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非常新颖的一个角度，很久没看见这种有点眼前一新的电影了。

2840个名字就是2840条生命，同胞的姓名护佑着男主。

军官觉得波斯单词优美因为那是一个个被父母千思万想想出来的名字。

最后念名字的结尾很震颤，男主确实记住了所有，因为如果他记岔一个他的结局跟2840人一样…他让这些人没有被遗忘。

男主的处境很绝望…又要编又要记有的时候还抽查，还有小兵女兵的恶意，目睹同胞死去然而自己其实也是钢丝上行走，时不时还得去各种场合（厨房农庄）应付…稍微有个差错什么结局可想而知……意大利人为了弟弟和男主杀掉真波斯人这种真假同胞桥段非常妙，真同胞为了自己杀掉假同胞，可在旁人看来自己失去的那个波斯人才是真同胞。

军官是一个非常成功立体的人物塑造…他不为什么爱国或者出人头地之类的，只是看到那些纳粹党人谈笑风生就想加入，他也不喜欢战争甚至在战争中就想离开德国去德黑兰开饭店找“哥哥”（隐晦gay提及，档案上没有哥哥后面说哥哥在德黑兰，加上纳粹党排同可以得出可能是恋人因另一方加入排同党伤心出国了）他也没那么恨犹太人（全片确实没有他迫害犹太人的镜头）就是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普通人，行着顺应时代发展国家发展的坏事或者成为加害者帮凶（当然他们在当时并不感知）这种人在和平年代也一定是那种普通人，战争果然能扭曲人的本性。

军官被戳穿被抓的那一刻，心情十分复杂，他有善的一面，为了保男主确实尽心尽力最后甚至带他逃了，但他也确实不在乎别的犹太人，明明之前的情节那个名册只要他认真看两眼就会发现端倪，但他根本不在乎。

他在乎记录员字迹工不工整，却不在乎那一行就是一条生命。

他是坏人吗？

他是好人吗？

他的结局也确实是他应得的，但是并没有想象中大快人心。

（当然如果这是日本军官我只想看他最后被折磨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双标就是这样的）最后愿世界和平。

仅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一下电影。

那位上火星的马斯克最近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居然不是飞行器也不是汽车）——是语言。

很难不赞同：社会若失去语言则不能称其为社会，历史若失去语言则人类失去历史。

这部电影显然跟语言并没有多大关系。

但凡导演想多放点心思在语言上，就不会把“波斯语”仅限于学单词上了。

事实是就算你把2840个单词倒背如流，也不一定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如果你不懂语法的话。

何况波斯语作为印欧语系的分支，还有时和体的变化。

更别提作诗，那充其量是词语的堆砌罢了。

当然，本身电影想说的就不是学语言这事，和语言有关的是“指称意义”。

当一个事物拥有了名称，我们可以用语言指称它时，它就不再是无意义的了。

就像小王子的玫瑰，于千千万万的玫瑰花中，只有它是有意义的。

它是“小王子的玫瑰”，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朵叫不出名字的玫瑰。

不然试着回想一下那一大片玫瑰花园中的玫瑰，除了小王子的那一朵，你还能想起哪一朵呢？

这就是为什么“好心肠”的军官会认为即将赴死的平民是没有价值的“无名之辈”，不值得“雷扎”替他们牺牲。

“雷扎”是有名姓的人，是具有了生命意义的人。

整部电影除了军官，另一个以“雷扎”称呼男主的人最后则为他献出了生命。

“指称意义”的重要性在这部影片中更体现于结尾，也是最高潮的片段。

当男主缓缓报出2840个被杀害的平民的名字，观众才从这一个个或长或短的名字中意识到无法承受的震撼。

当受害者不再被匿名化或以数字表示，历史真正的重量才浮现在人们眼前。

前面部分真的还蛮浪漫的，两个人的互动也蛮有爱的。

特别是军官站在床边读诗的那一段，他还特意准备了美食，邀请囚犯坐在他的办公桌上，简直就像是邀请一位朋友或者客人来家里小聚。

送他衣服，送他回营地。

这些都是可以不做的。

但是他做了。

其实最后囚犯自己想被转移，我不是很理解军官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找回来，其实他已经学会了波斯语，也不再需要老师了。

但是他还是选择强硬的留下他。

给他一个更好的结局。

我宁愿相信，这是军官对这位十年亦师亦友的囚犯的感情吧。

因为军营里其他人，和他只会讲战争如果打胜仗，同时之间相互打小报告。

反而在囚犯面前，他可以倾诉自己的隐私，讲自己的对于爱情的理解，讲自己的理想，憧憬自己在德黑兰的生活。

这是毫无顾忌，也毫无压力的对话。

因为这一切在同事眼里，都是很荒诞不羁，都是离经叛道。

简直就是笑话，这不应该是一个军官的所思所想。

然而，他想要的就只是这么简单的追求。

也许他也不想参加这个战争，但是谁又愿意呢。

他也只是一个蝼蚁般的存在。

我们一出生就决定了，我们都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

什么国籍，身份，种族，仇人，亲人，敌人，哪一样是我们可以自主选择的吗？

还不都是来自时代的原生家庭吗？

只是时代的车轮无情碾压了每一个平凡人的希冀。

在历史的洪河中，我们都如蝼蚁般微不足道。

谁还记得谁的名字，谁还在乎谁的理想。

不过都是在苟且偷生，蝇营狗苟中求的一份温情。

个人的荣辱和个人的性命，都是牺牲品。

军官是，囚犯亦是。

所有人没有什么不同。

军官救了他很多次，包括最后自己逃走，也带着囚犯一起走的。

所以我不相信军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坏人，他在军队其实也属于边缘人物吧。

他没有其他军官那样的纯坏，他只是身在了这个环境，不得已需要做这些。

还记得他的理想只是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仅此而已啊。

如果他是真的坏人，这完全没必要，囚犯已经教会了自己波斯语，自己何必需要冒这个险。

总归还是对囚犯有一点点感情在的吧。

最后军官的结局，他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许有点太过，虽然想说一句，活该。

但是心里五味杂陈，感觉他其实更可怜吧。

我看到了他的世界观的奔溃，不比囚犯受得苦难容易。

十年的世界观啊，十年的期盼啊，都在一瞬间被一击即破，试问谁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击碎一个人的世界观，这远比来自肉体的打击要大得多，更令人沮丧。

这也是全片我最想落泪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哭，因为我心里还是希望军官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只是我也笑不出来，换作是我，我也一定是无力的。

当你觉得整个世界都背弃了你时，整个世界就是真的背弃你了。

学了十年的波斯语，这语言只有两个人可以听懂，难道不是一种浪漫吗？

虽然周围都是人，但是你们两个用自己的语言交流着。

只有你听，也只有你懂。

军官无名指一直戴着戒指，我猜想德黑兰的哥哥是他的恋人吧。

才这么不顾一切想要去找他。

过平凡的，远离战火的日子。

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同事也迫害同性恋，军官在军营也想极力隐藏自己这一点。

电影开始部门，还被其他人误会，还被上司问话，误会军官喜欢这个囚犯，所以才发着学习波斯语的幌子，每天都要见面。

哎，最后想说，如果是个真的波斯人就好了。

一切就圆满了。

没有谎言，没有痛苦，也没有失望的人和受伤的人。

其实都怪男主的一个谎言，用了好几个人的生命来圆谎。

如果没有谎言，男主还是可以教军官波斯语，军官最后得到了救赎，男主也为死去的囚犯留下了姓名。

意大利人也不会牺牲。

军官和囚犯在军营里心心相惜。

只是如果这样，故事就没有这么跌宕起伏，扣人心悬。

没有反转，没有人们津津乐道。

这就是一个在平常不过的故事了，一个军官想学波斯语，找了一个波斯人囚犯，最后学成，帮助囚犯逃走，军官自己也成功去到德黑兰，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故事圆满结束。

只是这么平常的故事谁愿意看呢？

但是这一切只是故事吗？

关于二战的经典电影有许多，《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电影一次又一次地带我们重返战场，体会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深不可测。

新片《波斯语课》也是如此，作为一部二战电影，它仍然在拷问人的良知，而这一点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大流行、世界持续撕裂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波斯语课》改编自真人真事，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二战时期，一个被抓的犹太人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又恰逢集中营中有个德国上尉在找人教他说波斯语，从而让这个犹太人，也就是本片男主捡回了一条命。

于是，男主用两千多个集中营犹太人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新的语言蒙混过关，上尉则学习热情高涨，从每天学四个单词，到每天学四十个单词，还自己制作了单词卡用来背诵，简直比考四六级的大学生们努力多了，却没有意识到他拼命学习的根本是一门不存在的语言。

本片最精彩的一幕当属德国战败时，上尉拿着假护照逃往德黑兰，满怀信心地说着犹太人教他的“波斯语”，但真正的波斯人完全听不懂，立刻把他当可疑分子抓了起来，无助的上尉满脸写着震惊和惶恐，怒吼道：“你为什么听不懂！

”上尉可能永远也想不通他信任的“老师”如何能自创一门语言，就像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不知道他将受到怎样的审判一样，他无知、自大、愚蠢，但又本性温和，虽然加入了纳粹，可他人生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当一个做饭好吃的厨子罢了。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中，上尉这个人物比男主有意思多了。

此人身上具有极强的矛盾性，在和男主的相处中，他表露出温和的个性，甚至对男主产生了感情，屡次把男主从死亡边缘救回来；同时他也是集中营里的一名纳粹军官，可以对纳粹们屠杀犹太人的恶行视而不见。

如果没有加入纳粹的话，上尉大概就只是个普通的厨子，然后恋爱结婚，爱护家人，平静地度过一生。

那是什么让他变成了这样？

战争？

法西斯主义？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该对此承担责任吗？

许多人将其归咎于体制，在极权体制的运作下，对犹太人的屠杀变成一场“无名之人”的统治对“无名之辈”的大屠杀，犹太人被略去姓名的同时，德国军人的人格也被他们的军职侵蚀了。

德国战败之后，被抓的纳粹军官这样为自己辩护，称他们只是在服从上级命令、履行职责，换作别人处于他们的位置，也会做一样的事，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

但这些宣称自己“无可奈何”的军官们当然有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其称作“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指一个人在极权体制中放弃思考、也放弃了自己下判断的权利，成为一个不自知的犯罪者。

而《波斯语课》这部片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将上尉这个人从他的身份遮蔽中拎了出来，让观众看到一个普通人的良知是如何泯灭的。

在犹太人男主教德国上尉学“波斯语”的过程中，两个人曾短暂地脱离自己的角色、身份，展开了几次真诚对话。

男主问上尉为什么入党，上尉说我也不知道，我走在路上，看到纳粹党员们站在街边抽烟，穿着棕色的衬衫开心地交谈着，就走过去加入了他们。

事实上，当时许多年轻人投身纳粹，仅仅是为了那身帅气、挺拔的军装，根本没有思考过入党意味着什么。

他们被帅气的制服吸引，然后就深陷其中，心甘情愿地犯下罪行。

还有一次，男主替代了集中营中的一个犹太人伙伴去送死，上尉发现了，把他救回来，问他为什么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

男主反驳说这些人才不是无名之辈，只是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并比你差，至少他们不是杀人犯。

上尉说我不是杀人犯，男主听后不禁笑了。

上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即使他对男主格外照顾，但和他的同伴们一样，他瞧不起犹太人。

纳粹们将犹太人视作“非人”、是低等的、有害的，所以许多军人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没有丝毫杀人的罪恶感。

人易使而难劝，汉娜·阿伦特认为与劝说一个人从经验中学习相比，控制人类的行为，并使他们按照最感意外和最不公正的方式行动，看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从经验中学习意味着你要思考和判断，而不是应用那些现成的公式。

战争破坏了日常生活秩序，重建了新的秩序。

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人们的日常身份通通被抹去，只剩下迫害者与受迫害者的角色对立。

于是，对于那些服从并习惯了新秩序的德国士兵而言，他们不再有基本的良知，只觉得执行命令才是合理的行为。

正是纳粹的历史提醒了我们，人类竟然这么容易受操控，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独立思考和判断善恶的能力，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点，二战发生的一切在今天还会重演。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过去永远不会死，它甚至从来没有过去”。

我还记得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又在日韩、美国等国家相继爆发的时候，听到路边一个人似乎是很解气地说道：“终于轮到美国了，美国人都死完了才好呢。

”他可能只是在发泄情绪，但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确实也忘记了他口中诅咒的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生活着的人罢了。

——首发毒药，勿转——

看完《波斯语课》，我敲出了这些东西。

这是近两年第一次有写诗的冲动。

“克劳克劳 克劳克劳这是你名字的一部分像是手枪挂在军大衣行走时的克啷克啷你捧着他们最爱的土豆泥烤火腿然后听他们克啷克啷消失在夜幕带来清晨的鞭笞和狗吠而你 克劳克劳挂着最标准的绅士微笑拉起黑压压一片 掩盖白雪上的血痕无垠然后用那些你从未看过的符号写出语言最美的造物——诗‘他玩蛇他写信他写当夜幕降临德国你的金发啊玛格丽特’这是你吗 克劳克劳你说你热爱自由渴望和平想去德黑兰开餐厅你谈到爱人面露羞赧 你善待朋友你认真学习2840个“波斯语”词可那囚笼不止关住他们你也深陷其中 而丝毫不觉他们湮没在雪地苍山 连同名字熊熊燃烧而你的名字 克劳克劳也将如他们的生命般残缺或许并没有其中的2840个完整”

看完之后，坦白讲，我同情纳粹军官Klaus。

如果生在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纳粹犹太之分，那么他应该事业有成、爱情得意、友情顺遂，从各方面看都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人，而且还没有抛却真善美，依然向往诗性。

但当理智压过情感，这种同情还是被压下去了。

他说他最讨厌盗窃和欺骗，但他分明就在盗窃和欺骗。

他给那些刽子手供应餐食，自己也觉得犹太人的生命可以夺取，相当于间接盗窃了那么多人的自由、生命。

他没有发现波斯语是假的吗？

我觉得这不是智商问题，而是他也想早点结束战争，回到德黑兰开酒馆，这种渴望压倒了理智，让他愿意去相信，他正在学波斯语。

那些单词卡片承载着他对和平、对未来的渴望。

但是他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本就沾染着和诗性绝对相斥的血腥。

再或者，他只要看一眼姓名册就能发现不对劲，但是他没有，他选择对这些生命和背后的杀戮视而不见，其实他在欺骗自己。

看到有些影评说Klaus重情重义，为在乎的人可以两肋插刀。

我也这么想过。

但是，这样不对等的关系算是哪门子朋友关系，小卷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稍微触碰到敏感神经便是拳打脚踢、生不如死。

因而，尽管Klaus有诸多优点，但是仍然掩盖不了他是民族主义者的事实，与这种恶相比，他展露出的人格魅力和真善美都不过如同披着羊皮的狼暂时休憩时伸的懒腰。

这一幕中克劳斯人格的矛盾全在里面了。

“他们把当做符号的东西写成了诗”，我朋友的朋友如是说道。

去年高考做阅读题的时候，听年级语文老师讲《红楼梦》，解读“悲悯”这个词，悲是悲书中人的命运，而“悯”则是悯特定时代下的众生。

我觉得这个词超脱出了主观情绪，用以形容我对Klaus的态度很合适。

看完的第二天早上，我喝着豆浆的时候，想起这部电影，庆幸还好在今天。

但转念一想，今天我们摆脱偏见了吗？

答案恐怕显而易见。

宪法中，不同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人，都不应遭受歧视，因为他们都是人，都有人格。

放眼现今社会，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等依然存在。

一旦这些歧视被煽动，依然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只不过到不了电影里面的程度。

罗翔老师说，人的一生都是在摆脱偏见的过程。

这句话很经典，但它后面的一句话鲜少在网络被提及，“但是人终归要为偏见付出代价。

”所以，这部电影是有现实意义的。

尊重他人的选择、平视他人、保持理性很难做到，但是要努力去做。

对了，有一个细节我很在意。

假波斯语当中“echo”是理解的意思。

这也是她的英文名。

她和爱人荷西一起走遍了世界，看过撒哈拉的沙，听过海峡的涛声。

而走到一处，她和那里的原住民都能打成一片。

echo也是英文中回声的意思如果所有人都拥有理解和包容，那么每段相遇大概都能碰撞成动听的回响，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

后半程：这就是爱情吧这就是爱情吧这你也能磕不要乱磕不要乱磕orz去转移人群找小卷毛的时候按捺不住跑起来的脚步，给他吃自己的面包，让他直呼自己的名字，喝醉之后吐真心吐苦水，“你为什么在生我的气？

”，用只有两个人懂的语言诉说自己的童年…结局在关口一脸茫然充满了希望随后又破碎地说着假波斯语…令人不可置信的天真。

居然真的完全信任了呀。

军官也许有个波斯爱人，讲到我爱你的时候雀跃和温柔就像水一样在眼里流淌。

小卷说：“谁都可以爱。

”最后报名字的时候很触动人，2840个名字，兄弟、树、面包、爱、真相、疯狂，死亡。

每个人的姓名都化作世间万物铺洒在天地之间，所有受害者都会被世界记住。

热评的“平庸之恶”写得太好了！

用着暴力残忍换来的词语写诗歌颂自己的天真，即使看到了尺子挡住后探出头来的“波斯语”，他也从始至终没有看破谎言，究其原因是他根本不在乎那些名字吧，所以一眼都吝于给予。

有时候有种奇妙的感受，总觉得有些东西，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是息息相通的，所谓正义，良心，人性。

1987年，韩国律师宋佑硕因策划及参与悼念釜山事件伤亡人士的追悼会，聚众集会被逮捕，在公诉庭审上，由于为宋佑硕申请辩护的律师过多，为了明确辩护人到场情况，庭判长不得不对照一份长长的名单开始点名，随着一个一个名字的喊出，现场的辩护人一个接着一个起立，大声回应“到”。

当天，全釜山市142名律师中，有99名律师到场，请求为宋佑硕辩护。

《辩护人》电影截图这是2013年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最后一场戏，宋佑硕因为长年为民主辩护，当自己身陷困境，有99名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请命，我愿以我的名字为你辩护。

1968年，美国学生运动盛行，他们呼喊着人权，反抗美国政府积极参与越南战争。

时年，艾比·霍夫曼、杰里·鲁宾、汤姆·海登和鲍勃·席勒等七君子，因其学运组织者的身份被抓捕，他们被指控煽动暴乱罪，于是一段长达五个月的审判开始进行，荒诞又混乱，最后的一场审判之上，庭判长示意一名被告陈词，并忠告其简短、尊重法庭且不带任何政治内容。

此后，被告代表汤姆·海登开始发言，他说，从这场审判开始五个月以来，有4752名美国军人在越南丧生，接着，他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读这些人的名字。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电影截图这是2020年美国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的最后一场戏，汤姆·海登的发言引发了庭审极大的骚乱，庭判长则急得不可开交，他不希望4752名丧生军人的名字被记录在案。

而庭下的人们则纷纷起立鼓掌，为被告们的勇气和胆识，那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名字，总该有人为他们作书立传。

1945年，德国战败，一名常年被收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Gilles被解救出来，俄国人问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回答大概有两三万，由于记录在案的所有资料都被纳粹焚烧，俄国人继续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些犹太人的名字，Gilles回答：我记得2840个人的名字，接着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念了出来。

这是2020年的德国电影《波斯语课》的最后一场戏，劫后余生的Gilles不假思索的说出来一大串命运共同体的同胞名字，因为恰恰是他们的名字，让他活了下来。

《波斯语》电影海报长久以来，关于二战的电影已经诞生了无数佳作，当我们以为很难再有新意时，《波斯语课》却再一次将人们击中，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他没有浩大的场面，没有关于二战的任何直接描写，他仅仅只是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如同《冒牌上尉》、《穿条纹睡衣的小男孩》、《地雷区》等电影一样，给人以震撼的力量。

1942年，犹太人Gilles在将被枪杀之际，因谎称自己是一名波斯人而被留下，随后他成为了一名纳粹军官Klaus Koch的波斯语“老师”，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Gilles不得不凭空编撰出一门波斯语去应付，以免遭杀身之祸。

Gilles需要每天教Klaus Koch四个波斯语单词，并且牢牢记住。

此后近三年的时间，Gilles一共教给了Klaus Koch的波斯语单词共2840个。

是的，这2840个单词，来源便是同Gilles一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同胞的名字。

在集中营收押期间，Gilles除了教Klaus Koch波斯语，同时帮助他记录犹太人“犯人”的名录，由于生编出一门语言实在难度太高，Gilles便以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以便自己更好的记住和更好的传授给Klaus Koch。

在电影中，Klaus Koch是一名为纳粹士兵掌管伙食的中尉级别军官，在Gilles取得他信任之后，Klaus Koch慢慢愿意袒露真心，他并不迷恋战争，加入纳粹也并非出于信仰，不过就是那么发生了，Klaus Koch有一个哥哥，哥哥在他加入纳粹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转辗去了伊朗的德黑兰居住。

Klaus Koch的梦想便是，战后去德黑兰与哥哥相聚，他想象着自己学好波斯语，在德黑兰开一间餐厅，战争前，Klaus Koch曾是一名餐厅主厨。

Klaus Koch是一名典型的“平庸的帮凶者”，他从不开枪杀人，内心向往和平，在片中，他甚至多次对Gilles出手相救，但本质上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其他纳粹分子一样，骨子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犹太人是“猪狗”，是无名之辈，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

电影中有一段颇有意味，Gilles将自己的生还名额送与其他人，自己则与一群犹太人要被枪决，去往枪决的路上，Klaus Koch赶去救了他。

Klaus Koch质问Gilles：一个意大利的哑巴青年，你要为他牺牲自己吗？

为了他你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

Gilles回答：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成为了无名之辈。

在片子里，Klaus Koch用“波斯语”创作过一首诗，诗里面这样写着：风把云送向东边，在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

而讽刺的是，“平庸的帮凶”的这首渴望和平的诗，却正是那些被残忍迫害、杀害的无辜犹太人的名字而组成。

电影《波斯语课》太奇妙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确实改编自真实历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在那个恐怖如斯人性沦丧的战争年代，一名普通的犹太人，化用2840名同胞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波斯语”，最终生还了下来。

在这个故事里，这部电影里，充满了值得细细咂摸的段落，电影也如同一个小切口，再一次让我们回望了那个残酷战争年头，纳粹集体人性的恶，和极端之下人性的善。

毫无疑问，《波斯语课》的题眼是“名字”，名字是每个人独特的标记，是存在的象征，每一个由单词或笔划组成的名字，帮助我们区分你我，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各有喜怒哀乐，各有人生际遇。

名字可以是一种正义，就像电影《辩护人》中，那99名为起身站立高声呼唤的辩护人；名字可以是一种良心，就像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中，那4752名军人的名字被念出来所激荡出的反应；名字可以是一种人性，就像《波斯语课》中，2840名犹太人同胞的名字组成了一门新语言。

那些斗争过、亲历过、陨落过的名字没有被忘记，历史就不会被忘记。

题图：《波斯语课》剧照你还可以：你可能突然成为纳粹你可能突然变成魔鬼你可能突然变得凶残如果你喜欢本文，请点赞赞赏转发到朋友圈，你的鼓励是我的动力，你的沉默会让我也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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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斯語課（Persischstunden，2020）故事中令人驚奇的點在於創造力，而這種在創造力可以創生（電影開場的貨車上，旁人問及他父親的職業，他回答是一名教師，這一背景為他的語言創造力奠基）。

常人努力學習一門語言，需要的時間也大概是一兩年；托爾金懷著一腔熱忱，也能憑空創造小說魔戒中精靈語系統；故事中的主角明明是猶太人，卻托稱自己是波斯人，會波斯語，他透過形象性的聯想，把所有猶太同伴的名字掐頭去尾後與其人物形象連結（比如Roberto這個人看來飢腸轆轆，所以berto就意謂飢餓；Paolo這人特別年老，所以polo就意謂祖輩或長者），他在大量創造的（捏造的）波斯語彙上再分門別類，簡化文法，連綴成句，同時因此將身邊兩千多個人名牢記在心。

2、故事開始，在押送猶太人的貨車上，他把一塊麵包分給旁人，命運為他換來一本救命的書；電影尾端，他為囚寢中的室友帶來肉罐和麵包，受贈者則回報以性命。

這個故事在求存的這條生物性本能衝動線上，加上豐厚的人性內涵，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當可怕的時代過去後，人不至於淪為動物。

3、故事中曠野中出現的一個老人，有幾種意涵。

第一，他是法國軍人，說著法語。

二戰時法國先採取與德國合作的姑息方式來避禍，法國的態度從這名軍警頭髮凌亂、衣著半敞、身體歪躺的形象，還有談話內容中表露無疑，他說：「左邊是沼澤，右邊有地雷，你能去哪兒？

」第二，這一個老人一句簡單的話讓故事主人公冷靜了下來。

歷史上的成功者，背後往往有一個不知名的老人提點，如張良與黃石老人。

4、整部電影高潮在波斯裔的英國軍人來到又旋即死亡之夜（其身分類似日本殖民下被徵召從軍的台灣人）。

是夜，一路求生的猶太人意識到他的求存是用多少人命換來的，包括：片頭貨車上的囚犯，波斯人、義大利人，甚至那二千多個為他提供姓名以為詞彙而後全數滅絕的人。

所以那晚他到上尉的辦公室，重複做著能續命的抄寫工作時無精打采，甚至第一次感受到不同以往、不同於片頭的「害怕」，以及前所未有的「疲憊」，電影從開頭到此，他也從求生轉為求死。

而也正是那一晚在辦公室裡，上尉感嘆著一個波斯來的人離他如此之近，卻又如此遙遠，他遺憾自己沒有機會和波斯語老師（故事主人公）及剛到的波斯人三人把酒言歡，他惆悵且泛著淚光，說出了自己內心深藏的自卑、脆弱與渴望去德黑蘭的原因。

5、德國上尉和猶太人囚的關係逐步改變，尤為妙者，當軍官們聚餐時閒聊，提及目堵了故事主人公被送往刑場時，這時指揮官詢問上尉：「看來你單字量夠了吧！

」意即點出：「讓你學波斯語的那人沒有價值了，可以送去處死了吧！

」可是上尉隨即藉口離席，急著去營救猶太人，這裡足見二人關係已然倒置。

同時，這個情節也表現出、證明出軍官的人性之處，因為故事主人公對他而言已經超越了一名階下囚、一名教師、一個工具的層次，上尉視其為一位朋友。

或許有人懷疑，這樣一名該死的納粹，怎可能有人性可言？

其實有的，他小心翼翼的讓自己的雙手不沾血，連一度認為故事主人公欺騙他，他也是交代下屬去處理、去折磨、去虐待，不親自動手，讓自己儘可能置身事外。

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內心底層還有一聲聲人性的呼喚，如他朗誦的一首小詩中表露的心理一樣。

他以這樣的作為去說服自己，合理化自己，為自己留存一點「我還算是一個人」的念頭，這也是他在辦公室裡警告故事主人公不准欺騙他之前，會先加上一句不害臊的話的原因，他說：「你可能已經發現，其實我是一個溫和的人。

」所以，當後來上尉營救出故事主人公時，故事主角不留情的揭露上尉給自己戴上的假面，上尉才會如此受到衝擊。

故事主人公指責：「你以為你沒有殺人，不是殺人犯？

可你卻養了一群殺人犯，讓他們吃好喝好，不是嗎？

難道你不知道自己無異於此嗎？

」6、電影沒有替德國軍官或德國立場申辯，可是也不斷然的指責或批判。

這名軍官之所以上爭而至上尉之職，背面也有一個飢貧的遠因（又以他辦公室中一整櫃的食物所表徵），側面也點出當時德國所以發動戰爭的背景。

不要忘了，這名軍官的哥哥拒絕與這個弟弟合流，遠赴德黑蘭避世，所以他在波斯語的學習中，寫了一首詩細敘衷曲，他說：wind schieben wolken nach osten,zu ort seele sehnen nach frieden,ich wissen,ich werden sein glücklich da,wo wolken jetzt gehen.風把雲朵往東方推送，在那裡，不安的靈魂將獲得安息。

我知道，我的幸福，在那雲朵飄向的地方。

這名德國軍官如同故事主人公一樣，同樣面對生物性和人性的抉擇問題，可惜他把求利、求存放在了求仁之先。

7、談一談德國上尉受騙的原因。

顯而易見的猶太身分為什麼會被認作是波斯人？

是因為上尉的自我中心。

當事實擺在眼前，他只有一句：「你覺得你比我聰明，看得比我清楚嗎？

」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當人只看得見自己所想看得見的，反而會成為最不明白事理的人；當人自以為是，總認為自己是對的，真理就在自己這一邊，反而將真理遮蔽了，將自己割裂出真理之外；好誇耀、張大自己的功勞，反而無法真正去呈現事情的成就，也看不見事情真正成就之所在；驕傲自滿的人不容易有長進，因他已經喪失了再前進的機會和空間了，如同一杯水倒滿了，就再也加不進水了。

8、電影中陷害故事主人公的女軍官最後被派到前線作戰，如此在命運中掙扎的處境，讓我想起詩經國風邶風擊鼓：擊鼓其鏜，踴躍用兵。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2021.2.10作业搬运 好几次发不出去当然需要一种影像对自身的伦理性反思，但这部影片没有做到。

视听没有丝毫独创的见证性的话，试图表现人道灾难不就是一种淫秽吗（特别是还有那么多人磕cp），太色情的。

文本则是大卫·戈尔式的那种好。

这种语言当然也是一种更思辨意义上的异乡人的言说——有的人仅仅因为能说母语被谋杀。

而正是其母语，那份宗教范畴上的文本即波斯语圣经，成为了新语言的内在律令。

因此总要有人在语言的缝隙间言说，在极权的故乡语言与重新发掘的异乡语言的缝隙中，重新对言说之所在进行书写。

波斯语课 (2020)8.12020 / 俄罗斯 德国 白俄罗斯 / 剧情 / 瓦迪姆·佩尔曼 / 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 拉斯·艾丁格1.集中营——现代性的症状集中营再次通过《波斯语课》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对于集中营和纳粹反思的电影之后，我们能否对集中营惨案的发生做出一个更加合适的反思，而非将其诉诸于阿伦特“平庸之恶”等苛求于主体的概念。

这时回归鲍曼和阿甘本就显得更加必要，他们都为理解集中营本身提出了不同的思考路径，并将对集中营的批判置于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维度之中，使其不简单归咎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极端、独特的现象“或者”一些偶然性因素导致的普遍的虐待狂心理”这类的庸俗解释，这些解释显然只将此类事件视为历史发展的某种特殊，或者人类心智上的非理性，或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需要被“修正”的“失误”。

如果我们考察现代性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自宗教改革以来，现代性不断蔓延的本身就是这些所谓“极端”或者说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非理性”普遍化的结果，宗教改革、对阿尔比派异端的血腥大屠杀、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以及英国在布尔战争时期所发明的集中营等等，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历史上的悲惨经历当作一种特殊，而并没有看到它内在不一致性的维度，也就等于我们容忍了它，将它与我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分隔开来，用鲍曼的话来说，那就是承认了“现代性无法压制在本质上与之相异的非理性因素”，如果用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话语来说，就是将这些悲惨事件视为“现代性”这个大他者的一个错失，主体愈加怪罪大他者，也就愈加自恋，即使大他者本身是不存在的。

但是问题是，与其说大屠杀是非理性发展的一个极端，不如说是在那一时刻验证了现代性的存在，因为，按黑格尔所发现的那样：理性的核心就是非理性。

从韦伯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摆脱正常教会秩序和传统“理性”的福音教义，到工业革命后经济传统主义到新教伦理极端“克制”的转变，人们在看似“理性”的进程中的驱动力实际上是“非理性”，只是“非理性”在事件之后被回溯性地生成为所谓“理性”。

而大屠杀则恰恰是这般“理性”事件之后再次被回溯性地生成为”非理性”，而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窥见这个所谓”现代性“的大他者，因为”非理性”终于在“理性”之中显现了，就如同“遭遇真实界”那样，当触及到无法被象征化，也就是“理性化”的地方：集中营的时候，“现代性”这个大他者才显现了出来，这也是为什么鲍曼拒斥将“大屠杀宣称为现代文明的一个‘范式’，是它‘自然的’、‘正常的’结果，也是它的‘历史趋势’”。

因为，这样的思考就只会像鲍曼所说：“大屠杀就将被提升到现代性之真相的地位（而不是被当作现代性的一种可能性）”。

这里的“可能性”，其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无法将其“现代化”的真实界——也即非理性的内核。

为什么说大屠杀是一种“非理性”现象下的“理性”？

在费恩戈尔德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

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

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

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

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

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

我们目睹的一切的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

在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集中营的一切都是依据“现代”的工业、或是“理性”标准设置的：职责分明的官僚科层制，德维茨、科赫、拜尔、埃尔莎之间清晰的指责和权限划分，韦伯创造的科层制这个“理性化”产物的主要特征就是：权威分层、劳动分工、成文的规章制度、公文的传达与记录和非人格化，很显然集中营也是科层制延伸的一个缩影，科层制能够保证集中营体系的稳定运转和高效率，并对犹太人进行细致的管辖（每个人名字、编号和进出时间的详细登记）。

当然，现代化的流水线和大生产也自然是其物质上的保证，如果没有近现代科技的进步，高效率的集中营体系也很难建立起来。

2.生命政治——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在不同于现代性的轨迹上讲，集中营也可以是阿甘本意义上“生命政治”的一个征兆，“生命政治”首先由福柯在1976年提出，他在“必须保卫社会”的讲座上，提出了一个区别于“君主社会”的权力形式，对于君主时代，福柯认为：“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

归根结底，他身上掌握的生与死的权力本质实际上是杀人的权力”。

在这个时期，每个臣民是作为一个个体被君主的“生杀大权”所统治的，在其一生的任何时刻，都要面临着死亡的风险，充满着对主权者的敬畏。

然而，福柯这样总结自18世纪末之后的权力组织形式：“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伴随着国家、法律等由人们普遍意志建立起来的庞大系统占据了世界的主流，这个时期的政治治理的核心指向了本共同体（国家、种族）内部个体的生命，那么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目的不再是对人的惩罚或处死，而是如何让个体“活”下来。

在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新的权力技术转向了对一个群体或者说一“类”人的的治理，现代技术的发展更是加持了对“人”的治理：人口统计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优生学的出现，都是为了使得某个共同体内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更好地延续：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生命过程都被无形中管辖了。

但是，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的主要所指并非纳粹政权，集中营体系在福柯意义上更多仍然是一种细致到个人的“规训”机制，集中营中更多充斥着空间性质的监视和矫正，例如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监工、宿管等角色，看似犹太人被作为一个“类”被治理着，实际上仍然是由个体的规训组成为集体的服从，“让人死”的权力时刻威胁着犹太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生物学意义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生命权力”——即“劣等种族、低等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并且伴随着生命权力的普遍化，“杀人”的权力不仅存在于国家，还被赋予了一系列的人（党卫军和冲锋队）。

生命自由的新特点，例如为新生儿注射疫苗、补充营养等等，也就是说，即使新自由主义使得政治在个人生活的领域相对退场，或者转化为了朗西埃意义上的“警治”（la police），但在人口的安全机制上讲，生物学和医学等现代技术代替了政治出场，更加隐性地时刻干预着个体的生命活动，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体自己选择，但在实际上医学和生命科学为个体提供量化标准的治理体系恰恰是个体不能拒绝的，因为一旦它被拒绝，也就象征着你脱离了权力的管辖，也就成为了不被权力系统所承认的、外在于“人群”的“人”，这也就引出了阿甘本“神圣人”的概念。

3.赤裸生命——对生命政治的激进化解读可以说，福柯对于“生命政治”的思考带来了两个不同的向度：一方面生命政治有其积极的一面:这种人口的集体性概念能替代原子化的个人，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方式，奈格里和哈特将其视为生成“诸众”的可能性，由此带来一般智力下的解放出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将所有差异抹除的“人口”将人类还原为了某种空无的存在——阶级、性别等等之间的差异被忽视了，用阿甘本的话语来说，就是还原为了一种“赤裸生命”，或者说“牲人”、“神圣人”（homo sacer）。

阿甘本通过整合施米特的主权概念和福柯的生命政治，和对古罗马法中“神圣人”的思考，提出了全新的内在于人自身的“赤裸生命”范畴，阿甘本通过哲学考古学发现，古希腊人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表示生命的所指，第一个词是zoé，它表达一切生物（包括动物、人和神）所共享的生命，也就是人与动物同质的生物性存在，另一个词是bios，它则指代人类里某一个体或者群体特有的生存方式，在当时希腊的政治组织形式中自然以城邦生活为中心的共同体式生存，也可以是参与城邦政治的权利，或者说是“关系的总和”。

从中可以看出，希腊古典政治学中存在着人作为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鲜明的二分，然而，一个人的bios是可以被城邦这个共同体所剥夺的（比如陶片放逐法），这也是政治权力的最初现身——政治权力因赤裸生命和形式生命（阿甘本所认为的人的本真性存在）的分离而产生，也必然需要赤裸生命来延续自身。

在被放逐（被剥夺bios）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zoé的存在，而其他城邦中的人可以随意处置他，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成为了一个“神圣人”，需要注意的是，“神圣人”或者zoé只是赤裸生命的一种形式，赤裸生命并非简单等同于zoé，赤裸生命更多指涉的是zoé和bios分裂之后生成的一种悬置——处于法律之外和政治之内的悖论性存在。

“神圣人”的原意是指罗马法中的一种特殊献祭刑罚对象，神圣人被宣判为死罪，任何人都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地杀死他，同时他不能被作为宗教仪式上的牺牲品，而杀死他的人也不能被认定为凶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就是“神圣人”是被置于法律的例外状态和神性之外的人，是被二重的共同体（法律和宗教）所放逐的人（被剥夺bios），被还原为了zoé性质的存在。

而到了现代时期，用阿甘本自己的话来说：“在现代时期的肇始处，自然生命已开始被纳入到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政治转变成生命政治（biopolitics）”。

其中最为典型的生命政治的表现，就是纳粹的集中营体制，即使阿多诺断言：”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一起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

阿甘本依然说：“西方的政治范式不再是城邦国家，而是集中营，我们从雅典走到了奥斯维辛”。

在阿甘本看来，集中营之中不再是一个个拥有bios的人，而是纯粹的zoé，甚至下降到了不及zoé的地位，比如集中营中的“穆斯林”（“穆斯林”指集中营里因为营养不良而丧失对周围一切感受的人，可以说是“活死人”）。

影片中的男主雷扎显然是通过自创一门“语言”摆脱了沦为zoé的命运，因为他通过假波斯语与党卫军军官科赫建立了共同体，从而不被“理性”的科赫认为是“不值得活着的生命”（lebensunwerten Leben），保留了二人之间相对正常的bios关系，然而当雷扎的谎言一度被识破的时候，科赫便通过“主权决断”（实则是党卫军对犹太人的生命权力）将雷扎悬置在了二人之间的共同体之外，雷扎一度被降格为了zoé，被送往采石场工作。

这样来看，犹太人就是这样被悬置在法律的例外状态和政治之内，此时对法律的超越和集中营的体制恰恰是政治权力，或者说生命权力所必要的。

阿甘本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指出：“它还无处不在地重复着，与我们近在咫尺”。

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现在依然对发生在中东等地区屠杀的熟视无睹，或者说在享受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现代国家更是通过“紧急状态”将例外状态常态化了，最好的例证就是9·11之后小布什总统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以这种悬置状态加强飞机的安保和出入境的管理，更不用说流离失所的难民在进入欧洲后成为了无身份的存在，只得进入被日渐常态化的收容区，而在收容区里，法的例外状态得到了最纯粹的实现，民法刑法都被悬置了起来，阿甘本这样评价收容区：“有史以来得到贯彻的最绝对的生命政治学空间——在此空间中权力只与纯粹的生物生命面对面，没有任何中介。

就政治成为生命政治而神圣人与公民变得不可分而言，收容所就是政治空间的范式本身”。

回到我们自身的经验，疫情时代下各种措施也伴随着“紧急状态”的无限延后常态化了，阿甘本和集中营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例外状态的存在，我们随时面临着现代国家因政治号召而变为赤裸生命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赤裸生命是内在于我们自身的，每一次bios的丧失，就越迫近与zoé的状态，所以，奥斯维辛或集中营的悲剧仍在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再现，或是生命政治的延续而存在。

参考文献：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无目的手段：政治学笔记》、《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