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休息室

会被观影中体会到中德的社会差异震惊。

抓小偷这件事，放在中国拍不到三十分钟，在女主拍到录像后就该结束了。

但是德国注重个人隐私和录像的合法性，致使女主的举动变成污点，又被精明的 Kuhn 老师扭曲利用（我觉得她就是小偷，且是惯犯），造谣生事。

而且学校里主张抓小偷的俩老师也没什么好办法，警察和法律并没有发挥作用。

学校里的师生冲突也很有意思，按理说德国社会应该对煽动思想、党同伐异的行为更加警惕才对。

但是片中出现了多次，Kuhn 女士在家长会血口喷人，Oscar煽动学生反对老师，学生们又排挤Oscar，学生小报写文章颠倒黑白等等。

可以看到在缺乏真相和正义、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舆论才是最危险的武器。

但是女主始终关心 Oscar 真是太理想主义了，被学生打了都不记仇还想着保护他😭。

影片里有好多个瞬间我以为女主会坚持不下去了，但她没有😭。

反观 Oscar 爹妈，一个从没出现过，一个指使孩子对抗老师，真不配做家长。

此外，很认同德国教育体系里的“零容忍政策”，以及学生代表参与学校决议的制度。

最后，遇到这种问题

层层叠加且不让人感觉到琐碎的紧张感是它的亮点看完这部片确实有下意识想在房间里呐喊的冲动。

从0紧张感到100分，不断发生的矛盾，层层叠加直至完全爆发，再到结尾的留白，整部片看完是完全能够与片中的教师“感同身受”的，那种窒息、无力感，虽然片中的许多事情或许生活中没有当过老师的人无法亲身体会，但你可以在生活中从不同的事情上体会到。

首先就是一上来扔给观众一个现存的常见现象，也是本片的主要矛盾，那就是「偷窃」。

紧接着就是搜身行为，并且是上课期间的搜身。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谁的钱多，谁就最有嫌疑。

影片中并没有拍出搜身的全部过程，但放出的片段一个是小孩男主（说自己没有钱包也被怀疑），另一个就是移民家庭的孩子。

而后续的移民家庭成为怀疑对象，并被叫到学校里交谈，这一点很明显的就是对移民这一话题的探讨与写实。

然后就是电影的“主旋律”的开始，女主角的钱被偷了。

从这里开始，配合上紧张的BGM，片子的“主菜”便开始了。

被偷钱作为一个常见的现象，牵扯出了一个从自我保护视角下的防护——「私自安装摄像头」。

同事之间的关系，同事又是自己班上优等生的家长，而优等生在班上又是受欺负的那一个，因为他我们小时候常见的“书呆子”。

这样的“三角关系”对于日常生活来讲也是能够见到，但对于女主角来说，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才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

爆发开始之后，牵扯出来的矛盾就更多了。

因为偷窃，同事被停职接受调查。

因为停职，学生在学校有各种传闻，在后面甚至到了被霸凌的程度。

因为传闻，家长会上女主角从受害者的身份转变成“加害者”。

因为家长会的种种，学生自寻“正义”，在课上集体“罢课”。

因为“罢课”，学生自主要调查真相，通过对采访文的加工，牵扯出了「知情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多个话题，中间还加入了男主小孩通过摧毁证据来“拯救”母亲以及师生的开会的片段，后者也就是「民主」话题。

因为采访文，又回到了移民上，甚至将种族歧视赤裸裸地摆到台面上，校方之后以权力将事情压下去。

但这时候全校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老师、家长、学生，没有哪一环是在整场运转的。

这一件偷窃的事件发生像是蝴蝶效应一般，将片中每个人的生活彻底打乱。

而看完整部片，其实会发现它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牵扯出的仅仅只是从学校一个地方，影射到整个社会上。

话题与现象虽多，但层层叠加并不会感到琐碎与繁复，因为每一层都非常清晰且是用力地在你面前“啪”的一声给你冲击，在九十分钟的时间里，你会感觉到时间过得非常“煎熬”。

从现实角度来看，你真的很难把自己带入到片中教师的角度，因为这件事情你是受害者，但你又成为了让学校乱成一锅粥的“加害者”，整件事情全部因为你而起，你有错吗？

肯定没有，但也肯定“有”。

最后的结尾有些人会不喜欢，因为它并没有给整件事一个交代，就像是让观众自己幻想这件事的最终结局到底是怎样的，说实话，不同国家，生长环境不同的人能够想出N种结局。

但我自己幻想的结局是老师自己辞职，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一切。

(个人想法)

不过当中我个人有时候会觉得老师为什么不能够「刚」一点，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来扛，一切都是自己处于被动的一方，如果老师稍微站出来一下，事情会不会有所转机？

这个答案或许跟本身的设定有关，这个老师本身就是非常的被动，那么从头到尾，她就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存在，主动提出请求都显得小心翼翼。

我自己有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发现对方有偷窃的行为，想要主动提出与对方一对一的交流。

一个是在办公室提出与同事要用德语交流。

不过至少从做老师的角度来说，她是成功的，她是正义的。

一个小学偷窃事件几乎映射出了现今社会大大小小绝大多数人际政治生态，我服。

学校校长和绝大多数老师算是权力机构吧，政策制定者执行者。

老师诺瓦克算理想主义民主实践者，作为个体她的移民身份让她本能得优先站在边缘人群这边质疑权力实施者。

这群小学生就是群众，这真的很妙，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群众智商只有三岁。

校报显而易见指代媒体舆论。

事件发生后，学校作为权利机构在其所谓的民主框架内解决问题（偷窃）而未必是找到真相，这个民主发生在高层圈内（老师们），群众有代表（班干部）。

老师诺瓦克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保护群众（受到怀疑的学生）去寻找真相，过程中伤害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可能的盗窃者），某些人从头到尾不谈偷窃本身，却挑唆群众（不明真相的小学生们）和媒体（校报）以单方面的叙述（他们理解的所谓真相）挑起舆论批判，控诉揭发人诺法克老师和权利机构（学校）侵犯人权等等恶行（欺负那个被控偷窃的人 ），不得不说这群被人利用还自以为是的小大人白左政治正确面孔真的忒生动了。

事情发生到这里，权利机构只能一刀切，挑事的关起来（可能盗窃者的儿子禁止来校，被当事人推出来对抗学校，自认可委屈了，代表着自由·），媒体被禁了（校报不能发了），理想主义诺瓦克老师无奈。

电影在这里结束，厉害，没有真相，没有结果，亦如这个世界，所以大家觉得自己在这里世界里处在什么位置上呢。

这部电影是那种欧洲发达国家才能拍出来的故事，孩子和家长们都随时把权利啊真相啊民主挂在嘴边，有种第一世界国家人民的天真。

《教师休息室》里的学校是一个微观世界，自成宇宙。

全片没有任何学校环境之外的镜头，观众对角色的认识和判断完全依靠ta们在学校的表现。

除了主角卡拉，大多数人物的形象略显单薄，但这影响不大，毕竟这部片子着力并不在人物塑造，而在于角色之间的博弈和此消彼长的权力关系，在于一个以自治、民主、言论自由为傲的生态系统如何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失衡和混乱。

教师休息室虽然写实，但更像一个寓言。

学校不是象牙塔，也不是纯真少年在进入社会前的预备场所。

学校就是社会。

社会的恶和病，学校通通无法免疫——无论是种族歧视（学校对土耳其裔学生ali及其家长的盘问），阶级偏见（Oscar作为工薪阶层孩子所受到的冷嘲热讽），还是排外情绪（卡拉想要淡化自己波兰移民后代的身份），或是多数人的暴政（由师生组成的council就是否对Oscar进行suspension处理进行民主投票），甚至威权和极权的隐患。

孩子们可以是希望的花朵。

孩子们也可以是自以为正义实则以偏概全、行使暴力的刺头。

老师们可以是园丁，是舵手，是散发着理想光辉的启蒙者。

老师们也可以是灌输纪律、维护威权的帮凶。

大部分学生和老师们在这两级之间，位置不定。

也许令人困惑的是整个坐标。

比起《死亡诗社》 、《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最近看的《Holdovers》那种对师生关系和校园浪漫化、审美化的描绘，还是更喜欢《教师休息室》、《浪潮》和《狩猎》这样的电影中瘆人的张力。

未成年世界和校园里充满“隐秘的角落”。

希望看到更多电影探索那些是非不明的灰色地带，那些价值理想（正义，团结，平等，真相）被口号化、被滥用的时刻，那些事实被扭曲、被简化、被两极化的过程。

任何人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推波助澜。

当某些学生或老师成为矛盾的焦点，ta们的处境往往指向社会性的问题。

风雨欲来时，谁的善良，谁的原则，谁的无辜，谁的反抗，都免不了互为假想敌的戾气。

我并不是说权力没有上下位之分，或正义永远是相对的。

而是觉得，不论多么确信自己掌握了真理或道德的高点，也不要高估自己永远在正确一方的能力。

这里带入了一些自己在教育行业工作的感受，还没完全想清楚，暂时不展开了。

————————————————————以下是一场导演对谈的选段（感谢chatgpt友情翻译）。

原文在此：https://www.hammertonail.com/interviews/ilker-catak/ 其中导演介绍怎么选素人学生演员、怎么跟ta们在片场相处的过程，非常有趣。

Hammer to Nail: 我听过你在另一次采访中描述过，你把学校的世界视作整个社会的缩影。

你认为这在这部电影中是如何体现的？

特别是作为我们当前时代的隐喻？

你在那次采访中提到，这在2016年之后尤为明显。

Ilker Çatak: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政治，即使在德国也是如此。

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有些学校非常自由开放，而另一些则是法纪严明，零容忍。

我们去过的每所学校都感觉像是不同的国家：你有一个系主任，有人负责管理，他们会支持系主任（或者不支持）。

还有校报，就像我们的媒体一样。

你提到了2016年，那是特朗普时代开始，整个替代事实的概念开始盛行。

当我们写这个剧本时，我们想，“挖掘这一点会不会很有意思？

什么是真相？

”我们想提出这个问题，探讨每个人都试图创造自己的真相。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消息源，每个人都在参考不同的消息来源：“我们需要戴口罩吗？

我们需要接种疫苗加强剂吗？

”因此，每个人都在参考某个不同的消息源，当真相变成一种信仰时，我们就有了问题。

HtN：说到孩子们，我了解在德国你只能让孩子们在片场待……每天3小时？

IÇ：是的。

HtN：这似乎是非常短暂的时间。

那么，你是如何应对这些时间限制的？

另外，你是如何选角孩子演员的？

IÇ：我想如果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不能催促他们，因为他们会感到压力而无法发挥。

我所承受的压力不能成为他们的负担。

我必须保护他们免受此类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早上花很多时间问他们问题，比如“你晚上过得怎么样？

你睡得怎么样？

你梦见了什么？

你和父母的关系如何？

你觉得在生活中道歉难吗？

”我们有时也会在早上进行哲学讨论。

与此同时，我也在想，这不仅仅是在拍电影，还涉及了了解这些孩子、了解他们的世界和对生活的看法的过程。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棒的经历之一，与这些孩子们一起工作。

至于演员的选角，这很简单。

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将孩子们分组成4到6人，我站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即兴表演参加环境示威活动。

所以，调研Greta Thunberg是谁，然后形成一个与我辩论的论点。

这样我就能看到他们真正的样子。

然后我会把这些孩子放在一个教室里，让摄像机拍摄。

然后我会把这些镜头和摄像机测试带到一个放映室，和我的部门负责人一起观看。

之后，我会挑选我喜欢的孩子进行面试。

在这些面试中，我会告诉他们三件事。

首先，我不是你们的老板，我们是同事，我希望你们有职业道德，早睡早起，饮食健康，并且知道我们当天要做什么。

其次，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如果其中一个人感觉不舒服，我们都会照顾好他。

第三，没有群众演员。

因为一些父母来找我，说“我的孩子没有台词。

”（笑）然后我说，“我不能在剧本里写入23个孩子。

”基本上一直都是同样的8或9个孩子。

但我告诉他们没有群众演员这一说。

我也告诉制片方，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赚到同样的钱。

扮演Oscar的孩子和从未说过一句台词的孩子赚的钱是一样的。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来源于这个理念，那就是没有VIP。

压抑和窒息是我看完这部影片之后的第一感觉，然后我很快联想到同样是压抑的学校的《超脱》，但细想又并不相同。

这部影片探讨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故事的发生地点的孩子整体水平甚至非常优秀，跟混乱不堪的差生教育令人失望完全不同，这部影片的压抑来自于整个制度的一些矛盾和困境压缩了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导致的难受。

剧情地开展围绕着一个新来的老师参与调查学校的偷盗事件，而她之所以能够成为故事的焦点并引发后续一系列的反应的原因就在于她的自我隔离和观点隔离。

首先她作为波兰裔就使她和同事们总是不亲近，这种隔离是她的心理防线造成的，既不想使用波兰语言交流来隔离自己又存在身份认知无法完全靠近，在这个距离下的她非常遗世独立使她的状态总是很紧张很局促；另一方面就使她的教育观点其实和学校是不完全相同的，而她的观点显然是并不适合这个学校的。

她对于学生的保护和偏袒使她远离了同类的教师团队，而她对隐私保护的逾越也成为了后面一切舆论的漩涡的开始，想要保护的情感过于理想，最后逼疯的只有自己。

而舆论（风言风语和家长群里的话等等）媒体（校报采访）都只想要有人讲述一个“真相”而不是用保护作为借口的遮遮掩掩，越遮掩越心虚最后也导致明明是被害者的她成为了刽子手。

真的难受，因为明明被偷钱了，最后一点好都没落下。

学生不信任她讨厌她，家长围攻她认为她失职，同事跟她疏远，无依无靠还不能辞职。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理想主义教育理念在实践下的崩盘吗？

不止吧。

大概还有人心难测，永远做不到的公正和公开，隐私权和无监控条件下的犯罪的平衡，信任危机引发的舆论危机等等吧。

到最后真相反而是最不重要的了，大家都在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和行为自证和白扯，越来越乱也越来越没劲。

影片的节奏也很局促，包括音乐，把观众搞的比老师们还紧张。

要我说就该直接报警，又时候保护并不能带来理想中的圆满结局和自由，还不如果断点威慑，效果可能更好。

德国的影片总缺少法国的松弛感，探讨的也离不开撞击心灵的话题，难怪对于德国人除了二战靠着装取胜的军官以外，每每想起的都是一张张严谨的面孔，德国应该是欧洲大陆最不一样的国家。

《教室休息室》当然是讲教室休息室发生的故事，对于德国的学校制度我不甚了解，比如学生不能进入教室休息室，学校理念是“零问题”，警察配合执行停学，很开心的是影片的学生强调自主、自由和公开，是我非常认同的。

故事很简单，在教室休息室发生偷钱事件，卡拉用电脑的摄像头录下了偷盗者当天穿的衣服部分图案，根据这个线索找到穿这个图案衣服的老师，而这位老师的儿子奥斯卡也在卡拉班上，奥斯卡坚信自己的母亲没有偷钱，从母亲被停职那一刻起，他开始反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事情。

影片最后也没有告诉我们谁是真正的偷盗者，但是也无关紧要。

在我们的原始社会中，人个人的力量太过于弱小，只有团结一起，才能生存下来，信任成为我们基因中最重要的一个。

但是一个个谎言不断成为泡泡，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那种信任的崩塌，让我们即使在这个比原始社会安全太多的境遇中，也无法得到幸福和快乐。

一部利益区，一部教师休息室，今年的两倍德语片让我对德国电影产生了浓烈兴趣。

如此复杂的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只在德国电影中看到。

电影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assumption，什么是proof，但这个问题被权力生硬的打断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去讨论。

全篇最后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提出了更大的疑问。

在这里，重要的是，谁决定了什么是assumption，什么是proof，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assumption。

这是由权力关系的转化得出的。

整部电影里。

学生，老师，家长，后勤人员的微妙权利转化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学生或者儿童，被认为是没有完全的主权的人，他们如何行使的权力，他们的主权到底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还是家长主权的延伸？

家长的主权，又如何通过学生的主权延伸到学校里？

民主社会的权力制约，司法体系的运作，以及最重要的，民主为何失败，在一个小小的学校表现的淋漓尽致。

当然，最后，我们至少还有爱，但爱又是多么的脆弱啊。

以下评价摘自德国部分影评：第一则：这很有趣，但我作为一名学生，同时也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对不同的学校有着几十年的经验。

从小学到社区学校，再到文法学校，我在学校的四年里见识了很多。

在我看来，"Das Lehrerzimmer "的环境非常过时。

我知道很多现代化的学校。

只有很小的学校才有教师室。

大一点的学校都有团队活动室。

此外，在许多学校，"一排排课桌 "的社会形态很少有教学上的需要。

当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但这并不有利于有关学校，因为这是一种专制、过时的观念，就像这里展示的正面教学一样。

因此，在我看来，这个场景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并不是当今学校的真实写照。

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这还不够。

但这也是一所文法学校，而且是一所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教学设备上都非常简陋的学校。

起初，我以为这所学校只是一所被当地政府遗忘的社区学校。

更重要的是，学校里几乎所有的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都表现得很恶劣，几乎没有同情心。

也许这也是由于文法学校往往存在的精英职业主义造成的。

据我所知，这所学校还缺乏在学校、家长和学生之间发挥纽带作用的社会教育专家。

但这也是一所文法学校。

他们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

无论如何，你可以感觉到这所学校没有建立起冲突管理制度。

学生普遍缺乏社交能力。

还有一位老师，她是这个战场上的新兵，她的道德观完全被同事们的毒舌攻击所迷惑。

莱奥妮-贝内施（Leonie Benesch）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角色，并试图将社交技巧融入其中，但她在文法学校的官僚体制中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与我个人在小学和社区学校的工作相去甚远，我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启发。

我非常喜欢与那些极具天赋的孩子们一起工作，但归根结底，他们有足够多的人关心他们。

我认为我与社会弱势学生的合作对社会的未来更为重要。

第二则：青少年犯罪率下降了 20%（尽管更严重的暴力行为增加了几个百分点）。

学生的表现是好是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首先，这取决于学校的类型，因此必须区别对待。

此外，如今对受训者的智力要求更高。

上世纪 80 年代，医务助理在中学时必须长得漂亮，能读会写，但如今他们必须能够运用大量医学知识，还能使用技术。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职业被称为医疗技术助理。

中学水平已不再可能。

现在有更多的高中毕业生从事这一职业。

汽车修理工这一职业对知识的要求也不再相同。

事实上，很多人的学历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一样高，但已远远不够。

对他们来说，这只够在生产线上找到一份最低工资的工作。

人们总是很容易忽视这一点，但如果你看看今天的中学生在学校里应该学些什么，和 30 年前的中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就会发现两者在要求上有很大的不同。

我不需要理解德语和历史课文。

我只需要死记硬背，而现在的学生则需要能够迁移和解释他们所学的知识。

但很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智力。

我认为，综合学校的数学和德语教学量应是现在的三倍，而 GW 和 NW 则应成为特殊科目。

音乐、体育、戏剧和宗教应成为 AG。

英语作为附加语言也无妨。

然后是社会研究。

但现在的科目太多，只能随处摘录，即使是全日制学校也无法学完。

节奏也太快了。

在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另一本关于进步学校理念的书之前，我还是先说到这里吧。

在今年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伊尔克·恰塔克（Ilker Çatak）执导的《教师休息室》（The Teachers' Lounge）是最令人满意的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以一所德国学校为镜子，反映了一个道德标准与社会底层价值观、偏见和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冲突的社会。

这部电影将代表德国参加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长片奖角逐，它既具有隐喻性，又引人入胜，层次丰富，深刻地揭示了整个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电影的框架设计非常巧妙，采用了一种类似法哈迪（Farhadi）式的手法，通过一个小事件（起初看似微不足道），引发了一系列后果，揭示了一个总是以正义自居的学校乃至社会体系的缺陷。

这所学校实行“零容忍”政策，虽然在理论上崇高、雄心勃勃且用心良苦，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目标实际上几乎无法实现。

随着偷窃案引发的一系列事故爆发，除运行机制外，决策者的内在问题得以被揭露。

电影以一所学校为隐喻，反映了德国社会中许多相互冲突的力量。

影片没有浪费每一分钟，大量的细节的呈现让观众拼凑事情的真相，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答案。

这是一部部分侦探、部分充满活力的社会戏剧，伊尔克·恰塔克显然对创作仅仅让观众感动或印象深刻的作品不感兴趣。

他邀请我们在看到多米诺骨牌逐渐倒下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反思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个看似政治正确、民主自豪的体系在一开始似乎效率很高，但最终却变成了混乱局面，观众感在观影过程中愤怒也油然而生。

故事的一切始于卡拉（Carla，由出色的莱昂妮·贝内施（Leonie Benesch）扮演，这是一个艰难而具有挑战性的角色，需要一个非常熟练的演员来展示一个坚定的教育者和一个内心深处非常脆弱的人之间的矛盾）。

她是德国一所初中新来的老师。

电影初始，学校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神秘的盗窃案，但都没有找到罪犯。

校长多次向教职员工提到，这是一所零容忍的学校，任何不遵守规定的行为都需要严格审查。

不久后，学校提出了一项审讯计划，这是一系列繁琐程序的开端，很快展示了一个建立在平等、尊重和无罪推定价值观之上的正义体系的真面目。

然而，当审讯结果迫使学生交出钱包，导致一名土耳其学生成为主要嫌疑人时，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

卡拉和学校一样正义和政治正确，反对学校寻找罪犯的方式，并最终帮助洗清土耳其学生的罪名，指责种族主义和偏见。

她自己并非纯粹的德国人，出生在波兰父母家庭，后来搬到德国开始新生活。

然而，尽管卡拉的意图高尚，但她自己的价值观——来自一个自称民主、文明和人权顶峰的社会——受到了考验并受到严重动摇。

她的本能反应表明，当个人利益与理想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个人会击败理想主义。

这种失败迫使卡拉和观众质疑学校体系中潜在的缺陷，因为我们目睹了它的瓦解。

剧本由约翰内斯·敦克尔（Johannes Dunker）精彩撰写，探讨了双重标准和政治正确是如何致命地结合在一起的。

它揭示了当我们的极度敏感只是一种掩盖我们自身弱点并将它们投射到外部而不是真正能够审视自己内心的方式时，进步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这是一个迷人的观点，在我们目睹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从道德高地上跌落下来时的脆弱性以及学生们狡猾的韧性时，这一观点完美地发挥作用。

学生们将他们的老师逼到了极限，考验了他们被迫接受的那些价值观。

《教师休息室》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作品，迫使我们质疑和重新审视我们准备应用我们所引以为豪的价值观。

随着这部电影很可能进入今年12月的奥斯卡提名名单，它将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

文：Erik Anderson 译：Oberdorf

压抑甚至恐怖，德国2023年剧情片《教师休息室》通过学校教师休息室和教师两个场景化，从师生关系、同事关系、个人和体制的关系入手，把德国大量引入移民造成的观念割裂和种族问题反映得很真实很深刻，也留给观众思考，西方过去这种“政治正确”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究竟会带来什么问题。

女主角显然是一个悲情或者悲剧色彩的人物，自以为做了正确的事情，但最终好心不得好报，把自己拽进深坑，理想主义固然可敬，但面对现实善良和同情有时候不一定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越做越错。

结尾土耳其移民男学生坐在胜利的王座之上的姿态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对移民的一种影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