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

《万箭穿心》是去年口碑不错的一部小片，但跟主人公李宝莉的悲惨命运一样，影片在早先的宣传推广上接连出事，没能在更大范围内引起热议。

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对人物命运的表现都显得“太中国”了，放大女性的坚强、韧性以及偏执之余，又找回了前辈导演在通俗剧上对道德伦理传统的关注（但没有大团圆结局）。

从主角到配角，从汉正街到武汉这座城市，它们都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强调在地性。

影片把焦点对准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最后死的死、走的走，十年如一梦，很快散了。

婚姻家庭是现代社会最小的组织单位，而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所承载的意义好像还要更重一些。

从家庭崩溃到人物内心情感的崩溃，《万箭穿心》都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悲怆痛击。

有人总结说，《万箭穿心》的悲剧是由李宝莉的人物性格推动造成。

如果带着感情色彩去看，我可能会同意这个说法。

然而，由于十年的时间跨度，影片不断强调这个家庭所处的城市空间，我更愿意相信，《万箭穿心》不过是中国步入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悲剧案例之一（搬新家换新房）。

正因为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片中比较善意地提到了风水问题。

在中国的传统世俗里，那些无从解决、难以理清的东西，想来都是风水不好造成的。

可哪怕丈夫没出事，儿子没爆发，李宝莉的人生都是注定悲剧的。

丈夫在她面前是典型的妻管严，对待儿子又是中国式家庭教育。

电影安排了一段对白，李宝莉提到自己的出身背景，这些原因导致她寸步不让的算计性格。

她是没文化的城市人，丈夫是有文化的乡下人，家中大小事就变成了女性主导。

当丈夫分到单位房子，他就试图改变这种落差，由新家带来的矛盾公开化，种下了后面的苦果。

《万箭穿心》出现了中国人最关心的房子（家）、工作（钱）和教育（下一代），不幸在于，无论李宝莉、丈夫还是十年后的儿子，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都是失败的，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情感和信赖被放在了错误位置上。

他们宁可在一个漩涡中消磨，拖延并继续下去，也不愿果断离开那个岔路口的家。

或许，这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之处，他们的生活无法离开家，家又被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

正因如此，我是如此喜欢《万箭穿心》的推车结尾，收得干净利索，令人动容。

它意味着主人公决心走出恶性循环，不愿深陷在失败的生活当中。

当什么都可以失去的时候，家也就不算什么了。

一部电影太接地气是会让人不舒适的，选择看这部电影之初就做好了自虐的心理建设。

而它却比想象中更加完美的超过了我的心理预期。

跟《桃姐》一样，从相当一定程度完成了我自虐式的人生记忆的回放。

失败的婚姻是万恶的根源，然而人的选择又往往取决于她的个性使然。

老公外遇的时候，宝莉对闺蜜说：你不知道啊，当初凭我的长相，追我的人排成排，我选了他这个乡里人他一辈子应该感激我。

多么相似的话，仅仅因为对自己城里人身份和外貌的自信和骄傲，你的人生悲剧恰巧也起源于此。

你的人生里有太多的固执和骄傲，又有很多妥协和隐忍。

你有你的放不低，所以即使是一段失败的婚姻也要维持住人前和睦光鲜的表象，你不会去自己亲手主动戳破爱人出轨的现场，选择迂回的你认为保全颜面的方式让爱人丢了工作，可最后在爱人自杀以后都顽固的不肯掉一滴眼泪，你认为那不是你的错，你不愿意认输。

你下岗以后在汉正街帮人卖袜子，你习惯了大嗓门跟别人讲话姿势有点粗鲁但又有迫于生计的狡黠。

这跟你出身的卑微不无关系，你没什么文化，你也想不到更好的方式来挽救这段婚姻，这都是你的局限。

而你的局限又恰好形成了你的勇敢和强悍。

你也有你的放低，他来自于你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带来的洗练，你天生的憨和钝，你可以去卖袜子，更可以一人挑起一家三口的生计去街边给人挑扁担。

你做这个决定想都没想没有任何迟疑，你只有努力生存下去的信念对自己完全没有半点怜惜。

你最可爱最宝贵的也是这一种憨和钝，它让你无畏生活里各种形式的苦难和打击，你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你要养活你的儿子和婆婆，供儿子上大学，这是你坚定的生活目标和念动力。

那个曾经相互扶持过的男人羞辱了你，你也只是转头骂回去回家给儿子做晚饭，想想还得过下去，什么尊严啊感情啊暂时又都不值一提。

可儿子要跟你断绝关系的时候，你万念俱灰，母子之间多年积压的误解和委屈早在你心里割开一道深深的口子。

你被儿子赶出家门独自深夜在江滩边枯坐，可是以你的性格断然再绝望都还是不会想到去死。

于是，当你抬头看见夜空中突然绽开的烟火，一群中学生在很欢乐的给其中一个孩子庆祝生日，他们来喊你过去帮他们拍合影，那男孩喊你婆婆喊了两遍。

50岁不到的你在他眼中白发丛生脸色焦黑已然如此的苍老了。

你跟他们按快门的时候突然觉得眼眶酸涩了，你想到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失败的婚姻从小就失去的那些同龄人应有的快乐。

是的，从来就没有烟花、没有同伴、没有聚会没有祝福，只有没有父亲的家，班主任嘴里变调的那句他妈妈挑扁担都能考第一名。

你瞬间就原谅了儿子的绝情与任性，转头回家打包一个人的行李。

你走的那天就用扁担自己挑了两担衣物，碰到了那个“打牛”的男人不得不别别扭扭又上了他的面包车，儿子在远处冷冷看着你，好笑的是车子发动不起来，你跳下来踢了一脚骂了句“婊子养的”推了几步终于点燃才又坐上去走了。

这里电影就落幕了，没有那些后来死去活来的拖拉和煽情，大概以后的日子你照样会闷头过下去，你不求能幸福，但求无愧于心的活着。

想到不幸的人生也有千万种，电影里能演出来的也仅仅只是万分之一，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里，每个年代的人都有生死疲劳的宿命。

《万箭穿心》本是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六万一千多字、写于2007年的中篇小说，先从小说文本和电影故事的对比切入，可以更好理解方方的故事和导演的处理手法：马学武：小说中描写为大专学历，原为技术员，然后当上了厂办主任，电影中万小景在李宝莉家吃完饭聊天时的情节：万小景说李不该总说马是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嘛。

这台词间接介绍了马学武的“凤凰男”身份。

原著中说到有厂长是他的同学，有意要提拔他，于是走入行政岗。

因为偷情时间被曝光，被贬称为技术员，后来因为此事名声不好，成为工厂下岗首先被裁掉的人。

小说中的马学武也很软弱，但并不似电影里刻画成那样。

马学武父母：小说中叙述为鄂西某市的中学老师，退休后房子被拆，听家乡马学武表哥的意见，来到武汉投靠儿子。

片中只安排出现了马母一人，其实老两口一直都有戏份，且作为一个整体出现。

后来孩子在武汉工作挣钱了以后，在武昌的湖边买了别墅给二老住，为了凑买别墅的首付，小宝（马文昭）让李宝莉离开，要卖掉房子凑钱。

小说中马家二老和李宝莉的矛盾很尖锐，但电影做了温和处理。

李宝莉：小说中交代了是下岗职工，下岗后到汉正街一个卖袜子的老板处打工，小学学历。

因为长得好看很多人追求，她看中了马学武的学历高，人长得也不错，在马学武追求下和他结婚。

结婚前闺蜜方小景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李宝莉，但李宝莉看不上，小说开头李万二人开玩笑时李说：“就要找个学历高的人，将来生的孩子也聪明，能沾上光。

”小说中的李宝莉八面玲珑，特别会说话能干活，在汉正街的特别有号召力，有点《生活秀》里吉庆街“一姐”来双扬的意思，电影中将李宝莉刻画地更加憨直和良善。

李宝莉父母和妹妹：这在电影中彻底被省略了，小说中交代了李家是武汉人，李宝莉父亲原来是码头的，因为工伤内退，在巷口摆了个自行车摊；李母是个性格很强的人，因为自己贫下中农的身份，在文革时当过领导，改革开放后成为普通退休工人，却是个很硬气很能干的人，李宝莉的性格大部分跟了她母亲。

小说中对李家贫寒的生活在开始就有描写，后来李宝莉当扁担时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几次卖血被家母发现，后来没办法李宝莉去找家母借钱供孩子读书，但发现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于是没有张口，李夫后来去世。

李家另一个人物是李宝莉的妹妹，上了中专/职高，当了白领，小说开头就出现了一次，其中交代她对自己的学历有优越感，比较懒惰，衣服都是李宝莉帮着洗过一回。

万小景：李宝莉的发小，读过高中，小说刚开头就介绍了李万二人的学历。

嫁了一个大款，大款在外面有很多女人，方小景和丈夫的感情名存实亡，只负责要钱花钱，李宝莉最最忠实和可依赖的朋友。

小宝（马文昭）：小说中记载他从小就很怕妈妈，因为妈妈总在训斥爸爸，由于爸爸有文化，作为学生的他自然和爸爸更亲近一些，后来马学武跳江之后，他完全倒向爷爷奶奶一边和李宝莉做对，三个马家人欺负李宝莉，他以高分放弃去北大清华而报考了武大，他说因为怕李宝莉对爷爷奶奶不好，后来其工作后赚到钱，还在正月过年时去看了看外婆，李宝莉的妈妈，但是对李宝莉依然无情。

和马学武偷情者：小说中写成厂里打字员，电影里设定为工会人员。

众所周知国企的工会是个闲差，管福利管活动，本身就不忙，认识厂里所有人，这样也为两人的奸情提供点逻辑合理性。

扁担何嫂子：小说中没有何嫂子儿子受伤李宝莉借钱的情节。

建建：从李宝莉结婚前就喜欢她，后来多了监狱，出来以后他母亲得病，为了治疗替某人蹲了10年监狱换来50万给他母亲治病，出狱后开了一个酒吧，没有电影里刻画的那样黑社会或者地痞流氓受保护费的情节，小说里的他很文雅，从始至终都只是在表达对李宝莉的爱恋，到影片结尾也没有上床或者后来李宝莉搬出来后和他在一起的情节。

相对小说中非常尖锐、让人读了以后揪心的矛盾来说，电影做了较为柔和的处理：马家人（二老加上小宝）对李宝莉的百般刁难，冷落和漠视，集中体现在李宝莉为了何嫂子和地痞打架，腿被砍伤，养病时马家老太生病，李宝莉不顾自己的伤势去陪夜看护，自己反倒病情加重住院，但马家人对此毫不领情。

另一处为：李宝莉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不得已多次卖血，被万小景发现不对劲，知情后万小景盛怒之下骂了马家二老，马家的态度稍有缓和，主动把养老金给李宝莉当作孩子学费。

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背景：李家父母，在影片中未出现。

李父的匆匆出场和李母的硬气、大气和洞察世事，很多有道理的话都是马母说出来的，如：她认为生活就凭自己的硬气，无论物质条件如何，自己首先要硬气。

马学武走后，她告诉李宝莉今后全凭一个“忍”字，凡事都是忍。

后来李父弥留之际说自己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李母为妻，李家的悲情戏份也比较有看头。

李父去世后，李母对李宝莉说：“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没道理，而且每个人的道理都不同。

当年我当革委会主任时，我觉得有道理，大家觉得没道理，现在我生活这样，我觉得没道理，但别人觉得有道理。

”小说和电影的中文名字叫《万箭穿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小说开头部分，分到新房子的李宝莉高兴地带自己的父母在楼上看江景，结果李父说出了这句“万箭穿心”的风水问题。

小说中李宝莉因为这个说法而在做家务时生过气。

电影中此言则是安排给了万小景，马学武走后李宝莉和万小景坐轮渡时万小景说的。

阶级影片中时常会出现一个镜头：房屋密集的居民楼，看上去特别像居住条件紧张的香港特有的“屋村”，这就是李宝莉“万箭穿心”的新房所在地。

这套房是马学武厂里分配给他的，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居住区：空间拥挤、建筑物色调和样貌高度整齐划一。

另一个常见的镜头是汉口的一个大全景，层层叠叠的楼房和最远处的长江、大桥，似有王安忆《长恨歌》小说开头写景的韵味。

这两个镜头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杂乱、层叠、密集，色调阴郁，这实际上在预示这是一个关于底层人的故事。

他们辛苦在城市谋生活，时代变动面前往往成为最脆弱的一部分。

电影的时代背景也铺陈得清楚：香港武侠电视剧、汉正街上90年代的流行歌，人们的穿着方式，把故事发生的时间置于90年代，这刚好是李宝莉下岗后卖袜子、后来马学武被下岗的大背景：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下岗潮。

马学武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典型的社会主义大工厂、上下班时的自行车流、铁路道口旁工人们吃着热干面等着过去，他是工厂的普通技术员，在市场经济之前是国家的主流人群，而他的工作和学历，也在小说中有所提及，都是一个作为社会底层的小市民李宝莉所看中的。

但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对马学武这样来自小地方的“凤凰男”，她无疑在出身或城市的归属感上更有优越性，万小景在电影里对李宝莉的批评：“你早做么事去了？

他出轨之前你就要把他牢牢抓住，你之前对他不好才导致他今天这样，你总是喊人家‘乡下人、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说这个搞么事？

”马学武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里都被刻画成一个高度软弱、唯李宝莉命是从的妻管严。

除却李宝莉遗传了李母的硬朗霸气、马学武文弱这些性格因素之外，社会原因是一个重要方面。

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长得又好看，而且下岗之前也是工人阶级，这些都对凤凰男马学武极有吸引力，而这现象背后的城乡差距问题，直到20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人们的发展和婚恋问题上有不少的影响。

从结婚到搬入新房，马学武在性格霸气的李宝莉面前忍了很多年，但在搬家后工人们说的一句“被这样的女人罩着，你有再大的成就也是……”激化了马学武心中的屈辱，当天晚上，他提出离婚。

离婚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人相对位置变化的表征：此时的马学武受领导的器重，已经由技术员升为厂办主任，进入领导层，他的前景是光明的，社会阶层的跃升让他有了更多资源和更多选择，恰恰外遇也就发生在此时，外遇实际上是马学武社会阶层上升带来的红利；此时的李宝莉则成为社会底层，早年下岗、小学文化程度的她只能去汉正街帮着卖卖袜子，在夫妻双方的博弈的相对关系当中，李宝莉全面处于下风。

李宝莉对此巨变应该并无深刻认识，在家中依旧对马学武吆五喝六，这让马学武离婚的心思实际上越来越成熟。

影片开头马学武对李宝莉求欢的排斥完全是这种问题在生活中的反映。

“万箭穿心”这一话语的实际承载物毫无疑问是房子。

新的房子是李宝莉在小说开篇欢天喜地的原由，也是此后剧情上演的舞台。

90年代开始的住房商品化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化时代的最重要一方面，房子是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源，更是任何一个人在市场经济的主舞台——“城市”当中安身立命的身份象征。

在用惯了“有臭味的公共厕所、共同的下水管道”的小市民李宝莉心目中，新房子和美好新生活是紧密勾连载一起的，因为房子是马学武给这个家庭和自己的馈赠，李宝莉决心好好待马学武（小说中开篇就有提及）；同时，马父马母不请自来的行为，在李宝莉眼中实际上是局外人对自己美好新生活的粗暴瓜分，因此她对马父马母的排斥，实际上她对自己想象中美好生活的捍卫——但这种美好生活终究只是想象，更要命的是夫妻对未来的想象不同：马学武厌倦了对自己呼来喝去的糟糠之妻，想要借自己事业的上升来送旧迎新，即便偷情后身败名裂，他依然会去和偷情女子见面，可见他对李宝莉从内心的彻底决裂；李宝莉则希望在新屋带来的物质改善当中继续自己已经习惯了的、和马学武以前的生活和沟通方式——夫妻同床而异梦，离婚或者决裂成为必然选择。

李宝莉因为自身文化程度低，在和家庭其他两个成员（小宝和马学武）的互动中处于边缘化境地。

马学武一直辅导小宝学习，小宝也亲见母亲对夫妻的种种呵斥，小宝自然和父亲更亲，而马学武和李宝莉因为生活空间和阶层慢慢拉开差距，所思所想除了家庭这方天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马学武走后，李宝莉由于忙于生计更不能融入小宝的生活，因此隔阂日深。

除却李宝莉自身，她背后“娘家人”也是她参与社会博弈的自身资源。

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李家实际上是城市低层，他们住在使用公共水龙头、公共厕所的街区，因伤内退的父亲在巷口修自行车，因为时代转变、原本在文革时期叱咤风云的李母则成为新时代菜市场买鱼的小商贩，李宝莉的妹妹是个小白领，内心虚荣，看不上家人的做派。

后来李父去世，家中更拿不出钱给小宝上大学，这一切都将李家定位在90年代社会激变当中地位下行的人群中，李宝莉也是这个下行人群中的一员，边缘和弱势的不言而喻。

李家社会地位下行另一个表现即：万小景在得知李宝莉为了谋生活而当了“扁担”，气愤的说：“你怎么能干那种下等人的事情。

”的确如此，万小景和李宝莉是发小，都是之前的小市民，在他们眼中，“扁担”这个活计是最低贱的体力活和下苦的差事——但李宝莉确实当了“扁担”，李父也静静地去世了，这就是曾经的小市民在残酷社会分层中下行成为下层阶级的现实。

作为李宝莉“娘家人”的万小景实际上是给李宝莉从物质到精神各方面支持最多的人。

她的生活可谓是“感情不幸钱包幸”，大款老公和她之间已经没有感情可言，老公在外面养着N个奶，万的老公是个生意人，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的赢家，对性资源的充分占有，只是其诸多胜利中的一方面。

影片中还有个场景能和此呼应：李宝莉去给何嫂子钱，到了何嫂子住在扁担专用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建建出租的，就在李宝莉和建建交谈时，画外音是叫床声，镜头一转，另一个屋里的男扁担们正在挤在一起看A片，社会底层的人们因为经济上的溃败，性资源极度缺乏，无法拥有正当的性权利，只能通过这样意淫的方式解决，这无疑和万小景老公是最好的对比：生活的对比，更是阶层的对比。

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更是一个诉说阶级问题的文本。

离婚，不仅是马学武摆脱李宝莉“欺负”的唯一途径，更昭示了社会地位逐渐上行的马学武准备和李宝莉及李家日渐下行的社会阶层决裂的意愿。

这实际上是大时代社会激变、阶层划分这样残酷现实的一个显影：小家庭中的变动，反映的是社会大格局的变化。

离婚所表征的社会激变，是马学武的悲剧和李宝莉此后痛苦人生的开端，更是这出人间悲剧的真正原因。

马学武因为被举报嫖娼，前途幻灭，后来还因此而被下岗，曾经一切美好的东西化为乌有，他内心最为认同和看中的阶层上升的途径被堵塞，事业的失败使得自己去摆脱这样一个已经深深厌恶的家庭的可能性几近为零，绝望中，他选择自杀。

一个男人，可能他最为珍视的东西未必是家庭，而是成就感，这不同于女人，和马学武偷情的同厂女职工并未自杀就说明了这一点，她可以苟活，但马学武却接受不了，因为这种苟活会让李宝莉对自己更加颐指气使，却又不同意与自己离婚，让自己进入无期徒刑——而这间接证明了，男人的生活的全部意义，更依附于社会当中的相对地位、阶级及其带来的社会认同感。

性别上段陈述中男女生活重心不同的说法，在女权主义者眼中可能是性别政治不正确的表现，但毫无疑问，《万箭穿心》这小说还是电影的中心情节，其实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故事。

贯穿全片的主要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女人，李宝莉、万小景（建建的角色在小说中从未单独出现，完全是在万小景、万小景+李宝莉的场景中才会出现）、李母（这个重要角色是一个大时代转变的简介，在电影中并未表现）马家的代表马母（小说中始终和马母同时出现的马父在影片中删掉，而作为马家人的小宝，实际上只是一个马学武灵魂附体的人，是一个小“马学武”，体现的是马学武+马家二老的想法）、乃至作为女“扁担”代表的何嫂子（小说中的何嫂子远比电影中霸气），都是这个文本的性别特征。

如果这个故事的其他元素不变，而只是性别特征改换以后会怎样？

在此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工厂技术员马学武因为事业平庸，自己为人又唯唯诺诺令人生厌，妻子离开（或绝望跳江或面临诱惑抛弃家庭远走高飞），他又不幸工伤致残，下岗大潮中被国家无情抛弃，父母老家的房子被拆过来投靠（这是小说中的情节），他身无长物只好沦为汉正街的“扁担”，一个人含辛茹苦供小宝成为高考状元（期间小说中的卖血等情节不变），但小宝因为母亲的离开十多年来一直和马学武龃龉不断，最终还是不原谅父亲，于是马学武成为一个佝偻苍老、在汉正街上卖命的老“扁担”……这个故事怎样？

主人公仍旧是一样的惨，但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却大打折扣，被李宝莉的故事的悲剧性甩出十几条街。

如果主人公是个男的，那么这个故事多少会让人读出一点励志的味道，反而成为“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有点正面意涵的故事。

作为男性的悲剧人物，这样的“男扁担”马学武能惨得过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么？

能惨得过余华笔下的福贵么？

显然不能。

就算对故事进一步做改动，突出悲剧性：小宝不学好，成了少年犯，马父马母年老无钱治病孤独地客死都市，马学武为了解决生理需求去嫖娼结果染上了性病，身体崩坏，扁担也干不了了，于是在绝望和精神错乱中死去……惨是够惨，但这不同于悲剧性。

悲剧不光是惨，还要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心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方面，女性为主角天然能激发出人们的这种感受，这是被社会角色所规定了的男女的根本不同。

在影片的影视语言当中，同是扁担，男扁担很少以悲情和苦痛的表情示人，他们大多抽烟开玩笑，脸上多少有点卖力气人的畅快和大条。

底层男性们心情低落或者面临困境时，打骂老婆，喝顿大酒、和朋友们哭得稀里哗啦，大骂社会或者和别人打一架，都多少能纾解心头的不快；在生活方面，他们可以底层人的无赖姿态随便调戏女性，就像阿Q的行为，他们可以看A片（A片完全是男性视角，主要受众亦是男性），或者干脆去嫖娼、随意支配自己的身体……男性在社会当中的愤懑和失望是有诸多出口的，他们也拥有更多的机会，他们抗打击程度更强；女性恰恰相反，同样底层的女性，并不能通过男性的方式发泄不快，她们解决生理压抑的手法也不能像男性那样随意和方便，她们无法打骂老公和孩子，无法像男性一样对社会施以恶意。

如果说底层人承担着这个社会最苦痛和最悲惨的境遇，那么底层中的女性，无疑是最具悲剧性的群体，正如同孔乙己似乎永远比不上祥林嫂更悲剧。

本片的英文名字叫“fengshui”，即“风水”，“万箭穿心”也取自风水理论。

但实际上，无论在小说里还是电影中，“万箭穿心”的情节出现都不超过两次，而且李宝莉对此还并不服气，她偏认为是“金光万丈”。

李宝莉不信风水，但她信命。

她偶尔会说自己的命格不好，她跟小景借钱时说“每个人都是来世上还债的，借的越多下辈子就还人家越多”之类的宿命论的话，当李宝莉无法面对和无法解释自己的生活的窘境时，只能拿着这种说法来搪塞。

风水本事堪舆之学，将居住和建筑问题和人生运到的宏观事务联系起来，这无疑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认识，而且我也不怀疑制片方不愿用《一个女人的悲剧》之类的大俗话或者“万箭穿心”根本无法用英文翻译的初衷，他们用了“fengshui”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充满东方神秘主义意蕴的词语，因为其很难解释，所以无法辩驳——当中国人遇到一些无法解释和处理的问题时，会用“命”“缘”“运”等等本身就没有确切含义的概念来加以解释，一个“fengshui”，就概括了李宝莉的悲剧，这似乎是在说：李宝莉的悲剧是无法解释的，她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因为这一切都是“fengshui”这样的宏大因素在起作用。

看毕方方的《万箭穿心》，我想起另一个武汉作家池莉的中篇《生活秀》，两篇同由武汉女作家写出的汉味故事，反映的也都是90年代中国市场进程和拜金潮席卷下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人物故事。

《生活秀》里的来双扬风华绝代、精明强干，她生意红火、巧妙地争回房产、摆平家里的纠纷，但她在卓雄州身上渴望实现的感情救赎却最终破灭，是一个从诗意救赎的可能到残酷的生活逻辑重压之下诗意无奈消解的过程，但这不是悲剧，只是多元生活中本身的一种可能性；《万箭穿心》实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绽放过、炫目过，她在底层社会终其一生，她眼里现实的生活逻辑是第一位的，她对更好生活过于急切的热望让她粗暴地表达自己，她并没有温柔地对待丈夫和孩子，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逻辑不影响小宝考学，小说中她始终也不敢接受建建的爱。

如果说来双扬除了后来未遂的感情之外，真的在市井的世界吉庆街里活出了女人的精彩，相比之下李宝莉殊为可悲，她有底层人的粗犷大条、生活所迫斤斤计较，“美”在她的身上实际是缺席的，这让丈夫远离他——在爱情（马学武要离婚、出轨、自杀）和家庭（小宝和他断绝关系、马父马母对他形同陌路）彻底抛弃她之后，她真的一无所有。

这实际上也反证了我之前提到的现象和观点：马学武自杀但偷情女未自杀，她虽然从此从工厂消失，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家庭或重组了家庭。

社会赋予两性较为固化的角色让家庭成了女性生活的极大支柱，来双扬没有爱情和一个不完全的家庭，这是她内心永远无法纾解和渴望被救赎的，好在她有出众的外貌、能力和生意支撑着她；没有这些特点的李宝莉在被家庭边缘化之后，悲剧性油然而生。

爱情和婚姻李宝莉是个美女，小说中交代了她年轻的时候不乏追求者，即便她后来当了“扁担”，因为打架受伤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也恢复了美貌。

她的美貌是她年轻时期最大的资本，加上她泼辣爽利的性格，大气能干（电影中没有很好地表现出这点，是个遗憾），她也算是个拿得出手的“草莽巾帼”。

她小学毕业，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卖鱼卖菜，后来当了一段短暂时间的工人之后下岗去卖袜子，因此李宝莉生活的核心就是“现实的生活逻辑”，草根出身让她将现实利益摆在第一位，发小万小景当年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他认识，建建也算是条好汉，不缺女孩子，但他独独看上了李宝莉，后来出狱开了酒吧也一直在追求她——但李宝莉年轻时拒绝建建的原因很简单，他学历低，没好工作。

小说中清除交代了她接受马学武追求的动因：“找个学历高的，将来生个伢也聪明，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当大官，让我享清福。

”这就是草根李宝莉的婚恋观：现实计算是个主要方面。

爱情和婚姻从来都是有所关联的两码事，爱情更多属于感觉层面，来时山呼海啸，去时瞬间全无；而婚姻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充满了算计和考量。

万小景和大款老公有婚姻关系，但这种婚姻的主要内容就是老公自己在外边搞外遇，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财产不被分割而不断给小景钱花，小景和老公之间是没有爱情可言的。

马学武和厂里的打字员（影片中设定为工会人员）之间是两情相悦的，两个人都有家庭，但在90年代内陆城市还不是很开放的社会风气里，能出去偷情，则无疑是爱情的表现，但残酷的生活逻辑是不能让他们走到一起重组家庭的；出狱后独资经营酒吧的建建始终对李宝莉不死心，处处提供帮助，这种爱情李宝莉心知肚明而且心向往之，即便在万小景极力促成之下，小说中他俩也始终没有走向婚姻。

爱情或许是个奢侈品，像巧克力，婚姻是个必需品，像面包。

在凡夫俗子的生活里，只所以必须选择婚姻生活，完全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因为两人世界的婚姻生活能保证自己活的更好的概率更大：稳定的家庭会提供稳定的生活、为稳定的发展提供支持。

当初马学武和李宝莉走到一起，一方面是马学武看中李宝莉是武汉人，而且长得好看，这对“凤凰男”很有杀伤力；而李宝莉看中马学武学历高，有不错的工作，将来能保障自己的生活。

在婚姻中的现实问题面前，李宝莉和马学武冲突不断，这实际上已经在冲击两人的婚姻共识，尤其是李宝莉地位下行，全部生活重心和希望压在马学武身上时，马学武的背叛终于让李宝莉做出报警的严重举动。

旁观者清，万小景对此非常明了，因此她会说“你疯了？！

”她很清楚李宝莉在生活上对马学武的高度依附性，而报警的真相一旦被马学武知晓可能会让李宝莉失去所有。

作为“新写实主义”的文本，其所反映的背景为90年代武汉底层人生活的情景，其实在当下中也有现实意义。

爱情和婚姻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题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在现实的生活逻辑和商业化浪潮之下，“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的言论、“干爹”、小三、援交包养、离婚率提高等现象的出现，《非诚勿扰》这样的相亲节目、各种相亲网站和活动的风行，婚恋话题史无前例地成为一个社会议题乃至社会问题出现在这个时代。

在此前社会相对简单的年代，婚恋问题相对容易地开启，即便有很现实的利益考量，但也会很快选择进入婚姻，而后相对稳定和顺利地变成那时人们单纯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单纯性在现今社会中似乎成为一种传说——如今的婚恋问题无限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也催生了整个婚恋产业的繁荣，从相亲交友到婚庆再到婚姻矛盾调解和心理咨询，婚恋问题本身成了一个产业，把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剥离出来加以商业化运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这种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问题的可能。

《万箭穿心》讲的是一个底层女人的悲剧，一个从阶级到性别都在现实的生活逻辑重压下的悲剧。

说房子的风水不好，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房子里出了高考状元，能直接上北大清华；说房子的风水完全无关，那么这个故事就无从讲起，李宝莉的悲剧就从住上这新房子开始。

最终李宝莉离开了这让她充满痛苦和艰辛的房子，这房子曾经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她的离开又开启了另一端新生活，她的生活会好起来么？

小说和电影都没说，或许这就跟“风水”这个词一样，“道可道非常道”般不可说；或许就跟底层小人物拿这个时代没办法一样，说了也白说。

去年考研复试前的影评练笔。

浅析《万箭穿心》中的女性角色 在女性权利诉求全球化的今天，曾经一度遵循“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的亚洲女性，其银幕形象也愈发高大、有力。

不同于欧美影片《罗拉快跑》中拯救爱人的女英雄，日本影片《告白》中坦然复仇的女教师，《万箭穿心》片中的女性形象是中国式的，她们反复强调自我存在，欲望得以自我实现，失去亦不沉湎其中。

本片一开场，是一段类似《广岛之恋》的肌肤之亲，色调是冷的，以蓝色为主。

我认为这种色调是女性情欲的象征，不同于骄阳似火的男性，女性的欲望是柔情似水的。

这时女主角宝莉提出了自己的需求，而男主角马学武则像以一个女性身份婉言拒绝了自己的妻子。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之后的一场情爱片段里，马学武关了灯，宝莉提出要开着灯。

就银幕带给我们的常识来说，这一举动也是男女角色的一种性别互换。

在开片15分钟内，宝莉风风火火，以“老子”自居，搬家工人坦言马学武是被自己的老婆“罩”一辈子。

一个新时代的，拥有男性强势的女性角色被塑造出来，她坐车在前，丈夫带着儿子骑车在后。

丈夫死后，宝莉没有一滴泪，与奶奶和小宝不同，她身着浅色上衣，淡定的承受了一切。

小景提到“万箭穿心”的说法后，她说她要“万丈光芒”。

影片中塑造的女性角色是多元的，其中几个次要角色分别是小景、何嫂、奶奶、周芬。

首先要提到周芬。

宝莉捉奸的两场戏中，马学武在与周芬约会前曾给宝莉打电话，这时马学武用到的电话是黑色的，而宝莉的电话是白色的，这里的黑白两色象征着夫妻二人的裂痕。

此后的一场戏，宝莉身着豹纹短袖，吃罢热干面，像一头焦躁的母豹子一样跟踪自己的丈夫。

本片较多的使用了手持拍摄，此时的抖动愈发明显，框中框内的宝莉显得极其惶恐不安。

而她终于看到的周芬则是一袭粉色长裙，既婆娑又曼妙。

此时周芬穿着一双极不搭配的黑鞋，宝莉穿着一双白鞋。

二人的对比非常明显。

周芬似是曼妙，却做出黑暗的事，宝莉似是强势，亦有内心的纯净。

而事实是，马学武似乎更青睐这一抹黑。

其次是奶奶。

宝莉在捉奸一场戏中，在墙角痛哭，这时镜头在“全景——近景——全景——近景”切了几个来回，我们看到宝莉的锁骨上有一层冷汗，她坐在没有人的墙角，未干的地上，营造出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感。

然而在她决定去桃源旅馆问个清楚的时候，已然收拾好了自己的仪容，露出了微笑，还与嗑瓜子的老板娘攀谈起电视剧的情节，谈论的内容大概是新月是一个第三者，第三者是不好的。

其中提到的电视剧似乎是《新月格格》，既体现了年份，又映射了宝莉和马学武的现状。

从这里的道具选择和台词设计上足以体现主创人员对细节的斟酌。

奶奶离家出走的一场戏中，马学武出门寻找，这时镜头随着马学武的动势方向右摇，又慢慢左摇，我们看到奶奶坐在台阶上默默哭泣。

之后小宝出门看到了奶奶，喊了一声“奶奶”，奶奶便擦干眼泪，抱起了孙子。

尽管宝莉和奶奶之间有隔阂，有对立点，但两个人都不愿被动的展示自己的脆弱。

再次是何嫂。

何嫂这一角色，体现了女性关爱女性的状况，宝莉把挑扁担的活尽量分给她做，好让她多赚些钱。

在何嫂的儿子出事后，宝莉还借给她一千块钱。

同时宝莉本身也越来越趋近这一角色，她不仅和她做了同样的工作，而且片尾还意欲搬到何嫂居住的一爿陋房中。

最后是小景。

小景不像宝莉那么在意她的男人是否偷腥，只要给她钱即可。

她吸烟，用墨镜遮掩自己的伤痕，鲁莽的开车，煞有介事的劝导自己的发小闺蜜。

虽然小景和宝莉是同样坚强的“悍妇”，但实际上她也与宝莉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十年后的一场戏中，宝莉身着土黄色上衣，紫色袖套，肤色暗黑，而小景依然面容姣好，缀以耳环，气定神闲的倚靠在豪华沙发上。

这里从场景、道具的安排，以及服装、化妆的对比可以看出时下的一种意识形态，已婚女人应当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

小景一直以黑色上衣的形象出现，这种黑色是一种自我隐蔽，也象征着宝莉做不到的妥协。

此外，应当提到片中的男性形象。

马学武和邢主任、周芬在大排档吃麻辣小龙虾的一场戏，是以一个街头歌手在唱“我要越过高山”引入的，这里的有源音乐象征着马学武要突破宝莉的强势。

音乐的使用同样出现在宝莉捉奸的一场戏中，此时的无源音乐是“东方红，太阳升”，彰显出宝莉红旗不倒，彩旗亦不许飘的戏剧性需求。

马学武与周芬开房被抓后，再次找到周芬过早，此时马学武的镜头左下角有一筒筷子，这一道具暗示着马学武背离家庭后的勃起。

然而马学武与周芬在桥上相遇，提到马学武生日的一场戏，背景中有一个红条幅露出“安全”两个字，这一道具非常有讽刺意味。

这一场戏的结尾部分有一个俯视镜头远景。

这种监视或窥视的视点也象征着两人进一步关系不可能实现的实质。

尽管全片都在彰显女性的强势和力量，她们还是有失措和脆弱的时刻。

马学武第一次和宝莉说离婚之后，从画框的右侧离开，留下左侧的电扇吹动着宝莉的睡衣，右侧主体的缺失使画面的重心偏离，而电扇的风向随着马学武的方向而去，使受众感受到强烈的失落感。

小景和宝莉于茶馆见面的一场戏中，二人在交代近况后，有一个镜头是茶馆二楼的围栏构成一个90°角，尖锐的直角直逼二人所在的位置，这一构图使受众体会到压力和抑郁。

尾声部分，宝莉和小宝在楼顶对话的一场戏，二人以站姿出现，身高的差异非常明显，这时候本片的主题出现了，女性的强势和果敢，最后都化为乌有，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世界从来都不属于她们，她们高声的话语充其量是一种形式，而实质依然是女性永恒的失声。

男性角色一句“我要和你离婚”可以引发她内心的海啸，男性角色不负责的出轨可以让她服从男权社会需要女性妥协的观点，男性角色不负责的死亡可以让她过一辈子的惨淡生活，同男性角色“谈感情伤钱”，男性角色长大后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她承认，这生活真是万箭穿心。

她们是蜷缩在墙根里痛哭的宝莉，是坐在台阶上抹泪的奶奶，是站在角落里等丈夫接回家的周芬，她们不过是小商品市场上空悬挂的袜子下被压迫的女性，她们的彼此同情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们的对立争斗也不过是徒劳的挣扎。

她们拥有的，只是遗书上的一片空白，无尽的失声。

一、引言2012年上映的电影《万箭穿心》，由武汉女作家方方的同名作品改编而来，由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王竞导演，金鸡奖、华表奖双料影后获得者颜丙燕扮演女主角李宝莉。

影片上映之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针对其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女性命运和女性主义的话题也多次被文艺评论者提及。

影片时间横跨二十多年，讲述了在上世纪90年代汉口市的一个普通妇女李宝莉二十年来的人生经历。

李宝莉为人泼辣，自从与丈夫马学武搬进单位分发的新房后，丈夫无法忍受妻子的强势，提出离婚。

李宝莉不同意离婚，并发现了马学武出轨的事实，一怒之下李宝莉向公安报警，揭露丈夫嫖娼，马学武因此从单位下岗。

从情人处得知这一切都是由李宝莉操纵的马学武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于是跳桥自尽。

李宝莉在丈夫自杀后决定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在汉正街做扁担[1]来维持家用，然而自己的辛苦付出却没能换得儿子小宝的体谅，在小宝高考结束的那天，母子二人多年压抑的关系终于爆发……自电影上映之后，对于影片的探讨多集中在女性主义这个领域中。

毫无疑问，李宝莉这个角色作为女主人公，她半生的命运成为了影片刻画的中心，她不仅与每一处戏剧冲突有关联，也是“万箭穿心”这个片名隐喻的客体，她的形象在小说的文本和电影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建构。

已经发表的影片评论认为影片“揭露了现代女性生存之痛的内在原因……反思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如何保持自我价值和尊严”（Li, 2012），作为一个泼辣、强势、硬派的妇女形象，她“自身的处世哲学造就了所谓‘万箭穿心’式的家变狂潮”（Liu & Huang, 2014），而李宝莉面对苦难仍能坚强面对“是一种现代女性新形象的启示”（Chen, 2013）。

在比较电影和小说二者的评论和导演王竞自身的访谈中，曾提及过原作者方方对于李宝莉人物形象的态度，“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任劳任怨的女性形象……基本采取了赞扬的态度”（Wang & She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9, 2012），称赞她“纵是万箭穿心，也扛得住”（Liu & Huang, 2014）。

这些对李宝莉形象的探讨认为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是她的性格，既令人对她心生同情又让人反思现代女性该如何在家庭中找到自己的尊严与位置，而她面对苦难生活的人生态度和任劳任怨的品质又令她受人钦佩。

这些评论从李宝莉这个角色本身出发，“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追问女性生存困境的缘由和成因”（Sun, 2015），悲剧纵然有其社会文化背景，但更多的是人物本身的性格和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分歧所造成的，而面对婚姻失败、亲情破裂等一系列打击，女性选择了坚强面对、不向生活低头是值得称赞的。

这一价值取向被多位评论者所赞同，而张瑶（2013）提到了悲剧形成的原因除了是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观念和新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之外，还有父权制对女权主义者所施行的“惩罚”。

这种父权观念的潜意识作用并没有被很多人注意到，而从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角度看，《万箭穿心》尽管颠覆了传统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Sun, 2015），但仍未能把女性从一个被观看的客体中解放出来，李宝莉身上的女权特质为她招致的“万箭穿心”，实则是男权统治对女权力量崛起的恐惧。

这种恐惧在电影中以宿命论的形式呈现，将李宝莉的悲剧命运寄托于风水不好的新房中，一切都仿佛不可避免、无法脱离，这背后隐喻着的实际上是对男权统治正统地位的辩护，带有一种“君权神授”式不容置喙——如果僭越了这个秩序，就势必要接受来自它的惩罚。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1970）中把父权制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而且“她进一步表明了父权制是人类压迫的首要形式，不铲除这一压迫，其他的压迫形式，如种族、政治或经济压迫都将继续发挥作用”（Thornham, 1997）。

在《万箭穿心》中，尽管我们并不能看到女性在就业、获得平等薪酬、掌握生育主动权等社会常见的女权主义议题中遭遇到明显不公正对待例子（李宝莉在影片中交代的她先于马学武下岗的事实，与当时中国时代背景有关，且丈夫随后下岗，不应当被看作是“女性就业歧视”的体现），但贯穿影片始终的，依然是父权制对当代妇女的期许和要求。

本文就将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探讨电影《万箭穿心》中，父权制是如何在一部女性为主角、阐述女性命运的电影中被建构起来并起到支配作用的。

重新分析导演和原作者对李宝莉人物形象的态度，提供解读本片的一个全新视角。

二、电影中性别话语的呈现1.两层叙事空间：矛盾的根源《万箭穿心》的故事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行，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因此造就了一轮下岗热潮。

许多曾经拥有“铁饭碗”的工厂员工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单位”这层最为牢固的组织关系，重新回到社会中成为无业游民。

他们大多已经人到中年，难以重新学习一技之长，于是依靠个体经济实现再就业。

影片中的汉正街正是个体经济的聚集地，女主人公李宝莉下岗之后，在汉正街批发袜子，家庭变故之后又在汉正街做扁担。

对汉正街的展现成为了影片建构汉口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环节。

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贫富阶级的初步分化，物质生活水平高低成为了划分人们等级阶层的新标准（Zhang, 2013）。

这个新的标准以资本为衡量的尺度，而权力则成为了附庸，旧的等级伦理秩序因此遭到挑战。

加之互联网开始逐渐普及，全球化的进度在中国大大加快，资本主义的价值伦理体系与中国传统的价值伦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种全新的价值标准正在酝酿形成。

独立经济能力增强的女性，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影片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真空”阶段：传统道德维护家庭和谐的伦理规范已经失去效力，而新的男女平等、相互约定、彼此尊重的家庭伦理观念还没有建立（Zhang, 2013）。

李宝莉作为一个突破了传统意义上贤妻良母形象的女性角色，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当时“追求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的一种极致放大，她完全突破了夫权的控制，成为家中最威严的角色，她与马学武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传统夫妻之间的性别关系来说，完全是颠倒的。

影片着重展示了两个叙事空间，这两个空间既是故事发展的舞台和背景，它们又各自具有其文化意义上的隐喻，而这两重空间之间的矛盾，也是《万箭穿心》故事里矛盾的根源。

第一层空间是汉口市，它代表着社会中大规模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取向，它背后承载的是传统的、父权制正统的意识形态，是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

它通过一系列的角色来得到建构。

比如在搬家结束后，搬家工人对马学武说：“我们虽然下体力、干粗活，但屋里老婆咧，还是蛮贤惠，那过得比你舒服多了。

我看得出来，在外头啊，你大小也算个干部，但那有怎么样呢，你被这样一个女人罩一辈子，真的是蛮可怜。

” 这段对话使马学武重新反思他们的夫妻关系，是他提出离婚的契机，在电影和小说中均有重要的意义。

它建构出了外界与家中之间存在的女性地位的不同——搬家工人所代表的汉口市的大环境中，女性是“贤惠”的，满足了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标准，而马学武家中的李宝莉却不符合这个形象，这种不同造成了他心中的落差，让他对这段婚姻关系感到不满，直接地导致了他出轨。

第二层空间是新房内，它代表着全新的价值取向，它背后承载的是女权主义的精神，是对绝对男权统治的挑战和批判。

另一层面，它又代表着封闭的亲情“屏障”（Liu & Huang, 2014），是父子联手为李宝莉建立的“情感监狱”，它最终让李宝莉落得“万箭穿心”的下场——丈夫自杀、儿子要与自己断绝关系并将自己赶出家门。

在这个空间内，同时上演着女性努力对抗困境和对“女强人”最极致的惩罚。

按照刘川鄂与黄耀芳（2014）的观点，这层空间始终是由三个人建构出来的，前十年是李宝莉、马学武和小宝，后十年是李宝莉、小宝和婆婆。

十年前的马学武和十年后的小宝扮演了相同地位的角色，马学武提出离婚和小宝将她赶走都对李宝莉构成了威胁，这个威胁就是男权对女权主义的警告，如果女性不遵从男性的权威，他就会褫夺走“赋予”女性的身份、地位和财产。

第二层空间是复义的，它一方面与第一层空间暗合，另一方面又与第一层空间对立。

在对立的层面中，两个空间代表的价值观念是完全对立的、冲突的，这也是电影内在的根本张力，它讲述的就是一个男权和女权博弈的过程。

事实上，这种“一方强势、一方弱小”的家庭格局在电影中没有从根本得到改变，只是完成了一次角色互换，而这不禁让人思考：如果李宝莉恰好是一个温顺、贤良的妻子，这一切的悲剧是否还会发生，她的命运，又是否还是一样一波三折呢？

2.替代惩罚：父权制的根深蒂固（1）角度：绝对地位的暗示导演在电影一开始就用镜头的角度暧昧地暗示了他对男女地位的看法。

李宝莉和马学武第一次正面出场是在影片开头的搬家戏当中，这场戏里，李宝莉在楼下与搬家工人议价，而马学武则位于楼上，低头窥视着李宝莉，一个主观镜头在阳台边缘游离，俯拍到李宝莉气势汹汹的样子之后，又移了回去。

一个“男在上、女在下”的性别地位立刻被刻画了出来，象征着男性的权威凌驾在女性之上。

而这个“探出又缩回”的带着“窥视感”的镜头则带有更多的趣味：一方面，这可以被看作是男权对兴起的女权力量所投去的“不屑的一瞥”，俯拍的角度带来了地位上的压迫，而位置的游移又充满了唯心主义的含义——若是“我”不给予关注，“你”的力量于我而言也不存在；若是“我”给予关注，“我”的地位仍然凌驾于“你”之上，“你”只是一个被俯视的客体——这恰恰展现出了面对当前女权主义运动兴起，部分男权主义者所持有的态度。

而另一方面，“窥视”的含义在精神分析流派中能获得新的解读，正如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提到的：女性影像,作为(主动的)男性注视的(被动的)素材,使这一争论在表象结构方面又迈进了一步,它添加了父权秩序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正是在其喜爱的电影形式――幻觉的叙事电影中,父权秩序的意识形态完全地实现了它自身。

讨论又再一次转到它的精神分析背景上:女性作为指称着阉割的表象,诱发了窥淫癖或是恋物癖机制,从而战胜了她的带来的威胁。

（1975:9）在这里，主观镜头的使用令摄像机本身替代观众完成了窥淫的过程。

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既代表了欲望的快感，也代表了阉割的恐惧（fear of castration），穆尔维认为消除这种恐惧的方式就是“通过对有罪的对象进行贬值、惩罚、或是拯救(这一方法的典型例子是黑色影片)来实现平衡”（1975：6-7）。

而在《万箭穿心》当中，这一方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李宝莉这个角色经历了一系列的惩罚，而她在从事了十年扁担工作之后青春容颜的不再，则是从男性角度对其进行的贬值。

带有角度的镜头不止一次的出现在影片当中。

马学武和周芬第一次同时出现时，镜头也是从楼上的马学武移动到楼下正在排练舞蹈的周芬身上；李宝莉的情人建建第一次出现时，也是站在汉正街的楼梯上，而李宝莉则是在地上向上仰视。

在新人物出场的关键时节，导演无一例外的选择了用有角度的镜头来展示两性之间的地位关系。

因此，尽管意在描绘女性的命运，电影仍然没有摆脱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支配。

（2）“夫死从子”：不存在的“父亲”与父权制的无处不在传统社会对女性提出了“三从四德”的标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剥夺女性一生各个阶段的自主权。

在男权思维模式下，强势的女性往往不会被社会普遍接受和欢迎。

作为妻子、母亲，女性要温柔、勤劳、包容、大度、慈爱、持家，而李宝莉泼辣、强势、独断、言语粗鲁、刀子嘴豆腐心，这些形象都与传统道德对女性的要求不符。

在影片的前半段，可以明显看到李宝莉和儿子小宝之间的亲情裂缝是如何扩大的：李宝莉对马学武的严厉训斥引起小宝反感，她甚至曾利用小宝来作为维持婚姻的手段……这一系列亲情隔阂终于在马学武自杀后得到爆发，他哭喊着捶打李宝莉要她“还我爸爸”，他认定了是母亲的过错害死了父亲，并在此后十几年里将这个念头持续发酵，最终宣布要断绝母子关系。

一个旧的男权（马学武）的溃灭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男权（小宝）的建立，这种建立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如果单纯的认为权力是在经济能力之上形成的就太过简单。

李宝莉纵使拥有了房产，最后仍未能改变自己被赶出家门的命运，因为婆婆和小宝所代表着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力量才是压迫她的根源。

甚至李宝莉自己在面对现代法律和传统秩序两难境地时，她也倾向于对自己不利的传统秩序，放弃打官司而让出房产，保留已沦为空壳的“母子情义”。

小宝对母亲的仇恨程度已经超越了任何一种青春期叛逆，他在替父亲实施对母亲违背夫权的惩罚（Zhang, 2013）。

李宝莉既然没有完成“既嫁从夫”的使命，就由小宝来让她完成“夫死从子”。

正如前文中所论述的，在新屋这个叙事空间内，十年前的马学武和十年后的小宝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他们的存在都是要让李宝莉付出违背父权的代价。

他通过一次次摆上母亲不愿意看到的父亲照片，提醒母亲，她所犯下的是逾越性别等级秩序的滔天罪行。

他大度地包容了父亲的出轨，丝毫没有考虑父亲的行为是否给母亲带来了伤害，而他看到久已丧夫的母亲和她的情人同居却无法容忍，指责其“恶心”，“不要脸”，甚至大打出手。

（Zhang, 2013）导演王竞在访谈中讲到，方方在看完第一稿剧本之后唯一提出的一点修改意见，就是“儿子看到母亲和情人在一起的那场戏应该删除，对母亲的形象有一个伤害，是一个道德上的污点”（Wang & She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9, 2012）。

可见原作方方期待的是一个所谓的没有“道德污点”的母亲形象，而这个形象恰恰也是男权话语所建构起的，对女性本身而言是一种束缚。

而导演最终选择保留这段戏，因为他认为“母子关系应该从多方面来探讨……母亲这个角色的价值观也不是完全让我认同的，有一部分女性‘自怜’的成分，一味地把她‘英雄化’，或是一味歌颂她作为女性的美德有些太单薄了” （Wang & She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9, 2012）。

他认为李宝莉的形象在后半段十分“英雄化”，因为她一人承担起养家重任，体现了英雄式的女性美德，而与建建的这场戏其实是“反英雄化”的，让她的角色更丰满真实。

无论何种目的，他们都认为如果要保持一个完满的母亲的形象，被人发现她与情人相处在一起是不好的。

借用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对影片《鲁莽时刻》（The Reckless Moment, Ophüls , 1949）的评论：“这部片的哀婉之处来自于：母爱变成了女性不可能拥有情欲的一个符号”（Doane 1987:94）。

女性身体的自主权再一次被潜在地剥夺，作为丧偶的女性，寻找新的感情依托竟成为了道德中的污点。

电影在改编小说的过程中，舍弃了“父亲”这个角色的存在，李宝莉和马学武的父亲均消失不见。

马学武的父亲在原著小说中承担的功能其实与其母亲相同，电影保留了其中一者，并弱化了婆婆和李宝莉之间的冲突，但婆婆本身所代表的传统女性迎合、服从并依附男权的形象并没有因此消解：她在影片中后段与小宝一起，对李宝莉实施着违背夫权的惩罚，并提出要李宝莉转移房产至小宝名下。

而李宝莉的父母两个角色在电影中全部消失，这样的处理在后文关于宿命论的阐释中将会进一步分析。

但不论如何，李宝莉和马学武的父亲的不在场、马学武自杀后小宝父亲的不在场，这些父亲的缺席并没有带来父权制的缺席，尽管父亲失去了具体的形象，但“父权制的阴魂一直游荡在这个家庭中，从未离去”（Zhang, 2013）。

这种处理让人联想到张艺谋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对“陈老爷”这个形象的刻画，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皆是将男性形象刻意隐藏，但又无处不在透露着父权制对于女性角色的控制。

因此，一个缺乏男性角色的电影也是可以被父权制思想所完全支配的，女性角色在很多时候也被建构成了父权制的支持者，践行并维护着这一契约，甚至代替男性角色去惩罚越轨者。

3.“万箭穿心”：女性悲剧的宿命论小说中，李宝莉的父亲和母亲都在情节中承担了一定的功能：李宝莉的父亲在小说的开端处参观完新房后，告诉李宝莉这里的风水是“万箭穿心”，住进去会“没得一个好结果”；李宝莉的母亲是李宝莉最钦佩的人，她勤劳要强，但在李宝莉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教育她要“忍”。

在电影中，李宝莉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全部消失，只由李宝莉自己提到了母亲很早过世，而提出“万箭穿心风水说”的人也从父亲变成了闺蜜万小景，时序也从小说中的开头移到了马学武去世后，在电影时长近一半的位置。

小说中的母亲所代表的是遵循传统秩序的女性形象，她缺乏文化，但明白要“依顺”才能熬过生活的苦难。

她告诫李宝莉要“忍”，直接促使了李宝莉人物形象的转变——从一个跋扈、强势的女性，变成吃苦耐劳、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忍受悲剧命运的人。

电影中去掉这个角色后，李宝莉的人物转变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没有了母亲所代表的传统秩序对她的要求和指点，她完全自发决定去承担起照顾婆婆和小宝的重任。

这种自发被一些影评解读为“传统女性美德的继承与发扬是李宝莉获得超越自我力量的根本”（Li,2012），“在苦难中获得破茧和救赎，并以这种方式升华了自己的命运”（Sun, 2015），认为李宝莉践行这种美德就已经是一种救赎，实现了一个母亲的价值；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李宝莉获得救赎的方式依靠的是平等性别关系的重建（Zhang, 2013），是建建这个角色带来的强势男权和强势女权所达成的某种平衡，实现了在性别力量上平等沟通。

然而，第一种读解显然将传统女性美德认为是每个女性都具有的品质，这些品质会在某些时刻被唤醒。

电影中，因为母亲角色的缺失，“继承”环节就不复存在，那么李宝莉身上的传统女性美德又是从何而来呢？

只能被认为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在社会中潜移默化习得的，这些无一例外都体现了影片背后男权话语的支配：即使如李宝莉这样的带有明显女权特质的角色，都不可避免的要自发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德，甚至要依靠传统美德才能实现自我命运的救赎。

也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所讲到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

生物、心理或经济命运都不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上的形象，正是作为整体的文明导致了这种造物，处于男性和太监之间的中间物，这种造物被描述为女性。

只有他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个的人建造为他者。

（1988:295）第二种解读将建建这个角色看作是结束对李宝莉惩罚程式的关键，因为他与李宝莉的相处遵循了一种平等的、相敬如宾的秩序，由李宝莉打破了男女权势地位的平衡之后，再由建建将这种平衡重建。

在这段关系中，李宝莉赔钱给建建的情节显得至关重要，张瑶（2013）认为，“赔钱的行为表示出李宝莉对建建黑社会身份地位的畏惧，却也无形中将两人的亲密关系拉远……假意将两人的关系划定为利益交换，这使李宝莉伤心欲绝，她显然要求感情的对等”，而建建接受了这种感情对等。

但实际上，电影较小说对李宝莉和建建二人的感情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小说中，建建经营着酒吧，收入高，处于同万小景一样的社会阶级，在最后，李宝莉被赶出家门，直接奔赴了何嫂子的棚屋，自己又重新开始了工作，留下建建和万小景在汉正街寻找她；而电影中，建建出狱之后仍是地痞形象，用一辆二手车重新做起物流生意，李宝莉与建建吵架之后，被小宝赶出家门，而建建则“恰好”出现在她家楼下，与李宝莉和好，并接上李宝莉一起离开。

在结尾的处理上，电影中建建的形象在最后如同某种“救世主”，给了无处可去的李宝莉一个归宿，象征着被惩罚的女权主义者最终还是要回归传统女性形象，并需要男权社会的接纳才能获得一个新的立足之地，没有其他的选择。

因此，李宝莉的救赎真的是依靠平等的性别关系重建的吗？

事实上，她是依靠重新被男性角色接纳来实现救赎的，她从妻子到母亲又重新回到某人的妻子，她的身份认同始终不能脱离男性角色而独立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的命运有着宿命论式的意味。

首先，“万箭穿心”的隐喻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暗示，它存在的功能正如同《红楼梦》中对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人物的命运都无法脱离它的预先设置，李宝莉与“万箭穿心风水说”之间也构成了这种关系，她的命运早已注定。

其次，不论男性角色的存在、消失与更替，李宝莉始终没能摆脱被动的地位，从马学武、小宝到建建，她只能被抛弃或者被选择，从未能真正意义上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后，李宝莉没有“获得救赎”的方式，不论是按照传统女性美德的要求顺从儿子、还是在结尾重新回到建建身边，她都背叛了自己身上女权主义的特质，选择归顺于男权的控制。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注定的悲剧。

三、结语本文重新回顾了对电影《万箭穿心》已有的研究，对电影中的性别话语做了新的分析，认为《万箭穿心》虽然塑造了一个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女性角色，但却是在男权话语下对女权主义者进行了建构。

《万箭穿心》本身的悲剧事实上是一系列的惩罚，对李宝莉这个人物形象僭越男权统治秩序的惩罚。

她个性强势，颠覆了传统家庭中男女的性别地位，使得丈夫在失衡的男女关系中找不到理想的位置，于是出轨在另一段两性关系中寻找平衡。

李宝莉发现之后，决定对他实施报复，并以此为把柄将他留在身边，导致马学武最终自杀身亡。

在他死亡之后，儿子小宝替代父亲成为了家中新的男权力量，对李宝莉开始惩罚，首先要求她以传统女性的标准完成她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形象也被贬值，最终她被赶出家门，得不到任何承认。

直到被建建所代表的新的男权力量所接纳，才有生存的空间。

可以看到，尽管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题材有了关注女性身份、女性命运和女性力量的意识和敏感，但不论是方方的原著还是王竞所改编的电影，在根源上仍旧没能摆脱从男权的角度去建构整个故事。

事实上，《万箭穿心》宣传的并不是所谓的“当代女性的生存之道”，因为李宝莉这个角色被称赞和被钦佩的地方在于她恪守了传统道德对她的要求，并坚忍地将其发挥至极致——她因为独立和强势而备受惩罚，却又因为勤劳、慈爱、不知疲倦的付出得到了称赞，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尽管如此，仍不能否认《万箭穿心》是近年来国产电影的佳作，不论是完整和成功小说改编、导演精准流畅的视听语言运用还是颜丙燕贡献的一流的表演，都值得作为一个故事片的范本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但是，进行一部女性主义电影的研究，“需要从更根源处反思，要摆脱对电影的迷恋认同，看到电影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瓦解电影工业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Feng, 2007）。

认清摄像机背后的性别话语是如何运作的，才能更本源地了解当前银幕中的性别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

而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如何能拍出一部真正展现新女性形象、新伦理道德、新社会秩序的电影作品，仍有很多反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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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在汉正街用一根扁担替人挑货的人，俗称“扁担”。

我想作为武汉人是没有办法批评这部电影的。

无比熟悉的俚语与地名制造了观影中三个人疯狂的自娱自乐，而其实单单是陈刚的健健那无比地道的痞子头头形象便早已瞬间征服了我们，甚至穿越到93年的场景中出现的扬子江牌空调公交车都令人心生感动，因为证明着所有场景的确是在这座炎热而焦躁剽悍又耍拉的城市完成的。

然而一旦提及这座城市，话题便显得难以言说，因为摊开一张中国地图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武汉一定是最最符合“万箭穿心”的风水标准的城市。

平汉粤汉两条铁路长江汉江两条水道联络了全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然而这样的风水注定了多少繁华也是留不住的一场空。

汉正街嫂子李宝莉没能留住丈夫又丢了儿子，而汉正街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

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紧接着便成了所有水货淮货的代名词。

或许是偏袒但从小在这条街边长大的我觉得这与诚信道德一点关系也没有，夹在东部的制造业与西部的资源中间，这整个迷失的地界上，恐怕也只剩下市井的一点点算计和一点点斗狠可以打发时间求得安慰。

当然这种属于城市的落寞与沉沦并不构成生活的符号。

过早的品种多少远比经济报表的数字更能决定多数人每天的心情，买得起的房价也远比看起来灯火辉煌其实与己无关的CBD来的实惠。

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可以在鸡毛蒜皮中活得一点也不做作，可以在撒泼骂街中豁出去尽情释放，可以在诅咒过天气以后淋漓地流汗，然后打赤膊吃宵夜爆酒瓶子，目睹玻璃渣子在开成飞机的公交车尾灯中闪烁一点光亮然后快速消散；这时你便了解这的确是不服周的楚人的地盘，而你也无法否认的是，这样的地盘上也可以诞生屈原式的浪漫。

马学武 – 每个人都有他的影子马学武真可谓是“冷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集大成者。

他的不合作是彻底和广泛的，体现在：•他用各种借口性冷淡，拒绝行房（影片开头的场景）（这和偷情时的急不可耐和淫声荡漾形成极强烈的对比）•非语言行为上的不合作：他在家时成天神情木讷，行动迟缓，目无焦点，魂不守舍（这和他与同事谈笑的眉飞色舞形成极强烈的对比）•肢体语言上的不合作：拒绝与李宝莉碰杯（这是影片的主题性画面，后来在给儿子高考庆功的饭桌上再次出现这个画面，这回拒绝与李宝莉碰杯的是儿子，但冥冥中好像马学武借尸还魂）。

对于李宝莉的卑躬屈膝，刻意迎奉，用转身脱袜和关门来抵抗和拒绝。

•拒绝言语与意图的交流：体现在接母亲来家里住这件事上，马学武仅仅稍作象征性地表示，便如他偶尔施舍给李宝莉的几下抽动一样，很快就偃旗息鼓。

其实他还真没有同李宝莉交流和表达自己意图的意愿，就如他说的，房子是我的，要接老娘住，你甭管。

即便是死，他也顽固地不留给李宝莉一个字。

•完全拒绝情感的交流：例如对于李宝莉的情绪爆发，既不安慰也不面质，仅在躲在洗手间捏紧拳头，做象征性地反抗和发泄。

（可能历来如此）•马学武的绝招应该是一种长期慢性且非常微妙的不合作：例如对于李宝莉与搬运工人锱铢必较，对孩子的粗燥管教，他均暗渡陈仓地怀柔和轻描淡写地破坏，并借此很轻易地占据道德高地，博取同情好感。

相比李宝莉他确实属于一个更有文化的阶层。

但他那富余的文化和智力仅仅足以让他一次次地逃离现实，耽于幻想。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于生命怠惰的人。

他把对于生命的种种失望转为无处发泄的压抑，泛化为一种缺乏行动意志的抑郁和几近绝望。

面对生活的失望和不如意，不顺心，面对着受本身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限制的李宝莉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他也许没有一刻想到自己可以试着介入，试着改变。

恰恰相反，他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精神上的逃离和情感上的隔膜。

他好像是生活的局外人，边缘化的妄想者。

促使他逃离现实的驱力如此之大，足可以使他把所有的情感，欲望，心力，正面意义和理想化均赋予他借以逃离的对象。

例如：•当李宝莉守在家中，想用温柔和热忱，甚至搬出孩子做救兵试图挽回婚姻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选择继续找借口加班，并和同事大肆吃喝，谈笑风生，得意忘形（可以想见其他晚归的夜晚）。

•当李宝莉试图进一步努力把他拴在身边的时候，他“升级”了他的逃离，“事先通知”地与同事开房。

•当李宝莉试图利用东窗事发的道德羞耻感来进一步“罩着他”的时候，他又搬来救兵，让老娘与他们合住，也好继续避免直接面对李宝莉的压迫。

•当李宝莉发现了他的意图，并产生激烈言语冲突后，他又再一次选择逃离，试图从情人那里获得想象中慰籍，并维持一种暧昧，以便继续他精神和情感的逃离。

可纵他苦情西施，痴话连篇，无奈别人却早已出戏，神情泰然，过（吃）得蛮好。

他终于发现当他赋予了每次逃离太多的理想化和美好时， 如此的一相情愿恰恰别人无法负载，而终究要自己承受失重失落的。

•当他得知自己下岗时，终于觉得无路可逃了。

因为下岗会逼迫他回家，丧失一切逃离的借口。

下岗会让他在李宝莉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毫无翻身希望。

而他唯一的情感出口也如雪景融化后的泥泞，一片狼藉，不堪回首。

于是，他宁愿懦弱地死也要逃离他不想面对的现实。

在这里，死是容易的，而生恰恰是艰难的。

想象是容易的，而实际常常令人不堪。

人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会想象和做梦后，一旦遭遇挫折和伤害，很多时候就如马学武一样活在自己的想象里，用理想化的暧昧代替直面现实。

用各种积极的奔忙，来闭锁禁锢自己的人生，却不期然成了自己生活的破坏者和对他人冷暴力的施予者。

每个人身上都有马学武的影子，只是生活不是电影，它不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只会让你在沉默中渐渐迷失，渐渐萎靡。

救猫咪 - 影片的移情工具所谓“救猫咪”场景是指：当我们遇见主人公时，他必须要做一些让我们喜欢上他的事情。

通过救猫咪场景，我们完成了对于主人公的移情，从此开始关心她的命运，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渐渐被影片牢牢地吸引。

从某种程度上，建建和何嫂子都是李宝莉的猫咪。

何嫂子和建建都先后是她关心和照顾的对象。

从中可以反映出，李宝莉作为草根，对于其他底层劳动人民有着一种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同情，善意。

就像袜子店老板对她冷嘲热讽中透露出的为她担心。

但李宝莉与众不同之处在与她的同情善意会转化为主动关心和照顾的行动，且不计利害。

在影片的前半部，每当情节出现她暴烈的脾气和不近情理的苛责后，会立即插入一个救猫咪的场景。

维持观众对于李宝莉的移情。

第一次救猫咪是对于何嫂子生意的照顾，甚至挡风遮雨。

第二次救猫咪是得知建建被抓时，流露的对于建建安危福祸的关心和担心（这时候的表情是微皱眉头）。

而且，这些救猫咪的场景在影片后半部不断发展。

李宝莉担心建建释放后的出路，担心他重操旧业，担心打架斗殴的是他，每次都如此轻蹙双眉。

李宝莉甚至还关心他收帐是否吃亏：只换了个破面包车，关心他住得是否寒酸，关心他喝醉酒掉到沟里。

李宝莉救猫咪之心从不改其衷或轻易受挫，而投入金钱和情感投入的代价也越来越大。

一个人做一次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这样的救猫咪次情节对于激发观众的移情，有着累加和叠加的效果。

影片这样安排是非常巧妙的。

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对于一个人初期印象较差，随着逐渐的了解，印象转好，这样的对比和反差对于人的心理冲击力是最大的，胜过一直印象很好。

于是，观众移情的程度就不断增强，直到顶点。

相比何嫂子，李宝莉甚至显得更能吃苦，更会做扁担生意。

但何嫂子的性格比较平淡，很难进一步反衬李宝莉的性格。

何嫂子的惟一叙事功能就是调侃了阴盛阳衰（这在影片中和生活中无疑都是事实）。

于是，在何嫂子次情节结束（在一次忍受婆婆逼迫和揶揄的，代价重大的救猫咪行动中达到高潮）后，建建的次情节便渐入高潮。

建建 – 一个自我击败的人，李宝莉的一面镜子建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嘴贱的人。

想必他的真情曾遇到过持久的伤害，在他内心深处产生了恐惧和巨大的羞耻感。

于是，每当他要表示善意时，或者产生与人接近的愿望时，那种对于伤害的回忆和羞耻感就条件反射般地涌到心头。

从而，他发展了一套自我击败的人生策略：既然多情总被无情伤，那么在你还没有伤害我之前，我就先发制人，先无情地攻击你，这样我就可以避免被伤害：•出狱回来遇到李宝莉的主动关心，他明明有些触动，却说，怎么怕我吗？

•邀请李宝莉去看他的货运站，本来很热情，他非要加上一句，你又不能给我带来生意，你个扁担。

•在诱奸李宝莉后，他明明想和她约会，却莫名其妙发挥了一大段：现在的人都很随便，做完了跟没事一样。

•李宝莉去探望他，帮他收拾屋子，他明明感激，却推托说，我又没有请钟点工。

•李宝莉弄伤了他，去赔钱道歉。

他试图表示不想谈钱，不想见外，却说成我睡了你也没有吃亏，你怎么倒贴我钱。

•当他从李宝莉的委屈爆发中意识到她的真情流露时，他内心应该有所感动，却明确冷冷地说本来就没有当真，不要装得很有情。

•当然，在影片的最后，他终于第一次说出了主动关心的话（有什么打算），自我表露的话（我就是嘴贱），毫不犹豫担当的话（老子不怕），再没有加上一句什么。

其实建建活脱就像李宝莉的一面镜子：他们的父母可能由于生活的苦难和重担忽略了他们，可能因为本身性格和脾气乃至文化素养的局限对他们的情感需求置之不理，或者甚至对他们施加了言语乃至肢体的暴力。

于是，他们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不安全感中。

他们是如此地需要爱，渴望爱，想表达爱，却因为生命早期种种的共情挫败和巨大羞耻感，演出成了一种怒气和攻击欲。

他们没有掌握爱的语言。

他们粗暴地对待别人，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如此地粗暴对待。

记得在搬家夫妻冲突中，李宝莉恶狠狠地骂马学武：生得贱。

也许她也被这样责骂过。

李宝莉- 少有人能做到的坚韧，刚强和容忍对于李宝莉而言，早年共情失败的影响是巨大的。

她真的缺乏共情的能力，即为别人设身处地设想的能力。

李宝莉只能生活在她自己的现实框架和习惯思维里面，无法哪怕一点点地跳脱出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她说了劳心的事情她不行，她做能做到最劳心的事情，就是以己度人：•她也许生在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环境里，这既培养了她能为不多的报酬任劳任怨的态度，却又带给她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思维定势。

她怎么也不能共情搬运工人的辛苦，却只能以己度人，反感他们不如自己任劳任怨，货真价实，价格公道，钱货两清，更反感他们就地起价，懒惰不负责还贪她家小便宜。

•她能感受到丈夫从当初跪地发誓对她好，到不合作冷暴力的变化，而自己心意似乎不变，为此愤懑委屈不已。

但她却感受不到自己优势意识和强势态度给丈夫带来的委屈，受挫和不断逃离。

所以她强烈反对小景的警告。

•对于丈夫百般拒绝房事或者敷衍了事，是因为伙计不给力或者第二天要搬家等借口，她都木知木觉地相信，直到她发现丈夫和情人发生奸情时的急迫慷慨，春声荡漾，对比后方才觉悟深深的失落和自尊的贬抑。

•她顾及儿子，没有去抓奸在床，希望通过第三方外力把偷情的丈夫给轻易夺回来。

却没能设想这么做可能给丈夫带来的事业和感情上的伤害。

•她好不容易通过外力和自己的“宽大”把丈夫服服帖帖地抓到身边颐指气使，不料丈夫搬出老娘来横插一杠。

她气急败坏，怒火中烧，恶言相向，冷嘲热讽，却无法设想这么做给丈夫和婆婆带来的严重伤害。

•她只知道拼命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把人生的一半奉献给了孩子，却体会不到自己的恶言厉吼，粗暴对待，缺乏共情的关心和缺乏陪伴，给孩子带来的恐惧和疏离，以及丈夫，婆婆的态度对于儿子的负面影响。

•当她知道丈夫自杀后，她只认为丈夫是受不了下岗的刺激自杀的。

所以，她又以己度人，说自己下岗了，不还活得好好的。

她想不清白，看不起丈夫的懦弱，更不能理解丈夫对她一言不发，甚至觉得丈夫有点对不起她。

反过来，曾经饱受损害和侮辱的李宝莉，对于人情冷漠，甚至是粗暴对待，却有着深厚的容忍力和超强的耐受度。

对于丈夫拒绝敬酒，李宝莉自我调侃说，今天高兴不和你计较。

对于婆婆一次次的言语相逼，李宝莉每次都忍了，默默无言。

也许冷漠的环境让她习惯了，她从不认为自己不值得接受这些委屈。

相反，对于早年爱的缺失，她恰恰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这份爱，为此她宁愿扮演一个牺牲者和照顾者的角色而甘之如饴，矢志不渝。

正因为她无法共情，影片前半部马学武要求离婚，偷情，自杀成为了她人生的三个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毫无抵抗，冲击巨大的大灾难。

但是，与马学武不同，李宝莉决不逃避，打倒了再爬起来，勇敢面对。

她有着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坚韧和刚强，以及强大的意志力。

影片的前半部在激励事件（马学武提出离婚）后，由她强大的意志力贯穿。

马学武提出离婚，她痛哭过就去找小景出主意，在小景的劝告下，用不断升级的各种办法把马学武拴在身边。

例如从苦苦守候，好生伺候，好言相侍，利用儿子，到主动出击，跟踪伏击，运用公检法，给婆婆下马威。

很显然，她根本不是马学武的对手。

发现马学武偷情时，她痛苦得万箭穿心。

但很快就能爬起来，揩干眼泪，拾掇自己，并用巧计获得电话号码。

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字。

她却一滴眼泪没有掉。

虽不明所以，却毫不为迷信所迫，马上励志撑起一片天。

试问这在当代人里面有多少能够做到。

底层劳动人民需要辛苦地劳作方能果腹，通过这些生命的历练，他们的血液里骨骼里都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取生命的权力和尊严（这在李宝莉和小景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李宝莉对于用体力挣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自在和自信）。

同时，被活生生的残酷现实逼迫着追逐着的他们，每分钟都活在现实里，扎在泥土中，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奢侈地做马学武式的幻想，马学武式的逃避。

例如被丈夫以死抛弃后，她第一时间就检查存款。

生活的苦难和艰辛给了她一种不认输，不信命，不放弃的性格。

影片的后半部也被她的强大的意志力支持，“要撑起这个家，不能让它散了”，一切为了儿子（显然她的百般讨好也似乎遇到一堵无形的墙壁）。

她的坚持和勇敢，却每每能够让她渡过生命的种种苦难，仍然充满勇气，依然心地善良，情真意切，不改初衷。

她高扬了人性的光辉，万丈光荣。

可是，一切都走向了她愿望的反面。

马学武没有拴住，不留一字，永远离开，却久久阴魂不散。

万没有想到她一往情深，含辛茹苦培养的儿子，会那么决绝地背叛，要和她一刀两断。

她还是不服不屈。

可是，居然这两件事非但有关联，而且都直接归咎于她。

恍如晴天霹雳，她的整个世界，以及她所信赖，依赖，为之奋斗的价值（拴住丈夫，为了儿子）瞬间崩塌了。

众叛亲离，她失去了和这个世界的所有情感联系和寄托。

她拼命地逃离这种天崩地裂，黑白颠倒的现实，来到了江边，走投无路，莫知所往。

可是，逃无可逃，一群庆生的孩子又把她硬生生拉回到了现实。

这时，曾经坑了她的生活，醍醐灌顶似的教会了她共情，她似乎明白了马学武当初的走投无路情归何处，以及来到江边时的凄凄惶惶，她终于也意识到了孩子的惶恐和疏离毁坏了他童年的快乐。

许多人在生命的早期都会不期然遭遇一些情感的挫折和伤害。

当他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一往无前的斗士，一定要争一个胜负得失，用来补偿从前的缺失。

那些争名逐利，蝇营狗苟，那些狼奔豕突，好强斗勇，那些不甘挣扎，贪心不足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的。

李宝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梅花香自苦寒来，最终她学会了和解，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

她意识到，那些拼命争取的高低短长，那戏武断评判的高贵贫贱和那些斤斤计较的强妄态度，恰恰伤害和扭曲了人生，恰恰局限并丧失了自我。

于是，她终于学会了放弃争输赢，并接受人生和自己的不完美。

这些不完美，就像收留她的建建那样有过去，有缺陷，有反复。

人生，或者就像建建的破车那样吼得响，开得慢，常常会熄火，还得要自己下来推一把，方能收拾精神，重新上路。

这是李宝莉的了悟，也是李宝莉的救赎。

婆婆 – 影片场景情感价值的调节功能•影片场景的动力在与对于观众而言的情感价值的变化。

而对观众而言情感价值的变化，取决于观众对于主人公的移情，即对主人公自觉和不自觉愿望的理解和关心。

而婆婆是影片情感价值的调节器。

在影片的前半部，由于李宝莉的需求是夺回丈夫。

婆婆成了她实现愿望的重大阻碍，观众的移情尚在李宝莉这边。

但是，李宝莉的强势，蛮不讲理对比婆婆的委曲求全，可怜和被逼出走，婆婆成了弱者。

观众的同情心总是偏向相对的弱者。

于是观众的同情中心开始偏向婆婆而非李宝莉。

可毕竟影片同情的中心需要回到李宝莉身上，下半部影片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来转移同情的中心。

•第一个场景：李宝莉开家长会：她那劳工身份和粗线条性格与现场的很不协调，婆婆又发不让她来的牢骚。

第二个场景，李宝莉回到家里，低声下气地求儿子同她说话。

这里充分体现了爱使人渺小这句话。

这时，儿子的莫名呵斥，婆婆又助威地数落她没文化。

于是，李宝莉和儿子，婆婆，以及周遭环境的关系颠倒了，李宝莉成了彻底的弱者，好让观众改变同情的中心。

接着，影片马上用两个场景来间接歌颂李宝莉。

一个是小景和儿子谈，母亲有多不容易了。

一个是老师斥责学生，扁担的儿子年年考第一。

•于是我们重新开始同情李宝莉，我们了解她的愿望是尽可能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帮助儿子读书，并且赡养婆婆。

我们也了解李宝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即消弭与家人的隔阂，重新获得情感的慰藉和找回爱。

但每每这个不自觉的欲望，都遭遇了婆婆的打击。

她说给孩子买点好的，婆婆说这个还用你说。

她关心孩子学习，婆婆说她没文化。

她问婆婆借钱，婆婆借机逼她把房子过户。

她照顾孩子高考，婆婆说她碍事赶她走。

最后婆婆生病还间接造成了她和儿子的误会，以及孩子和建建的冲突。

•这些段落里，婆婆和建建的作用是类似的，即让观众坐情感价值的过山车。

每每李宝莉在与孩子/婆婆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有所融洽，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婆婆马上浇一桶冷水，情感价值转而从正到负。

每每李宝莉和建建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李宝莉长期缺失的对爱的渴望有所复苏，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建建又嘴贱破坏殆尽，价值从负到正。

•婆婆最后开始理解和同情李宝莉，并为她的遭遇惋惜。

这里，婆婆的角色起到了反衬的功能。

如前所述，当一个人通过了解，把对别人的负面印象渐渐转向正面的时候，是最令人信服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婆婆的转变反衬了李宝莉人性之美如何水滴石穿，撼动人心。

小景 – 影片的叙事功能•小景在影片中主要承担是叙事功能。

她一出现，就引发了李宝莉的痛苦流涕，无助无措 。

这和李宝莉前一个场景里面的强势和控制欲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顿时让我们对李宝莉改观，从强到弱的反差和对比，让观众开始建立移情。

在李宝莉发现丈夫出轨后，万箭穿心地痛苦不能自已时，这种移情进一步增加。

当然，观众本身的道德价值观就多半不支持出轨。

•李宝莉每次遭遇变故后，小景都要来出谋划策，顺便感慨一番。

对于情节既有推动，又有一种意义上的概括和升华。

小景给李宝莉出的第一个妙计，把老公拴住，直接导致影片上半部分的动力和故事脊椎。

小景给李宝莉揭示万箭穿心的秘密，李宝莉不信命，发誓要撑起家，直接导致影片下半部的动力和故事脊椎。

•上半部里，小景上门进行调解时，和李宝莉的对话，点出了李宝莉的身世，也间接解释了李宝莉婚姻不合的原因，对于影片的人物塑造，情节动力起到了关键性的揭示作用，可以说是一月照万川。

儿子 – 撑起影片后半部的负面力量•许多人诟病儿子的角色过于脸谱化，单一化。

这里不免要多涂几笔。

在小景上门调解的同一个场景里，儿子也表明了明确偏向父亲，讨厌母亲的态度，为后面的情节进行了伏笔和铺垫。

•在后面的影片中，对于儿子的态度，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反复展示，铺垫，并有了一个长达5分钟的闪回，用来渲染最终的母子冲突，就是要建立儿子反叛态度的合理性。

•孩子害怕并疏远易怒暴躁的母亲，和爸爸亲是正常的状况。

青春期的孩子易冲动，母亲长期不在身边，听由自己印象，想象，和奶奶的灌输，产生憎恨和背叛，其思维不成熟，归因偏颇单一，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

如果我看到的是武汉话版本，我也许会打三星，可惜我没有……（我只看到国语可笑配音的版本）本来以为宝莉与男人会纠缠整个电影过程，但是男人半路就死翘之后，我知道重头戏转到宝莉身上来了，只是：始终看不清宝莉的转换脉络，一个在电梯里都不给婆婆哪怕做戏似好脸色的恶媳妇，如何在男人死后的十年里与婆婆相处无事、甚至关系大为改善？

有人会说，那宝莉本质是善良的、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只是影片的整个铺垫，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来，我们上半段看到的只是一个斤斤计较、无理取闹的小市民妇女的形象，有个有钱的闺蜜（同样是小市民菜贩子阶层出身的闺蜜，在新房里对宝莉与男人关系的分析句句在理，戳心戳肺，一副帮理不帮亲、几欲撕破脸状，很不像同阶层女性的同声同气），在汉正街又是一副仗义疏财、帮穷不献媚的凌然之态，但奇怪的是她同为社会底层的搬家人员的不宽容与刻薄，这就很是矛盾与奇怪了……男人毕竟不是死在与宝莉的某一次大吵之后，而是在听到下岗通知之后，年幼的儿子又怎知是老妈害死的老爸，而需要在殡仪馆就当场发作？

作为独子，老爸既已死去，老妈是最亲的人（奶奶显然不是从小带大孙子的人，孙子会很亲得过亲妈吗？

影片也没有展示给观众说此老母有很恶劣的虐待儿子行为，也没有很重彩地展示父子情深到何种程度？

）死鬼男人也是明知婆媳水火不容，还在遗书中把难题丢给了老太婆？

——让老太婆照顾孙子？

我要问的是有什么样的仇恨让血缘亲子的儿子十年都不能原谅母亲，（而且这个母亲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有骨气的儿子应该不花这个“臭女人”的钱、不吃这个“臭女人”的饭才对啊），除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婆婆极恨儿子被媳妇'逼害"，而在十年间，不断地灌输给孙子无尽的恨、恨、恨，才有可能将天然存在的母子情全然摧毁……，但影片演进的却是婆婆渐渐走出怨恨，婆媳慢慢接近，而母子始终坚冰一块，既然坚冰一块，儿子又何以在所谓奶奶生病之时去找母亲？

（话说也不知他用何方法找到母亲与“姘头”所住之处的，而之后的打斗更为莫名，跳江的男人显然不是因为妻子在外与人有染而死的，而且事隔这么多年后的一段情，儿子既然视母亲为同一屋檐下的杀父仇人、死了不相干的陌路人，何以在意现在这个女人找了阿猫还是阿狗？

（难道仅仅为了房子这么俗气？

）作为高考状元的儿子，竟然可以八卦到打听到死鬼老爸的老情人处，听老情人“讲那过去的事”，理论上作为儿子是可以恨这当初的“第三者”吧，后者对家庭的分崩离析是直接的当事人之一的，而且而且，跳江男人的绝望大约还来自于那天甘愿迟到也要与之“过早”的早餐中的情感对话吧，如若情人说句希冀（其实早餐中大约是拒绝）的话，男人在随后的下岗消息所谓最后稻草的压力下还不至于万念俱灰……话说，宝莉被厂长带至派出所，面对两名警察与老公的工作证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宝莉未免也太粗线条了吧？

这里顺带吐槽一下，汉口民主路的“桃源宾馆”，先不说是不是导演帮你在做广告的话，做宾馆旅店业的行内人都不会不知道规矩：一男一女去开了“钟点房”进房之后的不久，再有一个差不多年纪的黄脸婆来问刚才的男女开了几号房，而你又傻傻地说出的话，你这家店还有谁敢去住吗？

另，演健健的人也太水了，不见匪气、不见山气（十年山上是白猫的？

）、不见大哥气，宝莉何以身被动而心再动？

一个在汉正街里帮人批零袜子小商品的曾近下过岗的女人，嫌拿的工资少，而要辞职单干的勇气从何而来先不去说它，只是她若要单干的第一选择应该是“作熟不做生”——既然懂袜子的门路，单干也是另起炉灶还干袜子啊，即使本钱少也不怕，不是还有个有钱的闺蜜吗？

再不济的，不干袜子，也可以重做菜贩子，宝莉是菜贩子的女儿，这门生意经自然也不在话下，（而且，各位有身份证的人都知道，菜贩子的利润还真不差的）但是，也许原小说为了戏剧冲突与悲情的需要，失惊无神地一下子让宝莉选择了做女”扁担“，这未免也跨度太大了。

或许，戏这样演进更合情理一些：婆媳隔阂始终是住不到一块，儿子一时记恨也不愿与母同住，于是婆婆为照顾孙子他处租房，而宝莉是四处打工赚的钱大部分都寄给婆婆代为照顾儿子，而儿子不知；一晃十年过去了，儿子考进了大学，而过久的分离使儿子对母亲的感情彻底疏离……这么路演着，我发现这情节似曾相识，似乎要陷入另一类的俗套之中了！

……

万箭穿心这部电影，犹如其名，看完之后，内心如同被席卷过一样，百感交集。

大学时读池莉，读武汉人每天坐着渡轮去上班，女作家笔下的生活稀疏平常，主人公浸润生活的气息，不，应该是主人公被人世烟火熏得面目全非。

太活生生了，太能引起生活的共鸣了。

这部由方方原作改变的电影，讲的是生活平常事，看起来却触目惊心。

看完之后心里头久久不能平静，每句台词每个表情每个人物背后，仿佛都是浓缩了千百个家庭的悲喜剧后幻化而出。

精彩，精炼。

宝莉个性鲜明。

最开始我对她很反感，虽然她结婚生子，但感觉情商极低。

只长年龄不长脑子。

其实这说到她的根本问题，宝莉文化少又生性倔强。

影片一开头，面对搬家工人的坐地起价，宝莉双手插腰喊着老子和几个男人谈价。

只说这等母老虎的气势，要我是肯定没有的。

马洪武和儿子躲在家里，旁观这场战争，略带惭愧。

惭愧不是在老婆被人欺负时没出头，惭愧的是家有悍妻，当街叫骂。

编剧真是厉害，短短三分钟人物的基本个性就现形。

女强男弱，女文盲和男知识分子。

搬家工人那几句话，很有意义不是吗？

他们说”虽然我干的是苦力活，但好在老婆贤惠。

“男人们在外面累了一天，回家后要的不是给他脸色吆五喝六的悍妇，要的是温柔体贴嘘寒问暖的贤妻。

哪怕女人赚不了多少钱骂不过一场架，只要温温柔柔男人自然觉得家里温暖。

搬家工人那些话，虽是外人中的外人说的，但可见在马洪武的同事朋友眼中，马洪武怕妻出了名。

车间主任算什么，管不下家里的老婆于男人而言是天大的没面子的事。

宝莉始终意识不到这一点。

她看不起马洪武，从马洪武生前到马洪武死去，宝莉都看不起他。

当初还是卖菜人家小女儿的宝莉，长得几分姿色不乏追求者，为什么选中了马洪武呢？

我想，一是宝莉自己知道自己没多少文化，虽有武汉户口但想攀上条件一点的武汉人肯定也有困难，何况自己一副火爆脾气没几个男人能忍耐。

而马洪武却是真心实意补足了这些个缺点。

他有文化，他从乡下来，他脾气好，他跪在她妈妈面前发誓会好好照顾她一辈子。

难说当年他的誓言不是真心，只能说每个人都在变化，不可能拿一时的爱套用一世。

她知道，她吃得住这个男人。

女人和男人在婚姻里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中国，不可否认的现实就是女人随着婚姻而贬值，男人则在不断增值。

宝莉是有姿色但她只是帮人贩卖袜子的售货员，她生了孩子每天操持家务，可是小知识分子马洪武慢慢坐上了车间主任的位置，单位还分了套房子给他。

他在领导面前吃得开，一整套说辞把小姑娘哄得一愣一愣的。

在外面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家里却依旧被老婆打压，心理上的不平衡显而易见。

可女人还只是拿多年前的誓言骂他”狗日的“。

他说”你别逼我。

“可她还是逼他，她依旧学不会温柔，学不会适时地低头。

她做不到晓静说的”把他留在身边“。

马洪武在年轻的周芬面前赚足了面子。

姑娘睁着大眼崇拜地看着他，娇羞动人。

全然不像自己的妻子一般泼辣世俗，她低声说”马主任，生日快乐。

“这世间追求心仪的人，说难也不难。

你只需投其所好便可。

马洪武是读书人，戴副眼镜说话文绉绉，虽然结婚了，但也有颗文艺男子的心。

一水灵的姑娘从你身边走过煞有介事地说一句”生日快乐“，估计他的心都酥软了。

他是喜欢她的。

两个人去小巷子里开房。

宝莉跟在后面，看见一向老实的丈夫也出轨了，想必痛不欲生吧。

颜丙燕把这心如针扎演得恰到好处。

看到这一段我其实好难过。

是不是真的没有可能一辈子对你好？

是不是男人不偷吃就不是男人了？

那些肆意开房的人，不管你是抱着真爱还是玩玩的态度，你们有没有想过另一半知道后心会碎成渣子。

宝莉很聪明编了个理由把两人开的房间号问到手。

她气冲冲地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来的呻吟声，气急了拿起灭火器准备砸门。

可是她想到了儿子。

假如这一砸，家大概也散了吧。

何况，有几个女的愿意看见丈夫和别的女人赤裸在床呢？

她出门报了警，卖淫嫖娼。

马洪武这个角色，至此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婚外遇被抓进警察局，名誉扫地车间主任瞬间打回车间做苦力，老婆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把自己领回家。

可是，可是自己再也抬不起头了。

“自尊越少，活得越好。

”后来的他，像一只驯服的小狗，任人差遣，毫无男人的尊严。

宝莉拿这件事当说辞，言语里明着暗着讽刺他，遇到点不顺心的事就把丈夫出轨拿出来说，威胁伤害无处不在。

这大概是中国女人的通病。

表面上她们宽容大度，女人们在丈夫出轨后大多不会真的离婚，为了孩子为了自己贬值的青春她们通常选择原谅丈夫保证家的完整。

可是，如果你自己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不如就果断分开算了。

过不去还要勉强自己过去，从此生活中充斥着对他的不信任与指责。

利用他的愧疚获得补偿，遇到点事就拿这件事说事。

真的原谅了吗？

祥林嫂的阿毛死得再惨，每天念经一样逢人就说也再得不到同情。

自己的悲伤不是炫耀，不能挂在嘴边。

别人的短处是雷区，不要时时提起。

如果做不到原谅，就放手吧。

像她最后说的“如果当初他要离婚，她同意了，那事情会不会都不一样了。

”人死了，哪来那么多如果。

因为丑闻，他被列为第一批下岗名单之列。

他打电话给周芬，想见见她。

周芬说，马主任是很好的人，只是不太懂女人。

这个当时还有些羞涩的姑娘，大口大口吃着热干面，一副前程往事莫再提的样子。

周芬告诉他，报警电话是宝莉打的。

马洪武很绝望吧。

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尊严都被宝莉毁了，被泼妇宝莉毁了。

挣不脱闹不得说不出，唯有，写了一封遗书跳江而亡。

遗书里提到老娘和儿子，就是没给妻子只言片语。

仿佛他和她，从不曾认识。

周国平说，爱的反义词是冷漠。

唯有忽视才是对一个人死心了的表现。

有怨恨有祝福都不是死心绝望，唯有冷漠与忽视，唯有将你从生命里除名才是真的不爱了，也不恨了。

宝莉对奶奶喊“叫你不要来你偏要来。

”她还是执迷不悔不肯反思。

她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她骂死人马洪武没用。

骂完之后她扛起生活大旗，支撑起整个家。

她辞了工作，挑起扁担，每天和男人抢生意、对客人赔笑脸、讨价还价、赚十块是十块。

她站在街边等生意，让儿子小宝喝牛奶吃苹果。

她惟一的希望就是小宝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这样她就熬出头了。

十年里，宝莉老了好多。

头发发白，皮肤打皱，穿得又土又便宜。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她的讨厌在减少。

生活啊，是那么难。

可是她就是靠着自己一点点撑过来。

养活了自己、儿子和亡夫的妈。

你能说她不了不起吗？

没有文化的她，生活再困难，也没有丢下孩子丢下老人，也没有出卖肉体。

她出卖苦力挑扁担，早出晚归讨生活。

工友的儿子出了意外，她从牙缝里拿出1000块，什么也没说把钱塞到同样命苦的女人手里。

她是个好心的人。

只是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爱。

她爱儿子，但只会问作业做完了没。

她爱丈夫，却用尖酸的言辞逼死了丈夫。

并非除了黑就是白，还有好多人好多事，无法定性。

她不是个很优秀的女人，脏话心计固执显而易见。

可是她也有她的优点。

看美剧的时候，总觉得一部美剧就是一个世界。

《生活大爆炸》里是宅男的喜剧世界，《尼基塔》里处处暗藏杀机一不小心被人跟踪被人取命。

国产婆婆妈妈电视剧，总是把家庭矛盾写得狗血又脑残。

这部电影让人动容之处就在于其很真实。

我小时候在一个很大的厂里生活。

一到下班时间，长门一打开所有人都骑着自行车回家。

也有单位分房，简单的两居室，一家三口刚刚好。

夏天很热的时候打开电风扇，每天晚上伴随电扇转动的声音睡去。

工作服，饭盒，广播，一切都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演员演得很节制，哭和笑都那么真实。

丈夫死了之后，她没有要死要活，也没能遇到生活的贵人，一切照着常人会经历的经历。

辛苦养大孩子，自己老了，和一个坐了十年牢的男人凑成生活的伴侣。

影片最后一幕她坐上新男人的小面包车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车发动了又停下来。

宝莉下车，她不是和儿子煽情告别，而是车坏了。

她边推车边骂娘，车子发动后赶紧跑上车。

到最后，编剧用一个车子熄火下来推车的动作告诉观众，生活还是一如既往不如意，尤其是底层人的生活。

她还是骂人，泼妇一个。

不泼妇，她就不会逼死丈夫。

不泼妇，她也无法坚强生活下来。

性格决定命运，万古不变。

《万箭穿心》：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电影文.奇爱从2002年院线制改革、《英雄》掀起“大片”策略开始，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大发展大繁荣”了十年。

电影产量2011年也创纪录地达到了791部，再“繁荣”一下突破印度阿三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是，平心而论，近些年的国产片却总让人感觉“繁荣”有余，“坚挺”无力，今年尤甚。

用尹鸿教授微博上的话来说，一种“冬天来临的萧条感”扑面而来。

前不久在百丽宫看了几场“韩国电影展”的作品，从《铁线虫入侵》、《追击者》到《建筑学概论》、《阳光姐妹淘》，人家要纯的有纯的，要惨的有惨的，要批判的有批判的，百无禁忌，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有艳羡的份儿；后来又在百老汇看张之亮的《笼民》，第一回大银幕感受香港“三级片”，风格化的现实主义直撼人心。

此类故事每天均在我们身边上演，但要有人想拍成片子在我们的银幕上复现，则遥遥无期了。

什么是现实主义？

这个词汇似乎我们经常听到，但是似乎又很模糊。

我们似乎感觉现实主义电影很受主管部门欢迎，是主流，可很多现实主义电影被毙掉了，或者只能以地下电影的面目示人；同时，很多不太像现实主义电影的电影被冠之以“现实主义”而获利。

《搜索》就是如此，它代表中国参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

至于结果，不用等到颁奖那天，各位心里都很清楚会怎样。

现实主义电影，就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说你是，你就是。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电影也是有诸多定义的。

按照巴赞的意思，现实主义是倾向现实的，是“现实的渐近线”。

还有一种现实主义，按照苏珊•海沃德的意思，是一种无痕的现实主义（seamless realism）。

在这种电影中，由叙事配合下的电影技巧抹去了错觉的痕迹，从而实现了一种“真实化效果”。

它隐藏了虚构性和叙事结构，也不对自己身进行质疑，因此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观众多接受的只是被编码的“优势解读”（preferred reading）。

如果《搜索》算现实主义电影的话，应该就是属于后一种。

不过，我想，那么所有有现实背景依托的好莱坞电影都是现实主义电影。

温儒敏教授2007年说：“现实主义的疆域被无限地扩大，它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或创作方法的特定内涵也就模糊乃至消失了。

现实主义就不成其为现实主义。

”温教授说的是文学，电影其实也是一样。

现实主义在官方被长期肯定，其实不在于其“接近现实”，而是其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

这种现实主义实际上是1932年5月20日横空出世的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移植。

现实主义本具有最广阔、最自由的表现空间，可斯大林的现实主义最公式化、最概念化、最脸谱化。

这种现实主义，最不现实，我们现在应该反思和检讨。

真正的现实主义电影需要回到它本来的——也就是巴赞所倡导的——维度。

即：1.对社会焦虑或变迁的指涉；2.实景拍摄；3.非明星化表演；4.自然光效或低照度的布光；5.灵活自由的摄影机运动；6.开放性的结局；7.中小成本运作。

这种电影不是没有，近期即将上映的《万箭穿心》（王竞导演，颜丙燕主演）就是。

我是不读小说的人，看前也不晓得它由作家方方的小说改编，原以为又是一部商业俗套的作品，但看后真的内心颇受震撼。

颜丙燕真是好演员，主旋律、商业片、艺术电影全都不惧。

《远山的红叶》演纪检干部正义凛然，《万箭穿心》对于底层悲惨命运撕扯下的女性形象把握，更可用“神采飞扬”来形容。

而从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来看，《万箭穿心》符合上述所有条件。

它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佳作。

因为影片还未正式上映，在此我不愿过多的剧透。

总得看来，《万箭穿心》格局虽不大，但却能让人对国片的未来保有起码的信心。

在如今物欲喧嚣的电影市场，它未必能吸引多少院线和消费者的青睐，但一定是一部可以流传下去的历史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