枪械专家认为这恰恰就是枪口距离太阳穴很近或者紧贴造成的火药燃烧对皮肤的烧灼痕迹。

由此得出向太阳穴开枪的结论。

看，这本书简直就是理工科直男的宝典。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大部分证词来自于已经发生在19451960期间的官方审讯或取证。

作者在1990年代的确采访了尚在人世的为数不多的当事人，但采访内容仅作为辅助和佐证，他几乎全部的证据都是有出处的法律文件。

我们知道上面两本书恰恰不是这样：Ryan和O’Donnell明明可以引用这种现成材料，却舍近求远，亲身去采访诸多当事人，以获得第一手材料。

这两种方式，哪种方式写出的东西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呢？

Ryan和O’Donnell的方法，是记者的方法。

记者的产出是“新闻”，是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而“新闻”是“历史的草稿”。

所谓“历史”（在这里不是指历史事实，而是指历史记载），正是建立在无数当事人证词基础上，经过甄别、分析、判断、提炼而成的——对过去发生事实的尽可能接近事实情况的陈述。

所以说，Ryan和O’Donnell是历史的第一记录人，他在用他们的毕生所学和令人尊敬的敬业精神，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帮助尽可能多的历史亲历者，讲出他们的经历，让这些经历不会随着主人的离世而消失，而主人也因这些经历鲜活跃然纸上而获得永生。

所以严格地讲，Ryan和O’Donnell是在讲述“人的故事”（他们自己也承认）。

而历史——History，难道不就是人的故事么。

而Anton J.，有意坚持尽可能使用官方书面材料，我私以为，他作为历史学家而非记者，可能有个基本的立场：同样一个当事人，面对法官和面对记者，哪个证词更加真实可信呢？

当然是前者。

所以说，在证词真实性方面，Anton J.的方式没有劣势。

那么全面性呢？

我们都明白，看几十年前的审讯记录，和面对面采访这个当事人，效果完全不一样。

前者是固定的内容，没谈到的就永远无法获得答案，且无法追问。

后者更加灵活，可以随时插入各种问题，令产出更加丰富和全面。

在读本书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读完本书，尤其是看到后附的长达八页半的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我的顾虑没有了。

第一，参考文献极多，其中短短的一个条目，比如《Musmanno Papers》，就是一个美国法官Musmanno上尉在1945-1948三年间审讯200多名当事人的全部审讯记录，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Duquesne大学图书馆。

第二，不妨幽默地说，采访时长是当事人决定的，而审讯时长是法官决定的。

第三，当事人可以不如实回答采访的问题，但必须如实回答法官的问题。

第四，法官或审判员的问题，总是全面而滴水不漏的，况且他们有的是时间去审问。

综上，这三本书各有所长，都是经典。

而本书，是一本学术气息极浓的真正历史学著作。

但丝毫不枯燥，同样极具观赏性。

反而，如上面所说，让读者有一种看侦探小说的烧脑快感。

作者成书时66岁，也是学问和精力巅峰之年。

看得出他很有个性，爱憎分明，在书中多次流露出对一些人的看不上。

比如，对苏联记者Bezemensky出的《希特勒遗体解剖报告》，他数次提及并鄙夷之极，意思是“你们苏联人连遗体都没找到，解剖个啥？

”在他眼中，苏联人是为了政治目的到处说谎的骗子，是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折磨逼供当事人说假话的强盗。

还有，对希特勒司机肯普卡，他流露出对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的鄙视。

对希特勒最年轻的秘书荣格，他认为这位女士的很多证词都不知从何而来，不太可信。

强烈推荐本书，虽然没有中文版，但不难读懂。

【推荐指数：5星】《Der Untergang》2002（中文版《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新星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陈晓春译）这个书名非常熟悉吧，这便是大名鼎鼎脍炙人口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德国电影《帝国毁灭》的原著。

上面说过，叙述希特勒之死的专著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了，虽然各执一词，但经过多年的沉淀和梳理，基本上事实已经清晰了。

当然，出版热可以到此为止，想了解事实的人去挑几本书去看就好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有个NB的人站出来，把这所有细节串在一起，不再去重复那些不实之词，讲出一个最完整、最真实、最无可置疑的故事。

德国历史学家Joachim Fest（1926-2006）就是这么认为的，同时他认为这个NB的人正是他自己。

FEST绝对称得上NB，他是研究第三帝国史的权威，代表作有《希特勒传》和《施佩尔传》。

2002年，他集所有相关著作之大成（上述各书都在其中），参考这些著作和文献，完成了本书。

出版后大热，于2004年被改编成电影，成为高分德国电影之一。

本书中文版名为《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仅看译名，有哗众取宠之嫌。

关于本书的中文翻译，稍后着重吐槽。

这本书的时间线，是从1945年4月16日凌晨朱可夫发动柏林战役开始，距离希特勒自杀的确十四天，这就是中文译名的由来。

它涵盖的内容，基本围绕着希特勒的命运展开，但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是“集大成”，他不再吹毛求疵，而是尽量简洁地把所有重要时间点和事件串了起来。

同时尽量客观，对于同一细节现存争议的不同的说法，他尽量都拿出来陈述，但最后不像Anton J.那样得出一个结论，而是不置可否，保留争议。

的确，正如上面我的感悟，历史记载是没有细节的，很多细节已经注定湮没在岁月之中，找不回来了。

比如，究竟有没有人听到那“著名的枪声”，【下图是电影中听到枪声的瞬间。

荣格回忆，她带着戈培尔的孩子们在上暗堡吃面包，突然巨大的枪声传来，戈培尔的儿子大叫“正中靶心！

”。

荣格是唯一声称听到枪声的人，且有理有据，给这件事凭添神秘。

我个人就此很困惑，因为上暗堡的餐厅距离希特勒自杀的起居室有一段距离，枪声即使有也不会特别清晰。

而同时，站在希特勒门口的根舍和阿克斯曼却声称没听到枪声。

这两种说法至今都保留着，正如历史上无数类似的争议，可能永远无法得到验证澄清，就看后人采信哪个了。

】

本书并未纠缠，而是把各种说法都放在这里，并给予客观的简短分析，但并未得出结论。

显然，这种写法对于读者来说，不如上面两本书看着过瘾，我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但当读完了所有这些书，再次审视本书时，我仿佛明白了：作为德国权威历史学家，FEST写这本书时已经76岁了，希特勒和施佩尔这两位大咖的传记都早已写过了，所谓荣誉、权威地位，对他已经不重要。

（事实上，电影公映后两年，他便以八十高龄去世了。

）而且，第三帝国最后十几天的故事和希特勒之死，在过去五十多年间已经被嚼烂了，各个角度、各个细节，几乎都被掰开了揉碎了分析了无数遍。

作为一个即将走完一生的历史学家，他要做的，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好奇心而去研究希特勒死亡的方式，而是想用他毕生所学，让读者跟随他的叙述，去思考：希特勒为什么会这样？

德国为什么会这样？

第三帝国为什么会走向崩溃？

这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阅读本书，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期望值。

如果本着猎奇的心态，一定会失望。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篇论文，实际上本书只有九万字，就是一篇论文的长度。

作者精炼但全面地叙述了第三帝国最后的十几天的重要事件，并未纠缠于历史上各执一词的诸多细节，却在叙事中穿插了四个思索性章节，以分析希特勒的性格、思想和命运。

因此，本书是一篇让人去思考的提示，它需要读者之前已经阅读一些第三帝国史料，以此为基础，去获得启发。

如果看过本书和电影《帝国毁灭》，你会发现相似度不那么高，电影中的很多细节并未在书中出现，反而来自其它的著作，如《希特勒暗堡》。

其实原因正是我上面说到的：本书目的不在于叙述细节，而是提供思索和启发。

《帝国毁灭》电影，聘请FEST作为顾问，而并非照搬本书，可以想见，FEST在担任顾问时，一定提供了包括但不限于本书的诸多细节作为电影基本素材。

对于本书的价值和历史高度，我想已经说明白了。

下面说说本书的翻译。

翻译毁了这本书。

首先，很明显译者是不具备军事常识的。

第11页：海因里希。。。

刚刚“收复”了前面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炮火攻击基本上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如果没有看过《最后一役》，我肯定要被翻译搞晕了。

通过翻译精准的《最后一役》可知：海因里希了解苏军“地面部队进攻前必用炮火狂轰”这一套路，于是设立了两条防线，掐算时间，在苏军炮火准备开始前，让防御部队撤出前沿阵地，退到第二条防线，导致苏军的万炮齐发收效甚微。

译者把“撤出”译成“收复”，意思完全相反。

第11页：数百门高射炮“低垂”的炮膛里炮弹齐发。

我也是通过《最后一役》可知，这里指的是德军火力缺乏，把高射炮拉来“平射”，给苏军造成大量伤亡。

类似例子有很多，令我阅读时频频出戏，无法集中。

除了军事知识匮乏，本书整体翻译生硬，语不达意和疑似错误（虽无法对照原文，但很明显不合理）随处可见。

真是随处可见，无法全部列举，这里举一个典型例子：第175页：在这些年里，在叙述第三帝国终结阶段时，混入了一些错误。。。

绝大部分错误是由经历者常常矛盾的证词引起的。

这是Anton J.写的《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egends, Evidence and Truth》的功劳。。。

意思变成了这些错误是Anton造成的，产生相反的语义。

这种错误是“致命而低级”的，只会出现在低水平的学生身上。

即便德文水平不高，翻译完了再看一眼中文，也会发现问题。

而译者、编辑、出版社竟然任凭这种低级错误存在。

我查了一下译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一位资深教授。

我不想对他进行评论，恰恰相反，我坚决不认为本书是他本人翻译的，这种翻译绝对不是教授水平。

很可能是他接到这个工作后，委托麾下学生（还不是高水平的学生）完成，他也未认真校对。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2004年电影大热，此书中文版2006年上市，很有可能是中国出版商想借电影赚一笔，仓促翻译了本书。

该老师很忙，只是挂个名，让自己的资浅学生操刀。

这只是本人猜想，我希望我的猜想是真的。

上外德语教授的水平绝对不该如此。

【推荐指数：4星】《Bis zur letzten Stunde》2002（中文版《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陈琬译）同在2002年，本书德文版出版，作者是希特勒最年轻的秘书荣格Traudl Junge（1920-2002），便是《帝国毁灭》电影女主。

电影是根据上面的《Der Untergang》和本书共同改编的。

Junge年轻漂亮，慕尼黑人，从小热爱舞蹈，但二战爆发后，国家不需要舞蹈演员，而更需要秘书，于是她通过妹妹的同事的朋友，进入总理府成为一名秘书，并于1942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元首的秘书之一。

在十个候选人中，早有消息说她的胜率最高，因为她不但长得像爱娃，还和爱娃一样都是慕尼黑人。

希特勒对慕尼黑这个纳粹党起家之地有偏爱。

【下图是电影画面。

希特勒与五位候选人握手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排在最尾的女主。

实际上前来面试的是10个人，希特勒首次见面时也没有对女主表现出特别关注，电影进行了不伤大雅的合理的戏剧化调整。

】

【电影中，希特勒在握手时高兴地说“来自慕尼黑的姑娘！

”这个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合理的虚构。

】

希特勒有四名女秘书，第一秘书Wolf，第二秘书Schroeder，第三秘书Christian（就是电影里希特勒发怒时在门外哭的那个），

Junge是最资浅的秘书，跟随希特勒也最短。

前两位都跟随希特勒十多年，并都未婚。

只有她和Christian结婚了，结婚对象都是希特勒身边的军官。

Junge的丈夫开始是希特勒的随侍，后来主动要求上前线，阵亡了，她年纪轻轻（24岁）便成为寡妇，Junge是她丈夫的姓。

二战期间四名秘书一直跟随希特勒转战各地，最后进入柏林总理府暗堡。

4月22日下午那次著名的军事报告会（电影中“元首的愤怒”）之后，

希特勒认为大势已去，人性化地命令所有工作人员逃往南方继续抗战，他自己则打算留在柏林等死。

次日，前两位秘书都遵命离开了，而她和Christian却年轻气盛地表达愚忠，要和元首呆到最后，

同时决定留下来的还有爱娃和戈培尔全家。

于是，Junge就成了4月30日希特勒之死的最后见证人之一，也是唯一一位信誓旦旦听到那神秘的枪声的证人。

5月1日夜，她跟随暗堡剩余人员突围，编在第一组，与孟克、根舍、Christian在一组。

与众人分开后，她被苏军俘虏，并在1947年幸运逃到西德。

在这里，她把在希特勒身边的所见写了下来，作为记忆的留存，以及事实的证明。

但并未公开发表。

后来，有关希特勒的出版热开始以后，她与其它当事人一样，开始频频接受各种采访，上面各书的作者都采访过她，她的叙述成为上面各书的重要证词。

1973年著名的BBC纪录片《The World at War》，她和林格作为希特勒身边人出镜，讲述希特勒之死的经过。

那年她53岁，扎着一条彩色丝绸围巾，看上去高贵而有气质。

2004年电影公映时，她已经去世，但首尾都用了她2001年（81岁）的采访画面，同样扎着鲜艳的丝绸围巾，这可能是她认为最美丽的打扮方式。

2000年，一位德国女作家米勒找到了她，希望她的经历能够出版发表。

此时她已经八十岁，不可能再动笔写什么，于是就把1947年写的回忆录拿出来，再由米勒把她进入总理府之前和突围之后的经历，写成两部分，分别附在回忆录前面和后面，便成了关于Junge一生的完整传记。

便是本书。

我读本书最大的收获，便是了解了生活中希特勒的样子。

因为作为秘书，作者是不参加正式会议的，要么在办公室处理文件，要么是在希特勒与政府要员、军事将领开会之后，陪元首喝茶或进餐。

所以作者看到的希特勒，都是在聚光灯之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甚至家里的样子。

这恰好是对看多了希特勒官方形象之后的一种补充。

看《帝国毁灭》电影希特勒进餐的场景时，我不明白在地堡里希特勒为什么不与将军和高官一起吃饭，而是与自己的秘书和厨师。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希特勒身边有个类似私人朋友的心腹圈子，包括爱娃、爱娃的朋友、希特勒的秘书医生和朋友，这里包括极少数政府人员，如戈培尔和施佩尔。

至于帝国二号人物格林，三号人物希姆莱，以及那些元帅和将军，无论多么位高权重，却绝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圈，平时希特勒是绝不与这些人一起吃饭或喝茶聊天的。

这很类似中国古代皇帝的“外朝”和“内廷”，外朝就是工作关系，谈正事；而内廷则是彻底放松下来，吃饭喝茶侃大山。

而“皇权”与“相权”很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更不会成为朋友，尤其是1944年7月20日暗杀事件之后，希特勒对军方彻底失去了信任。

当然，暗堡里的情况更加特殊，因为高官和将军们根本不住在这里，这里是“元首大本营”，只有元首（及其助理马丁鲍曼，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和他的指挥部（以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两位将军为首）驻扎，没有政府官员和军队统帅。

连戈培尔都只是在最后几天为了表达忠心搬进来住的。

【下图：从左至右——《帝国毁灭》电影中的克雷布斯、马丁鲍曼、布格道夫】

希特勒特别喜欢被大家围着吃饭喝茶的氛围，他会喋喋不休地讲笑话、轶事以及自己的奋斗史。

他口才好，表达力感染力极强，也有些冷幽默（有些段子把我都逗笑了，坐火车去某地，进站时会远远看到一个人跪在站台上，原因是这个人腿实在太短），但话题却很单调，都是些大家听了很多遍的陈年芝麻，但他还乐此不疲。

只有在戈培尔在的时候，他的话才会少一点，因为戈培尔更加能讲。

他开军事会议要几个小时，女士们如释重负去喝酒抽烟，因为在希特勒面前喝酒抽烟都是不行的，但一旦希特勒散会，一般都是午夜过后，他总要让副官或随侍找回女士们，来到他总理府的壁炉旁，喝茶聊天，到凌晨四五点才散。

希特勒是素食主义者，很喜欢吃蛋糕，尤其在暗堡的最后几天，他每天不停吃蛋糕。

这点在电影里有个场景进行了交代，可谓细致。

作者的笔调柔美舒缓，从一个女性视角，描述了帝国元首的另一面。

其中很少正面涉及重大历史事件，要么讲述希特勒的生活，要么从她侧面的视角给历史事件以注脚。

比如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在狼堡遇刺事件，一个装着炸弹的手提箱在会议桌下爆炸，无数书籍已经讲述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

而Junge则讲述了她自己看到的场景以及当时的心情。

如果拿本书与电影《帝国毁灭》比较，会发现除了借用了本书的女主角，电影很少涉及书中的内容，就是上述原因。

因为在重大事件的精确描述方面，本书几乎没有价值，反而是上面几本书价值更大。

电影编导聪明的一点，是借用这个人物让整个故事有了一个观察者和讲述者，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同时借用老Junge在采访录像中的忏悔，把电影反战的主题予以点睛。

这应该是本书对电影的贡献。

【推荐指数：4星】

“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生存下去的。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夫人这样说。

于是在柏林陷落的前夕，她毒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于是她和自己的丈夫一起自尽。

早就听说过《帝国陷落》，却一直没有时间看。

终于抽空看了看。

这段历史很熟悉，不少书籍都有介绍。

但是描写这一段的电影，却是第一次看到。

小时候学历史，看到介绍希特勒的结局，记得原文是“……纳粹头子希特勒畏罪自杀……。

”希特勒从来没有畏罪。

什么叫畏罪？

在他的哲学里，弱肉强食的世界，自己选择做强者，这有什么错。

他不离开柏林，因为“落幕”的时候，他要留在台上。

他要和自己的梦想一起终结。

如果这个世界不能容忍他的梦想，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值得生存下去。

自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挫败纳粹以后，希特勒的梦想就在走向死亡。

晚期的希特勒已经陷入自欺欺人的境地，在地图上指挥已经溃不成军的军团，顽强阻击苏联红军的攻势。

因为没有将领胆敢告诉他，我们已经失败。

希特勒自己也知道，注定失败，却不能接受现实。

晚年的希特勒已经崩溃，一直靠药物维持自己的身体。

由于长期服用药物，对药物的依赖，他的手不断地颤抖，已经不能稳稳地拿起刀叉。

直到苏军攻入柏林，希特勒仍然在欣赏施佩尔为他做的柏林中心市区的规划模型。

那是一个千年帝国的首都的模型，是他梦想可以看得见的部分。

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

当自己的事业注定要灭亡的时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他终于选择了死。

与他一起死的还有他忠实的追随者们。

其中就包括那位著名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的全家。

戈培尔博士，是纳粹高层里面唯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鼓吹“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人”，也是纳粹高层中少数几个至死忠于希特勒的人。

大树要倒，猢狲要散。

帝国元帅戈林要另立中央，党卫军一把手希姆莱和英美盟军秘密谈判，军需部长经济一把手施佩尔对希特勒坚壁清野的计划阳奉阴违。

板荡识诚臣。

戈陪尔是希特勒的“诚臣”。

在他知道元首打算让他离开柏林的时候，这个狼一样的人，居然流泪了。

他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选择了留在希特勒身边，并且在最后一刻选择了尽忠。

与他一起尽忠的还有他的一家。

“……他的夫人毒死了她的六个孩子……”书中是这样写的。

苏军攻入柏林的时候，他的夫人和她的六个孩子般进了总理府下面的地堡。

她知道，其实他并不忠于她。

但是他们都忠于元首，都忠于自己的理想。

这里，孩子们不会因为没有煤炭而挨冻，不会因为没有吃的而挨饿，不必因为没有电而在黑暗和恐惧中摸索，不必为了躲避炮击而随时卧倒，也不必担心随时飞进来的流弹。

这里对他们唯一的威胁就是步步紧逼的死亡，无法逃避的死亡。

她的六个孩子，仿佛地堡中的天使。

活泼的孩子，给地堡带来了生机。

她的六个孩子，仿佛等待屠宰的羔羊，在进入地堡的时刻，就被他们自己的父母决定了命运。

苏军推进的速度，决定了他们剩余的生命。

其他人家的孩子，没有这样温暖的避难所，他们要上战场。

《帝国陷落》特意描写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皮特。

小小年纪穿起黑色的军装，抗起“铁拳”火箭弹上战场。

一个娃娃兵击毁了两辆苏联坦克，受到了希特勒的嘉奖。

希特勒说：“希望我的将军也象你一样勇敢。

”与皮特一起作战的老兵，不让皮特太冒险，小孩子不知道危险。

皮特死里逃生。

老兵自己却没有这么幸运，被苏联狙击手一枪打穿了钢盔。

皮特没有死，不是苏联狙击手没有发现他，大约狙击手在想：“我不杀孩子。

”皮特的父亲只有一只胳膊，在战争中失去了另一只胳膊。

父亲不想让儿子去当炮灰，儿子坚决不听。

因为，战友们在阵地上等他。

皮特的阵地是一门88高炮，皮特的战友是一群孩子兵。

皮特回到阵地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孩子兵都死了，自杀或被击毙。

皮特在弹坑里躺了一晚上，看到身边死人的碎块，终于跑回了家，回到了父亲身边。

戈培尔的六个孩子，无须象皮特那样，小小年纪，穿起党卫军的军装，冒着枪林弹雨，拿着“铁拳”，蹲在坑里，瞄准苏联人的坦克。

他的六个孩子，也不能象皮特那样，看到噩梦之后的早晨。

皮特的父亲也没有看到噩梦之后的早晨。

在战争结束之前的最后一刻，被“英勇”的铲奸队员吊死了。

一起遇害的还有皮特的母亲，她被枪杀。

世界即将崩溃，理想就要终结，生命结束之前，还应该干些什么？

希特勒妻子爱娃的妹妹身怀六甲，妹夫擅离职守与其他女人鬼混，被希特勒下令枪毙。

被枪毙之前，他整理好了自己的军装，然后喊着“希特勒万岁”，被冲锋枪打死。

万岁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希特勒为所有纯阿利安人描述的千年帝国的梦想。

希特勒的侍从们，纵酒狂欢，因为地堡里有喝不完的酒。

党卫军一把手希姆莱在向英美盟军送秋波，企图逃避审判。

宪兵和铲奸队在处决不肯当炮灰的老人。

一位党卫军内科医生，第一次拿起了手术刀，挽救伤员的生命。

军需部长施佩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冒着被枪毙的危险。

挽救德国的工业潜力。

一对老夫妇在家里，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死亡或是黎明。

终于，希特勒死了，一切都要落幕了。

在希特勒死后，仍然有1000多名党卫军和外籍士兵死守总理府，为自己的理想战斗到最后。

他们宁可和自己的理想一起去死，也不愿意生活在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他们选择与自己的梦想一起消失。

片子的结尾，小皮特和希特勒的女秘书，骑着一辆拣来的自行车。

对他们来说，新的世界开始了。

这场战役中，究竟死了多少人？

不清楚，查了一下，苏联阵亡30万人，德国死亡（士兵+平民）60万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苏联伤亡30万，德国伤亡60万。

30年代，三大主义在世界流行：美国、英国、法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轴心国的法西斯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

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哪一种主义都不比别人干净多少。

45年，法西斯主义落幕。

90年代初，共产主义苏联倒掉了。

现在只有自由资本主义还幸存，却已经日薄西山了。

新的世纪会怎么样？

不知道。

一个没有主义的时代。

有趣的是，前两个主义崩溃时，有纪念意义的事件，都发生在柏林。

未来会在哪里发生呢？

自己好好活着，也给别人平等生存的机会，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此而已。

将来有一天，如果我去欧洲的话，我一定会去柏林，去看柏林的菩提树大街和柏林墙遗迹，去看梦想结束的地方。

剧情在苏联红军即将攻陷柏林，兵临城下之际，倔强固执的希特勒无法承受失败的现实，仍然对胜利抱有强烈的侥幸，尽管已经没有兵可调、尽管手下部分军官已不服从命令。

然而，德军的失败已成必然，决不投降的希特勒在心腹们的沉默中和情人一起自杀……评价1. 深受法西斯思想荼毒的人们啊，你们以为自己“不能活在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里”，但是真的去过外面的世界么？

那些疯狂丑恶的政客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你们自己眼瞎还要连累孩子么？

2. 怀有种族优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希特勒，偏执、暴躁，罔顾柏林城中无数百姓、屠杀侵略其他种族人民，失败是一种必然！

3. 希特勒的咆哮：

4. 我们已经习惯了“少数服从多数”的黄金法则，但是，如果多数人都犯错呢，正如纳粹所言：“我们是人民的选择”，这些危险疯狂的政治家上台，本身也是拜人民所赐，德国人民也难逃其咎。

我们每个人，都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得起责任。

群体的迷失太可怕，德国、日本，二战，好了伤疤，请不要忘记疼。

战争最后的癫狂，希望逐渐湮灭的背后，信仰的盲目和狂热、人性的拷问和挣扎，在这座堡垒之中达到了巅峰，众生相的真实呈现出一副气势磅礴的画卷，将独裁者的残忍和血腥、将战争的暴虐和冷酷、将人物的挣扎和抗争展现出来。

半纪录片的方式略显冗长，却足够真实而恢弘。

分明只是在描述小小地堡中的短短12天，却拍出了大气磅礴的厚重历史感。

对于希特勒和众多史实人物忠实冷静的刻画以及帝国陷落前的浮生百态足以令本片载入史册。

这是一部我看了很多很多遍的电影，当初有DVD时就买了正版，再后来为了练习德语看了许多遍，很多的对话都反复听过，再后来，那个“元首的咆哮”风靡网络，各种恶搞，我见过的版本不下十个。

现在，我很绝望的时候，也会翻出这个电影看看——这才是真的绝望。

做这个电影的评论其实不需要注意剧透的问题，电影讲的就是真实的事情，就是纪录片，柏林围城，帝国毁灭，等等。

但德语的名字很简单——Der Untergang,没有 Das Reiche的字样。

那么，毁灭的不止是帝国。

记得么，柏林街头到处吊着的死人，身上挂着牌子——我被吊死在这里因为我是个胆小鬼。

记得么，希特勒那些咆哮说的什么——我们就算死，我们也要拉着一个火光冲天的世界为我们殉葬。

等等等等，还有一些电影没有体现的内容，比如，苏联红军在东欧的暴行，知道这个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德国人宁愿自杀。

在这里，我不想对希特勒做太多的评价，但是我引用一段听来的话放在这里——他有一个天才的一切才能，却缺少一个正常人最起码的人性。

还是那段元首的咆哮吧，那段话虽然被各种恶搞，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你们背叛了我，我一个人白手起家，一个人征服了欧洲，你们会什么？

我不知道他临死时有没有想过，当初那些将军们的劝告他听进去了几句。

古德里安不是劝过他不要分兵基辅么？

隆美尔不是劝过他拿下马耳他岛么？

加兰德不是劝过他喷气飞机最好不要改成轰炸机用么？

曼施坦因不是劝过他，东线的防御要有机动空间么？

等等等等。

更不要说，当年德军挺进苏联时，乌克兰老百姓夹道欢迎德国解放军，可是，怎么这些人后来都跟德国有仇了？

这个人直到死，都无所悔悟。

那个电影中的秘书荣格真有其人，她的谈话录我看过，确实如此，直到元首立遗嘱，直到他自杀，他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他一个人的死，拉上了好多人给他垫背，不说奥斯维辛，但只说守卫柏林的孩子们，十几岁的年纪就死了，还有不少女孩子。

确实够毁灭的，我以为这个场景中，毁灭的不只是帝国，那是人性。

1945年4月，德国柏林，人性被践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然后，是铁幕，冷战，红色暴政在东欧的肆虐，柏林墙，等等。

换个文艺的说法，这之前，是辛德勒名单，是卡廷，在这一切与柏林毁灭后，我看到的是铁皮鼓，是狗年月，是古拉格群岛，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是窃听者，等等等等——我看见，在红色的铁幕后，人性被践踏到了更没有底线的地步。

今天是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

他执政的时候，这一天是全国的节日，即使到了战局不妙的1944年，这一天被炸毁的建筑上还有“向德国最伟大的工人希特勒致敬”的标语。

但到了1945年的这一天，我在电影中看到的希特勒，颤颤巍巍地走出地堡，给保卫柏林的孩子们授勋——十天之后，他自杀身亡。

孩子们大概也没几个活下来的。

1945年4月，人性在柏林死了。

脍炙人口的恶搞视频《元首的愤怒》出处。

据说导演对这种恶搞喜闻乐见，自己找来了上百个恶搞视频来看，每次都笑得前仰后合，但制片公司对此并不宽容。

这是一部纪实影片，再现了希特勒生命的最后十二天，从困兽犹斗、苟延残喘到最后放弃治疗和妻子一同自杀的一段历史。

长时间以来德国文艺界对纳粹讳莫如深，也从来没有讲德语的演员愿意出演希特勒（本片中希特勒的饰演者布鲁诺·冈茨是瑞士人），而本片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全面反叛。

本片上映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许多评论者认为本片把纳粹头目描绘成了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有美化战犯、拥护纳粹的嫌疑。

尽管如此，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它的评价很高，该片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在内的多项大奖。

不可否认，纳粹分子的种种罪行曾给人类历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至今仍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

但纳粹分子自身的悲剧也值得被记录和展现。

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

有人回答说成为坏人本身就是一种惩罚。

我认同这种说法。

更何况，很多纳粹分子确实得到了报应。

在本片中希特勒夫妇、戈贝尔夫妇自杀，戈贝尔夫妇更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六个子女，部分高官被俄军俘虏最后死在俄军狱中，部分高官被纽伦堡审判宣判死刑。

影片中随处可见的慌张、绝望、麻木的人们，包括士兵和民众，看似轻率却没有选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令我震惊。

战争带来的是一种瘟疫式的恐怖和集体性的疯狂，你永远不知道置身于战争之中，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认为这部影片是在拥护或者怜悯某个群体，相反，它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客观地审视了一段历史，重现了战争带来的悲剧。

戈培尔说：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

现在，该是他们为自己的选择献身的时候了。

在我眼里，这是德国悲剧的核心所在。

只是罪魁祸首的靶子太易辨认，以致于人们能轻易地将责任推卸到他们脚下，让他们更加醒目、更加明显。

只是，行善可以隐姓埋名，人民的权利可以被代表行使，罪孽却不能被隐藏，也不能以代表的方式清算。

希特勒既然是一个人，就一定有人性的一面；人民既然是人，也必定有兽性的一面。

所以希特勒可以是小戈培尔们的“伯伯”，每个德国人身上点滴的纳粹主义集合起来，就能发动一部强大的反犹机器。

这不是一句“欺骗”就能遮挡的问题。

《狗镇》里的Grace对父亲说，但他们是人，人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弱点。

铁面的父亲回答：所以他们也得为自己的所做所为付出代价。

冯提尔的手法不仅仅是为了省钱，当一切障碍物都不存在，当人们所有的行为都赤裸裸地出现在彼此眼前，无法回避时，人性再也无所遁形。

Grace第一次被强奸的时候，狗镇的居民们仍然像平常一样活动。

透明的恶行使一切平静变得荒谬而伪装，如果那些看不见的墙真的不存在会怎样？

如果罪行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会怎样？

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或者这样问：他们是真的看不见还是装作看不见？

当后来每个男人都去Grace的房间过夜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时，他们的眼睛看向哪里？

上帝是仁慈的，他让我们学会了遮挡。

有多少人性的软弱、怯懦、自私、残忍被四面墙壁所阻止，避免了考验、责问与彷徨，于是，我们可以继续衣冠楚楚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在上帝面前伪装成一个清白无瑕的好人。

但我们是吗？

我们真的是一个好人吗？

我们对得起自己信奉的道德与良知吗？

Traudl Junge在片头说，没有人逼我这样做，去柏林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片尾，她又说：我终于知道了，年轻，不是借口。

Grace对父亲说，我不怪他们，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他们已经做了他们最好的。

她还说，如果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不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如果仅仅是这样，留在潘多拉魔盒里的希望，实在不配被人类拥有。

人类配得上的，也许只有上帝的滔天洪水。

冯提尔的魔盒里，也藏着一个希望的精灵。

皎洁的月光像上帝的探照灯，让Grace醍醐灌顶般看清了狗镇的现实。

她对父亲说：他们的确做到了最好，但，还不够好，还不够好。

于是孩子被杀死在母亲面前，房屋被烧毁，天空血红一片。

原来希望从来就不是天使，与摩菲斯特的交易，才是惟一的出路。

一定会有人指责导演以暴制暴。

但Grace不是没有尝试过，圣母一般的纯洁的确能感染和改变人，然而，它们都是有底限的。

在利益的分界线之前，它们总会戛然而止。

冯提尔只是听从了上帝的旨意。

如果上帝拥有原子弹，也许就不需要洪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