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

主演王景春、咏梅同时成为影帝影后今年柏林电影节上，王小帅的《地久天长》一举包揽影帝影后，为华语片有史以来第一次。

片长三小时却无人离场，全体观众哭成泪人。

片子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家庭30年的生活，夫妻俩人到中年，不幸失去了独生儿子，无法面对旁人的同情，远走他乡，试图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历经计划生育、改革开放、下海、下岗、房地产热、出国潮……表面平静、实际脆弱的生活一再被冲击，两人相依为命一辈子，终于迎来人生中的一丝曙光。

“在时代洪流中，发生着人间伤心之事，没有歇斯底里的大哭大闹，有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隐忍和坚韧，这种隐忍才是一种真正的伟大和善良。

”撰文 陈星、石鸣地久天长

《地久天长》剧照

导演王小帅在柏林电影节王小帅去柏林电影节，从来没有失手过。

2001年《十七岁的单车》，获评审团大奖，2008年《左右》，获得最佳编剧奖。

今年的《地久天长》，更是一举包揽影帝影后，这是华语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次男女主演同擒银熊。

片子长达三小时，故事跨度三十年，讲述了一对中国普通夫妻不幸中年失独，为了抛却伤心的记忆，远走他乡，另外收养了一个儿子，试图开始新的生活。

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改革开放，1990年代初的下海潮，1990年代末的下岗潮，直到当下的出国留学热、房地产热——时代的标签在片中时隐时现，唤起了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在柏林放映的时候，从头至尾无人退场，全场观众看得满眼泪光。

评论形容这部电影是“史诗”，“戳中了每个中国人心中最痛的地方”，王小帅自己定义为“大剧情片、国民情感片”。

影片一开场，一场不幸的事故就在酝酿之中。

一群孩子在水库边玩耍，刘星最好的朋友沈浩也想下水，刘星却一直迟疑。

不久之后，我们就看到刘星父母一边撕心裂肺地叫着他的名字，一边奔到水库边。

悲剧似乎已经发生了。

然而下一个镜头切过来，刘耀军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坐在桌边吃饭，刘星穿着白衬衫，带着红领巾，欢乐地叫了一声“爸”。

继续看下去，我们才知道，这是全片中刘星叫的唯一一声“爸”。

他的确死了，留给父母半辈子绝望的人生。

可是他似乎又活过来了，长成一个桀骜叛逆的大孩子，给父母带来无尽的烦恼。

片子不断地闪回，真相一点一滴地、节制地被透露出来。

导演似乎并不希望我们粗暴地建立因果，进行批判，于是把故事都切成了碎片。

但是我们仍然理解了两个关键事实：刘星的死，原来和他最好的朋友沈浩有关，刘星父母失独后没法再生育，也要“归罪”于沈浩的父母。

故事的明线主要讲了一家人的故事，可是暗线还有另外一家人。

两家人一直平行对应，一开始条件相当、处境也相当，最后经济能力、社会地位、家庭幸福度却天差地别。

这一对比，让人感慨。

“其实他们两家人在同一个地方当知青，回城之后又是最好的朋友，同时结婚，又同年同月同日生了孩子。

生孩子前，本来计划如果一家生男孩、一家生女孩，就结成娃娃亲。

没想到都生了男孩，也很高兴，觉得两个孩子可以一辈子做兄弟。

”“突然有一天，其中一个孩子不小心没了。

两家人的关系没办法像过去那样维持，只能渐行渐远。

”片名叫《地久天长》，来自著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片子前半部分，展现两家人的亲密关系时，歌声一再响起。

片子后半部分，刘耀军一家远走南方，与沈英明一家再无联系，《友谊地久天长》的音乐就再也没有响起过。

上一个用这首歌当名字进行创作的人是王小波。

他的处女作小说《地久天长》，讲的也是友谊的故事，最后也是一个悲剧。

“友谊真的能地久天长吗？

年轻的时候，我们常说一辈子不分开，但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真的能够一辈子平平安安地走下去吗？

” 这个问题，是王小帅拍《地久天长》的原始初衷，也是促使他把片子的时间跨度拍得那么大的一个原因。

“给你一个时间段，三年四年，你会觉得友谊可以永恒、爱情可以永恒。

但是当你跨到二十年、三十年，生活中出现的变化，那种组合的可能性，是会让你非常吃惊的。

”从“三线三部曲”到“家园三部曲”

王小帅生于1966年，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

第六代有点生不逢时。

基本上一出道就被禁，终于解禁以后，面对市场又显得无所适从。

等到新生代蓬勃崛起，他们几乎被大众遗忘，只有在被牵连进某些负面社会新闻的时候，才有机会上上热搜。

他们的光芒被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遮蔽了很多年。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说：“球已经踢到第六代脚下，但他们一直没有踢出高潮。

”第六代还有一个一直被批评的点是过于自恋。

人们认为，第六代和第五代的一个典型差别在于，第五代关注“大我”，第六代喜欢絮叨“小我”。

《青红》是“三线三部曲”的第一部

《我11》被视为王小帅的自传在《地久天长》之前，王小帅花十年时间拍了“三线三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

《我11》是他的自传，而这个“三线”也是一个不为大众所知，与特定时期、特定人群有关的历史概念。

19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中国为了备战，把大量工厂、战略物资往内地的深山老林里搬迁，“三线”成了战略大后方。

这个词当时为了保密，连报纸上都不报道。

王小帅出生的时候，正是“三线建设”轰轰烈烈的时候。

他不到五个月，就和父母一起离开上海，住进了贵阳周边的山沟沟里，一住就是十三年。

“他们一直说，你自己那点体验和经历，老百姓根本不关心。

但是三线（题材）没人拍。

我数了数，去到三线有几千万人，涉及两到三代，真的关心和诉说他们命运的，就我一个。

我不说的话，大家记忆慢慢就覆盖掉了。

”

王小帅和母亲

王小帅一家作为一个三线子弟，王小帅看到，普通人的命运往往被任意拨弄，走向是多么偶然。

他的父亲原本学的是戏剧，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八年，小有成绩。

然而，因为妻子是军工厂的技术人员，一纸调令，他不得不作为家属随迁“三线”。

在山沟沟里，他的学问无处施展，能做的就是领导讲话前摆好话筒，光阴荒废，一耗就是十几年。

王小帅13岁时，全家搬去武汉，有幸成为厂区最早离开贵阳的一批人之一。

起因是一个差点错过的电话，邀请他的父亲去武汉军区文工团排话剧。

“在这之前，我连武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再往后，他因为父亲的执念，学了画画，没想到凭着绘画这一技之长，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来又考到北京电影学院，当了导演。

他在电影学院每年考试成绩都是第一，第五代导演相继在国际上捧回大奖，眼看世界就要轮到他自己来施展拳脚，没想到八十年代结束了，他和所有人一起进入九十年代。

王小帅第一次和摄影机亲密接触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他毕业分配到福建，先后写了5个剧本，都没有获得通过。

无所事事两年之后，他毅然决定离开，户口档案都不要了，回到北京做了第一代“北漂”。

借钱拍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被英国BBC评为电影诞生百年来一百部最佳影片之一，而且是唯一入选的中国电影。

他和“第六代”一起，被写入中国电影史。

成名之后，他曾经短暂地接受过委托，拍别人写好的、“可以赚钱”的故事。

但是他很快就决定不再做命题作文。

也许是因为父亲的一生的“被荒废”，给了他非常大的触动，他决定要自己选择命运。

“人的一生不像游戏，可以重启重来，有时一辈子就一个选择，或者一次次被选择，他就走上了这条路。

等到他退休，年龄大了，社会在变化，他却已经来不及改变，他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

《我11》中四个小主人公的剧照，下图为其原型

王小帅（左一）和儿时玩伴的合影他也看到经过一个又一个命运的分叉口之后，原本差不多的人，生活境遇、思想观念上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我11》里，主角王憨有三个最好的童年玩伴，四个小男孩的原型就是王小帅和他的朋友们。

他找出了四个人当年的合影，详细标注了每个人后来的境况：一个回到了深圳（他们家是广东汕头人），当上了保安科长。

一个回到了上海，但是户口和档案没能弄回去，一直都做一些底层工作，之前是帮人要债，后来去网吧帮人看门。

还有一个至今留在贵阳，当上了当地疾控中心的副主任。

留在三线的人，“他们的孩子、孙子就变成了贵州人，他们的语言也在慢慢地消减。

第一代还说上海话，慢慢到第二代，贵州话和上海话交融，再到第三代就直接变成当地贵州话了，人也是贵州人了。

”

《地久天长》剧照拍完“三线三部曲”，王小帅宣布，自己接下来要再花一个十年，拍“家园三部曲”。

《地久天长》就是“家园三部曲”的开篇。

“家园三部曲”依然是从他的自身经历出发，“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他们的生活轨迹，是怎么随着这个时代的洪流在改变。

”这次，他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三线人”，而是试图把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群体都囊括其中。

《地久天长》初剪出来是四个多小时，后来删到了两小时五十五分钟。

“真要展开了讲，八个小时都讲不完。

可以拍成几十集的电视剧，真正把几代人的生活放进去。

”决定拍“家园三部曲”时，王小帅50岁。

“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人的视野越来越宽广。

你十八九岁，不可能去撞到、感受到这些事。

人要经过时间的过程，才能体会到这些事儿。

”

《地久天长》剧照他曾经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他的祖籍在辽宁丹东，可是这是一个连他父亲都没去过的地方。

他出生在上海，听得懂上海话，但是从来没有在上海长时间生活过。

他在贵阳生活了十三年，可是贵阳当地的朋友们却还是觉得他是外来的，不算他们的一份子。

他北漂快三十年，依然没有北京户口，中间他尝试托人办理，结果户口贩子被抓，“王小帅办假户口”上了社会新闻。

现在他的户口落在河北涿州。

“他的人生和他的家庭，就像其他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一样，像一块浮萍，漂泊着，早就分不清那里才是故乡，不知道故乡到底是什么滋味了。

”“所以不管拍什么题材，家庭、血缘这个东西，好像始终有一点影子，在我的电影里。

”王小帅说。

直到最后，故乡不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人名。

《地久天长》里，女主角对她的丈夫说：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中国普通人隐忍而伟大的一生

其实，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多部中国电影入围主竞赛在内的各单元，被看做是华语电影的“大年”。

没想到，张艺谋的《一秒钟》和曾国祥的《少年的你》临时撤出，王小帅的《地久天长》成了唯一的焦点。

“这次我们重回柏林，其实还是蛮有期待的。

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可能不会空手回来，但是具体会是什么不知道。

我们的信心在于，我们很认真地在拍中国普通人的故事，感觉这一次不会落后。

”王小帅说。

“再见，我的儿子”《地久天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失独。

英文片名叫“So Long，My Son”，意思是“再见，我的儿子”。

片子里，刘星的父母经历了三次对儿子的告别：第一次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第二次是自己的养子，第三次则是一个神秘的、不得见人的孩子，他是否真正存在过，成了一个谜。

抛开计划生育、下岗这些特定的历史语境，在亲情层面，《地久天长》的故事是普适的。

柏林电影节上，外国人看了也抹泪。

“我们讲述的是人和社会的关系，那种被迫的、无奈的、有时候是隐忍的走过来的一生，我想外国人看到也会感同身受。

”王小帅说。

孩子是所有父母的软肋王小帅自己并不是独生子女，他还有一个妹妹。

“但是后续等到我自己到岁数要孩子的时候，进入的就是独生子女家庭。

”十年前，他拍过一个类似“失独”的故事叫《左右》。

一对离异夫妻，原本已经各自再婚，妻子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

没想到女儿得了白血病，找不到合适的配型。

医生建议，如果找原来的丈夫再生个孩子，或许可尝试使用新生儿脐带血来救女儿。

一个孩子，让四个中年人一起陷入困境。

两个已经没有感情的人，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

他们各自的现任，被无辜卷入这场风波，该怎么面对和处理？

《左右》剧照“我想要拍的就是人步入中年，遇到了这种很尴尬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又很棘手，不好解决。

四个人就这样纠结在一起，每个人都要装傻、装好人，但是装了好人心里又很难受。

”他接下来又拍了一部《日照重庆》，讲一个父亲寻找自己失去的儿子的故事。

“这只能是我做父亲以后完成的作品，人到了40岁，有了小孩以后，心态就不一样了。

”他开始意识到“人的重要性，亲情的重要性，对孩子成长的关怀的重要性”。

孩子越长越大，时间一去不复返，“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

《日照重庆》剧照到了拍《地久天长》的时候，剧情设计上需要一个关卡。

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这两家最后怎么走到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上去？

如果是小事、小误会，几个月、几年也就过去了、解决了。

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导致两个家庭走向一个不可逆转的命运方向？

”他选择了“失独”。

和计划生育的政策背景结合起来，设计了女主人公因为被迫流产而终生失去生育能力的情节，最终锁定了悲剧的气氛。

“一个正常的家庭，天就塌下来了。

对于父母而言，孩子没了，这就是最重大的事情。

”咏梅饰演的妻子悲哀地对王景春饰演的丈夫说：时间从此停止了，我们只剩下慢慢老去。

为了拍电影，王小帅去查了失独家庭的很多资料。

“失独家庭对过节真的是仇恨的。

平时他们还能过得去，到春节、元宵节、中秋节了，那真的是很恐怖，好像别人的欢乐特意衬出了自己的孤单。

电视也不开，窗帘拉着，外面的鞭炮大家假装听不见，两个人默默地对坐着，怎么活呀？

”但是失独家庭重新收养孩子，又出现更大的问题。

片中刘星的父母无法忘记过去，收养的时候特意选了一个和自己的孩子长相相像的小孩。

这意味着，这个孩子被收养时已经长到了一定岁数，有了自我认知，被收养之后，他要说服自己，从此以后在另一个人的身份里活下去。

“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

这就是我们的命吧从头到尾，电影都没有控诉，只是平静地一幕一幕呈现了一个普通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得以继续生活下去。

“最开始我们的野心其实很大，想一年一年往前推，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一点一点往前走，给几十年来中国普通人的命运号个脉，一点一点摸过来。

可是后来发现做起来太复杂了，不可能完成，于是又重新调整结构，只抓人物命运的几个主要阶段，最后就变成今天这样。

”

丽云去打胎

两人参加下岗动员大会

离乡背井，从内蒙古落脚到福建刘耀军夫妇继丧子之后，又下了岗。

两个人漂泊到南方，落脚在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小村子里。

“两个人其实是逃难的感觉，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没有关系，没有朋友，没有同事，没有回忆，没有过往，要在那里扎根生活，可以想象有多艰难。

”丈夫出轨，妻子自杀，养子离家出走，这些看似狗血的情节，在片子里都处理得十分清淡。

“我想说的就是漫长生活里那种计划之外的无常，正常生活逻辑里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出现了，人慢慢地偏离了自己的意志和设计，被命运带着走。

”片子最后，刘耀军夫妇已经到了晚年，他们应朋友之邀，坐飞机重回故乡。

飞行途中遇到气流干扰，安全警报响起，两人下意识地握住了手。

等到警报播完，妻子自嘲地笑了：真可笑，我们这样的人还会怕

“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勤劳善良，确实是。

普通中国人在平日的生活里没有太高的要求，只关心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我是不是都有着落。

在这个基础上春节阖家团圆，儿子有了孙子，大部分人都是这种朴实的生活形态。

遇到不幸，往往归结为自己命不好。

”“我想说，这种隐忍才是真正的坚强和伟大。

他们一次一次地努力过，想去改变命运，最后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

”“人的这一生，漫长又短暂，有多少时候我们不能遂愿，但是我们依旧在坚持生活。

”影音资料由片方提供

首发于腾讯新闻 氪娱

▲王景春、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柏林电影节影帝影后 胤祥 发自柏林今年柏林电影节是迪特·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作为主席在任的最后一年，某种意义上，这个事件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一个「总结」——2019的柏林电影节，可以看做王小帅、娄烨、王全安，三位中国第六代导演中坚力量的一次集合。

▲迪特·科斯里克2002年开始担任影展主席至今宏观来看，很容易发现第六代导演的作品皆有一个从最早期「边缘个体的生存状态」到「史诗」的变化过程。

从《小武》到《山河故人》、《江湖儿女》的贾樟柯如此；从《月蚀》到《白鹿原》的王全安如此；从《周末情人》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娄烨如此；从《冬春的日子》到《地久天长》的王小帅也是如此。

第六代终于获得了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位置，「时间」和「人与时代的关系」成了他们可以处理的命题。

▲娄烨、王小帅、贾樟柯——这两个关键词是讨论《地久天长》的切入点，也是讨论第六代创作转向的入口。

当然还要描述一下大前提，为什么国际电影节的入围与加冕对「第六代」这样重要。

即便被认为代表中国艺术电影最高成就的贾樟柯，《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的国内票房成绩都很尴尬，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经由国际电影节的体系，贾樟柯的作品早在「世界首映」之前，就通过国际销售收回了投资甚至产生了利润。

这是国际电影节「圈子」的运行方式，因此国际电影节，尤其是「A类」或是「三大」，其入围和获奖，是电影作者、电影流派、电影运动的重要参考标准。

再看今年的奖项分配——《地久天长》收获两个表演奖，《恐龙蛋》（王全安导演）虽然评价很高，但空手而归；再参考戛纳、威尼斯近年的情况（比如贾樟柯已经连续几次在戛纳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了），也就说明了「第六代」在电影艺术上已经不再是先锋，同时他们也不再需要电影节颁发给导演个人的奖项来获得支持。

世界电影艺术的风向标总在微妙地转动，中国第六代导演已不是站在最前面的那批人。

▲王景春、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柏林电影节影帝影后颁奖前王景春的影帝呼声比较高，而咏梅拿奖着实算是爆冷（本届大女主戏实在不少），不过这种奖项配置也比较符合柏林的逻辑。

此前的《45周年》，跟横扫各大奖项的女主且抢下一个奥斯卡提名的兰普林阿姨比起来，男主（几乎只得了柏林一个表演奖）肯定是要弱不少。

同时发奖给两个主演，是证明了以演员为主的评审团的偏好。

一部影片两个奖，其实是默认的上限（2011年《一次别离》三个奖实属罕见），能收获两个奖，表明评委对影片相当认可；当然没有拿到其他的奖，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部影片是有缺憾的。

回到影片。

《地久天长》堪称王小帅的野心史诗之作。

故事横跨改革开放四十年，把国企改制后工人命运，与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两个沉重的主题融合在家庭情节剧当中。

王景春和咏梅扮演的刘耀军、王丽云夫妇是影片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周围还有好友沈英明（徐程）、李海燕夫妇（艾丽娅），沈英明的妹妹沈茉莉（齐溪），以及张新建（赵燕国彰）和高美玉（李菁菁）夫妇，他们同在「包江制造厂」工作，算是「三个半」工人家庭。

影片的核心就在他们之间的「牵绊」上。

刘、王夫妇的儿子刘星，与沈、李夫妇的儿子浩浩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两家关系非常要好，也有片中合影为证。

故事的核心冲突是刘星和浩浩一起玩耍时意外溺水而亡，而此前担任工厂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的李海燕为了工作，说服教育连拉带拽地让怀了二胎的王丽云去堕胎，因为手术期间大出血，王丽云丧失了生育能力。

主要的故事线是实打实的家庭情节剧，而且是典型的所谓「东亚苦情戏」的套路——「一连串的不幸倾倒在主人公的身上」。

但更重要的是故事的辅线：国有大中型企业四十年的变迁。

影片的美术和服装非常用心，对年代感有着极好的还原。

影片的两个主题「时间」以及「人与时代的关系」由这条辅线揭示出来。

从八十年代初国企的欣欣向荣、工人的业余生活、流行歌曲、乃至「严打」、南下淘金，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下岗风潮（苦情戏必须的套路，要把下岗作为接连发生的人流-丧子之后的最终暴击），下岗工人自谋职业的全国流动，再到近些年全面商业化的地产经济。

这条线才是影片真正重要的故事，也是导演在花了很多力气去营造的，影片的「史诗」感也正是来源于此。

「国企」是背景或者空间，决定了人物属性，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则是时间的度量。

影片则采用了相对复杂的非线性结构——大致上保持了一个相对顺序的时间结构，但时间线上跳跃很多，大概有六段相对集中且彼此有明确时间跨度的故事，并且用层次较多的闪回在六段时间内反复穿插，制造了悬念并强化了情感。

其实把时间线理顺了是特别典型的电视剧故事，不过通过剧作和剪辑把时间线搞得比较复杂，实现了较充分的电影化。

▲王源和导演王小帅在一起当然影片最后半小时确实是可商榷的地方不少，首先是这半小时风格变化很大，不如前面那么精细节制。

而更重要的是结尾多重的和解（尤其是养子与刘、王夫妇的和解），是否可能或者是否有必要？

颁奖礼上面选的那段颁奖视频很说明问题：为王景春和咏梅颁奖的时候，短片选择的是同一个影片片段——临近结尾时候，夫妻两人去给夭折的亲生儿子扫墓的那场戏，大概十几秒的视频两人一句台词都没有。

▲颁奖视频放了两遍的就是这场戏不只一个外国记者感叹，如果影片结在这个地方会更好。

要指出一点是，影片既然在包头拍摄，原型也是包头钢铁厂，主要人物没有使用方言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

大概是有市场考虑在里面。

另外关于片长，必须承认对于这个故事格局和「史诗」文体，三个小时的片长是必要的。

人物的命运需要时间来细细铺陈，而精巧的时间线也必须给与足够的时间来让观众体会。

结尾处两家人的命运正如两家人的居住空间一样，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时隔多年回到包头，当年的宿舍竟是极少数还没拆迁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就跟他们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分明就是在说他们的人生从丧子/下岗的那一刻就停滞了，这种巨大的悲剧感又被如今已经成了地产大亨的沈英明的豪宅营造的对比所强化。

而只有在这个时间停滞的国企职工宿舍里，浩浩才代替母亲做出了最终的忏悔。

我相信这是王小帅导演的态度，历史/变革中被剥夺被伤害的人，尽管他们沉默隐忍，但导演讲出了他们的故事。

映后有观众提问齐溪和阿美，导演为什么给本片起名地久天长，两人没有给出特别好的答案，大抵是说影片里包含着时空的跨度与情感的绵长。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解释：儿子，你走以后，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像一辈子一样漫长。

是的，漫长，正如本片3个小时的片长一样，八十年代走过来的那一批人始终生活在隐忍与不断的受锤中：儿子死了，只能捧着照片深陷悲伤；二胎被强制堕胎，伸出拳头抨击体制，最终只能发泄到墙上，攥着受伤的手坐回妻子身边；下岗潮被下岗，默默流泪，接受，离开；得知星星的死与浩浩有关，原谅，回避，离开；就连外遇都不是自己选择的，是茉莉一次预谋已久的投怀送抱......电影里的主人公就像浮萍，丝毫没有自主性，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

为什么同样是死了孩子，美国人拍出的是《三块广告牌》，一个坚强的母亲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女儿一个公道不屈不挠地与社会抗争的故事；而中国拍出的却是《地久天长》，一对失独夫妻不发声、不反抗，在儿子去世后数着漫长的悲伤度日如年？

首先，《地久天长》人物处于中国80、90年代，那个年代活在体制内的人对集体主义深信不疑，后来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浩浩荡荡的下岗大潮使得人物对集体主义的美好幻想坍塌，他们第一次被迫站起来对自己负责，当然感到对未来的惶惑、恐惧；其次，中国传统观念受家庭主义和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国家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每个家庭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孩子身上，这时独生子的意外身亡使得又一个精神支柱的坍塌，此时的人物对国家、对家庭都失去了依靠，信仰崩塌导致了人物的悲剧命运。

这是本片想要探讨的主题之一。

王小帅的镜头是理性的，回忆部分海浪般轻微摇晃的手持和现实部分大量的固定镜头；叙事的情感是克制的，只有一次情感的宣泄是在儿子抢救无效后耀军和丽云在医院走廊景深处与背光中的无声痛哭——这是好的，艺术作品的倾向性隐藏得越深艺术价值越高。

然而矛盾在于，本片对人物的设置过于理想化，这或许来自于王小帅的精英主义视角，他以一种怜悯的姿态看待那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于是每一个人都被刻画得尽善尽美——耀军与丽云受了那么多苦，却从未愤怒、反抗，反而以德报怨，于是得到我们怜悯；计划生育主任逼丽云堕了胎，但也只是完成工作，最终因负罪感抱憾终生，于是得到我们怜悯；浩浩对星星的死有责任，但他那时还小，在父母的包庇与溺爱下成长起来后，竟仍是个懂得请求他人原谅的事业有成的医生，于是得到我们怜悯......每个人都没有错，是什么错了呢？

能怪的只有时代了。

王小帅把责任一股脑儿抛到了时代和体制身上，促使银幕前的观众流下煽情的热泪，观众只看得到对时代的指责，却看不到人物自身的反思，情感的天平倾斜到了个人那边。

但人物真的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吗？

比如耀军夫妇，因为失独情感无处寄托就找来一个不知道打哪儿找来的孤儿王源顶替他们的儿子刘星，多么可笑、懦弱的选择？

王源当然应该愤怒应该叛逆，他才是全片最可怜的角色，十多年全然以一个别人的身份活着，就是饿死，死外边，也不该吃他们一口饭......如果说电影前三分之二部分对于那个时代还有一定的纪录价值，电影的结局可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大型煽情了。

和解，不断的和解，友谊地久天长，用欢快的曲调掩盖永不能磨灭的伤痛。

害死自己儿子的浩浩也有了儿子，失散了的朋友还能重聚，离家出走的王源重新归来，夫妇二人电话里依然把他们唤做星星。

这么多年了，梦还没醒，还在自我安慰、矫饰，仿佛在说，时代给你们带来了伤痛，但最终你们都会痊愈。

那么之前对于时代的批判又去了哪里呢？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大团圆没有看出一点点荒谬和讽刺，反而热泪盈眶，你就真的应该反思一下自己那颗伪善与自作多情的心了。

毕竟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那个时代下的人物改变不了的命运，你或许可以改变；他们没有思考过的东西，你或许应该思考思考。

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

地久天长、岁月静好，都是懦弱者才会用的陈词滥调。

我相信一桩悲剧的诞生，与社会与个人都脱离不了关系，王小帅的过于仁慈导致本片最终成了一部用理性的形式包装起来的温情片。

真正的理性应该学布列松，一把冰冷的刀子直直地插入你的内脏，不留一声呜咽。

中国的文化向来缺少“悲”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真正的“悲”是西方的，源自希腊悲剧。

那是人与命运抗争，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光辉时刻。

然后这种进取的悲壮情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的文化有的是“惨”，很少有“悲”。

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古代悲剧实质上不过是惨剧罢了。

《窦娥冤》就是血淋淋的惨，里面没有任何“悲”的东西。

因为这种“惨”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命就是惨的，而且你不可抗争，只能接受。

于是产生了一大堆表达此种态度的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惨”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电影自然不能幸免。

任何微观个体的历史叙事都在呈现一种“惨”，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惨”的竞赛。

越惨越好，越惨越受欢迎，因为中国观众对“惨”会自动产生共鸣。

（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张艺谋的《活着》是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是惨，还有无数描摹个体命运的电影都是以“惨”为中心的。

人没有抗争的意志和勇气，只能安然承受历史和人事加予的悲剧。

王小帅的《许久天才》同样不能避免，骨子里仍旧是老一套的“惨”：中年丧儿，计划生育不能二胎，领养儿子流落他乡，最后落魄归来。

但王小帅聪明地将这种“惨”淡化，并在所谓的“生活智慧”中隐藏掉“惨”的根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这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一种变体呢。

而人物原本可以抗争的意志和勇气被漠视，即便抗争注定失败，不求行动，哪怕有些话语上的表示也成；但没有。

《地久天长》于是成为中国电影“比惨”艺术长廊中最新一部作品。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导演拍出“悲”呢？

我想还是有的。

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触到了一种“悲”。

这不是说因为《悲情城市》的片名带“悲”，电影就是悲的，而是当侯孝贤用摄影机远距离观察／注视人物行动的时候，触发了一种怜悯的悲情。

看完《戏梦人生》，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凉，那是人在历史变迁和世事浮沉后积淀下的尊严。

这是一种“悲”，引发的是悲悯的情绪，虽然还算不上西方意义上抗争命运的“悲”。

（“悲剧”，创作者对人物有爱意；“惨剧”，人物是创作者的操控工具。

“悲剧”，人物有尊严；“惨剧”，人物没有尊严。

“悲剧”，观众自然而然流出眼泪；“惨剧”，观众被硬生生逼出眼泪。

）还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华语电影中真正表现出“悲”的绝少作品之一。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是“悲”，很少是“惨”。

他们对社会有着无止尽的愤怒，他们尽情发泄着。

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但他们诅咒命运，诅咒这个溃烂的社会。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胡波这个年轻生命真切感受过的。

虽然胡波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想他肯定抗争过，他在生活中抗争，也在艺术中抗争。

他把自己的抗争写进了电影和小说，两者在他死后代表他继续抗争。

自杀，即一种不想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抗争。

结果是我们被馈赠了真正的“悲”，这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悲与惨：中西方文化之别第三条道路，日本电影给我们的启示

《地久天长》是一个中国工人家庭的流亡史，也是一部中国近三十年的变迁史。

就像王小帅所讲，柏林十几年几乎都没什么变化，而中国的三十年早已翻天覆地，中国的“变”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而只有适当回头看，才能更好地前进，不再走过去的历史弯路。

第六代导演成长于改革开放后，对时代变迁有着强烈感知。

经历过纯艺术片探索、在艺术与商业间摇摆阶段的王小帅，在这个时机下拍出《地久天长》这样一部作品并不意外。

就像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一样，王小帅也将目光投向他曾经熟悉的那些地方，从八十年代一直讲到当代，展现底层中国人面对悲剧命运的隐忍和坚强。

漂泊和变迁王小帅1966年生于上海，两个月大的时候便随父母迁至贵州，是一个典型的支援“三线”建设家庭。

十几岁时，王小帅举家搬到武汉，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他也通过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毕业后，他又被分配到偏远的福建制片厂，度过了一段无所适从的时光，最后他才决定自己回到北京从零起步，成为一名独立导演。

由此可见，王小帅从出生起就一直在漂泊。

他也因为自己早早便幸运地脱离了“三线”生活，而对依然挣扎在那里的人们持有密切关照和怜悯之情。

在他早年作品如《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等，里面的底层小人物也表现出对大城市的向往。

《地久天长》同样如此，王景春和咏梅夫妇是80年代一家工厂的工人，因为意外事故丧失长子、强制计划生育失去二胎后，夫妇俩辗转海南，后来又隐居在福建的渔村，并抚养了一名养子。

二十多年过去后，他们再次回到老家，往事才重新浮出水面，每个人都要为当年的后果负责。

片中侧面展现了一系列时代巨变：严打，一位工友因为听了西洋的“靡靡之音”便获罪入刑；计划生育，王景春咏梅夫妇因此失去了第二个孩子；体制改革，工厂下岗潮，昔日艰苦而快乐的集体时光一去不复返；南迁潮：广州一带是最早开放的地区；房地产热：有人因此发家致富，迅速出现贫富差距；出国热：有人通过出国，已经与过去彻底告别。

繁复与留白故事以王景春咏梅饰演的夫妇为核心，辐射至三个工厂子弟家庭的变迁历程。

英文片名叫“再见，我的儿子”，片中王景春先后告别了他的三个“儿子”——他死去的亲生儿子刘星，他的养子刘星（其实并非真名），以及另一个不曾出现的神秘孩子。

两个家庭的命运也因孩子被牵连在一起。

影片人物、场景众多，支线庞杂，再加上非线性叙事的处理——有时甚至在同一场景内切换到不同时代，看到一半才能全部梳理清楚所有人物的身份和相互关系。

片中没有任何明显的时间年份提示，外国观众可能需要了解一定历史背景才能理解。

在这样巨大的内容量下，王小帅的表现手法又极其克制，做了很多留白，这也是本片最高级的地方。

举个例子：大儿子刘星溺亡，只用了一个固定远景镜头表现，医院走廊尽头是王景春夫妇痛哭崩溃的模糊身影；被迫流掉二胎的时候，又用了同样角度的走廊镜头，表现了“天灾”与“人祸”双重打压的悲剧性。

再比如，养子刘星离家出走很久很久，有一天终于回来了，还带了一群街头少年伙伴。

父亲王景春回到家后一眼没看，径直走到车床前开始工作，机器发出的噪音似乎在和窗外少男少女们的嬉戏打闹声顽强对抗，展现父亲五味杂陈的内心。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王小帅对于空间感的打造，对于音画关系的处理依旧驾轻就熟。

片中的《友谊地久天长》成为重要的时代符号，不时在背景处响起。

与克制的手法相配，王景春咏梅这对夫妇的形象也十分内敛。

王景春最大的泄愤行为不过是自己拿头往墙上撞，咏梅的内心则被故意忽视和弱化，她就像一个被时代百般玩弄后一声不吭的老实人。

但非常可惜，影片的最后半小时拖泥带水，可以说是烂尾了。

故事圆得太满，情绪煽得太强，完全打碎了之前两个半小时简洁有力的风格。

在一路保持着极度克制之后，导演可能还是忍不住要找到一个出口，剪刀下留情了。

王景春的表演堪称影帝级，无懈可击，完全融入了时代中。

咏梅角色笔墨不多，无声胜有声，但老年时期妆感过重，让人出戏。

王源表现出乎意料地不错，这个不错不是因为他演了一个需要耍酷的角色，而是真的不错，但是说实话戏份不多。

其他配角也都在水准之上。

很多中国记者都说看哭了，认为有希望拿下金熊。

从主题、格局以及其他参赛片的口碑来看，这确实有很大可能，要是最后半小时再精简一下就完美了。

我喜欢王景春和咏梅的脸，那是两张典型中国民众的脸：王景春在电影里一直是眉头紧锁，黝黑的面庞，粗重的眉毛，细小的眼睛，眼皮习惯性低垂；咏梅圆脸盘子，淡淡的眉毛，淡淡的愁闷，连她的声音和动作都是淡淡的。

整部电影，我都被这两位演员牵着走，我感受不到他们的表演痕迹，他们与人物如此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他们走路吃饭说话，他们痛哭欢笑愤懑，熨帖细润，一抬眼一转身都是让你信服的。

有一个场景：小年来了，窗外鞭炮的炸响声和小孩的玩闹声不绝于耳，而王景春与咏梅坐在冷清清的房间——孩子没有了，一切人间的欢乐都随之而去。

王景春双腿岔开，头微低，沉默地吸烟；咏梅坐在另一头，靠着墙，身子微塌，两手拢着，人陷入一种无尽的哀愁之中。

齐溪饰演的徒弟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两个，时间在这里变得分外凝滞。

窗外鞭炮燃起的火光闪亮房间，随即又熄灭。

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场景，无尽的心事，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却无从说出口，这才是生活的哀沉况味吧。

我总是忍不住从王景春和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想到我的父母亲（电影里这对夫妻与我的父母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孩子跟我也是同龄），他们的命运与这个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

个人的命运因着时代的剧烈变动而起伏，但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悲喜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所改变的。

他们也不敢想。

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着砸在他们身上的重拳，默默地收拾着生活破裂的的碎片，在余生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忍”和“熬”，是这一代人常有的生活方式。

王景春和咏梅，他们的脸上表情显示着这两个字。

王小帅有句话：“时间给的够久，无常就会出现。

”尤其是人到中年后，这种感受会非常强烈。

没有什么是“地久天长”的：一切都是在变动之中，工厂、兄弟，孩子、爱情，都会一样样地丧失掉……而这个丧失感，在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再生育孩子的能力，到后来连领养的孩子也失去了，连丈夫都与别人有“情况”了。

她没有吵闹，没有抗议，她全存在自己的心里，尝尽生活无穷的苦涩滋味。

后来她连的生命都不想要了。

我被这个角色深深地打动了，那种无望感，倒可以说“地久天长”的。

两个多小时的片子，看的时候百味杂陈。

片子快要结束时，王景春和咏梅出门，准备去祭拜自己的孩子。

王景春穿上羽绒服，咏梅给他拉上拉链，拉着拉着卡住了，又接着拉……我在这处不太清楚为何泪湿——所谓的“相濡以沫”便是如此吧。

他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

好演员就是如此，在每个细节中都让人信服地走进他们的角色中去。

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出来。

1《地久天长》给我印象最深的两处情节，一是影片最后，李海燕去世，追悼会后的聚餐上，丽云指着李海燕儿媳妇怀孕的肚子问：“几个月大了？

”之后她幽幽地说了句：“可惜了，海燕是看不见了。

”那时我恍然看到了这个人物身上的复杂性。

接连因为同一家人承受两次丧子之痛，能丝毫没有恨意吗？

我不信。

这份恨意一定是存在的，但憋屈的是，没办法排遣。

因为“仇人一家”是多年的好友，因为搞计划生育是“仇人”的工作，也因为自己孩子的死是另一个孩子失手所致。

这种种理由加在一起，都使得这份恨意只能隐忍，不能爆发。

直到李海燕去世，没能见到孙子降生，这一结局也让沤在恨意里多年的丽云，终于弱弱地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有小小的报复快感，也有对命运无常的释然。

另一处印象很深的情节，是养子回来拿身份证时，刘耀军对他说的一番话。

大意是说：爸爸妈妈想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把你当星星养，你也一直把自己当星星逗我们开心。

从今往后自己在外面混，受欺负的时候，别忘了我是怎么打你的。

这段话后面，也是藏着恨意的。

刘耀军的心理是：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你丝毫不知恩情，现在要离我们而去了。

那好，我就把实话明说了，这么多年来，你不过就是我们死去的孩子刘星的替代品，我们从来没把你当成你自己。

其实这是非常狠的，它把维系一家人彼此尊严的最后一层窗户纸，彻底捅破了。

于是谎言支撑下腾挪的余地也就消失了，此后只剩老死不相往来。

为什么这两处带着恨意的情节，让我印象这么深？

因为有了它们，我才真的相信了刘耀军和王丽云这两个人物的真实性。

如果把它们拿掉，我们看到的就是两个至善的圣人形象，为承受别人犯下的错，他们将自己放逐到远方，过着困苦又无望的日子，而且还毫无恨意。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受这样人物的存在。

或许是我觉悟太低吧。

或许连上面两处情节，也全都是因为我过分期待恨意的出现而臆想出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能理解他们。

2很多人说《地久天长》是一部平民史诗，我不能同意。

我只能说它是一部有“史诗野心”的作品，但并不是史诗。

那么什么是史诗呢？

并不是说只要时间够长，年代跨越够久，就是史诗了。

史诗的真正精髓在于，要呈现时代在人身上碾过的痕迹。

这个痕迹不是外在的，不是服装的变化、头发的花白程度或脸上的皱纹堆垒，而是人物精神状态对于时代变迁的反应。

在《地久天长》里，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反应。

尽管影片与许多“时代事件”都有交集，比如：上山下乡、计划生育、严打、下岗潮……可他们对于人物的影响是什么呢？

看不到。

它们只是像标题党一样短暂地出现，引起观者的注意，但点击查看正文，却语焉不详。

上山下乡的经历，只留下了一首叫《友谊地久天长》的歌；严打使得朋友新建因此入狱，但对于主角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下岗的影响，只换来丽云的眼泪和转身离去，此后再也难觅踪影；就连对主角打击最大的计划生育政策，孩子没了，还因此被评为先进，是挺荒唐的事情。

但究其根本，真正造成主角悲剧的，不是任何时代原因，只是一次家庭悲剧，是对方的孩子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应该说，这是一个完全“家长里短”式的悲剧。

尽管王小帅把它放在了一个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去消化，但这一悲剧却完美地躲开了所有时代症结，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存在。

这是我看《地久天长》时，感到最不适的地方。

那感觉就像杀鸡用了牛刀，有一种大而无当的落空之感。

当然我并不是说“丧子之痛”不够痛，当然不是，只是你绕了一大圈，摆出十足的架势，好像时代做了什么，结果发现并没有，最后仍然是一次单纯的水库溺亡事件。

我就不禁要问，影片跨越了几十年，足足有175分钟，真的只是如此吗？

回到刚才说的，真正的史诗感是要呈现时代在人身上碾过的痕迹。

我们不是没拍出过好的平民史诗作品，不说远的，光说第六代，就有路学长的《长大成人》，贾樟柯的《站台》以及娄烨的《颐和园》。

《长大成人》拍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幻灭。

影片追随着主人公从七十年代末拍到八十年代末，刚好是从一个时代伤痕的结束，到另一个时代伤痕的开始。

当时代精神衰退，所有人迅速向物质投降，理想主义者也必将覆灭。

《站台》拍的是汾阳小镇上一帮文艺青年的失落。

他们自以为站在舞台的中心，不想时代大潮来临，这帮不善于弄潮的年轻人，被大浪冲开，勉强幸存于岸边，却无法阻挡被边缘化的命运。

《颐和园》拍的是北京的大学生们，在那场动荡里经历了灵魂的死去，只有肉体还在拼命残喘。

影片用性与爱来写时代变局，如果肉体对应物质，灵魂对应精神，你也就清楚了，那场动荡后，什么升起了，什么落幕了。

由此反观《地久天长》，你就会明白，它不过是蹭了时代的热度，影片从道具到布景虽然年代感十足，但人物始终是漂泊于时代之外的。

与他们相伴的，至始至终只有丧子之痛，没有时代伤痕。

所以，它的阵仗摆得再大，也只是《左右》和《日照重庆》这类“伦理言情片”的某种延伸。

它不是史诗，它只是一部从片长到格局都很迷你的年代剧。

3最后我们聊聊影片的“大团圆”结局。

很煞风景，对不对？

这里我要澄清，不是说“大团圆”结局就一定不好，悲剧收尾就一定高级，不是这样的。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导演究竟要表达什么，这决定了落点在哪。

《地久天长》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我不清楚。

它就是一笔糊涂账，什么都想要，最后什么也没说清。

看了前面一半，还以为影片最后会落在“友谊”的主题上，不然《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不会反复响起。

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出现了三次。

一次是在耀军家偷着聚会时，一次是在舞会上，还有一次干脆是无源音乐，在医院里，抢救刘星时无缘无故地响起来。

如果说前面两次还能大致扣住“友谊”的主题，那抢救刘星的段落算什么呢？

反讽吗？

莫名其妙的。

更何况等到影片后半段，这首歌就彻底消失了。

那么主题是“和解”吗？

看着像，细琢磨又不是。

如果是和解的话，是谁和谁的和解？

都没有，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关于“不忍怪罪”的故事，只不过导演通过剪辑把时间顺序打乱，让人误以为这是个和解的故事。

其实不是。

因为最开始，仇怨并没有结下，也就无所谓和解了。

真要说到和解的话，只有浩浩的角色在影片最后通过向耀军夫妇坦白，完成了自我救赎。

但浩浩并不是叙事的主体。

还听到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关于“活着”的电影。

说到“活着”，自然就想到《活着》。

把两部影片一对比，你就看出差别了。

《活着》的主人公在经历了一连串生活的重创后，并没有等来一个美好、甚至稍微好一点的未来，都没有，他还要继续挨着，苦难也依然可能继续降临。

活着的本质，就是不为美好而为了活着而活着。

反观《地久天长》的大团圆结局，时过境迁后，仇人死了，犯错的孩子也认错了，养子也回来了，出轨的事情也平息了……刘耀军和王丽云在经历了漫长的漂泊之后，终于等来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生活给他们的奖赏。

这就已经脱离了“活着”的本意了，而是把“活着”当做一种手段，把幸福当作一种犒赏。

如果想把“活着”作为主题的话，显然停在“上坟”那一场戏是更合适的，老两口多年之后，重回故里，给过去做一番祭奠，然而漂泊的生活还将继续。

当一个导演想不好影片的落点时，诉诸于大团圆结局是最讨巧的。

谁也不必亏欠，谁也不用得罪，但不亏欠、不得罪的结果就是，什么也没有说，所有刚刚冒头的悲情与反思，通通被瞬间消解。

王小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部电影讲的是：只要时间够久，无常就会出现。

但我觉得不如说是：只要活得够久，就一定能等来好日子。

这或许才是“地久天长”的意义？

4最后再说两句吧。

王小帅是个很执拗的人，尽管坦白讲，他或许真的是个才华不够的导演，但他对于自我表达的坚持，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么多年来，他始终老老实实地讲自己关注的话题，他对于三线历史的挖掘，也都值得敬佩。

在坚持自我方面，他比贾樟柯做得要好。

哪怕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无法超越自身局限造成的，但至少从结果看，他是个有坚持的导演。

在现在这样的时代，还有人在拍这一类的电影吗？

我绞尽脑汁想了想，好像没了。

就为这个理由，我们也应该对王小帅好一点。

1. 失独是贯穿前后的重要线索 但是孩子的形象（各阶段的孩子都）始终面目模糊 家长到底是爱孩子还是爱“有孩子”这个概念也表达得模棱两可 对亲情线难以共情 看到沈拿着菜刀让刘砍自己的孩子这样极端的处理方式更是令我大惊失色2. 夫妇对别人处处谅解 谅解强制打掉二胎的车间主任 谅解害死亲儿子的干儿子 却一辈子都在和自己过不去 从头到尾都在不断地隐忍 情感是挺细腻的 三百六十度的忍都表现到了 但是层次过于局限 人物弧光缺乏发展3. 结尾多余 二十年来的心结一夜之间就变成合家欢 简直让人想不明白大半辈子到底在纠结什么4. 视听语言中规中矩 叙事冗长而情感单薄 三个小时里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如坐针毡

（看片后写的小文→《一句缝在时空上的戏言》）3月12日晚，金泉港提前放映，感谢盗梦观影团。

王小帅映后所谈，对于理解电影还是挺有帮助的，那就简单整理下放上来吧。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故事来展开？

王小帅：我是慢慢拍个电影。

自己的岁数一点点长大，有这个体会——时间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

再加上两个家庭是我最原始的构思，就是想这种生活里的好朋友，年轻时的美好愿望——刚刚毕业也好，或者是像知青回来也好——真的是不分离，一辈子咱们就这样这种。

但是许的宏愿——不说宏愿，生活中小小的愿望——在时间的长河里，你真的有时候把不住，有时候真的会走偏，或改变。

意料不到的事情很无常，我想把这种体会弄出来。

但是找核心的事件很难找，因为真实的生活比它还要……搞不清楚哪天，或者是毕业了，分配了，或者是结婚了，离婚了，又娶了一个，就慢慢地走散了，这个是没有集中事件的。

像这个故事，两个孩子、两个家庭的强纽带，结果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又因为这么好的关系，使得刘耀军和王丽云这一对夫妻真的是说不出来，只能忍在心里面，因为孩子的事情谁都怪不了。

这样就特别特别强烈地把两个家庭给扯开，一个完完全全走向了没法回头的（路），人生轨迹就变了，这家如何再能把他们生活里想地久天长走下去的愿望实现呢？

就是基本的出发点。

为了让演员更好发挥，让观众更有代入感，有没做什么功课？

王小帅：你不要看他们好像没有演，很隐忍，实际上他们做足了功课。

职业演员演得没有痕迹是非常难的。

比如学美声唱法的，转向流行非常难，过不来，习惯了。

但他们能够过来。

当然，也得表扬我。

（笑）因为我们真的为了这样一种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在对票房什么预期都没有的情况下，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给这两位演员营造气氛。

我们的美术在那种现在都已经拆光了、消失了的废墟里搭出来这种景，搭完这些景，还有一些道具工人要住在里面，甚至要摸摸墙，蹭一蹭。

走道里的每个锅灶都要能打着火，每个锅里都得上油炒菜。

都得做一遍，哪怕拍不到，所以说花了大量时间。

他们的服装也是大量地做和找道具，给他们营造那个气氛。

我们演员很多，他们带着这个“哎，不就是拍电影吗，就跟拍电视剧一样”（的心态）过来，穿个衣服就演了。

他们没想到一进来，看到我们原来做成这样，都很震动，“原来是这样，那我们要认真一点了”。

（笑）所以他们俩就进到生活里，就像把土壤培好，把环境弄好，这时候把种子放进去，它们就自然地生长起来了。

如何看待海燕给丽云的遗言？

王小帅：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中国人，我坦白地说，就是勤劳、善良吧。

他们不很强大，他们都是集体的一份子，很弱小。

他们就这样走过一生，就随着中国所有的变化而变化，很少有说完完全全为自己去争取什么。

他们被动性也很强，但又想隐忍地、用善良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生活，希冀平平安安、和和美美地走一辈子。

那么等到社会大的变化出来之后，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我长辈，他们都是在物质层面的，就是说，生活的变化在于吃的是不是好点了，穿的是不是比以前好点了。

海燕的愧疚是对自己的好朋友，但她做的工作没办法，这样一种内心的着急，再加上她还想改变的也是物质层面，（比如）有房有车。

倒也不是导演的想法，而是想把这些东西扔回大众的真实想法里。

道具、环境还原得特别好，身为八零后，对很多事情很有体会。

王小帅：这几个事情只是八零后的一些横断面，但生活还有很多，我电影没有办法完全表现。

但这个不重要，我们这么几十年，就是在这个时代洪流里生活过来的。

耀军和茉莉之间是爱，还是对过去的怀恋与救赎？

王小帅：我觉得这是我们那代人里经常有的大哥和小妹的组合，真的差可能九岁、十岁。

因此在社会的变迁中，她会和上一代有些不一样。

再加上作为哥哥，都已经有孩子了，有家庭了，但作为一个青春期小孩，她对这样结构的变化还是有感觉的，成天跟大哥哥在一起，可能大哥哥身上那种机油的味道对她来说都很有吸引力。

但是这种情愫，如果我们设想他们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没有什么变故，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情愫就没了，不会有了。

茉莉长大了，哥哥也五六十岁了，茉莉想想以前还挺喜欢这个哥哥，就想想而已。

就是因为突然之间哥哥离开了，这种离开就把那种记忆一下子封在自己心里了，所以茉莉可能一直没有走出那种青春的（情愫），没有通过时间一点点去切割，而是一下子封存了。

所以等到多少年后再一撞上，就是小的时候那种。

那么对于耀军也是，如果时间长了，也没事了，那些暗含的东西，可能就在那个时候（重新出现）。

所以也谈不上激情，谈不上出轨，也谈不上什么，就是你只要把时间给够了以后，这个时候生活里才出现很多无常的东西。

现在看这个片有这个体会，可能大家到我们这个岁数再回头看，或者回头想你的生活，真的有很多变化是太无常了。

当然，茉莉也是代表这个时代的另外一些人，比如她考托福，留学，就出国了。

群戏是一套组合，来推整个生活。

对我国目前市场观众的感受有什么预期吗？

王小帅：完全不知道，要看你们的反应。

（笑）但是首先，我拍电影喜欢扎在我们的现实层面，不管是我自己的生活、成长、体验，还是周边或现实生活里发生的事情。

如果找到的话，你创作才有根，有根以后才有激情，才能长出来。

这是我的愿望。

《地久天长》和以前的片子也都这么做，虽然背景和故事都不太一样。

这是我的基本面，太抽象的东西可能我也不太会。

然后我还是希望，今天这一波看完（觉得）好，下一波，明天后天看的都会觉得还不错。

别今天看了好，下一波咵啦一下就觉得不好了。

电影很精良，但有遗憾吗？

王小帅：不敢跟你分享太多。

（笑）都尽力了，真的。

当然，不见得宽容吧，能够接受它这个已经很尽力了。

也不容易，这么几十年一个跨度，演员演下来。

咏梅的角色如果用方言会不会更亲切？

王小帅：我们整个工业基础，北方比较多一点。

现在工厂不一样，很多工人到处去做生意，就散了。

当时是集中起来比较多。

而且当时的工厂，有很多地方，像包头这个，都是外来人的，不是包头本土人在当工人。

比如包钢里，基本全国各地都有，你很少在包钢里面听到内蒙古话。

包括山西大同的煤矿，都是东北那块支援过来的。

到现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酸菜肉、乱炖，还是那个习惯，所以他们的话就基本上是工人的话。

咏梅就是内蒙人，但她不会说内蒙话。

女主提出离婚后去庙里磕头，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王小帅：首先，宗教信仰一点都不脆弱。

情节安排呢，可能她不止一天了，她可能经常没事，有一段时间也去拜拜。

其实人真的去求一个什么东西，一方面是求好，一方面确实很多人经历了生活的挫折、痛苦，想去那里找一种慰藉，我觉得很自然。

王小帅：我再补充一下，怕你们不问。

（笑）其实这个片子的过程是非线性的，我相信中国的观众，经历过，没经历过（都好），扑面而来的东西，你只是在感受就行。

（这是）沉浸式感受，我开个玩笑，这是个“3D片”。

当然，太近了也会晃，稍微距离好一点，它就是包裹你，你就沉浸在生活里面。

它不是电影，它就是生活本身。

先谈导演立意。

毫无疑问，如果是在创作自由这个大前提下，不同创作者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及态度可以表现出从极端反对到非常支持的各种维度。

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大前提并不存在，任何对于该政策持明显负面立场的作品，都不可能获得公映。

由于这一点的存在，我不认为一个导演选择了其他的立场，就要遭到对于其良心的攻击和各种诛心之论的质疑。

王小帅导演的选择并没有迎合审查和有关部门，导演在自述里有一句“艺术跟权力是天然背离的”已经表明了他的根本态度。

本片所反映的是失独家庭持续一生的伤口，而不是愈合，这已经是一种隐含的批判。

片中家庭之间的和解，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处世哲学，导演选择去呈现这样一个现实存在，也无可指摘。

如果要歌功颂德，他大可以把故事的调门儿往上升，讲一个家庭失独之后化悲痛为力量，乐观向上勇往直前，支持政策理解万岁，而家庭之间亲密无间，一个儿子给两家人养老好不孝顺。

王小帅导演的选择也没有迎合观众和资本市场，这一点从本片目前的票房表现已经看得很清楚，首个周末连续两天的票房甚至比不上已经上映了三周的《绿皮书》，而后者正是一部典型的迎合观众之作。

他如果真的是想赚票子，犯不着这么折腾，无论本片三个小时的片长，还是三个时间段交叉倒叙的手法，都不是奔着市场去的。

我知道很多观众被本片感动到哭（当然也有一些观众看完觉得这是啥玩意儿），但我对本片的评价并不是出自感动。

此外，还有对于导演人到中年创作态度转变，让本片看上去特别“柔顺”这种指控，我怎么觉得可以一字不改拿去评价如今已被誉为经典甚至是张艺谋代表作的《活着》？

在克制隐忍地叙事、通过剧情设计弱化时代悲剧、带给观众感动这些点上，包括“活着”这个主题上，本片与《活着》都有颇多相似之处。

据说张艺谋当年确实出于过审的考虑，在创作阶段就修改过剧本，而我认为《活着》对于某些政策的批判性比本片还要弱，被前者片中过分的暖意给消解了。

再谈片中人设。

像很多老一辈的中国家庭一样，刘耀军（王景春饰）和王丽云（咏梅饰）这对夫妇之间看上去并没有多少爱情，婚姻只是到了年龄该结婚的产物。

他们之间的疏离反映在片中俩人出现时的每一幕（而丽云对耀军至少是有着寄托的，所以她会等他回家吃饭），反倒是越往人生的后半程走，在失独这样一个前提下，俩人才贴得更近一些（飞机上捏手一幕），毕竟是老来伴，时间长了，没有爱情也有感情。

面对后来才出现的沈茉莉（齐溪饰）带着混杂着崇拜（因为师徒关系）的爱慕，已婚已育的刘耀军大概有过那么一点动心，但是出于自己的道德感，他并没有越轨。

刘耀军第一胎已经生了儿子，在明知政策的情况下，他还是要了第二胎（开玩笑想取名“刘罚款”，大概也预设了生儿子），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传宗接代观念特别重的人。

那么丧子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

他潜意识中是想再要个儿子的，于是有了跟沈茉莉的一次外遇，并戏剧性地怀孕了。

但是，道德感再一次约束着他，即便在丽云主动提出了离婚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了打掉孩子。

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艰难的，在送走沈茉莉时，他埋头大哭，无法自拔。

因此沈茉莉这条支线情节的设置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没有这条线，观众看到的只是一个把隐忍进行到底的刘耀军，没有任何道德污点，是那一辈人的典型模范丈夫。

有了这条线，他的内心挣扎和暗流涌动才得以外化，他道德上有了可以争议之处，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

（不过结尾特意提及沈茉莉儿子这个梗，我认为没有必要。

观众在前面俩人分手那里默认了这件事已经了结，孩子已经打掉。

最后加这么一点戏起不到任何功能。

）除了主角夫妇之外，本片一共设置了三对夫妇，共为好朋友，这组人物关系通过躲在高美玉家（李菁菁饰）跳舞那场戏予以表现，同样是知识青年的经历让他们的友谊深厚。

其中沈英明（徐程饰）和李海燕（艾丽娅饰）这对夫妇的设置，一是故事“失独”核心必须存在的人物，对此我不必赘述；二是作为故事大时代背景的一个对照组，沈英明在下岗潮之后，事业上与时俱进，在经营房地产中获得红利。

片中最后也多次提到了拆迁这样一个时代现象。

再单说李海燕，作为单位管计生的干部，国家政策的基层执行者，她在要求好友王丽云打胎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在医院刘耀军明确同意了打胎），俩人事后也仍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聚会跳舞那场戏）。

倒是因为自己儿子的过错，才反过来让她内疚于自己的作为，并为此背负了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心结，直到最后一刻才得到解脱（可惜那时她已经神智不太清）。

这个角色设置体现的也是导演对该政策的态度之一面：那些基层参与者的做法大概是没有错的，但道德上恐怕是需要反思的。

至于另外一对夫妇张新建（赵燕国彰饰）和高美玉的设置，功能性更强一些，一是带出改革开放初期国外流行文化的流入、1983年的严打以及1980年代末期的下海经商潮这些时代事件（当年因被定性为“聚众淫乱”而判刑甚至枪毙的典型案件，可以搜索迟志强和马燕秦这两个人名），二是他们的夫妻关系包含“爱情”的成分，有别于另外两对夫妇的传统关系。

而“刘星”（王源饰）和成年沈浩（杜江饰）这两个角色则是明显的功能性角色。

因此他们没有完整的人设，在表演上也不存在发挥的空间，他们更多地是在执行导演的意图，而且他们做到了。

王源角色所体现的是一个被收养的大孩子的叛逆和最终与养父母的和解，他的存在所反映的，仍然是失独的父母在处理后续的家庭关系中的艰难，特别是内心的煎熬。

杜江角色所体现的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受到的良心谴责和最终与受害家庭的和解。

对于这两个和解的设置，我都予以接受（但我认为王源打电话的时间点放在老两口给“刘星”上坟时更合适，之后大团聚整场戏都太满了，不如删掉）。

特别是杜江所犯的错误是一个几岁孩子的年少无知，如果他也要像他妈妈那样把它背负一辈子，那就等于一条命毁掉了两个孩子，落入了“一命抵一命”的道德观。

刘耀军对幼年沈浩的保护，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考量，把错误归罪于一个孩子，并不会让自己心里更好过。

如果导演在此选择不和解的结局，只会让观众陷入困境。

毕竟这不是像《海边的曼彻斯特》那样，男主角自己犯错害死了孩子，最终也选择不跟自己和解的故事。

最后，如果说我觉得本片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它缺乏了史诗气质。

三个小时的体量本来是跟史诗很配的。

这种缺失，不仅体现在导演对于除计划生育之外的时代事件都只是一笔带过，更体现在全片没有哪怕一个面对那个时代的全景镜头，这大概是本片对充满时代感的道具和服饰做了充分的还原，却很难让观众（特别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观众）感受到时代气息的缘故。

当“一个人的史诗”《罗马》里不经意地多次出现1970年代墨西哥城的热闹街景和各色人物时，当《霸王别姬》开头特意展示长达数分钟的1920年代北平街头的杂耍和吆喝时，它们正是在向观众营造史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