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于2021年五月份上映的《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讲述了一个律师如何一步一步揭开德国司法历史上巨大黑幕的故事。

人们对这部电影各执己见，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影片叙事存在强行推进，剧情发展逻辑不明晰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人物塑造较为生硬。

但我认为，这部电影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反映了二战后德国的司法问题，具有高尚的法律精神和人文主义关怀。

相信二战给许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战场上无生命。

大炮、轰炸机、坦克、生化武器，它们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亲历过二战的人不愿回顾那段痛苦的记忆，学习过二战历史的人被旧相册、旧影像里的世界所震撼。

而作为这场战役的发起者，德国在战争惨败后选择向世界人民进行深刻的忏悔。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德国拍摄了一部又一部二战题材的电影：《波斯语课》、《窃听风暴》、《冒牌上尉》、《决战斯大林格勒》等等，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影片，它们从德国的视角来探讨了战争带来的危害，给观众展现了一个全景无死角的德国和世界战场。

影片开头便是一桩凶杀案，受害者头部连中三枪，颅骨被踢碎，可谓残忍至极。

凶手——科里尼行凶后却选择自首，并且在后续的案件调查中一言不发。

主角莱恩被安排给被告辩护，面对眼前的困难，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探究真相的不懈精神让他拨开重重迷雾，将丑幕映于众人面前。

1968年，德国通过了一部叫“德雷尔法”的法规，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所以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逃过法律追诉。

因为这部法规，无数二战战犯逃脱了本该承受的死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更有甚者，就如被谋杀者——主角的养父一样，有公司、有房产、有豪车，生活得十分舒心；因为这部法规，无数二战的受害者家属通过法律的方式也不能制裁屠杀者，一次次提交法律文书，一次次被驳回，几十年过去，受害者的后代不是因故去世了，就是心灰意冷不再追究了。

但是科里尼无法忘记亲生父亲被无差别谋杀于面前的惨象，便花了多年设计了一场复仇。

科里尼的残忍谋杀凝结了600万受害者背后家属的集体缩影。

对于我们来说，二战是一段在今无法想象的历史，但是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二战是至亲之人的离开，寂静无声，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一丝回音，土地上早已被冲刷净的血迹却在家属的心里催生出仇恨的种子。

外界并没有做出任何干预，最终，种子成长为吸食他们心灵养分的参天大树，而科林尼选择复仇来根除遮蔽心灵的大树。

值得注意的是，此片的选景蕴含着一定的阶级意义。

主角养父的生活镜头多选于别墅和高层，而主角一步步追寻真相时，镜头又多选于乡间、狭窄的小巷、简陋的房屋等等让战犯与受害者家属的生活质量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突出了“德雷尔法”法规的不公。

影片又名《罪人的控诉》，科里尼以谋杀控诉如此不公的法律，但是在电影结尾，他听到曾经的屠杀者得到法律的审判，自己无罪时，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法律，本该是惩恶扬善的利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为何变成恶人逃脱惩罚的保护伞？

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律师勾结一气，在1968年的联邦会议上悄无声息地通过了这部黑暗的法规。

而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小说——《科林尼案》，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故事一经出版，便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影片便是改编自此部小说。

可以说，《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它警醒着世人：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应该去关注它给人们带来的无尽的精神折磨；法律的制定与司法程序应该更加透明，否则无法顺应民心；600万受害者背后是无数的家庭，他们的心理状况不可忽视，而解决此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颁布贴合实际的法律······好的电影不但会给人带来美妙的试听享受，更重要的是给人带来深层次的思考。

而对于后者，这部电影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完美。

本来想给三星，但是因为最后一场庭审决定给多一颗星。

最后一场庭审，案件探讨了更多关于正义和法律的问题，影片借助了两个律师去讨论正义和法律的问题，给出答案，最后卡帕斯的质问“这就是我们的法治吗？

”感觉也是让马丁格选择，身为一名律师是否伸张正义，但这样设置更多的是回答问题。

我喜欢后半段的原因是后半段从不同的人的角度表现了在这个案子里的感受，我不禁代入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最后马丁格的证词、宣判之后拉那的动容和反思、作为旁听者的披萨小姐姐、被告科林尼等等都有表现到。

不过可能是整部电影的案件影响比较大，所以卡帕斯的人物弧光是比较弱的，能看出影片想表现他对科林尼的感情变化以及跟自己父亲的感情变化，和“菜鸟律师”的成长。

但是最后整个重点在案件了，对他的刻画就少了，前半部分埋下案件伏笔，并且对“初出茅庐”“当事人不吐露动机”等方面做了很多铺垫（毕竟故事前半段就是靠这两个因素作为卖点的，也是电影的一个矛盾点），但是后面把重点放在案件上了，多少让前面对卡帕斯的铺垫落地不够，前半段的主角是卡帕斯，后半段主角是案子，多少有点割裂。

最后，听说原著对正义和法律的讨论会更为深入一些，这可能是影片有点欠缺的地方，如果不仅仅是回答问题，可能会更具讨论性。

但是在对背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部电影个人认为是还不错的。

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反思历史的能力，尤其是关于二战和大屠杀的，还孕育而生了独特的文学体裁：反思历史小说（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然而，德国人这种具有深度思辨的能力不是源于执著，而是对挥之不去的历史阴霾的探索。

电影《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就是如此。

费迪南的祖父巴尔德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并在纽伦堡党卫军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刑20年。

背负着席拉赫的姓氏，费迪南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不少非议，也经历了复杂的自省。

费迪南本身也是一名律师，他的作品也大都与刑事犯罪有关，《科林尼案》可以说是他长久以来司法经验与身份自省孕育出的集大成之作。

但是费迪南·冯·席拉赫这种霍桑式创作呈现的不是单独个体的故事，它更具有代表性，它携带着重新追溯历史与正义的任务。

故事中的人物设定呈三角形，即律师卡斯帕·莱尼（Caspar Leinen）、被审判者法布兹奥·科林尼（Fabrizio Collini）、死者汉斯·梅耶（Hans Meyer）。

这种类似于三角恋情的人物关系把律师莱尼置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他是死者的义子，也是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究竟要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倾向于哪一方，维护哪一方的利益，这是莱尼、费迪南你以及其他大屠杀后出生的德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谋杀梅耶的案情铁证如山，科林尼是凶手，他对此也并不否认。

然而当主人公律师莱尼拨开层层迷雾，寻求谋杀的动机的时候，对于死者汉斯·梅耶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对于剧情我不再做赘述，情形更加复杂，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营造的冲突也很有看头，但不是我讨论的重点。

最后明显的是，随着尘封档案的缓缓揭露，被告科林尼从施害者变成了妥妥的“受害者”、“复仇者”，汉斯·梅耶曾是一名纳粹，杀害了科林尼的父亲。

而因为《德雷尔法案》，汉斯·梅耶被认为是从犯而享有刑事犯罪追溯期，这一点让科林尼无法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起诉梅耶，所以他才选择自己动手，为父亲雪恨。

这里插一句，故事把陈年往事设定在意大利也具有典型意义，原因是纳粹德国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行经一度被吊诡地解读为“正当的”、“干净的”，“荣耀的”，这种荒唐似乎在影片中的法庭再次上演，对死者的审判和辩护开始了：梅耶十分是有罪的？

至此，这个电影俨然是对一系列二战后审判的另一种反思。

据我所知，让汉斯·梅耶逃脱法律制裁的《德雷尔法案》与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时候参考的法律情形类似，它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自19世纪的法律体系，即刑事罪犯必须要以其本人的判断与动机实施的杀人行为，才会被认定为谋杀，这当然不应该适用于战争，尤其是二战那么独特的战争，且也与国际法不兼容，影片中也有提到。

这样已一脉相承的法律制定行为实质上是对部分法西斯行为的“非直觉”描述，更像是巧立名目地为犯人脱罪，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为许多德国战犯打造了“免罪金牌”。

这种法律体系背后是对集体犯罪中犯人身份的区别对待产生的。

其实1954年的一系列同盟国战争犯罪的审判就已经把战犯与军人身份作为主要讨论点了。

军人的职责与荣誉，在战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对战时军人身份与价值的认定不仅对审判结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军人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不论个体或者集合。

历史学家Kerstin von Lingen曾给出这样一个例子，二战落幕后，纳粹国防军的许多军官对战时军队的身份进行了回溯与重建，他们将国防军与党卫军（SS）对立起来，以此展示自己在战争中所作所为的正当性。

这样的行为正如法国学者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面对重大国事，社会团体会自行创造出一个“参考的框架”（frame of reference）来协助自身在社会格局下身份的建立。

Reinhart Koselleck在《Verbrechen erinnern: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locaust und Völkermord》对审判中的讨论如此介绍：通过对德军行为的主动和被动两方面的阐释，二战时德军身份包括给予意图（Sinnstiftung）和索取意图（Sinnforderung），分别指向了军队个体经历的叙事建构与国家层面更能接受的集体叙事建构，后者与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

于是，许多战犯被去纳粹化，逃过或缓和了处罚。

这正是科林尼所要报复的，战争给了他终身的创伤，而司法上的不公对他造成了第二次伤害。

与其说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起伏脉络都在解答“谁是受害者？

”这一问题，辩证地看，在更加宽泛地延伸中电影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谁是受审者？

”当受害者这一身份从死者梅耶转移到被告科林尼这一时刻，法庭审判实际上也就转向了，苦脸法官惊愕的神情说明了一切。

究竟是谁迫害了科林尼？

是希特勒、是党卫军、是汉斯·梅耶，但是也是德国的司法体系、《德雷尔法案》、以及当时只是实习生的理查德·马蒂涅博士（Dr. Richard Mattinger）……甚至是当时的西德连邦议会。

就此科林尼案不仅仅是对某一个逍遥法外的纳粹军官的重新审视，而是对大屠杀及战后政治的重新反思，可以被视作对于自纽伦堡审判以来纳粹德国对军队以及军人所构建的身份的审判。

这也就是《科林尼案》比起类似情节的影片《八音盒》对二战历史及其战后历史的回溯更偏僻入里的地方。

当然我在此并不是踩一捧一，事实上，就观影体验来说，老派的《八音盒》看起来更加舒服，整部电影丝毫不逊色《科林尼案》。

但是两部类似的影片叙事目的并不一样。

《八音盒》里的麦克·兰斯洛只是个在逃的战犯，庭审用一位一位证人的证词累计把他的罪行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他本人对历史的否认巧舌如簧都让这位战犯更加令人憎恶，影片最后真相大白，给他定罪，人心大快；而《科林尼案》却触及了更广泛而且深刻的领域，影片对梅耶罪行的呈现比较单一，梅耶下跪接受复仇者的审判，这都大大削减了梅耶作为战犯的丑恶形象；更加巧妙的是，情节上，一开始梅耶已死，他已经被审判，被执行，到影片发展到最后的悬疑不再是战犯能不能被处决，而是关于法律的偏倚如何补救、正义如何实现、对待历史态度的深层次反思。

梅耶与兰斯洛不同，他不是通过隐姓埋名，不是通过逃跑，不是通过谎言与诡辩逃脱了审判，而是不当的法律给予了他逍遥法外的权利。

《科林尼案》的结尾处理得很高级，审判没有结果、正义没有被修正、德国民族的救赎未完成。

正如德国1995年为大屠杀研究成立的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对大屠杀的记忆和对民族社会主义犯罪的对峙可能已经是当下德国社会亟需关注的问题，过去犯罪所造成的广泛的辐射还没有被大众充分意识到。

”历史就是这样，有些错误也许不能被弥补，它们留下的创伤和负罪感会流淌在一些人的血液中，它们制造的危险也一直躲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伺机而动，当你遭遇它们、审视它们，你无能为力，只能转向自身去思考和汲取教训。

电影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缺正视历史，反思二战的影片。

1961年的《纽伦堡的审判》将主角对准了二战时期执行纳粹指令的法官，以良知与政治的博弈讲述战争对人类心灵造成的扭曲。

1993年的《辛德勒的名单》以史诗级的篇幅，借用德国商人辛德勒的视角，讲述二战对于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屠杀罪行。

2003年的《我们的父辈》以德国五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二战洪流中分奔东西的群体命运，描写个人生命在战争碾压下的渺小无力。

二战结束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人类对战争的思考，却从未停止。

改编于同名畅销小说，来源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原著影响力之大，《科林尼案》让德国总统都为之惊动。

影片连续六周获得票房冠军，并直接推动了德国司法部门对相关法律的修订。

这些光环让电影本身超脱于艺术本体的探讨，揭示出悬疑外衣下真实性与现实性的内核本质，搭建现实与历史的互文效应，批判人类历史上的浩劫之殇，直指战争对人性的异化。

被杀害的老人迈耶，在莱宁眼中是一位慷慨宽厚，重情重义的老人，莱宁的父亲在他2岁那年去世，从此以后，莱宁将迈耶作为人生中的第二个父亲，视为人生的榜样，父辈楷模。

受于迈耶的慷慨庇护，莱宁得以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律师。

在迈耶的孙女汉娜眼中，祖父无可挑剔，父母亲、哥哥早世，祖父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

社会公共视野里，迈耶还是国家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报纸头条会登名报道的知名企业家，荣光与财富集于一身，一个声明赫赫的老人，与邪恶扯不上半点关系。

战争的魔法将普通人变为恶魔，二战期间二名德国士兵在意大利游击队的袭击中被炸身亡，为报复，迈耶命令用二十个意大利平民的生命消抵二个德国士兵的生命。

科林尼的父亲就为其中之一。

比枪杀更为邪恶残暴的是，迈耶武力强制尚是幼子的科林尼，直视父亲被子弹击穿头颅的血腥一幕。

此时的迈耶不仅是无情的杀人狂魔，还是将仇恨与暴力的种子撒见后代心灵的恶魔投毒手。

身在战争中的邪恶与残暴，与现在时空慷慨宽厚、荣誉集身的耄耋老人形象造成强烈的人格反差，这是同一个人中的不同两面，被命运安放在不同的位置，一个存在于和平世界，一个存在于战争乱世。

当科林尼的枪指向迈耶，迈耶下跪，对准枪口。

这个带有明显忏悔意味的姿态侧面说明，战后在迈耶的内心深处带有极强的不安与恐惧，或许他的后半生都曾为这双沾满鲜血的双手感到耻辱，直到科林尼找到他，他主动受死的姿态，像是主动祈求原谅的赎罪与投降，这个结果像是他所等待的，只有科林尼按下这一枪，他才能与自己的罪孽达成最终的清算。

得知莱宁掌握了祖父曾经枪杀科林尼父亲的证据，汉娜跑到莱宁楼下，为祖父的罪行开脱，她理直气壮，祖父何罪之有？

他只是服从命令。

在国家战争面前，一名军人的行动只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运转下的一枚螺丝钉。

汉娜的驳斥，无可厚非，只是那份理直气壮显露了她利用规则的冰冷与狡猾，个人道德情感上的无情与冷漠。

法理与情理的对薄，最后出现在新人律师莱宁与明星律师马丁克在庭审现场的巅峰对决。

尽管马丁格一再强调，迈耶的行为只是服从国家命令，同理，他参与编著帮助无数战争犯逃脱制裁的“徳雷尔法”也是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他只是受雇于某个部门。

莱宁三次询问，就因为如此，这就是正义吗，这可以代表正义吗？

马丁格坐在证人的席位，缓缓艰难，说出了不。

没有等到最终的判决，科林尼在马丁格承认这不是正义之举后，选择自杀，案件终止审理。

法律上，正义的宣判始终缺席，但那句不，科林尼用自己的生命争取到。

科林尼的自杀，导致最终判决的缺席，像是一种意识形态腹语术的表达，片面的反思升华为正视历史的勇气，代表了德意志民族内部对二战持有的沉重而真诚的自省态度，虽没有法律的审判，但内心的不安与愧疚却是更为凌厉的惩罚，幻化成一个民族精神的苍凉底色。

死去的人不想报仇，这是影片中的一句台词，科林尼不是用生命报仇，是用生命告诉实行过暴力犯罪的纳粹分子，你可以用执行政策的假托之词掩饰自身罪恶行径，但在内心深处，你一定不能觉得这是正义之举。

失去对人性的批判，对错误的反思，是一个民族最不可救药的恶，这种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将伤害延续。

慈眉善目的老人，是手染鲜血的筷子手；为正义呼喊的律师，曾义正言辞袒护邪恶；在血腥屠杀的炼狱里，哭泣的小孩被教育要勇敢；在摧毁强者的丑闻里，孤独的正义者正饱受群体的刁难。

战争对人性的异化是战争的悲哀，人类对人性的放逐是人类的耻辱。

法律可以修补社会秩序，但无法修补千疮百孔的心灵，这部影片不是站在法律的高地，为民族曾经的错误筑起保卫的高墙，而是以直面历史的勇气，正视历史的决心蛰伏于二战伤痛的余温中，对曾经犯下罪行进行严肃深沉的剖析。

这里面，有对“恶”的复杂性思考，有对人性晦暗面的鞭挞表达，有对战争毫不留情的痛斥与反思，有力度，更有温度。

在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仅从片名来猜测的话，我很自以为然地就觉得这会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

就算看了电影开头前半段，那些杀手自首、律师对簿公堂的戏份之后，我依旧这么期待着，期待着缜密的推理，抽丝剥茧般地寻找真相。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反转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关于反思二战的作品，还是一部有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在无数部关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电影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讨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

不得不说，在反思二战这件事上，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电影再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The Collini Case)，小说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国执业的刑事案件律师。

看到很多地方说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说法多少有些不准确。

事实上，小说本身是基于虚构的创作，情节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但是在剧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司法沉珂——“德雷尔法”（Dreher Law）。

“德雷尔法”是德国1968年通过的一部法规。

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为二战战犯脱罪的法案。

因为谋杀与过失杀人不仅在刑度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因此逃过法律追诉。

起先，这部法案似乎也没有引起普通德国人的关注，反而是静悄悄地被通过了。

直到小说《科林尼案》于2011年出版之时，这部“恶法”才被引入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促使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

所以我们才说《科林尼案》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改变现实的小说。

而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不仅延续了以“德雷尔法”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层面、情感角度以及对二战历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刻画。

首先，作为一部以法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无罪谋杀》所呈现出来“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电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

比如杀人凶手科林尼是在寻求法律途径无果之后才选择手刃仇人；协助通过“德雷尔法”的律师马汀格一生都在为法律事情而奋斗，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国家；主角莱恩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律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而选择为杀“父”仇人辩护。

这也正是电影在情感方面上极具张力的塑造。

电影中的四个关键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师以及辩护律师，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害人汉斯麦尔，也就是死者，其实是主角莱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

莱恩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两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若非受害人汉斯麦尔在莱恩幼年成长过程中不断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国律师。

莱恩陷入情感纠葛，他无法为杀死自己恩人的凶手辩护，向法庭请辞辩护律师一职。

可是本案的对手律师正巧是莱恩大学的刑法老师马汀格。

他以过来人的身分开导莱恩，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可能场场都请辞逃避。

马汀格下重话：你若想当辩护律师，就要有辩护律师的样子。

这种尊重法律以至于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负污点的做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

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重点在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上面，《无罪谋杀》最讨巧的地方在于，把剧情推进过程的全部转折和悬念放在了一款罕见的手枪——瓦尔特P38（Walther P38）上。

对于稍微了解一点武器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把枪肯定会想德国纳粹。

虽然这款枪因为其优良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军队或者警察的配枪，但是它与德国纳粹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的绑定关系还是无法磨灭。

毕竟德军铁拳，纳粹最爱之类的称呼流行了无数年。

有数据说仅在二战期间，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一百万支，其衍生产品战后依旧继续在德军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现代化的HK P8手枪逐步取代，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瓦尔特P38也同样出尽了风头。

《鲁邦三世》的主角鲁邦所用的爱枪便是这款，《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变形后的形态即为一把加装折叠枪托与瞄准镜的瓦尔特P38。

所以说，《无罪谋杀》所设计的这个细节确实非常用心。

P38的出现，并且幼年时期的莱恩正巧在汉斯麦尔的书房里偷偷地见过这把手枪，一举把电影中这场陷入胶着状态的诉讼案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向历史寻找真相。

于是，莱恩沿著这把枪追查，竟然揭开一个动摇德国国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国法律界的羞耻——雷尔德法案。

而莱恩的恩人汉斯麦尔，在1943-1945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屠杀平民，正是因为这部法案而没有受到制裁。

事实上，2013年有项针对意大利坎帕尼亚（Campania）处决事件的研究，发现纳粹在意大利屠杀高达2.2万人。

被处决的包括大批屠杀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数，他们通常是纳粹军队报复游击队抵抗袭击的目标。

这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也如出一辙。

汉斯麦尔在担任纳粹军官之时，遍下达以恶报恶的命令：“死一个纳粹军人，就杀十个反纳粹游击队军人。

”抓不到反纳粹游击队军人，就用平民来凑数。

而科里尼的父亲正是那些无数被用来凑数的平民之一。

最终科里尼苦心积虑三十多年，终于杀了汉斯麦尔，踹烂他的头，大仇得报，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快乐。

他放弃为自己辩护，甚至在最终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边时选择自尽。

父亲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他没有结婚生子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都活在报仇中。

这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

整体来说，《无罪谋杀：科里尼案》铺排稳重，技术四平八稳。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社会性远大艺术性。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没错，但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简洁扼要地举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让社会重新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这一切无疑也是当下的我们——公民——所亟需去学会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这样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次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教育。

尤其是电影最后选择用科林尼的自杀来结束这一切，但是无疑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科林尼没死，法官应该如何判？

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绝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谓正义只有透过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オ能实现，而我们距离诉讼程序，更别提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都如此遥远。

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距离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遥远。

没想到是这样的故事，没想到是这样的原因。

有些后悔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这部片子了。

一场莫名其妙的凶杀案，一个缄口不言的罪犯，一个人人口中的好好先生。

可在短短几十年前的历史里，原来一切都这么不同。

那个法律前辈说不要追究了，那个孙女说毕竟已经过去太久了。

可是，如此深仇大恨，终极一生都未能忘怀分毫。

可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区区其中一位罢了。

可本片想探讨的应该远不止纳粹的残忍凶恶之处，而是我们现行的法律。

法律未必等于正义，甚至可能成为罪犯的帮凶。

可法律还是有其意义所在，能给到人宽慰和或许迟来的审判。

最后老爷子自杀时我想他是满足的。

世界知道了他的过去，法庭承认了法律的疏忽，他总算有了这场迟来的交代。

记得谁曾经说过，希特勒一个人是无法屠杀这么多犹太人的。

可除了他以为，大家仿佛都在做“不得已的本职工作”罢了。

不过是押送犹太人，不过是在集中营里做饭或烧火，不过是士兵中的一员……人人都以为不干自己的事，说一声自己也是被迫的。

可是，人从来都是有选择的。

我记得那个在人群中唯一一个不给希特勒敬礼的照片。

是的，在历史的洪流中，这样的人很少，很难，很伟大，可能芸芸众生难以付出自己牺牲自己来完成真正正确的事情。

那么，事后清算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委屈了。

德国1968年悄悄通过的《德雷尔法案》就是为纳粹时期非第一战争罪犯脱罪的法案，这就让当年只有10岁的柯林尼亲眼目睹德国上校迈耶下令杀死自己的父亲的惨烈场面，而无法在战后让迈耶得到应有的审判，随即在47年后，柯林尼送走了不愿报复的姐姐后，用当年杀害自己父亲的型号手枪向迈耶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老年的迈耶是个多么慈祥的老人，怎么也无法与当年那个残暴的纳粹军官联系起来竟然是同一个人，迈耶当年身为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他在执行命令，死一个德国士兵要用10个敌人的生命做代价，而这10个人无所谓士兵和平民。

保护平民最有名的法案是二战后的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4公约），但在1899年7月29日海牙第二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都有对平民的保护条款，只是不太明确。

在一个独裁暴政狂热的法西斯国家，无视国际公约，作为战争机器的一分子，效忠国家执行命令就是犯罪，无论你的教养/身份/地位/学历，在罪恶的制度下把邪恶的事情做完美就是犯罪。

而战后的《德雷尔法案》又让那些双手占满鲜血的刽子手逃脱制裁，让受害者柯林尼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法律得不到正义和公正的伸张，他只能动用私邢来解决公权力丑陋的漏洞，让受害者变成罪犯。

最终柯林尼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下定决心追随天堂的父亲，他走的很坚决，与父亲一起消失在小镇的街道中。

人类经过了野蛮的杀戮时代，制定了无数符合文明发展方向的国际法律，倡导了更多和睦相处的普世价值观，但如果哪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与世界主流价值观相悖，以这个国家名义而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论个人和团体都一定会在适当时候得到正义的审判。

一老人主动投案杀了一长者，并不再开口为自己辩护。

法院给他安排的公益无偿律师是个菜鸟，这是菜鸟第一次作辩护的案件，而且被害人是领养过他若干时间的长辈。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故事轮廓清晰，涉及的面广，包括悬疑、复仇、纳粹、司法黑暗和公正、个人情感等等，本可以拍得异常悲壮、后劲十足，但是剧本和导演认知把电影拍得像红色题材的口号宣传片一样，恨不得每一秒都尽可能嫌疑化、沉重化。

从人物设定、台词交代、表演处理，都特别讲究得很外化，特别是男主律师，应该是个偶像需要他来吸引票房吧，处处强化若有所思和灵机一动，直接怀疑导演和他是从国内某影视城毕业出来的，硬生生把一部沉重的反思佳作处理垮了…PS：值得敬佩的是，德国作为二战的罪恶国，他们大部分民众并不回避曾经的过错，并积极反思。

这样的国家才是伟大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所有行为都是正确的，那如何正确对待和规避过错呢？

我想他们的权力监督管理和法律惩罚是尽可能完善的，首脑和民众都明确的知道国家基本情况，透明了几乎所有。

最最重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总体来说是好电影，节奏感好，镜头语言也很棒，唯一缺点就是详略不够完美。

比如被害人的儿子孙子一家的车祸事故，对剧情发展没啥推动作用啊，再比如男主的父亲和朋友们和披萨小妹可以融合成一个角色再多点剧情的。

男主和被害人孙女的感情线倒是有用的，毕竟男主要去被害人家翻东西。

有的地方太简略了，突然就找去被告的家乡，突然就找到了他的家人的墓地和在世的朋友，突然就反过来指控被害人有战争罪，“合理化”谋杀行为。

最有意思的最精华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指控对方律师参与制定法案帮助战争犯们脱罪，这也是电影的核心思想：反对战争和此法案，笔墨却太少了（可能这样拍出来实在是无趣吧）。

这部电影其实也算点小反转吧，而且人物都没有脸谱化，杀人犯可以是“好人”，而那个“好人”也可以是杀人犯。

看着自己的家人倒在敌人的枪下的那一幕让我眼泪直流。

最后的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反对战争！

这部影片的案情很简单，一位叫科林尼的老头假称记者骗开高龄企业家迈耶的酒店房门并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随后平静地向警方自首，然而对于他的作案动机，却始终闭口不谈，他的代理律师莱宁随之展开了寻找真相的过程。

有关刑辩类型的片很多，不乏很多高水准的，但如果只是把身负重刑的犯人通过律师的努力还其清白或逃脱判决，这就是一种俗套的演绎了，但是《科林尼案》并不是。

首先，片名对剧情就有所暴露：无罪谋杀，它其实是一个烟幕弹，这首先就给影迷制造了一个错觉，这个人——科林尼他不是凶手，虽然一切证据都指向了他，但至于为什么他无罪，就需要在后续情节的推进中为我们揭开，一定另有凶手，另有隐情。

本片中的“一”这个一，就是由这桩杀人案来推进的，由于嫌犯的缄默，给案子笼上了凝重的疑云。

巧合的是，死者汉斯·迈耶是MMF的老板、德意志十字勋章的获得者，是杀人犯代理律师莱宁曾经尊重的长辈。

莱宁是迈耶孙子的挚友、其孙女汉娜的昔日恋人，在汉娜的质问下，莱宁并未退出这个案件的代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可况他与死者并无血缘关系，出于一个律师的天职，他坚持了下来。

正是这份严谨与执着，挖出德国司法史上的黑幕。

这就引出了二战中德国纳粹的暴行，拥有荣誉与企业的成功者迈耶其实就是一名纳粹，二战中意大利游击队炸死两名德国士兵，因此当时的军官迈耶下令“十命抵一命”，屠杀了二十名无辜的意大利平民，这些平民遇难地正是科林尼的老家，位于意大利比萨附近的蒙特卡蒂尼。

死者之一是科林尼的父亲，年幼的他亲眼目睹父亲被德国士兵射杀，中了三枪悲惨死去，由于他在德军威逼下指认父亲导致父亲遇难，因此负罪感和悲伤笼罩了他一生，这就是他枪杀迈耶的动机。

那么为什么经历几十年之后才导致这一行为呢， 1968年德国联邦议会施行的《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导致很多德国战犯得以逃脱罪行，逍遥法外，因此科林尼兄妹对迈耶的控诉以失败告终。

这部德语电影毫不避讳的翻开德国纳粹的罪恶历史，包括这部扭曲的法律，这是对自身历史的追问与反思，与日本人对待二战罪行的态度截然不同。

本片中的“二”两位老者，一位是纳粹战犯、杀父仇人、十字勋章拥有者、成功的企业家、“慈祥的老者” 迈耶；一位是平凡的意大利人、二战中无辜平民的儿子、单身未婚无依无靠的老人科林尼。

这个巨大的反差也跟二战纳粹的暴行有关。

他们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

如果法律没有站在战犯那一边，迈耶没有可能全身而退，继续经商，走上成功的道路；而科林尼也可能会拥有完整而美好的童年，不至于生活在痛苦与内疚之中，这一生也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

几十年前的德国人及意大利人势力的悬殊，十几年后似乎依然存在，法律似乎消失了。

再说律师，尽管莱宁对迈耶感情笃厚，但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他也才知道迈耶的过去，因此他的感受是复杂的，但从接手案件开始，他都没有动摇对案件一查到底的决心。

这与他的老师，老江湖马廷格形成很大的对比。

案件从一开始就基本有了定论，一切只待宣判即可，因此对于初出茅庐的律师莱宁而言，为犯人做辩护人完全没有什么胜算；而对于死者而言，代理律师马廷格拥有十足的把握。

师徒关系，原被告关系，实力悬殊，无从选择，没有悬念。

然而，年轻律师初出茅庐的无畏与认真，让案件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二战中对死难者的家属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创伤，而德国法律的黑典，对战犯的袒护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莱宁与马廷格在法庭上的辩论堪称德国人的自问与自省。

马廷格代表试图逃避罪行的德国人的一面，莱宁则代表不断反省的德国人的声音。

而影片的意料意外，情理之中，也使得剧情张力十足，首先我们先入为主的预判被推翻了，科林尼的确是凶手，他的平静接受审判的背后是积压了数年的仇恨；而迈耶的慈祥宽厚的背后竟然是一名纳粹。

从而带出一个问题，针对战犯的犯罪该如何定罪？

在等待审判的前一天晚，科林尼在监狱中仰望夜空，似乎终于了结了一桩心愿，如释重负。

在所有人等待判决的第二天，竟然传来科林尼前一晚自杀的消息，法官只好宣布对犯人的起诉终止，庭审结束。

坦白说，这样一个庭审的结果是最好的答案，因为，没有最好的答案。

这个案子、这部影片的意义远远大于这个内容，战犯与案犯都已死去，战争导致的痛苦已经产生，如果案件的终结代表一切结束那也太轻描淡写了。

这个审判的过程，对法律的诘问、对战争的反思才是重要的，这一切没有结束，无法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