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

革命从来不是抽象的东西，但艺术却是高度概括性的存在。

艺术家真的能逃过政治化的命运吗？

或者说政治化后的艺术是不是只能成为一种propaganda？

看完Le Redoutable，我不禁想起这个话题。

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但在这部影片里，则成了一切的始与终。

“不选择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化的态度，”电影中的戈达尔如是说，一语击中要害。

要么选择政治，要么选择电影，要么用创作取代革命，要么用革命取代创作，这在如今是多么可笑的观点，在六十年代的巴黎，甚至世界，却是那么强有力的表达。

无论合理与否，那是一种态势，一种急于改变一切的热忱。

每个人都被卷入，没有局外人，要么左脚穿鞋，要么右脚穿鞋，可最终我们渴望的或许不过是赤脚。

我喜欢这个关于革命的比喻，幽默，顽皮又不过分傲慢。

戈达尔个人艺术生命的转折点是以一种大多数艺术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他想要使艺术成为真正革命性的东西，不为任何阶层说话，不代表任何一派，因此他才那么欣赏发动运动的学生身上的那股子年轻的热情。

“值得赞美的是学生运动，是运动，不是学生，”这句话由戈达尔说出来，恰如其分。

最终他自己杀死了那个从前的戈达尔，却忠于了自己，虽然这个站在“敬畏者”号上的自己显得尖酸、刻薄、冷漠而且愚蠢。

但是深彻地了解自己的愚蠢难道不是一种智慧吗？

然而，戈达尔绞尽脑汁想要摆脱的阶级身份却是他无法抗拒的，在那个凡事都需要划分阵营的年代，你不可能做一个旁观者，你的生活不是拍电影，没有人会为你念旁白，被误解似乎是正当的，也应该习以为常，电影中每次戈达尔眼镜摔碎都是他在革命中尴尬身份的暗示。

他所热爱的学生们鄙视他，觉得他是敌人，而戈达尔自己既无法认同以前自己所属的那个肤浅愚昧傲慢无知的中产阶层，却也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为何物，他成了被孤立的人，成了那个真正“赤脚”的人。

他的革命注定不同寻常，因为他即背离了原先的群体，也无法适应新的集体。

他终究还是一个浮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罢了。

他把自己置于两者的夹缝之间，既不能往前，也不能后退。

这样的身份尴尬性似乎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最容易形成的状态，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托马斯·曼《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多多少少都有与这部影片中塑造的戈达尔相似的地方。

而我们也都知道，戈达尔对自己艺术的改造注定是会失败的。

这种改造是杜绝私欲的，要求人成为一个圣人，去关切那些苦难中的人民，人民不获救，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享乐，更不容许逃避和自我麻痹。

回想中国当时的现实，所谓权力斗争不过存在于权力内部，而那些无数被鼓动的人，则更多的是相信了、迷醉在了这个“成为一个真正高尚的、不愚昧肤浅、不自私自利的人”理想里。

戈达尔在寻求摆脱一种对主流政治的媚俗的同时，却被另一种激进的构想吸引了。

当时谁也不知道革命会不会成功，有的人敢于以行动呼应他们内心真实信仰的更好的可能，有些人却也因此备受伤害，但更多的人对此嗤之以鼻。

结果是这场革命忽视了人性的幽微之处，忽视了绝对民主带来的暴力和对知识的践踏，但它行进过程中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那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的反叛者的勇气却值得敬畏。

这也便是影片最后一幕戈达尔拍摄《东风》所表达的观点。

无论是艺术还是社会，在“敬畏者”号上，便意味着永远执着于改变和挑战现有的格局，为了更好。

这是出于好的意图和正当的目的，无论事实证明它是对是错，是有效还是无效，都不能掩埋运动本身所揭示的东西。

而当我们回到艺术本身，或许摆脱政治性是可能的，因为惠特曼、T.S.艾略特、庞德，甚至艾伦·金斯堡都这样做了，用纯自由的文本，不让语境代替语境。

但是他们本身却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中，即使政治不认同他们，他们也无法回避，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读Le Redoutable中的戈达尔。

片中还有几个亮点值得提及。

戈达尔、安妮一行人乘车从康城返回巴黎途中的争吵配上欢乐的背景音乐，讽刺效果一流，戈达尔在革命中身份的尴尬性再次凸显。

而戈达尔回到巴黎后，突然的反色调的处理和背景中不断卡顿在最后几个音的肖邦夜曲，则像是一场冰冷的自我透视，使狂热瞬间冻结沉淀，效果类似于自我审视。

回复一下评论前几那位除了骂人就拉黑封评论的人：安妮拍这个，说明这部电影主要就是经验性的电影，你却要偏偏执着于戈达尔本身对于电影或者政治上的建构性，来讥讽别人没有拍出你心中的戈达尔。

你心中的戈达尔是历史的还是经验的还是符号的？

既然瞧不起这个编剧的表达方式又干嘛引用别人对于戈达尔的评价显得你很高深？

她能说出这话你说不出来说明还是要比你强一点，你凭借自身想象所构筑的戈达尔形象，不比别人在日日夜夜与当时事件的时刻接触下所感受到的高贵。

金庸写的是小说，照你这么说是不是金庸的小说笔下所有人都要跟戈达尔一样不能改编了，而且人家金庸是东邪西毒编剧我又没有喷：这个电影好得真烂，完全破坏了东邪西毒的伟大形象！

P.S.戈达尔在68年五月风暴后的业界形象可以说是两头不讨好，一方面他想搞完美化的毛主义，一方面中方不买他票，而且走向了极端，跟当时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批评的综合走向格格不入，具体怎么样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东风》这本书。

@比耶侯以及，戏仿不等于嘲笑。

随意

《敬畏》：“五月风暴”中的让-吕克·戈达尔1966年，正处在婚姻关系破碎边缘的法国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与年仅19岁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关系越走越近。

当时，位于巴黎近郊工薪阶层地区的南特大学刚刚录取了维亚泽姆斯基，这所大学修建的目的别无其他，只是想舒缓索邦大学和巴黎其他高校的人口压力。

毫无疑问，愿意放弃索邦等院校前往这种贫民大学就读的学生和在那里授课的老师都是相对激进的左翼人士，所以每当戈达尔前往南特大学约会时，都会遇到维亚泽姆斯基的那些左翼朋友。

自此开始，戈达尔接触到了当时法国青年中逐渐兴起的左翼思潮，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会面，实际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戈达尔，最终凝聚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戈达尔和法国左翼人士，尤其是毛主义人士的关系越发密切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些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抱有强烈好奇，一方面也是被这些人的精神力量所鼓舞和感召。

在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戈达尔逐渐脱离南特大学的无政府主义学生群体，遇到了改变他电影观念甚至人生走向的重量级人物——他的亲密“战友”，供职于《世界报》的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这一人物在片中也有出现，但其在影片中的地位远不如史实中重要，个中原因之后还会提到），并通过戈林结识了全法最核心的毛主义组织——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影响下的毛主义者朋友们。

同样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

高师的毛主义者们深深赞叹和钦佩红卫兵在中国掀翻旧秩序的一系列举动，也很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权威转化为政治权威。

在他们的影响下，戈达尔以维亚泽姆斯基为女主角创作了反映革命精神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 1967）。

片中，维亚泽姆斯基饰演的维罗妮卡在火车上与大学教授对话，直言想要改变制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炸毁大学”，而有趣的是，这一现在看来基本属于恐怖主义的做法是戈达尔通过耳机现场提词告诉维亚泽姆斯基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戈达尔当时的思想已经激进到了何种地步。

不过，艺术家的直觉总是惊人的。

戈达尔对法国当时这股意识形态思潮的捕捉、记录和再创造恰好反映了“山雨欲来”社会现实，这也使得《中国姑娘》成为了一部公认的预言之作：不到一年时间，“五月风暴”恰以南特大学学生抗议为导火索展开，及至68年5月中旬，巴黎大学学生占领学校，以萨特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全国工人掀起罢工运动支持学生……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变革，如是爆发。

弄潮，还是嘲弄？

谈及《敬畏》这部电影，就不得不提到主人公“戈达尔”所处的历史背景，因为其在片中的一切行为和故事的主体部分，可以说都是围绕“五月风暴”这一历史事件铺展开来的。

在影片中，戈达尔数次参加学生游行，和学生并肩对抗警察（尽管每每以落荒而逃收场）等等情节，其实都并非导演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杜撰，而是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甚至就连影片中一再强调的喜剧性情节——戈达尔的眼镜被打掉，都是确凿无误的历史细节。

《敬畏》：戈达尔与维亚泽姆斯基 除了高度考究的细节之外，《敬畏》的选角也堪称一绝：男主角路易·加莱尔从外形上有多像戈达尔，观众自有分辨，这里不再赘述；他的父亲，至今仍然活跃在法国影坛、备受《电影手册》青睐的导演菲利普·加莱尔（Philippe Garrel）更在“五月风暴”期间与戈达尔并肩“作战”，前往电影中心研究处“索取”（中心总监大呼“敲诈”，戈达尔则说这是一个“建议”）摄像机[1]，而这恰好与影片中戈达尔手持超8摄像机在巴黎街头记录抗议实况形成互文。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访谈中表明选择路易·加莱尔担任男主角仅仅是出于角色特质[2]，但这种惊人的“巧合”无疑为我们点明了《敬畏》与现实在更深层次上隐秘交汇。

从历史角度看，“五月风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早在这一事件之前，法国当局就已经和电影界爆发了一系列冲突，为“五月风暴”的发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1968年2月，法国当局决定撤换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时任馆长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这激起了大批自称“电影资料馆的孩子”的导演的不满。

得知这一消息后，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以至让·雷诺阿等人联名禁止他们拍摄的影片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几日之内，世界各地的重量级导演纷纷加入抗议，包括卓别林、德莱叶、奥逊·威尔斯等在内的导演纷纷要求电影资料馆撤下他们的影片，除非朗格卢瓦复职。

新浪潮与“旧浪潮”、左翼人士与右翼人士、国内导演与国际影人竟在一个事件上展现出相同的立场，这既体现出全世界电影人对朗格卢瓦一生致力于电影保护的认可，也表明六十年代末期全球范围内权力与艺术之间的张力已达到释放甚至爆发的边缘。

在《敬畏》中，哈扎纳维希乌斯并没有直接展现“朗格卢瓦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是凭借其对历史的巧妙编排和对细节的高度敏感将其与“五月风暴”的主体巧妙糅合在一起——维亚泽姆斯基和她的闺蜜正在度假，忽然听到收音机里记者歇斯底里地报道特吕弗和戈达尔占领戛纳影节宫，并要求电影节停止举办——实际上，这一事件正是史实中戈达尔参与学生运动与特吕弗呼吁朗格卢瓦复薪两大要求的结合，而戈达尔又双叒被打掉眼镜也正是在此时真实“上演”。

于哈扎纳维希乌斯而言，这股抗议力量自有强大之处，但其如猛兽般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也无疑让人“敬畏”，哪怕是已经在全世界拥有极高声誉的戈达尔，都无非是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在抗议后期成为学生抨击的对象。

影片里，戈达尔到各地参加学生集会，但无论他多么想接近学生的观点，多么想“重新做人”，学生都不买他的账；与此同时，戈达尔思想的激进化还导致其与朋友日渐交恶，由此成为了孤家寡人甚至“过街老鼠”（索邦大学的围墙上不少标语都是嘲讽辱骂戈达尔的，比如“艺术不会回来了，就算戈达尔也无力回天”“戈达尔：史上最大的亲中混蛋瑞士佬”）。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戈达尔不仅在生活中遭遇困境，在意识形态上也陷入了两难：他既批判资本主义，又为了拍电影去美国寻找投资；既要在行动上支持学生运动，又不得不远赴重洋寻找精英认同……正如戈达尔的眼镜多次被打掉这一黑色幽默所昭示和隐喻的那样，他的身上存在着太多矛盾甚至虚伪，存在着太多抹除不掉的阶级属性，这注定他在只能被翻涌的波涛卷起又被吞没，腾空而又坠落。

——不过，又有谁不是呢？

理智，还是情感？

应该说，《敬畏》能够给人以历史的无奈和挫败感，绝非是一种巧合或者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因为一部“传记片”的视角可以有千千万，却只有选择其中一种，即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才能传达出如此微妙的效果。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称自己觉得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体小说“有趣”，并以此说服后者出让版权[3]——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一种直觉——但简单的“有趣”当中，必有哈扎纳维希乌斯从剧本创作时就植下的思考。

这里所谓“微妙”，首先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

如果问“五月风暴”当中的戈达尔与谁的关系最为亲密，那维亚泽姆斯基一定数一数二。

这种超近距离“特写”显然为展现戈达尔这段时间的生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但同时，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政治立场的微小分歧而显得稍有距离：现实中，戈达尔本想让维亚泽姆斯基在其68年的反映“五月风暴”的作品《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Un film comme les autres）中饰演激进派学生但遭到回绝，理由是“无法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而这仅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敬畏》里还有很多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在思想和情感方面渐行渐远的具体体现。

这使得前者能够跳出迷局，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戈达尔在这一时期的种种行为举动，由此显露出这些举动甚至是时代浪潮本身的荒谬之处。

《敬畏》：心灰意冷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其次，之所以说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的亲密关系“数一数二”，但并不能确定二人是否最亲密，是因为这段时期，前文提到的戈林与戈达尔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二人经常一起讨论如何制作革命电影，并在“五月风暴”之后一起创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Dziga Vertov Group）。

这一时期，二人在思想的契合度上无人可以企及，以至于无论是在片中还是在现实里，维亚泽姆斯基都对二人的“形影不离”显得醋意十足。

通过这样的“三角关系”，哈扎纳维希乌斯实际上是为戈达尔清楚地排定了政治、电影和爱情的座次，同时他又刻意通过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降低了戈林的重要性，把爱情这个深藏在历史之中的因素凸显出来，开掘了作为电影天才的戈达尔和作为爱情白痴的戈达尔这二者之间无法填补的沟壑。

应该说，正因为戈达尔不完美，其作为“人”的向度才得以确立下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片中一直耐心等待他的爱人。

影片结尾时，戈达尔夫妇的关系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这意味着他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又失败了。

于维亚泽姆斯基而言，戈达尔依旧让人崇拜，只是现实过分透支了他的理智，让他变了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迷途青年[4]。

反过来，戈达尔也仍然深爱维亚泽姆斯基，但政治已经使他失去了表达情感的能力，让他退化成了一架宣教意识形态的机器。

遭遇感情危机和事业挫败的“戈达尔”最终只能选择自杀——这是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敬畏》中对戈达尔生平最重要的虚构成分（现实生活中的他从没自杀过，但确实在1971年经历了一场重大车祸，险些丧命），也无疑是一个合情合理且充满象征意义的举动。

的确，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的戈达尔不应被杀死，他只能自杀。

只有这样，他才能脱胎换骨地根除“前维亚泽姆斯基”时期的自己，迎接一个全新的、更加无畏、更加政治的人生。

只可惜，一段原本曼妙美好的爱情也随之化为悲剧。

电影，还是政治？

归根结底，戈达尔只是一个电影导演而非其他。

他只能用艺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五月风暴”是戈达尔一生中最接近现实、最能触碰大众的一次良机。

正如前文所说，戈达尔在“五月风暴”前夕拍摄的《中国姑娘》标志着其电影生涯的某种转型，尤其是特立独行的表现手法让整部作品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比如，戈达尔在片中全程大量运用间离手法（插入字幕卡、演员与导演对话、拍摄人员出现在片中……），目的就是打破观众对影片的沉浸，让观众积极投入思考，意识到资本主义电影的虚幻之处。

[5]戈达尔研究者理查德·布罗迪则关注到了片中另一个有趣的段落：男主人公吉列姆（让-皮埃尔·利奥德饰）在黑板上写下几乎历史上所有重要剧作家的名字（契诃夫、莎士比亚……），然后一个个擦掉，最后剩下了布莱希特。

这一举动被布罗迪称为智识清洗（intellectual purge），吉列姆这么做，显然是因为戈达尔认为只有布莱希特的陌生化能够符合其政治信条的诉求，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姑娘》：被擦掉的名字 中间是布莱希特 在很多层面上，《敬畏》都和《中国姑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片名“中国姑娘”指的是片中的维罗妮卡，而其饰演者便是《敬畏》的主角维亚泽姆斯基；为了让《敬畏》呈现出“五月风暴”前后的精准年代感，导演也是从《中国姑娘》中提取了影调和主色调，并还原了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拍摄《中国姑娘》时工作和居住的房间。

除此以外，哈扎纳维希乌斯也运用了不少戈达尔独出心裁的标志性手法，甚至还能在其中看到《安妮·霍尔》的影子。

间离也是必不可少的：路易·加莱尔在片中一脸严肃地表示，“我不是戈达尔，我只是扮演戈达尔的演员”，这既表明了导演希望观众重新审视戈达尔的态度，也分明表现出1968年时戈达尔重新在社会/政治中进行自我身份定位的渴望。

总而言之，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敬畏》真的做到了用戈达尔表现戈达尔，绝对可以称得上妙趣横生。

诚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看家本领，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凭借默片《艺术家》同时在奥斯卡和戛纳两大评奖体系中左右逢源。

但是，哈扎纳维希乌斯绝不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他更是能将自己对电影本体、电影制作和电影历史的思考灌注进作品的能工巧匠。

《艺术家》对声音的惊人展现和探讨就属一例；《敬畏》更是如此。

在本片最后，维亚泽姆斯基又一次出现在了戈达尔的影片《东风》（Le Vent d'est） 中。

这一次，为真正实现电影的政治化和民主化，戈达尔在拍摄过程中召开了数次全体大会（《敬畏》对此作了精准的展现），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尝试只能让电影拍摄失去方向和控制。

维亚泽姆斯基生无可恋地坐在一旁等待着大会讨论结果的出炉，“小将”们则个个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试图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占据一席之地。

“你是要电影，还是要政治？

”（Politics, or cinema?）有人问道。

戈达尔挠挠稀疏的头发，选择了后者。

艺术创作的流程可以民主化吗？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又当如何？

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最后一刻抛下的这些博大精深的疑问，值得人们永世追寻，而让-吕克·戈达尔本人，也将用一生寻找问题的答案。

[1] 具体参见 Everything Is Cinema: The Working Life of Jean-Luc Godard, Chapter Sixteen, by Richard Brody[2] 要演戈达尔，这一度让我觉得恐惧——专访戛纳竞赛片“敬畏”主创 真多亏导演“一意孤行”，时光网，2017.6.1[3] “他杀死了那个戈达尔”，南方周末，2017.6.10[4] 现实中的戈达尔甚至比片中还要混蛋，比如戈达尔跟特吕弗绝交之后依旧管他借钱拍电影，而且还毫不客气的撂下几句风凉话。

从这些细节上看，哈扎纳维希乌斯对戈达尔的叙写算是“手下留情”了。

[5]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理查德·沃林

继电影《艺术家》中以默片形式致敬无声电影时代，并成功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后，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希于斯又一次玩起了“非典型”传记片，这一次，他选择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之一——让-吕克·戈达尔的故事。

《敬畏》改编自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一年之后》，讲述五月风暴期间，戈达尔与安妮之间随着革命逐渐消亡的爱情。

电影在外在的叙述格局上，就呈现出不同寻常的风格。

以九幕剧的形式，一幕一幕的递进，既是戈达尔一步步走入“革命”极端的心理变化，也是他与安娜的爱情走向终端的过程。

而九幕剧的形式，本身就值得玩味，电影中的段落分层，事实上，让人联想到的，更像是中国一幕一幕的样板戏。

联系现实，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毛主义者，戈达尔还曾赞美过样板戏是最伟大的电影，而对照电影中，戈达尔对革命电影的无比推崇，如此看来，这种推测似乎也不无道理。

要解读《敬畏》，关键突破口在于《中国姑娘》。

这部由戈达尔执导的“红色”电影，在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线索作用。

一方面，它代表着戈达尔个人的政治倾向，即崇尚革命的毛主义者。

另一方面，这也是戈达尔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拍摄这部戏与安妮喜结连理（而《敬畏》这部电影中的叙事也由拍摄《中国姑娘》一片开始），也恰恰是这部戏之后，他开始对革命思潮越来越狂热，最后直接导致了他与安妮爱情的终止。

电影一开始，便是《中国姑娘》的拍摄现场，十九岁的安妮背着保守派作家爷爷，偷偷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一个信仰毛主义者的学生。

她年轻，所以显得无畏，她敢于与32岁的戈达尔相恋并结婚，敢于与爱人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的队伍，并大声呐喊政治宣言，为了表现这种年轻的无畏，电影中甚至常常让她以裸体形式出现，或是穿着泳衣晒太阳，大胆奔放的同时，与戈达尔的肉欲，亦是一个青春发泄的出口。

在电影语言方面，《敬畏》则刻意模仿戈达尔，九幕剧的字幕卡、跳接、摄影式连环大特写、负片、人物内心潜台词......各种技巧在戈达尔的电影中都有迹可循，整部戏也由此增添了一份迷影色彩。

有一处有趣的场景在于，被学生小将们批驳后转头就走的戈达尔，看见外墙上书写着“戈达尔：超大号瑞士亲毛蠢蛋”字样。

之后，电影一下子变成了负片，也正象征着戈达尔失落的内心。

正如我一开始所述，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希于斯并无意于拍摄一部常规的传记片，除了这些电影语言上的小花招，米歇尔还在戏中对各种人事物进行调侃，比如让扮演戈达尔的路易·加雷尔借着剧情大喊“我又不是戈达尔，我只是个扮演戈达尔的演员！

”，又比如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对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和戈达尔本人进行极力的嘲讽和揶揄。

除了电影手法上的剑走偏锋，电影的叙事同样是反高潮的。

不似正常的电影一般将叙事高峰放在结尾，在我看来，《敬畏》的叙事高峰恰恰在电影中第七幕：救救你自己（和你的婚姻）的结尾。

在800公里旅程的车上，因为戈达尔搞革命而去不成戛纳的新晋导演，与戈达尔政治观点不同的友人夫妇，在后座的和事佬......车上六个人，争执的交点在于戈达尔，唯独安妮一人安静地沉默不语，每个人的心理在此刻一览无余。

事实上，戈达尔身上一直具有极强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吐槽中国大使馆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因为热衷毛主义而不断进行自我安慰。

正如他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却又不得不向美国借钱拍电影一样。

电影中的戈达尔，被放大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狂热，同时也缩小了作为一个“人”的勇敢，在面对众人的演讲面前，他胆怯得不敢回答学生的辩论，拉着妻子离开。

在游行运动中，他呐喊的口号又被人群的声音盖过，只能顺着大众一起呐喊。

在电影研讨会上，他又被群众群起攻击愤怒离开。

甚至在电影的结尾，拍摄电影时提出要使用推轨镜头的他，又一次被群众以“少数服从多数”给说服。

而在安妮面前，他则是个完全的独裁者，安妮必须顺从地陪同他到世界各地进行电影宣传或是出席研讨会，也必须因为他不同意拍摄裸戏过多的戏而差点辞去片约，更是因为他对自己身边的男人耿耿于怀而饱受指责与怀疑。

不难看出，戈达尔身上的大男子主义与近乎偏执狂的政治狂热，才是逐步疏离他与安妮之间的感情的真正因素。

但在整体的叙事之中，对于安妮的心理描写并没有做到很好的外在化，于是我们无法切实感受到在一幕幕故事进行中戈达尔与安妮爱情的变质，是为一大不足。

沉迷到革命之中不可自拔的结果是，戈达尔开始以一己之力对抗众人，他像个偏执的孩子，死死地盯自己的观点不放，反对贝托鲁奇等同行友人，甚至开始全盘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筋疲力尽》、《轻蔑》等），由此而来的是价值观的冲突，是友情的崩坏，更是爱情的变质。

据说，现实中的戈达尔，比起电影中更为偏执，更为“混蛋”，在纪录片《脸庞，村庄》中，阿涅斯就因登门拜访戈达尔被拒之门外而破口大骂他“臭老鼠”，也有记载，戈达尔在和新浪潮双杰的另一位导演特吕弗闹翻后，还问后者借钱拍戏，且仍旧出言不逊。

《敬畏》选择让饱受打击的戈达尔以自白的方式收尾，结构上又与开头的自白相呼应。

电影中的戈达尔失去爱情，再一次钻入电影的世界，若有所思，“有些东西不复返了，或许这就是革命吧。

”而戏外的戈达尔，则似乎更加偏执，终究，理想输给了现实，不免令人唏嘘。

改一改电影里的这句话，拿来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有些东西不复返了，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1.安妮安妮的祖父父亲都是作家，她的出道作是布列松《驴子巴特萨》的女主。

本片改编自安妮写的一本关于戈达尔的回忆录，所以片子始自女主介绍戈达尔的旁白，结束于戈达尔在她心中的死亡。

2.片名片名《敬畏》，就像是戈达尔《轻蔑》的反义词。

戈达尔曾经说过，他让演员干什么，演员就要遵命，所以难免产生蔑视。

戈达尔自己天天说革命，可安妮却生活在他男权对女权，导演对演员的双重压迫之中。

3.新浪潮新浪潮当年之所以能够成功，“双低”也是原因，即低成本，低年龄。

新浪潮的导演们之所以能拍得成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低成本（这里特指处女作）。

之所以低成本还能言之有物，做出高水准，是因为由新理论导致的新拍摄方法。

当年的制片人只需拿出普通电影十分之一的成本，就可以刮到一张不错的彩票。

新浪潮之所以能卖座，也与战后一代的大量年轻观众有关。

《筋疲力尽》和《法国康康舞》的观众平均年龄差个十几甚至二十岁，都是有可能的。

4.对戈达尔的致敬本片有大量对戈达尔旧作的致敬，比如《轻蔑》和《已婚女人》片头对女主的特写，比如《随心所欲》一片中女主在电影院中看德莱叶版的贞德，比如在《美国制造》中大量写在墙上的标语。

导演通过刻意模仿戈达尔1968年之前的几部作品，打造出了一种廉价的戈达尔风格。

这也成了电影可以从头笑到尾最大的因素。

5.革命狂热戈达尔对于资本主义的不满早在《随心所欲》，《轻蔑》中就已经展现的淋漓尽致了。

《随心所欲》里面一个女孩由怀揣演员梦的售货员到妓女的转变，《轻蔑》里导演面对制片人，已经与娼妓别无二致。

《我略知她一二》，在剧情上与上述两部电影一脉相承，并明确了政治指向。

在戈达尔眼里，他眼中的旧电影已经变成了现有秩序的一种麻醉剂，维稳工具。

正如片中司机所讲“电影就是为了娱乐”。

现实充满了如此多的丑陋灾难罪恶，观众不但不正视现实，改变现实，反而跑到一个避风港，消费美梦，自我欺骗，真是岂有此理！

6.自我革命面对激进学生的指责，戈达尔自然不愿意像其他导演一样，生产虚假的美梦，做欺骗观众的帮凶。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说自己以前拍的电影已经死了。

本片中的戈达尔正在经历这辈子最大的转型期。

7.推轨镜头所以当戈达尔于片尾成立了电影小组，开始追求一种比新浪潮更低成本，更具有革命性而不再是消费品的时候，组员们对于推轨镜头的抗议也就可以理解了——一方面出于更加激进的理念，一方面也出于成本的局限。

8.革命在他国文革对于法国的影响之大是超出很多中国人想象的，在2016年，法国还有一个很大规模的文革50周年研讨会。

戈达尔知道革命要杀人，却在警察面前唯唯诺诺。

他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未必知道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敬畏》是由戈达尔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两本传记《勤学的一年》（Une Année Studieuse，2012）和《一年后》（Un An après，2015）改编而成，讲述的是两人从相识相知、到互相赏识、到政治理念上不和而关系崩裂的过程。

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曾凭借《艺术家》获奥斯卡最佳导演。

我身处多伦多，在最大的北美观影盛会的多伦多电影节之地，有幸采访到了阿扎纳维西本人。

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制作导演，擅长拍喜剧片和家庭片题材，拍摄技法上他很高的造诣对70年代电影改革时期致敬。

Michel Hazanavicius《敬畏》是由戈达尔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两本传记《勤学的一年》（Une Année Studieuse，2012）和《一年后》（Un An après，2015）改编而成，讲述的是两人从相识相知、到互相赏识、到政治理念上不和而关系崩裂的过程。

新浪潮奠基人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安妮眼中一定是又爱又恨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在世人眼里是神秘而令人向往：胡兰成与张爱玲、徐志摩与陆小曼，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尽管这一对对有情人都未能走向美满，但他们的结合是在过程中塑造了美好的果实了。

19岁的维亚泽姆斯基凭借名导布列松的《驴子巴特萨》初登大银幕。

第二年，她旋即在戈达尔的《中国女人》中出演，影片反映了196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出生的年轻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践行革命，她还出演过戈达尔的《周末》和《一加一》。

而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人戏外的关系。

（可惜的是，2017年10月5日，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因癌症不治，在巴黎去世，终年70岁。

）用戈达尔的拍摄手法去拍摄戈达尔是本片很有趣的亮点了，唯一和戈达尔自演自导的影片不同的是真实性的剧情（出自其前妻女性视角的）和绚丽的彩色画面。

从技巧旁白、对着镜头说话、到生存哲理和精神危机的主观探索、着重人的情绪和心理上都有着惟妙惟肖的致敬。

1968年五月风暴事件爆发，法国群众在政治理念上的盲目本能和冲动、以及人们对当时二战后物质富裕导致的精神空虚困惑，正好致使当年戛纳电影节暂停。

17年《敬畏》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有种重返故地的意味，揶揄之下也是面向60年后的第70届戛纳电影节最好的献礼了，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变化与发展，我们离那一批老新浪潮电影大师们并未走远。

《敬畏》五月风暴问：影片标题《敬畏》的含义是什么？

在电影预告中，您运用其他很多形容词去评价戈达尔这个人，比如：无法分类的、反传统的、有毒的、革命性的，为何选择敬畏的？

米歇尔：因为《敬畏》（Le Redoutable）在法语中的含义时而褒时而贬。

这个标题和我小时候电影标题很相似，类似于让-保罗·贝尔蒙的电影，比如《夺命太阳下》（Le Magnifique）、《野岛真情》（le Sauvage）、《不巧得了一枚共和国勋章 》（Le guignolo）、《危情谍影》（le Professionnel）等。

为了形成反讽效果，我取了这个标题。

问：为何选择戈达尔作为拍摄题材？

他对你的电影有很大影响吗？

米歇尔 :我是对戈达尔第一任妻子安娜撰写的书着迷的，她是《中国女人》的主演。

我受到书所动容，拍摄了《敬畏》讲述安娜与戈达尔的故事。

我没太去了解戈达尔的生平，是书让我去叙述这部电影。

书展现了戈达尔左倾政治倾向、毛主义，和法国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

现在这个年代要信奉毛主义是很难的，成为毛主义也不现实的。

我不可能做时代错误的过程，我更少去叙说其政治倾向，保持距离，也就是说更少地的在按照历史进行绝对参考。

书是一部非常女性主义的作品，以一个恋人的视角，我怀疑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了...她爱上了他的事实，找到一个电影、政治和爱情间的平衡。

我们更少地用评判的眼光看待整个过程我们对他保持同情心 。

很多人在五月风暴中也革命，但他们没有变成毛主义，也比较谨慎；戈达尔却变得极其严肃，成为革命的崇拜者，认为以前的电影作品不值一提，对朋友极其恼怒，他完全改变了电影的作风，他摧毁了周围的一切。

这也是安娜离开的原因。

现实中的二人问： 让-吕克·戈达尔有欣赏过本片子吗？

您是否有咨询让-吕克·戈达尔本人去拍摄本片？

米歇尔：完全没有。

当然很多人问起这个问题。

现在让-吕克·戈达尔独居于瑞士，我告知了他并把电影副本发给了他。

他以前想看电影剧本，我发给过他。

然后我提议他看下剪辑，建议他等影片在瑞士放映的时候来看一下。

问：电影在除了传记式的记录戈达尔关键转型期之外，电影技巧上是有效仿的，是出于什么动机采用这样的手法？

米歇尔：因为这也是一种讲述戈达尔的方式。

戈达尔创新了很多电影表现方式，他的电影展现很有自由度。

我们对戈达尔电影的印象大部分是停留在60年代，我很喜欢那个时代，因此我创造的是我们记忆中戈达尔电影的样式：会有黑白画面电影、题词、拿摄像机的人、字幕从一幕中出来等等这些形式的表现，用同样形式的电影表现向他致敬。

《敬畏》中的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问：电影中的反讽意义是？

米歇尔：因为首先戈达尔本人就是个非常搞笑的人物，也是个一个不太守规矩的人。

我觉得用遵守常规表现很奇怪，也该工不守陈规和复杂的方式表现。

因此有讽刺意味，把它置于一些复杂的情况下等等。

问：能谈下演员的选择？

米歇尔：路易·加瑞尔（饰 让-吕克·戈达尔 Jean-Luc Godard）是很优秀的演员，他父亲导演菲利普·加莱尔是横跨法国“新浪潮”与“后新浪潮”两个时代之间的一个特殊人物。

路易小时候就做了喜剧表演，因此他的魅力与戈达尔紧密连接， 人们很喜路易·加瑞尔在其他电影中小有疯狂的表演。

问：下部电影计划？

米歇尔：我计划做一个家庭喜剧电影， 很棒的，像Pixar。

我喜欢做个人的电影，喜剧很受欢迎，不无聊，有趣。

文 ／賴勇衡《高達：革命性改變》（Le Redoutable） 的導演米修．哈薩拿維斯（Michel Hazanavicius）在一次座談會上說，他並不對尚盧．高達 （Jean-Luc Godard）着迷，其實並非想拍一齣有關高達的電影。

[1]Godard is not GOD-ard，高達並非高達雲端的電影之神。

[2]不論他多有才華和抱負，都只是個普通人。

這把一個享負盛名的大導演、無數影迷的偶像拉下神壇的想法，成了一齣喜劇的好題材。

《革命性改變》改編自高達第二任妻子安妮．維雅嬋絲基（Anne Wiazemsky）的自傳《一年之後》（Un an après），講述1967-68年間高達在藝術及政治上轉型的困境，以及他和維雅嬋絲基的愛情故事。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這部電影：（一）這電影不是為高達而拍，維雅嬋絲基才是電影的中心，她主導了叙事觀點；或（二）影片裡的高達沉溺於自己的政治和藝術事業難題，對妻子和朋友變得冷酷無情，哈薩拿維斯正是要對這個「以高達為中心的高達」保持批判的距離，並從中產生笑話。

《革命性改變》跟哈薩拿維斯叫好叫座的前作《星光夢裡人》（The Artist）同是有關電影的電影，男主角一樣要面對時代轉變及電影藝術轉型期的困頓。

電影風格表面看來大相逕庭，《革》彩色有聲的，反覆利用間離效果；《星》黑白無聲，大部份篇幅都是默片，最後迎接有聲歌舞片的興起。

事實上，兩者的手法相似，是導演賣弄小聰明的方程式：故事談及哪個時期及哪個類型的電影，便利用那個時期及那個類型的電影語言來戲仿。

哈薩拿維斯拍這些「關於電影的電影」，目標觀眾顯然是藝術電影或電影節圈子的小眾市場。

沒有看過高達作品的觀眾看《革命性改變》，大概只會看到一個不懂愛人、被慣壞了的大孩子，不會看出導演借用或戲仿高達當時期的電影風格，趣味會大打折扣。

對於高達的忠實影迷來說，面對導演把年近九十仍銳意實驗創新的電影藝術家「當佢死咗咁嚟拍」，感到不是味兒──尤其當他們看到高達試圖（為情？

）自殺的虛構情節 [繼續閱讀......]

1968年2月的某日，戴高乐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宣布解雇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 朗格卢瓦馆长的职务。

当天晚上的《电影手册》杂志社接到了数百份反对这一举动的抗议，这场怒火很快燃烧到了整个电影、娱乐和文化界。

从法国到美国，从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再到希区柯克，全球的电影人在这一刻互联，来声援这位伟大的“电影国际主义”者。

朗格卢瓦所代表的是电影的精神，美国电影协会随即宣布支持这位世界上第一个电影档案家，并声称如果不恢复他的职务，美国八大电影公司将停止向法国输送影片。

有关电影的抗议也不再仅仅是电影人的专利，索邦大学的学生最先聚集，抗议随后迅速的延续到了全法各地。

那一年，全球的电影人宣布抵制“戛纳电影节”，而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也在开幕仅仅九天之后，就仓促结束。

而在今年5月20日的戛纳，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新作《敬畏》在电影宫举办媒体首映。

这部回忆1968年戈达尔和他当时的妻子安妮的影片在首映前也因为“恐袭”的威胁而推迟将近50分钟。

当一九六八年五月的精神重回戛纳电影宫的时候，电影宫似乎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

《敬畏》以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所写的《一年以后》这部书为蓝本来讲述戈达尔，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967至1970年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戈达尔经历了五月风暴、《中国姑娘》的拍摄、“维尔托夫”电影小组的成立以及与安妮恋情的终结等等。

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2012年凭借《艺术家》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敬畏》是他再一次去将镜头对向大师的作品。

而与其它回忆录式和致敬式电影不同的是，《敬畏》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喜剧的元素。

《敬畏》并不是一部向戈达尔的致敬，而是一部喜剧电影。

电影通过玩弄众多戈达尔的经典语录和他标志性的特征来达到喜剧的效果。

而在美学上，也神似戈达尔的《轻蔑》，无论是话痨式的戈达尔、或是戈达尔与安妮之间的关系还是整个影片的剪辑节奏。

影片首先展现的是一个固执的戈达尔，五月风暴以后的戈达尔坚持电影的集体创作应服务于政治诉求，他的观点渐渐与身边的所有人背道而驰。

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戛纳电影节流产以后，戈达尔在返回巴黎的车上与六名乘客就电影的意义和作用而唇枪舌剑。

面对所有人的不认可，戈达尔开始憎恨除了他妻子之外的所有人，甚至开始否定雷诺阿、弗朗茨-朗、约翰-福特这样的电影大师。

戈达尔反对越南战争，关注巴勒斯坦。

然而，当坚守五月精神的戈达尔试图走进革命的学生之中时，他却一次次被学生们所抛弃。

最初是因为他被认作是美国消费主义的代言人，接着他的今天的“犹太人”是昨天的“纳粹”的言论又引起了全场的轩然大波。

电影的第二条的线索是戈达尔与前妻安妮-维兹曼斯基的私人生活。

艺术家的私人生活一直是众多导演所关注的题材，从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到费里尼的《八部半》再到安东尼奥尼的《放大》，无一不外的展现了艺术家在面对所爱他们的爱人时不羁的态度。

《敬畏》同样展现了戈达尔面对安娜时艺术家式的作风，电影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向终结，而艺术同样无法拯救他们的爱情。

直到安妮答应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去拍片的那一刻，戈达尔才恍然大悟。

之后，戈达尔试图在酒店中自杀，幸好安妮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不幸的发生。

回溯戈达尔的生平，在五月风暴以后直至七十年代末这些年间，戈达尔试图将社会运动思想注入到电影当中。

他与高林一起成立了“维尔托夫”电影小组，在这期间，戈达尔制作了一系列政治题材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诞生了像《一切安好》这样优秀的作品。

回看戈达尔的过去，他像是一个复杂而让人无法捉摸的未知体，但谁都无法否认他对电影所造成的影响。

原载：凤凰网娱乐 http://ent.ifeng.com/a/20170523/42936825_0.shtml

（又是因为短评下不下了只好写在长评区了，算不上影评，几句碎碎念而已） 1. 好像不踩两脚这个片子显不出自己看过戈达尔哈我自己带着并不高的预期，看完倒是有点喜欢上这片子了，它拍出了长久以来我对戈达尔的一个直观印象：革命在他那还就是请客吃饭，就是一边喝着咖啡抽着烟，一边跟漂亮姑娘吹出的牛逼。

同时它也拍出了我对戈达尔的一个终极疑问：假如疙瘩觉得别人都是傻逼，那有没有可能他自己也是个傻逼尼？

或者客气点说，他也有犯傻逼的地方和时候？

2. 这片子有简化、矮化、庸俗化的倾向吗？

就算有，那又怎样呢？

耍一耍疙瘩当年玩过的小伎俩，那又如何呢？

渎神了？

不管戈达尔自己乐不乐意、承不承认，他已经被摆在神坛上供起来很久了，用（至少那个时期）戈达尔会用的语气说，他戈达尔的命怎么就不能革了？

3. 看到（路易·加瑞尔扮演的）戈达尔一脸疑惑地抱怨中国那边居然讨厌《中国姑娘》，说我拍得一坨翔，天知道我笑得有多开心4. 我特别好奇，疙瘩本人宅在瑞士的家里，有没有看过这片子呢？

这片子以后要是能出戈达尔的评论音轨，那绝对无敌。

5. 我原以为斯塔西·马汀的肉体是全片唯一的精华，看完之后要改口说那只是最精华的部分而已了。

我的天哪她也太好看了，不禁遐想在大银幕上观看这么标致的肉体是什么效果——IMAX最好，对了，高达对IMAX会作何评论？

好奇 again。

今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两部电影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新浪潮活化石导演戈达尔，一部是阿涅斯瓦尔达的纪录片《脸庞，村庄》，另一部则是这部《敬畏》。

新浪潮祖母瓦尔达在那部纪录片里亲身前往戈达尔家里，却无奈遭遇闭门羹，她老泪纵横的样子不免让人心酸，同时也让人猜测戈达尔私底下的性格与为人处事。

而这部改编自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自传《一年之后》的新片里则充满了不少关于戈达尔本人一针见血的刻画。

总觉得要拍摄一部人物传记片，导演对尺度的把握相当重要，尤其对象是一位尚在世的重要人物。

不知戈达尔有没去看过这部揭自己老底的影片，也不敢猜想他看过后的复杂心情。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片中刻画的戈达尔是一副刚愎自用、桀骜不驯的形象，以及最终众叛亲离的下场，然而他在电影革新及推动电影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仍是首屈一指的，而在影片中导演也充分交待出戈达尔在经历《中国姑娘》失败之后逐渐向政治实验电影转变的艰难过程。

与其说是人物传记片，我觉得更像是一部具有恶搞讽刺意味的浪漫爱情喜剧。

这位奥斯卡导演依然采用戏仿的方式来重现电影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一段历史，准确地说，应该是带有鲜明戈达尔标签的新浪潮作品。

这里的革命性应该有两种含义，其一这种电影流派彻底颠覆了在它之前的叙事手法与美学风格，其二则较为逼真地还原了法国60年代所经历的革命时期。

片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要数1968年五月风暴时学生上街游行，以及戛纳电影节被迫中止的两段。

尽管导演运用的是比较戏谑的手法，比如先后多次让男主角的眼镜摔破营造出喜剧不断的效果，但是服装与美术设计做得相当到位，时代感强烈。

另一个令我深思的部分，则是男女主角共同经历的那段感情，从甜蜜融洽如胶似漆，到裂痕出现难以沟通，再到最后无法挽回，让人觉得不胜唏嘘。

原来大导演心目中爱情的地位远不如狂热的电影梦想来得珍贵，这很可能也是由戈达尔本身的性格造成。

他过于自信与盲目自大的做派，导致事业失败后性格突变，破口大骂周遭的朋友，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唯独太太一直身边默默支持力挺。

然而他倔强和不留情面的性格也令她陷入两难处境，最后她得以脱身去意大利拍电影后，更成为两人分道扬镳的契机。

感觉导致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并非表面上所描述的男强女弱，女演员配不上天才横溢的导演，而是两人所追求的理想出现了分歧。

到后段很多场景里，观众都可以看到太太对丈夫的主张和观点茫然所措，形同陌路的感觉开始冒出头。

没有共同理想往往是关系中难以维持下去的致命因素。

谈到演员选角，不得不对两位男女主角的演技赞赏有加。

路易·加瑞尔的造型跟戈达尔年轻时相当神似，加上他故意模仿的口音，令这个角色的真实度倍增，而出演过《女性瘾者》的斯塔西·马汀更让我刮目相看，那种复古味十足的发型和面容，让人恍如时光倒流至六七十年代的影片里。

她的侧脸特别耐看，有数个两人在家中打情骂俏的场面拍摄得相当有新浪潮韵味。

相信戈达尔的忠实影迷会在这部迷影之作里感受到接连不断的趣味与惊喜。

形式上来看，导演不断抄袭并重新演绎戈达尔的拍摄手法：配标题的段落、跳跃剪辑、让演员对观众说话、负片效果、诗朗诵对白、奇怪的字幕等等。

而当中最为瞩目要数模仿戈达尔名作《周末》和《一切安好》里的超长平移长镜头，摄影机对准男主角和他几位朋友聊天漫步走过大街，身后的墙上写着一句戏谑的法语，可惜在香港电影节上看的版本没有翻译出来。

而从情节来看，这部恶搞细节纷呈的喜剧也正好在致敬新浪潮电影之余，用高级的手法讽刺了戈达尔一把，正好为《脸庞，村庄》里老泪纵横的瓦尔达奶奶报了一箭之仇，有点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