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作者：天心蓝仅仅是萧红致萧军信札里的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而安闲，经济一点不压迫，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就成了本片大规模宣传营销的攻坚点，也是许鞍华创作的情感基调，于是，这段感喟被晕染为一个“想爱就爱、无所畏惧、快意恩仇、畅所欲言的……黄金时代”，一个吸纳吞吐、大开大阖的时代。

身处喧嚣而寂寞的商业文化漩涡之中，现代人为特定现实政治所造成的历史失语症，迫切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民国则迎头赶上，填充了现代人叙事与抒情的饥渴，无数熠熠生辉的名字曾经从这里出发，演绎刻骨铭心的传奇，亦成为隔世的人们毕生耽溺的记忆，萧红和围绕她身边的民国作家群，则为许鞍华提供了一段涉渡的、或者说萦绕不去的浮木。

民国女作家的两大丰碑，张爱玲写人性之私情爱之私，却赢得了未来的广阔时空，随着近些年持续升温的钩沉与考据，她更被推到了教母级作家的尊崇位置。

相比之下，萧红则显得声名寂寞，长期以来她被笼统归入左翼作家群，一个政治寓意大于文学地位的群体，但是当我们深读进萧红，会发现她远远超越了左翼的立场，打开了永恒的文学之门。

浓烈而悲情的萧红，犹如一枚钉子，牢牢钉在那个时代，她关注苦难的民族，苦难的女性，以及这双重苦难中升起的美丽。

她冲出女性的边疆，横空越轨，而越轨又创造了胆略，攀援女性绝足的长天大漠、崇山巨壑。

然而沉重的女性、女身，无不成了她痛苦的来源。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与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 萧红，令人心酸，时代苛责她的刚烈，未始不是惧怕她夸父的血统，因而也忽视和刻薄了她的柔弱。

惊才绝艳加上缤纷情事，总能激起世人极大的窥私欲。

我们习惯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揣度八卦秘辛，但是要理解萧红的作品，却必须从她的人生入手。

坊间贩售的大多数萧红传记和文艺作品，都将浓墨重彩放到了她的几段粉红情事上，霍建起版的《萧红》，把她塑造成了一个游戏风月的沙龙女主人，和萧军尘缘未了，就情挑端木蕻良，端着酒杯，媚眼如丝，那是《日出》里周旋于富商巨贾间的陈白露的做派。

更将鲁迅和萧红的暧昧坐实到了刻毒的地步。

一片嘈嘈切切中，萧红临死前所担忧的“我写的那些东西不知还会不会有人看，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已然变成如山铁案，因此，当传出许鞍华将拍萧红时，评论普遍抱有很高期待，高擎写实主义的大统，香港视角的文化涵养，女性主义的悲悯情怀，也许惟有许鞍华才能告诉我们一个真萧红！

许鞍华捡拾起之前很多文本所忽略的萧红的初发地——呼兰河，试图从哺育她文学天才的人文地理探寻她的情爱与旅程，呼兰河养育了萧红，萧红则以自己的才情延长了呼兰河的流域，使得这条原本不显山不露水的河流，像屈原的汨罗江、瞿秋白的觅渡河、郭沫若的沫水与若水一样，流出家乡，流进了中国文学史的一席之地。

《呼兰河传》中优美的文字段落，在影片中有多次诵读，与乡土的天然亲厚，是萧红以性别立场和女性经验来体察民众苦难的基础，亦是她酷烈跌宕的悲剧人生得以出演的一幅景片，许鞍华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些不吝笔墨的段落中，她将自己对民国的繁复情感——对那个似乎已经沉沦的、想象中的中国文化本体的苦恋固化为一种物恋的形式，藉由萧红索引起整部民国风流，织就一幅中国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对这段历史，许鞍华表现出了宗教般的敬畏，以至于她对自己的厕身其间是如此小心翼翼，以往她作品中的强烈的同情心、聪明敦厚的人文关怀变得游移不定。

许鞍华并未过多恋栈萧红情爱经历的风月噱头，保持了自己执掌文艺片的审美洁癖，然而，对主人公情爱观的诠释也最能体现导演自身的主张。

她选择对萧红短暂而戏剧化的一生进行全景式扫描，用萧红的作品、她生前情人、朋友的书信、回忆文字串联影片始终，几乎亦步亦趋，为求客观，她选择了一种极具“挑衅性”的叙事方式——所有的人物都成了接受访问的知情人，面对镜头侃侃而谈自己印象中的萧红，跳出角色看待角色，这种意识外观是直接将导演思维影像化，在没有对观众的接受习惯进行充分培育的情况下，这种“打破第四面墙”，让观众意识到自我存在、摄影机存在的尝试是非常危险的，其结果是观众被漶漫的追忆节奏拖拽得不知所措，大量的旁白、独白、画外音将时间线切割得支离破碎，多少显示出了导演在影像叙述方面的无力，她所期许的对历史的舞台、时空隐喻的追求亦不复存在。

在谈及对“黄金”的理解时，许鞍华说，很少人在自己幸福的时候能感受到幸福，但萧红的敏锐和直觉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人有一种天然的素质，能为理想赴汤蹈火。

萧红作品的自传成分非常高，她的一生都未脱离颠沛流离，年少被骗，几番被负，苦难加载在她身心的烙印，几无甜美的丝缕加以挽回和安慰。

许鞍华的表达非常诚实，萧红遭遇的不幸与狞恶以自然主义的态度一一呈现，因为屏蔽了观点，影片试图用苦难烘托出对萧红的同情，三个小时的时长，从她生病到去世就用了整整一个小时，（在不同医院间的冗长辗转直接拖垮了观众的耐心，于剧情推进和性格建构却无任何助益）。

身怀六甲的萧红在码头摔倒，无法起身，眼睁睁看着船开走，在码头躺了整整一夜，每个观众都成了有切肤之痛的目击者，却无能为力。

她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与其说是懂得真爱、放任自流，不如说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只求片刻柴米夫妻的安心。

她未必有什么高拔和自信，然而时不予她，总是有错，错的时代、错的家庭、错的机缘。

这哪里是什么黄金时代？

实在是坏的不能再坏的时代！

不管是主动担纲，还是被动出演，作为一个传奇的代价，这个剧本终究是太残忍了！

《黄金时代》的剧本，李樯闭关写了三年，几乎挖遍了所有的史料，但过于倚重材料的结果就是被史料所累，许鞍华没有做任何的交叉论证，任由三年的案头功夫以原始状态堆砌在银幕上，非但没有拼接出一个清晰的萧红，连她想借萧红树立的时代群像也未能成功，那些没有廓清的迷雾，没有说破的隐情，依然硬硬地梗在那里。

汤唯的个人特质是如此鲜明，使得她已经很难诠释本色以外的人物，她的眼睛清白无辜，有种倔倔的犀牛般的神情，那是典型的“李樯的女人”，从姐姐、姨妈到王彩玲，李樯的女人都是同一个，都有种九牛不拔的作死精神。

但是她离那个执著、任性、丰富而多面的萧红仍有相当距离，如果不是汤唯清丽的形象，这个萧红甚至很难让观众喜欢，更遑论同情？

尤其是她失去两个孩子的那种淡漠疏离也让观众无法产生同理心，第二个孩子离奇死去，影片未交代个中就里，相信观众心中都升腾起了一个可怕的猜想：难道她亲手杀死了孩子？

萧红所接触的男人，如萧军的豪霸，端木的些许懦弱，都极富张力，具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可以表现出人性的晦暗与光彩，本片中却显得潦草而标签化，关于端木是否爱萧红，成了本片最大的猜想。

由于求大求全，其他众多人物轮番登场，只能匆匆白描勾勒，自然免不了《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的即视感。

萧红是北方的女儿，这决定了她的视野是辽阔的，她的关注是浑厚的，萧红临死前在纸上写过一句：“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见她对自己天才的自负，然而，许鞍华对其人与其文之间的关系，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读解，影片中这个凄楚、仓皇的萧红，能写出《呼兰河传》中那些明媚爽利的文字，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

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都是自由的。

”更不用说，会让夏志清痛悔自己的《现代中国小说史》漏掉了萧红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当然，严肃的创作态度、精良的制作水准、精美的影像质感，使《黄金时代》在定纷止争方面的贡献毋庸置疑，它匡正了萧红与鲁迅的关系，因为许广平不待见萧红，坊间一直有传言鲁迅和萧红之间有暧昧情愫，其源头无非是萧红遗言想将自己的骨灰葬在鲁迅墓旁。

萧红的写作与鲁迅等自觉承担启蒙任务的精英知识分子迥然有别，她于鲁迅是精神上的传人。

影片将两人近于师徒和父女的那种分寸感把握得极好，在与萧军出现感情危机时，鲁迅家是她唯一能去的避难所，即使只是静静地呆上一天不发一言。

萧红一生孤苦，惟有祖父和鲁迅对她关爱，片中多处强调她与祖父感情深厚，对鲁迅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移情。

为了打造自己心目中的那个黄金时代，许鞍华忠实地将哪怕是微末的细节都还原为影像。

投奔革命后，萧红对党派政治的疏离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最终与萧军分道扬镳。

火车开动时，萧军将两个梨子从车窗塞给了她，梨者离也，既是放手给她自由，亦是下一程相约的手信，真是铁汉柔情的点睛之笔。

类似精准的考据俯拾皆是，未有定论的可议之处，亦通过画外音对观众据实以告，即使最赚眼球的二萧与端木的三角公案，都仅仅是一种背景放映，为人物的性情展露和情感嬗变提供契机与舞台。

仿佛是乘着时光机回到令自己欲罢不能的一段历史，许鞍华在历史的镜域中捕捉到了一个凛冽女性的身影，对她用过的哪怕最微小的什物，都只是痴迷地摸摸看看，不舍挪动分毫。

从这个角度，许鞍华成功做到了让客死异乡的萧红“回家”。

许鞍华们爱之深、许之切的民国，作为一阕浓烈而忧伤、纯净而超载的东方镜像，已经无法到达并着陆于当代中国的现实之中，不能挽回与复刻的怅婉之情，恰成一种美丽，只能以怀念召唤之。

电影是导演专属的魔法，伍迪•艾伦就把自己景仰的所有艺术家、文学家，打包塞进了《午夜巴黎》，在一次次尽情穿越“流动的盛宴”后，他温和地自嘲了自己的怀旧病：“如果你留在这里，这里就变成你的现在，不久以后，你就会开始想象另一个时代才是黄金时代，这才是现实，不尽如人意，因为生活本来就是不尽如人意。

”

影片以民国时代为大背景，以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特立独行的人生以及爱情经历为引子，塑造当年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还原了一个充满自由理想、海阔天空的时代由许鞍华执导，李樯编剧和监制，汤唯，冯绍峰，王志文，朱亚文，黄轩，郝蕾，袁泉等主演作品不仅渗透着时代深刻的烙印，同时也揭示了萧红那短暂而又热烈的文学人生。

汤唯用她那独有的气质，把倔强中的单纯，俏皮中的性感，忧郁中的开朗，沉沦时的理想生动地演绎了出来。

主题：一切都是自由的——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 嘉宾：许鞍华、李樯、刘瑜、周濂 主办：电影黄金时代 单向空间 时间：2014年7月21日（周一）19:00-21:00 谈到自由，总有很多话要说。

因为这确实是个诱人的字眼。

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是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说。

个人的自由，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换来，而大多数时候，自由需要一个人花一生的时间来获得。

身心合一的自由很罕见。

贾宝玉是个富贵闲人，却只停留在闲人上。

一个出门都要三五个小厮跟着，娶妻都不能娶自己最爱的人，自由于他，像天边的云彩，抬头望得见，却永远难以触摸。

身心合一的自由，在我看来，出家人或许有。

出家，首先实现了身体上的自由，抛弃了一切，甚至连至亲的家人都不要了。

接下来，心灵的自由，要从佛经里参悟。

自由意味着危险，这与人们趋利避害的特性是相悖的。

电影《荒野求生》里，那个终极版的背包客，被斥为“神经病”的大胡子CRIS，为了自由，付出了生命。

可见，追求自由的代价是巨大的。

你都挂了，自由于你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对我们这等小屁民，一边做自由的粉丝，一边躲在被窝里脑补自己在远方流浪时遭遇了狼群。

而我们也确实这么做的。

有人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信仰，我想说，我们缺乏的不是信仰，而是彻底的信仰。

信佛，信基督，我们向菩萨耶稣祷告的是利益；信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我们却从来不肯为现实的改变做出真正自我的牺牲，主义，往往只是你的标签，是你如鱼得水的瓢。

消极的抵抗也是抵抗，而真小人从来比伪君子更可爱，偏执的信仰，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值得尊敬。

我从来相信知行是合一的。

如果行为不彻底，思想就会被禁锢，甚至萎缩直至消失。

而民国作家萧红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她的行动跟着思想走。

仿佛境遇越糟糕，她的思想越被滋养。

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她仍旧一如既往孜孜不倦的写着。

80多年后的2014年，导演许鞍华拍摄了一部描写萧红的电影。

她为电影起名《黄金时代》。

推广会找谁来谈谈这电影呢？

许鞍华导演叫来了刘瑜，刘瑜的老公周濂，还有编剧李樯。

许鞍华叫来的人，其实耐人寻味。

没有找电影评论家，没有找同行导演，而是找了两个学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

这说明什么呢？

萧红本身的故事，本身这个人，还有她的人生经历，是哲学的，且超越电影的。

一般来说，小说改编成电影，有两种结果。

有的是电影完全超越小说，比如《断背山》；有的是电影处于弱势，只是作为一部博大精深小说的演绎工具，但也不吝为一部优秀电影，比如《洛丽塔》；小说和由此改编来的电影的关系，用那句经典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而萧红这部小说，完全压倒了电影。

因此，导演找到哲学教授来阐释电影，也没什么大惊小怪了。

当然，许导演深谙市场的请来了刘瑜，想必深知刘瑜在文艺青年人群中的号召力。

现场的效果也说明了确实如此，三伏天，乌压压的人，已经完全吞噬了空调。

大部分人，像我一样，站着，忍受着热气，还有人群中弥漫的汗腥味，盯着一个个后脑勺，看不到导演，也看不到教授，最后还是“听”完了这次讲座。

讲座的主角是萧红。

提到她，我不由自主的想到《呼兰河传》。

此书初读淡然，再读则透着一股张力，批判的锋芒掩映在淡然的娓娓道来中，也像极了萧红的一生。

刘瑜说，她是反抗的一生，又是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

女人，一旦涉及到反抗，同时又关系到男人，必然变得矛盾起来。

因为在中国，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从来就是顺从，而非反抗。

刘瑜很精确的总结了萧红一生的三个悖论：一，反抗却离不开男人。

二，慈悲却抛弃孩子。

三，卷入左联却始终保持自由。

谈到这里，刘瑜顿了一下，说其实萧红是孤独的。

而真正的孤独，有时候是一种看不见的心碎。

许鞍华导演话很少，也许导演比起说来，更擅长做（咳咳，不要想歪），而这场讲座本来的目的，是为了推广《黄金时代》。

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与萧红毫不相干的名字，我的第一反应是，取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好吧，我承认我对小波私心很重）。

现场许鞍华的三言两语，我明白了导演是在祭奠和致敬萧红生活的民国30年代。

问题一：你对自由怎么理解？

刘瑜的老公，周濂，记住了这个名字，听他的话，看出他是个一个理性的浪漫主义者。

他引用了罗素那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

萧红的一生正是最好的注脚。

她出身地主家庭，却出走寻找自由。

她遇到了爱情，但无论萧军还是端木蕻良，都不是她的最终归宿。

她渴望信仰，怀着追求去延安，却失望而归。

她一直在找寻自己，在那个战火连天，民不聊生的时代。

周濂提到了“自由意志主义者”，这是一个哲学词语。

萧红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完成了这一切。

她曾经对萧军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

”在那个炮火连天，人命贱如草芥的年代，萧红英雄般的说出这句话，这是她一个人的黄金时代。

一个人的一生，最失败的是浪费自己的天赋。

萧红发现了自己的天赋。

刘瑜接着周的话茬说，萧红的状态，每一次选择，几乎都是在生与死之间。

她拥有对抗的勇气。

就像老人与海里的老人圣地亚哥。

萧红可能只是不想过被定义的生活而已，一路被模糊的东西指引着。

而她最难能可贵的在，也许她并不知道路在哪里，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写作才能，却一往无前。

而现代人，追求自由的能力在退化。

中国历史有这种思想周期律，大治则思想平庸，大乱则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缔造出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激荡着魏晋风度。

历史的规律映衬个人的命运，相信萧红说出那句话，也是对时代的感言。

而面对同一个问题，许鞍华导演认为，自由，是跟政府间的协定。

作为一个香港人，许鞍华的思想很明显受现代契约论的影响。

她认为，萧红所处时代，政府对个人和社会的控制很弱（而非现在这种政府全盘接管社会的状态），她的内心的勇敢和渴求，一部分是时代所赋予的。

而我们呢？

你一旦选择自由，就意味着选择责任。

把你，交给你自己。

你能否很好的驾驭和运用自身的自由呢？

问题二：你感受到了自由么？

刘瑜俏皮的说：“我感受到了点赞的自由。

”周濂则继续哲学的思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与民国时期相比，现在政府已经完全接过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自由并不如那时。

许鞍华又开起了玩笑，说自己年纪越大越自由。

此话怎讲呢？

因为作为导演的她，总被人怀疑追求男同事。

她笑称：现在没有人说了，是岁月带给我了自由。

所谓六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而这部关于萧红的电影，许导70年代末80年代就已经想拍了。

可是为什么过了这许久都没拍出来。

她信心十足的说，这是最好的时机。

嗯，也对。

在最差的时代，拍这么一部电影，应该算是最好的时机吧。

问题三：选一位电影中你最想谈论的人。

周濂为萧军说了话。

萧军两次去延安，第一次去了不久就离开。

第二次，恰逢延安发生了王实味事件，萧军路见不平，在所有人批判王实味时，萧军为王说话。

他对自由，对个性，还是存在着一种坚持的。

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知识分子被抽掉了脊梁。

刘瑜则选择了丁玲。

刘瑜周濂夫妇真是有意思，一个女权主义者（真不知道为何刘瑜会结婚），一个被西方哲学思维影响的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两人凑一对，唇枪舌战。

刘瑜认为，电影中的丁玲，更像是一个悲剧。

她的一生，就是一部文艺女青年如何变成一个马列老太太的衰落史。

人最悲哀的，不是饿死，而是被打败。

而萧红，与时代背道而驰，她生于民国时代，史书上形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她的笔端，你已看不到时代的印记，时代确实已经在她的视野之外。

小说的格调，一等的，是人性的，社会性的只属于二等。

萧红已经跻身于一等小说家之列。

与刘和周比起来，导演许鞍华显然更关注现实。

她想谈谈电影里的鲁迅。

鲁迅算是萧红的启蒙老师，引导她走上了文学道路。

许喜欢鲁迅的杂文，原因是他的杂文针对时事，立刻有反应。

他在为什么写，针对谁，这些问题上，明确又迅速。

李樯则选择了萧红本人。

作为编剧，李在字里行间的文学上对萧红的理解，相信是四人中最深刻的。

他的话也值得思考：萧红虽然经历了坎坷的一生，离家出走，两度结婚，兵荒马乱，仍旧坚持自我和理想，可是深挖，东西并不多。

越接近她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的是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作家的认识都是自以为是的，越客观越不客观。

萧红，萧红是谁？

谁的萧红？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更像是一种个人虚无主义。

李樯说，她的写作，仿佛是天地人，给她造出来的东西。

好似她一生的悲欢离合，都是为了她的写作。

不过最后李樯说萧红。

她这一辈子，赚了。

但赚或者赔，是经济学的词汇。

人生怎么能用此来衡量？

我更同意周濂的观点。

萧红一生都不是自由的，但她赋予万事万物意志上的自我。

于是，她获得了意志上的自由。

就像康德哲学所推崇的，人唯一的自由，是意志上的自由。

也就像周濂最后引用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的那句话：“黄瓜愿意结一个谎花就结一个谎花。。。

”后记：写这篇记录时，偶然读到凤凰网的在人间特刊：《女大学生之死》。

读毕。

震动。

抬头发现以上3000多字，连同其中的人，他们说的话，他们的思想，多么荒谬啊。

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精英姿态，跃然纸上。

所有的思想，言论，在抗击现实时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

苦难还在继续。

但即便如此，也不构成我们袖手旁观的理由。

因为，面对苦难，没有理由。

而坚信你的信仰，比随波逐流更难。

何时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尊严，何时才是有良知的青年人放松的时刻。

否则，这个国家的青年将永远不能停止痛苦。

和张莉老师是多年老友，她是做文学评论的，特别是专门做过萧红研究，因此是我身边对萧红最有发言权的，一直期待她能写文，终于来了，必须转一下。

我觉得《黄金时代》还不错，但是也认为电影本身有硬伤的，也和身边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

看了朋友的评论以后，就更加清晰了，也更有说服力，电影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就不多说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的解释了为什么萧红在文坛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给那些只把萧红理解为奇葩和荡妇淫娃的人解个惑。

为什么鲁迅曾断言萧红一定会取代丁玲。

张莉老师认为电影不够好的理由也解释的很清楚，意见很中肯。

文/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批评家银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

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

补充动机何在？

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

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

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

电影里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文|张莉留下无数疑问的传记电影这是由朋友叙述建构而来的女人萧红，看完《黄金时代》后，我想。

它既不象宣传海报上拍得那么美轮美奂，也不象另一些人批评得那么不堪。

平心而论，在当下的中国影坛，它确也算得上一部有追求、有情怀和有水准的艺术电影。

由朋友们讲述的那个萧红，倔强、执拗、软弱、神经质、受到疾病困扰、对养育孩子没有责任感，一生经历传奇，结局令人扼腕。

这是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年轻的、不谙世事的萧红，一个让很多人猜不透的女人。

电影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疑惑。

比如，作为现代文学教父的鲁迅为何会对年轻的二萧如此看重？

萧红为什么要执意离开萧军，一意孤行？

萧红为什么会被当时的很多朋友尊敬、帮助和爱护？

萧红死后为什么会令那么多人念念不忘，被大书特书？

——难道仅仅因为她传奇而悲惨的一生？

看完一部传记电影，如果普通观众不了解传主身上的非凡特质、对传主的选择完全不能认同和理解，未必全是观众的欣赏能力，也可能因为电影的表现能力。

一部传记电影有义务在忠实史料的基础上呈现作家的一生，但也有责任使读者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及人类的贡献。

对于后一要求，《黄金时代》显然力有不逮。

当屏幕上出现鲁迅的面容时，观众中有人惊呼，萧红认识鲁迅！

鲁迅温和、家常，言谈也不乏锐利，只是，与其它人相比，他的肢体动作有些僵硬，话语方式过于书面。

在当年，二萧被鲁迅看重的原因是什么？

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吗？

这是看《黄金时代》时第一个困惑。

可惜电影没有给予有力的说法。

鲁迅与二萧之间自然有情谊，最初相助，一为文学，二为家国。

鲁迅看重二萧的文学才华，为二萧的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二人也因鲁迅先生的推荐而为文坛瞩目。

鲁迅对二萧，有知遇之恩。

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二萧是来自东北的青年。

他们作品中有东北人民的生活情状，鲁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关注东北沦陷。

鲁迅对萧红尤其欣赏，他对她《生死场》的评价是“力透纸背”，有“越轨的笔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预言，在未来，萧红将取代丁玲，正如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以上种种信息，电影并没有给予充分交待，因而，我们只看到坐在鲁迅家无所事事的萧红而没有认识到这两位作家有着相近的文学追求。

囿于萧军朋友圈的讲述如果把电影中讲述者们放在一起会发现，大概除了许广平、白朗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跟萧军关系更好，更认同萧军的立场。

在当年，那些认为萧红写作有问题、认为萧红写作不如萧军的其实也是这些朋友。

那么，在萧红死后的讲述中，这些人的叙述有没有为“活者”（萧军）讳；有没有基于他们立场、人际关系及审美趣味而导致的对萧红个人生活选择上理解的偏差？

主创是否应该有辨析？

电影中，二人分手的重场戏里，萧军是担当的，端木是畏缩的，萧红是执拗的，朋友们是遗憾的。

仔细想来，这些印象都是全部出于萧军及朋友立场。

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是事实。

大概是由当红小生的扮演，原本有武夫气质的1米6的萧军被塑造得高大、英朗，平白获得了很多同情分，出轨都出得都理直气壮。

顺着这位男一号的眼睛看去，萧红的发脾气、不高兴以及最后分手的情节实在象“作女”。

对萧红有此等理解的观众并非少数。

这并非观众的问题。

电影并没有明确给出，年轻的萧红有她无数的苦楚。

生完孩子后就被妇科病缠身，血流不止，一生都身体衰弱，这是二人夫妻关系不睦的导火索。

除了电影表现的，萧红早年就曾因家暴出走，萧军朋友都冷淡视之，使她无路可走，只得再次回到萧军身边。

这在萧红的文字里是有记载的。

许多资料显示，在萧军及朋友圈里，萧红只会写几笔散文并不会写小说，很消极，文学成绩也并不如萧军。

对萧红文学创作的轻视也一直持续到萧军晚年。

作为作家，萧军至死不能理解八十年代后为何有那么多人喜欢萧红的作品。

萧红并不按当时写作套路写作，也不为时代要求和宣传而作。

这是二萧文学理念的巨大分歧，这是志不同道不合。

——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家暴，出轨成习惯，同时也并不认同她的创作理念和精神追求，对她所做的一切不屑一顾，她有何理由和他在一起？

在萧军形象处理上，电影给出的信息是暧昧的，有意遮掩其不堪一面，何以如此？

有关萧红的回忆中，聂绀驽的谈话可信性很高，萧红提到她对于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谈到鲁迅小说，这些认识都让聂感到震惊和佩服。

在那个场景里，在文学层面上萧红是强大的和自信的。

可惜，电影里却只引用了聂绀驽象导师一样鼓励萧红要向上飞。

屏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

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

补充动机何在？

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

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

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

在事实面前，电影里却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在萧军的朋友圈看来，端木胆小而不值得爱，那么顺着这样的逻辑，萧红何以选择端木，而骆宾基为何会给予萧红那样深切的照顾电影也都一笔带过。

对于萧红传记而言，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

因为萧红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萧军，她的选择在当时也有她的道理。

电影对端木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除却为人处事，端木的文学成就也未必逊于萧军。

只介绍端木为人而忽略其文学成就的作法，是不客观的，对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也是不尊重的。

事实上，萧红是因《生死场》、《商市街》成名后成为当年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而端木与她的文学气质相近也对她颇为仰慕，这是两人走到一起的前提，而骆宾基则是萧红的读者和仰慕者。

电影中这些信息并未得到足够呈现。

而这对塑造作家萧红的形象极为关键。

另一面，关于丁玲的呈现则有过度之嫌，丁玲《风雨中忆萧红》固然回忆萧红，但也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彼时的丁玲在延安也正风雨飘摇。

单纯坚强乐观的革命女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而且《黄金时代》似乎对丁玲过于偏爱了，她甚至被拿来作为一面镜子，比照萧红的苍白和软弱和不坚定。

去与不去西北，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离世。

这种推论，过于肤浅和简化。

梳理由萧军主导的话语系统，整体理解一个作家萧红，不难发现一个简单事实：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这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

而且，在她最后三四年和端木生活的时光里，她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未完成），这是她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

离开西北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国事，在武汉以及抗战爆发后，萧红也有关于民族兴亡的作品——她没有在革命第一线，并不证明他们没有家国情怀。

她当然支持抗战，但同时也认为作家写作终究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和苦闷，她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个没有文学生活的萧红跳出“朋友们所说”的视角会发现，作为作家，萧红有她的超越时代的一面，她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独具我见，不合众嚣”，她写作的独特性恰也是当时她的伴侣、她的朋友们所不能理解的。

——忽略了讲述者们的理解力和倾向性，对于文学意义的萧红没有足够的理解力，这是《黄金时代》最致命的局限。

因而，尽管看起来电影在追求真实和史料搜集上下足了功夫，众人的穿插讲述也自有效果，但由萧军朋友们拼凑出来的萧红却苍白而令人迷惑。

作为作家，萧红大部分时光难道不是在写作吗？

在疾病中、在饥饿中、在奔波中、在痛苦中。

电影中关于这些场景很少。

而且，这个女人写的到底是什么？

她只写了花园吗，只写了自然吗，她写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二麻子，都是当时受苦的人。

这是一位对大时代和卑微个体一视同仁的作家，这样的选择和追求，是需要受到尊敬和重视的。

萧红的写作在当时影响如何，年轻人如何读她，同行如何评价她，她如何无视批评执着写作，全是空白。

当别人不能理解她的很多所作所为时她也是被动的和失语的。

电影中，只呈现的是众说纷纭的萧红罢了。

但那个风暴中心的人，从不为自己解释。

于是，我们只看到了疲于奔命不断抽烟不负责任的萧红，只看到一个跟大时代选择背道而弛天真地要“找死”的萧红，却看不到她有她的想法，她的特立独行并非全无意义。

甚至你在电影里都看不到这些文学青年们在一起讨论文学，在电影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她的书出版的场景，而这也是她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

可是，对于一个作家传记片，这些镜头难道不是必须的吗？

还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在叙述抗战时二萧的选择时，想象力和理解力也是偏狭的。

如果我们不把萧军的选择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不把萧红在病床上去世作为她选择不去西北的坏结果，那么我们会看到，彼时与萧军不同、与萧红有共同选择坚守在国统区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茅盾，也有沈从文、钱钟书等人。

（萧红当时的悲惨境遇，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事故及战乱，也由于她身体的衰弱。

）如果我们的史料不囿于萧军朋友圈，那么我们还会读到萧红当年的其它朋友对她的评价和纪念，茅盾先生在萧红去世后为《呼兰河传》写下的序言，诗人戴望舒在萧红墓前写下的诗篇：“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萧红死后，有无数传记和悼念文字出版，每年都有万千孩子诵读她的作品……一个文学层面让无数同辈后辈深切尊重的作家，一个生逢乱世命运坎坷的青年，当这两个形象合而为一时，才是完整的萧红，也才是今天为何那么多人纪念和心痛的原因。

《黄金时代》完整还原了萧红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轨迹，却忽视了她在有生之年所进行的精神跋涉和她的文学成长轨迹；在对民国大时代的想象中，《黄金时代》还原了革命青年的热血和朝气，但却对抗战时期民国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没有充分认知。

看许鞍华和李樯滔滔不绝的访问以及各种宣传，原以为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创作，却不是；《黄金时代》完全可以在塑造萧红和民国知识分子方面完成得更好，可惜它没有。

PS:关于电影，我后来和其他朋友讨论时，朋友也说这些要怎么表现呢？

我设想是有几场戏是可以加进去的，一是当时文学青年们讨论文学，二是二萧创作理念上的冲突（这也是萧红离开萧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当年左派杂志《七月》会议，萧红的发言，她说过三句话：第一句，她在武汉《七月》杂志座谈会上说的，作家不属于哪个阶级，而属于人类。

第二句，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自觉地在那受罪，而鲁迅先生是自觉地和大家一起受罪。

第三句，我的笔锋，就是要对准人类的愚昧。

所以萧红的创作动机，要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加几场戏，减几场朋友的叙述，萧红这个人物形象作为作家的一面，她在创作上的探索和境界，会立刻被拎起来，丰满起来。

比后来让沙溢直接说那段盖棺定论的话要好一些。

对《黄金时代》，我的看法是：很难写，写得及格。

很难拍，拍得足够好。

为什么本子难写，编剧在采访中说：“萧红这个人物在剧本创作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萧红研究的素材主要包括：萧红作品如《呼兰河传》、《商市街》中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萧红周围重要人物如萧军、端木蕻良等人回忆萧红的文字；萧红与周围人物的通信。

“人的真相是很难复原的。

”李樯解释说。

这些来自萧红或旁人的描述中，有太多主观的猜测、修正、粉饰、篡改，也有自我遮蔽，别人的遮蔽。

这直接导致萧红的“悬案”相当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版本的“真相”。

在创作剧本时，选择某一个“真相”，也随之会产生一种对萧红及相关人物的判读。

”随便找一段故事来应证吧：“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一书第45―46页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

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但这件事被萧红研究者秋石反驳道：“在诠释这一事件前，笔者先说明一个事实。

一个当时武汉左翼文人所留存的资料都能印证的事实：1938年8月，置新婚不足三个月又有孕在身的萧红于武汉，端木蕻良先行去了重庆。

而此时的武汉天天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

端木此举受到了几乎所有在汉左翼作家的责难。

而且，令人不解的是，端木没有给萧红留下生活费。

对此，胡风先生率先表示了异议。

有关端木自己先赴重庆及不留生活费的事，当事人蒋锡金（他不仅与冯乃超等人承揽了萧红的食宿，而且为萧红担肩筹足了去重庆的路费和生活费用。

1998年5月、7月，锡金先生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高原（萧红哈尔滨早期好友，1997年10月9日，在其南京虎踞路寓所，老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印证了一个事实：时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见萧红身无分文，就把自己身边仅有的5元钱留给了萧红）等人都曾撰文予以说明。

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

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胡风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彻头彻尾子虚乌有式的杜撰：因为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9月下旬―10月中下旬，曹靖华根本不在武汉！

而且，曹靖华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的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是在一年多后。

（引文略）”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都需要辛苦的考据才能接近真相，可以想见，编剧在面对萧红的各种谜团时抉择的艰难。

所以编剧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既然有那么多因素组成了一个人，那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我想写这种不确定性。

”对于一些历史“悬案”的处理，李樯会安排多个版本的“真相”。

比如丁玲和聂绀弩为了让萧军和萧红复合，把萧军从延安拖回西安，却“撞”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块从房中走出来。

对于这个事件，三个当事人讲法都不一样，李樯就很客观地把三种讲法依次写在剧本上，以突出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这是我对历史、人物的一种态度。

”在李樯看来，人们时至今日所获得的萧红形象，是经过旁人的演说、各种修正更改等等，逐步过滤而来的。

萧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并不是李樯兴趣所在。

“我知道没有真相，一万个人心目中有一万个萧红的形象。

”李樯说，“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过滤，也想将过滤的过程表现出来。

”这种做法，我认为是合适的，对萧红也最为尊重，但是，也有很大的遗憾。

这种客观谨慎、不敢多加演绎的态度，让影片过于克制收束，只能在细节上稍微做些补充，人物不够立体，情节里也没有一个集中的段落能更深入地感染和打动观众，观众不是文学研究者，并不会满足于“考据和过滤的过程”，其实可以在大体客观的基础上，重点发挥一两场的戏把整部片子“拎”起来——“艺术的真实”也是真实。

总的感觉，编剧还是有点被故纸堆打败了，说“越接近萧红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问题也在这里：《黄金时代》里的萧红，的确不够饱满激烈，而过于秀气、文雅、平凡和碎片化了，更多的是一个凄凉的女人，而不是又天真又复杂、又直接又敏感、富有才华的作家。

所以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保持对人物的第一感觉是很重要的。

萧红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长大，是一个无根的、不会回头的人，年纪轻轻就果敢地跟有妇之夫私奔——除了爱情，还因为无家可恋可归，让她可以全然地豁出去，随波逐流也好，只要离开家就好。

她有时是“低”的，但绝非忍气吞声的弱女子，除了在政治和写作上自有主意，即使是在二萧爱情中，她也并不那样“温顺”，是有着自己的骄傲，敢于当众驳斥萧军的，这在蒋锡金的回忆文章中有所体现： “饭后闲聊着有时也抬杠，有一次竟把萧红气哭了。

那是萧军故意发的谬论，他提了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

大家就闲聊起来。

可是他忽然发了个怪论，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

他又联系了在座的人，举例道：“我写长篇小说（他那时正在续写他的《第三代》），最伟大；Domo（指端木）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这大约是指他的《大地的海》，已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听说在江上被炸掉了，他正唉声叹气，下决心要重写），那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那时她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

”他翘起了个小指头：“你是这个！

”我懂得他在逗我，没理他。

可是萧红和却与他争论起来，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对他进行驳斥，也说了些挖苦的话；Domo不搭他的茬，却绕着弯儿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

我也搭上几句，说他简直胡言乱语。

抬杠抬得很热闹，大声吵吵得有些像吵架了。

这时胡风来了，问我们吵什么，问明白以后，他笑笑说：“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下一期《七月》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与。

可以写出来，加讨论。

快发稿了，你们都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

”“争论”结束了，他也告辞离开了。

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可是萧军却交卷了。

胡风坐在我的床上翻阅着萧军的稿，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

”我们惊讶了，问怎么能说对呢？

胡风说：“读几段罢：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

”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

”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

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

”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受不了。

””这一段如此生动，也能突出萧军萧红在精神上的交流感，比单纯让萧军说一句“我一直是欣赏她的创作才能的”有力得多。

片中那段搞笑的话剧也完全不能体现作家群的才气，其实编剧可以精心设计一场热热闹闹的、有深度又有生活感的谈话群戏，这在蒋锡金的同篇文章中有现成的素材：“我们的生活仍是很和睦的。

有时还唱唱歌（中国的、外国的，萧军还会唱京戏、评戏和大鼓书），跳跳舞（二萧都会跳却尔斯顿，还会学大神跳萨满舞），引得同宅院的邻居孩子都扒着窗户看；也时常开玩笑和抬杠。

我们议论中外古典名著和文艺问题，讨论时事和分析战局，谈到如果武汉守不住，大家怎么办？

有人说，可以组成个流亡宣传队，虽然只有四个人，倒还多才多艺，能唱歌、朗诵、演戏、画画，能写标语和传单，还能写文章写诗，大概流浪到哪里都能拿出一手；有人说，如果不行也能开个饭馆，干重活萧军能包了，上灶有萧红，Domo和我可以跑堂，保证能把顾客侍候好，我们还能创出几样名菜来，比如说“萧红汤”。

其实那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或胡萝卜）、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也可以加些奶油和胡椒面。

这在上海叫“罗宋汤”，哈尔滨叫“索波汤”。

易做而好吃，营养也丰富，内地人不懂得做，可是他们还喜欢吃。

”生活贫瘠困窘，但在精神上，他们是富足的，年轻人，又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应该留下更兴高采烈、火花四溅的场面才对。

这也才更符合许导心目中的那个时代精神。

【补记：看了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发现这一场戏其实是拍了的，但从片段看来冯绍峰和汤唯都演得不是很好，很可惜。

最终也被剪掉了。

】尽管本子整体有点平淡，但好在细节细腻、丰富、生动，画面优美有诗意，拍得足够好，演员也很努力，制作相当精心，所以《黄金时代》仍然是一部值得去影院观看的片子。

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萧军从当铺赎回棉袄，萧红喜滋滋地穿上，抬手穿袖子的时候不慎碰到头顶的吊灯——接下来是一个仰拍：俩人拥在一起，明晃晃的吊灯在背景来回晃动，整个画面一下就活了，如果把吊灯的动感引申为俩人生活的动荡，也很贴合。

还有一个细节，香港即将沦陷，骆宾基和端木抬着萧红上船，黑暗中船夫做了个要钱的手势，点好了才让他们上。

形势如此危急，细节却仍然一丝不苟。

真实感，时代的真实感，就是靠这些一丝不苟的细节烘托出来的。

还有影片常常出现男人随手给萧红捎来几个水果，那么平常的苹果、梨，在影片中却格外鲜亮，是困窘暗淡的乱世里一抹亮色和温情，很自然地就把当时的时代氛围传达给了观众。

更不必提最后骆宾基买糖、吃糖、流泪、回顾的那几个镜头，是又自然又巧妙的设计。

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读到《生死场》的情景。

还是高中生的我，在书城晃荡，随手拿下一本萧红，坐下来，一气读完，惊为天人。

那样触目惊心，却又那样美，被扎扎实实地击中，前所未有。

《呼兰河传》更让我确定，这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

她的短篇虽说没有长篇那样惊艳，但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无改。

至于那些风花雪月，当时就搜看过她的传记，所以这次也并不新鲜，对她的理解也没有新的视角，我想，大概这部《黄金时代》于我，只是完成一个久远的心愿吧。

即使如此，这部有缺点的电影，已经非常努力。

《黄金时代》绝不是什么烂片，而是有诚意、有门槛、不媚俗、坚持并完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的电影，它的艺术价值，并不能因为不符合部分观众的预期，或者与某些创作者的理念不同，而被否认。

但愿票房好一点，毕竟文艺片能找到7000万投资不容易，希望用心和努力的电影人能得到回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继续做、更自由地做、做得更好。

ps.写完后看到一篇专访：萧红侄子独家点评《黄金时代》，里面也提到此片不容易，有遗憾——尊重史实，但创作不足，对于萧红作为创作者的刻画不够，具体可见：http://www.dzwww.com/yule/yulezhuanti/mtcbg/201410/t20141002_9803334.htm10月8日补记：没想到这篇文字引来这么多有质量的评论，再加上这几天看的其他的一些道德批评或者史学文学批评，更加体会到了编剧的难处，也更加理解了他的创作意图。

史料客观谨慎地呈现，一方面是尊重历史人物，另一方面是引导接受者来填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是看起来更具召唤力的结构。

但是，编剧称想摆脱“以往传记片的漩涡”，认为“像和不像”是“特别表面和肤浅”的问题，而观众参与建构的多面化的萧红才是历史人物真正的面貌——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即使编剧再怎么自以为客观谨慎，都是经过了自己的主观选择的，目前这样“平凡、碎片化”的萧红同样接近编剧心中最像的萧红，注定会以一种强加的先期的方式引导观众，这样依然会落入传统传记片的窠臼。

要做真正的实验，要从形式到内容一并进行，而非以看似先锋的形式，仍然服务于内容传统依赖史实的传记。

而即使是李樯所谓的“传统的传记片”，主观性故事性更强一些的传记片，就不会引发观众的建构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至于平铺直叙没有高潮，编剧说“不是非要给你一个肉身的情感和激荡才叫高潮，高潮是你看完这个电影，可能几天以后仍然萦绕在心头，这才是最高级的高潮。

”他的“高潮”大概指的是看完后有情感上的余感，思想上有追索吧。

可事实上是，很多观众刚走出影院就已经没多少印象，也没有多少回味了。

观影中没有一个情感的激荡，“余感”从何而来？

本来就不是以思想性为主的题材，又想让人进行多少追索呢？

还能“萦绕心头”的，大概是像我一样，因为评论而出来评论，要评论而必须要回想的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编剧接受的采访：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822106.shtml）

《黄金时代》上映，引发一波儿萧红热。

凑热闹的人里头，有了解萧红的也有不了解萧红的，当然大部分是不了解萧红的。

他们是因为《黄金时代》才注意到中国文学史上有萧红这么一人儿存在，还有着熠熠生辉no zuo no die的私生活史，真是好大的一盆谈资。

老盯着腾讯新闻新浪微博BB王菲谢霆锋姚晨凌潇肃已经没新鲜素材了，这回来一文坛八卦，还是民国的，哎呦喂，真是bigger than bigger。

于是专栏作家们操着各式各样的小市民价值观、洗脑机构伪成功学、畅销身心灵理论、三流情感专家调调，开始对萧红的私生活指手画脚，怀揣一大摞各式标签往上糊。

有说她是民国第一”作“女的，有说她智商高情商低的，有人批评她不独立不解放总是依附于男性，有人说她是“饥饿的贱货”。

这些人里头，有男的也有女的，但大部分是女的。

张爱玲说，“一个女人如果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

”这话还真是百试不爽。

靠文字混稿费的帮闲文人们虽不大富大贵，但也过得起拎着代购名牌包喝下午茶和异性粉丝打情骂俏的小资生活，对于萧红的落魄潦倒和遇人不淑自然是鄙薄的。

而面对45岁的王菲重泡34岁的谢霆锋，则上赶着赞美“女人要瘦要美要经济独立，才会一辈子都有恋爱谈”，认为王菲象征着人类恋爱史上的进步，未来社会的趋势，blablablabla。

心灵鸡汤之所以特别招人烦，是因为总是抽离时代、阶层、经济的因素，忽略现象背后的因果关联，用一套看似滴水不漏实则屁话连篇的理论，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做注解。

比方说吧，也许王菲只是看到小谢在《一生一世》里的古铜色肌肉还不错，深夜拿起微信问了一句“约吗”，又不慎被娱乐记者拍到，可到了心灵鸡汤专家手里，就变成了宣讲真爱和女性独立的黄金范例。

这可真是祖传三代贴膜，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到萧红的事儿上也是一样。

任何一个人，扔到民国，扔到呼兰那个小镇上，扔到萧红的处境里，说实话，你不一定活得比人萧红好，也不一定能写出《呼兰河传》。

不想在小镇上死气沉沉活一辈子，那么就只能逃。

17岁，家里不给生活费，那年代的大学又不像现在，你指望萧红去麦当劳打工还是靠助学贷款？

关于她和汪恩甲，也未必是遇人不淑。

有研究显示，汪恩甲可能是在路上被日伪军抓走，并非故意抛弃萧红。

然后遇见萧军。

有人说，萧红独立性太差，总迫不及待地想依附男性。

但假若萧军没对萧红一见钟情，萧红谈何依附？

萧军身无分文，既不是煤老板又不是李刚的儿子，萧红图他啥呢？

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萧红并非没去找过工作，她的文章《广告员的梦想》，记载了萧军是怎样嘲讽反对，酗酒大闹“有了职业，连爱人都不要了！

”后来，萧红找工作的事儿就这么撂下了。

后来的种种种种，除了电影里呈现出来的那些，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或可考或不可考。

活在没有战乱的现世，用自己的市民逻辑去揣度萧红活得聪明不聪明，真是一件很扯淡的事儿。

若说落魄潦倒，梵高活着的时候也不怎么有钱。

若说依附他人，柴可夫斯基也被梅夫人资助了大半辈子。

若说智商高情商低，汉娜.阿伦特也痴恋了海德格尔很久很久。

你是不是该劝梵高去蓝翔技校学门技术，点拨柴可夫斯基软饭无边回头是岸，再给汉娜.阿伦特注册一百合网账号呢？

子非萧红安知萧红作得不爽，人家的私生活她爹妈都管不着 ，轮不着那么多居委会大妈发表真知灼见。

当然，在其位谋其职，文字工作者总难免写命题作文。

作为一枚码字工，为了赚稿费我也消费过萧红林徽因张爱玲潘玉良的情感经历。

可是，人得分清当婊子和立牌坊的区别，默默告诉自己一声“在职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可别爬了个香山就以为自己征服世界。

私以为，认知一个作家、艺术家，理应通过ta的作品，而非私生活。

从道德角度，罗丹是个渣男，但他的雕塑依然牛逼闪闪。

徐志摩也是渣男，他的诗就实在不怎么样。

渣男也好，作女也罢，跟艺术成就，并没有直接关联。

换个角度看，一个作家艺术家的人生，可能就是ta亲手导演的一件作品，只能用“美”或“不美”来评价，而非“对”与“不对”。

萧红的一生，是悲剧的，但毫无疑问是美的。

同样是双子座，林徽因呈现了双子座富有理性秩序和聪慧的一面，而萧红完全活出了双子座的酒神精神。

她在人生的戏里是演员也是导演，像是精神分裂出两个真身，一边演，一边看着自己演。

一会儿入戏，一会儿出戏，巨痛的撕裂，冷静的调侃，酸涩的微笑，莹然的温暖，俱在。

演到极致，当然豁出自己，豁出一切，生死亦置之度外。

萧军也好端木也罢，只不过是搭戏的男演员，爱谁谁。

长期的颠沛流离和精神紧张，我揣度萧红是有一定程度的精神隐患的，抑郁症或双相人格障碍。

对于一个精神构造非常态的天才，你无法用惯常的逻辑来衡量她。

小资情调的汤唯小姐，自然也演不出萧红的神经质，所以只能用不停地发抖和嘴唇微张来呈现。

但你只觉得，那是汤唯，而不是萧红——写作这件事，原本就不是可以被“表演”的。

萧红如果长成汤唯那样儿，估计就去当美艳女特务了吧，还要啥自行车啊？

萧红的文字，无疑是上好的。

只说一篇小文《初冬》，一字一句重若千钧，有返璞归真的干净，又有秘而不宣的张力。

于是当你看到《黄金时代》里，汤唯捧着杯子穿着文艺毛衣抖啊抖，对面的表弟梳着都敏俊的齐刘海，操着生硬的民国腔劝说“莹姐，你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也不去修理"，只觉得，这样的影像，无法抵达文字的分毫。

因为两种介质的使命原本不同，试图越俎代庖，只能是无功而返。

有人说，你知道许鞍华有多努力吗？

我说，她又不是韩庚，为什么要知道她有多努力？

有人说，你知道黄金时代的拍法很先锋吗？

我说，“间离”嘛，武林外传也用过。

你别说，《黄金时代》里边儿沙溢一出场，还真挺像武林外传的。

还有人说，《黄金时代》能让更多人了解萧红，这不是很好吗？

我想说，还是别了。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火了林徽因，《画魂》普及了潘玉良，可是大家都在津津乐道林徽因的三段情，潘玉良的救风尘，还有谁关心她们在建筑和绘画上的成就啊。

真不希望萧红步她们的后尘，真的，grace 姐姐说了，“拜托拜托”。

今天的男女真的看起来挺平等的。

女性朋友们可以在CBD带着精致的妆容吃外国饭，可以在朋友圈为了敏感词摇旗呐喊，可以和男性公知在同一平台上吵嘴打架。

但当女作家萧红来到面前，我们最遗憾的还是：她没有像40岁的周迅一样嫁个帮她擦干头发的暖男，也没有找到那个提醒她穿袜子的凯歌。

真难为这么多人惦记着她的私生活，萧红地下有知，是死不瞑目呢还是瞑目呢瞑目呢？

---本文首发于作者微信公众号：帝都囧事（didujiongshi)

晚上在环艺刚看，说点零碎想到的。

平心而论，编创者前期对传主的生平做了不少功课，基本没有时下“民国片”的诸多硬伤。

但这不能保证藉此便能拍出一部好电影。

多视点/多声调叙事，叙事/实事时间维度的交叉，可能意味了对历史的主流叙述的某种“间离”意图，但最终这些手法没有形成应有的张力，导演的努力便显得尴尬。

依然有异常强烈覆盖全片的声音在，一种三滴门搭儿的气味过于浓重了，仿佛刚打了除虫剂的花房温室。

也许这种手段与效果的背离，概因导演的意图跟片子的情节剧格局之间的冲突，在这里没有贬低情节剧的意思，但情节剧有自己的玩法。

许鞍华颇在意细节，而片中有个细节我一直记得，萧红找到了那个“前夫”，两人在餐馆用餐，那男人的大哥冲进来把不长进的兄弟痛打了一顿，撕扯中身体不稳摔倒在地。

就在那一刻，他脚下露出一双黝黑锃亮的皮鞋底——不是鞋帮鞋面，是鞋底哈——来鞋底好干净，灰全揉在观众眼睛里了。。。

给鞋底抹点灰，就这么难吗！

鲁迅和二萧的交往段落，从公映的版本看，是刻意经营的，大概意在表现鲁迅形象的复杂吧，然而力度有限。

其实鲁迅对萧红萧军的维护，一面在对其创作的推介，另一面也在对对于其批评的批评，这话说得有点绕口令，大伙找鲁迅全集当中《三月的租界》跟《出关的关》这两篇，看看，就知道了。

鲁迅跟上海杂志社的小校对员狄克（文青时代的张春桥）间的笔墨官司，萧军跟狄克的约架，而这老少三人，没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宁”，那会儿的上海文坛何其生猛好玩。

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由地追求梦想与爱情，有人在流离中刻骨求爱，有人在抗争中企盼家国未来。

萧红，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一路流亡，从北方到南方，从哈尔滨到香港，一边躲避战乱，一边经历着令人唏嘘又痛彻心扉的爱情与人生。

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在她笔下穿透纸背，她的人生亦是如此。

这部电影非常过瘾，有些在文章里间接看到的场面，都成为了直观的画面。

萧红和她的那些男朋友们，我个人非常欣赏，也很喜欢导演这样的处理。

多数人都会有一些八卦心理，在电影《黄金时代》里，这些都“非常堂正”地表现了出来，连小小的细节都很到位。

萧红实在留给了我们太多的传奇色彩，她31岁就已经完成了一生。

悲剧也罢，喜剧也罢，轰轰烈烈地完成了，这是那个时代赋予她的。

转 原作者刘姨摘要：萧红和大多数左派作家一样，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

她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

——评电影《黄金时代》 文明在其积累阶段，通常不会产生才子或文人;只有在挥霍阶段，才会释放这些美丽的焰火。

焰火的任务就是燃尽膏脂，为种子留下适宜的苗圃。

名垂青史的美丽景观，对焰火本身只是无足轻重的副产品。

五四青年及其精神苗裔就是这样的焰火，以其临去秋波向行将灭亡的母体告别。

焰火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最不适合兼任种子的角色。

然而，焰火的崇拜者对此经常不能理解。

文革以后最常见的神话有两种：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马列主义，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五四精神。

不言而喻：前者通常出自政治家之口，后者通常出自文人之口。

于是，今天的文学青年仍然经常重复余烬发出的哀号：回到五四回到自我解放的天真时代　　五四精神所强调解放包括政治和社会两层意义。

前者意味着抛弃军绅政权劫持的代议制，直接诉诸集体和先验的庶民、平民或国民。

后者意味着打破儒家宗族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实现全面的个性解放。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国民或人民都是构建以后才会出现的行为主体。

构建主要依靠组织和津贴，不久就证明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才能胜任。

个性解放才是自恋者的终极追求，但也不是有产阶级家庭以外的青年所能承受的奢侈品。

张中行这种华北农村的小地主子弟觉得，脱产读免费的师范学校已经构成重大和不容损失的投资，普通城市中学教师的薪水已经足以将他提升到大多数乡绅不能企及的社会阶梯。

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脱离旧家庭，只能做余永泽。

　　典型的文人反叛者犹如美国六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多半出自有产阶级的上层。

只有他们才有资格高呼革命口号，蔑视出身无产者或有产阶级下层的右派和秩序维持者——警察、国民警卫队、工会会员、尼克松总统和里根州长。

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和女权主义者萧红都是大地主家庭的产物。

在内地和农村，阶级地位比这更低的家庭根本没有产生左派的资格。

对他们而言，左派身份意味着抛弃内地-农村出身的宝贵通行证，保证从此以后可以混迹于城市布尔乔亚子弟和留学生组成的更高圈子，甚至获得政治寻租的机会。

有钱人才能做左派或自由派，致力于传统社会的解体。

小有产者或无产者的子弟如果有出头的机会，多半只能做威权主义者、儒家保守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例如陶希圣、钱穆和戴笠;因为他们没有富人专享的反社会资格，小共同体的保护或约束对他们的安全和升迁至关紧要。

对穷人而言，五四意义上的自由或解放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自由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代表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

五四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

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

他们欣赏国家的强制，如果这样有利于富国强兵的话;敌视社区的纽带，因为后者肯定有碍个性的解放。

这种组合的怪诞程度，犹如一个人无法忍受蚊子的骚扰，却不介意将眼镜蛇养在卧室里。

他们心目中的西方社会，似乎只有易卜生和萧伯纳惊世骇俗的主角。

他们根本不愿承认：西方社会的基本细胞恰好就是诺拉和斯多克芒医生挑战的虚伪市民(“结结实实的多数派”)，文人发明的边缘人英雄从来没有组织共同体的能力。

明代士大夫就已经发现：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会的性管制可以说相当松弛。

新教社会对家庭价值观和严肃风俗的重视比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容不下丁玲、萧红这种自恋成性的滥交者和杀婴者。

粉红色新青年对传教士、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异常厌恶，其实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当时中国最接近西方的类型。

　　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

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

这种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异乎寻常的批量产生就是洪水即将来临的征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

早年的高尔基就是这种人。

他曾经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结果却发现：美国人憎恶他混乱的私生活，超过了沙皇憎恶他的政治观点。

他永远没有忘记这次侮辱，毕生诅咒和嘲笑金元帝国的伪善。

　　这种叶公好龙的态度在民国知识分子当中并不鲜见。

他们经常从少年时代的崇拜西方转到成年时代的敌视帝国主义，诸如此类的隐秘屈辱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远远超过他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针对西方社会的自卑感、挫折感和报复欲驱使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远比任何阶级和经济的动机更为有力。

然而，这种报复的饮鸩止渴性质过于明显了。

鲁迅晚年就很清楚：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属于自己口头抨击的旧社会，在这种社会溃灭后几乎没有什么生存机会。

问题在于，他的优点和特点就是：正因为出身旧社会，对旧社会的弱点格外了解，因此反戈一击格外有力。

他若不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这些优势，怎能维持文坛领袖的地位?人生已到暮年，他还有重新选择的余地吗?“我死之后，不管洪水滔天”，将“求为清洁工而不可得”的命运留给下一代，岂不是更加明智? 萧军和萧红(他们的名字就意味着“小小红军”)没有他们的导师那样有远见，更没有他多年积累的文学才华和社会资本。

鲁迅同时跟苏联人、日本人、国民党元老、共产党中央和左联保持关系，坚定地拒绝任何完全依附一方的建议。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李立三，不会放弃装甲保护的安全地位。

他满怀轻蔑地告诉周扬，现在还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

他早已放弃真正的文学创作，却运用左右逢源的政治手段，依靠经营自己的形象，赢得了更大的声望。

他的许多弟子却像飞蛾扑火一样，迫不及待地投入红炉。

相形之下，儒家宗族包办的婚姻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堪称温柔敦厚。

在他们以前，柔石等人已经在炉火中焚身。

做出同样选择的小文人大部分都死于苏区内部的清洗，不会有著名的保护人为他们留名。

萧红死在这条道路的开端，大概是她毕生最大的幸运。

萧军和丁玲走到了这条道路的终点，暗示了她本来可能落到的、并不值得羡慕的下场。

没有发生的历史不可能准确判断，但我们并非不能根据她前半生的性格和作风推测一二。

她和大多数左派作家一样，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

她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尤其酷似丁玲。

以她的处事方式，如果长命百岁，未必不会变成另一个丁玲、甚至范元甄——主动认同有能力迫害自己的人，反过来迫害自己的同类。

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她大概免不了泯灭于“无多幻想要全删”的众人之列。

无论哪一种情况，她都会丧失今天供人消费的主要卖点。

　　作为作家，她无疑比丁玲更有价值。

她们的布局都是图解式的“愚昧与压迫”，投合当时政策或风气的需要;但萧红对人物和语言有敏感性，丁玲却没有。

《呼兰河传》与满蒙危机的投机性关系，不逊于《桑干河》之于国共内战。

她的特殊之处在于不经意间流露的尼采式残酷，跟她本来应该发挥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这是一个没有归属的世界，在永劫的铁轮下转动。

刻意的渲染如此虚假，使人无法怀疑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发生的一切，就是应该发生的一切。

局外人从此经过，无缘亦无因。

这些文字属于这样的人：她拔掉了联接自己和世界的无形线索，像失控的气球一样飘离曾经沉重的大地。

一双美丽的眼睛，不应似猫那样似乎永远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时而疏远时而黏腻。

也不应是斜斜的往上吊着好像随时都要从里面射出刀子来。

我认为的美丽的眼睛，应该是像鹿一样的眼睛，饱满圆润的弧线勾勒出来的一双杏眼。

是双眼皮就更好了。

向遥远的地方望去时，眼珠和下眼睑之间或许还会露出一点点的眼白。

仿佛是掠夺了星星所有的光和人们所有的情感放进这双眸子里，像忽明忽暗地湖面一般闪烁着。

汤唯就有这样一双眼睛，或者说，萧红就有这样一双眼睛。

《黄金时代》这部电影描绘了萧红颤颤巍巍的一生，于我而言，往更窄来说，是描绘了萧红一生的爱情。

她的一生是追求着自由与爱情的一生，有爱情与自由的日子，就是她的黄金时代。

而情深不寿，姑娘老去，混蛋常在。

就如丁玲当时曾预言过的那样，萧红是不会长寿的。

是爱情将她照亮，而她也终将被爱情燃烧。

电影中的细节描绘得尤为精彩，即使我这样一个对电影知之甚少的人都能感受到其细节中的用心良苦。

咖啡厅破败的墙壁与精美的咖啡杯形成强烈的反差，窗户外结了一层薄薄的霜，鲁迅客厅挂的是他喜欢的石版画，萧红的病榻旁插的菊花从盛开到凋谢等等，这些细节都让你感觉到仿佛它们被细致地照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