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看了《立春》，我想起了《孔雀》，当年只觉得张静初很神经质或很做作，是我的错，肤浅的觉得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如此便是“作”，低估了那个憋闷庸碌的时代和那种垂死挣扎的理想。

毁容的蒋文丽继续这样神经质的时候我便又感动又佩服又怜悯，其实怜悯完全没必要，我跟电影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普通的麦子，偶尔看到麦地里长着一棵月季，读不懂她们扭头仰望天空的心事。

普通的、大众的是麦子，一田一田，一城一城，大家同时迎合着风的方向，麦浪整齐的翻滚。

这个世界上也有麦子们接触不到的玫瑰，即便从报纸、广播里听到玫瑰们阳春白雪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也毫不在意，一切本来与他们不相干。

顾长卫作品不多，却总是把关注点放在那些麦地里遥望玫瑰的月季们，这种坚持足以成全一种风格。

时代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开始享受动荡后的平静，为了这份安全感，所有人都假装回复正常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创伤和扭曲被自动的掩盖，却经不住在某些利益相关的关头赤裸裸的表现出来。

很少有人有勇气去面对这种遗留下来但被刻意回避掉的创伤和扭曲，《孔雀》中一家心照不宣的合谋想毒死傻子的一幕，顾长卫处理的一针见血惊心动魄；地点都是小城，那种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进来的那种二、三线小城，千年如一日的死气沉沉，永远是家长里短庸庸碌碌，但大多数人都很无所谓，大家都习惯于集体性的慵懒和平静；人物则是小城里一些异类分子，他们出身平凡，本应该像大家一样安分踏实的守着早就安排好的生活轨迹过日子，但他们有着不自量力的理想，《孔雀》里想当伞兵的姐姐、《立春》里立志献身歌剧的王彩玲、对中央美院恋恋不忘的超龄考生黄四宝、还有那个多年来与芭蕾合二为一的胡金全，因为这些不着边际的爱好和追求，他们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就像麦地里突然冒出来的月季。

他们的天赋和才华在憋闷的小城和慵懒的市民中间成为一种负担，遭人侧目，但他们却是这个城市最敏感的神经，虽然他们追求梦想的表现方式最终很无力很可笑，不过是崇拜几个外国名人或者挤几趟火车去个北京，他们想逃出去的愿望，即可以成为春天的雷声，搅乱这个城市封闭沉闷的死水。

最后王彩玲给她收养的小女孩取名字“小凡”，平凡的“凡”，她也知道做平凡的人会比较容易幸福。

女人如她，没貌没财，如果有人能取她过平凡的日子，她应该感恩戴德极力呵护才是。

但是她偏偏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她不想辜负这份难得的天赋，想凭此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到北京站在灯光闪耀观众如云的舞台上去表现自己，这就是她的价值。

为此她牺牲掉做平凡人的机会，当周瑜不记前嫌跟她说我们俩都不怎么样，不如将就着凑活过吧，她毅然扬起满脸黑斑和豆豆的脸说：另吃鲜桃一口，不要烂杏一框！

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后来周瑜成了别人的丈夫，给另外一个女人一份平凡生活，自己终于只能偷偷摸摸去婚介所，也没有见到她有后悔之意。

生活中，太跟别人不一样是危险的，尤其是怀抱天鹅梦的丑小鸭，你的不自量力对众人是一种无言的挑衅，明明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你要去追求得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好像在一直鼓励理想和奋斗，但真有人要去奋斗和追求，出于微妙心态来浇冷水和讽刺的人比比皆是。

胡金全只想沉浸在自己的芭蕾世界，并没有王彩玲那么咄咄逼人时时宣告马上要调入北京，但众人仍然没有成全他，流言蜚语的压力让胡金全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喉咙里的一根刺，沉醉于艺术是对周围油盐酱醋普通生活的一种犯罪。

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常”不惜犯罪入狱，穿着狱中的布鞋，他才能踮起脚尖优雅的旋转，终于没有人看不顺眼了。

胡金全曾带着母亲出去散心，一些跳舞的女人热情的邀请他同跳，母亲却羞愧的藏起自己的脸，大众舆论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

追求理想只有一条艰辛的路，而理想的破灭和夭折却是随时随地可发生的，坚强执着如王彩玲，在自己的追求被利用多次后，也渐渐的想去找个人嫁了过平凡日子。

黄四宝求她做模特，让她带他去北京，好像这个城市只有他才懂得她，而女人，尤其是辛苦坚守的老处女，则在这种“懂得”面前败的一塌糊涂，争取多年的北京户口可以不要，只要这个男人爱他，可惜黄四宝最终只是在利用她的理想和单纯，以理想和纯洁的名义。

如果说胡金全是被牺牲的，那么黄四宝是妥协的那个，而且一旦妥协便变的比普通人更无节制更恶俗。

王彩玲最彻底的打击来自那个楚楚可怜装病的小女孩，她一直自持的理想和对艺术的追求，又一次被人赤裸裸的利用，“同病相怜”也只是一种阴暗手段，她以为她伟大、无私，结果却向傻子一样被一个小女孩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既是对艺术和理想的亵渎，更是对她一直得以自持的自尊的致命打击。

这几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那种对理想的极端坚持，败的很无望。

顾长卫最后还是让大家看到王彩玲风采无限站在舞台上尽情高歌，台下掌声雷动，以这样的方式圆梦显得又天真又无奈，似乎一首安魂之曲。

但是王彩玲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无限疲惫的王彩玲回到年迈的父母家，这个家父亲瘫痪、母亲年老、女儿当老姑娘，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言语，一切毫无生气。

午夜时分，王彩玲被鞭炮声惊醒，推开门看见老母亲正在一个人举着竹竿放鞭炮，鞭炮响的热闹，母亲身影瘦弱孤单而执着，人总要在一个时候表达一下他的憧憬，告诉自己，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蕴藏着一个叫希望的东西，不一定能遇见它，可它总在那里。

王彩玲动情了，喊到“妈，过年好！

”老太太好久才转过身来，回女儿一个微笑，透着妩媚，宛如月季。

《立春》现在成了一只熟烂的猪头，任谁看过都要拣一块来说说，因为口水太多，不免让人有绕道而走的想法，不想再上去多添两口唾沫，成为口水火锅。

顾长卫很成功地《立春》搞成文艺青年哀悼晚会，听者伤心，闻者流泪。

最突出的意义在于，里面出现了一个标签化的人物，王彩玲。

我甚至想象，她将成为文艺青年的新代表，“今天你彩玲了吗？

”，“你还王彩玲呢？

”都会迅速成为新流行语。

别再说什么梦想陨落，现实残酷，天才夭折，实际上，你彩玲了吗？

并不是文艺青年的理想化道路，而是另一个血淋淋的绞架，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被文艺界糟蹋了吗？

整部电影王彩铃除了受到过周瑜发自肺腑的感慨外，就是在不停地被糟蹋，被老太太们被邻居们被文艺界的领导们，前两种糟蹋都不足以摧毁文艺青年，虽说艺术来自民间起于生活，但清高的爱好者们绝不跟大众为伍，他们需要的是来自圈子的肯定，来自核心的颔首，这对他们来说，大于一切。

所以王彩玲一定要弄个北京户口，健康的姑娘剃个光头扮癌症去参加歌唱比赛，黄四宝每年都去考次美院。

所有的文艺青年都坐着一样的美梦，一朝功成名就万人景仰，谁能想到除了运气好的有后台的，其它全是万骨枯。

电影圈那个腌臜劲儿，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就像焦大跳脚骂荣国府，只有门口那对石狮子干净。

据说正经人家绝不会送姑娘进去，凡是里头混的也尽是潜规则，有人恶毒地爆某个明星，从灯光剧务一路睡上去。

知道江湖险恶，然而不知道有这么险恶。

再说文学圈，是不是干净点？

其实我也没深入进去呆过，就在外围走了一圈，已经被臭水脏了脚。

最恶心的就是各路编辑，找你的时候通常说得千好万好，稿酬优厚，回报且丰，一送了稿子马上像肉骨头打狗，一去不回。

好不容易过了半年碰上一回，讨好着说是不是能发稿费。

你千万别想有什么韩寒郭敬明这样的奇迹，这些编辑通通已经变了嘴脸，商量好的稿费起码扣了一半，才拖拖拉拉打钱过来，很多从此销声匿迹的也不少。

要想想文字写手是个多么庞大的团体，几年前王朔参加了一次网络作家颁奖会后说：再过一些年，再也没有人会因为鞋子而被人格外另眼相看就可以混口饭吃，因为这已经成了生理现象，就像大家都会说话一样。

想当大师的人，苦了。

我告诉王叔叔，您说的这时代现在已经来了，您真是先知啊，现在别说大师，想拿文字挣钱，都已经很苦很苦了。

另外的画画圈，音乐圈，我枝叶不够蔓，没打听过，但是泛出来的黄水想必谁都闻过臭。

同学们，你能经受住糟蹋吗？

你有无穷精力无尽金银，供你投身文艺界么?没有就该跟王彩玲们一样，该卖羊肉卖羊肉，该早点洗洗睡就洗洗睡。

想拿文艺当饭吃，谁知道文艺是架更快更利，更让你心碎心死的铡刀呢。

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 终于可以有机会画一下女人体，这时隔壁的小夫妻旁若无人的鱼水欢好之声，搞 得他心烦意乱，不得不打开录音机放着音乐才能继续画下去，杰克画露丝时候也没这么慌乱过，这说明，他，的确很业余。

即便是第一次画女人 体的专业画家，会很快专注于画作，而忘记一切外物。

王彩铃到歌剧院面试时，求人听她开腔唱上一嗓子，求之而不得，就自顾自唱起来，她的歌声惊动了看 这部电影的观众，但是并没惊动歌剧院的一名人事文员，她并没有阻止她，只是淡淡的说：行了，知道你水平 了，去年就知道了，这说明，她，的确很业余。

在小城三大艺术青年之中，只有跳芭蕾的胡老师最为纯粹，他从没想过跳到北京去跳到苏联去，『一心就是爱跳芭蕾，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想 想真后怕』，也只有他当得起『天分』和『艺术家』这个名号机缘巧合之下，三人都好点儿艺术，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为人所理解，郁郁不得志，但是这三人之间却有极大的不同。

王彩铃是最悲惨的一个，也是逐渐觉醒的一个，到最后她去征婚，条件是：科研人员，没征到，领养了 小孩儿，改行卖羊肉，开始治脸上的暗疮，认真踏实的过自己的生活，并从生活中获得了乐趣---她领着养女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幕算是温馨而感人。

在此之前，她因为会唱几首意大利歌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该和小镇上的其它『庸庸碌碌之辈』混为一体，她直言：『我不想过庸俗的生活，不打算在这儿发生爱情』。

她的终极目的---恕我说的难听点儿---她的欲望是：唱到巴黎去，感受千万人热烈的掌声，她对艺术的追求已经和艺术本身无关，而变成一种极其功利行为：证明自己不是个『庸俗之辈』。

在她能够证明给众人看之前，按耐不住虚荣她甚至一次次的对人说：『人民歌剧院已经在办理调动手续 ，我很快就去北京了。

』用谎言编织的美梦，来强调自己的不同与众，其实她完全不必如此，她能唱意大利歌剧本身在这个小镇已经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广播里演唱），已经令人很羡慕了--比 如周瑜就很羡慕她 。

如果她仅仅是热爱艺术--意大利歌剧，那她会有美好的生活，当老师，结婚，生子，没事儿继续到广场唱歌剧，这生活会比普通人更美好。

而她不是爱艺术，她希望歌剧给她带来一切，她爱的是艺术带来的身外之物，当艺术不能给她带来她梦想中的功名利禄时，她悲叹自己生不 逢时，命运凄惨。

但最后她终于渐渐明白应该背负自己选择的命运，换句话说，咽下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这时的王彩铃已经觉醒，她甚至已经清醒的感到，隔壁的小美女和她交朋友是因为她比别人惨，而青春已经逝，她勇敢承担起自己选择的命运。

黄四宝是比王彩铃更龌龊的一种人，他的朋友周瑜对他的评价很确切：『志大才疏』，但就艺术成就来说 ，王彩铃还说得过去，他则连边都不靠，不然也不可能连续几年初试都过不了。

正是因此，他打碎梦幻也最早，事实上在火车上的一番对话已经充分揭示了他的内心：『我境界没那么高』，言外之意，我要成功了，肯定得娶个美女做老婆，后来他去了深圳，深刻的体验了一下『市场经济』，回来就干起坑蒙拐 骗的勾当，再次遇到苦苦坚持的王彩铃甚至都不能唤醒旧梦，他已经和往事干杯，那个梦就如年轻时的其它虚妄的梦一 样烟消云散了。

他不但沦落为平凡的人，甚至堕落成比平凡更为不堪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光头MM，那才叫有心计，选择艺术，并且能为艺术找到出路，在如今的商业社会里， 这样的人才是具备明星潜质的人，瞅她那演技和发掘群众演员的眼光，以后绝对有希望做个影视歌多栖明星，唱到巴黎去问题不大，但我认为她是很直接的选择了艺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她的目的是出名，然后过富足的生活，和歌剧无关。

我个人觉得，唯一一个献身艺术的是胡老师，最令人慨叹、值得敬佩的也是他，为了爱好，他可以一眨眼就度过了跳舞跳十几年的光阴，他甚至跪下求王彩铃假结婚以便他可以继续跳舞而不为世人所诟病，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方法，可以继续自己的梦想，坐牢的他依然 很快乐---这快乐是艺术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因为他在监狱里也可以跳舞，王彩铃去看他时，他兴高采烈的告诉她『监狱发的布鞋，可以立脚尖呢。

』一边就真的立起脚尖。

这一形象，像极了《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演的程蝶衣：看到学生运动喊口号，他说，领头那个声音不 错，可以唱小声的，被打成汉奸受审时他也只说有个日本人是懂戏的，要是青木不死，京戏早传到日本了。

这两个角色才当得起那句对艺术家最高之评价『不疯魔，不成活』啊，他们的一生为艺术而生殉艺术而死，享受艺术，献身艺术....王彩铃的烦恼在于不能凭借自己异于小镇人民的『艺术细胞』，而被人敬仰，反而被人鄙视，于是她就 发自肺腑的认为这里的人们是低等生物，甚至不愿与人交往，但她不能避免自己胃疼的死去活来时去隔壁借胃 药。

黄四宝的烦恼和王彩铃相似，但是作为一个穿皮夹克牛仔裤的疑似艺术男青年，他的野心更炽，也更加浮躁不安。

胡老师是活得相对淡定的一个人，他因为艺术而内心有着自尊，甚至可以说从自我观照之中他获得了强 大的力量，基本上对于外界对他的艺术的感觉不甚在意，况且他也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招收学员），他为艺术终于自己内心，但是他也有世俗生活要面对-- --不能总让老妈抬不起头来。

最后他想办法解决了这个矛盾，终获解脱。

原谅我用这样冷漠的语言评价他们对艺术炽热的心，事实上如我前面的分析，再强调一次，揭开艺术面纱的掩饰，看似命运相似的四个人，有着云泥之别的精神世界。

说回艺术这回事儿，建议大部分分不清艺术和生活的人，去看一看彼得.威尔的《死亡诗社》和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否则会很容易把大麻嗑 药和摇滚艺术搞混，把某种很表面化的生活方式和某种艺术错误的联系在一起。

《立春》所揭示的人物命运和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非常相似，虽然这两部电影，一部土的掉渣儿，一 部前卫的一塌糊涂。

其主题都是一样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生活，究竟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像鸡毛一样飞》里的诗人欧阳云飞，瞅啥都不爽，瞅啥都庸俗，就自己不是一般的高雅，觉得自己牛逼到开裂，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写诗这回事儿，用盗版软件也能搞定，他才算从高高的云端头朝下的重重跌落于尘世，深刻的反思之后，他醒悟了，剃了光头，按照艺术家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片子为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廖一梅真是一针见血，对艺术圈那点儿破事儿破感觉体悟透彻，里面有个 插曲很好玩儿，一群人在超市门口唱歌：吃过奶酪吗,这是法国的特产。

喝过可乐吗,这是美国的东西某些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有这种沾沾自喜高高在上的可笑念头，需要掏大粪的老农给他们结结实实的上 一课才对。

那么，啥是艺术呢？

是不是像某些诗人和艺术家说的那样：艺术家很寂寞啊，往前一看，没人，往后一看，芸 芸众生。

我觉得不是，艺术的活力和其它行业的活力一样凝结在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就 《立春》而言，王彩铃的老妈早起一个人在院子里放鞭炮更具艺术感，高超的艺术像住在王彩铃隔壁的夜夜交欢的小夫妻一样普通、平实、热情、元气十足、充满生命张力，而且应该像他们一样忠于本能，忠于自我，旁若无人的享受快感。

只有真正的理解了艺术，才能将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才能更加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命运，人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王彩铃式的悲剧，才刚踩到艺术的门槛，不幸生在一个资讯闭塞的地方，错误的以为自己有了 天分已经升堂入室，并持此错误观念几十年，直到碰的头破血流才恍然大悟。

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过一次或几次『忽然艺术』的经历，比如，忽然发现自己嗓音很好，不当赵忠祥很可惜，忽然发现自己尿尿和泥捏弄的那点儿小玩意儿很抽象很前卫和罗丹米开朗琪罗都差不 多了。。。。

这样的情形，人生总会遭遇一两次的，就像人人都曾经托着下巴深沉的思索过：我从哪 儿来？

为到哪儿去？

我为啥是我？

这样的哲学问题，但并不是人人都成了哲学家。

大部分人，经过了艺术的分岔路，哲学的分岔路，仔细的想了一秒钟，然后带着这些非凡经历走向平凡的生 活，一部分人，决定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走下去，成了艺术家，哲学家。

在这个分岔路口判断失误的人，成了悲剧。

享受艺术和成为艺术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这应该是年轻人必上的一堂课，否则就很容易行差踏错。

举例而言，我喜欢看电影，甚至很爱演，但我从没想过去当演员，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技术是谋生的手段，艺术乃是人活着的目的』《死亡诗社》中，一开始基廷老师就这么教导同学们。

人 掌握某种技术生存下去，然后享受到某种艺术带来的精神慰藉，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将艺术、谋生加在 一起，使谋生为艺术拖累，使艺术和谋生互相折磨。

《立春》和《孔雀》一样以苍凉的北方冬景、生活化的方言打动西方和东方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第五代导演御用摄影师的顾长卫，无意中将自己的电影视野定格在那个『中国西部片』横行的时代（像 黄土地，红高粱等），在第五代纷纷改行拍奇烂无比的商业大片儿之时，第五代的后备力量---顾长卫同学--异军突起，回归本源，再现第五代曾有的辉煌，所以顾长卫可以称之第为5.5代导演。

但是这部电影有意无意之中给人一种误导：仿佛是当下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几个人命运的悲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生拉硬拽，照我的理解，这些人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而非社会悲剧，坦白说，就这几把刷子，在任何国家也不会有出头的机会。

如果说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拥挤的火车车厢，对北京户口的迷信倒是多少有点批判现实的意味呢。

往深处想，这几个人悲剧性格的形成和资讯不平衡是分不开的，要是他们能多看到一些和艺术有关的节目，多读到些艺术书籍，也许就不会一根筋的觉得自己牛B了，也许就会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另外：谁能帮我问问顾长卫同学，为啥电影里每次送礼，都送菠萝？

兄弟我百思不得其解。

照理说，我应该会喜欢《立春》的。

但是我越看越难受，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么丑的蒋雯丽很难受，看到她不但丑，还处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自以为黄四宝对她有什么感情，重复着我就要进北京了我就要进剧院了我就要去巴黎了这样的梦话，对身边的俗人一副拽样，对美型的黄四宝一副贱相。

她对着黄四宝施施然一句：我还是处女，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

老实讲，有点想吐。

她当人体模特，她“强奸”黄四宝，她穿着戏服跳楼未遂，她在剧团办公室门外唱歌，所有这些我感觉到的只有猥琐。

只有那句“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让我肃然起敬。

我听着周瑜用那种混嗓子念普希金的诗，很难受。

我看着胡金泉把一女的拽厕所里胡弄，很难受。

我看着光头女她妈那么矮，面无表情地说话四肢僵硬地走路，很难受。

我听着以王彩铃为中心的艺术爱好者们在灰蒙蒙的城市里讲着古怪方言的文艺腔，很难受。

确实很拧巴，确实很矫情，确实文艺腔得过了分。

豆瓣上几乎一半的评论标题都有“理想”二字。

几乎八成的评论，都写明这是群“理想主义者”，并对他们致敬。

曾经我也确实对着“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肃然起敬，并自以为，或者说希望自己就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片子里这样的。

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有才，自以为与众不同了，然后心开始不安分，想往上爬，想混出个人样来。

不就是披着层艺术的外衣么，不见得就一定比想当官想出国想当老板的人高贵。

他们嘴里口口声声都是“北京”“巴黎”梦幻繁华物质世界，他们想进歌剧院，想进美术学院。

这些所谓理想，和考大学考好大学考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有什么区别？

一切明明是那么现实。

不过是想飞黄腾达，众人仰望。

艺术只是敲门砖登天梯。

装什么高尚？

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们对艺术有什么深层次理解。

艺术，只是用来傍的。

恰好，嗓子比较好而已；恰好，身体比较骚而已。

想当梵高的画家，和想当比尔盖茨的商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为什么要成功？

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关心现实的获取的。

很明显这群人不是。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别人过得好。

可是，我资质平庸，我命运不济，我遇人不淑。

于是，我哀怨，我压抑，我扭曲，我变态。

这就是让人崇敬让人唏嘘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我仍然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有拧巴情结。

但是，它实在是拧巴得过了份。

于是刺激到了我，让我似乎忽然清醒过来，于是有了上面这番“反拧巴”的话。

所以要感谢这部电影。

它告诉我：不要太自恋，不要把自己想得很特别，不要耽于幻象，不要自以为高尚。

林奕华说，王彩铃也是包法利夫人啊。

包法利夫人之于《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一种包含着同情的嘲讽么？

林奕华还说：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命运头上。

这片好，好在很满，很有料，台词都很有爆点，更因为，它对我有一种反向的超出作者本意的警醒作用。

首映礼，剧组主创说，这部片子表达的是希望。

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中，王彩铃始终清高独立的坚守着自己的希望，即使最后她妥协了，但这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

蒋雯丽说，当年她没考上大学，在安徽蚌埠这样一个小地方，小城市，的自来水厂当工人，一当就是五年。

直到考上电影学院。

这样的人很多。

有人挣扎出了泥淖，但如果机会没有垂青，他们也将和王彩铃、黄四宝、胡金泉一样，在灰头土脸的小城市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一个人认为自己被尘土埋没了，是最痛苦的。

因为他认为自己才华横溢，无人赏识，这就是内心的持续煎熬。

因此《立春》讲的是他们自己的过去。

只是换了一种结局。

换成了他们当年的朋友们的结局。

那些朋友们终生生活在厂区里，或许今天早已下岗。

坐在家门口嗑瓜子，织毛线。

但是，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黄四宝呢？

真正有才华的人和其实没有才华的人都觉得自己才华横溢。

《立春》的好处之一在于它不是一部鼓励人们坚持信念的励志片。

它并没有讲述一个穷地方的年轻人如何通过自身努力最终获得成功。

它讲述了一些自认为不一般的“艺术青年”，如何挣扎着坚持自己的理想，过着远离普通人的生活，最终一事无成。

银幕前的观众们都清楚，他们并不是什么真正被埋没的金子，他们只是一些有着朦胧追求的人，黄四宝的画，匠气十足。

美院不收他，因为他压根儿够不上美院的资格。

所以，在我看来，影片讲的并不是希望。

而是讲了一个危险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真实，吓到了观众。

银幕前的人们暗暗的害怕起来:天啊，我也觉得自己有长处，我也觉得我的追求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是不是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的黄四宝？

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泥淖里的王彩铃？

这是多么真实的情况，多么沉重的打击，多么恐怖的电影啊。

2005年，给顾长卫作品留下一段评注：《孔雀》回忆了黑暗刚去的第一个十年。

为了片中的时代背景，争论起来没少费口水。

再到观看《立春》的电影沙龙时，电话连线那头，本以为顾长卫问好完毕就收，不想他越说越多，大有长谈一下午的架势，从定位、宣传到票房。

轮到我发言时，什么都没说。

不是被震到，是真的说不出什么。

一言难尽的第二个十年。

师姐说电影结束后，放字幕的几分钟适合在黑暗中回味影片，绝非不靠谱的影院猴急地亮灯，赶人起身离席。

小厅里看完了《立春》结尾字幕，留意到了张静初等几个名字，他们没能留在当前的版本里。

几分钟的回味显然不够，可过了半个月，愣了几个下午，对《立春》依然没能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看法。

拍电影和唱歌剧也好像不大沾边，不过《立春》里头还有着跳芭蕾和作油画，艺术是一家。

说下张艺谋的事情，纵然特例不可复制。

张艺谋早年喜爱画画，后来迷恋摄影。

78级考电影学院时张年龄太大，本该是被刷的命运。

不过他给文化部副部长黄镇写信，被破格录取。

后来的大导演和艺术家终于走上了正途，而不是回棉纺厂当工人。

这么一封没被退回的信，可能比《立春》里的一个北京户口还难得。

讲这些事不在于说只因偶然，张艺谋命运与王彩玲就南北殊途，天上地下。

更不能因为今天的老谋子失去了优良品质，就指责并质疑当初他对艺术的虔诚。

时代不一样了，第一十年，满盘上下，求贤若渴。

第二个十年，虚伪逐渐侵蚀躯体，功利成风。

第三个十年，理想被遗忘殆尽，成为指指点点的笑柄。

很多与文艺青年沾边的大龄、老龄观众不约而同地用自我代入，对《立春》进行了个人式的解读。

更纯粹地说，一通声泪俱下的观后感想。

我能理解，也不会嘲笑“理想”二字。

有必要话，这里说下这种存在他人与自己中间的矛盾，不跟多数人一样活着的一种可能——即便最后，他们可能还要重新回归多数人的群体。

那场沙龙的尾声，观众热情地交流，讨论银幕上王彩玲的理想和命运。

有人说，如果不是她丑得有些刻意，换作是普通人模样，故事也许会舒服很多。

有人说，歌剧为什么非要唱到巴黎去，显得太遥不可及，让更多的人欣赏接受不就足够了。

事实就在于：电影里外同样存在着不解加不屑的人，说服起来并非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十年，也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理想主义在中国逐渐瓦解。

普通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一本《渴望生活》在当年具有什么份量（这说法从老师口中所知，查询考据得的确如此），理解它的难度甚至高过《孔雀》里的伞兵梦，值得姐姐那样去迷恋加向往？

一般人想起现在的伞兵，简直是无异于火星人降落，或者只是记忆里所谓的“最可爱的人”。

这本几乎人手一册的梵高传记，不好听的说，在当时影响力强过现下多少的畅销书作家。

传播途径的局限，文字所带来的煽动力，也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煎熬。

多少人头脑一热，开始追逐艺术梦想，又撞得头破血流，悻悻地退出。

王彩玲与黄四宝，正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站在更高层面上，《立春》里王彩玲的失意有着多重原因，天赋不足、手段不够，总之她是失败了。

失败的背后可以有背景解读，表面上某一年的事件把所有人蒙在鼓里，但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保持缄默。

同样失败也有理想不受待见的地方，经济起飞的物质富足，迅速填补了精神空虚的疾苦。

对于慢沿海地区几拍的北方小城，瓦解的过程并没有特别明显，但已经逐渐开始。

理想的楼阁在破败中坍塌，小城的人们在春风中，产生着始料未及的变化。

不安分的背后，包含着主人公内心的迷乱与躁动。

立春所带来的希望，在一番扭动后化为了失望。

歌剧一方面是拥抱理想，一方面是寻找自由。

王彩玲的困境来自理想无法实现，无法实现又带来拘束与限制。

歌剧是王彩玲私人的美妙空间，又是她痛苦不断的缘起。

高雅与庸俗，一直是无法协调的矛盾，当高雅的歌剧从一个丑陋的女人嘴中飘出，一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

中国人往往过于强调各司其职，抵制不务正业，三餐饱饭才是真。

艺术往往被归在受歧视的正业之外，“打着艺术的幌子”成为口诛笔伐的一大托词。

必须正视的是，王彩玲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能解决温饱，还有个工作，与常人不同就在于心怀理想与追求。

他们不至于处在与现实决裂、沦落至街边苟活的地步，跟被夸张、剥离后的艺术家事迹，还是有着本质区别。

他们的珍贵在于他们的渺小，他们的悲哀亦是，编剧李樯对这些人还有这三十年都太了解了。

托斯卡咏叹调的高亢优美，到结尾只是天安门前的温馨童谣。

背景由虚到实，由一人的异乡无路到两人的母子情深。

小女孩的名字也只是叫小凡，王彩玲跟着一车牲畜，在刀板上剁断了理想，踏实地走上了正常人的道路。

黄四宝摇身一变，堕为不能再俗的另一个极端。

作为爱好者的周瑜，也是平平淡淡、收获至真。

只有胡金泉做出了有预谋的反抗，如愿进入牢狱，外面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监狱罢了。

如果是在严打年头，他可能会听到《青红》结尾砰砰砰的枪声，还好九十年代初的大环境不至于此。

第二个十年，烟尘尘的开头，光明到来的假象，小人物在小城的挣扎不甘。

舍得之后，方见完美，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多么假的一个结尾。

李樯的“菜市场”昆虫记内陆飞鱼看完电影《立春》有一种阴沉和压抑，几天晃不过神来。

自己多少和里面的人物类似，可以划约等号，电影触及了我的虚妄和无力。

某电影杂志最新一期的卷首这么形容《立春》“真正的文艺青年是天生的悲剧者，他们不是为生活而活的，他们是为理想中的生活而活的。

现在这个词与矫情、废物差不多同义，这是自然的。

因为他们追逐的，正是这个世界所认为的最虚无且最无用的。

”更深的波及到了“无用的我”的怯懦与卑微。

和《孔雀》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一脉相承，编剧李樯还是坚持用男性里少见的敏感笔触描写这个社会里像昆虫一样蠕动，却把自己幻想成了大象一样庞大的凡夫俗子们的追梦故事。

昆虫们以为自己可以成为蝴蝶，在狂热情绪麻痹之下，拼命三郎一样的投入带来的那种疼像钝刀割肉，感觉疼时肉已经不在了。

王彩玲这个没有爱情、外表丑陋、心气孤高的县城音乐教师，上天给了她一副能漂亮演唱意大利歌剧的华丽嗓子，和一颗不安分的心脏，凭借这些就向伟大的北京，向梦想冲击，向锦绣未来狂奔，结果只能跌得更惨，试验几次之后翅膀都断了，连华丽衣裳上的虱子都做不成了。

李樯让《立春》结尾出现的菜市场，依然是《孔雀》最后姐姐遇见陌生的初恋后，拿着西红柿伤心大哭的菜市场，还是许鞍华导演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姨妈叶如棠在鞍山卖杂货的菜市场。

挥着大菜刀卖猪肉抚养孤儿的王彩玲和叶如棠有区别吗？

她们的热情都被这个千回百转的生活烧干了，原本郁郁葱葱的栽培梦想的内心花园，荒芜成了一片沙漠，从今以后将寸草不生。

从意气比天高、自以为是的昆虫，再回到麻木无力的昆虫，昆虫还是昆虫，只是不再挣扎了。

吃吃喝喝，回家，出门，到菜市场，再回家，这样的路线，真是成为行尸走肉般的昆虫路线。

广义的“菜市场”是普通平头百姓日常生活的象征，天天进，天天出，狭义的菜市场就是“衣食住行”里面排在第二位的食，天天吃，天天拉。

从《孔雀》，到《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再到《立春》，三部电影里面人物按理来说都是不愁“食”的，但是由于过分沉醉自己的梦想，忽略了每天必须进出的菜市场。

《孔雀》里的姐姐家里有妈妈操持一切，即便离婚回家也不要去菜市场，就能饭来张口，直到父母衰老；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叶如棠沉醉在自给自足的小市民生活里，生活不愁雇得起保姆，她还有太多东西去可以寄寓，比如京戏、投资，直到被潘知常骗光了积蓄，回到鞍山前夫家里，日子日渐的窘迫才正视菜市场。

拿《孔雀》里的几个人做比较，按理说农村出身的王彩玲，应该知道生活的艰险苦难，更接近日常生活，更接近菜市场，可是她宁愿吃方便面，宁愿几年不回家看望父母，宁愿不承认身体欲望的存在，也不愿意承认日常生活跟她骄傲的理想之间的顽强对立，当这种对立越来越紧张，以她的个人已经无法改变的时候，她还在用谎言来麻痹自己，欺骗别人；黄四宝第一个从文艺梦中醒来，成了一个婚介所的骗子，似乎幸福了。

为了王彩玲（也理解为了文艺女神）丢一只眼睛周瑜则直接投回“俗世“娶妻生子，也安定了；胡金泉，则在封闭的世界里，去实现自己丢下“负担“的价值，似乎得到了解放。

如果非要评选《立春》里谁最终获得文艺梦想的成功，那就是利用了王彩玲登上舞台的高蓓蓓，不过，她还不同于王彩玲等以上几个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虚荣，而她是带有帮别人圆梦客观使命，动力是“他”，因此可以这么理解，在这里还是第二方的客观力量的获得了成功，就像日常生活必将战胜文艺梦想。

日常生活，以及背后的菜市场哲学能带给人什么呢？

安定，安定到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日日重复的机械工作；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不管多么顽固的人，都必须向这个哲学低头。

已故诗人海子曾经有这么一句诗“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诗人其实最终也是承认了日常生活带来的凡人幸福，菜市场哲学带来的肚子温饱之后精神的小憩，只是他不愿意就此沉沦沾十指染阳春水，而是选择以身相殉做神圣艺术的清教徒。

而已故日本导演今村昌平在《日本昆虫记》里，描述了像昆虫一样苟且活着的卑微者们，甚至来不及当昆虫，就已经被生活碾碎。

王彩玲比他们幸运一些。

有人说“当一支昆虫在心中立定了方向之后，就不改变地朝着目标前进。

”结果呢？

李樯、顾长卫这个组合，其实，也是一门心思描述昆虫一样的人生，只是外表很文艺，干净整洁了很多而已。

他们放大了昆虫的触角，昆虫的喘息、昆虫蠕动过程中的美丽轨迹，可是结果又有什么区别，“大象”的幻觉被生活的刀锋揭穿了，赤裸裸地回到菜市场。

究竟有多少昆虫能变成蝴蝶啊？

昆虫学家们，请你们站出来出来告诉大家。

很痛恨李樯用“昆虫记”一样的手法记载一种辛辣的“狠”，又迷恋李樯这种略带深情的手术刀般“狠”。

我相信李樯对遥远小镇文化的描述，来自于他本人对小镇的那种宿命里的血脉之爱，和小镇日常生活带来的对人束缚的恨。

文艺青年们不就是有理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四有”新人，视理想为命根子，不齿谈论吃饭、睡觉这些低级的问题嘛，而且脸皮比一般人都薄，饿了、冷了也会硬撑着。

菜市场哲学，活生生地把他们投放进油腻嘈杂的菜市场，不是不留情面地侮辱他们吗？

或许，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在这里可能会变成一种蝴蝶。

至少，讲故事的文艺青年李樯是已经飞起来了的。

我是喜欢李樯和顾长卫的，对他们每一次结尾带来的“菜市场”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但是，有时候反过来用思辨的观点理解，李樯或许没有那么残忍，而是借助着菜市场，给予主人公们梦想坠落之后尘世的简单温暖。

按照这个思路理解，王彩玲最后挥动着的砍肉刀，以及说在向过去一刀两断，做精神上的挥别，倒不如说是她承认了日常生活里的幸福，承认了菜市场哲学的温度存在，大屁股面对庄严的天安门，养活脚下正在爬行的孤儿。

就像海子生前给凡夫俗子们的祝福：“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有顾长卫和蒋雯丽这对夫妻档，对于我这类口味刁钻古怪的观众自然是极好的影片质量保证。

之前自然看过艺术青年必修影片《孔雀》，当时觉得顾长卫的叙事策略看上去与第六代很接近。

然而看过《立春》之后，才发现这并非是导演如何，而是编剧如此。

尽管顾长卫式的色调处理和镜头调度还是很明显，然而事实上观影过程中扑面而来的却全都是编剧李樯大大的气场，惊觉之前所谓顾长卫如何如何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导演中心主义作祟。

若是分析作品序列的话，显然应当把《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和《立春》作为李樯的作品序列进行讨论（还可以包括《被遗忘的天使》段落7《双双和小猫儿》，吴宇森导演，李樯编剧）。

这些片子里，李樯的风格太过锋利，反而挟持了导演们的表达。

很明确的一点是李樯式的底层书写的方式。

在他的作品中，最为动人且最为犀利的地方是那些“小人物”身上“卑微的善良”——《姨妈》在北大的见面会上李樯自己这样说。

这是一把很好用的手术刀，《孔雀》里的一家人各个如此，斯琴高娃姨妈如此，王彩玲如此，王彩玲身边的人也大多如此。

这种感觉好像是轻轻地触了一下心脏，虽然心脏没有皮肤那般敏锐的感觉，却在触过之后以一种长久的的回声成为乐章。

李樯编剧作品中另一个风格化的特征便是非因果逻辑的情节方式。

李樯的作品中，情节大多以“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式的方式出现，而并非那种我们熟知的“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过度而死”，换言之，这些情节之间只有时间关系，而没有被强化/戏剧化的因果逻辑（当然，肯定不是没有因果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这确乎是一种还原现实生活的尝试。

于是李樯的作品就变得很淡，我想看过之后最合适的一个反映是叹口气。

这个时候，那些卑微和善良，已经打动了我。

所以《立春》之类，大可不必去追求情节的逻辑和连贯。

或许李樯试图留出一个“为艺术为爱情”的解读入口，或许事实上影片呈现的是一眼而至的关于不甘平庸和敢于梦想的解读入口（这一点，soulfly大人的《立春》——顾长卫的日常生活恐惧症，写得非常之好）。

然而正如同《孔雀》里的降落伞和《姨妈》中的月亮，《立春》里歌剧、油画和芭蕾，看的我恍如隔世。

《立春》呈现给我的是一派超现实主义式的情境，尤其是歌剧，大约歌剧配音唱得太好了，本该是一个水平有限的票友的王彩玲，一个满口方言的王彩玲，却能唱出如此华丽的歌剧（当然，我同时兼具歌剧盲油画盲和芭蕾舞盲的身份……），蒋雯丽的扮丑和她周围的环境，衬得这部片子愈发地超现实起来。

于是我恍恍惚惚地感觉到李樯是有话要说，而不仅仅是讲一个关于梦想照进现实的故事。

一张北京亚运会的海报、春节晚会和“深圳”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发生在90年代初。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

80年代依然隐没在地平线的那头，正如影片中人物们的生活，故事开始之后，他们生活的平衡一点一点地被打破，正如中国社会的原有秩序，在90年代开始松动和瓦解，一些东西来了，一些东西消失了。

一些80年代崇尚的东西留了下来，比如那些来自西方的歌剧或者人文思潮，然而另一些东西在有力地将其改写，于是我们顺理成章地看到了如此渴望出名而不惜一切代价的高贝贝同学。

王彩玲他们是80年代的人了。

90年代里，他们挣扎过，然而最终都不得不找到与理想相去甚远的生存状态。

他们可以满怀希望地站在鹤阳眺望北京，一如站在中国眺望那无限美好的西方世界。

这些，都是那几年的事儿。

所以我大约知道李樯想要说些什么了。

那些王彩玲式的知识分子，八九十年代之交走过的大致心路历程，以及中国社会怎样从一种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方式。

他试图绕过当代史书写的某些禁区，而走向一个或许可能的顺畅表达。

鹤阳这个初看有所指的城市，这一次飞过小半个中国，降落在了包头；或者，鹤阳便是浮在空中的一面镜子，它照出“这个时代”的中国。

然而鹤阳毕竟是一个浮在空中的城市，李樯的书写，大约也逃不开戴锦华所谓的“浮桥”。

“时代三部曲”头两部里李樯写完了80年代和90年代，我等待着他的第三部。

当然，看《立春》的时候我不停地想起贾樟柯的《站台》。

那就是王彩玲们的上一个十年。

至于“李樯模式”，开玩笑地说，可以归结为一个“愿望的想象性呈现”，无论是孔雀开屏还是小猫儿坐进课堂念书，还是那最后一场中国歌剧院里王彩玲的忘情演唱，都是李樯这个天平座式的冷眼看世界之后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丝温暖。

然而冷的彻骨之后，这点温暖仍然无比动人。

又及：歌剧唱词和影片文本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

就连我这个十足的歌剧盲也能看出个大概。

有哪位达人能出来做做分析考证啊……另外，豆瓣上虽有《立春》这部片子的资料，然而是搜索不到的。

联系《立春》被删减和不许大规模宣传的报道，似乎能嗅出一些什么味道。

中国电影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莫雨笙大人的评论还是精辟，写在最后跟大家分享：顾长卫真狠，用一个一年之始的节气命名一个毫无前途的希望，给一个归于绝望的故事剪了一个喜剧似的预告片。

http://www.mtime.com/my/yinxiang/blog/1082666/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都会心存梦想，并为之奋斗，然而在梦想与现实的交集处，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无助与失落，有些人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前行，而有些人则束袖顿足，冷眼等待命运的不公。

《立春》以蒋雯丽扮演的王彩玲追求歌剧梦想为主线，但其中也穿插了各种小人物。

他们当中有一心追求王彩玲的周瑜、有令王彩玲心动的艺术青年黄四宝，也有痴迷芭蕾舞的胡金泉、为达目的欺骗了王彩玲的歌剧爱好者高蓓蓓。

在王彩铃的生活之中，处处可见现实与梦想交合时的不和谐，王彩铃为追求梦想远道去北京该户口，而最终却仍守在几米见方的房子中，一心想考美术学院的黄四宝却最终当上了婚介所的老板，每天在债主的追逐中惶惶度日，舞蹈教师胡金泉为自己的梦想拼搏了16年，但只以受不了城市中群众的眼神而最终走向牢狱生活，歌剧爱好者高贝贝靠着欺骗迎来了本不应属于她的荣誉。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影片完全可以采用一种悲剧到几乎令人绝望的表现手法，从几个人的羁绊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与不安，但有趣的是，影片没有完全展现悲苦，演员们全部说包头话，搞笑的台词不时逗得观众大笑。

如王彩玲会一根筋地说：“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

”也会一厢情愿地对黄四宝说：“你会永远爱我吗？

”周瑜更是在大段朗诵普希金诗歌时说：“我朗诵诗歌的时候，在场的考官没有一个不哭的。

”有人曾说看到这部片子时间或会有种带着眼泪微笑的感觉，人与人的歧路感与道德感在影片中不止一次的展现，例如导演在叙述王彩铃与被丈夫欺骗后携款而逃的邻居交谈时的一组正反打镜头，明确的暴露了导演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在内心上的羁绊与隔阂的理解，王彩铃曾说：“你并不是真把我当朋友，你只是在心里寻找比你更不幸的人，每一个不幸的人都好像和我同病相怜。

”有时人与人之间在内心存在的关系让顾导深切的暴露在了镜头前。

导演在讲述这部电影片名的时候，说道“立春之时，春天却未至，天气依然寒冷，但人们心中已经有了对春天和温暖的渴望”。

追梦寻梦，梦圆梦碎，现实怀揣梦想，梦想照进现实。

就像有立春，年年日历翻至此处，春天的梦早已在每个人心里孕育开来了；也就像人生虽有理想未达，现实会有改变，新的理想亦也一定会再次出现。

人人心里有个梦，就永远不会绝望。

开始的开始，是她在唱歌；最后的最后，她牵着小凡的手慢慢走。

王彩玲变得幸福了，当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之后。

王彩玲长了一张标准的电影丑女的面孔，我觉得用触目惊心的丑陋映衬华丽的歌喉和清高的性格有些刻意，甚至不够自信——不必非得长黑斑和龅牙，相貌平凡得模糊掉的女子，一样可以很有说服力的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过得是惨还是满足，旁人其实一眼即知，即便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表象可以忠实的披露内心。

但看看那时的王彩玲，奔波、惆怅，胃痛的时候几乎是爬到邻居家讨药，唯一的光彩是绽放出夜莺般的歌声时，却又自嘲为六指般无用，郁郁不得志；爱上了不爱她的鲜桃，拒绝了想和她过日子的烂杏；粗绒线的旧衣服上永远搭着代表优雅的披肩，用自我催眠的病态虚拟着遥遥无期的成功……当她终于从高塔上跳下的时候，我觉得我认为的没错，她供奉着那又神圣又卑微的梦想，活得很辛苦；然而她又肿着脸裹着手坐到了钢琴边上，我便开始担忧她何时可以解脱。

影片的后半部就是一个破裂的过程。

通俗的来讲，王彩玲屈服了，她放弃了她那看似并非毫无道理的白日梦——她的歌声那么美。

但是同样又专业又高雅的胡老师选择了在狱中起舞，就连周烂杏同志也敢像模像样的朗诵普希金的诗歌。

才华，在这个封闭的小县城中被奚落得体无完肤；善良，在这个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的时代里被利用得弹尽粮绝，一个饱受孤独煎熬和梦想牵制的心灵，最终由于戒备而崩溃。

于是她放弃了。

回到爸妈家，纯善而温情，选择了个可爱的兔唇养女，然后卖羊肉治好她。

她不遗憾吗？

缝制的那几套演出服连当围裙的用场都派不上；她不难过吗？

在不想发生爱情的县城的婚介所里乞讨陪伴。

但难道她不幸福吗？

当一个年近40的女人终于有了个肉乎乎的小女儿绕膝玩耍，和年迈的妈妈一起，吹泡泡，唱歌谣，用放大镜观察毛毛虫。

孩子的笑脸扬起在雄伟的天安门前，那是召唤了她前半生的天堂，而她的后半生，生活大过理想，满足即是幸福。

幸福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理的词，完全主观、不可量化、无从比较。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人只要自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世俗的一切法则都将瞬间失效。

所以我从不怀疑我那些爱得辛苦或者恨得洒脱的伙伴们是幸福的，当他们如此义无反顾、如此陶醉在自己终于挣得的状态中。

我很羡慕，甚至是膜拜，因为我现在不大幸福，我不想这样。

所以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想。

理想与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对互相拧吧的过程？

年轻时的梦、的浪漫、的憧憬，是不是终将被现实一一撕碎？

是不是真的要坚持？

是不是该收起顶着风又带着伤的翅膀——在它还没有支离破碎前。

影片最后，导演貌似善良的安排了一个梦之情境给王彩玲，其实这很残忍，当她终于要放弃，当她相信一切都回不去了时候。

我盯着影片结束的滚动字幕，脑子里想着的，却是若干年后，命运的导演该用什么样的场景慰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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