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电影《浪潮》有一个神奇的结尾：教师文格尔用了五天时间，把一群在自由世界长大的学生变成了自己的狂热信徒，甚至有人因为信念崩塌而开枪自尽——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文格尔先生还并没有向学生们灌输什么成体系的理论！

如果我事先不知道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大概会骂一句“一丘之貉”，给电影评个两星，然后关掉豆瓣，不想再提起它。

——尽管我事先知道，但面对电影结局我仍然半信半疑：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于是，我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浪潮》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故事发生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当时一位学生向老师朗•琼斯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对此，琼斯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他决定在课堂上做一个实验去解释这种集体无意识机制。

他要在教室里重建一个微型的法西斯政府，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

在这项试验中，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后来，琼斯还是控制住了局面，并没有发生影片中的悲剧性惨案，在最后的课上，琼斯给学生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绝对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

最初那个学生的提问得到了回答。

”也就是说，在真实事件里，没有人绝望到开枪自杀，似乎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批斗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尽管真实事件也已经足够让人震惊。

然而，观众们似乎很少提及这一差别，大家都直奔“极权主义”而去，顺带为电影给出四星或五星的评价。

毫无疑问，一群中国人，借助一部德国电影，来反思“极权主义”，没有比这更理直气壮的了。

我承认，这种反思是必要的，而且从这些文章里面，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关于“极权主义”的常识。

可如果一部电影的价值仅止于此，那么导演为什么不去拍一部纪录片呢？

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虚构，只需要重现当年克柏莱高中发生的一切，挖掘当事人的亲身感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他甚至可以仅仅写一篇文章，以介绍“克柏莱事件”起头，再对“集体无意识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结论。

用后两种方法他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观众一定会乐于知道，在那件事情之后，朗•琼斯老师是如何地自鸣得意，而参与他试验的部分学生又是如何地感到自己被利用，尊严受到了侮辱。

我的问题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的问题，拍成电影的必要性在哪里？

反言之，用电影来处理这个题材，可以为主题附加上什么样的价值，让观众获得什么样的、别的方法所不能获得的认知？

我想答案应该是，导演可以利用细腻的电影语言去描述和捕捉事件的全过程，用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去打动和说服观众。

遗憾的是，这正是整部电影做得最不够的地方。

导演并未创造出一种合情合理的叙事方式来带领观众进入思考，进而发现、获得“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认知。

恰恰相反，导演将已有的政治哲学知识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进而达成电影与政治学知识的同构。

可是，政治学常识并不包含日常生活细节，这就造成了虚构部分的空洞。

如果以我中学时学习的文体来划分，《浪潮》大概属于一篇合格的记叙文。

它在交代事情经过时笔墨分配合理，简洁明快，可是这样的节奏并不适合观众思考。

从这个角度看，《浪潮》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和《安阳婴儿》获得一些外国观众的认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以我的粗浅认识，“自由主义”就像是行为指南，却缺乏对人的精神关照，它并非全能，所以才需要虚构出某些比现实更加尖锐的敌人，来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这样的做法岂不是和“极权主义”如出一辙？

这样的虚构其实是怯懦的。

一个中国观众说出这样的话，他可能错了，他只是在极权中日益麻木；可他也有可能对了，因为《浪潮》也许反映了“自由主义”的隐秘焦虑与神经质梦魇。

神创造世界，据说只用了七天。

人类毁灭自己，会需要几天呢？

《浪潮》给出的答案是，不用多，也七天就够了。

是这样的：一个德国中学老师给学生们上关于“独裁统治”的课，自由散漫的学生们对这个题材毫无兴趣，且认为“独裁已经远离我们了，不可能再发生，因为没有民众基础”，有啥好讲的呢？

所以老师别出心裁地打算做一个实验，在班上建立起一个“独裁统治”式的集体，他的本意只是想让学生们切身体验以引发学生的兴趣，没想到“纪律”、“团结”的魅力竟然势不可挡，学生们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人类花了万年时间才说出的那句“人人生而自由”，如此轻易地就臣服乃至享受起了“服从”、“效率”。

事态很快扩散出了这个班级而成了“浪潮”，众多学生在通往被奴役和奴役他人的路上一路狂奔，当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解散这样的团体时，一个狂热的学生因无法忍受这种“背叛”而枪杀了另一个学生，然后自己也绝望地吞枪自杀……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老实说，整个电影的节奏和层次掌控得并不算好，叙述也多有突兀之处，且多少有些概念先行的嫌疑，但却依然赢得了如潮好评，一举拿下了2008年德国电影杰出剧情片奖。

而在国中，这部电影更是备受追捧，豆瓣上的综合得分高达8.7分，46.9%的人给出了五星，43.3%的人给了四星。

为什么呢？

原因或许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即便只是图解概念，这个概念也委实足够触目惊心。

电影其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不过原型不是发生在德国，而是在以自由女神为象征的美利坚：1967年，加州，一位高中生向老师提出疑问，纳粹是如何炼成的？

德国人又为什么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毫不知情？

老师一时无法回答，于是开始实验，过程跟电影如出一辙，稍有差异的只是，真实事件的结局没有电影呈现的那么残酷，老师最后控制了局势，他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呈现了那个集体在纪律和服从名义下的恐怖和暴力，然后回答学生们一开始的疑问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在过去的几天里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事情就此戛然而止，不知所措的学生们此后再无人愿意提及这场实验。

真实事件里的美国学生只是“差点成了优秀的纳粹”，并没有如电影的结局那样戏剧色彩，所以，电影结局的剧烈冲突多少遭遇了一些批评。

其实，电影里的那个结局又算得了什么啊，差不多是在美国那个中学进行实验的同一时间，地球背面的一个国家，整整十几亿人恰好也曾被投进过几乎一样的“实验”中，而结果之残酷之惊人，较之电影，又匪夷所思了何止百倍那。

于国中的观影者来说，这个电影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你会发现，那个实验中的很多说辞、方式，其实跟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模式如出一辙，由此必然会产生的疑问是，一直浸泡在自由主义中的人，被征服被奴役仅需七天，那么，一直就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我们呢，几天？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反而不那么容易着了道儿，事实上我们这儿不就没“浪潮”么？

宁财神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都是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孩子……那种教育方式是不可能让我有那种力量的，因为早已免疫……但是，在那种制度下长大的孩子，忽然被集体一下，顿时跟打了鸡血一样，欢呼着终于找到组织了。

”但个人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若真如他所言，那整整十年的浩劫就不会发生，而今时今日我们之所以没看到如电影里那么明显的“浪潮”，绝非因为大家都已“免疫”，而仅仅是因为没有第一根火柴去点那待燃的火药堆而已。

真实事件中的美国老师在实验之后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格外令人警醒，他说，“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是的，人性之恶之脆弱永无终结，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一不小心就遍地开满恶之花。

倒是宁财神的另一层意思，个人多少有些认同，“不是自己争取来的，即使忽然得到，也会不懂得珍惜”，“争取的过程就是适应温度变化的过程”。

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如同自由的人忽然被集体后引发恶果一样，集体的人若忽然被自由，同样会是或者被烫伤或者就被冻伤的结果。

于懵然无知的个体而言，被自由与被集体，本质上其实并无不同。

所以，电影里那对很酷的父母说得好，每个人都不应被告知、而应自己发现自己的底线。

如果用这样一部漏洞百出的影片就想反驳集体主义显然不能说服人。

我并非是说民主不正确，但独裁也并非就一无是处。

独裁，或者说专政，在特殊时期的效果要远胜于民主，而在相对一般的时代里民主则是更好一些。

所以，这世上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事情，一切都有前提，一切都有参照，人类之所以悲哀，就是总要找出一种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结果，就必然是弄巧成拙。

影片中的悲剧，并非浪潮造成的，浪潮只是一个间接条件，那个孩子自杀的前提是因为家庭，此时一种可以寄托其灵魂的事物突然出现，而后又马上消失，对一个这样本身有着心理缺陷的人是个致命打击。

影片中只不过将那个他寄托在其中的事物表现为一个所谓专制独裁的组织，如果这时他寄托的是爱情呢？

是工作呢？

是爱好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爱情不好，工作不对，爱好不宜？

这不用回答。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前提一定要看当前的环境和一切客观因素，这世上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事情和百试百灵的方法，失去了前提，什么都是没用。

其实不用多说，那些民主狂们看了这个片子几乎全部陷入了选择性失明的境地，根本没有注意到其中对民主和自由的嘲讽。

我之所以给一星，不是因为这个片子不好，只是为了引起一点注意。

实际上我完全可以给四星，从全片来看，此片的导演和编剧非常高明，对民主和专制各打五十大板，同样也各赏五十纹银，这才是这部影片的真正的精髓，看不到这一点，这些民主狂们的狂欢只不过是又一场民主专制，一种专制的民主，不觉得有点意思吗，嘿嘿。

另外，有人可能会以我之矛攻我之盾，既然我说这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事情，那我说的这些就不是绝对正确了？

看似不错，实际呢，我已经对我这个结论加上了一个前提，就是在一定客观条件下是有绝对的，在一定的框架内可以绝对，出了这个框架，就不是。

而客观条件绝对吗？

万事万物什么不在瞬息万变？

所以客观条件都并非绝对，如果非要说清楚这个圈圈绕，那么只有一句话可以，那就是，绝对即非绝对，非绝对即绝对。

今天看到有一位友邻推荐一篇关于《浪潮》的影评。

这篇影评的文笔不错，用词华丽，极具感染力。

应该承认的是，这部电影我是很早以前看的，当时看完之后也有这篇影评所描述的很多感觉。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倒是很有些提醒人注意危险的味道。

的确，在这部电影中，文格尔先生只用了五天时间，就造就了一场“浪潮”，并且最终吞噬了一个学生的生命。

不过当我们追问这件事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影评的作者似乎开始打马虎眼，最终归结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性”。

作者仅仅使用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他所谓的“人性”究竟是什么。

当然，之后的跟帖就更是不靠谱的居多，穿凿附会，搞映射史学，倒是让我觉得如果66-76年的事件再次重演，还是会有很多写大字报的“人才”。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浪潮”这个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恰恰被错过了。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做一个区分。

比方说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个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家式的“外在视角”：通过建构一个因果性的说明结构，来说明人们的行为。

比方说熊培云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浪潮”中人们的行为。

不妨设想你自己就是“浪潮”中的一员，请你问问自己，熊先生给出的说明是你如此这般行动的动机吗？

当你去购买白衬衫，当你在市政大楼上涂鸦的时候，你的理由真的是心理学上的科学解释吗？

“心理学理论认为，我现在应该买白衬衫”是你行动的理由吗？

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明方式称作“外在的完备说明”。

我们会发现在豆瓣上炙手可热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属于这类说明。

显然，如果你把这样的解释说给“浪潮”中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感到你对他个人以及整个运动的亵渎，因为这不啻意味着说“你们都是被心理机制操纵的提线木偶”。

这种说明提供了“浪潮”中值得注意的社会学机制，但是这并非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浪潮之中。

心理学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注意到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实际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能流利地演奏古典音乐的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我们用“无意识”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不得要领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下，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会不会我们也同样陷入这种尴尬境地之中？

那么真正要解决的难题，恰恰是我们的境况究竟是如何的？

我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都瞄准了行动者本身，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基于行动者的解释。

当我们去思考“浪潮”的并试图给出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给出的解释是不是真的会使得那些成员接受？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可接受的行动理由背后深层的，但是这些成员显然未能反思到的结构究竟是什么。

我称这种解释为“内在视角下的完备解释”。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摒弃熊培云给出的马后炮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似乎没能明白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埃希曼》中所表达的深层的忧虑究竟是什么。

在这本著作中，恰恰应该注意到的是，阿伦特试图审视“我们”的世界，而非以一个外在人类学家的观察视角去思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重新思考整个电影的话，那么在电影中一个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蒂姆。

这位成员表现出对于整个运动几乎全身心的投入和效忠。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并非是这些已经作为结果出现的事件，而应该追索他之所以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们都是依照理由行动的。

对于我们而言，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行动，或者说之所以存在一项理由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我们相信如此这般的行动包含或者服务着某些社会价值，价值作为事实深层地促使我们如此这般的行动。

比方说当我们认为“礼貌”是值得坚持的社会价值，那么在公交车上我们就有理由给老年人让座。

当然，我们会对于这些价值具体是什么发生分歧，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些社会价值，那么实际上我们很难有效地去行动。

进一步来说，我们之所以坚持某些社会价值，并非因为这些价值本身有什么独特的部分，而在于这些价值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

比方说我们之所以坚持“友谊”这种价值，乃在于这种价值促进了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使得我们更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

如果“友谊”对我们而言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显然依然坚持它是我们值得认同的“价值”就是很古怪的说法。

不同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当我们要解释“友谊”这种价值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其他价值与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友谊”对我们的良善生活为什么是重要的。

这个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网状结构，构成了我们所认同的整全性的良善生活方案：我们并非孤立地去理解我们的道德价值，相反任何有效的道德评价必然预设了一种评价者接受的良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陷入某种古怪的虚无主义之中。

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蒂姆的境况究竟如何？

显然，电影中反复描述了一些重要但是细微的场景。

蒂姆有很多名牌服饰，可见他的父母很关照他的物质生活，但很多时候蒂姆试图和自己的父母沟通，试图谈谈自己有兴趣的话题，但是每每无果而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可以说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一种完整的精神生活，他的父母认为的好的生活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当然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蒂姆的严格要求上。

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自身独立的道德生活，或者说他并不认同这个家庭所选择的“良善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看来是毫无道德吸引力的，是一种完全的压迫性的生活方式：简言之，穷的只剩下钱了。

因此当整个精神世界形成一个真空之时，蒂姆就需要寻找自己所认同的道德生活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有人关心他想什么做什么，有人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有人认同他的价值观并且视为共同的事业。

这并非是蒂姆一个人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追求自己的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有效的社会合作。

这种社会合作并不单纯表现在物质生产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这个层面。

只有当我们认同并分享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的时候，持续性的社会合作在经验层面上才是持久可欲的。

如果蒂姆的要求并非是过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问题出在蒂姆的家庭里。

这个家庭是特殊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这个家庭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生活状态。

对于这种精神状态，可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深刻批判。

本文并不试图重复那些经典的论述，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生活，那么“浪潮”与其说是一种可怕的，基于个人鼓动和集体无意识的破坏性运动，不如说“浪潮”本身绝非是偶然之事。

我们试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空虚中寻找一个出路，寻找或者甚至可以说在流沙上重建一种道德生活。

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去思考“浪潮”，我们就会注意到为什么那些在意识中分享我们一些关于人权共识的，甚至有过纳粹掌权史的德国人，依然会陷入“浪潮”之中。

当我们深入这个运动以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某种境况的时候，用道德话语简单地批判“浪潮”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肤浅和苍白的马后炮式的说辞。

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那位“保持清醒”的女生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当然，当我们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被熊培云拉过来站台的阿伦特真正的关切是什么。

上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话，最近我的友邻总是推荐一些在我看来有欠考量的文章，让我有些不胜其烦的感觉。

这篇文章在内行看来显然是过于简陋的，并且很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

这些我都是承认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这种悲剧在这个世界上的重演，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严肃地对待这些我未能来得及展开叙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对我们生存境况的反思，埃希曼作为一个符号所提出的真正难题也就在这里。

这并非是一个心理学实验所能解决的，如果你认同我的论述，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

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中学生到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对此，历史教师Ron Jones给出的答案是：五天。

1967年，在加州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的课堂上，他通过精密布置的“教学实验”，让超过两百名学生卷入一次纳粹化的“浪潮”，甚至欲罢不能。

一切的转变，仅仅用了五天。

四十年后，德国人重新拾起了这个桥段，改拍成了电影《Welle,Die》。

改编后的剧本把情境转移到了当下的德国，Ron Jones变成了孤僻、执拗、略显神经质的“文格尔先生”——这一性格设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个留小胡子的大独裁者。

更有意思的是，片中的文格尔原本是一个激进的左翼分子，是安那齐运动的铁杆粉丝，剧本中也与时俱进地提及了当今德国社会新纳粹与无政府主义日益激化的冲突。

在一座普通城市的一所普通中学，学生们像所有正处在叛逆期的孩子一样任性、各行其是、一盘散沙；水球队总是赢不了球，剧团永远在争吵，甚至连一部像样的话剧都排练不出。

这种无精打采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某次“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

在“独裁政治”的课堂上，莱纳·文格尔面对着几十个只想混学分的学生。

“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当今的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文格尔先生意气风发，“那么我们试试看吧。

”很快，学生们被要求彼此信任、互相帮助、标准坐姿、统一制服，甚至用同样的语气和语速回答问题。

这一切新奇而有趣，固执己见者很快就被孤立和排斥。

随着“浪潮”的成立，集体主义教育的成效几乎立竿见影；“学生们干劲十足”——文格尔的试验得到了校方的默许和支持。

可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情势已经不在任何人的控制之中……影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转变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最先感到不适的，是聪明、漂亮、自我意识强烈的Karo和Mona，因为整齐划一的要求淡化了他们身上原有的光环，于是她们迟疑、退出，乃至变成反对派。

很难说她们的初始动机有没有一点自私的心态作祟，但是她们的警醒终于成为一抹难能可贵的亮色。

与之相反，在集体运动中得势的，却是平时表现平平，不受瞩目的学生。

他们之所以成为“浪潮”最忠实的拥趸，恰恰是因为集体主义的光环掩饰了自身原先的软弱无力，他们藉此得到了平时从未得到的尊重、关注与信任。

这种对于群体认同的依附成为了危险的种子。

当“软脚虾”Tim最后用枪指着文格尔，文格尔只是平静地说：“你杀了我，就没有人可以领导浪潮了。

”一句话即让Tim彻底崩溃，因为对他而言，生存的意义已然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一个强大的集体，和一个强大的凌驭者——而他又深知自己永远不能成为这样的角色。

伏尸二人，血流五步。

文格尔先生最后在警车上陷入了无尽的困惑——一次旨在揭露独裁政治危害性的课堂实验，却是如何展示出“万众一心、其利断金”的欺骗性，甚至让他自己也迷失方向？

一个参与过无数次街头运动的自由主义者，却是如何在几天内变成一个一呼百应的独裁者？

一个互助的、奋发向上的氛围为什么最终会被两声枪响彻底粉碎，让所有人重新陷入迷惘与不甘？

回顾一切发生之前，那所涣散的、毫无朝气的学校——那未必是最好的状态，但的确是最安全的状态？

就影片本身而言，对题材的处理或许流于浅表，但其表现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仍值得尊敬。

过去在一系列影视作品甚至电子游戏中——无论是《重返德军总部》、《地狱男爵》，抑或更早的《吸血纳粹僵尸》，都出现了把纳粹主义妖魔化的倾向，如此轻率的健忘令人无语。

自由主义与专制之争从来就不是至善与至恶的斗争，纳粹也根本不是从天而降的政治怪兽，它是个人对“同质化”的基本诉求，它就在我们身边，出现于每一个普通人的闪念之间；根本无需特制的培养基，稍不留意，它就会茁壮成长，吞噬一切。

一个失意的画家、一个平凡的教师都可以让它复活。

并不是只有德国人才应给予足够的敏感。

在2008年的圣丹斯电影节，文格尔的原型Ron Jones出席了《Welle,Die》的全球首映式。

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Ron Jone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

关于《浪潮》德国人对于二战有深深的负罪感，所以本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德国人把它拿去改编，成了自己的民族反思。

而我们中国同样有一段诡谲的历史。

官方话语对此极力回避，而民间话语则恰恰相反，极其敏感——这也许是对官方的反抗——于是看到《浪潮》，我们毫不犹豫地High了。

德国人给自己的电影贴上了标签：“极权政治反思”；我们则从观影过程中获得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

只是，这种快感是否真实？

德国人的负罪感过于沉重，这有时候让他们太敏感，对一些东西过度诠释；我们的官方话语过于强大，而它对那段历史的回避很让人愤懑，于是有时我们寻找突破口时不顾对象。

刚看完电影的那种压抑的兴奋感平息后，我们再来仔细审视《浪潮》，似乎可以问：从“展现极权主义的可怕”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否合适？

或者说，哪怕也许导演的目的便是表现极权主义的可怕，但电影最后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么？

当站在批判极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解释为何那帮德国中学生只不过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统一着装便会陷入集体的狂热；而我们这些光荣正确、从小便坐姿端正、一直都穿着大麻袋一样校服的“红旗下的蛋”却不会对我们的班主任顶礼膜拜。

当只着眼于极权政治对人理性和自由的剥夺时，我们很难解释的是：为何人们要这么做——为何明知道有问题还要往屁颠屁颠往集体里钻——要知道，哪怕经历过纳粹，哪怕它一直都有专制传统，相对而言德国也是个民主、自由氛围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家。

同时，这个名为“浪潮”的可以被称得上“新纳粹”的运动，它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蒂姆最后杀人、杀己。

然而，蒂姆本身便有心理缺陷。

而他最后开枪，不是因为在“浪潮”的裹挟下身不由己，而恰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浪潮即将解散、自己的人生没了寄托从而心理崩溃，导致了悲剧。

二战悲剧对人的伦理观造成巨大冲击。

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

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

她写道：“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平庸的恶”是一种肤浅的恶，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任何深度的恶。

假如影片里，马可真在浪潮成员的一片喊杀声中被伤害或杀死，那才真正表现了极权政治的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平庸的恶”。

幸运的是，浪潮在这时候戛然而止了。

文戈尔老师及时提醒大家：这么做便是纳粹。

而蒂姆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接受自己所倾心的“集体”就此消失，从而精神崩溃，酿成了惨剧。

如果我们将蒂姆造成的悲剧当作极权的恶，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消解了极权的恶的真正含义。

因为若如此则这意味着，极权之所以会造成罪恶，是因为有社会上的失败者存在，是因为有精神失常者存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潮》对极权的批判是无力的，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可以达到的高度。

这并不是说电影表现了一些似乎是极权政治好的方面，比如说能让人们团结一起“办大事”,给了人家的感觉、让找到了归属感等等。

实际上，这些恰好是极权政治应有之义。

“严酷的专制统治，它的灵感可以来自温馨的家庭观念”（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影片真正的无力在于，作为一部旨在反映极权政治的电影，它所展现出了最大悲剧，却与极权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

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

1967年，美国教师Ron 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

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

事后，Ron 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不单在评论《浪潮》时人们会提到这个实验，但人们在提到它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Ron Jones的那段话给忽视掉。

因为这段话会让Jones的实验变得复杂、不纯粹，它会让我们在评价这个实验时要有更多的顾虑和思考，而无法甩开膀子就此事向极权主义直接开炮。

然而，孤独和无助对人心灵的啃啮往往超出我们预料。

所以对于极权政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其罪恶上，Jones的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

实际上，哪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和西伯利亚冰原上以及几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烂熟于心，今天的我们也未必可以抵挡住极权政治的诱惑。

因为当我们虚弱不堪时，“家庭的温暖”显而易见，而制度的恶不但隐藏极深，而且似乎最后还可以为个人开脱责任。

哈耶克在论述人们为了一些福利而放弃自由选择计划经济是愚蠢的时，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然而这是个几乎人人都懂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人往往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短视、犯贱。

《浪潮》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

但除了让我们得以享受话语的狂欢、表达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之外，“为何一群喝着自由主义的奶长大的中学生会如此轻易地被极权政治所俘获”这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系列的标签和跟风的喝彩、甚至无谓的谩骂声中被忽视掉。

Ron Jones，赖纳•文格尔的原型。

　　Jones 的自述（1972）　　多年来，我留藏着一个奇怪的秘密。

我与200名学生一起共有着这种沉默。

昨天，我偶遇了其中一名学生。

有一瞬间的恍惚，我感到光阴回到了曾经。

　　Steve Gonigio曾是我的世界史课程的一名高二学生。

我们完全是意外相遇的。

那是教师们最意料之外的场合之一——你沿街走着，在一家僻静的小饭馆吃东西，或是在购买内衣，这时一名以前的学生冒出来向你打招呼。

这一次，是Steve沿街跑下来，喊着“Jones先生，Jones先生”。

我们尴尬地拥抱着，互相问候。

我不得不回想一会。

这个拥抱我的年轻人是谁呢？

他叫我“Jones先生”，那一定是以前的学生。

但他叫什么名字？

在我迅速回忆的间隙，Steve感到了我的疑问，并退后了一步。

然后他微笑着，慢慢抬起一只手，做成凹下去的姿势。

天啊！

他是“第三浪潮”的成员！

那是Steve，Steve Conigio。

他坐在第二排。

他是个敏感机灵的学生，会弹吉他，喜欢戏剧。

　　我们就那样站在那儿，互相微笑，而我则也无意识地抬起手做了个弯曲的姿势。

这个行礼姿势是灵活的。

两个同事在战争后很长时间相遇了。

“第三浪潮”依然存在着。

“Jones先生，你还记得‘第三浪潮’吗？

”我当然记得，那是我在教室中所经历过的最令人惊恐的事件之一。

那也是秘密的源泉，这个秘密将由我与200名学生终其余生来悲哀地共有。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说笑着，谈论有关“第三浪潮”的事。

然后就是分别的时刻了。

那感觉很奇怪。

你以这种碰巧的方式遇到了以前的学生。

你抓住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些时刻。

握紧它们。

然后告别。

不知你们下次何时甚至能否再见面。

噢，你们保证会给对方打电话，但实际并不会。

Steve还会继续成长与改变。

我是Jones先生。

Steve转过身，向我行了个无声的礼。

手臂上抬，做成弯曲的波浪的形状。

我也将手臂弯成相似的样子，向他回了礼。

　　“第三浪潮”。

好吧，最终看来它还是可以被谈及的。

这里我遇到了一个学生，关于这场噩梦，我们谈了几个小时。

这个秘密最终一定会黯淡下去——这花了三年。

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任何人，关于“第三浪潮”的事情。

现在，它只是一个梦，要被记住的、而不再是我们所试图忘记的东西。

这就是它如何开始的——我认为，是Steve提出的一个问题，碰巧式地开启了“第三浪潮”。

　　那时我们正在研究纳粹德国；我的讲授被这个问题打断：“为什么德国人声称，他们对于屠杀犹太人并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是市民、铁路列车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清楚有关于集中营和人种灭绝的事实？

为什么有些人作为犹太人的邻居甚至是朋友，却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并不在场？

”这是个好问题，连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时学年还剩下几个月，而我也曾经历过二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决定花费一周来探索这个问题。

　　“纪律铸造力量”　　周一，我向我那些高二年级的历史课学生们介绍了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显示了纳粹的特色——纪律。

我讲解了纪律的妙处。

为在一项体育运动中获得成功，一位运动员要如何刻苦而有规律地训练？

为让一个动作变得更加完美，一位芭蕾舞者或是画家要如何刻苦地工作？

还有科学家为追求一种构想而献出的耐心。

这就是纪律。

它是自我训练、控制，是意志的力量，是为获得优秀的精神上与身体上的能力而付出的肉体的艰苦，是根本的胜利。

　　为了体验纪律的力量，我邀请——不，我命令整个班级练习并采用了一种新的就座方式。

我阐明了良好的坐姿对于强制集中注意力和增强意志力会有多大的辅助作用。

实际上，我正是以这种坐姿指导全班。

这种坐姿要求把双脚在地面放平，将双手交叉平放在背后，来强制脊柱挺直。

“你们没感觉到这样你们可以更轻松地呼吸了吗？

你们变得更加警觉而敏捷。

你们难道不感觉更好吗？

”　　我们一次次练习这种立正一样的姿势。

在坐着的学生们身边的过道上，我踱来踱去，指出他们的小瑕疵，让他们进步。

良好的坐姿成为了学习中最重要的方面。

我让全班解散，允许他们离开座位，然后出其不意地召他们回来并以这种端正的坐姿坐好。

在这种迅疾的练习中，全班学会了在15秒之内，就完成从站着到以这种坐姿坐好的动作。

在紧凑的练习中，我不断强调双脚平行、地面放平，双踝锁定，双膝直角，双手交叉、平放背后，脊椎挺直，下颌收住，头部向前。

我们还做了喧哗类练习，其中说话只能 在接下来几分钟的练习任务中，他们不断进步，全班都能够一声不发地完成从室外的站姿到自己座位上的坐姿的过程。

这一机动过程仅花费5秒钟。

　　多么奇怪——学生们接受这种统一的程式行为有多快！

我开始好奇，他们到底能被驱使到多深的程度？

这种对服从的展示，究竟只是我们在玩的一个暂时的游戏，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种对于纪律与一致的渴望是一种本能需要吗？

一种被我们隐匿在特许经营的饭店*和电视节目编排中的社会本能？

　　【*特许经营的饭店：原文为franchise restaurants——译者注】　　我决定将班级的忍耐力进一步前推至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动作。

在课堂的最后25分钟内，我引入了几条新规则。

学生们必须于铃响前在教室中用那种端正的坐姿坐好；必须带铅笔与纸来做笔记；在提出或回答问题前，学生必须站在桌边，并且以“Jones先生”作为开场白。

我们还练习了“静默阅读”的讲习会。

那些回答得懒散迟缓的学生遭到了斥责，而且都要不断重复自己的动作，直到表现出典型的规范与尊敬。

　　回答所表现出的强度与速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回答的内容本身。

为了强化这一点，我要求所有的回答必须限制在3个字（单词）以内。

那些努力提出或回答问题的学生受到了嘉奖。

而且，他们会因为表现出干净利索而彬彬有礼的举止而受到认可与表扬。

不久，全班都开始踊跃地提出或回答问题。

课堂的参与水平由以往的寥寥几个左右着讨论过程的学生扩展到了全班。

甚至是初到的学生，在回答的质量方面也有了逐步的提高。

似乎每个人都听得更加用心。

新人也在发言。

回答开始加长，因为那些曾经通常犹豫不敢发言的学生也为他们的努力找到了支持的力量。

　　至于我在这种练习当中的参与——我只是提出问题。

为什么我之前没想到过这种技巧？

学生们看上去对于得到的任务更加专心，并能够准确地复述事实与概念。

甚至他们提问的水平也更高了，并且对待彼此更加富有同情心。

怎么会这样？

这里，我营造了一种专制式的学习气氛，而这看上去非常富有成效。

现在我开始沉思的，不是这个班级能被驱使得多深，而是我对于开放的课堂和自主选择式学习的观念将会改变多少。

难道我那些对于卡尔·罗杰斯*的信条即将枯萎消亡了吗？

这次实验将走向何处？

　　【*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

——译者注】　　“团结铸造力量”　　周二，也就是实验的第二天，我走进教室，发现所有人都按照那种端正的坐姿安静地坐好了。

其中有些人的脸上挂着放松的微笑，这种微笑是源自于他们取悦了老师。

但是大多数学生非常郑重其事，专注地看向正前方。

颈部肌肉僵硬了。

没有微笑的征兆，没有想法，甚至没有问题。

为了这个动作，每一束纤维都拉紧了。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气氛，我走向黑板，以大写字母写下了：“纪律铸造力量”。

在它下面，我又写了第二条准则：“团结铸造力量”。

　　全班都在这种凝固般的死寂中坐着，我开始讲授我的课程，关于团体的价值。

在游戏的这一阶段，我的内心激烈辩论着，是终止这个实验还是继续。

之前我没有计划到如此强烈的服从程度。

实际上，对于这个关于纪律的想法能够如此实施，我感到异常惊诧。

就在我内心激辩着是停止还是继续时，我还在不断地讲述着关于团体的事情。

我以我曾作为一名运动员、教练和历史学者的经历来编造故事。

这很简单。

团体，就是一同工作与奋斗的个体间存在的结合力。

它是与你的邻居一同搭起一座谷仓。

你觉得自己是本人以外的某种的东西的一部分——一次运动，一个团队，一场比赛*，也是一种动机、目标或理想（cause）。

　　【*比赛：原文为La Paza，西班牙语。

——译者注】　　要后退，为时已晚。

我现在体会到天文学家为什么总不懈地看向天文望远镜。

我越来越深地探究到了群体和个体的行为的推动力，并形成了我自己的观点。

还有很多东西尚待看见、尚待理解。

许多问题萦绕于我的脑际。

为什么学生们能够接受我所强加给他们的权威形象？

对于这种最高指挥官式的举止，他们的好奇心或是抵触感哪去了？

这一切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在我描述了有关团体的事情后，我向班级重申，像纪律一样，要理解团结，也必须亲身经历。

为给他们提供一次与团体相遇的机会，我让全班背诵：“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

首先，我让两名学生站起来，让他们回忆我们的格言。

接着，又加入两名学生，直到全班都站起来背诵。

这很有趣。

学生们开始望向彼此，感到了归属感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能力，都是平等的。

他们在一起做些什么。

我们把整节课都用来做这些简单的动作。

我们齐声背诵格言，循环往复；或者说，用不同的音量。

我们总是一齐说着，强调着得体的坐、站、说的方式。

　　我开始把自己想成实验的一部分。

我喜欢学生们展示出来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

看到他们那样满足、并有激情去做更多，是非常值得的。

要把自己从班级正在发展的那种势头和一致性中抽离出来，我发现这越来越难了。

我受着这个团体的支配，正如我也在引导它。

　　课堂时间要结束时，我不假思索地创造了一个班级礼节。

这是只为本班级成员而设立的。

要行这种礼，需要把右手举起，朝着右肩做一个弯曲的姿势。

我把它叫做“第三浪潮礼（the Third Wave salute）”，因为这里的手很像一个即将打下来的大浪头。

其中“三”的想法来自于与海滨有关的知识，即波浪是一环环来到的，而在每一组波浪中。

第三波浪潮都是最后、也是力量最大的。

既然已经有了礼节，我便规定：在教室之外，也要用这种礼节来问候本班级的任何成员。

当下课铃响起，我让全班都保持完全的静默。

每个人都肃穆地坐着，我慢慢地抬起手臂，把手做成弯曲的姿势行礼。

这是一种无声的识别标志，有些特别。

没有命令，但全班同学都回了这个礼。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班级的学生们都会以此互相问候。

你可能正在沿大厅走着，这时有三个学生突然走向你，每个人都闪电般的快速行了个礼。

在图书馆和体育馆，学生们也会被看到在做这种奇怪的，像是手的摇摆舞的动作。

你也可能在两名学生互相行礼之后，听到自助食物的碰撞声。

30个人做着这种奇怪的旋动，这其中的奥秘很快为这个班级和这个关于德国人人格的实验吸引来更多的注意力。

许多本班级之外的学生询问他们能否加入。

　　“行动铸造力量”　　周三，我决定给那些希望继续我所谓的实验的学生，每人发放一张成员证。

没有一个人决定离开这个教室。

现在，活动的第三天，教室里已有43名学生。

其中13名学生为参加这个实验而翘了课。

当全班都端正地坐好时，我给每个人发放了一张卡片。

我在其中的3张上各打了一个红色“×”的标志，并告诉收到这三张卡的人，他们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向我报告那些不遵守课堂纪律的人。

接下来，我进一步开始阐述行动的意义。

我告诉他们，如果没有行动，纪律与团结将变得毫无意义。

我探讨了为一项行动而担当起全部的职责，这种行为的妙处。

由于你对自己，以及你的家庭或团队信服得如此彻底，你将不惜一切去维护它们、保卫它们以至于扩展它们。

我强调了，艰苦的努力以及彼此忠诚将会如何促进更快的学习以及获得成就。

我提醒学生们，当在比赛中获得伤痛、遭遇羞耻时，仍身处班级中是什么样的感觉；从体育馆到阅读课，学生们都在互相斗争的境况；那种从不行动、从未成为某种东西的一员、从未互相支持的感觉。

　　没有人提示他们，但此时学生们全部站了起来，表达他们的赞扬和感激。

“Jones先生，我第一次学到这么多东西。

”“Jones先生，你为什么不一直这样讲课呢？

”我被震惊了！

不错，我一直在一种受到极端控制的设定下向他们灌输信息，但是他们竟对此感到自在和接受，这一事实开始显露出来。

花费时间与精力来写关于德国人人格的作业——这种任务被学生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意识到这一点，很令人困惑不安。

学生在学习技能方面的表现显著进步。

他们在学着更多的东西。

而且他们看上去还想要更多的东西。

我开始想，学生们可能会去做我分派给他们的任何事情。

我决定一探究竟。

　　为给学生们提供亲身行动的经历，我口头分配给每个人一个任务。

“你的任务是设计‘第三浪潮’的横幅。

”“你来负责不让任何非‘第三浪潮’成员进入教室。

”“我要你在明天之前记住并能背诵每一位‘第三浪潮’成员的姓名和地址。

”“你要负责劝说附近小学的至少20个孩子，告诉他们我们的坐姿对于更好的学习是必须的，并且训练他们。

”“你的工作是在课堂结束前读完这本小册子，并把它的全部内容向全班做报告。

”“我要你们每个人，给我一个你们认为可能加入‘第三浪潮’的可靠朋友的名字和地址。

”……　　为结束这种亲身行动的集会，我指导了学生们一个引入新成员的简单步骤。

它是这样的：一个新成员，只需一位老成员介绍，并由我发放一张成员证即可。

一收到这张成员证，这个新成员必须马上弄清我们的各种规则，并保证服从它们。

我的通告激发出了一种热情。

　　整个学校都被猜测与好奇带动起来了。

它影响了每一个人。

学校的厨师询问“第三浪潮”的曲奇饼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当然是巧克力片。

我们的准则还进入了一次下午的全体教职工会议——在会上我受到了“第三浪潮礼”；我回了礼。

图书馆员为横幅而感谢我，她在了解后立即把它挂在了图书馆入口上方。

*截止这一天结束，已有超过200名学生被批准加入该组织的行列。

我感到非常孤寂，甚至有点惊恐。

　　【*图书馆员……上方：原文为The Librarian thanked me for the 30' banner on learning which she placed above the library entrance.——译者注】　　我大部分的恐惧是在“告密”事件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

尽管我只正式指定了3名学生向我报告行为不端者，然而大约有20名学生来到我这里，向我报告Allan怎么没有行礼，或是Georgine说了批评我们的实验的话。

这一监视事件意味着全班的半数学生已以观察并举报自己班上的同学为己任。

在这样突然爆发的报告潮中，似乎一个合法的阴谋正在进行……　　班上的3位女生告诉了她们的父母关于我们的课堂实验的事情。

迄今为止，这3位女生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

她们彼此间都是好友。

她们拥有一种无声的信赖，并且以学校里这种给予了她们学术性与领袖力的背景为乐。

在实验的日子里，我很好奇，她们对于课堂里这种平等主义的形体重塑做何反应。

她们已习惯于因成功而获得奖励，而这种奖励在该实验中不复存在。

质疑与推论的智力能力在实验中也毫无所存。

在这种好战的氛围中，她们似乎惊呆并忧郁了。

现在回看，她们表现得很像那些所谓“无学习能力”的孩子。

她们旁观这些活动，只以一种机械般冷漠的方式参与其中。

尽管别人都冲进来，她们却控制着自己，只是观望。

　　她们告诉父母关于实验的事后，引起了一小系列的事件。

这几位家长中一位的犹太教牧师*给家中的我来了电话。

他非常有礼貌，而且和蔼可亲。

我告诉他，我们只不过是在研究德国人的人格。

他似乎很愉快，并告诉我不要担心。

他会与那几位父母谈谈，让他们的关注稍稍冷静下来。

通话结束后，我联想起了历史上那些类似的对话——牧师接受那些站不住脚的前提条件，或是为之致歉。

如果他大发雷霆，或是单纯地调查情况，那该有多好！

那样我就可以向学生们举出公开反抗的例子；但是没有。

这位犹太教牧师也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

他成为了一名拥护者、一名共犯——他让我继续保持着对实验中那种压抑感的无知。

　　【*犹太教牧师：原文为rabbi。

——译者注】　　第三天结束时，我很疲惫。

我感到混乱。

在角色扮演与行为受控中的平衡已无法区分。

许多学生已经完全进入了成为“第三浪潮”成员的状态。

他们要求其他学生严格遵守规定，并威吓那些轻视这次实验的人。

另一些学生则沉迷于这次活动，扮演着自我分配的角色。

我尤其记得Robert。

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他的体型很大，几乎从未显示出什么学习的技能。

但是为获得成功，他比我已知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尝试。

他上交了非常精致详尽的每周报告，从图书馆里的参考书上逐字翻录而来。

Robert与学校中许多孩子那么相似，既不出类拔萃，也不惹是生非。

他们并不聪明，不能参加体育团队，也不为吸引注意而标新立异。

他们仿佛是消失无形的，让人注意不到。

我开始知道Robert这个人的唯一原因，是我发现他在教室里吃午餐。

他总是独自一人吃午餐。

　　而“第三浪潮”给了Robert在学校的立足之地。

至少他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他可以做些事情。

参与。

有意义。

这也就是Robert所做的。

周三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发现Robert跟着我，我问他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微笑着（我想之前好像从未见他笑过）称：“Jones先生，我是你的贴身保镖。

我怕你会出点什么事。

我能干这个吗，Jones先生？

”面对这样的担保与微笑，我无法拒绝。

我有了贴身保镖。

他整天为我开门、关门。

他总是走在我的右侧，笑着向其他班级成员行礼。

他无时无处不跟着我。

在教职工休息室（学生禁入），当我大口喝咖啡的时候，他就在门口无声地立正。

当一名英国教师与他搭讪、说他是“教职工室里的学生”时，他只是微笑着告诉这位教工，他不是学生。

他是一名贴身保镖。

　　“荣耀铸造力量”　　周四，我开始计划着结束这次实验。

我又疲惫又担心。

许多学生越轨了。

“第三浪潮”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心。

我自己的情况也相当糟糕。

我现在本能地以一种独裁的发号施令者的身份行事。

噢，我是仁慈的。

并且，我每天都要就这次学习实验的好处与自己争论。

就这样，实验的第四天我开始失去了自己的论据。

当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角色扮演时，我却越来越少地回忆这次实验合理的起源与目的。

我发现即使在不必要的时候，我也开始滑进角色本身。

我想知道并不这样的人是否很多。

我们得到或者自取一个随意的角色，然后就为迎合这种形象而弯曲自己的生活轨迹。

不久，这个形象就成为了他人唯一接受的身份。

因而我们就变成了这个形象。

我所创造的这种情况与角色带来的问题是，我无暇思考它将去往何处。

我身边的事件凌乱不堪。

我担心学生们做出他们将会为之后悔的事来。

我也为我自己担心。

　　我再一次想到，是结束这次实验，还是听由它自己前进？

两种观点都难以实行。

如果我停止实验，许许多多学生将遭半途而弃。

他们已将自己置于同等者之前，陷于激进的行为之中。

从情感上与心理上来讲，他们都已将自己张扬在外。

如果我突然地将他们带回教室的现实中去，那我在今年的剩余部分都将面对一群迷惑不解的学生。

要把Robert一类的学生强压回座位上、告诉他们这只是个游戏，这太痛苦了。

他们会受到那些更聪明的、以一种谨慎有度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学生的冷嘲热讽。

我不能让Robert们再次失落下去。

　　另一种想法，也就是放任其自流，更加不可能。

事情早已失控了。

周三晚上，有人闯进屋子，“洗劫”了这个地方。

我后来发现这是某个学生的父亲。

他是一位曾在德国战俘营中度日的退休空军上校。

一听说我们的活动，他便无法自抑，便于晚间闯进了屋子，并搞得它一塌糊涂。

我早上发现了背靠在教室门上的他。

他向我讲述了他那些死在德国的战友。

他抓住我，不断地摇晃。

以断断续续的口吻，他恳求我理解他，并送他回家。

我打电话叫来了他的妻子，他在邻居的帮助下走回了家。

接着几个小时内，我们谈些关于他的感觉和行为的事。

但从周四早上的那一刻开始，我开始益加关心学校可能发生什么。

　　我们的活动会怎样影响到学校的教职工和其他学生，我越来越担心。

“第三浪潮”扰乱了正常的学习秩序。

学生们翘课来参加，而学校的辅导员开始质询班里的每个学生。

学校里真正的“盖世太保”正在工作。

面对这个在各方面爆炸式膨胀的实验，我决定尝试一个老的篮球策略。

当你面对着很大的困难的时候，能采取的最好措施就是意料之外的。

那就是我所做的。

　　到周四，班级已经壮大到80余名学生。

惟一能让他们达到一致的地方就是那条“无声端坐”的强制纪律。

当一整个屋子的人都在完全集中注意力且满怀期盼地坐着时，一种奇怪的寂静便会产生。

这使得我可以从容地靠近他们。

我谈及荣耀。

“荣耀比举止和礼节更加重要。

它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身上取走的东西。

荣耀就是自知自己是最好的……这是不可破坏的……”　　在这段渐入高潮的演讲中，我突然降低嗓音，宣布“第三浪潮”的真正起源。

用一种低沉而有条理的音调，我阐明了“第三浪潮”的背后是什么。

“‘第三浪潮’不仅是一次实验或是教室活动。

它比那些重要得多。

‘第三浪潮’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旨在寻找那些愿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而奋斗的学生。

是的。

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这项活动，就是在为真正的目的而实践。

全国范围内，像我一样的教师一直在招募并训练一个能通过纪律、团结、荣耀与行动来向国家展示出一个更好的社会的青年团队。

如果我们能改革学校运行的体制，我们就能改革工厂、商店、大学以及其它一切机构的运行体制。

你们就是被选召出来促进这一事务的青年人。

如果你们能够站起来展示出你们在过去四天内学到的东西……我们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　　我们可以赋予它新的纪律、团结、荣耀与行动的意义。

一种新的目的。

一切都只取决于你们和你们的意愿来表明立场。

”　　为了给我庄严的话语赋予些真实感，我把注意力转向班里的三个女生，我知道她们曾经质疑过“第三浪潮”。

我要求她们离开教室。

我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并指派了4名护卫，负责护送她们到图书馆和阻止她们周五进入班级。

接着用一种戏剧化的语气，我告知全班，周五将有一个特别的午间集会。

是一个仅面向“第三浪潮”成员的集会。

　　这是一次狂放的赌博。

我就在那一直讲着，担心一旦我停止，会有人大笑或是问一个问题，然后整个计划就会在混乱中泡汤。

我解释着，周五中午，本组织的全国主席的候选人将宣布“第三浪潮青年计划”的成立。

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处而来的1000余个青年团队将会站出来表示对于这样一次运动的支持。

我还透露，他们就是被选出的本地区的代表。

我还询问他们能否表现优秀，因为新闻界已被邀请来记录这次事件。

没人大笑。

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嘀咕。

与此迥然不同，一股狂热的兴奋席卷整个屋子。

“我们能行！

”“要穿白衬衫吗？

”“能带朋友来吗？

”“Jones先生，你看到《时代》杂志上的广告了吗？

”　　这条谈论完全出于巧合。

即期《时代》杂志等出了一整幅的彩页广告，是某种木器。

广告商把产品定名为“第三浪潮”。

广告用红、白、蓝色的大写字母写道：“第三浪潮正在涌来。

”“Jones先生，这也是运动的一部分吗？

”“是暗语吗？

还是别的什么？

”“是的！

现在认真听着。

　　“这都是为明天安排的。

12：00前十分钟，在小礼堂坐好。

准备好展示你们所学到的纪律、团结与荣耀。

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此事。

这次集会只针对成员。

”　　理解铸造力量　　周五，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一大早都在为集会而布置礼堂。

11：30，学生们开始进屋；一开始几个学生来寻路，接下来越来越多。

一排排开始坐满。

一种隐秘的安静覆盖了整个屋子。

人群的上方，“第三浪潮”的横幅像云一样挂起。

十二时整，我关上屋门，并在每个门处都安排了警卫。

我的几位装扮成记者和摄像师的朋友开始与人群互动，拍照并草草做一些匆忙的描写。

一组照片被拍下来了。

200余名学生挤在屋子里。

没有一个空座。

这个团队似乎由不同类别的学生组成。

有运动员、社交上的杰出者、学生干部、不合群的人、常早退的孩子、单车骑手、装作时尚者、学校达达主义艺术家的代表，还有一些住在干洗店里的学生。

然而，当他们用一种极其端正的坐姿坐着时，整个团体仿佛就是一支军队、一股力量。

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聚焦在我放在室内前面的电视。

没有人动弹。

整个屋子没有一点声音。

仿佛我们都是一次诞生的见证人。

这种紧张与期盼是超越信念的。

　　“在把频道换到将于5分钟内开始的全国会议前，我要向媒体展示一下我们训练的程度。

”这样说着，我行了礼，随之而来的是200只手臂的回礼。

然后，我说出了“纪律铸造力量”的话语，接下来就是学生们异口同声的反复吟诵。

我们做了一次又一次。

回应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大。

记者们绕着这个仪式不断地快速摄影，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被忽略了。

我重申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并再一次要求学生们表示出对此的忠诚。

这是我最后一次让谁来背诵了。

整个屋子在发自喉咙中的嘶喊中震颤——“纪律铸造力量”。

　　12：05了。

我把屋里的灯关掉，快步走向电视。

室内的空气仿佛都榨干了。

难以呼吸，更难以说话。

仿佛这些灵魂呐喊的高潮将一切都轰出了屋外。

我打开电视。

我现在站在电视旁边，直面着装满了人的屋子。

电视发出一片明亮的磷光。

Robert就在我的身边。

我对他耳语，让他密切关注接下来的几分钟。

屋子里惟有的亮光来自电视，它正对着屋子里的脸庞们。

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这片光，但它的画面没有丝毫变化。

屋子里陷入一片死寂。

屋中人与电视间仿佛正进行着一场精神上的角力。

而电视赢了。

调试用的白光屏并没有突然变出一位政坛候选人。

它一直“吱吱”地响着。

而观看者也仍在坚持。

一定会有节目的。

一定就快到了。

在哪里？

人们仍在对着电视出神，仿佛有几个小时。

12：07了。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片空空的白光。

不会开始的。

人群陷入焦虑，接着是沮丧。

有人站起来大喊，“没有什么领袖，不是吗？

”所有人都震惊了，先回头望向那位沮丧的学生，紧接着向电视转回来。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怀疑。

　　在这一片混乱的时刻，我缓慢地向电视挪动。

我关掉了它。

我感到屋子重新灌满了空气。

屋子仍在一片凝固的寂静之中，但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人在呼吸。

学生们把手臂从椅子后面收回来。

我本料想着，问题会像洪水般涌来，但得到的却是极端的寂静。

我开始讲话。

每一个字好像马上就被拽出口中然后吸走。

　　“认真听，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坐下。

根本没有什么领袖！

没有什么叫做‘第三浪潮’的全国青年运动的东西。

只是你们已习惯了。

被控制了。

被你们自己的欲望所操纵，驱使到你们现在发觉的这个地步。

你们与我们所学习的德国纳粹分子别无二致。

　　“你们以为自己是被选出来的，以为自己比屋子外边的那些人更强。

为了得到纪律与优越感的良好感觉，你们交换出了自己的自由。

你们选择了去接受集体的意志，以及自己坚定信念之上的弥天大谎。

嗯，你们自己想着，只是为寻乐而参与这事，想着自己任何时候都能抽身而去。

但你们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你们已经走了多远？

让我给带你们看看，你们的未来是什么。

”　　说着，我打开了后面的投影仪。

它迅速地照亮了电视后面挂着的一块白布。

很快，庞大的人群出现了。

纽伦堡集会*上的呐喊声猛地冲入视野。

我的心头受到一阵重击。

在幽灵般的影像中，第三帝国的历史在屋子里展示出来。

纪律。

巨大的谎言。

傲慢。

暴力。

恐怖。

人们被推上货车。

集中营里仿佛看得见的恶臭。

没有眼睛的脸庞。

审判。

被无视的恳求与辩护。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已。

我的工作。

突如其来地，影片在一个镜头处定格。

“每人都必须承担责任。

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丝毫没有参与其中。

”　　【*纽伦堡集会：德国纳粹党曾于1933、1937、1938等年多次在纽伦堡召开盛大的集会。

文中所指不详。

可能指的是1937-09-05召开的集会，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纳粹集会。

——译者注】　　当影片最后的片段在投影仪上闪过时，室内陷入一片黑暗。

我感到腹部发痛。

屋子闷得闻上去像一间密室。

没人动。

仿佛每个人都想细细剖析这一时刻，弄明白出了什么事。

仿佛从一场沉睡与梦中惊醒，整屋的人开始慢慢恢复意识。

我等了几分钟，才让每个人都反过劲来。

终于，疑问出现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盘问那假想的情况，以及期盼发现这次事件的意义。

　　在仍旧昏暗的屋子里，我开始解释。

我承认了自己的弊病以及懊悔。

我告诉与会者，要完整地解释颇需花费些时间。

但一开始，我便感到自己正从一个自省着的参与者，向一个老师的身份转变。

当老师更轻松。

我开始客观地描述之前发生的事。

　　“通过一周以来的经历，我们都体味到了，生活在纳粹德国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了解了，创造一个严守纪律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感觉。

建立一个特别的社会。

对这个社会保证忠诚。

用规则来代替理由。

是的。

我们都将塑造出优秀的（纳粹）德国人。

我们会穿上制服。

会在朋友邻居遭到咒骂直至迫害时转过头去。

会在‘防御’工厂里工作。

是的，我们已经稍稍知道了，找到一个偶像是什么感觉；感到自己很强大，并控制着命运是什么感觉。

我们知道了被遗弃的恐惧、做对了事而被赞扬的愉悦。

成为头号人物。

成为正确者。

当被带到了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也许是感觉到了，这样的行为将会朝何种方向发展。

过去的一周里，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某种东西。

我们看到了，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别的什么人所做出的东西。

不。

它就在这里。

在这间屋子里。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中。

擦去表面现象，它就出现了。

这是潜藏在我们所有人内部的一种东西。

我们像带着疾病般带着它。

是‘人性本恶’因而无法善意相待的观念。

是社会秩序需要强大的领袖与纪律来维持的观念。

还有些别的——道歉的行径*。

　　【*道歉的行径：原文为The act of apology。

——译者注】　　“接下来是我们要体验的最后一课。

这最后一课或许是最重要的。

这一课就是那个让我们开始投入纳粹生活研究的问题。

你们还记得那个问题吗？

那是对于德国民众声称自己与纳粹运动无关且毫不知情的疑惑。

如果我能记清那个问题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德国的士兵、教师、铁路列车员、护士、税收员乃至最普通的公民，怎么会在第三帝国终结之时，宣称自己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指对于犹太人的灭族行为）毫不知情？

当国民们本身就是某种事物的一部分，又怎么会在最后宣称自己并不真正相干？

是什么让人们可以抹去他们自己（参与）的历史？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或是几年内，你们可能就有机会回答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对于法西斯式心理状态的实践很彻底的话，那么你们中不会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参加了‘第三浪潮’的这次最终集会。

如同（纳粹）德国人一样，你们难以向自己承认，自己走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父母得知，你们为了口头命令和看不见的领袖而甘愿放弃个体的自由与权力。

你们不能承认自己被操纵了而成为一个追随者，不能承认自己接受了‘第三浪潮’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你们不会承认参与了这个狂热的行为。

你们会把这一天、这次集会保守成为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我与你们共有的秘密。

”　　我从屋里的三架相机中取出胶片，把胶片曝光。

这次行动结束了。

实践结束了。

“第三浪潮”结束了。

我的目光越过自己的肩头向后瞥去。

Robert在哭泣。

学生们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无声地鱼贯走入室外的光明中。

我走向Robert，用手臂搂住他。

他啜泣着，无法自持地大口吸入空气。

“都结束了。

”“没关系。

”我们彼此安慰着，在激动的学生人流中停滞着。

有些学生转回来，短暂地抓着我和Robert。

其他人敞开了哭着，紧接着又擦去不断流下的泪水。

人们环绕彼此，抓着彼此，向门口、向外面的世界移动着。

　　学校里的一周内，我们完全共有着我们的生活。

如同所预料到的，我们也共有着一个深藏的秘密。

在我于Cubberley High School高中任教的4年内，没有人承认参加了“第三浪潮”的集会。

噢，我们热烈地讨论并研究我们的行为；但是至于集会本身，则从来没有。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忘却的东西。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

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为什么普通德国人，如农民、银行雇员、教师和医生都宣称，他们并不知道屠杀犹太人的惨剧？

1967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柏莱中学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个学生问了历史老师罗恩•琼斯这样一个问题。

二战结束后，我们很快原谅日本，因我们当时持有的逻辑是，这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作孽，多数日本人民是无辜的。

作为受害者，我们有这种认识，而作为加害者，他们也会持有这种逻辑：像纳粹主义这么疯狂的事，是希特勒这个疯子及其一小撮党徒的事，广大德国人民是无辜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关于纳粹德国的研究不尽其数，说法也不尽其数，琼斯没有去加入研究的队伍，而是大胆地做了一个实验——在他的班上打造一个微型纳粹社会。

这个微型社会被命名为“第三浪”，从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结束，效果惊人到可怕的地步。

先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们变得更像是好学生，接着这个运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学校，从最初的30多名学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很多学生逃掉自己本来的课，而来上琼斯的课。

并且，这个仅诞生了几天的组织有非凡的凝聚力。

一个叫尼尔的学生给最好的朋友讲了“第三浪”的笑话，第二天，琼斯老师就当着全班人的面复述了这个笑话。

显然，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

持续多年的友谊在这个新生的运动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而这种出卖朋友的事已比比皆是，这令琼斯感到害怕。

星期五，琼斯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大会，给200多名“第三浪”的成员和支持者播放了纳粹德国的一个录像带，让大家明白，他们其实正在做同样的事。

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地卷入纳粹主义，而且心甘情愿被琼斯控制，这令库柏莱中学的少年们感到羞耻，后来，他们再也不愿在别人面前谈起这个运动，就像德国人在二战后不愿谈论纳粹一样。

琼斯老师以这种方式回答了那个学生的问题，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琼斯老师发起的这个社会实验也震惊了美国乃至世界，这个活生生的实验显示，纳粹并非只是希特勒的事，也并非只是德国的事，实际上，它和我们大多数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纳粹，而且心甘情愿。

小标题：2008年，德国年轻的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将库柏莱中学的这场实验搬上了银幕，推出了电影《浪潮》。

除了将地点从美国换成德国外，基本保持了事件的真实性，当然也添加了一些夸张的戏剧色彩。

影片一开始，着力描绘了乏味的现实生活，每个地方都充斥着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做什么事情都既艰难又虚无，令人厌倦。

譬如，在进行话剧排练时，男主角兰迪“与时俱进地改进了歌词”，给本来挺正儿八经的故事添加了《新龙门客栈》的台词，女主角卡罗愤怒地说，她讨厌这些“三流武侠片”的调调，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譬如，在一场水球练习赛中，马尔科想展现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愿意把球传给锡南，结果失去了进攻良机，令他们的教练大发脾气，称他们根本不会打球。

譬如，在中学生汇聚的酒吧里，不安的青春在性、酒精和虚无中张扬，一个少年诉说：“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

”另一个少年则回应说，你知道google上搜索量最多的是谁？

帕丽斯•希尔顿！

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这样过下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地的高中开始一个“活动周”，而赖讷•文格尔老师得到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向学生们教授关于独裁政治的课。

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本来赖讷准备教授的是无政府主义，但他的同事维兰德老师捷足先登，提前备了课，赖讷被迫去教他并不想教的课。

来上课的学生们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来上独裁政治的课，并不是因为想上这个课，而是因为这个课好拿学分。

为了让学生们活跃一些，赖讷不得不屡次对学生们说“拜托，这是你们的选择”，以求学生们能积极回答一些问题，讲一下他们对独裁政治的看法。

赖讷的逼问令一些学生表达了反感，他们不想谈独裁政治，更不想谈自己祖先所创造的第三帝国。

一个学生说：“这种事反正不会再发生了。

”另一个学生则说：“又不是我们做的，为什么非得没完没了地背着负罪感”他们是在说，什么独裁政治，什么纳粹帝国，这都是过去，不会再在德国发生了，所以跟我们没关系，最多只是一个知识上的探讨罢了。

听到学生们这么说，赖讷更较真了，他问到：“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看到学生们纷纷点头，赖讷的神情变得更为郑重，他做了一个决定，随即宣布课间休息。

小标题：重新开始上课后，学生们发现，他们的座位被调整了，以前随心所欲的、混乱的教室变得整整齐齐。

前不久跳楼自杀的陈琳在她的成名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中，一遍又一遍地唱道：“爱我就要爱得清楚。

”清楚，是我们的一种很常见的追求。

在一个清楚的秩序下，赖讷老师开始了他的社会实验——让学生们实际体验纳粹主义。

他先问学生们，独裁专制的特征是什么，然后在班级中实现这一特征。

有意思的是，实现任何一个特征时，他使用的都是选举的方式。

选举是民主标志，而希特勒正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独裁政治的最明显特征是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谁该是这个班的领袖？

富家子弟、小混混头目凯文很感兴趣，但大家选择了赖讷老师。

既然是领袖了，就不能再直呼其名，所以赖讷要求学生们以后称呼他“文格尔先生”。

纪律也是独裁政治的特征之一，赖讷也要求学生们遵守纪律，譬如端正坐姿、提问时起立……团结也是一个重要特征，文格尔先生说，必须打造班集体的凝聚力，他正是出于这个考虑重新安排了座位，打破他们固有的小团体，差生和优秀生坐在一起相互帮助，甚至考试时也不例外，班集体的荣誉胜于一切。

铸造团结的一个好办法是树立一个敌人，文格尔先生让学生们起立，一齐踏步走。

为了调动学生们的情绪，文格尔说，维兰德的无政府课就在我们楼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的灰去吧！

”学生们大笑，踏得更整齐更用力。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细节，但这个细节中的逻辑——用敌对的方法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区别开来——其实就是纳粹的逻辑，进一步发展下去，扩展到整个种族的层面，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

赖讷让学生们积极思考，一个集体如何区别于另一个集体。

学生们想到了很多方面。

得有一个醒目的名称。

很多学生提出了很多名称，通过选举，马尔科提出的“浪潮”得到了最多票数，成了这个集体的名称。

要有一套制服。

关于制服有很多好处，利萨说：“每天早上起来，为穿什么绞尽脑汁，制服排除了这种痛苦。

”制服是赖讷有意推出的，最后他没有通过选择而自己敲定了制服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最常有的白衬衫和牛仔裤。

要有一套醒目的口号。

这个也是赖讷想好的，共三句：团结铸造力量！

纪律铸造力量！

行动铸造力量！

要有专属于自己的标志。

一个学生创造的标志被通过了，就是一个浪花。

要有一个特别的手势。

小胖子邦贝发明了一个手势，也像是一个浪花。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浪潮班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集体，并在学生们心中掀起了巨浪，他们身上原来那种懒惰的、一盘散沙的、随心所欲的、令人厌倦的个人主义消失了，很快被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所取代。

小标题：最能体会到浪潮好处的是“软脚虾”蒂姆，他性情软弱，没有朋友，总被人欺负，常用送大麻等讨好的方式与别人亲近。

但浪潮改变了这种局面，当两个小混混向他索要大麻时，浪潮班的两个男生过来救了他，还留了电话给他。

但比起这种现实的好处来，更重要的好处是，他找到了归属感。

在他自己家中，父亲冷酷而母亲冷漠，他与他们没有链接感，他对这个家也没有归属感。

至于以前的班级，他只是形式上属于班级，但因没有人尊重他，他与班级的同学仍没有链接感，这令他对班级也一样没有归属感。

但现在，他属于浪潮的一员，浪潮是平等的，浪潮是友爱的……他是这个卓越集体的一员！

找到对浪潮的归属感后，蒂姆对家庭、大众文化的微弱认同感就消失了，他爱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而将以前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名牌服装付之一炬。

马尔科也找到了归属感。

与边缘化的蒂姆不同，他是好学生，有漂亮女友卡罗，是水球队成员，在同学中也颇有威望。

但他没有家，他是寄养在卡罗家。

虽然卡罗的父母很关爱他，将他视为家庭一分子而接纳他，但他仍缺乏归属感。

现在，他有了浪潮。

浪潮对他意义非凡，毕竟浪潮这个名字都是他马尔科提出来的，他不仅仅是浪潮的一分子，他还是这个运动的重量级人物。

所以，他和卡罗有这样一段对话：马尔科：“浪潮对我意义深远。

” 　　卡罗：“什么意义？

　　马尔科：“归属感……你也清楚，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我没有。

”土耳其裔的锡南则从浪潮中找到了价值感，他感叹说：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

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生活重新有了意义”，对于处于彷徨的青春期的孩子们而言，这真是非凡的进步。

并且，不仅浪潮的成员们感受到了生命意义，家长们也发现了。

一个家长对女校长说，感谢赖讷老师，他的孩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而，当赖讷在老师中被孤立时，女校长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归属感、意义感等等，或许是浪潮最重要的好处。

心里有了这些感觉后，生命看起来就变得不大一样了。

然而，通过对一个纳粹式集体的超级认同而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等重要的生命感觉，这有巨大的副作用。

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排外，而浪潮这个只有几天生命力的组织，也充分展现出了它排外的一面。

当文格尔先生鼓动他的学生们使劲踏步好让楼下无政府班的人去吃天花板的灰时，排外已经开始了。

影片中关于排外的经典一幕是，卡罗的弟弟和伙伴守住学校门口，如果有谁打不出浪潮的手势，他们就不让谁进学校。

看到这一幕时，卡罗觉得，浪潮已经失控了。

文格尔先生创造了浪潮，但浪潮并不是总在他控制中，失控早已发生。

当他用口号“行动铸造力量”鼓动学生们为浪潮这个班集体做些什么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学校中做一些“为了浪潮”的事，他们还试图将浪潮的影响力扩展到整个城市。

他们用一个晚上将浪潮的标志标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角落，而“软脚虾”蒂姆更是做了非同寻常的事——他在一栋标志性的建筑上涂上了一个大大的浪潮的标志。

通过这一标志性的方式，浪潮“占据”了整个城市。

更准确的说法是，浪潮的成员们占据了整个城市。

我们都想影响别人乃至世界，但假若不借助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制造影响的勇气。

例如蒂姆，假若不是“为了浪潮”，他断没有勇气爬到那栋高楼上涂上超大号的浪潮标志，而他的同学们也未必有勇气将浪潮的标志涂到黑帮的标志之上。

蒂姆还喜欢枪，他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

然而，假若没有“为了浪潮”这个说法，他喜欢枪和持有枪，就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少年，但假若蒂姆是“为了浪潮”而喜欢枪和持有枪呢？

那意味儿就完全不同了，他将不再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弃儿，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少年，而是一个英雄。

他不仅是属于浪潮，而且还是浪潮的标志性人物，浪潮的拯救者。

假若再发展下去，甚至事情反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浪潮将属于他。

小标题：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他的著作《我与你》中写道，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蒂姆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嗅到这种危险。

导演着意刻画蒂姆的戏剧性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让观众可以看到这种危险。

不过，假若导演只会使用这种戏剧化的情节安排，那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导演，这部电影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欢虚张声势的二流电影，真正令这部电影进入一流电影行列的，是导演对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细节的刻画。

浪潮实验开展的第一天晚上，文格尔先生有些兴奋，他在家里电脑上看一些资料，想为第二天的课程做些准备。

同为老师的文格尔太太回到家，一如既往地喊“宝贝”，但“宝贝”没有像以往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

她有些纳罕，当进入房间看到丈夫投入地看电脑时，她说，琪琪和亚历山大都是老师，关系越来越紧张，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他们那样。

这句不起眼的话中，隐藏着危险。

本来，文格尔太太是对先生没有像以前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而有点不高兴，她真正关心的是这件事，但她没谈这件事，而是讲了她对别人的事的担心。

文格尔先生仍然投入在自己的事情中，她走过去，看到文格尔先生在研究青少年心理学和制服，她已知道了丈夫在做什么。

这时，她诱惑丈夫说，别研究那些制服了，我也有制服可以给你研究。

接着，她将电脑里的护士服调了出来。

她调情成功了，令文格尔先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工作。

这是两个人意志的一个小小的较量。

文格尔先生此时的意志是，他想让第二天的课程更好，所以他要好好备课。

文格尔太太此时的意志是，她希望先生能像以前那样用热情的方式回应她。

当然，她成功了。

但我忍不住在想，当文格尔先生抱着太太走向卧室时，他心中想的到底是性爱还是他的激动人心的课程？

马尔科和卡罗有类似的故事发生，只是，那个想挑动性欲的人失败了。

卡罗的民主而开放父母当着卡罗和马尔科的面调情，热情地抚摸彼此，男人对女人说：“我们也来一个活动周。

”同处于这样一个场景，卡罗和马尔科有了不同的生命感觉和身体反应。

没有父母的马尔科觉得，这对父母太恩爱了，他喜欢他们这样，而他自己的性欲也被挑起。

但卡罗不同，她知道父母并不像他们表现得这么恩爱，她看到父母当着他们的面这样做表面文章而感到反感。

等回到他们的卧室后，马尔科对卡罗说，我们也活动活动。

但卡罗说，我没有兴趣，我们计划一下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事情吧。

此时，卡罗的意志是，我们计划一下去巴塞罗那的事情，而马尔科的意志是性爱。

卡罗没有顺从马尔科的意志，马尔科也不想顺从卡罗的意志，他说，我要去训练，甩门离去了。

这种冲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比比皆是。

谁都有自己的意志，而谁都想别人顺从自己的意志，并且就算自己想顺从对方的意志，也未必能知道对方的意志是什么……所以，冲突会不断产生。

怎么处理这些琐细的冲突，是决定一个亲密关系是否幸福的关键。

小标题：那么，该怎么处理这种琐细的冲突呢？

至少一个原则是，就事论事。

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就谈事情A好了。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办法恰恰就是，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我去谈事情B，或者，在事情B发生时，我借事情B去谈事情A。

文格尔太太是这样做的，马尔科也是这样做的。

文格尔太太借性感让丈夫顺从了自己的意志，实现了她的渴望——我叫你“宝贝”时你要亲密回应。

马尔科没有这么聪明，他使用的B是极具杀伤力的。

作为实验班的“元首”，文格尔先生规定的制服是白衬衫和牛仔裤。

卡罗不想穿白衬衫，第二天穿着红T恤去了学校。

去学校的路上，马尔科说，你之所以不穿白衬衫，是因为你正是文格尔先生所说的那种人物——自私。

也许，他最想说的是，我想和你做爱时，你拒绝了我，你真自私。

但是，他当时不能理直气壮地这样说，因为他的要求缺乏正确、伟大的含义，假若那时直接说卡罗自私，那势必意味着他一样自私，为什么非得要卡罗顺从他的意志，而他就不能顺从卡罗的意志呢？

所以，当时他只能找一个不那么伟大的借口B——我要去训练——而表达了他在事情A上的不满。

但现在，有了浪潮，那就不一样了。

浪潮不只是我和你的，浪潮是我们几十个人的，你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不为我的意志做牺牲，你总可以为这个集体牺牲吧？

你做不到，所以你看，卡罗，你是多么自私啊！

通过“为了浪潮”这个要正确、伟大很多的名义，马尔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卡罗，而且这种指责看起来是那么正确。

我这样分析，或许看起来未免是太琐碎了，太小肚鸡肠了，但可以看到，这正是导演的功力所在，他几乎没有浪费任何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与其他细节串连在一起的，每一个后面的细节都有前面的细节做铺垫。

利萨是卡罗的好友，一直以来，她羡慕卡罗的美貌，羡慕卡罗有一个优秀的男友，而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但她是好人，她不能直接表达对卡罗的羡慕，也不能表达对卡罗的怨气——好人们都有的那种怨气——“我这么在乎你，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

”但是，借助“为了浪潮”的名义，她可以攻击卡罗了。

利萨对卡罗的攻击引发了马尔科更深的怨气。

他对利萨说，为什么我非得和她去西班牙，说不定去了她会再找一个新男友而把我甩了。

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马尔科想亲热而卡罗当时没兴致，但这个小冲突延伸下去，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冲突。

既然那时你没有尊重我的意志，那么那时你的意志我也一样不会尊重。

西班牙，为什么要去西班牙呢？

你不听我的，我为什么要听你？！

想一想，这种冲突的延伸，或者说，意志较量的延伸，在你的生活中是何等常见，而它又是怎样逐渐浇灭了你亲密关系中的火焰。

小标题：因为种种原因，对很多人而言，为一个细腻的感情事件负细腻的责任，体会到其中模糊、温暖而柔弱的情感体验，这真的很不容易。

相比之下，我们宁愿找一些粗糙的、但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其实是借口，好让别人服从自己，好让自己相信，自己那些意志是正确的。

因为戏剧排练的事，卡罗和利萨发生了冲突。

利萨不谈排练的事，而说“你发火是因为浪潮没有按照你的指挥发展”。

一切都是因为浪潮，浪潮就像是一个黑洞，把一切差异吸进去抹平，最后只归结为两点——你是“为了浪潮”还是为了你自己？

这样吵架的话，会变得容易很多，但总这样说话，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粗糙，离事情本身就越来越远。

国内导演极少能达到《浪潮》这种水准，或许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粗糙话的历史，实在太久远了。

通过一次又一次共同谴责卡罗，利萨和马尔科越走越近，在一个聚会上，利萨对马尔科有了暧昧，这种暧昧，如果什么前提都没有，就意味着背叛，而一旦加上“为了浪潮”的前提，就显得义正词严多了，至于其中那些难以言说的模糊的感受，就可以不必理会了。

所以，一贯做好人的利萨，也可以主动去亲吻马尔科了。

但细腻的情感终究还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当马尔科发现自己即将失去卡罗时，他清醒了过来，去找文格尔先生，要求他终止浪潮运动。

文格尔先生同样也面临着即将失去太太的危险，所以马尔科的愿望最终实现了，持续了一星期的浪潮运动终于结束，但代价是，已将浪潮视为一切的蒂姆自杀了。

蒂姆什么都没有，所以放不下浪潮。

假若文格尔先生没有太太，而马尔科也没有卡罗，那么他们会不会和蒂姆一样放不下浪潮呢？

历史的回答是“yes”，将纳粹推行到底的希特勒，以及类似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们的感情世界，的确是空白的。

尽管希特勒有爱娃，但据说他从来没和爱娃做爱，爱娃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木偶而已。

文格尔先生问马尔科：你打了卡罗？

为什么？

马尔科回答：我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我变了一个人。

我爱卡罗，但我还是打了她。

在我看来，马尔科之所以变了一个人，是因为他太多使用“为了浪潮”的借口，而远离了自己。

其实，任何一个人随意使用那些伟大的名义，都意味着会远离自己。

宣布结束浪潮运动前，文格尔先生还装成元首的样子，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使用了很多伟大的名义，譬如德国不能做全球化的输家、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源头是不公正、富人可耻等，这都是一些常见的伟大名义，也即借口。

在生活中，更常使用的伟大名义也有很多。

例如“为了孩子”，大人吵架时，不去理会彼此的细腻感受，而宣称“为了孩子”；例如金钱，两口子吵架可能会说，一切都是因为金钱；例如才华，一个人会认为，我这么有才华，别人不接纳我，那一定是对方的问题；……如果想彻底远离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纳粹主义，我们必须远离这种粗糙的话语，而要回到每一起事件发生时的细腻感受。

当这样做时，我们就与自己内心取得了联系，这是我们立在这个世界上的根本。

　　1967年4月，加利福尼亚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历史课，教师Ron Jones给学生们讲第三帝国部分。

一个学生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Ron Jones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

他要重建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

星期一，他站在讲台前，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向他的班级下达命令。

　　他命令他的学生，端正坐姿，抬头挺胸直背，双脚平放，双手背后。

接下来的是速度训练：起立，坐下，一遍遍重复。

他让学生阅读文章，接着开展讨论，但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想发言的人必须起立，站到桌旁，先说“Jones先生”，然后才允许发言。

发言时必须言简意赅，口齿清楚。

谁要是回答的时候心不在焉、随便应付，就必须重新回答一遍，甚至不断重复。

　　Jones 渐渐对结果感到惊讶。

捣蛋鬼变成了榜样，他们的勇于发言，见解独特，答案明确。

回答问题的也不再仅仅是那几张老面孔，无论是问题还是答案的水准有了惊人的提高。

学生们注意力更集中，听讲也更专心。

　　星期二，他踏入教室，迎接他的是一片肃静。

所有人在课桌后坐得笔直，虽然并没有人这么要求。

Ron Jones在黑板上写下：“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然后开始讲课。

学生们认真听讲。

下课时，他用手做了一个简短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先向上，再向下滑出一个曲线。

一个波浪。

Jones把这个手势定为班级的问候礼。

在学校里和大街上用这个手势表明身份，身为这场运动的一份子。

　　接下来的几天，Jones仔细观察校园里的一举一动。

在咖啡厅、图书馆、体操馆里，学生们见面时用“浪潮”手势打招呼。

这个实验已从教室扩展到了整个校园。

　　星期三，Jones分发了成员卡，其中三张上有一个红色的叉。

拿到这三张卡的人被委以特殊的使命：检举不遵守“浪潮”规定的人。

随后，Jones又开始“布道”了，从行动，投身集体，一直说到自我堕落。

他被他自己的话感染了，他摇摆于领袖和老师的双重角色之间。

他为他充满干劲的学生骄傲，为他们的成绩骄傲，为他们的团结骄傲，他为他自己骄傲。

　　紧接着，告密的风潮到来了。

他只委派了3个学生检举批评者和反对者。

结果却来了20个人。

他们毫无保留地告发他们拿“浪潮”开玩笑的朋友，出卖他们对“浪潮”表示怀疑的父母。

一切为了集体的利益。

这场运动在三天之内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全部。

　　星期四，课堂里的人数已从30人涨到了80人。

新来的都逃掉了原本应去的课。

Jones宣布，“第三浪”是全国性青年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促进国内政治体制变革。

星期五中午12点，将会由总统候选人正式宣布组织的成立。

　　星期五中午，学校大礼堂。

超过200名学生笔直地端坐在那里，天花板上挂满了 “第三浪” 宽大的横幅。

Jones作了简短的致辞，200只手臂对着他举起，做了“浪潮”问候礼。

这场实验只进行了五天，却是漫长的五天。

　　礼堂内，Ron Jones打开一台电视。

出现的只有雪花。

学生们等待着。

他们已经习惯了纪律和服从。

几分钟后，终于有人问道：“不存在什么领袖，对不对？

”礼堂里炸开了锅。

Jones开始讲话，带着自责：“没错，但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Jones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

Ron Jones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

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今年，德国将这个事件拍成了电影——《浪潮》。

为什么是德国？

太可以理解了，我想，那应该出于德国人内心深处对极权重来的恐惧感。

　　影片忠实还原了这个历史事件，只是将其转移到了当代的德国。

还是一样的方式：强调纪律、说话要举手并站起来、波浪手势、统一的服装，只除了告密——可能是不愿意让孩子们出丑，德国人回避了这一点。

　　但德国的版本比美国走的远得多，孩子们全心投入到这场运动当中，他们排挤所有反对者，然后发展到排挤不忠诚者；他们狂热地推广他们的标志、他们的团体，尽管这团体究竟在从事什么“有意义的事”他们自己并不清楚；他们中出现了狂热者，抛弃了自己旧有的一切，从服装到家庭到生活方式，只追随领袖——教师文格尔。

在影片的最后，教师文格尔的布道把运动推向了高潮，当他喊“把叛徒押上来”时，处在狂热状态的孩子们做好了采取暴力手段的准备，直至老师棒喝住了，他们终于开始猛醒自己的行为。

　　与现实版不同的是，德国的浪潮没能平和中止，运动发展到那个程度，已经不是领袖文格尔所能控制。

他带头反省了这一切，宣布了运动的终结，却无法得到学生们同样的认可。

狂热者幻灭了，他无法接受这一切，他掏出原本用于保护这个组织的抢，枪击了同学，也杀害了自己。

而教师文格尔因此入狱。

　　局外人难以想象这样简单的行动带给人的影响力，文格尔让大家写的对这场运动的感想阐述了其中奥秘：蒂姆是个失败者，生活中总是被人欺负，家里没有人重视他，学校里没有人看得起他。

浪潮给了他力量，给了他机会，他可以凭借对运动的积极——做网页、爬到大楼上去刷标志——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给了他归属感，填补了他心里一切空的地方，也因此使他成为了狂热者；莉萨是个不聪明、不漂亮的胖女孩，一直是漂亮女孩的陪衬人，浪潮消除了个体的差异，使她不再感觉到比较中的痛苦；丹尼斯是土耳其移民，生活中一直体会到歧视，浪潮将他和其他人成为一个集体，使他体会到平等的感觉；马尔科从小没有父母，没有幸福的家庭，而浪潮给了他存在于一个集体当中，有被人关心的感觉……　　包括教师兼领袖文格尔本身，也是内心里存在失败感，他是自考的文凭，却娶了一个硕士学位的老婆，尽管老婆从未有什么表示，但他自己一直很自卑。

这场运动，给了他成就感，让他感到不凡，所以会让他一度无法自拔，甚至不愿意终止它，终于令它发展到失控。

　　法西斯究竟是什么，影片通过这个小实验，为大家作了生动的阐述——它不是什么高深的、残酷的、非人的理论，它就随时匿藏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身体里，它利用我们的软弱，利用我们对崇高与强大的期待，随时准备抓住我们，打开我们人性中对恶的控制的闸门，随时把我们推向以崇高的名义从事暴力的道路。

清醒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人们是那么容易被煽动！

　　从1967年到2007年（影片的拍摄时间），时代变化，但人性中的元素仍是一样，法西斯的阴影并不比上世纪30年代更少，同样的伎俩仍可以呼唤出同样的魔鬼。

这，是这部片子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怎么警醒也不为过的。

by刘小Y2008年年底，一部名为《浪潮》的影片如同浪潮一般席卷了观众。

影片基于1967年美国加州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德国人把独裁体制这一敏感的主题搬到了曾经以第三帝国闻名的国度，既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警示，或许，还有一丝解释德国人当年造成的恐怖并非全民族的疯狂的微妙意味。

历史学家福山认为：民主制度已经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终极了，也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已经终结。

（《历史的终结》）。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部影片向我们揭示了极权主义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群体中都有可能被煽动。

它有着深刻的心理基础，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潜藏在人性之中，只要人性永恒，人类的历史就不会终结，它将摇摆于民主与极权的永恒张力中。

一、文格尔先生和他的学生究竟塑造了什么？

影片讲述的是一位高中老师的大胆试验。

文格尔被无奈地分配到教授“独裁统治”课程，面对这一看似已经过时且了无生趣的主题，文格尔一开始就受到了学生们的挑战：“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面对这一群早已远离了二战影响的、不满足于道德说教的当代青年，文格尔展开了一项大胆的实验，让学生们切身体会一下独裁政体的产生。

于是一个纳粹速成班开始了它的实验课程，显然它的惊人效果显然不是通过文格尔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第一天，关键词：“纪律铸造力量”。

文格尔开始像个独裁者一样发号施令。

排定教室座位，坐姿要抬头挺胸，发言要起立站直，回答要简短明确，称呼老师要用尊称……影片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通过学生的不同个性，尽可能地对真实社会进行了模拟，增添了影片的说服力。

文格尔宣布他的纪律之后，很快，教室中就出现了持不同意见者。

有得表现出嘲讽，有的一贯的叛逆继续着抗命不遵而被赶出教室。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服从了命令。

更有甚者，Tim在下课后依然保持着对文格尔的这一称呼，显然这已经超出了课程实验的范围，可是当时的文格尔沉浸在成功以及被景仰的喜悦之中，并没有做出过多的反映，这是Tim悲剧的开端。

第二天，关键词：“团结力量大”。

文格尔指示学生们统一服装，这是在他前一天晚上研读《制服》一书之后提出的，他充分意识到了制服对于一个独裁政体的重要性。

制服是最容易统一的，它是专制主义最初的外在符号，拥有隔绝和区分的双重功能。

制服带来的是整齐划一，同学们有了统一的身份标识，从此变得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一个群体。

人类是“群体动物”，这一特征激发了对异己的本能排斥，以及对同类的互助与支持。

这个小团体初步展现力量是他们让楼下无政府主义课堂“吃点灰“，从他们兴奋的表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集体主义带来的魅力。

第三天，关键词：“行动铸造力量”。

这天的活动是学生们自己完成了对这场活动的命名。

与独裁比起来，反倒更像是议会政治。

在活动正式确定名称为“浪潮”后，学生们教室里为“浪潮”未来的发展，展开了热烈而愉快的讨论，一幅迷人的愿景在慢慢展开。

学生们已经被发动起来了。

“浪潮”开始走出教室，广泛招募成员，私自占领地盘；晚上，所有人一起行动，将“浪潮”的标识喷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从这一天开始，可以看作是团体成员的自觉，文格尔并没有下达这样疯狂的指示，体会到集体魅力的学生逐渐陷入狂热，并且吸引了更多人参与进来。

第四天，关键词：手势。

“浪潮”的手势是学生自发创造出的，渐渐的，文格尔由一个实际行动的领导地位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他在课上讲了什么已经无关紧要。

团体成员用这个手势来区分他人的立场，不做手势的人甚至不被允许出入学校。

“浪潮”由一个小众团体扩展成为企图影响所有人的强迫行为。

Tim在受到当地黑社会威胁的时候掏出了手枪，这是实验向暴力化发展的一步，在不知不觉中专制与暴力结合，集体的魅力已经发展成了集体的恐怖。

第五天，文格尔终于意识到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想象的范围，他能够阻止水球比赛队员们的打斗，却无法阻止看台上乱成一团的观众。

Tim提出做他的保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哭笑不得的麻烦。

学校、家庭、家长都在给他施压，是时候做出终结。

文格尔通知所有人周六在学校礼堂集会，上“独裁政治”的最后一课。

第六天，中午十二点，学校礼堂人满为患。

来的人远远比想象得要多。

在一场极富煽动性的演讲之后，果不其然，台下群情激昂。

“叛徒”被揪到了台上。

此时，人们的情绪达到顶峰。

“我们怎么处置他？

”前一秒还在鼎沸的人群瞬间冷却下来。

文格尔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浪潮，解散。

”Tim陷入了崩溃，开枪杀死一名同学后饮弹自尽。

文格尔看似绝妙的教育依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这个发人深省的真理付出的代价太高昂。

这一周时间里，“浪潮”的成员们经历了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和对不同声音的极端排斥。

这一切的发展看似那么自然，人心最难做到的莫过于防微杜渐。

称呼的接受，白衬衣的接受，“浪潮”手势的接受……花样是层出不穷的，而且毫无原则可循，反对则被排斥。

就如同吹一个肥皂泡，一点一点增大，最后文格尔用祭祀似的一幕将专制主义扩展到极致，泡沫破灭了，人们才意识到之前的举动是多么疯狂，与纳粹是多么相像。

然而文格尔和他的学生所制造的，真的是纳粹吗？

二、真的纳粹是怎样被建构的？

只要稍微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对纳粹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些整齐划一的制服，排山倒海的举臂礼，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纳粹的党旗以及“希特勒万岁”的口号如梦魇般存在于人类记忆中。

这些符号和影片中的一些场景是多么相似，特别是在浪潮手势的那一幕，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新纳粹的诞生。

但是文格尔先生的实验却始终没有让我担心这些学生会真的走上独裁之路，因为它缺少纳粹的实质——特定意识形态。

德国纳粹党的崛起伴随着坚实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柱。

追溯历史，德国的极权主义政治起源于人们对现状的强烈不满，经历了一战战败的屈辱和大萧条，整个民族有着共同的虚弱感。

斯大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典型地说出了这种心态：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力量。

正是因为软弱，所以才要加倍补偿，一个有着深深的受害者心理的人，总是更渴望权力，并随时准备以狂暴对付任何轻微的伤害。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提到：为了排遣这种折磨人的软弱感，就必须有一个替罪羊，一个想象的敌人，以便可以将所有的罪孽和过错都推到它头上，要求它为一切负责不幸。

希特勒的纳粹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这样一种坚实的民主主义反犹情绪，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纲领，再激情的煽动演讲，再整齐划一的制服和标语都是不能造成极权主义的。

《浪潮》只为我们揭示了极权政治形成的某些浅层的心理基础（还不是全部）以及它形成过程中的外在符号，文格尔先生的实验没有一个内在的精神纲领，一切都在一种游戏式的符号化中构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席卷全国”的组织是不可能的。

然而只做到这一步的“浪潮”已经足够发人深省，极权政治的魅影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如果我们不防微杜渐，导向对虚构世界毫不动摇的信念、藐视个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和尊严的社会心理一旦生成，恐怕极权组织真的可能浪袭世界，最终导致全面的对社会的控制和对自由的窒息。

三、集体主义：道德楷模还是洪水猛兽？

集体主义在中国一直是受到推崇的，它被视为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西方人对于集体主义却是忧心忡忡。

对奥运会开幕式的大型表演CNN的主持人只评价了一个词：“Awesome”。

Awesome表示叹为观止，可是它由awe（敬畏，惊惧的）和some组成，本身就有让人惊恐的意味。

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为惧，当每个人都组成集体的某个机理时，集体主义是最有力的，也是最可怕的。

我们可以将集体主义分为两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与特权领导下的集体主义。

前者类似于大型团体操，每个个体都是独立平等的，但是能够完成令人惊叹的表演，这种绝对的平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难实现。

后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存在，在不平等状况下，集体主义更容易成为集体的领导层侵犯集体内的无权力人士个人利益的一种工具。

事实上几乎所有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在集体主义的大旗下侵犯甚至剥夺集体内个体的一切可以被侵犯的利益。

这样发展下去，集体主义就变成了极权主义。

当极权主义与暴力相结合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就诞生了，集体的强大力量衍生成集体暴力，对集体之外的人的权利与自由进行粗暴地干涉。

在集体暴力中，个人意志被集体意志取代，任何人的所作所为从另一个方面看，可能是一种尽职尽忠的行为。

如果文格尔在中国，又恰好出现在《看上去很美》之中，那么他一定会被评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

艾希曼以及其他残害犹太人的盖世太保，是不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阿伦特则认为，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在集体暴力中，个人迷失了自我，暴力反而成为一种所有人积极去争取的行为，就如同当年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与其投降后温顺的行为之鲜明对比。

这里我并不是在为侵华日军辩护，只想强调极权主义与集体暴力的可怕性。

四、极权主义之下的个人选择如果我们不幸已经生活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该如何进行个人选择呢？

影片中各种人物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

人类普遍存在的心态之一便是从众心理，一个孩子最怕的是被其它玩伴孤立，一个成人如果被他人视为空气则生不如死。

孤立是加入极权团体的原因，亦是极权的有力武器，这也反映了极权的魅力与恐怖。

不加入即被消灭，极权问每个人：你选择加入还是反抗？

极权主义的规律使得要向独立于两者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

选择加入的，即那些属于“浪潮”的学生，加入后“尽职”的是Tim。

选择反抗的如同Karo，以及在前三天选择退出课堂的学生。

无法妄想轻易逃离极权，当极权形成，谁也逃不脱。

这里我又联想到乔治奥威尔的《1984》，他做了一个政治预言，世界无时无地都在“老大哥”那双可怖的眼睛的监视之下，主人公别无选择，无处可逃。

这样的设想令人陷入恐慌之中，至少我还想不出一个稳妥的答案，如何在极权的世界里保全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在没有好的答案之前，我想人们能做到的，只有用各种对抗性制度来预防极权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