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看《一九四二》之前我酝酿好了所有的情绪，可是意外的是整部电影都没有催泪点，虽然天灾人祸的冰冷绝望始终贯穿全片，但冯导并没有把电影基调设定的那么严肃，反而在逃荒的过程中安排了不少诙谐却又心酸的场面来压制泪点，笑中带痛的无奈反而更让观众感受深刻，以至于观影后的这几天脑中频频浮现其中的场景，这种悲伤情绪的厚积薄发不像《唐山大地震》中的肆意煽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过后一想起来就揪心的痛，让观众对于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一九四二》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一部电影。

这部戏里有三个角色令我印象最深，最讨喜的是花枝，最人文的是白修德，最悲情的是栓柱。

电影里戏份吃重的女性角色只有徐帆扮演的花枝和王子文扮演的星星，而徐帆基本上负担了影片所有的“搞笑”戏份，借小米被少东家调戏，逃荒穿红袄为了带喜气儿，她的出场基本都是笑点所在，尤其以那句“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更是笑爆全场，可是笑过之后也会发现这也最为心酸。

电影里一再展现出女性在这场大逃荒里的弱势，为了家里其他人的活命，可以卖女儿、卖老婆，李倩扮演的儿媳妇生完孩子被活活饿死，婆婆的第一反应却是“趁着身子还热乎赶紧给孙子喝口奶”，开头花枝挣扎不从少东家的侮辱，到后面为了两块饼干就可以出卖身体，这都在侧面烘托了时代下的重男轻女和灾难中的人性价值的变化。

在这场大饥荒中，艾德里安·布洛迪饰演的记者白修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他亲历灾区拍下灾况，并越级发表，也不会使得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件事，不过可惜的是电影里关于白修德的情节并不多，如果不是看片之前查阅过人物资料，这个角色肯定会被观众略过，变成一个过渡的简单人物而已，不过这个角色找来奥斯卡影帝来演，必定是想像《金陵十三钗》一样用来开拓国外市场的。

张默扮演的栓柱是一个成长的角色，一开始他只是一个莽撞冲动的青年，努力做好一个长工的奴性角色，到后面跟花枝结合后，不再是小姐的贴身保镖也不是东家的赶车工，一夜之间又变丈夫又当爹，一个男人该担当的责任感渐渐出现，他拍掉了救命的馒头选择了闺女的风车，惹怒了日本人被刺刀刺死，死前，他终于不再是个光棍，他是个男人，同时还是个父亲。

电影分了灾民逃荒和国民党政府两条线索展开讲述，只不过两边分配的不是很好，有些情节的切换更是有些莫名其妙，让人情绪跳跃，并且配角众多线索混乱，范伟演的厨子老马和牧师张涵予都让人有些出戏。

不过电影的好多过这些小瑕疵，逃荒路上，人性的善恶展现和政府的忽视掩饰，灾民盼着打胜仗，政府却忙着甩包袱，这些都让人感觉到丝丝寒意，可能碍于审查，片中并没有出现人食人的惨剧，但是军队和灾民争抢马车粮食，政府把死亡人数三百万说成一千六，这却是比人食人更让人觉得恶心残忍！

这次冯导的《一九四二》不仅仅是部电影，他借电影之口重述了历史，也棒喝了当下！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

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

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

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

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

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

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

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

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

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

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

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

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

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

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

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

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

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

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

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

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

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

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

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

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

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

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

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

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

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

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

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

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

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

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

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

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

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

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

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

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

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

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

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

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

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

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

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电影看过了，很多评论也看过了。

life of PI也看过了。

作为一个主妇，做好家务，来写写影评。

观影感受整部片充满喜感，因为张国立，张默，徐帆，冯远征都很搞笑。

然后发生的事，心里大约有数。

我看见这么多人，就知道要多少死多少。

我看到大小姐拿只猫，我就知道猫要死，小姐要做小姐。

我看到地主老财，就知道他肯定是人财两失。

我看到孕妇，就看到流产，这有惊喜哦，还是生下来了。

我看到老外，就知道正义来啦。

我看到官员，就知道准要腐败。

我看见日本人，就知道要杀人了。

我看到蒋公，就知道他肯定要流泪啦。

所以基本毫无意外地看了一场充满cliché的电影。

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哦！

---日本人说的对吗？

我就觉得日本人说的那句，他们先是人，再是中国人。

听了很震撼！

人，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能战胜困难，舍己为人，做科学家，做艺术家，也能3p，群交，饿急了还会吃人肉。

做中国人呢，wa，要求可就高了，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要立场鲜明，坚决斗争，要吃苦耐劳，绝不贪图享乐。

要严肃紧张，团结活泼，还要理性爱国哦。

要三十而立，娶妻生子，还有铁饭碗，最后抱着曾孙寿终正寝。

好大难度！！

这些日本人，认为这些中国人，首先是人，然后是中国人。

听了这话，是该给日本人一大巴掌，说：坏人！

还是流下两行热泪，说一声：只有你懂我。

日本人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愿意信那个呢。

---都是国民党腐败无能么？

1942我和我妈一起看的，我妈革命老太太，绝对正牌中国人。

她看了，认为这是一个教育共产党人的好片子。

因为里面反映很多腐败，国民政府无能啊。

我心想：难道这里的人民，你不觉得不同么？

我觉得1942和平时抗战电视连续剧不同在，里面没有大唱：地道战～嘿！

地道战，嘀嗒嘀嗒千千万（忘歌词）里面全是积贫积弱地，没头苍蝇一样的，野草枯穗一样的，人。

那些兵，说实话，不也是老百姓的儿子。

而且这些老百姓，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淳朴，善良的样子。

都是些自私，软弱，打酱油，啥是道德底线，能吃么等等情态。

如果还有一次战争，和饥荒。

你说，能有多少不同？

从官，到富人，到老百姓，能有多少进步？

日本海啸，中国在抢盐。

我去超市看过，真的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了。

说这片土地上的人，互相关爱，听的我，假的都要哭了。

如今很多问题，也是老骂党，老骂党，可是公务猿是禽兽，考公务猿的还不是逐年递增，说保卫钓鱼岛，边远地区的公务职位还不是无人问津。

一人当官，七大姑八大姨全来求办事。

教育腐败，照样抄。

人心不古，晚上照样去共体路，食品有毒，不是照样有人买单，空气污浊，开车还不是准点到大街上排队！

这社会风气快成无数个屁了，难道真是党的不对么。

你说清朝成那样，都是清政府无能，当时民国成那样了，都是国民党无能？

如今成这样，都是共产党无能？

还是？

the rest of us，一直坚定按自己道理存活的这些普通人，也不tm怎么样。

这两个观点，你信哪个呢？

---从这角度看，这电影还是有大乾坤地。

可惜，他就是很难称为全世界共同的大电影。

很简单，因为这点道理，就是中国这帮子人不懂。

一百多年了，不维护建立共同的基本价值，没有法律捍卫大家的共同认识。

没有武力去捍卫法律，大众权益。

就知道领土，和谁的领导。

有什么用啊，人心早散了，队伍早没了，还占着个地有什么用啊兵兵将将与民争食，日本人没来粮食就被吃完了，这算干嘛滴啊。

人民之间只知道互相残害，大老远来要工人，都不知道接济点粮食。

难民，到了哪就烧杀抢掠，比日本鬼子不弱，谁开门迎你们啊。

各种负能量，就知道一起嘲笑神父。

嘲笑神父，嘲笑神的时候，大家找到了共同点，所见之处，都是笑脸。

一起嘲笑神明，嘲笑这个，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百无一用的神。

哈哈地～～难怪神都不眷顾了希望寄于明天吧。

但这次最好人人参与，不要再打酱油啦（电影在这些情节的表现上，还是挺分水岭的，可惜还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就我们不知道的废话）

1942年旱灾，幸福如我们是无法设想的，更可况动荡年代中的人与当下我们之间除了黄皮肤黑眼睛的共性几乎没有一丝一毫所谓的传承关系。

断层如此，用何种方式将银幕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拉近，我觉得是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最重要的课题。

很显然，冯氏电影的求变求稳心态在片中被不遗余力的贯彻到底：我虽然从开场第一处出现“牲口”二字台词的时候就清楚的意识到本片只属于冯小刚一人，并且此后的两个多小时时间里不断被细处那痞性十足的方言和若干小讽刺提醒，得到的却是一个放弃了京味故事，放弃了焦点煽情，放弃了刻意拼接巧合等等的宏大叙事，哪怕并不圆润，却已然足够。

本片是以记录性的事件还原为出发点并从真实走访素材提炼线头的故事片，这是串联这个沉重主题大量分支的一种捷径，就像谷子地和元妮的存在能带出拥有足够故事性的《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选择了诸多角色兼顾的群像关照，并且没有一次火力集中的煽情。

东家老范，长工瞎鹿，瞎鹿的老婆花枝，光棍栓柱，战时法庭庭长老马，杂务缠身的蒋介石、时任河南省委主席的李培基，执拗采访旱灾蝗灾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等等，全生态的网罗了当年经历这一事件的各色人物。

几个主要角色的鲜活感也没有因多线头叙事稍欠的掌控力而失色，这是冯氏电影第一次如此专注于主体人群的描绘，而不是突出重点刻意关照。

无论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面对旱灾蝗灾饥饿这同一难题时可能面临怎样的选择与应对措施，这在片中因角色各异而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

《一九四二》给了每个角一种极力还原事实（真实人物）和无限贴近史实（虚构角色）的定位，于是让故事片和纪录片共存的交叉剪辑就像没有了体温一般，冷峻而坚硬。

我无法辨识影片用了几条主线，但仅仅蒋介石、李培基等人的官场戏，一方面对蒋介石将河南灾情置若罔闻的事实采取中立，另一方面又把基层干部的贪腐给小心翼翼的揭了开来，战时的动荡也给了大灾更多的人为消极因素；以东家老范这个线索性人物为中心的逃荒人群则节外生枝了记者白修德和传教士安西满、外加官如芝麻的老马等人，频发的黑色幽默让普通人真正成了角色多元化最好的依托。

两个多小时里，属于战时社会两个极端的人群形成的两条基线交织，尽可能完整的展现了饥荒下的众生态。

但终究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故事涉及的残忍只寥寥几处（片中可致高昂民族情绪的杀戮场景的确摄魂夺魄并且不在少数），更惨淡的真相早被时间掩埋，《一九四二》肩负的也不在谁是谁非，也许在还原中提炼一种以史为鉴的心态，影片才会有可能的积极意义。

后半段电影里，死亡比前半部更为密集的出现。

在战时法庭被吊销、神父安西满质疑上帝之爱之后，让失序与失信的情绪蔓延在每一处死亡里清晰的浮现。

于是再怎么安置黑色幽默，影片始终都往最深的绝望里走。

银幕上是灰到极致的惨烈，银幕下的你会作何反应？

其参考价值颇值得玩味。

假如观众在看完本片后默默离场，事后对片中的各大情绪制高点品头论足，那么是电影的成功还是观者的悲哀？

幸好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豁然了。

当老东家在旱灾后期逆人流而上只为了死的离家近一些时，他遇到了同样落单的小女孩。

喊一声爷爷就牵手并行的结局是温和的，即便无法化解前面百分之九十的冰冷绝望，那也是影片创作者的宽容心和传统性的最佳体现《一九四二》不见大段落的抒情，不见北方人口中的市井，在内地电影这块特殊的土壤里，冯小刚以只属于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工整的完成了本片。

没有以常见红色电影的方式呈现出积极向上主旋律，而是以尽可能冷静的旁观心态把历史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给银幕下的观众看。

收效如何我无从预知，但可以肯定的是，1942年的那场饥荒在妖娆富庶的二十一世纪，被很多人知道了。

于历史于当下，都是一种联系着生死的祭奠，只是有什么值得祭奠，大约要因人而异。

“死亡人數，政府統計一千六百二十人。

”“實際呢”“三百萬人”。

一條命，值兩塊餅幹。

餓死人的年頭很多，你問的是哪一年？。

這兒的人，善良的人，為什麼要讓他們受到戰爭、饑荒的折磨，如果鬥不過魔鬼，信主有什麼用？

早死早托生，來生千萬別再托生到這個地方。

國家貧弱，只有甩包袱，這樣才能顧全大局……在危險苦難時刻，國家、民族、領袖、主義，一個比一個不靠譜……你給我餅幹，我跟你睡。

爷，我是吃的被撐的彎不下腰了。

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

最后，，，老东家的孙子没有被饿死，竟然被他自己捂死了！。。。。

这是片尾的一句旁白：“这些糟心的事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

”糟心的电影导演又拍它，图个啥？

虽然我不知道导演拍这个片子到底是图什么，但我们可以扪着良心问自己，这部片子是不是给我们还原了一段还算比较客观真实的、不为广大青年们所知道的、抹不去的历史。

历史是人们共同的记忆，而维系一个民族情感和关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记忆。

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喜欢反复研究历史，这也没什么不好，好歹让人们能忆苦思甜，或是更团结。

看电影之前，千万别带着很沉重的心情。

冯小刚一点也没想赚观众的眼泪，也不想用灾难片来绑架观众，他就是很平静地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小说略乏味比纪录片略有趣的故事，看完这个故事是笑是哭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不要将这种题材当做一种负担，它仅仅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不需要我们再来为这些悲剧负责。

看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感性的享受，而理性的思考都是你强加给自己的，却不是电影逼着你去想那些又苦又累的问题。

所以不要拿影片背后隐喻的政治之类的来说事，也不要纠结于人性到底怎样，先单纯地享受电影的本身就好。

回到电影，导演的功力还是有体现的。

每每看到快哭的时候，故事又马上会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收起眼泪，偶尔还会掺杂一些黑色幽默，让你啼笑皆非。

初看电影时间146分钟，在想会不会过长了，后来进入电影后就完全忘了这回事，根本是多虑。

2个多小时的电影，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一个令人无法冷静的故事，造成的无奈感和心理反差格外强烈。

除了神父那部分显得有些做作和拖沓外，其余的故事进展得不紧不慢。

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

在河南与重庆之间切换自如，形成对比鲜明的强大反差效果，对天灾的无奈感与对人祸的讽刺味昭然若揭。

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剧本就是要好。

剧中有些台词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大饥荒面前，人可以什么都不顾；但在大饥荒面前，人却还会有最后的底线。

逃荒路上的主线基本围绕着老东家展开。

老东家经历了十分戏剧化的一段逃荒经历，从痛苦挣扎到愤恨无奈，从最初的人丁兴旺到最后全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撇下他独一人，真正告诉你什么叫兵荒马乱、饥荒逃难的年代。

而花枝、星星等女性角色面对灾难不得不做出一些痛苦、无奈却又充满存活希望的选择，也算是为了家庭的存活献出绵薄之力。

栓柱对于孩子的情感执念与老马挂在嘴边的“保命”信念作比较，虽然略嫌做作，但还是十分现实地将一个忠实马夫作为中国奴仆与一个圆滑厨师作为日本奴隶的差异化结局残酷地表现出来。

让人绝望与苦痛不堪。

政府方面李培基体恤民情的执着与蒋鼎文蔑视难民的冷酷相对，到最后李培基也表达出对官场的无奈，以及注重形式的口号排练与惨造欺凌的完败战役都表现出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腐败无能。

事实的真相竟然要一个外国记者突破层层阻碍反映到蒋介石处才能得到还原与引起重视。

电影中的配乐并不多，没有去故意煽动人的情感。

说实话，两个多小时流水账一般的电影像极了纪录片。

但在这基调理性的故事里，导演像是拿着一条细腻的感性长鞭，一下又一下慢慢抽打着你的内心深处。

你疼一下，再让你缓一下，反复交错。

我个人偏好冷静的叙事方式，这样更加能让你感觉到故事本身的痛苦与无奈、挣扎与冷漠。

最后对于那些嫌弃导演不够犀利尺度不够大的观众，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

”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

至于那些想看人吃人或是更残酷血淋淋场面的观众，建议你要么看看小说就够了，要么就先自己拍出一部这种尺度片子在国内公映，给我们开创条先河。

其实，我们应该感激和鼓励充满诚意的导演和演员们创作出这么一部电影。

做人要知足和适可而止，而不是整天四处叫嚣着我只看无删减版国外剪辑版或是还没看电影就开始打嘴炮鄙视“发国难财”的垃圾“商业”电影。

冯小刚的喜剧商业电影，一直很受大家的欢迎，导演总想向大家证明些什么，除了能拍好喜剧电影还能拍大片。

在张导和陈导这样中国大师级的导演拍起了武侠电影时，冯导也拿出了《夜宴》，不过很可惜观众们并不怎么买账。

冯导痛下决心，老子除了拍喜剧片还能拍大片于是就有了《集结号》，虽然《集结号》算得上一部上佳之作，不过离张导的《红高梁》陈导的《霸王别姬》还是有些差距。

一度冯导放下了拍大片的想法重新回到了喜剧商业电影上，又获得了不少的票房，冯导又操弄起了《唐山大地震》剧情还好，就是片名起大了，依然改不了冯导的平日拍片的习惯，商业性广告的插入。

听说拍《一九四二》是冯导多年的梦想，冯导也是新片发布会上反复强调拍此片的艰辛，或多或少想再次向大家证明，老子也能拍出感人至深的经典佳作。

电影开始时范地主家抢粮一事，我想这会冯导有了，不过，我高兴的太早了，接着又失望了，一个关于1942年河南受灾后的故事，被弄的支离破碎。

《一九四二》中众明星粉墨场，让我仿佛回到了《建国大业》，明星扎堆上春晚表忠心，此时明星们是表与冯导的关系多么的铁。

《一九四二》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地主老范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人在逃荒路上的生离死别。

另一条是国民政府，处理河南灾情难民的态度。

正是这两条线索让电影情绪一直被抽离，观众们刚准备好了大把眼泪去同情灾民时，很快的又抽离到国民政府的冷漠中。

还有一些人物总让人很难完整投入到《一九四二》哀伤的情绪中。

像李雪健的李主席一脸苦大仇深忧国忧民的表情一直向我们提醒新中国的《焦裕禄》是个好干部。

陈道明的蒋委员长像每一部主旋律大片委员长一样无法救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只能退守台湾宝岛了。

至于张涵予小安牧师挺二的一角色开始看着挺有戏的，后来怎么就没了，你这打酱油打的也随性了。

当然，还是要感谢三位影帝的演出，表演没有问题，问题是电影人物对电影并没有加分。

或许冯导太想把电影弄得有些国际范，还请来了布洛迪和蒂姆·罗宾斯俩位好莱坞影帝助阵，这两位的加入是不是冯导正向张导喊话，你的《金陵十三钗》只请了一位好莱坞影帝克里斯蒂安·贝尔演牧师，现在我请的可是俩儿，一个演牧师一个演战地记者。

林永健同志在广大河南人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就请不要上演大力金刚丸搞笑小品了，没太多意思。

如果把两个半小时的《一九四二》剪成一个半小时张国力版的《活着》，地主老范如同小说《活着》中的富贵送走了身边的每一个人，那将会更好看些，电影节情也更紧凑些。

必须承认地主老范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人的逃荒经历赚走了我的眼泪，正当我大把的眼泪都准备好了时，电影配乐迟迟不来，这是闹什么啊，冯导。

其实，有时感人的好电影并不要拍得那么宏大，观众也不想去了解那些所谓的高层黑幕真相云云，这年头所谓的高层真相总那么的官方，我只想被一个小老百姓的故事感动。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影评，随便写写。

《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大喇叭里天天高喊着亩产一千八，孩子们却饿得连铅笔和课桌的木头都啃。

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于是说到《一九四二》，跟《少年Pi》一样，说到底，不过都是讲了个生存斗争，人和肚子的故事罢了。

不同的是，Pi是独角戏，真空环境，讲的是少年和老虎在海上饿着肚子求生的事儿；《一九四二》是群戏，携家带口逃避饥荒，扯不断的家族社会伦理关系。

《一九四二》不美，画面还赶不上《白鹿原》，更别提《少年Pi》，但不能否认冯小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通篇下来，人物饱满，叙事挺有张力。

几个有意思的镜头。

比如嫂子刚生了孩子，5天没吃饭。

爹说煮了星星的猫，对不起她，没想到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

”就蹲到锅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一页一页撕开来当柴火烧了。

从这一刻起，星星就全然摆脱了读过书的小姐身份，只剩下一个“人”的本性。

家产被抢，连之前自己不吃饭也要喂猫的底气都没了。

包括后来栓柱偷了美国人的饼干，偷偷拿给星星吃，想要趁机“弄了她”，星星仍是半推半就的，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只是说等饥荒过去，就给他弄。

跟家里的长工情深意切，一丁点身份架子也没剩下。

说实话，虽然当初栓柱冒死从当兵的手里救下星星，受了伤的时候，星星也曾含情脉脉地给他包扎伤口，但说到底，她还是个没义气的女人。

为了肚子，扔下自己的爹，刚生下的小侄子，还有“情郎”，毫不犹疑就把自己给卖了。

最初，当家的也是瞧不上栓柱的，刚出城的时候看见栓柱跟星星说：“有俺谁也不能欺负你”，满眼的嫌弃。

可是到了这节骨眼子上，也抹起了眼泪，“哪个龟孙不愿把她给你哟”。

栓柱是真冤，看上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于是要说花枝。

花枝从头就是个聪明理智的女人，栓柱没弄成星星，花枝第一个跑过来说：“我跟你弄，饼干给我”。

星星一走，她又立刻说要和栓柱结婚，让他饿死之前也有个媳妇。

可花枝却是个最有情感，有血性的女人。

瞎鹿要卖孩子，花枝疯了似地骂，说她就是把孩子摔死，也不能卖了。

后来瞎鹿夜里偷驴，让当兵的给拍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花枝又原地等了三天，直到当家的说，再这么等下去全都得饿死，才又上了路。

洛阳的窑子来挑人，花枝第一个被挑中，可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和人家说：“挑一个大的，送两个小的，您合算。

”花枝和栓柱结婚，也是为了生存，她说栓柱有了媳妇，就能卖媳妇了。

她自己做主，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

临走之前，她跟拴柱说：“我的棉裤囫囵（完整）一点，咱俩换了吧。

”于是两个人走进过人高的芦苇地里，缓缓脱下裤子。

这个镜头有点像《红高粱》里面野合的场景，可花枝不是个浪漫的女人。

她务实得很，做爱是做爱，为了填肚子，棉裤是棉裤，一码归一码。

都是女人，又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是快饿死了，一动不动躺在炕上。

丈夫的叔叔来弄她，给她一块馍吃，她也给人弄。

没人来弄，仍旧是躺在炕上，最后活活饿死。

一点也没有生存斗志，没有主观能动性，比不上花枝。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仍旧是孤寡老头，消失在世界终点。

不管是《活着》还是《白鹿原》还是《一九四二》，老头永远看尽人世变迁沧海桑田，生命力堪比绿巨人。

《一九四二》还是沉重了点，即使字幕显示花枝和星星都活了下来，看完还是如鲠在喉，撸完没射的感觉，太压抑。

《少年Pi》虽然尾大不掉，倒是有始有终。

同样是开放结局，不看吃蛆的那篇影评，依旧是阳光灿烂生活挺美的。

总之，这世界上只要是没了吃的，老虎也得饿肚子，地主也得饿肚子，耶稣基督军阀大官都得饿肚子，谁也不能免俗。

所以王小波说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说：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

P.S.没看过就给片子打一星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有点文革的意思，先定性，再找事儿。

典型的立场大于真相，意识形态大于是非黑白。

当然，咱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说这是严酷的文化枷锁下人民表达愤怒的唯一途径。

P.P.S.根据《南方公园》的最新统计，容易愤怒的人无一例外呈现阴茎短小的特征。

这科学吗？

其一这两天折腾换新音箱，还要卖掉旧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累，疲倦，不想写科普了，随手写个影评跟大家说说我的感觉吧。

标题里的这个对联，是南明末代皇帝福王的句子，真是很好。

一个人把江山折腾完了，换了这两句句子，也算值得。

人活着真是很苦的，就拿听音乐这个事情来说吧：你买套音响是没有多少钱，一般万把块就有很不错的声音了，可是你得有一套房子，或者至少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来放设备吧，这间房间还不能堆杂物做其他用处，最好就是两个喇叭，一个茶几，一把沙发，泡壶功夫茶，盘腿坐着安安静静欣赏。

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到三十而立时候，才勉强有这样的一点条件，老老实实赚点钱，好累啊！

于是我决定放弃，到此为止；安心学佛，不折腾了。

况且，即使有了房子，有了设备，也不见得就能听音乐：心不静不能听，天太热不能听，太饿不能听，太饱也不能听，空气污染不能听，打雷下雨也不能听，有事等着做不能听，有人要找你又不能听，钱不够花不能听，生病了不能听，郁郁不乐不能听，跟人吵架不能听，心里有负担也不能听。

若是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事情越来越多，几十年下来，能有几天真能安安静静听音乐的时间？

由此再想：人生能有几度五光十色的童年？

能有几个推心置腹的兄弟？

能有几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能有几年蒸蒸日上的事业？

能有几次心驰神摇的经历？

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少快乐？

来时坦荡自若，去时拂衣而逝，一生自然，真能对得起自己的，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念及至此，不禁感慨“一生几度月当头”，沈醉曾说，当年淞沪抗战时，戴笠领着他们抗日，白天跟日本人打仗，每晚开车回南京向委员长汇报，再赶回上海，恋恋风尘中，将士们的头上，也是如此的明月罢，而戴老板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最开心的时候。

我自己呢？

我最开心的时候，是早已过去了呢？

还是即将到来？

我想是后者吧。

其二昨天看了一部电影《1942》，说的是抗战中河南发生大饥荒的事情，有一位美国记者叫白修德，深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奋而揭露了人吃人的残忍真相，救活了数百万的人民。

可是，也正是这同一位白修德，写了一本影响极大的《中国的惊雷》，为极左势力歌功颂德，这股势力上台之后，倒行逆施，胡作非为，造成了严重十倍的超级饥荒，数千万人民被活活饿死。

只是，这次再没有白修德记者来为他们奔走呼告了，甚至到了今天，他们仍然被无言地漠视着。

影片中，同样的一个人，当他是地主的时候，囤积居奇，敲骨吸髓；而当他成了灾民，却慈悲宽仁，救护弱小；也是同样的一个人，当他是农民的时候，他苦苦挣扎，弱小无助，可一旦成了官员，也马上开始欺下瞒上，倒卖灾粮。

佛说，欲知世上苦难事，请听屠门半夜声，哪怕人类中的最弱者，在吞噬更弱的家禽家畜的时候，我们又何尝松过口？

又何尝流过泪？

今天社会，哪里又比过去好呢？

贫僧住的京城，空气污染，房价高涨，财富横流，物欲躁动，人满为患，终年堵车，可是这一切，哪一件又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我们又能去怪谁呢？

可以断言，灾荒必有再临之日，而到时候，我们除了像河南灾民一样，默默承受，默默死去，我们还能怎么样？

所以，贫僧深感自己罪恶深重，深感惭愧而无地自容，我出家，也是实在不想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因为说实话，在社会里面，除了随着造业，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世间实在住不得啊！

苦哉！

苦哉！

（我这人觉悟低，说不出什么正能量，求鄙视）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

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梁惠王上》《1942》全片最大的问题是立场价值不清。

四次日本飞机（两次炸灾民、一次炸重庆、一次岗村宁次）和杀死拴柱的段落，对国际形势的强调、以及蒋中正在教堂的忏悔都是一种分散和俯视，一种对“非我也，兵也”的强调。

这种含混拧巴往好了说是试图有全局视野，但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粉饰，是对历史丧失在场感的消费。

因为没有守住民为国本的价值基点，批判力度骤降，整个叙事也就只能靠着苦情和生理上的同情维系，故事的左右飘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我再解释一下吧-我这篇的意思是，这部电影过多的站在“王”（政府）的角度，责怪年成不好（罪岁），说不是政府害的，是日本人、国内外形势导致的（非我也，岁也；非我也，兵也）。

影片把“王”塑造为“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一旦建立就分散了千万民众的苦难，把他们放在了一个人人受苦——你受苦也不过是活该、年份不好的语境下。

然而军队战死不是百姓受苦的理由，民为国本，民的苦难不能因为国的危难而消解。

民作为一个个鲜活生命，远比概念上的社稷民族更重要，如果民出于自由意志愿意为家国大义而死，那是他的选择。

但不能强迫其为国而死。

政府如果不救民，政府的合法性就要丧失殆尽。

影片引入了大量灾荒外围事件和上层外国视角后，实际上大大稀释了此事的哀痛，并且丧失了发问/谴责/批判的力度。

民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偷换为）政治考量，变成了国际新闻奇观，变成了大人物间的博弈。

这种立场和视点既是英雄史观的遗留，也是这些年建党建国大业的遗害，与此片所要讲述的一个个真实生命的苦难是相当抵触的。

而我们在今天讲述这些过往生命的苦难，为的就是要呼唤一个“王无罪岁”的新时代，对苦难的揭露如果不能落脚在此，那影片就不过是普通的苦情。

看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怎样把家庭伦理剧变为批判的史诗，就会更深刻的理解立足点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