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近期香港电影最有话题性的作品，除了以学童自杀及私人创伤为主题的《年少日记》，当数导演简君晋的《白日之下》。

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15年，A1报馆接获残疾人士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侦查组记者凌晓琪（余香凝）潜入院舍，亲身接触装疯扮傻的通伯（姜大卫），揭发内里的非人道生活，寻找日光之下的残酷真相。

《白日之下》剧本参考了多宗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冼澡”、2016年“国宝之家残疾院舍烧卖烚菜送饭事件”，以及同年康桥之家的“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影片以写实角度真实呈现私人院舍的非人生活，包括差劣的卫生环境和伙食，院友于天台被集体脱光轮候洗澡及失德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的个案，引发观众反思社会上被忽略的一群的悲惨生活，社会福利制度及院舍监管漏洞等问题。

有不少人将《白日之下》与荷里活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聚焦》（Spotlight）来作比较，尽管两者皆以新闻工作者作为叙事焦点，运用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揭发社会问题，但在叙事类型和结构上实有差异。

《焦点追击》是从新闻编辑部的整体视角展开叙事，同样的还有揭发荷里活性侵真相的《她说》（She Said）。

此类作品着重呈现新闻采写工作的繁琐和沉闷，当记者们面对庞大繁杂的资料时，如何细心严谨地梳理分析，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尝试后，找到可供报道的方向和内容。

《白日之下》固然也有编辑室商讨报道方向、检视庞杂资料的部份，但更多时候都是记者晓琪单人匹马潜入院舍追查真相。

在这里，记者实则被赋予了一部分“侦探”的职责。

影片更像是一部着重侦查过程的侦探电影，观众代入主角的急促脚步及好奇目光，逐一解开案件背后的谜题，揭露人性深处的黑暗底色。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影片在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再现之中，实则省略了搜集及分析大量资料等繁琐而必要的过程。

但是，这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导演实际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为了让相关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相对容易“入口”的冒险式叙事在大银幕呈现出来，做法无可厚非。

此外，“记者—侦探”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一众媒体的信任度日渐下降的今天，香港观众恰恰需要这么一个介于虚实之间、捉摸不定的角色，来弥补现实社会的缺失，借此重探新闻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

晓琪在影片初段表现出一副圆滑世故的犬儒形象，与同类作品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大相径庭。

例如“放蛇”假扮通伯孙女只是想搜集护工虐老的实质证据，但求尽快写成一篇轰动全港的社会新闻，升职加薪；而编辑室举行内部会议时也是以“残疾院舍”、“混蛋看护”、“虐待”等耸动标题为报道定下基调。

在此之后，晓琪为了获取更劲爆的内幕消息，花钱贿赂居住在院舍的义工，显然违反新闻职业操守。

随着故事推进，晓琪逐渐流露出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但她为追寻及报道真相所付出的努力没能换来完满的回报。

因为报道出街，“彩桥之家”被政府勒令“钉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院友冒着大雨，纷纷指责记者多管闲事。

记者追求心中所坚持的正义，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真相，即便当真相损害院友们的切身利益，令他们陷入失去稳定生活的困境，是否仍能称之为正确？

记者又需要为此负责吗？

至此，人物形象上的复杂和矛盾得以显现：一方面记者是作为曝光黑心院舍非人行径的“施救者”而受到公司和主流社会的称赞；另一方面，只因为如实报道真相，她被视作院舍倒闭的“元凶”，在弱势群体之间落得“害人精”的骂名。

可想而知，影片并没有如其他作品那般把新闻工作者写成完美无瑕的英雄，披露真相的快感过后，事情远未完结，他们就是要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面对诸如此类的伦理难题及道德谴责。

无独有偶，角色的双重性亦见于作为反派的“彩桥之家”院长章剑华（林保怡），原型是“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因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梁雍婷）而被法庭起诉，受公众唾弃；但也是他一手建立起院舍，让那些被“正常”社会遗忘或淘汰的弱势人士有安身之所，清楚记得每位院友的名字，面对人手长期不足，更亲自帮手照顾他们。

正因如此，章剑华在面对晓琪的厉声质疑时，才敢理智气壮的说出“是全社会的错”。

电影在后半部分进入了正邪对峙的类型化叙事之中，但在限制之下，导演仍尝试将批判的矛头从归咎于个体或阶层的罪行转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媒体和公众的选择性无视，以及保障支援老弱伤残人士的制度性缺失，也在变相助长此类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不过，遗憾的是，制度（社会福利署）在应对院舍虐老、性侵等一系列恶行之时表现出的冷漠，影片里仅以寥寥几笔带过，报馆总编（朱栢谦）说的那句“要插就插个制度”，到最后却无以为继，只是简单交代残疾人院舍监管漏洞，便匆匆作出无力解决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疏。

在影片的头三十分钟，观众跟随记者晓琪的目光初探因年久失修而破败凋零的“彩桥之家”内部，见识到面目狰狞的姑娘芳姐（宝佩如）虐待老人、恐吓智障青年（周汉宁），甚至做出反覆鞭打、钉手臂等残忍之举。

编导如此塑造配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发观众的心理厌恶，在不得不略过体制缺陷的前提下，让观众能将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通通发泄在该角色身上，后段性侵丑闻缠身的章院长亦是承担着类似的“转移视线”的功能。

或许，我们最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对这些白日之下的罪恶视而不见？

为什么院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长久以来却无人执法？

为什么制度会容许像芳姐那样恶贯满盈的坏人（编导几乎将院友遭受的肉体伤害都归咎于她的暴行）一直存在？

章剑华涉嫌性侵女院友一案上到法庭，最终由律政司宣布撤销控诉，是因为女院友的心理状态不适宜出庭作供。

为什么当证人因身体或精神问题无法出庭时，法庭不能考虑接纳传闻证据（偷拍视频）？

港府前几年拟立法修例，为何至今仍不见消息？

从这些方面来看，《白日之下》和年初的港产片票房冠军《毒舌大状》如出一辙，皆将矛头指向个人或团体的罪恶，以此掩盖理应被重视的制度漏洞。

当然，比之完全无视的吴炜伦，简君晋起码借林保怡之口向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作出“语气轻佻”的控诉，并经由“正不能胜邪”的反类型结局间接点出司法体制存在弊端——得知判决结果后，晓琪怒气冲冲地质问主控官（朱栢康）：“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30多年前，由尔冬升执导的《癫佬正传》开香港社会电影风气之先，社会大众开始普遍关注被忽略的弱势社群的凄凉境况。

虽然不能说那时候的尔冬升没有人文关怀，但是影片里针对诸如精神病患者很危险，随时会攻击身边的人，不问缘由地突出放大其暴力色彩等极为片面且污名化的描述，已然暴露出这种所谓“关怀”背后隐藏的娱乐和剥削本质。

甚至乎，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香港社会电影绝大多数就是披着社会议题、现实主义外衣的剥削电影；知识及视野上的局限性也会滋长电影人对弱势群体的影像剥削。

时至今天，香港社会电影早已不再是以前那副模样，创作者的眼界与见识广阔，加以世界文化思潮的带动，新导演们开始尝试从更多不同角度切入和回应社会问题。

例如，新锐导演、编剧卓亦谦在其首部长片作品《年少日记》就透过深入私人的创伤回忆，先是寻求与自己、家人之间的和解，继而以新生的姿态为学童自杀的社会现实（亦可视之为香港人的集体创伤）打开缺口，大胆摒弃同类作品“议题先行”的惯例。

《白日之下》亦然，虽然探讨院舍监管问题、记者的使命感、新闻报道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等主题，但在开场之后，从灰蒙蒙的画面色调、浑浊的污水、斑驳脱落的墙壁、衰老褶皱的皮肤，及至反覆出现的乌云笼罩天空等意象，可见导演更想呈现的是处于“没王管”灰色地带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存环境，而非一味瞄准死板僵化的议题。

然而实际上导演却倾向采取一种恐怖/剥削类型的情境和氛围营造，就像它的前辈所做的那样（秦沛发狂之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配乐）。

除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正如前文提到，影片集中刻画黑心姑娘是如何虐待院友的，而透过对暴力不加掩饰的直观展现，观众很容易便对形象单一的负面角色心生憎恶，同时，无法溯源的恶行也在无形之间构成了对人物、对议题的剥削。

当然，简君晋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导演，不想人物的处境过于绝望，安排了晓琪“放蛇”期间与院友相处的温馨时光，亦不忘借姜大卫、胡枫、鲍起静等资深演员之口带出老年人被视为负担，被社会抛弃的严肃主题。

结尾处，通伯替垂头丧气的晓琪戴上鸭舌帽，肯定她为报道真相付出的努力，是乌云蔽日之中的一点微光。

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刻意调动人物（观众）情绪的台词或场面似乎又在暗地里违背导演要求镜头与人物和事件保持距离，冷静克制的拍摄意图。

于是，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反映社会事件的“全貌”？

在不考虑要求是否过分的前提下，对现今的香港电影而言，首先就是要摆脱行为儿戏、渲染煽情的老毛病，让人物真正拥抱专业性。

若以此为标准衡量《白日之下》，晓琪作为理应保持中立立场的侦查记者，行动却时时受制于情绪主导，岂止是不专业，更有反专业主义倾向。

这样，观众在观影途中也会被主人公起伏不定的情绪及鲁莽冲动的行径牵着鼻子走，逐渐远离对全局应有的客观判断。

从《癫佬正传》到《白日之下》，尽管根深蒂固的“剥削”顽疾未能彻底祛除（无论是肉体上，还是情感上），但《白日之下》至少不会把渴望理解和帮助的弱势社群当做展览品，流水线般陈列于公众面前，而是仔细去呈现、去聆听他们诉说各自的经历，尊重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

一部兼具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的好作品理应如此。

本文首发于「虹膜」

呢齣改編自真實事件嘅《白日之下》難得都可以喺內地上畫，真係你老豆都可以變鬼佬啊！

港產片以往都拍唔少社會題材嘅戲(特別呢幾年)，監製爾東陞同主演嘅姜大衛兩兄弟都拍過，分別係《癲佬正傳》同埋《聽不到的說話》，兩套都有唔錯嘅迴響。

但呢齣簡君晉導演就用咗個唔同角度嘅切入點去做主線，就係媒體。

由余香凝飾演嘅凌曉琪呢位記者作為主軸，去尋求佢一直所追求但搵極都搵唔到嘅“公義”，單從佢嘅表演嚟講，算係僅僅交到貨。

反而啲配角就個個都好睇，姜大衛、林保怡、梁雍婷、寶珮如、修哥、周漢寧，睇得我都好肉緊。

單睇表演方面我係絕對收貨嘅，彈嘅就係編劇寫得太多好例牌嘅對白，其實可以用鏡頭語言表達到出嚟就更加好，加多咗呢啲對白，有幾part以為睇緊《毒舌大狀》啊屌你！

攝影同配樂我都幾like，特別係配樂，幾段二胡都用得好正㗎！

仆街喺呢個世界通街都係，唔好話拉唔晒，見都見唔晒啊！

自己唔做仆街已經偷緊笑啦，仲話拉班仆街？

不如等吓個天劈撚死佢哋好過啦！

PS：大家想搵公義？

睇《一代宗師》就有啦！

綜合評分：7.5/10

一. 章剑华案 影片中，”彩桥之家“的院长章健华涉嫌性侵院内智力残障的女性而被检方起诉，最终在开庭时刻检方决定不起诉。

事后记者凌晓琪质问检方律师，律师做出三点回应：第一，环境证据不足以坐实章健华性侵事实；第二，被性侵的小铃在事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无法出庭；第三，香港不允许”一案两审“，所以为了日后追罪的可能性，这次暂时放弃起诉。

这三点成为了章剑华案必须撤诉的理由。

第二点非常好理解，但关于第一和第三点，必须要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背景。

以下是我咨询一些法律专业的同学整理的答案，如有疏漏和错误欢迎评论补充指正。

二. 环境证据关于环境证据，在刑事案件中可被定义为 是指由行为人作案过程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状况及能够反映现场特定环境的资料而形成的综合性证据 。

参考来源： 利用环境证据断定事实并排除合理怀疑_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spp.gov.cn) 具体可以包括专家证言、证人证言、相关物证等。

环境证据可以对关联事实的证明形成证据链，推理来断定作案结论。

参考来源： 香港这个医学专家瑜伽球谋杀妻女案简直太迷，逼我认真学了一会儿法条_风闻 (guancha.cn) 在章剑华案中的，在影片中着重提及的环境证据有垃圾桶里沾上精液和受害人核酸的废纸以及通伯隔着磨砂玻璃拍摄的案发时段的视频。

那么这些证据能不能证明章剑华犯下了侵犯的罪行呢？

控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行，这个结论我们也可以通过审讯章健华的片段中略知一二。

在章剑华的口供中，他将废纸上的精液解释为自己的梦遗，将受害人的核酸解释为经常来办公室玩耍和翻垃圾桶；而那段案发视频只能清晰辨认出章剑华和受害人在办公室单独相处，并且二人有比较多的互动（通过磨砂玻璃的影像）。

尽管这些证据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但并不足以完全排除疑点，关键在于无法证明二者的互动是性行为。

因此，受害人的口供就至关重要。

但因为前面所提及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无法出庭导致无法坐实章健华性侵行为。

三. 一案两审（一罪两审）影片中出现的”一案两审“的说法并不严谨，在香港法律中应该叫做“一罪两审”。

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因为同一项罪行重复起诉被告。

现有的禁止一罪两审规则，作用在于禁止控方在某人已获判无罪或被定罪的情况下，以同一项罪行再次检控此人。

这项规则所源于的理念，是已受刑事审讯之苦的人，在最终裁决之后不应再受困扰；获判无罪的人应可重过正常生活，而被定罪的人则应面对适当惩罚。

参考来源：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 法改会刊物 - 报告书 (hkreform.gov.hk) 香港法律和大陆法律并不一样，香港沿袭的是英美法系的普通法，“一罪两审”的英文原称是“double jeopardy”，大陆经常将其译为“一事不再理”。

关于这个设定的历史由来和合理性，可以参考文章： 【TOP100】张卫平 | 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 (qq.com) 在章剑华案中，控方律师在笃定无法胜诉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未来胜诉的可能性，而不得不撤诉。

因为在环境证据不充分和受害人无法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控方很有可能败诉，而一旦败诉，控方就不得再重复控告章剑华，这起案件就彻底无法翻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法律中，控方在庭审过程中如果感到证据不足，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重新侦察，将案件移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参考来源： 补充侦查_百度百科 (baidu.com) 四. 章剑华案原型：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最后，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这起案件的原型，可以阅读： 「康橋之家」院長兼社工涉嫌與智障女非法性交事件 -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hkjcpmh.org.hk) 我觉得影片中最尖锐的一句质问来自智力残障的少年对记者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以后都会来？

这句话或许是在问记者，问律师，问警察，问政客，但这其实更是在拷问观众：舆论的潮水终将褪去，正义的目光还会持久落在阴暗的角落吗？

我们是真正在乎这个社会的不公，还是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猎奇之心。

2023年最出圈且对内地观众暂时未露庐山真面目的港影除了刚刚定档的《年少日记》以外就是这部《白日之下》，两者都关注社会议题，并且无论是在票房还是口碑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样的港片市场环境相较于往年似乎是有了一些好转。

可惜《白日之下》的真实水准着实难以令人夸出口。

看到选题时我就产生了一些疑虑，在真实事件发生将近10年后选择改编成电影，到底要选取当下社会怎样的剖面来与之产生勾连才能显得表达不那么过时。

原事件又是当时相当轰动的社会新闻，其中的各种角度早已被充分挖掘与讨论，10年后的复写又要开辟出怎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才能让故事观感不透着陈旧。

而令人尴尬的是，导演根本没想着满足以上任意一点，最终选择了做顺拐的吹哨人视角作为主线，并且没有刻画该事件折射出的表达与当下香港社会的任何呼应便草草收尾。

甚至连将原事件涵盖的最基础的几层议题都讲不清的讲不清、故意回避的故意回避。

看到结尾女主角彻底化身为短视频新闻评论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会情绪出征不懂礼法的小将时我觉得又滑稽又疑惑，不懂导演为什么要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情况下改编这起事件，输出着毫无意义（甚至有反作用）的价值观。

影片可以简单拆解为三个议题的并行推进，分别是“人老了成为累赘后该何去何从”、“私立护理院中的利益涌动”以及“第四权利的逐步消亡”。

三个议题随着女主角卧底进入彩虹护理院调查的深入逐步展开，我们也来一个一个谈本片为什么一个都没拍好。

既然是社会议题片，影片首先要关照的自然是该事件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的权益奔走呼号是最重要的一环，本片这部分的表达落在了通伯和水哥两个角色身上。

两人都是被子女遗弃在护理院的留守老人，而通伯对于自己被抛弃的现状相对豁达，也有一套cos司马懿的“装疯学”应对窘迫甚至危险的处境。

水哥则没有通伯那么自洽，虽然嘴上总讲认清现实，但是还是渴望与家人一起的生活。

通伯的前史在他的人设面前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无需浓墨重彩地刻画，因为他已经看淡，余香凝这个假孙女的存在也能令他万分喜悦，而水哥则是由一场想要参加真孙女婚礼的戏带出他的详细遭遇。

水哥得知孙女婚礼就在当日后因为顾虑自己没有合适的礼服与会而不敢前往，余香凝帮他找到了一身旧西服穿上赶到后却被其女儿严辞赶走，话语中可以得知一家人对水哥的恨主要来源于其对妻子的亏欠。

这场戏似乎将老人被黑心护理院虐待的矛盾核心直指子女的失职甚至是恶意遗弃，但是同样值得在意的是水哥曾经作为丈夫、父亲的身份似乎也没有完成，才会导致如今的“现世报”，子女将其送进护理院却已经尽到了最基础的赡养职责。

这样的互相比烂虽然未必能争出谁更有理，谁更吃亏的真相，但是这种家长里短导致的恶果作为展示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显然是偏颇的、狭隘的。

尤其是这场戏从表现手法上有带有偏袒水哥的色彩，就更加背离此处本应起到的戏剧效果。

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如果我父亲在我婚礼当天突然出现要强行进场，我的表现也未必会比水哥的子女友善多少，并且我会认为这次看似残忍的拒绝和他罄竹难书的罪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该进监狱的人只是被丢进黑心养老院虐待，已经便宜了他。

所以综上所述，只要转换视角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结论的事件，在《白日之下》中被导演如获至宝般当做挖掘到的当前社会版本答案般书写，是现实题材片最令人不耻的笔触。

而且相对于刻板化的恶子女形象，片中护理院里的老人形象和孩童形象其实也是刻板化的。

老人都是和蔼可亲却碍于身障无力反抗的可怜人，孩子们都是阳光可爱却由于残疾无可奈何的被害者，他们在人设上都非常完美，在性格上都毫无缺陷。

看一部由一群完美受害者组成的群像戏，就如同进入了兵马俑遗址的一坑一般，凝视着那些毫无情绪、不具灵魂的空壳，得不出任何现实问题的解法。

以至于看到《白日之下》后甚至对内娱都产生了几分希望，内娱甚至已经拍出了《不完美受害人》这样虽然成色不尽人意但意识略显先锋的社会题材剧，港影居然还在1.0时代原地踏步。

关于受害人如何无辜如何可怜是本片前半部分的核心内容，而后半部分则将镜头转向了林保怡饰演的邪恶院长，企图揭开滔天罪行背后的幕后主使的真面目。

首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叙事全部转向院长后，老人们从角色到身上背负的议题就如同消失了一般在电影中无影无踪。

因为导演着重刻画的院长的罪行是虐打和性侵害智障儿，完全和讲了半部戏的虐老事件无关，加上在群戏铺陈上老病人和儿童病患两组角色也毫无交集，最终导致整部片子看起来像是两部电影剪接在了一起。

《复仇记者:无限虐老》+《复仇记者:终局之战》，背靠背拍摄的两部电影共享大反派灭霸林保怡。

但其实虐老事件又怎么可能与院长无关呢，分明只是导演思维所碍，根本不会写院长介入其中后的戏剧冲突。

一直如同幽灵般出现的女护工和院长之间是怎样达成一种帮助对方助纣为虐的默契的；院长自己作为有被遗弃创伤的老人却在行虐老之事他是如何自洽的；院长之上有更高层的体制内保护伞，他又是如何成为他们的麾下猛将的...以上都是值得展开详细讨论的极具张力的细节，但是本片一概略过，揪着最具膻腥色、最煽动直男恶趣味、最能作为营销卖点的性侵儿童大书特书。

整个段落构思地也依然非常刻板和猎奇，这边院长侵害了小女孩，那边小男孩就刚好坠楼自尽，然后维持了经年累月的畸形平衡的护理院就突然面临大厦将倾的危机，各种想当然的写法只暴露出导演认知的局限。

紧接着就进入了香港版《坠楼死亡的剖析》（北大法学教授，米兰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弟子，《坠死剖》北大映后嘉宾，与杨紫琼聊起过奥斯卡的董强会译为《坠亡剖析》），余香凝在走访了受害者家属后讲院长请到编辑部对质，想要搞清这无锋的大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机理。

院长的回应中除了一些如同尊者上身般的诡辩以外，给出的对自己罪行解释的有效内容主要有两条，第一是承认虽然彩虹疗养院的硬件落后，但是最起码给了这七八十位老人一处居所，总好过将他们遗弃的子女；第二是讲出了由于公立疗养院申报困难，而私立疗养院又被体制遗忘，所以总是处于供不应求且资金短缺的窘境中，以至于无法尽到正常疗养院应尽的职责的现实困境。

很显然其实以上两点都是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客观真实的，第一点回绝了子女作为事后诸葛亮声讨疗养院的可能，第二点堵死了记者作为公众监督理中客地审判疗养院的视角，并且将悲剧背后的难处交代的也非常明晰。

虽然现实在困难也不能成为将错就错甚至错上加错的借口，但是当巨大的显示阻力被摆上台面时，起码应该就事论事的找出解法才能做出有力的回击。

（包括大状最后提到的女孩因为有应激可能性而无法作证，保留起诉的可能性是为了养精蓄锐而非向不法低头也有扎实的逻辑，但女主同样无脑回绝）

而本片对于问题的讨论却戛然而止，女主角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不断输出着被情绪裹挟的毫无内容的正确废话，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院长行为的可耻。

这些事情只要但凡不是个哑巴都可以做，为什么非得要你来呢？

你口口声声代表的正义也好第四权也罢，进场一件引起民愤的社会事件，扮演的角色就止步于最基础的互联网嘴替吗？

跟着民一起愤居然已经是记者身份的终极追求。

况且帮助观众和网民共同用口水淹死可恨者这样的叙事财富密码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大家已经进化到要看阮经天这样的互联网杀替才能解恨的程度了。

真是硬蹭都赶不上热乎的。

对于真正有价值的，蕴含更高层次矛盾的，直指最高权利机构的社会问题的避而不谈，背后只有两重原因，其一是导演自己对于议题的认识不足以支撑其将这些内容拆碎讲清，其二是深度讨论或将触碰审查的红线并且未必讨好市场，这样的“双输”局面令导演望而生畏。

当然我也早就过了慷他人之慨，逼迫他人行自己为竟之事，超越自己未企及之勇敢的傲慢阶段，所以我也十分理解尤其是在当下香港的环境下，有些东西讲起来很困难，甚至是不能讲，我们也应该看清创作者无法尽善尽美的背后确有无形却巨大的压力存在。

但倘若是这样，影片中便不要提什么为了正义做新闻、为了社会做调查云云。

人总是要知行合一的，看着犬儒、窝囊、自费武功者升起大义凛然、感召全社会雄起的论调着实是令人感到不适和愚蠢。

那么便也借此丝滑过度到对影片最后一个命题“第四权的死亡”的讨论。

女主角和报社众人初登场时的状态是令我耳目一新的，她们不同于经典的主流的记者为主角的电影中那些充满雄心壮志和社会责任感的圣人记者，而是对于“哪还有人看新闻”、“调查小组不赚钱还总惹祸”这样凉薄的现实认命后摆烂。

女主也一早亮明如今还在做记者就是为了赚钱的意图，不断地给上司和下属一起浇冷水。

其实无论是就现实情况还是导演个人情况而言，这条线索都应该写成一丧到底的模样，最终流离失所的老人没得住，穷凶极恶的罪人没得告，女主想赚钱的行当自然也没得干。

可是导演大约还处于我上文提到的那种傲慢阶段，虽然自己折戟沉沙，但是笔下的小将出征的旅途必须刚刚启程。

于是他让女主角在参与这次案件的调查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职业存在的初心，寻回了利用记者的权利和能力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快感与价值，树起了要为日薄西山的第四权争一口气的信心。

滑入了同题作文的窠臼，十分的顺拐、了无新意且生硬。

我个人非常难以相信一个已经对记者行业的存在失望心死多年的职场中登，会因为替疗养院中的两个老人两个孩子的不幸遭遇发声后遭遇了几次重磅打击后，居然会重新燃起担负第四权监督社会重任的责任感。

现实中这种心态的人到了曝光露台洗澡轰动后就会见好就收了，享受这次作为轰动性事件发吹哨人带来的红利，成为网红，成为公共平台kol，成为语言类节目座谈嘉宾，才是这种人的标准结局。

因为混迹职场这么多年，没人不知道如果继续追这条新闻会将要把刀刃划向怎样可怕的深渊，要面临怎样庞大的压力，一个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是不会选择铤而走险，出力不讨好的。

所以女主其实在进入这个故事时就已经被导演打上了圣人的底色，起码也是个被奥丁打入凡间的索尔，只要稍微感受点人间自有真情在，滴一点淡尸斑精华就会瞬间恢复为复仇记者。

所以在我看来很多人为之感动、愤慨的雨中诀别其实毫无意义。

慈祥的兵马俑们忽然活过来，为老不尊起来指责女主角“拯救不彻底，不如彻底不拯救”，通伯则一面继续看破红尘，一面继续把余香凝当女儿养地讲“不要因为做了一件对的事而愧疚”，其实都根本无法在如此虚伪和悬浮的故事里成立。

无论是作为摆烂老油条的女主角，还是网络评论员小将的女主角都根本撑不起通伯的这句金句，只是既不会写议题也不会立人物的导演此刻化身姜子牙，强行要为女主封神，可是阿斗他扶不起啊！

整场戏一副“人类不感谢罗辑”的姿态，好似女主角真的是为了虐老事件鞠躬尽瘁到要身故于五丈原了一般，但其实就是个毫无专业性，毫无新闻调查能力的浪子稍微回了一点头就被现实打回去于是找干爹求抱抱的巨婴哭奶戏。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既尴尬又悲凉，真正的如鲠在喉并非有苦说不出，而是群体性的苦难被一个外人以偏激傲慢的姿态荒腔走板地说给了大众，而大众还真的信以为真。

希望这白日之下的创作者可以少树错碑，以至于让大家少哭错坟。

黑暗中坚守理想与道义这部电影后劲十足，直到走出影院，那些画面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故事吸引人，演员演得好，内容直白深刻，还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大于影像自身价值），那么可以说这就是一部较为成功的电影。

《白日之下》便是如此。

电影从开篇就聚焦于一起“残疾院舍虐待事件”，通过媒体记者的卧底调查抽丝剥茧层层还原真相，最终在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发起灵魂拷问——为什么？

怎么办？

本片据说改编自几个曾经发生在香港的真实事件（2015年剑桥护老院虐待院友，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以及自闭症男孩跳楼事件，多位院友在半年间离奇死亡等），创作者把这几个事件糅合串联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

这是那种我们只要上网，每天几乎都可以看到的那种社会新闻，除了专门的调查记者，一般的“吃瓜群众”大概不会去主动深究事件背后发生的悲剧根源……毕竟这个流量时代从不缺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缺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敢于质疑与探究真相的精神。

无论如何，虐待与性侵病人罪大恶极，作恶者当受法律惩罚，无辜受害者本该被救助脱离苦海。

但比起单纯为受害的弱者发声，本片的野心显然更大（想要的更多），主创在努力完整客观呈现每一方的反应（责任院方，媒体记者，律师，受害者），并且电影有一个“反套路”的结局——恶人逍遥法外，好人被无端误解，受害者没能等到正义，结尾处迎面而来的绝望无力感（这才是真正的残酷现实？

）。

假如代入女记者凌晓琪的视角，那就太让人绝望了，在努力一番之后却没有得到理想结局时的深深挫败，让人不禁开始怀疑人生——恶人未必就有恶报，正义未必总是战胜邪恶。

毕竟现实不是电影，不需要上下通顺起承转合，追求某种逻辑上的自洽与合理性。

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从来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发生了就发生了，不公道就不公道了，它简单粗暴无序，充满各种荒诞离奇不可理喻，结局也未必皆大欢喜，最终只剩一堆“破烂事实”摆在面前等着你去消化……某种意义上，生活才是电影的老师。

所以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控方律师因为证据原因主动放弃起诉，多次侵犯病人的“人渣”院长被无罪释放，法官发出这是“受害者的不幸”的感叹后退庭，残疾院舍的病人们大雨中流落街头，一心想要帮助受害者的记者却遭到受害者的责难……这样的结局并不像电影里经常发生的事，但它却合情合理合乎现实。

“就算恶未必有恶报，我还是选择公义与善良！

”面对一败涂地的结局，记者凌晓琪没有灰心丧气，她依然选择站在正义这方，始终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因为她相信，就算暂时没有结果，但坚持总会有意义。

无论如何，她还是会继续和黑暗对抗下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也大概就是这一刻，余香凝饰演的女记者形象完全立起来了，她在银幕上虽败犹荣闪闪发光，宛如一个与魔鬼不懈搏斗的圣斗士（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色彩），是的，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代表了一种在当下社会里濒临灭绝的英雄主义，或许正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 英雄主义理想”，这个堕落的世界才不至于无可救药吧？

德不孤，必有邻。

姜大卫饰演的“老病号”通伯便是凌晓琪的“好拍档”，明知女记者假扮“孙女”当“卧底”，他也故意不戳穿，在这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装傻”是他活下去的诀窍。

当有一天同宿舍的老友猝然去世，他难掩内心失落。

当残疾院院长被法院起诉时，因为缺乏关键证据无法定罪，通伯把自己偷拍的视频交给了记者，当凌晓琪因为没能帮助到大家而感到自责时，通伯安慰她说——人生到处都是选择题，要么做对要么做错，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这些话成为了鼓励她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通伯原本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糟老头”，但是此刻他犹如记者的人生导师，在至暗时刻帮她拨云见雾指点迷津，通伯在银幕上的形象瞬间也高大温暖起来了。

虽说调查记者的天职是记录和报道真相，但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支持帮助，真相也很难浮出水面。

常言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

要想让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受到公正的审判，让恶人最终得到恶报，就决不能让每一位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的“猛士”心寒，为了实现正义的目标，不仅需要孤胆英雄的努力，更需要广大社会力量的团结一心。

鲁迅先生曾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 电影里的残疾院院长自己也是残疾人，他和那些“魔鬼护工”本来也是被主流边缘化的弱者，常年在社会上受歧视不被尊重，但他们没有选择挺身而出对抗不公，反而欺凌比自己更为弱小无助的病人们……这是人性中的卑劣与恶毒，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背了道义。

扇耳光、关禁闭、性侵犯，用订书针扎胳膊、“集中营”式冲凉水澡……残疾院舍虐待病人的一幕幕触目惊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问题更为复杂——比如香港当地政府的官僚主义，相关机构的低效不作为，以及老弱病残群体与社会收容机构之间的供需矛盾亟待解决等。

其实这根本上是一个体制问题，假如不改善这种对弱势群体不友好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仍然会出现无数类似的惨无人道的案件，悲剧将难以避免。

电影还从侧面刻画了人们冷漠的亲情关系，像老人孤独病死在收容机构里，他身边的亲友子女们竟然无一探望，即使见面也是一脸嫌弃，就像片中的那句台词——“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堪比人伦惨剧。

话说，一个总是嫌弃老弱病残，把他们视为“包袱”“异类”的社会环境，能够称之为“健康和谐美好”吗？

先被家人遗弃，再被相关机构“踢皮球”，最后“羊入虎口”在所谓福利机构里面惨遭虐待凌辱……假如一个文明社会就是这样对待老弱病残的话，那么简直比野蛮还野蛮万分！

雪中送炭是善，济危扶弱是善，仗义执言是善；恃强凌弱是恶，黑白颠倒是恶，纵容恶人是恶……要让善良人有安全感，恶人就必须要受到应有惩罚。

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

而非把“面子工程”做的足足的，不遗余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社会上推行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违背人性的“恶”。

只有拒绝歧视伤害贴标签，真正把弱势群体当“人”看，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与保障（起码给他们遮雨片瓦不至于露宿街头），让人有尊严的活着或死去，这才是最起码的“善”，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假如这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秩序就值得怀疑。

《白日之下》的时代背景是纸媒的日渐式微，传统报刊即将被新媒体阅读取代，自由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小，披露真相的人被无情打压。

即使传统媒体内部也在不断分裂，从业者们也在纷纷做着艰难抉择——或去，或留，时代洪流滚滚而来，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朝不保夕……坚守理想道义，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但是，即便阴霾覆盖苍穹，大地滋生罪孽，总要有人挺身而出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善与恶，真与假，爱与恨，只有让正邪交锋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正道的光照进黑屋子里，才能治病救人，才有希望改变现状，才有可能重塑一个公正光明的未来。

一如上届的《正义回廊》，十六项提名在手，《白日之下》诚然是本届金像奖热度最高的一部。

这热度，简君晋时隔十年才拍出第二部自编自导的长片，非常需要，金像奖影响力总被判为式微，自然也需要。

在二者相辅相成的催热关系外，还有另一重相互成全。

《白日之下》所取的材，乃是曾经轰动全港的安老院系列恶性事件，包括2015年，剑桥护老院的老人家被脱光后露天冲洗，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性侵女性智障人士，十四岁自闭症智障男孩跳楼，统共六位院友在大半年间离奇死亡等等。

相对应的则是，正因为电影叫好又叫座，当年这些不乏不了了之的事件得以重回公众视野，并且引起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最终，哪怕受害者家属持续上诉却依然能够置身事外多年的张健华，上周被定了罪。

现实往往比电影残酷，但现实偶尔也可以比电影解恨。

哪怕现阶段只治了一个小小的「标」，距离「本」的疗愈仍有漫长距离。

而这对于导演曾经构想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事实上起码进了一步。

康桥之家改成彩桥之家，张健华改成章剑华，如此显白的控诉，正是郁结在心的导演，对迟滞现状提出了理应尖锐的质问。

这也是对人人或真或假健忘的网络时代，做出一次打捞、归档、质询的重要动作。

而这样的动作，哪怕是对事件外沿的我们，不对，应该说，尤其是对同在漩涡当中的我们，展现出极富人性的示范，并且提醒我们，很多已经消失在视野的公义、抗诉、记忆，依然有在开花，也有在结果。

概念先行，却又做到不负众望，继而众望所归，《白日之下》并不简单。

特别是，它本身并不容易控制的矛盾性，有被处理得颇为漂亮，或至少是让人信服、叫人动容的。

它首先是个野心很大的电影，要囊括长者、病患、残障人士、女性等弱势群体面临的诸多议题，有适才提及的虐待、侵犯，就有施虐者的明知故犯与逍遥法外，这当中有关乎权欲、色欲、利欲熏心的人性扭曲，也有社会资源严重不足、制度保障明显滞后、司法漏洞无从填补等等结构问题。

更需要彰显的，是当下媒体持续娱乐化、流量化之后的严重倾斜，严肃社会新闻被一再挤压、遮蔽乃至抹煞，心灰意冷的记者由无从在场，渐渐变成不愿在场。

由里到外，从上到下的万马齐喑，是《白日之下》竭尽全力在呈现的悲哀。

电影的源起固然是简君晋对往事的念念不忘，但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当事人也有参与。

余香凝扮演的女主角，「A1新闻社」侦查组记者凌晓琪，还有同事阿亮，主管Eric，原型分别是当时任职《香港01》侦查组的记者龙婉琪、劳显亮和采访主任蔡传威。

可以说，这是不甘消失的记者借助电影这另一种媒体在留痕，甚或翻案，哪怕依然不在起初怀抱多大希望。

而简君晋和《白日之下》，则成了另一种记者与新闻报道。

无论是这些记者，还是导演，在声量早被调低的行业里，本来都是声量较小的存在。

小人物孜孜不倦地借助比社会新闻受众更广的电影观众，还有知名演员、知名奖项提名等等来放大声音，很聪明，也很不易。

有时候电影人就是需要这些野心，但这句话不是对霸占资源的财奴、小丑和庸才说的。

野心给到依然善良且依然相信正义的能人，才是好的，他们会想尽办法，争取更大的舞台，更多的发声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改变。

反过来则是，合该让这些人尝到名利的甜头，这样很多事情才会连带着不再蒙尘。

完成了这种闭环的《白日之下》，野心所对应的落脚实体，其实容易被指摘为简单。

本土历历在目的真人真事作为骨架撑着，电影在凸显真实的力量时，并没有太多出人意表的改写，最多是把坠楼者的年龄加大，给人物关系增添必要的戏剧性联动这些。

说实在的，很多人与事，至少在大的走向上，观众可以判断个七七八八。

放在一般的悲情电影里，那就是套路过深，人物太平，情感太滥。

但这些评语，我们不太会关联到这部电影。

《白日之下》所传递的焦虑与揪心，构建在曾经的罪行上，也构建在依然发生的苦难里。

它潜在地吻合了大众的认知，甚至重申了大众的惊恐。

它的简单恰恰在这样一个先天熟知的方向里，强化了现实的避无可避，以及改变的迫在眉睫。

简单点说，它很通俗、迅疾地取得了最广大受众的信赖。

先天的题材优势拿到了，《白日之下》又需要在另一组矛盾的拉力间，打破简单带来的廉价，即质朴得来，也要高级。

电影名为「白日之下」，用导演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总觉得罪恶发生在黑夜，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也会发生在光天化日中。

相对片名带来的明亮，电影调光恰恰是偏灰偏暗的。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容易走到一座不再具象的罪恶都市的阴影里。

它本身的审美偏好，带有刻意的病态寓意，那种灰暗，既是现实难以割舍的压抑氛围，也是身为发声者乃至英雄的凌晓琪们，长期目睹怪现象后心灰意冷的精神状态。

电影虽然遍布寻常碎片，但是组装起来，往往喜欢在反差对比中寻找一些出乎意料的拐点。

如果说「驯服」黄小铃的法宝，她母亲不愿上诉的顾忌，明仔决心自尽的契机，潘律师拿到证据后的作为，各有触动情绪的预判，那么，院长章剑华应对公众的话术，院友周健通应对环境的装疯卖傻，则是跳出窠臼更强的推力。

从记者到导演，诚然都在以正义之士的立场，为弱者维权。

林保怡饰演的施虐者章剑华得以逃脱罪名，恰恰在于利用这两个身份，他既是被抛弃的残障人士，也是所谓避免院友流落街头的监护者，通过狡辩，钻了体制漏洞，打破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界限，成为电影控诉与反思的双重落点。

至于姜大卫饰演的周健通，看透世事，也知晓运作方式。

他在电影里成为带领凌晓琪，也带领所有「好人」走出所谓道德困境的灵魂人物。

当安老院被吊销牌照，院友齐声责骂凌晓琪的时候，他说出了导演借机表达的关键意思，「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

前阵子大热的港剧《新闻女王》，也有对天台冲洗这些虐老事件的披露，但是终点止于记者忍受千夫所指。

周健通这句话的重要，不只是推动电影境界更上一层，而且是在升华里，为早该平反的公正、正义平反，重新召唤记者，召唤新闻，召唤监管与呼喊。

在这些基础上，人事编排，戏骨支撑，再加上反高潮的设置，对冰山一角的叹谓，戏里戏外的紧密呼应，《白日之下》确实是港片当中相当老道且出彩的。

无独有偶，《白日之下》与本届劲敌《年少日记》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点。

它们都取材自曾经轰动且依然延续的社会民生事件，都在关注受难者本身，又通过受难者观看整个外在环境，最终通过事件本身的残酷性、紧迫性，对比事件解决的可能性、迟滞性，拓开非常广阔的审判、反思空间。

尤其是，两部电影的导演，都相对年轻，都处在创作的开端，都很无畏与赤诚，都还愿意相信黑暗里仍有一线希望，而且，都因为地位与题材面临募资的困难，又都在香港影坛前辈的帮助下，出色完成作品，反哺影坛。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电影没落的这些年，除却票房相对较高的动作片、警匪片与喜剧片，很多时候能够拿来印证生生不息的，往往是这些新锐人马通过冷静的触角，考究的编排，对老弱病残、性少数等弱势群体一叶知秋的普世体恤、整体观照。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特色颇为突出。

从《踏血寻梅》《幸运是我》《一念无明》《黄金花》《沦落人》《翠丝》《叔·叔》《浊水漂流》《流水落花》《正义回廊》等等电影，一直到《白日之下》《年少日记》，都是年轻创作者初执导筒的出色作品。

不是说无可挑剔，但恰恰是不惮出错的「冒进」，在颓唐的港片序列里展现出更多可能，更多火力。

我们见证了这些现实题材创作的兴盛，而它们也成了我们再度从港片里寻找新希望的坐标。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这个片子必须在影史留名，也许注定会在影史留名。

感觉明年会拿大奖。

很多人都在说香港电影的没落。

其实我并不觉得。

大家所关注到的所谓的没落的部分更多的是商业电影和商业电影市场。

虽然这一部分不可能再有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快速来钱的电影少了，却让更多的电影人会放弃这一部分，转向拍更多的非商业题材的电影。

从讲香港因为人口问题大批学校关闭的《五个小孩的校长》，到独居底层人士的《幸运是我》，到关注情绪病患者的《一念无明》，再到描写在香港工作的女佣群体的《沦落人》，讲述残障运动员的《妈妈的神奇小子》，以及香港和内地青年现状的《金都》，还有关注老年人的《杀出个黄昏》，再到关注联合国难民的《白日青春》，以及現在的这一部《白日之下》（我还漏掉了很多）。

这么多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的电影，其实是过去这十年香港电影发展到另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印证。

《白日之下》里讲述的真实案件被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正好是确诊抑郁症的时候。

看到了新闻，却不敢点开来阅读全文。

会让我想起来香港的第二年，在地铁上和表妹闲聊。

就读社工专业的她告诉我她跟随老师和同学去探访笼屋的居民的见闻。

只是听她寥寥几句描述，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再到后来，专门又看了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尔冬升导演的《癫佬正传》，还有一部讲述避风塘渔民上岸电影，不记得什么名字了。

感觉现在这个时期，虽然像许导《投奔怒海》这样艳惊四座的电影也许没那么多，但是，以上提到的这些电影和《白日之下》都是对现下香港最好的记录和反思。

这部电影尔导是监制。

还是挺有他的风格的。

直白，不弯弯绕绕不过度煽情，也从不遮遮掩掩。

电影的配乐很不错，我的表达有限，能想到的词是“恰如其分”，给电影加分但不喧宾夺主。

存票根

传媒题材的电影，又是年轻记者作主角，通常是英雄主义拍法，不外乎良心媒体人矢志不渝坚守信念，劳心劳力对抗险阻，痛击罪恶和权贵，令正义得以伸张。

但本片却反其道而行之，大书反英雄的悲情无奈。

想看爽片，请绕道而行。

余香凝所饰的记者，坚定勤奋干练，由衷关怀身障人士，一腔热血卧底查案，对上司的犬儒观点嗤之以鼻，个性棱角分明，正义感旺盛，完全符合传统商业片中理想主义记者的模板。

她卧底残疾院舍，发现虐待病人痕迹，调查取证掘出触目惊心的真相。

一直到这里，都还有往商业道路靠的机会，接下来不外乎对抗阻力，甚至遭遇危险，取得定罪证据将人渣送入牢房。

但本片却不遵循此走向，她的一切努力不断撞墙，堕入黑暗。

她苦心积虑不断受挫，终将恶人送上法庭，控方却撤诉了事。

是恶势力只手遮天？

律师向她解释原因，出庭作证只会加剧女孩精神病症，以及秉持一罪不二审，以图将来再有机会控告。

这两条有理有据，跟她心中口中的“保护女孩，惩治罪犯”的诉求全无冲突，高度一致。

因此对撤诉的合理性，她理性上心知肚明，半个字也无法反驳，感性上依旧怨愤难平，只好继续输出情绪。

那场戏令人心酸，乍看是一个外行对内行的无理取闹，其实是她不得不接受世道艰难理想难申后的发泄。

律师也看出这一点，语气平静，眼里对她只有同情。

与此同时，调查中她更不得不面对，林保怡所饰的院长尽管多次性侵残障，道德沦丧，却也相对有能力和意愿照顾这群人。

而剥夺院友尊严的洗浴和虐待等行为背后，更有复杂难解的源头成因。

双方对质时院长作义正词严状疾呼：你这种健全人，根本不懂我们的感受！

她也无言以对。

她与母亲的争执，关于晚年阿爷缺乏照顾而孤寂自尽，也提醒她理想主义的脆弱与想当然——平日前往院舍探望和关怀，冬至去超市买食物陪他们过节，固然体现她的慈善关爱之心，可假如要专职照护大群生活无法自理的人，日夜负责他们的吃喝撒拉，她能做到不将他们当包袱，始终这样细致耐心吗？

恐怕也骗不了自己。

于是她也能理解母亲的苦衷。

甚至唯一一点起色，在媒体压力下院舍关门大吉，也并未提供心理安慰，反而让她在雨中被亲属谩骂，陷入更深的自责。

这些身障者暴雨之日被扫地出门，无处可归，势必遭受亲属更敷衍或恶劣的对待，那么她的一番努力，究竟是为他们讨得了一些公道，争取到了一些改善，还是起了反效果，把他们推向更绝望的处境呢？

要不是有姜大卫所饰的老人几句宽慰，恐怕她真的要理想动摇，信念崩塌了。

回头看，那个把“新闻改变不了什么”挂在嘴上的上司，反而是看透世情的代言人。

在热血商业片里，这样的角色多半使人嗤之以鼻，而且一定会遭打脸，可这里他的言论至少反映了大部分事实。

看这样的电影，自然难以得到反派伏诛、正义昭彰的情绪满足。

但电影也是媒介载体，表现阴暗角落，不生造什么奇迹之光去照亮，同样是一种传媒的责任体现。

既然世界并不是只有一种面貌，媒体故事当然也可以不只有一种拍法。

#第25届SIFF# 3.5星线下见到了尔冬升和导演，导演有点腼腆不善言辞，尔导不愧是大导演，有思想也很健谈港版《熔炉》，真人真事改编，这类事件在东亚世界真的屡见不鲜。

残障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宛若包袱，起码的生活保障都很艰难，更别说作为人的被尊重。

被护工虐待、吃过最佳食用期的食品、被变态院长性侵等等，他们也想要更好的生活，可是无奈得有瓦遮头，有铺可睡即可。

谁不想好一点，最后只能去接受变通也是妥协，说得再好听，还是屈服于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新传系学子，真的有点感触记者这块。

记者的使命感是挖掘真相并报道给大众，可是连这个极具社会意义的职业，也变成博取流量or讨好老板。

当发现问题and传播真相的职业也变成这样，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

电影也好新闻报道也好，公众只能探索真相发现问题，靠个体的确无法改变社会现状，这个时候需要ZF相关部门去解决问题。

说到底是制度的问题，最后却责怪那个捅破表面宁静的那个人「不要为做了一件对的事而感到愧疚。

」雨过会天晴的，最难的时候过去了，就总会变好的整部电影很平淡如白开水，最后也没有爽片那种高潮时刻，最后的结局其实很现实。

恶人并没有怎样的恶报。

相比《熔炉》差了许多，为数不多的亮点可能就是讲述记者的职业素养和新闻报道的社会意义。

最后的结局70多位残疾院舍院友家属对女主的指责，反倒异常中国式现实。

我们不去指责不解决问题的机构，不想着解决问题，却去苛责那个提出问题打破表面宁静的人，很血淋淋的现实电影不能改变世界，个体无法逆转社会，不过是将原本回避的问题暴露出来，正视它并推动社会立法和改革这个世界会变好吧，就算慢一点

昨天下班就赶去电影院看了片子，小县城排片都是国语，没有粤语，小时候看TVB的剧都是国语配音的，本以为影响不大，但是看完之后才觉得，可能粤语版本的能真正感受到演员们的情绪和表达，国语配音还是差点儿事。

为了表示支持，也只能这样了。

大家都知道，《白日之下》是根据社会事实改编的，导演拍得还是很克制的，但看的过程中，还是感觉很压抑，可能本身是悲观主义者，一想到这样的现实，肯定还在各处都存在，就有种绝望感一直涌上来，很心痛。

电影其实包含了很多方面，首先是记者以及新闻这类的媒体存在的现状，作为大众获取信息的载体，在娱乐至上，铺天盖地都是娱乐新闻的现如今，追求真相，关注社会现状的记者和媒体也存在，但是相对还是少了很多，就算现在坚持存在的，也像影片中的记者一样，处境并不好过，而且就算通过自身努力，报道了，也并不能改变多少现实，是种悲哀。

不过相信还是有人像凌晓琪一样，就算人们只能关注两天，也是值得的理想主义者在坚持着他们心中的正义。

记者的卧底取材作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目的是为了揭露彩桥之家对老年人以及残障人士的虐待和非人的对待。

在彩桥之家，餐餐都是过期的烧麦和米饭；老年人双手被绑在轮椅上，在屋顶上，光着身体被水管上的水没有尊严地冲洗着，护工戴着橡胶手套的手就在老人皮肤上摩擦；存在其中动不动的打骂行为以及院长拿着冰激凌引诱性侵智障女孩。

这些都是发生在彩桥之家魔鬼般的事情，然而在香港，这样的“彩桥之家”有无数个。

彩桥之家里面的恶人当然有恶，但是在看的过程中，一直对于对此采取漠视的社署以及背后的制度愤怒不已，都是因为这些灰色地带的存在，那些无辜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才有此遭遇。

电影中凌晓琪采访的张议员说的一句话也挺值得人思考的,他说的大概内容就是因为这些类似彩桥之家私营院舍的存在，大部分的人才会能坐在有冷气的茶餐厅沙发上喝咖啡。

这句话无非是说出了一点现在社会现实中的发展与福利设施健全的冲突，但虽然现实如此，也并不能是他们对此漠视以及默许的借口。

关于老年人，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了“老了就是包袱”这句话，如何照顾好老年人是个大问题，除了子女本身个人的善与恶，更多的是社会整体制度的支持和改善。

在对待一个为了家庭和生活努力了一辈子的老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应该有义务去保留他们的尊严，保证他们相应的权利。

里面明仔和小玲的遭遇以及他们的两个妈妈，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个在儿子死后，又难过又感觉自己终于解脱的母亲；一个在女儿受到侵害后，才下定决心自己爱护和照顾自己的母亲。

当时看到那里，爆哭，就都太心疼了，都太惨了，每个人都太惨了，到底是为什么？

明仔自杀之前，想象在阳光下摇荡秋千的他是多么美好啊，可惜，他没有真正感受过阳光，一直生活在被虐待的阴影中。

关于演员，确实都很厉害，从通伯和水哥在车里看外面世界开始就忍不住哭了，老演员的感染力真的是很厉害。

林保怡演得也确实很好，把院长的复杂性演出来了，除了他是个恶人以外，他本身也是个残障人士，确实很出彩。

虽然影片拍摄的是残疾院舍的黑暗，但它不仅仅是单纯个人作恶，背后的成因是更复杂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所以也从侧面看出它很难从根本上去解决，但就像导演说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

现在起码有人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因此我们也会或多或少地关注他们，总能有些许的改变。

（让一个天生悲观主义者说出这些话还是多少有点艰难），当然还要记住一句话：永远不要为做对了一件事，心怀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