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这部纪录片在影单上列了很久，一直没出现一个契机让我立刻想看，好电影毕竟太多了。

最初在朋友圈看到The act of killing观后感，以为和寻常历史纪录片大同小异，平铺直叙，就想着什么时候有空就当上一堂历史课吧。

拖着拖着，契机出现了。

2019年11月16日的《经济学家》刊登了一篇讣告，标题为“The executioner's song”，开篇对逝者介绍更引人注目：Anwar Congo, a perpetrator of the mass killing in Indonesia in 1965-68, died on October 25th, aged 78。

我没有立刻联想到那部纪录片，反而有些困惑。

从TE不厌其烦期期揪着HK，TW说事大致可以判断其立场，不外乎是要高举“民主”、“人权”的大旗唾弃一切“非民主”、“反人权”现象。

mass killing岂止反人权，算起来应该叫反人类罪，而讣告版面介绍的大多是在某一领域有杰出表现或突出贡献的人，Anwar Congo凭mass killing独占一整个版面，着实匪夷所思。

历史纪录片当然要回顾历史，可以靠技术，可以靠人。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把当年的行刑者召集起来，请他们拍一部电影再现当年的情景，纪录片拍的便是幕后的故事。

片里的行刑者配合至极，大约是觉得有意思，聊着那段血淋淋的历史，各个谈笑风生。

但当电影停止拍摄时，总会出现大段的安静，这就是punishment出现之始。

在有人辩称当年种种措施之必要或是虚构时，Congo的同伴一针见血，他们做的都是错事，杀人是最恶的恶行。

Congo说音乐、酒、毒品可以帮他摆脱负罪感，实则不然，这些东西只能帮他缓解无路可逃的痛苦，这种痛苦正来自罪恶感。

他坐上当年受刑人所坐的椅子，感其所感，“受刑”时，他不由自主地落泪；“受刑”完，他问道：“Did the people I tortured feel the way I do here?”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导演Joshua回答得毫不犹豫，“No”，Congo大约想要一点安慰，可这份安慰他实在要不起。

影片最后，Congo再次来到演示杀人场景的阳台，晚风习习，他却吐得一塌糊涂。

当晚看完The act of killing，再回看文章，果然一出杀鸡儆猴的好戏。

杀人的是老天，警告的是做恶事却逃过法律制裁的人。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1965至1966年，印尼右翼軍方叛變並在境內展開了針對左翼份子和共產主義者的屠殺並造成上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影片為還原真相展開了長達八年的找尋與拍攝。

不同於平常，《殺戮演繹》並未採用受害者陳述或第三方資料等方式來試圖觸碰歷史灰燼中的餘溫；相反卻將視覺轉向當下那些曾經行刑的兇手，通過紀錄他們的生活、訴說以及對回憶的演繹來還原歷史真相。

導演將鏡頭鎖定於做為行刑人之一的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並說服他們在一部以屠殺共產黨人為題材的影片中扮演行兇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角色。

另人驚訝之處在於，兇手似乎並未對當年所做之事感到懺悔：攝影機前的他們對殺戮供認不諱——如今他們依舊作為當權者而被當作國家的英雄。

但隨著拍攝的進展，影片所關注的核心真相從歷史事件滑向人物自身，後半部一場郊外戲的拍攝虛構出了20世界下半頁人類史上的一幕慘劇並構成上述變化轉折的明顯標誌。

那場戲中，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扮演"的殺手火燒村莊並殘害了村中的婦女和孩童，兩位扮演犧牲者的女性在拍攝結束後仍無法從表演中回歸現實，持續的哭泣與失神被導演的鏡頭捕捉但同時這一突發事件並未被在場的任何人所預知。

此事件直指影片核心：導演意圖使"真實"事件通過虛構的表演被重現，但將角色帶入人物後所造成虛擬對現實的創傷卻是無法可控的！

真實電影概念(Cinéma vérité)在根本上承認在紀錄電影中運用虛構手法並通過導演自身的介入引起事件的發生，挖掘真實而並非僅僅作為客觀的紀錄者。

基於此特點，我們一方面看到一條具有強烈"敘事"特徵的主線在塑造影片結構的同時，卻不得不再次面臨思考紀錄電影真實性的問題：真實之於鏡頭是否可能？

它存在於何處？

電影的主線由安瓦爾自身態度在鏡頭前的轉變而形成。

影片開頭，主角安瓦爾引以為傲地向觀眾描述並表演當年的殺戮場景並將鏡頭帶入一個個案發現場。

曾經的兇手依舊是這個時代的勝者，其中的不少人仍被當作現任政府的元老英雄，權利在握的他們表面上肆無忌憚並堅持屠殺的正義性。

但安瓦爾內心的另一面卻同時被捕捉入鏡頭之中：影片開頭不久，一次為還原行刑現場的演繹之後，安瓦爾坦然需要通過酒精、毒品與舞蹈來麻醉自己（在導演另一部電影《沈默之像》中兇手則是通過飲用人血——這種對良心的背叛而並非欺騙的做法來繼續存活），恰恰舞與屠殺前後所構成的反差揭示出言詞對於內心的背叛；而作為演員在表演中身分的互換則使他在虛擬場景中體會對於罪惡的恐懼，這一切引向最終他的懺悔。

對被害者身虛構的"扮演"到對自身行為再現的"表演"，兇手從身分回歸真實自我。

影片後半部，在一次對犧牲者被處刑的扮演中，安瓦爾直言彷彿自己真的已經死了。

而諷刺的是相同的處刑場景緊接著又重來了一次，像是對兇手直言已死的嘲弄與懲罰，同時卻在另一側面提醒觀眾影片中的表演均為虛構，發生的都並非原有真相——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鏡頭追溯歷史成為不可能，真相永遠大於影像。

結尾處當兇手坦白扮演被害者被殺死時的恐懼時，導演自鏡框外的聲音尖銳並殘酷地道出了影片中唯一的一個真相，直接揭穿他的謊言，而那些感受不過是基於虛假的經歷，源於真實的恐懼他則永遠無法體會。

人無法成為他人，一方面使得人無須立足於他者而承擔其生命重覆，另一方面卻意味著他無法逃離自身。

罪惡感的幽靈纏繞著安瓦爾，他想要逃脫，但最終卻是徒勞的——他就是幽靈，當下的他就是那個想要逃離的過去。

影片中，兇手一遍遍地由"自己"殺死"自己"，背負罪惡感等待救贖，但最終回歸現實，已定格的歷史卻使得安瓦爾無路可逃。

在這裡，真實電影的虛構特質得以揭穿影像中的謊言而直達影像背後的真實：影像本身成為控訴事實的工具，也同時體現了影像本身無力。

安瓦爾從電影中學到了許多殺人方法並在之後的屠殺中得以運用，當他再次觀看影像中的殺戮時卻認為那與他在現實中所做的相比卻是虛假和幼稚的。

此處，影像在某種程度上被付諸於現實之後，那源於影像的衝擊力卻無法再次回溯到影像本身。

面對歷史真相時，鏡頭作為紀錄工具的揭示功能在龐雜且模糊的事實面前總以弱勢的姿態出現，當攝影機將鏡頭轉向一方時，客觀的揭示從一誕生便已死亡。

此時，基於其本質上的弱勢與無力，影像便自發開始了針對現實事件帶有立場的控訴，而這一過程則成為捕捉現實唯一有效的方式 。

在這個意義上，影像面臨現實時的無力恰巧成為了其最強有力的工具！

《殺戮演繹》一片中，導演並非站在道德中立的角度，相比尋求真相，影片體現出更多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影片的結尾處的懺悔使得之前的行為成為兇手對自身的逃避的最終鐵證，而最後的幾個固定鏡頭則展現出他們良心的痛苦與死亡，而在屠殺共黨的電影中他們身著奇裝異服一片歌舞昇平背後則是他們無法直面的悲劇。

而作為反差，影片前半段兇手在鏡頭前對暴行的演繹在導演有關道德的正義訴求中成為控訴他們最好的證據，帶有強烈的道德判斷意識從一開始就存在於攝影機背後——導演的視角中，並依此形成故事主線並通過後期剪輯而構成第三者——觀看群體的視角。

另一方面，設定的表演場景與真實的個人回憶被揉合為一個整體而呈現於鏡頭前人物的行動與訴說當中。

從意識到攝影機存在的那一刻起，鏡頭所捕捉的就是不同程度上的表演狀態，而真相往往卻以悖論的方式被呈現出來，其中，電視機的不斷出現構成了雙重的視角：人物以影像方式存在並被他於當下所觀看（顯然安瓦爾對自己的表現並不滿意），觀察與經歷這兩種視角於主體的衝突集中於Kino-eye捕捉事件的角度。

但是不僅如此。

當兇手抽離出自身並以觀者角度來審視表演時，真相作為事實已被固定在螢幕之上，而真實卻源於他那凝視真相的目光；如果真相只有一個，那麼真實則棲息於那不斷持續的回聲當中。

透過一開始對於歷史真相的尋找，我們逐漸意識到，只有透過真實才可能觸摸到真相。

而真實不存在於歷史資料，也不存在於對歷史的演繹和對回憶的訴說，甚至不存在於歷史本身。

真實存在於我們看向的每一個人，以及那同樣看向我們的目光中。

而真實是什麼？

在一次採訪中導演說到影片標題"the act of killing"闡述了兩層含義：第一層意指killing是做為人類本性活動的殺戮；第二層則是暗指acting做為表演使得兇手與自身產生的距離。

在影片中，一名兇手被問起假設被國際法庭審判將如何做之時，他引用該隱與亞伯的例子回答說如他有罪那麼自人類史上第一起謀殺之後的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歷史的進程中不可能沒有犧牲品，而現今的所有人都是那一次謀殺後的結果，因此無人可以指責他的罪過。

而這個例子更為深層的含意在於，當我們作為第三者觀看這一過程時，我們見證的就是歷史本身：如同影片中的安瓦爾觀看螢幕中的自己，他明白，痛苦是真實的，殺戮也是真實的。

而觀看《殺戮演繹》時的痛苦，同樣根植於我們本性土壤下，真實且原始的殺戮。

本评论很长、很详实、很严肃，慎入！

——漫谈两部剖析人性的纪录片作品《杀戮演绎》与《沉默之像》朱晓闻注：本文原载于《瑞象馆》1. “艾希曼（纳粹德国前高官）的问题正是由于太多人像他一样，既非变态也非虐待狂，而是极度极度的平凡。

”“ 原谅是改变和自由的唯一途径。

唯有原谅才能逆转历史上不可逆转之潮流。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 近年有两部影片，确切说是纪录片，更确切说是纪录片结合新闻纪实结合影像艺术，再确切说，就很难用现有的影片类别来进行界定，因为它们的出现，在世界纪录片影坛掷地有声地让习惯了工业化、流程化、剧本化、知识结构化的专家们为之一震。

这两部影片，其实同属于一个项目，也有影评人认为，第二部影片从艺术上，难以脱离第一部影片而自成一家。

虽然我对这种观点持有异议，但它们相互依托的实质是不可忽视的。

这两部影片，第一部叫做《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第二部叫《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它们调查、再现了印度尼西亚距今刚刚50年的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百万大屠杀——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立场倾向共产主义的政府被支持西方势力的军队推翻，此后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领导了一场持续一年的反共大清洗，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和被当作共产党的华人遭到处决，大量左派人士、知识分子亦被扣上“共党”的帽子投入集中营，惨遭屠杀。

就像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一样，顷夜之间，本来是邻居的村民们被军队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在政变领导人的策划下，“好人”们拥有了武器，被赋予杀死“坏人”的权力和责任，虽然实际上，很多“好人”都是流氓头子和混混，而“坏人”则多为无辜的受害群众。

在这场为期一年的杀戮中，具体的死亡人数被认为从100-300万不等。

3. 历史资料、调查数据、陈列再现，对电影受众来说，意义何在？

世界各民族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版本的血泪史，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从小深度学习二战中自己祖辈受到的摧残，而前面提到的杀死全国总人口20%的卢旺达大屠杀，不过是在短短的20年前。

有的历史错误被界定成为历史错误，所以它们被当作人类的教训来反思、学习。

但如果历史错误的制造者依然当权，甚至，他们权力的来源正是他们曾经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那么，他们必定要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并且杜绝历史被真实再现的可能。

这是奥本海默决定拍摄《杀戮演绎》时，印尼的现状。

当年动用街头流氓和平民完成百万杀戮的军队头子们，成了政府现在的领袖。

虽然号称“民主”社会，其实是半军半匪的军阀专制。

政府用恐惧控制民众，因而关于大屠杀的真相在电影拍摄前，一直是扭曲的。

奥本海默在一篇采访中这样介绍影片拍摄前印尼民间对大屠杀的看法：印尼不同地区的民众都知道1965年发生的惨剧，特别是北苏门答腊省，也就是影片的拍摄地。

因为当年的杀手是从黑社会招募的，而且此后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乐于炫耀自己曾经的“战果”。

大屠杀在北苏门答腊并没有被禁议，他们甚至在电视脱口秀上显摆自己的杀人事迹。

而在印尼其他地区，杀手来自学生群体和宗教群体，有时军队自己动手。

这些团体无意于炫耀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奥本海默的初衷是揭发被扭曲已久的真相，在国际范围，也在印尼国内引发对历史事件的认知、讨论、重新定义，因为只有承认事件的存在、挖掘事件的真相，才能界定其性质并引发对错误的纠正。

这种纠正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避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再发生类似的反人类罪行。

4. 奥本海默的父亲是一位政治科学教授，他的母亲是一名劳工权益运动激进分子。

他的祖父辈有很多家人在二战集中营中被残害。

出生于70后的奥本海默这一代犹太裔美国人，依然和祖辈及父辈经历的历史创伤有深刻的情感联系。

对于善于思维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的大屠杀罪行永诀于世？

辨证地来看，“永决于世”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讲，是如何杜绝这一惨剧再次发生要犹太人身上，当犹太社区不断地研究、强调、宣扬这一点时，不公正的屠杀和残害依然在世界各地发生，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面对以色列强权的艰难境地。

奥本海默认为，这恰恰是一种“悲惨”而“虚伪”的信仰，因为只有当公平、正义和仁慈可以普照到全人类的时候，屠杀和残害才会“永决于世”。

因而当他开始拍摄《杀戮演绎》的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虽然影片的表象是这样，但他最关心的，是历史上的惨剧对今天的人们有怎样的影响、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面对、理解、评价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经历与立场，也包括施暴者的经历与立场。

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极尽诋毁希特勒，但他不是一个怪物，他是一个人。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杀戮演绎》这部电影，就是通过剖析施暴者的经历和感受，让每一个观众意识到，暴行并非都是由残忍邪恶的怪兽执行的，而大多是由自私的普通人参与的。

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是每一个观众都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善良的好人，但对施暴者产生同理心，意识到我们和他们都是心怀自私的人类，这是一部电影真正可能唤起实际改变的力量。

5. 从影片情节和表现手法来说，导演邀请了实际参与北苏门答腊屠杀的刽子手们在电影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残杀受害者的情形，其中包括了曾经杀人如麻、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充当政党喉舌、表明一本正经的新闻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安瓦尔的朋友和跟班、满脸横肉的地痞流氓赫尔曼，当年的行刑队队长阿帝、半军半匪的五戒青年团首领以及他们的党羽。

这些曾经的刽子手，大多对自己的行径供认不讳，无论是为了高效杀人而发明的铁丝绞刑，血肉模糊的审讯场景，还是对亲人、朋友和婴儿也毫不手软的花样百出的虐杀方式，都是他们讴歌自己“英雄主义”、“大义灭亲”的种种实例。

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影迷，尤其是马龙·白兰度、约翰·韦恩这样的硬汉题材。

他会在后院教年幼的孙辈善待小动物，也对自己曾经杀人如麻的经历充满迷恋。

他不仅从好莱坞黑帮片里学会了用铁丝绞死人这样杀人不见血的高效手法，也深谙从身心两方面摧残受害者的恐怖主义行径。

他和他的朋友们当年是一群街头混混、地痞流氓，出于对权钱的欲望而成为军方的刽子手。

在一场杀人演绎中，他认真地向摄影镜头指画着受害者的位置、姿势，告诉奥本海默受害者是如何被打倒在地，然后脖子被一个沉重的桌角抵上，安瓦尔和他的伙伴们荡着双腿，坐在桌子上边看街景边唱歌，心情显得愉悦悠闲，等到差不多了，低头瞧瞧，“死了吗？

”“噢，早死了。

”然后跳下桌子，处理尸体。

在镜头前，他们不仅不厌其烦地诉说杀人经历，还参与观看素材，并且不断提出改进建议。

他们自始至终把奥本海默当作一个合作者，甚至是一个可信任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感到自己正在供认罪行。

他们相信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为胜利了，所以他们也可以成为正义的化身。

正是因为依仗着权力的庇护，而国家最高权力又是受到美国保护的，那么当来自美国的约书亚·奥本海默对他们进行采访拍摄时，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正面宣传，并且为之骄傲。

于是，导演在拍摄第一部影片时，以不需要与刽子手对峙的方式，邀请他们自己指导、表演当年刑讯和杀人的场景，从开始朴素的讲解，找群众演员就地扮演，到后期摄影棚里血淋淋的化妆效果、道具灯光、全情投入的嘶声力竭、惊恐交加，奥本海默似乎始终是一位非常职业的拍摄者，敬业地与刽子手们合作，耐心地与他们进行剧情讨论，满足他们对镜头的要求，也特别重视他们观看素材时提出的种种建议。

他对和这些拍摄对象的工作方式作出过如下解释：要得到他们的信任其实非常容易，我只要很正常的，表现友好、愿意聆听、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就可以了。

他们可以感觉到这种自然的态度。

北苏门答腊领导屠杀的军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他们的权力大到一手遮天，而其权力的来源其实就是对民众制造恐惧。

所有和屠杀相关的词汇，都被洗脑成“英雄主义”或者带有“光荣”色彩的含义。

比如“铲除”一词，对他们来说就意味“铲除共党”，这是个褒义词。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可以非常直接地询问他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铲除共党的？

”只要我不表现出自己实际的情绪，虽然这很难。

6. 在持续七年的拍摄中，并非学纪录片出身的奥本海默不仅学会了纪录片拍摄的各种技巧，还向受害者家庭学会了说印尼语，因为他不想拍一部传统的、拍摄者和对象间隔着安全屏障的研究型纪录片——毕竟，历史资料的堆砌和调查数据的呈现，甚至真实人物的访问，都只会让习惯了把电影当作消费（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观众，在“感到震惊、难受、惊愕”之后，为自己的三观之正拍手叫好，然后回到“还好这些跟我无关”的现实生活中。

奥本海默相信，只有把自己放到和拍摄对象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即使他们是刽子手、恐怖主义分子、杀人犯，我们才会发现作为人类的共通点——一种建于自私之上的原始的罪恶倾向。

在和这些刽子手相处了七年之后，奥本海默发现，他们并不是一群有什么征服世界野心的人。

在拍摄安瓦尔之前，他已经采访了40个刽子手，这些人和安瓦尔的朋友们一样，都是极度自私、虚荣，同时又特别看重荣誉感的人。

如果要说他们最大的共同点，“那么就是自私。

”奥本海默认为，“夺取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我们可以称之为兽行或狂症，但这些词的使用不过是为了把我们自己同那些人区分开来而已。

但实际上，我们当前生活的经济体系是极力把自私赞颂成某种美德的——其实所谓的竞争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除非我们认定当前整个的经济体系是一种兽行或狂症，我们也不能因为那些刽子手是自私自利的，就用同样的词来形容他们。

当然，我希望我没有那么自私。

但自私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

”导演把刽子手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也把印尼大屠杀当作和我们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生活依然非常相关的主题来看待。

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悲剧是和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时候，才会真正感受、认识、想要做些什么。

同情受害者是明显也简单的，正如任何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好人”的行为都是明显而简单的，但我们有多少勇气，可以面对人性的恶，意识到我们和“坏人”的距离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遥远。

这是奥本海默用他看似主观的、超现实的电影展现手法，想要提出的实际问题。

7. 在《杀戮演绎》上映之后，奥本海默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英国电影学院最佳纪录片奖、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荣誉纷至沓来。

麦克亚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授予他“天才奖金”，他少年时期崇拜的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美国纪录片殿堂级大师埃里尔·莫里斯不仅担任了该片的制片，也继续帮助他完成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制作拍摄。

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终其一生的追求，这种追求可以是一部流传于世的作品，也可以是某种永恒的精神境界。

约书亚·奥本海默在年届不惑的时候，似乎已经达到了值得被称为终其一生的追求。

但我们不能忽视他21岁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以一个短期项目为由来到印度尼西亚，然而在此期间发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从此把自己的整个青春奉献其中的探索过程。

如前所言，《杀戮演绎》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奥本海默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电影导演。

在他刚到印尼的头几个月里，参与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期间，他自发组织了几个电影工作坊，教工人们使用摄像机，为他们放映赫尔佐格和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电影。

这两位电影大师致力于通过作品探索人性，同时饱含激情和孤独的狂想。

奥本海默在《杀戮演绎》中就有多处场景借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意象，比如安瓦尔幻想世界中飘然起舞的美女，从超现实的鲈鱼形状建筑里款款走出，又比如青山瀑布前，两个当年的被害者从脖子上摘下银光闪闪的铁丝杀人工具，掏出一枚金光灿灿的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唱颂道：“大恩人啊，感谢您送我们上了天堂。

” 荒诞和超现实，是这些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们对现实最安全的理解方式，唯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不至发疯。

从电影拍摄的角度来说，也唯有不和刽子手们对峙，以友好开放的态度与之合作，才可能让他们如此坦然地开诚布公。

奥本海默不止一次地向媒体介绍说，如果要真正了解这部影片，必须观看比官方版本长4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

在这个版本中，有更让人震惊的内容。

而事实上，奥本海默不是一个只有理性的智者，第一部影片为期七年的拍摄中，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而他所受到的心灵煎熬，在导演剪辑版中有所指示。

摄影棚中有一场戏，是安瓦尔演绎当年当着一个受审者的面，用刀刺死、刮烂他婴儿的场景。

拍摄中，安瓦尔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癫狂状态，奥本海默看出了他的恐惧与内心强烈的煎熬，并且深受其影响。

如果他考虑到了自己的立场，当时或许应该立即停止拍摄，因为这时他已经不仅是电影导演，而同时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受害者。

但他没有停止拍摄，因为安瓦尔的癫狂折射出他被罪恶毁灭的一面，虽然他在平日里嘻嘻哈哈，以自己的杀人事迹为荣，但他无法避免噩梦的追逐，“仿佛他生命的一部分，也伴随着他的罪恶被杀死了。

”就在奥本海默继续拍摄的时候，安瓦尔突然停下来看着他，对他说道：“乔舒亚，你怎么了，你在哭啊。

”这时，奥本海默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才发现自己确实在流泪，而他根本没有感觉。

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此后的7个月里，他都无法入眠，因为害怕那个噩梦会继续伴随。

8. 当被问及拍摄《杀戮演绎》是否很危险时，奥本海默说，因为官方对大屠杀的定性及自己的美国身份，没有拍摄者以为他在揭发他们，即使是他跟随当地流氓去敲诈华人商人的时候，所以拍摄比大家想象的容易、安全。

但是拍摄过程中对人的心理煎熬，是非常极端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本海默于2012年又回到印尼，开始了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拍摄。

这时《杀戮演绎》的剪辑刚刚完成，荣誉还没有纷至沓来，因而印尼官方还不清楚他的创作立场。

此时，他已经认识并且拍摄了好多年的一名受害者家庭成员阿迪（在《杀戮演绎》中没有出镜）向他提出，自己要去和那些刽子手对峙。

奥本海姆的初始反应是，这肯定行不通。

受害者直面仍然当权的迫害者，这在任何纪录片中都没有出现过。

但阿迪一再坚持，因为对他来说，只有当刽子手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才能把人从罪行中分离出来，他才能原谅他们。

“原谅”，一直是阿迪的初衷。

这个脾气温和、身材中等的中年人，从来没有提到复仇，但他承受的痛苦是巨大的，他之后所表现出的勇气证明了这一点。

在反复考虑和商议后，奥本海姆同意了拍摄。

虽然这很危险，但他考虑到，《杀戮演绎》还没有上映，所以印尼官方不知道他的动机，而且要真正完成这部作品，不能只有刽子手的说辞，大屠杀的罪行对普通人究竟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只有通过受害者的阐述，才能展现出来。

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一部更为朴素的、人性的，既催人泪相又饱含力量的作品《沉默之像》。

9. 与《杀戮演绎》采访拍摄了为数众多的刽子手不同，《沉默之像》基本只表现了阿迪一家的故事。

奥本海姆认为，一部亲密的电影必须是主观的，而一部重要的电影必须是亲密的。

虽然讲述10个家庭可以展现各有各的不幸，但是观众如何能对只占十几分钟的每个家庭建立起真正亲密的关系呢？

所以，他选择了只拍一个家庭，即表现这个家庭最百分之百的不幸。

阿迪是一个验光师。

奥本海姆非常有策略地制造了这样一种设定：他告诉被访者，那些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阿迪哥哥的刽子手们，阿迪会给他们免费验光，同时和他们展开关于大屠杀的讨论。

奥本海姆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采访过的大佬名字，所以这些被访者认为电影拍摄是官方许可并支持的。

导演还说，阿迪或许和他们的观点不同，但希望他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

在这样的设置下，我们看到影片开头，戴着彩色验光镜、略显滑稽的刽子手正面像。

这一画面在不同的场景中又出现了多次，除了明显的象征含义，其实也在不断强调和阿迪对话的人虽然有罪，但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这些人中，就不仅是第一部影片中的那些地痞流氓，既有因为参与屠杀而升官发财的戏剧老师，以宗教为名、正义化杀戮行径的退休老人，也有直接领导屠杀的高级指挥官等。

他们面对镜头，比地痞流氓们少了些假装的英雄主义色彩，因为他们没有被要求戏剧化真相，而是平铺直叙地描述杀人经过。

影片的前半段，一方面是刽子手们对杀人过程的描述，一方面是阿迪年迈的父母面对丧子之痛无法愈合的恐惧和悲伤。

而在后半段，阿迪越来越直接地和刽子手们进行对峙，有时完全在道德上把他们逼上了墙角，其中有些人一旦听说阿迪其实是遇害者的家人，径直改口，脱卸责任；有些人恼羞成怒，口出威胁；有些人装聋作哑，力求逃避；也有人显出恐惧，但强词夺理。

阿迪，一个看似温和柔弱的验光师，和父母的关系融洽，对年幼的女儿充满关爱，他是一个非常不像英雄的英雄，但是他一次次面对刽子手，甚至当发现自己的舅舅曾经充当过犯人看守时，也丝毫不留情面地质疑舅舅的良心。

他的母亲开始为他担忧，因为这些通过杀戮掌权的当权者会不顾一切保护自己的权力，而一介平民的阿迪对他们来说，不过如草芥一枚。

但即使面对行政官的威胁：“你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

如果你继续追问，就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了。

”阿迪不依不饶。

其实行政官的话是有违常识的，因为只有当尘封的话题被打开了，罪恶得到揭发，同样的惨剧才不太可能再次发生。

影片中，母亲为父亲洗浴、母亲与阿迪交谈、女儿与父亲笑作一团，都是充满爱和希望的画面。

另一处看似令人不安，但其实充满希望的地方，是唯一一个真心向阿迪道歉的，某个刽子手的女儿。

她先是被自己父亲直白的交代感到震惊。

当她父亲夸耀自己如何饮下受害者鲜血，以避免发疯的情形时，她不得不佯装镇定，并且为父亲辩护：“他那样是为了不发疯呵。

”而当阿迪平静地告知，自己的哥哥就是她父亲手下的亡魂之一时，刽子手的女儿留下了泪水，一旁的刽子手开始有些装疯作傻，东张西望，而女儿直愣愣地盯着阿迪，终于向他诚心地道歉。

阿迪亦难止泪水，因为真心的道歉对他来说意义重于生命。

他拥抱了刽子手的女儿，也拥抱了刽子手，表示原谅他们。

在现实中，他们都是一个村子的村民，抬头不见低头见，仇恨无法化去悲痛，原谅才是希望的开端。

导演谈到这一幕时曾说，我希望通过《沉默之像》展现一种希望，既我们最终都会死去，但如果我们的结局除了死亡之外，还有爱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11. 《沉默之像》的力量并非通过对情节的叙述可以再现，然而，有两则影像之外的故事，可以从侧面表现出作品的真实力量。

一则，是影片的结尾，阿迪所面对的一家人。

父亲已经过逝，他直接参与了对阿迪哥哥的杀害，并且曾经在镜头前的杀戮现场，情绪高昂地细致描述了对阿迪哥哥的虐杀。

同时，他因为在屠杀中表现优异，从区区一个学校教师，被提拔为地方官员。

他把自己的杀戮行径描绘成了一本绘本，在镜头前生动展示。

此时，他依然建在的妻子和两个与阿迪年纪相仿的儿子，和阿迪在镜头前对话。

然而，他们三人很快恼羞成怒，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和屠杀相关的任何信息。

儿子们说，我们当时都是小孩，父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无辜的。

你想要什么？

难道要复仇吗？

在实际拍摄中，奥本海默和这个家庭已经相处了三个月，他知道全部历史，母亲和两个儿子也知道全部历史，他们更知道奥本海默的知情程度。

然而，在镜头前，面对真正的受害者家人，他们害怕了，只能用苍白的否认来搪塞。

最终，即使导演向他们播放他们父亲曾经在镜头前的佐证，他们也拒绝观看回应。

小儿子甚至打电话报警，而这是奥本海默所有拍摄中唯一一次需要仓惶逃走的。

导演本以为这一段毫无用处，但在剪辑时才意识到，这种否认本身，其实直接指向了影片意义的全部。

二则，是影片中唯一选用了阿迪拍摄的一段素材。

奥本海默曾经交给阿迪一个摄像机，让他随意纪录家人的生活状态。

有一天，家人聚在一起庆祝印尼的新年，然而，也在同一天，阿迪年迈的父亲彻底失忆了。

他早已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水泥地上，用双手支撑着干枯的上身，一步步前进。

因为记不起自己的家，也不再认识家人，他陷入极度焦灼的恐惧之中。

他不停自问着：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请让我回家。

这一幕对阿迪的触动极大，因为他意识到，父亲已经永远地成为了恐惧的囚徒，他甚至已经没有机会重新谈论创伤，他只能感受到深深的恐惧，却不会明白原因，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机会面对真相。

也正是这一幕，让阿迪说服了奥本海默，同意他去和刽子手们对峙。

12. 在视觉语言上，《沉默之像》非常电影化，甚至有很多唯美的画面。

这和《杀戮演绎》的粗粝感相比，更加符合其人性的讲述。

两部电影有一段相同的开场简介，三段简洁文字概括了65年大屠杀的历史背景。

《杀戮演绎》已经是杰作，《沉默之像》也自有伟大之处。

然而，两部影片的合集，才从正反两面探索了人性与罪恶之间的距离。

如果说第一部影片是对记忆的外部重建，那么第二部影片就是对记忆带来的情感漩涡的内在调研。

阿迪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虽然他和那些自称英雄的刽子手们不同，不会以此自诩。

但他把对正义的诉求置于自身安全之上，这恰恰是为了私利牺牲别人性命的反面。

奥本海默则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他在谈到影片的乐观与悲观对比时这样说道：“对我而言，艺术不是一剂安慰人的良药，不然，我还不如去散个步！

或者找个比干坐在摄影机前更有意思的事情做，比如找你的爱人聊聊天之类的。

艺术的意义在于扰乱人们的神经。

所以艺术家必须有悲观主义，不然你做的就不是艺术。

但是如果艺术仅仅是悲观的，为什么我可以坚持7年？

因为我还有一部分是乐观的。

乐观的这部分可以感动人，也可以真的在印尼形成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已经开始了。

唯有这种悲观和乐观结合的创作，才可能激发这种改变。

”13. 谈到这两部电影对印尼的实际影响，《杀戮演绎》被印尼官方发行，但同时被电影部门列为禁片，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能够看到该片，但不是通过公共放映。

《沉默之像》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首映，1500个座位的电影院被3000多人挤爆了，影院不得不又临时加映了一场。

影片的内容，在印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65年后以来，这是第一次民众可以在不被集权恐怖威胁之下，公开谈论这起历史事件。

当《杀戮演绎》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得奖）之后，印尼总统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也终于在历史上首次承认大屠杀的错误性，但他同时又表示：“虽然印尼会反省，但我们不需要通过这样一部电影来提醒我们。

”14. 约书亚·奥本海默不止一次表示，这两部影片表述的，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故事”。

在《杀戮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刽子手们对美国文化的顶礼膜拜，在《沉默之像》中，最带有国际政治批判意义的恐怕不是那段“巴里岛铲除共党后变得更美了”的美国新闻资料，而是美国固特异（Good Year)橡胶公司的工厂静静伫立在成百上千无辜者断送性命的刑场之上。

正如一名刽子手大肆宣扬的一般：“美国教会了我们憎恨共产党人，他们应该邀请我们去参观旅游，如果没有专机，邮轮也行。

”事实上，奥本海默甚至采访到了当时任美国驻雅加达使馆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已经退休，居住在离奥本海默美国老家不远的地方。

他承认，当时自己曾经在美国政府的指挥下，列出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名单，交给印尼军方，而当这些人被“铲除”以后，军方会在名字后方打勾，然后把名单还给美国领事馆。

当被问及他现在对当时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看时，退休外交官表示，幸好这事没发生在自己的家乡。

15. 奥本海默的这两部杰作并非没有面对争议，但相信所有好的艺术作品都会引发争议。

从26岁到40岁，他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件作品。

对此，导演这样表示：我感到很荣幸，可以为此片奉献我的青春。

注：本文中引用的原话来自FilmComment对奥本海默的采访 Interview: Joshua Oppenheimer by Nicolas Rapold on July 15, 2013。

叙述内容引自《沉默之像》在英国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首映式的导演对谈。

文/caesarphoenix这是一部梦想中的电影，却可能比最恶的梦还恶。

如果中国有成熟的影评界，这部职业生涯中难以遇到的作品，现在早就应该有数十篇万字长文。

而我竟也年终事多，只能做最潦草的描绘。

《杀人演绎》这部“非虚构电影”具有一种惊人的复杂，这种复杂源于在被观众默认为现代、文明的今天，过去犯下屠杀罪行的杀人者堂而皇之的谈论与炫耀杀人行为，甚至主动提出重演当年的角色、再次示范屠杀，不仅如此，杀人者在当地延续着统治，当年被害者的后裔仍然接受着他们的“屠杀”。

这样的内容让观众陷入了“无法想象其为真实，更无法想象其为虚构”的困境，真实（记录）-虚构（故事）的界限被震惊与难以理解侵蚀，观众对电影的一般经验不足以应对影片的挑战。

而更为致命的是，当年实施屠杀的军政府是在西方政府的直接援助之下，杀人者隶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胜利方（大部分观众指认自己归属的那个阵营），而这种胜利延续至今。

而影片并没有到此为止，杀人者重演杀人者后又扮演了受害者，并最后成为自己的观众，在反身观看中他体会到了当年杀人时都不曾感受到的可怖。

而观众对他观看的观看，对他观看后产生的干呕反应的观看，所形成的复杂感受（不可置信认为虚伪、同情、正义伸张的痛快、怜悯）也是难以简化的。

影片可以看作三重杀戮和四种类型“片中片”的穿插。

但到底是导演意图还是杀人者的拍片热情对最后“片中片”的呈现样貌起到决定性作用值得探究。

三重杀戮是：1.过去的屠杀（1965年），2.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3.持续至今的对民众的犯罪。

四种类型/亚类型是：歌舞片、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犯罪片、西部片。

“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是最奇观也最惊人的一重杀戮，结合犯罪片（Anwar喜欢强调的美国电影、他们作为电影院黑帮的身份）推向了最后的反身观看。

而受害者给杀人者戴上奖牌，感谢杀人者送其上天堂的歌舞片，出现在开头和接近结尾，看似最荒诞，却是最大的真实，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没有被审判的胜利者有权把死者摆放在任何位置。

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和西部片则展现了杀人者是如何借助虚构的力量，把自己的行为建构为合理合法、使自己心安的。

影片的复杂还远不止于此，三个最主要表现的杀人者的想法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个思虑之深而又无比清醒，几乎代言了整个胜利者的逻辑。

只能述其万一，是为补记。

作为影史上最勇敢的电影之一，The Act of Killing从加害者的视角回忆了曾经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

被害者们从始至终无法得到发言权的事实一下就让人感到挫败，而这个视角带来的冲击力比我们想象得更具有毁灭性。

导演版的剪辑（Director's cut）让每个观影体验成为反省的过程、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是一次自我挣扎，因为每位观影者都必须持续审视自己对这些罪犯的态度。

同时，人性的本质也被慢慢揭露。

整部电影一直将节奏轻快的片段与和杀戮相关的沉重片段紧密连接，而这样持续转换的节奏迫使观众在不同的状态里反反复复。

其中有一幕，Anwar的“头”被砍了下来，而Herman残酷成性地享用着Anwar鲜血淋淋的“脏器”。

此处对Herman的特写持续时间极长，长到足以令观众产生恶心的感觉、甚至在潜意识里会将自己代入那大口食用人类器官的残忍情形。

然而紧接其后的场景与此形成对比：Herman已经进食完毕，现在正挺着肚子在树林里休息。

这个场面乍一眼看来很好笑，因为大腹便便的Herman精神状态极其放松，让人想起刚吃饱饭、坐着“挺尸”的自己。

可这也是个静态镜头，其位置固定不动，持续的时间依旧漫长，看着看着难免会开始回想那些鲜血和器官。

于是，一开始体验到的欢乐感转瞬即逝，方才逗留不去的厌恶感却越来越浓，加重了上个场景带来的观影负担。

这两个镜头的并置让人形成了自我对抗的情绪：观众一开始就很容易由于过于直接的画面感到不快与压抑，接着却被带入稍稍友善一些的氛围，但很快又自己找回残忍的现实、挫败感也随之迅速袭来。

这部电影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镜头组合，让观影者不断调整自身情绪和观影状态，最后很难将自己从这样复杂的混合情绪里抽离。

当人们陷入情绪困境、在观影过程中纠结不定时，电影里对加害者的人性化成为了最能让观者质疑自身道德感的点。

观众看到主角身上拥有的人性化特征越多、有趣的细节越多，就越忍不住对这些世界级的罪犯产生同理心，而这就是一个道德困境，因为自诩“有良知”的我们本不该如此。

拿另一个同期的刽子手Adi举例，电影里有一幕展现Adi和他的妻女一起在电影院候场的情景，很普通，很日常。

他的女儿正在找角度和妈妈自拍，撅着嘴摆着pose，而Adi坐在一旁严肃地打着电话。

这个镜头展现了一种有趣的反差：这边是不苟言笑的父亲，那边是亲密无间的母女俩。

这个反差很容易勾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因为这样的景象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都是经常出现的。

可在这样一个惬意的家人出游的情景过后，切到的镜头是Adi在车里坦露自己对大屠杀的看法。

这一段话无情地把观众拽回他的残忍里：他认为那时的大屠杀是一场战争，而他是胜者，因此他从不会为自己滥杀无辜感到自责，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鬼缠身。

Joshua（导演）扔向Adi的每一个尖锐的问题都被他毫无愧疚感地接住，甚至还将这些炸弹一一抛给了观众。

Adi强硬的回答在逼迫观者们承认他提倡、赞扬的“无道德感”，可这和我们所习得的意志相背，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否决自己刚刚不由自主产生的情感共鸣——就在上一个镜头，我们曾对他产生共情，而从他的残酷言行看来，这样的共情是“有问题”的——否则，“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己。

电影的剪辑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即使这些杀人犯已经认识到一部分的错误，他们仍旧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且很有可能还很享受这些暴虐行为。

我们在他们身上了解的东西越多，对他们的情绪越复杂。

但最残忍的是，无论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他们日后的生活还是会和过去的这几十年一样、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所有与Anwar相关的情节都很好地为以上观点做了阐释。

电影一步一步地展现了Anwar的多面性格，我们对他的态度也由此不再单一。

烧毁村庄的重现是Anwar第一次从受害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接着他又坦露了自己的脆弱，向人们倾诉他对来自上天的惩罚的畏惧。

此刻，我们能够相信他还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也还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与愧疚。

可是，在下一个重现审问的场景里，观众的情绪产生了转折点。

一系列的镜头展现了Anwar以最残忍的方式审问、虐待共产党人。

当他假装要用细丝勒死被审问者时，镜头定格在他的脸上，他神色里的每一寸坚定不移和无畏无惧都鲜明地呈现在屏幕上。

接着，他在设定为“共产党人的孩子”的玩偶身上捅了无数刀，挖出她的眼睛，切断她的双腿。

这些镜头如飓风般吹灭了观者对他抱有的一丝丝期望；我们先前对他的同情、甚至可怜，全都被一扫而光。

在观者对Anwar重新燃起希望的同时，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冷酷无情、蔑视生命。

Anwar本身复杂的性格加上临近结尾时观众的百感交集，让最后那段阳台上的独白变得更像是Anwar对自己的辩护，而非在影院版的剪辑（Theatre's cut）中人们感受到的他的赎罪心理。

他坚信他的行为是正确的、仁慈的，因为他为那些被害者选择了最简单的了结生命的方法，而在我们看来这无疑是荒谬绝伦的说辞。

而且，频繁的停顿与大片大片的沉默让他内心的勉强和拒绝更加明显：他或许知道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但他决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勇敢地面对真相。

电影最后三个画面清晰地说明了剪辑所起的重要作用，将观众对于人性的理解与讨论推向一个高潮。

在阳台独白之前，屏幕上呈现的是Adi和Herman的生活场景：Adi在陪他的女儿做面部按摩，而Herman在全情投入地打架子鼓。

阳台独白之后是一个大远景，和电影的开头一样，描绘了Anwar、Herman和六个女孩在海边跳舞。

这个镜头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其长度足以让观众在当下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沉重的阳台场景正好被安排在相当日常的镜头和极其静谧、优雅的镜头中间，这极大程度上削弱了它本可以通过“上下文”沉稳积蓄、瞬间爆发的冲击力。

此刻，电影所强调的重点已经不在于Anwar时刻变化的心理状态，而是在每一个Pancasilla Youth成员不变的生活里。

无论曾经发生了什么或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这些加害者们总是在唱歌、在跳舞，依然不受惩罚，和清白的平民百姓一样活着。

通过高度统一的剪辑手法，The Act of Killing为观者创造了一个沉重的观影氛围。

从最令人动容的同理心到最丑陋的暴虐心理和对道德的剥夺，它在迫使人们反复思考人性的本质。

电影制作者对加害者的人性化将人类最大的恐惧摆在了观众眼前：这些暴徒和观者在本质上没有差别。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和我们一样普通，相反地，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没有人性、没有道德。

我们永远都不能否认人性里至善和至恶的并存，好与坏也只有一线之隔。

这篇文章主要想针对九苍老师对《杀戮演绎》的评价（http://www.douban.com/note/325288552/）讨论一下纪录片的制作者应不应该主动介入到事件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事件的发展这样一个问题。

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划分成诗意型（沃尔特·鲁特曼《柏林：城市的交响曲》、尤里斯·伊文思《雨》、罗恩·弗里克《天地玄黄》）、阐释型（弗兰克·卡普拉《我们为何而战》）、参与型（迈克·摩尔《华氏911》）、观察型（梅索斯兄弟《灰色花园》）、反身型（尼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和表述行为型（沃纳·赫尔佐格《灰熊人》）。

这六种类型并非截然对立的。

比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既是制作者主动参与事件，也是通过影片阐释自己政治立场。

经常为了达到特定的效果，阐释、诗学、观察等各种模式会在同一个段落里同时使用，比如《杀戮演绎》里那段瀑布下的歌舞场面。

与大家对纪录片的普遍性印象不同，这六种类型里只有观察型是制作者保持中立的第三者立场的，而其他类型的纪录片，都有制作者出于主观目的而对影像的积极介入。

即使在观察型纪录片里，制作者对摄影机干预事件的克制也是很少的。

比如作为美国“直接电影”运动的领头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纪录片就以其绝对客观的拍摄手法而为人所称道。

但如果看过他的纪录片，比如《少年法庭》、《医院》、《高中》，能感觉到他的批判性态度是很鲜明的。

他虽然不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那样直接用剪辑和画外音直接宣传自己的观点，也不像迈克·摩尔那样直接介入事件与当事人进行辩论，但怀斯曼也绝非以一个第三人的立场去旁观整个事件的发生。

他是有倾向性和态度的，而且通过纪录片，我们可以说，态度鲜明。

因此回到《杀戮演绎》，我并不认为导演介入事件的方式和重新结构影像素材的手段，突破了纪录片的伦理底限。

因为摄影机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

即使制作者以一种长期与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的方式来让他们习惯摄影机的存在乃至忘记摄影机的存在。

这是一种纪录片制作者编造出来的神话。

事实就是摄影机不可能被忘记，当被拍摄者面对摄影机，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表演，并将自己塑造成某个自己想象中的“角色”。

这种情况在梅索斯兄弟拍摄的《灰色花园》里体现得特别明显（虽然这是一部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中那种怀旧的诗意，很大程度上是被摄者面对镜头刻意营造的。

从这个角度讲，既然纪录片的拍摄者无法阻止被摄者面对镜头时的表演欲望（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被人窥视着，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地依然做我们自己，而不是迎合镜头去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杀戮演绎》反其道而行之的制作方式未必不是合理的：干脆鼓励他们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也许恰恰在表演中，会流露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至于这种制作者过分介入事件发展的拍摄方式，会不会让纪录片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

我认为不会。

因为我相信影像在本体论上具有的力量。

这是我不认同符号论者、结构主义者或者认知论者的地方。

当然，我相信影像可以用来表意，结构化的影像能够传递出制作者的观念并准确地传达到观众那里去。

但我不认为这就是电影的全部。

过分地强调电影的样式、范式、风格，会形成这样一种霸权，好像电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转化成影像，以一种固定的样式打包后转送给观众，观众再以正确的方式读解并获取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

它否定了观众对影像颠覆性解读的可能性，并粗暴地将之称为错误的解读或者过度的阐释。

就像帕特里克·菲利普斯所提出的那样，有时候一个明星的特写，也可以超越叙事和结构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忘记了影片的情节和内容的情况下，依然记得那个特写所具有的美与震撼。

这是影像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影像背后实体的真实性，那是一个主体啊！

你可以把它变成银幕上的客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窥淫的对象，但银幕的框框永远不能框死它，它是可以超越幕布的边界，展现自己的魅力和力量的。

沃纳·赫尔佐格的《灰熊人》是这方面的翘楚。

电影的里影像是被二度结构的（或者说赫尔佐格对第一次结构进行了解构）。

电影里的影像素材本身是蒂莫西·特雷德韦尔拍摄的，他拍摄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神话（他一样刻意地在镜头前进行表演）。

但赫尔佐格对这些影像进行了重新剪辑并加入了自己的画外音，从而让这些原始的影像产生了一种嘲讽的味道。

这一方面说明了影像的确是可以被结构并可以传达制作者的观念的。

但另一方面，我却更倾向于认为，制作者是永远无法彻底控制影像的。

特雷德韦尔出于自我神话目的而拍下的影像，也可以变成讽刺他的影像。

正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于宣传纳粹精神的《奥林匹亚》里的影像，也可以成为揭露纳粹非人化的证据。

在《杀戮演绎》里，冈戈与科托当然是两个刽子手。

但当他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时，即使导演的主观目的是在进行反讽，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魅力的迷人性呢？

谁能不对他们印象深刻呢？

我相信影像永远不会那么顺导演心意地原原本本地传达着导演的想法。

影像所具有的自我生命力和主体性，会让它们超越电影的叙事、结构乃至文本，在不同的语境里得到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

而纪录片最重要的，不就是记录下这些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影像本身，而在这些影像面前，导演自我的主观意志，又算得了什么呢？

没有旁白，片子里的刽子手自觉担任起了解说员的角色，他们侃侃而言，像是在回味一段戎马倥偬的光辉岁月。

可笑的是，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观众眼中，行为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包括他们拍电影时的认真。

拍纪录片的西方人，当年鼓动和支持军事政变的也是西方人，他们的本意也许不是屠杀，可是这一切难逃罪责。

刽子手们每每谈及美国的黑帮或是谍战电影，诸如《教父》《007》，都有着强烈的代入感，甚至一种优越感，我是真的杀过人，他们不过演员。

你们喜欢看虐杀，我们能拍得更好看，因为我们经历过。

这就是让流氓看电影，他们只能看到血腥和屠杀，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好像是西方的价值观渗透的结果，可又不是，这种拙劣的模仿就像一个畸形的怪胎，人们猜不透他们为什么长成这样，想扼杀他们却又不被允许。

他们为了重新演绎过去的屠杀场景，游说老百姓当群众演员，推搡着老人，叫嚣着烧掉你的房子，老人的孙儿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爷爷，看得出他们眼中是真实的惶恐，而不是演技的精湛。

更可悲的是，围观的群众就像任何一场历史事件中的路人，高兴地拍着手，不知道在为谁尽力地欢呼着。

每次他们演示如何杀人，我都害怕他们假戏真做。

看到他们热心地筹拍电影，就想着也许他们是单纯的吧，单纯到无知，无知到可怕，以为这样一部东西拍出来大家都会喜欢看。

名叫阿迪的那个刽子手，算是有思考力的人了，他说的很多话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些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屠杀者的心理。

”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愧疚，所以得找个正当的杀人理由。

“”共产党没有我们残暴。

“”你做噩梦，是因为你的意志不够坚定。

“可是这样的人。

就算说出了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当年的滥杀无辜，他也不会有半点的歉疚，特别在提到杀华人的时候。

这样的人，随着拍摄的进展，觉得纪录片如果成功的话，会对政府形象、历史造成360度的反转。

也正是这样的人，反而没有遭到良心上的谴责，没有夜复一夜的噩梦折磨。

一个生还者，所谓共产党后代，就像是在讲笑话一样，手舞足蹈地描绘起在屠杀中被砍死的父亲，这样的人好像更可怕。

不过也许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那些刽子手听了之后不会有被批评的感觉。

一种生存之道吧。

企图把自己和事件撇清的报社记者，反而被屠杀者蔑视，表明自己从不掩饰自己做过的事。

这一点来说，比某个民族似乎要强。

竞选议员的流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听着奥巴马的演讲，整理着自己的表情和仪表。

这样的流氓就算还没当上公务员，就开始盘算着怎样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钱了。

所谓带着领带的强盗。

一句话，从此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

影片开头，安瓦尔带着导演去屠杀地点，很轻松还带着点炫耀的口吻说着自己的过往，重置自己杀人的方式，而在影片的最后，他拖着沉重的身体，茫然睁着双眼，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就是犯罪，然后扶着墙壁不断地干呕。。。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纪录片的故事背景是这样：1965年-1966年，在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运动”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残忍屠杀，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流氓执行。

而在这个屠杀运动的过程当中，许多无辜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党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

在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之前，我甚至从未听闻过这段历史的存在，而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

纪录片摄制于反共屠杀运动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

据说最初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想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但他们都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还遭受到了人身威胁，于是他们建议导演：“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会很乐意跟你们吹嘘这些事的。

”于是约书亚便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行刑人员，其中之一便是该纪录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

导演告诉他们要帮他们拍摄一部关于当年“反共屠杀”的电影，让他们重现当年杀人的历史。

果然他们一听便兴奋了起来，立刻YY起自己即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受万人敬仰的场面，并且认为这部电影将是他们当“英勇”的行凶行为的绝佳纪念，而后他们便可名留青史。

导演约书亚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便无意主导电影的拍摄，而是把舞台和镜头全部交给这些故事的当事人，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

实际上约书亚想拍的也并不是电影，而是把“这些刽子手拍电影” 的过程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视角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成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这部《杀戮演绎》。

可或许导演自己也没想到，这些行凶的刽子手在讲起当年的一桩桩暴行时竟会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壮士暮年谈起当年的英雄故事一样，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一脸骄傲。

夏夜里，他们聚在一起喝着酒唱着歌快乐地追忆当年，空气中冲斥着油腻的、廉价的感怀。

于是镜头下的他们与屏幕前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几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尔是黑帮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深深崇拜着阿尔·帕西诺、马龙·白兰度，并且从黑帮电影中获得了许多杀人的灵感——例如，为了避免行凶时血流满地恶臭难当，他发明了用钢丝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将其慢慢缢死。

安瓦尔向镜头展示他的钢丝杀人方式

当年的行刑者之一阿迪讲述当年杀人方法当年参与屠杀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着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对流氓团体的默许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名利双收、令百姓油然生惧的帮派地位、伊人在侧儿孙饶膝的家庭氛围。

安瓦尔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印尼语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从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来的。

因着这样的解释，他对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来引以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个多么高级的词汇。

“五戒青年团”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团伙，2012年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个团体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

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苏门达腊省议员坦诚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夜总会、收保护费···”由此唤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岛旅行时在印尼机场被海关人员索贿的记忆，当时就觉得很诧异——这么流氓的行为竟然成为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现在想来，既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

只是暗自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去印尼旅行。

他们不相信人权，以残暴为荣，拒绝接受教育，坚信铁拳即是主义。

或是混迹于电影院倒卖黄牛票，或是去华人云集的市场收取保护费，或是在需要时被军方利用当做干脆利落的刽子手。

所以当他们谈及那些杀人的经历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诚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是罪恶。

我们认为残忍的，他们津津乐道，我们认为荒唐的，他们理直气壮。

印尼军方不断宣传的反共电影，以及对于“五戒青年团”的价值观倡导不断给他们注射着迷幻剂，让他们日复一日活在烈日街头中的亢奋中，活在对于暴力和杀戮行为的合理性确认当中。

刚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完全是怀着新奇和嬉闹的心情，带着初入电影行业的兴奋，乐此不疲地对着镜头演示杀人场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妇女和儿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来配合他们演出。

嘈杂的印尼民众挤成一团兴奋地围观，在导演喊"cut"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

然而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安瓦尔的内心开始变化。

那些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犹疑和恐惧开始流泻出来，这位老去的行凶者脸上的大笑开始僵滞，眉头偶尔若有所思地皱起。

拍摄屠杀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场景中，五戒青年团成员如当年般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火光熊熊凄厉惨叫间，我们看到安瓦尔茫然局促地在镜头前晃过。

完成拍摄后，那些青年团和大部分的成年群众演员很快从表演中抽离出来，并且为自己刚才的表演感到满意。

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颤抖，迟迟无法镇定下来。

赫尔曼安慰着受惊的孩子，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电影。

他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恐惧会如此逼真且强烈。

后来，安瓦尔扮演了当年被自己审讯屠杀的共党人，他亲身体验着被虐待、被钢丝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浑身虚汗，失魂落魄，根本无法完成拍摄。

由此我发现，安瓦尔身上有个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实际上是无法进入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除非他真的进入对方的局面。

他对于别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残暴本性一旦被触发便一发不可收拾。

据说，他杀了至少一千人。

后来他带着年幼的孙子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泪。

他恐惧了。

他问导演约书亚：我当年拷问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样痛苦呢?

导演回答他：实际上，被你拷问的人要感觉比这更糟。

因为你知道你这是在拍电影，而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杀死了。

安瓦尔曾多年被噩梦折磨，但他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而当他真的身处受害者的处境时，他终于对自己发出了罪恶的质疑，可讽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觉醒，只是害怕受到报应。

与安瓦尔不同的是另外一个行凶者——阿迪·祖卡德里。

他劝慰被噩梦困扰的安瓦尔：“你会感到不安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

去除罪恶感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阿迪的残暴一点也不输安瓦尔，他在街头坐着敞篷车兜风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当年如何杀掉自己女友的父亲，只因为他是华人。

他说自己从不会感到惭愧，更不会被罪恶感困扰，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因为杀戮行为是被政府允许的，并且自己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赫尔曼是安瓦尔的手下，一个大腹便便满脑肥肠的混混头子，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电影的演出，穿着滑稽的戏服，扮成被调戏奸污的妇女，谈论起下流猥琐的事情便及其亢奋。

他实在是看起来又丑又蠢，也是无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参选议员，并开始畅想自己成为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后，可以如何利用职权来捞金。

于是他跑去街头派发名片，喊着口号邀请众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时常忘记自己的竞选宣言是什么。

当然，我们发现印尼的民众实际上也并不关心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而是纷纷询问投票的话有什么礼品赠送。

赫尔曼坦言贿选是所有竞选议员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屡试不爽。

他们在竞选活动上请来歌手和舞女助兴，一起肆意扭动着腰肢，当然下面捧场喝彩的群众也都要花钱来雇，否则便无人问津。

“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那一套了。

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乐在其中，可实际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会说：去他妈的。

”纪录片中，整个印尼人民总是呈现出一种混乱而亢奋的气氛，街道杂乱污秽，黑帮横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奋。

突然觉得，一个国家永远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安瓦尔的恐惧和罪恶感逐渐萌生和壮大。

积攒压抑了数十年的罪恶无处葬身，从灵魂深处猛然回溯，狼狈不堪地要从口中冲出。

于是，在一个晚上，安瓦尔在当年行凶的地方呕吐起来，但最终，他只是干呕了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

最后，作为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安瓦尔在那部他参与拍摄的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最为荒诞的情节：其中一个受害者把钢丝从脖颈间摘除，转身为安瓦尔戴上了荣誉勋章，口中念着台词：感谢你处决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想探讨的是集体想象的失败如何支撑起这一切的免罪心态和公开庆祝。

我的电影是关于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大屠杀取乐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为了取得安瓦尔们的信任，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尝试“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

这无疑是艰难而值敬佩的。

约书亚在谈到他接触的那些杀人者时，说 "归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个核心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关于想象的问题。

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当今印尼始终没有一个彻底改变面貌的突破口，而历史的阴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笼罩着今日。

"有一种永远永不觉醒的罪恶，他的名字叫“正确”。

刽子手们对自己的行为永远感到正确，因为他身边生活着的都是刽子手。

他们不会反思，便永远无法得以矫正，而周遭其他的声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

而善良，无从被觉知，便不会存在。

由此我突然发现我为何会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地雷区》、《钢琴师》这样的二战题材电影久久感动着，因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有作为个体的人性觉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着戎装、刻板严肃的军官，也会感情用事。

人是有弱点，也是有温度的。

看完这部纪录片，感觉想说的很多，却深陷疲惫中，感到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

希望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去看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生活本身比电影荒诞多了，如果我们觉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两个原因，要么我们其实很幸运地远离了罪恶，要么我们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罪恶并陷入麻木，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成为后者。

愿世界和平。

片名：《The Act of Killing》（《杀戮演绎》）年代：2012年 国家：印尼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约书亚•奥本海默）主演：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 ；Herman Koto（赫曼•科托） ；Syamsul Arifin纪录片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2004年在印尼拍摄一部关于印尼血汗工厂的纪录片《全球化的磁带》，无意间听工人说起发生在1965年的这场屠杀。

偶然的发现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想一探究竟，这么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事件并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甚至不为外人所知，这未免让人觉得纳闷。

于是导演在印尼安营扎寨7年，开始为屠杀事件搜集素材，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这是一部特殊纪录片，亲历事件的主角在片中重现的是自己的过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对外输出革命，培育了不少亲华势力，但这也让这些东南亚国家警惕，甚至谈共色变，印尼1965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政府被军政府苏哈托推翻，随即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开始了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的血腥屠杀，在这场屠杀行动中，大约有100万的所谓共产党人死于非命，其中包含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

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利用大批的地痞流氓来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

“五戒青年团”是一个成立于50年代的印尼民间组织，1965年屠杀一开始它就组织了敢死队，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参与了当年的屠杀，Anwar Congo本人亲手屠杀的人超过1000人。

由于在屠杀中的突出表现，Anwar Congo成了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而参与这场屠杀的人后来都成了印尼位高权重的人物。

Anwar Congo邀请来了当年的同伙，行刑队长Adi Zulkadry参与拍摄，再找来群众演员，按照导演的“设计”进行情景再现。

Anwar Congo在当初杀人的地方重演当初杀人的场景，因为棍棒痛击会鲜血四溅，短时间太多人被杀害，凝聚地上的血来不及清理，他独创用铁丝勒住喉咙，让人窒息的死亡方式，既没有血迹也来不及呐喊。

示范完之后的Anwar Congo充满得意，甚至开心地跳起了恰恰。

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叫声凄厉，“五戒青年团”追赶和暴打村民。

拍摄完成之后，另一位当年的杀人主角Herman Koto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这不过是拍戏。

最后，Anwar Congo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然后被钢丝勒脖而死。

拍摄进行当中，Anwar Congo突然的恐惧感受导致拍摄无法进行，他说：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导演回应到：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演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Anwar Congo一个人再次重回屠杀地后，呕吐不止。

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 在影片结尾，是一段非常荒诞而奇幻的影像。

一个粗糙简陋的场景和穿着诡异但表情幸福的男女，组成了天堂。

被铁丝勒死的共产党人摘下了脖子上的铁圈，向杀人者表示感谢。

“谢谢你把我带上天堂”。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以这一种超越常规的方式来面对这段历史，他寻找当年杀戮的遗老对历史进行重现，而他们最初以为导演要拍摄一部为他们当年“事迹”树碑立传的好莱坞式的电影作品，幻想自己真的在拍摄大电影，甚至因为这部电影而扬名天下。

因此，他们面对镜头表现自己当年的杀人行为时，丝毫不觉得愧疚，反而津津乐道振振有词。

1965年Adi Zulkadry他们手握需要猎杀者的名单，但是他们依然把刀指向无辜的中国人，正如Adi Zulkadry所说“我拿到名单后，捅死了我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最后我遇到了我女友的父亲，粉碎华人变成粉碎女友的父亲。

”这场屠杀之后，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屠杀事件，只不过这一次的屠刀挥向华人，只要是华人都被杀害。

如果说1965年所有被杀的华人都被冠上了“共产党”的名，这一次没有理由。

影片拍摄的过程中，Herman Koto随意对华人的勒索与敲诈，华人无一不是隐忍和退缩，而Herman Koto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的选举。

屠杀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的行刑者、指挥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忏悔和内疚，有的只是对那段历史的引以为傲，被屠杀的是对国家破坏的恶魔，他们最后却成了保护国家的英雄，是正义的实施者。

而受害者的后代不敢对行凶者追诉，不敢分辨是非，甚至不敢明言。

杀了几千人的Adi Zulkadry在片中说，“我没有感觉到愧疚，不会像Anwar Congo那样被噩梦困扰，我没有做错事。

我没有受到惩罚就是最好的证据。

” Anwar Congo在片中说道，“我没有感觉，不怀疑任何事情，但煎熬一直在心中蔓延。

” 以往Anwar Congo会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Anwar Congo在纪录片中有“谢罪”的意味，但实际上只是救赎，对那些自己杀掉的人求以赎罪，暗暗想来，不知廉耻中又可怜。

看起来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恐惧罢了。

影片的拍摄并不顺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在采访受害人家属时，基本上在谈及此事时小心翼翼吞吞吐吐，不敢论及过往。

与采访受害者避之不及的态度相反的是，这些刽子手们在谈及此事时无一不是得意洋洋，争相炫耀自己过去的“功绩”。

Joshua Oppenheimer在拍摄期遭受过“五戒青年团”的阻挠，更多的受害者家属在面对镜头时噤若寒蝉；他也将这些受害人的调查与缄默收集起来，成为了他另一部纪录片《沉默之像》的题材。

整部纪录片呈现出荒诞、残酷、让人不寒而栗的气质，我们想要的反思、忏悔，这些当年的屠夫并未展现，他们甚至不觉得这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导者，主导这个国家对过去的判断，也主导这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走向。

时至今日，那些伸向华人商贩的手依然不曾停止，面对不公，华人所能做的只是妥协、顺从和隐忍。

我们想要的人们对于暴虐的审判和反思以及对于历史公正性的追求，在这部纪录片记录的现实面前也只是一场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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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2012年11月，之前和老公在马来西亚转了一个月，在大马国较发达的生活条件和美景熏陶下，私以为印尼也差不多，只是生活上没那么便利罢了。

去印尼前，老公因为工作要回国几天，商量后决定，我从马来先直接去，他过两天和我碰头。

而我们决定开启印尼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电影开头的North Sumatra的首府Medan，一个我之前没了解，在那里时急切想要离开，离开后一点也不想念的地方。

亚航的飞机还没着陆，我就已经感觉不适，胸闷想吐，旁座的印尼妇女微笑着递给我一盒薄荷膏，我想，这里的人挺友好的。

着陆后，我在机场递签证时，被截住带到机场移民办公室，然后被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和两个不停笑的男工作人员审问了半个小时，夹带威胁和恐吓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权将我遣返回国，虽然最终没怎么样。

从办公室出来时，我看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人从传送带上拿下来，孤单地立在大厅中央，我走过去，拿上包，走出机场，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厌恶。

看完这部纪录片，猜想，我当时会被审问，也许，也是这种政治行动的残留效应吗？

一个Pancasila Youth的成员，当年参与了印尼屠共的行动，并成为刽子手中的佼佼者，手段残忍，效率极高。

一条条人命，在他眼中就像一粒粒灰尘，用鸡毛掸子轻轻一拂，就消失不见；要命的是，这个叫Anwar Congo的人，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于是，在政府和自己编织的虚妄谎言中充满魅力自我陶醉地活了一辈子。

直到年老，因为人性本来的面目，做过的事开始困扰他。

他仍然充满魅力，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对，但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善，就像转了一圈，回到孩童时代的纯真与善良：教育孩子尊重伤害过的动物，给小鸭子道歉；在导演安排的对杀戮的演绎重现中，本能地站在受害家庭的妇女儿童角度去感受他们的世界；在扮演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受刑的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他开始重新看待做过的那些事，并且通过本能强烈的身体反应表现出经过重新审视的灵魂。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atonement的故事。

这个老头绝对可恨，但他也许值得被原谅，因为他虽然来迟了的但毫不做作的心里的善；曾和他并肩作战且一辈子用意念顽强抵抗负罪感的同行，也许也值得被原谅，因为他比Anwar更早地意识到了他们做过的事情有多么可怕。

他下意识地选择抵抗负罪感，并不意味着他灵魂的负担就真的轻很多。

说到底，我们无法指责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说到地下一层，他们，都是政府的工具。

真正不能被原谅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阴暗的角落都存在的ZF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以及不正当手段从中渔利的事实。

当听见白痴一样的LD们聊女性，聊脑残收藏品，聊杀人就像话家常，电视节目聊这段屠杀历史就像《女人我最大》给你推荐一款明星粉底或BB霜一样，带着笑意稀松平常，氛围格外热烈时，你除了感觉太超现实了，脑袋里还会闪出几个加粗黑体三号大字：世上还有这等禽兽。

这个真的不能原谅。

尽管知道了这些历史，我还是讨厌Medan，讨厌那里肮脏的街道，讨厌它永远在堵车，讨厌在汽车尾气中坐着边三轮的我完全不想呼吸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能讨厌那里的人。

PS：Herman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