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我不信姜文接受访谈时的那段鬼话，就像我不信有关部门封杀该片时说的那堆屁话一样。

该怎么看这部电影？

姜文不会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告诉你，说完场面话，他一边躲着偷笑去了。

反正这片足够大家在里头各取所需。

——你说这是南郭先生的现实主义寓言，那不错；你说这是国民劣根性的荒诞派呐喊，那也成；甚者你可以去追究那个“我”究竟是谁，随你便。

反正看完该片都觉着被扇了嘴巴子，最多奇怪左脸挨了这么一下，为啥右脸跟着疼呢？

为啥？

因为谁也不愿意去正视自己人性中最深不可测，却又最脆弱最卑微的东西——那就是兽性。

不去正视，那么，或不承认，或退而求其次，或左脸换右脸——管他哪儿疼。

片子里头的街头艺人有一句唱得好，说日本皇军和咱中国人六百年前是一家，献媚献得着实明修栈道。

为啥有有这一出？

为了和结尾对国军的歌功颂德作对比？

那只是一小部分。

而恰恰要真正理解这片子，首先得好好理解这句话。

翻译说，日本人生气客气一个样——中国人何尝不然？

又说中国人杀不杀人一个样——日本人何尝不然？

换言之，姜文在片里几次三番在暗示，这不是说中国人，也不是说日本人，俺说的就是人，人性，奴性与兽性的粘连。

中国驴上了日本马——就是对此的一种隐喻，大家都一样，岂止六百年前是一家？

生存，是人性与兽性既对立又统一的一面。

为了生存，两个民族各有一套自己的哲学。

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日本人用“武士道精神”掩盖死亡的恐惧，无所谓对错是非，不过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两者人性的一面被掩盖，奴性兽性的一面得以强化了。

看看挂甲屯人的贪婪，愚昧——这个作为主线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必细表。

那日本人呢？

真就只是简单的恩将仇报吗？

为什么野野树能下手杀死他每天经过都不忘给糖的孩子？

为什么花屋从最初的视死如归变成了后来的求生若渴再到最后的举刀剖腹？

为什么酒冢队长一开始觉得花屋没死是一种耻辱死最后却制止了他武士道精神的自戕？

为什么花屋是挂甲屯屠杀中下第一刀的人？

——那个喝醉酒在酒冢肩上乱拍的村人道出了真相：恐惧——你要不怕，你开什么枪？

——被说中了？

他知道的太多了！

无论是中国式的奴性，还是日本式的兽性，不过是在战争之下对于恐惧的一种反应和碰撞。

而这背后的文化调教出来的行为模式大大超出了人性本身的思考。

当然，这些文化根深蒂固，却又脆弱不堪。

被逼到极致的姜文照样会拿起斧头去砍鬼子，而猝不及防的鬼子也将武士道精神放到了九霄云外，按照人类的本能四处逃窜。

最终，大家不过是战争的卒子，酒冢取下花屋的刀，武士道精神也可以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歇一歇。

而国家的战争结束了，一个人的战争才刚开始，姜文最后死的时候在笑，也许是因为他发现只有自己真正脱离了这个棋盘。

姜文对于人性的观察和刻画实在是到了一丝不挂的境地了。

所以这片除了反战之外，也是“反文化”的，或者说，它用一种割肉互啖的方式揭示，反思文化与人性的内质。

先且说这么些。

对于人性表象的深入挖掘，也使得这部片子获得了值得挖掘的生命力，也许每看一遍都会看出些新的东西出来。

改天想从其他角度再道一道这部让我爱不释手的片子。

最后，在看了豆瓣上许多人的评论回帖后，我想打个比方。

要有人把你扒个一丝不挂，当众指出你就是个性无能，那么，你完全不承认——那你是主张封杀该片的那一拨；你承认了一部分，但为它找了许多理由各种定义——那你是说这片好却说不到点子上的那一拨；你坦然接受了——那你就是给这片颁奖的那一拨。

某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人就是羊 可你非要在羊犄角上绑把刀，给弄出个火羊阵来。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因为在若干个小时之前，中国人是狼是羊的事，我没想过如果没有网络，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看到鬼子来了，看到这么一个脑后长了反骨的电影，这一切还要感谢我们的广电总局，它伟大而灵敏的触角还没有伸及网络这个大染缸，才得以让这些与我们官方严重背道而驰的“野电影”存活下来，网络 还真是个东西。

有人说姜文只导了三部电影，这三部电影就足以证明他是个天才，是个伟大的导演和演员。

我辈盲流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忘的差不多了，太阳照常升起压根就没看懂，但是凭直觉这不是一个烂片，倒不是说我直觉多么准，因为有时候直觉也是一种幻觉，只是因为电影所散发的一种气质让你发自内心地信任他，相信他是好的，即使是迷信。

直到看鬼子来了，我发现，用鬼才来形容姜文，或许更加恰当鬼子来了对官方和主流来说，无疑是个叛逆的刺头。

也非常理解我们的电影审查机关，作为政府的粉丝和代言人，他是不能对这么一部浑身刺毛的电影手下留情的，他们的立场很明确，思想很简单，对敌人的妥协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估计他们当时看片的时候肯定汗毛都竖起来了：这小子不是找禁吗？

而且我也怀疑当初姜文拍这片的时候，压根就没指望他能过。

同样是讲日军侵华，姜文选择从中国小老百姓的视角出发，看不到官方“正面”操纵和引导的痕迹。

他所表现的东西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的“抗日”经验。

我们在经典的抗战大片里看到的，是日本鬼子的不堪一击，是中国军民的团结一心奋勇杀敌，直到看的麻木，可以面无表情、大脑空白地去欣赏我们的地雷战把小鬼子炸的满地找牙，小兵张嘎翻着跟头耍猴似的从满是鬼子的敌营中轻松逃脱，老百姓们面对死亡时个个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这样说可能有点不敬，但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 那不是真的，可悲的是，我们已经连想都不愿想了。

关于国民劣根性，已经是一个被嚼烂了的话题了，鲁迅先生带出来以后就没停过。

很多中国人也承认这一点，但姜文拍这样一部电影，肯定还是会招人骂的，比如广电总局的发难就首先说明了这一点，你干嘛拍的这么形神兼备，这不是照着镜子骂自己么？

错就错在你点的太透了，中国人讲究含蓄，隔着窗户纸看人，你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把人衣裳扒干净了，一些好面子的中国人就会不好意思，如芒刺在背，不骂你骂谁。

电影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在一系列幼稚可笑行径中所表现出来的懦弱、愚昧、麻木和市井，有人说丑化了中国人，有的镜头和情节确实有些夸张和戏谑的成分，但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还是相信那些镜像就是真实的中国人的形象，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黑白真假，很多人一看就明白了，一些东西也不是你骂两句、喊几个响亮的口号就能改变的事实。

与其护着掩着，不如赤裸裸扒开来看，或许还有进步的余地。

即使是矫情和一厢情愿的揣测，我还是愿意将姜文的所为解读为爱之深责之切。

70年前我们有过那样惨痛的历史，中国付出了无数的生命，经历了那样漫长的黑暗，今天的中国人不能只看到被过虑的符号化的光辉和伟大，更要看到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个人和族群，他或许是残酷的、或许是阴暗的，但他是真实的。

看到二脖子六旺八婶子一个个把头伸桌子上那副窝里斗的神勇；八婶子不要老脸唱小曲，颇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风骨；六旺对着日本人发酒疯灌输自己的生存之道，肝都颤了。

中国人骨子里有种羊性的温顺和善良，别人对我们好一点，就受宠若惊似的巴不得给人掏心掏肺，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是真心实意的，可敌人的心呢，他们只会把你掏心窝子的善良当做得寸进尺的机会，顺杆爬。

这会给你好脸色，眨眼的功夫变得凶神恶煞了，我们只有挨宰的份。

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几个日本兵押着两万中国人去样子江边送死，那样的景象真的不敢想也不愿想，一闭上眼睛，就是几个猎人在驱赶一群羊。

当然，我们也有反抗，疯七爷去兑现他“一手一个掐吧死俩”的诺言，马大三最后近乎疯狂的复仇。

疯七爷是有血性的，他的反抗让人肃然起敬，马大三则是陷入绝境后的自救，他彻底的醒悟，不再幻想和寄希望于任何人。

他死前的一抬头，是大彻大悟后的释然，已经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

头颅滚落到地上，眨眼三下，嘴角微微上扬，仿佛是在嘲弄那些麻木的围观者和迂腐的国民军官，清醒地死去比麻木的活着更有价值。

但马大三和疯七爷却不是中国人的典型，他们更多是被赋予了一种戏剧性来为电影服务，当时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在痛失家乡和亲人后，沉默地活下来。

压迫和仇恨激发了马大三的狼性，中国人的羊性却最终让他成为了一只孤狼。

某人说中国人天生具有尚武基因，我希望这是真的，可是历史很不幸的证明，中国人的尚武基因貌似还是隐性的。

当日本的小学生喊着“为天皇而死”的时候，中国的同龄孩子却在光着屁股问日本兵要糖吃，所以当年一个成了张牙舞爪的狼，另一个却成了待宰的羔羊。

我们都期待和平和安稳，可是这种美好的希冀不会因为一句中×友好就万事大吉，全世界老百姓骨子里其实都是善良的，但架不住政府和精英们有意无意的忽悠，不定哪天鬼子又来了。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是羊了，却因为历史基因问题也没蜕变成狼，我想就算成不了狼，我们也得装一大尾巴狼的样子。

这初看是一出荒诞的黑色幽默戏剧细细品味之后发现了其中的深刻的真实中国关于抗日战争的电影有无数经典，但无非阐述的是两个字：英雄！

在《鬼子来了》里面，我们看不到英雄和正义！

看到的是生存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战争中最迫切的不是正义打倒邪恶，不是大无畏精神，而是如何保命如何活下来！

《鬼子来了》讲述的就是这一个最直白的话题，生存！

蝼蚁尚且偷生无论村民干什么荒唐的事情，他们无非就是想活！

活对于任何生命来说都是最基本的本能！

当他们的生命处在最危险的时候，这种本能就成为了最高的利益和最终目的！

什么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全部闪一边了甚至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可以残忍剥夺他人的利益这不符合我党的教育方针，但是铁铮铮的事实！

对于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八年抗日战争，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角度看呢？

除了英雄，更多的只是凡人吧……我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看出了姜文的颠覆精神，在《鬼子来了》里面看到了颠覆权威和思维定式后展现出来的另外一种露骨的真实！

2000年姜文应该是37岁，不到40的年纪能对人性的洞察至此程度，很难想象他37年所经历的是何等丰富与残酷。

鬼子来了是所有反映抗战题材的电影中抓角度最独特的一部：全片总共不过4、5个场景，没有大场面，主角是大字不识的底层小农，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也没有高智商的斗智斗勇。

统供就这么点料，姜文却能以小见大，极尽细致的刻画揭露了人的内心和思想斗争的全过程。

如此真实深刻又接地气的人心诠释，让陆川的《南京南京》也望尘莫及。

向姜文致敬。

我理解的姜文试图表达的人心：当善良又愚蠢的羊和凶狠残酷的狼相遇的时候，羊总是想竭尽所能的迁就狼以图保命，然而狼永远是狼，羊反抗与否最后都是个死，所有的和平只能是伪善暂时的，可愚蠢的羊看不透，该反抗的时候自欺欺人不反抗，等到终于醒悟拿起武器冲向狼的时候，游戏规则已经不允许了。

愚蠢比懦弱可怕，在愚蠢面前，再多的善良只能徒增愚蠢的程度。

这自然就解释了为何此片遭到长期禁映：1，歌颂中日亲善事实的民间故事，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2，国人的窝里斗、外面怂，从最底层根植在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在霓虹国人的强大精神原子弹面前，是那么的卑鄙、龌龊和让人心碎的同情。

3，当上一代人已成为懦弱甚至不分善恶之生存至上的卫道士的时候，其下一代必然会受这种影响而自小麻木、自私的成长。

影片为最大程度还原那个年代的味道，除了最后1分钟回归彩色画面，其余的全黑白画面，这让视觉上很难受，但极度夸张且快速切换的面部特写和纪实性镜头拍摄手法缓解了黑白高强对比度带来的视觉上的不适，让你有种像与全村老乡挤在大队公社看一台破黑白电视的兴奋感。

这是部比让子弹飞强10倍的好电影！

一把枪顶着马大三的前脑门，持枪的隐身者发出了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合上眼!”此时，死亡离马大三还很遥远，然而马大三的头一动也不敢动，眼睛也一直没敢睁开。

整个故事就此获得了第一推动力，一直推向悲剧性结尾…… 　　 　　 一把刀比着马大三的后脖根，持刀的行刑者，借着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举起了刀。

此时，死亡离马大三如此之近，然而马大三傲慢地转过头来，对整个世界斜睨一眼。

头落地，眨眼三下，嘴角上翘，笑了———响彻世界的无声大笑。

　　 　　 片尾的持刀行刑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

片头的持枪隐身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我”。

那么“我”又是谁呢? 　　 　　 一：《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

在小说里，“我”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吴队长。

这个“吴队长”，在电影里变成了六旺“出了村过了河”去找的那位“五队长”。

正因为“吴队长”送来人又迟迟不履行承诺来取人，马大三才会让六旺去请示“五队长”如何处理那两个俘虏，并请求“五队长”尽快让村民脱离危险。

然而“五队长”竟然说:“我们没往挂甲台搁过人啊!”这是编导从出发点上着手的颠覆性改编，于是原本略有荒诞但还算合理的小说情节被彻底荒诞化。

片尾字幕里，既没有“吴队长”，也没有“五队长”，然而有那个神秘莫测的“我”。

“吴”先转为“五”，再转为“无”———即非人的“我”，因而小说中原有的情节即便被保留，也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最后抵达了与小说情节完全不同的结尾，开掘出与小说寓意完全不同的寓意。

　　 　　 艺术作品的寓意不能隐晦过深，否则就没人能够索解，然而艺术作品的寓意又不能过于直露，否则就成了乏味的说教。

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既留下种种暗示寓意的蛛丝马迹，又时时用障眼法来淡化每一次暗示。

比如由六旺口中的“五队长”，又衍生出马大三口中的“四队长”、“七队长”，董汉臣口中的“八队长”，就是障眼法。

不仅如此，为了不让观众轻易窥破寓意，编导还特意不让“五队长”在电影里直接出现，“五队长”否认送来过俘虏，也由六旺间接转述。

对这一至关重要的点题性间接转述，编导又故意让六旺用滑稽绕口令“出了村过了河”来转移观众视线。

　　 　　 “我”既非“吴队长”，又非“五队长”，那么“我”是谁呢?答案就在编导增加的、小说中原本没有的一个象征场景和一个象征人物里:秦始皇始建的长城，慈禧太后的刽子手一刀刘。

长城是不会说话的，所以编导让奉旨行刑杀了民族英雄谭嗣同的一刀刘亲口点出电影的根本寓意:“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 　　 　　 至此，“‘我’是谁”的答案水落石出:“我”就是“朕”。

“朕”是秦始皇登基时发明的自称，也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前，所有中国皇帝延用两千多年的自称。

　　 　　 编导试图通过艺术语言的荒诞和不合理，来揭示中国历史的荒诞和不合理。

因此小说里的“吴队长”先变成电影里的“五队长”，再与“吴队长”脱钩，成了神秘化、荒诞化、非人化的“我”，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

就这样，刻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特定历史时刻的“我”是谁125写实主义小说《生存》，被改编为揭示两千年中国专制史及其必然后果的象征主义寓言《鬼子来了》。

　　 　　 中国之西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之南是文化落后的烟瘴之地，之东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近代以前，中国人无须防西戎、南蛮、东夷，只须防北狄，因为中国之北是一马平川的大漠，所以近代以前，中国的边患总是来自北面。

因此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不得不建造万里长城当作人为屏障，其后汉、明等朝也反复加固重建。

然而近代技术突飞猛进后，也就是冷兵器时代结束后，大海不再是无须设防的天然屏障，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外患总是来自东边的大海。

然而时移世易，先秦以前极其伟大的中华民族，先秦以后日益丧失其伟大，因为秦始皇以后的无数中国帝王，自以为握有高枕无忧的绝对权力，两千多年来肆意愚弄和无尽戕害着中华民族，导致御外侮能力持续递减，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把伟大的中华民族“教化”、“整治”成了毫无血性、毫无理性、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最高生存目标的卑怯奴隶和狡诈愚民。

人若自侮，然后人必侮之;不敢反抗本国侵害者的民族，必然是不敢反抗异国侵略者的民族。

这就是《鬼子来了》的根本寓意。

　　 　　 二：如果仅有改编的深刻思想意图，却没有改编的高超艺术手段，那么改编就不可能成功。

《鬼子来了》的成功之处，首先是编导对小说《生存》的情节删繁就简:在小说里，花屋与董汉臣时分时合、各说各话的对比性复调合奏，既被其他情节遮蔽，又非贯彻始终的情节主线。

电影删掉了大量过于枝蔓的小说情节，运用电影独有的叙述优势，把这一充满张力的对比性复调合奏贯彻始终。

而改编得以成功的关键，就是编导找到了能够包容多重寓意，甚至能够包容相反寓意的寓言核心:“我”是谁? 　　 　　 片头“我”送来俘虏后，紧随其后的情节主干是审问，审问过程的关键细节是马大三提醒五舅姥爷:“你老给问问，那个……‘我’是谁呀?”村学究五舅姥爷赵敬轩，在愚民政策允许知道的范围内堪称无所不知，令中国头脑休克两千年之久的不知所云的屁话，他几乎全都知道，诸如“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养虎为患，夜长梦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恭敬不如从命”等等，甚至还能诌出一篇可笑之至的诗经体中日契约，然而他同样不知道“‘我’是谁”，只能问受审者: 　　 　　 “你们给我说说，‘我’是谁呀?” 　　 　　 受审者满脸困惑:“您?这下您可把我难住了，我咋知道您老是谁呀?”这是编导故意制造的一个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就是这个语言技术故障———“我”是谁? 　　 　　 揭示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这部虚构的中国电影里是故意的。

然而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真实的中国历史里也是故意的。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皇帝不再自称“朕”，而是自称“我”了。

———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名实之辨:君臣实质不变，但名称却混淆于同一个“我”。

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华文明之父孔子如是说。

悲剧性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皆源于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

　　 　　 片头马大三问“谁”时，持枪的隐身人如果不说“我”而说“朕”，不识字的愚民马大三不可能知道“朕”是谁，只能向五舅姥爷请教:“你老给说说，‘朕’是谁?”博学的愚民五舅姥爷就会得意地笑起来:“这你就不懂了。

‘朕’就是皇上。

皇上哪能像咱们老百姓一样自称‘我’?皇上自称就叫‘朕’。

知道不?”马大三会说:“知不道。

皇上咋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呢?”五舅姥爷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对“五队长”指示的评论移用于此:“干大事的人，不能把话说那么透啊!”随后五舅姥爷就会对马大三等一干村民说:“这差事是皇上派给咱们全村的。

谢主隆恩吧!”于是由五舅姥爷领头，挂甲台的全体村民面朝皇都，齐刷刷跪下，磕头如捣蒜。

　　 　　 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混淆“我”与“朕”的语言技术故障，中国历史就要重写。

倘若没有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剧情也要重编，马大三就不必请五舅姥爷代问受审者“我”是谁。

五舅姥爷如果想开玩笑乃至卖弄学问，当然可以像孔乙己那样考考受审者:“你们给我说说，‘朕’是谁呀?” 　　 　　 中国书和日本书都读过的中国愚民董汉臣就会大声回答:“报告长官，‘朕’是所有中国皇帝的自称。

我答对了———饶命!” 　　 　　 不过被迫以农民冒充武士的不识字的日本愚民花屋肯定不同意:“你答得不对。

‘朕’是大日本天皇的自称。

你们全体中国人都该像我一样，做效忠大日本天皇的奴才———你们杀了我吧!” 　　 　　 这样的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包括抗日战争史———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不过电影却拍不下去了。

正因为辛亥革命后握有绝对权力的“我”都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而是绕着圈子自称“我”，因此姜文们必须绕着圈子把这部电影拍下去。

　　 　　 握有绝对权力的“我”之所以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是因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的孙中山宣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从此以后，谁要是胆敢在中华大地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自称“朕”，就会像袁世凯一样立刻完蛋。

所以袁世凯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实质上的“朕”胆敢名正言顺地自称“朕”，只能名不正言不顺地“我”“我”不休。

于是被愚弄的中国百姓误以为，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一样，如《世界人权公约》所言“人人生而平等”。

然而中国百姓又明知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不一样，因此不得不到处“‘我’是谁”这个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一经被提炼为《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编导就有意识地反复变奏，不断暗示。

编导的高明在于，每一次变奏和暗示，都符合情节主干的逻辑发展，同时每一次都没忘了用障眼法来故意打岔。

　　 　　 “我”丢下麻袋以后，鱼儿钻出面柜问:“谁呀?”马大三说:“知不道!”边说边解开麻袋，发现装着两个大活人，马大三立刻急了:“不中!我找他们去!”没等他开门冲出去，一把刺刀捅破窗户纸:“听着!这两人抓空替我们审审!年三十午夜黑介我们过来取人，连口供一堆儿带走!明白不?”“明白了!那……到时候，谁来取人呢?”“我!”马大三为这棘手之事去找五舅姥爷拿主意。

“那么的……他叫个啥?”“没说，就说个‘我’。

” 　　 　　 年三十白天有人敲门，马大三问:“谁啊?”门外人说:“我!”开门一看却是送口供来的五舅姥爷。

马大三抱怨道:“别‘我’‘我’‘我’的，我怕这个‘我’呀!” 　　 　　 两个俘虏被马大三藏到长城烽火台后，有人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外屋。

马大三在里屋问:“谁啊?”鱼儿的儿子小碌碡撩帘进来:“我!”马大三生气道:“你别‘我’‘我’的。

” 　　 　　 马大三闻“我”色变，已经落下病了。

马大三的病，是全体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通病。

《鬼子来了》的编导，就以这一精心提炼出的语言技术故障，对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疑难杂症做出了准确诊断。

还有一个与“‘我’是谁”有关的语言技术故障也值得一提。

　　 　　 马大三问“我”:“那要是出事了，找谁呀?”“我”在门外答曰:“你!”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答非所问。

马大三的意思是:你不肯说自己是谁，万一出事了我找谁去请示汇报?但他哪敢这么问!只能盲目服从者，也只许有问必答，却没有知情权，没有提问权，更没有反诘权。

既然卑怯的奴隶不敢理直气壮地质问，那么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就总是答非所问。

由于“我”对自己的答非所问早已习惯成自然，所以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答非所问，即使偶尔意识到了，“我”依然会如此蛮横，因为“我”就是要以答非所问来剥夺“你”的知情权、提问权、反诘权。

总之，“我”可以不承诺，也可以承诺后永不兑现承诺，但无论如何，“我”总是拿“你”是问!“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从头至尾，马大三没向任何人提及，“合上眼”是“我”用枪顶着他脑门的绝对命令。

每一个不想死的人，当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发出死亡威胁“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时，除了盲从别无选择。

然而马大三毕竟无限羞愧地知道:合上眼的服从，就叫“盲从”。

正因为知所羞愧，马大三最终从没头脑的卑怯奴隶成长为有头脑的孤胆英雄。

他不再害怕“我”拿“你”是问，他成了一个敢于向任何“朕”挑战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我”。

　　 　　 《鬼子来了》令人信服地刻画了马大三如何从到处打听“‘我’是谁”的盲目服从者转变为自问“我是谁”的怒目圆睁者，如何从贪生怕死的卑怯奴隶成长为舍生就义的孤胆英雄，因此电影水到渠成地改写了小说的结尾。

　　 　　 在小说里，换粮并没有成功，换粮途中花屋趁机逃跑，被独眼瘸腿的神枪手四表姐夫一枪撂倒，而马大山、四表姐夫及村民共十三人全部冻馁暴死于冬夜雪原。

在电影里，日军队长酒冢由于“你跟那帮家伙是签了约的，皇军是讲信用的，再说人家救了你的命”的缘故，履行了花屋签下的契约，导致换粮成功，中日军民联欢。

履约后，酒冢合乎逻辑地开始追问六旺: 　　 　　 “能否告诉我，到底是谁把他送来的?”———就这样，电影滴水不漏地再次回到了片头即告的最大悬念:“‘我’是谁?” 　　 　　 六旺乃至全体挂甲台村民当然回答不出酒冢的追问，于是酒冢认定:花屋是被挂甲台村民马大三等人绑架而来，瞒过了村口炮楼里的野野村，并未“优待”地关押在地窖里达半年之久。

日军败类花屋因贪生怕死，被迫与马大三及其背后指使者合谋，设下换粮计把日军引来，所以马大山在把日军引来后立刻消失，去带领神秘的“四队长”、“五队长”、“七队长”、“八队长”前来围歼日军。

酒冢自以为识破了大阴谋，花屋为了洗刷自己在这个大阴谋中犯下了受骗上当的无意之罪，戴罪立功地率先用日本军刀劈死了六旺。

恼羞成怒的酒冢则一不作二不休，丧心病狂地下达了“一个都不放过”的屠杀令。

可见导致屠杀的终极原因是“我”没有兑现承诺，不负责任地把村民置于险境之中。

屠杀结束之时，响起了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画外音: 　　 　　 朕何以救亿兆赤子于水火，何以慰皇祖皇宗之灵?此乃朕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宣言之原因。

　　 　　 这是全片唯一的画外音，也是对“‘我’是谁”的终极揭示:“我”即“朕”———那些唯我独尊的“我”，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朕”。

经过此前无数细节和种种障眼法的故意淡化，尤其是被屠杀唤起了仇恨，被民族感情的激愤洪流冲溃了理智堤坝，许多中国观众很可能对这一画龙点睛的细节未加注意。

编导不可能为日寇的屠杀辩护，但是编导试图追问屠杀的历史根源，追问屠杀是否可以避免，也就是对屠杀进行哲学反思。

如果仅仅激于义愤，被民族感情冲昏头脑，就难以理解八国联军、东洋日军对中华民族的屠杀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残酷，更难以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抵抗力尤其是抵抗意志，为什么会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

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反思，那么未来的更为残酷的屠杀，或许也难以避免。

　　 　　 马大三此后的愤然复仇和慷慨赴死，正是编导对小说水到渠成的颠覆性改编，完成了马大三从奴隶到英雄的成长史。

然而英雄马大三没有死于战争结束前的日寇屠杀，却死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当局代表———高少校的荒谬判决。

这一判决的荒谬性不在于马大三是否该判死刑，而在于高少校命令对马大三执行死刑的，竟是已经放下武器的日军战俘，而且行刑的武器竟是日本武士的军刀。

尤其至惨至痛的是，奉旨行刑者居然是马大三对之仁至义尽的花屋小三郎。

这个冒充武士的日本农民，高高举起“我”拱手送还的日本军刀，施行了马大三此前一直未能如愿的“借刀杀人”。

这就最终揭示了本片的根本寓意:无论屠戮中国人的具体行凶者是谁，最终的罪魁祸首不是外国鬼子，而是中国鬼子。

即使罪魁祸首确是外国鬼子，中国鬼子也不可能为惨遭屠戮的中国死难者讨还公道。

这个斥马大三为“败类”的中国败类高少校，站在那里“我”“我”不休，自称“最有权力”，俨然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朕”。

　　 　　 然而马大三已经从盲目服从的奴隶成长为人格独立的英雄。

马大三的独立宣言是:“他说好三十取人，他取了吗?半年都过去了，他要一辈子不来取人，你还给他养活一辈子?啥事总听他们的，就不兴自个给自个作回主!” 　　 　　 整部《鬼子来了》，只有马大三一个人从奴隶中脱颖而出，在忍无可忍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头脑。

然而一个有头脑的人，在“朕即国家”的中国是没有活路的。

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

”因为在专制中国的字典里，所谓“美德”就是无止境的逆来顺受，所谓“配做一个人”尤其是“配做一个中国人”，就是没头脑的奴隶。

于是刚刚获得头脑的马大三，立刻被砍掉了脑袋，成了“顺朕者昌，逆朕者亡”的最新祭品。

　　 　　 然而马大三无疑比从南京到挂甲台的无数中华冤魂更死得其所，更死而无憾，所以他在高昂头颅“仰天长啸”之后，怒目圆睁地“含笑九泉”了。

马大三或许没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至理名言，但定格于漫天红色中的最后一笑表明，他已领悟到了类似的哲理:在死亡尚未来临前，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在死亡已经来临后，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五：卡夫卡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对一成不变的中国故事作了如下揭示:“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

帝制是不朽的，但各个皇帝却会跌倒垮台，即使整个王朝最终也会倒在地上，咕噜一声便断了气。

这是一种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生活。

”《鬼子来了》为“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中国生活增加了一点新意。

《鬼子来了》决不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日本侵略者只是这个中国寓言的道具，使“阳光底下无新事”的中国生活有了一点新意的道具。

如果没有这个道具，整个故事就会像两千多年来一样毫无新意。

　　 　　 《鬼子来了》是一部真正的爱国主义电影，但它爱的并非“朕即国家”的专制帝国，而是“我就是我”的自由国度。

它告诉观众，“鬼子”决不是外来的，“鬼子”就在中国人心中，“鬼子”就在中国的土地上。

只要心里没鬼，外鬼就无法作祟。

赶走从长城以北、海岸以东入侵中国烧杀抢掠的外国鬼子，只是相对容易的暂时胜利;彻底终结从秦始皇以来残酷侵夺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中国鬼子，才是千难万难的不朽伟业。

　　 　　 《鬼子来了》仅仅是为了提出，也仅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是谁? 　　 　　 这个问题，对自由人和奴隶的意义完全不同。

前者是涉及精神生命的内在质疑，所以只需自问，不必向人打听“我是谁”。

后者是仅及肉体生存的外在困惑，所以无法自问，只能到处打听“‘我’是谁”。

《旧约•以西结书》曾经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

”对自由人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他的上帝。

对奴隶而言，主人就是他的上帝。

在秦始皇以后的中国，主人就是人主，人主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上帝。

作为唯我独尊的“朕”，每一个中国皇帝都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有尊严的“我”。

在辛亥革命宣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文明潮流不允许任何中国人再自称“朕”以后，那些实质上的“朕”在中国已经名不正言不顺，不得不开始自称“我”，然而骨子里依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我”。

中华民族与名为“我”实为“朕”的独夫民贼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付出了惨痛代价。

　　 　　 然而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

出身武士阶级的日本导演黑泽明，在其名片《七武士》中就深刻揭示过日本农民的愚昧以及导致其愚昧的原因。

片中主角菊千代这个冒充武士的农民，对一时冲动想杀掉全村农民的武士悲愤控诉道:“真是好主意!你们都把农民看成是什么人哪?一本正经的面孔，一个劲儿的低头行礼，可是尽撒谎!农民这号人，吝啬而且狡猾，又是软骨头，心眼儿坏，愚蠢，残忍。

他们就是这样该死!但是谁把他们搞成这样小气无能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一打仗你们就烧村庄，糟蹋庄稼，把吃的给征去，到处拉夫，玩弄女人，有反抗的就杀了。

你们说他们怎么办好?老百姓怎么办才好啊!” 　　 　　 中日两国的东方式奴性和愚昧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历史进程不同，因而表现方式略有差异而已。

因此，不仅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觉醒前）、四表姐夫、五舅姥爷、六旺、疯七爷、八婶子、说唱艺人、刑场看客等中国角色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花屋、酒冢、野野村、大小电话兵等日本角色也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

在握有绝对权力的“朕”或唯我独尊的“我”面前丧失自我，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植根于人性深处的问题。

因此《鬼子来了》不仅是一个中国寓言，也是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人性寓言。

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的经典。

　　 　　 电影是成败取决于合作的综合艺术，任何一个环节的重大缺憾都会成为木桶的最短木板，并限定最终结果的整体艺术水位。

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姜文堪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他不仅找对了原创小说，而且找对了剧本改编者，挑选的演员也无一不精，组建了一个优势互补的超强创作班底。

姜文的全方位天赋和敏锐艺术直觉，保证了《鬼子来了》没有出现一块过短的木板。

《鬼子来了》围绕着“我是谁”的寓言核心，运用纹丝不乱的缠绕，愈出愈奇的变奏，韵味无穷的台词，精湛绝伦的表演，不断强化寓意，又不断增生寓意，终于抵达了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艺术高境。

《鬼子来了》启示每一个追求自由、向往幸福的中国人，不必骑马找马地到处打听“我”是谁，更不必诚惶诚恐地到处打听“朕”是谁，而应该自尊自信地追问生命的终极命题。

　　 　　 2004年10月20—25日 　　 　　（选自《文化的迷宫》复旦大学2005-08）

四年前曾经偷偷摸摸的看了这部被封杀的电影，感觉并不深刻，就是因为封杀才看的，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是不让我看，我偏要看。

所以这部经典之作在我的心态下看到鬼子火烧挂甲台时就没看下去，事实证明我错了，与经典失之交臂！

四年后又一次看到了这部电影，怀着无聊的心情用它来敷衍时间，据说这部电影还是经过姜文无数次剪辑才成片的，少见的国产长篇！

不过看完，我感觉姜文真的是下苦功了，这部长达140分钟的电影，用黑白镜头来表示，直到结束时，才有了一个彩色的画面，可人已消亡，幕也落下...这场黑色幽默如同电影一样还真是黑啊！

貌似当年封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部抗日的电影没有出现一名光荣的抗日DY，而且姜文那时也不听话，私底下送到国外参展还拿了奖回来！

不过抗日英雄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影片开头的那个：“我”，这个“我”莫名其妙的就将俘虏的鬼子花屋小三郎和汉奸董汉臣扔到有鬼子驻扎的挂甲台村民马大三家，然后撒手不管，留下的是马大三以及挂甲台全村的恐慌！

围绕如何处理这两个来了的鬼子，全村折腾的大半年，最后愚昧的村民决定送还日本人，并天真的以为还可以换回粮食！

当粮食送到村里，高兴的村民和日军联欢时，却成了鬼子宣布投降前最后的大屠杀！

不在场的马大三得以幸存，可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扭曲了，长期的压迫已经让他疯狂，他化妆成烟卷商人孤身杀如日俘营，可最后还是让自己的同胞逮捕，并公审处决，可笑的是，对他执行死刑的就是他的俘虏花屋小三郎，前者是愚昧，后者是冲动莽撞，也是愚昧.....我看来姜文是华语导演中最会暗喻的导演！

他总是拿着放大镜把每个年代的特性找到最深刻的那面，并且不动声色的让人难堪，让人无地自容！

这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至今我看过最好的抗日影片！

因为这部电影没有炫耀，他揭露了战争的残酷，还有人性，那一代中国人的劣根性，也许也是每一代！

马大三是最普通不过的中国农民：善良，愚昧，迷信，胆小，懦弱。

这两个鬼子折磨了他大半年，想杀，却怕日本人发现，也怕另一面来要人交不出来，最重要的是他迷信，不敢杀，怕招报应，怕自己女人怀鬼胎，可当其他村民一次次逼的他无路可走时，两个鬼子提出了送回县城换粮食给村民的想法让他看到了希望，就因为他的坚持，鬼子回到了大本营，而且也得到了粮食，在这里，姜文狠狠讽刺了一把，翻译官建议日军队长不用执行契约，结果却招来一句奚落：“我们日本人不像你们中国人那样不讲信用。

”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刺耳了。

这部反映那一代黑暗的电影被封杀也是因为当代的害怕，应为他真实，姜文在影片中有的俩段也正好反映了这个现象，一刀刘和国民党军官。

一个说的自己经验丰富，杀人从不理亏，还享受世代供奉，慈喜八大臣都是他砍的头，却连个日本俘虏都杀不了。

一个耀武扬威的，借口什么停战条约，代表政府代表人民判了马大三的罪。

对鬼子都下不去手，对老百姓却都很凶残。

果真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代表。

这部黑白片子最后在马大三的抬起的头颅被斩断时，用马大三的眼睛看到了颜色，鲜红的颜色显得触目惊心。

-“为了最后那片红，把前面所有部分都拍成黑白两色是值得的。

”（姜文语） 这部片子的结局是挂甲台整个村落在大火中消失在鬼子的屠刀下，而国军的抗战将领又让斧劈日本战俘的马大三被已经被俘的小鬼子花屋砍下了头颅。

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

为什么一个大陆被一个小岛蹂躏那么多年，是当局的无能，更多的是当代老百姓的劣根性，好客的国人，美美的招待了外族二百年！

这些年中来也有人振臂一呼，可这扬起的手臂往往并不是被外人折断，都是自己人的黑手！

很多时候，不是别人的凶残和强大，而是我们自己的愚昧和自残。

鬼子来了么？

真的来了么？

他其实没有来，因为他一直在心中！

曾经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放给比我大许多、在那个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朋友看，他们对姜文很不屑，他怎么还玩这小孩的把戏呢，一点儿都不真实，那时候谁有那样浪漫的日子呢。

我就说，特定地点、特点身份的一群少年可能就是那样过来的吧，那是王朔和姜文的少年。

其实我的话未说完，姜文在他的电影里玩了一个花招，他的重点不在故事，讲故事的同时又通过马小军的口不断否定着故事的真实性，用中国人少见的荒诞手法，以及浪漫的光影，不确定的叙述，恍惚的氛围，告诉我们，那可能也不是姜文自己的少年。

他否定了个人叙事的真实性，却又重建了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少年时代，一种那个时代的少年都曾在心底憧憬过的充满生命力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更真实。

姜文只是小小地荒诞了一下，在我的印象中，这却是严守法度的中国电影一个未曾有过的创举，个人的理解和创造力终于登上了前台。

我由此喜欢上了姜文的电影，特别是他对于回忆的颠覆和重新发现。

等待多年之后，姜文带来了《鬼子来了》。

这次风格大变，黑白摄影，影像粗砺，表演激烈，对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别了童年回忆的姜文把镜头伸入到历史深处，试图对我们的集体记忆来一次颠覆。

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诞，不过，这荒诞已不是艺术家超现实的画笔，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

姜文知道，越荒诞才越有颠覆力，他不惮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伤疤，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了。

最具荒诞色彩的人物当然是马大山和他的乡亲。

电影一开始，就用戏剧性的手法把马大山置于了一个荒谬事件的中心，作为日占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却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

既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杀了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日本兵寻死，还得尽心竭力地款待他们。

对于马大山和村民们来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惯性，本能的生存意识。

他们从此也拥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国人，一面却要放弃恐惧（我注意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仇恨），把鬼子作为自己人一样来保护。

发展的结果，两种身份合而为一，在意识里中国人与鬼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有了后来把鬼子送回去的情节，才有了与鬼子的军民同乐。

当马大山给村里人许诺去杀日本人后，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愿再碰他，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个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国人血的手一样不干净。

电影到这里，反而把马大山和村民置于一个道德困境，在日军刺刀下战战栗栗活人的中国人，倒要为怎么处理一个日本兵而饱受良心折磨。

问题的关键就在良心，他们以为日本兵和中国人一样有良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住良心的，他们甚至以为可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日本人也会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亲那样回报他们。

所以接下来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让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测和斤斤计较变得那么愚蠢和荒唐。

最后，马大山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对疯狂的战争规则时的脆弱和荒诞不经如此触目惊心。

日本兵可以在杀人之前细心掸去马大山颈项上的蚂蚁，但屠刀仍会毫不迟疑地落下，他的荒诞之举是以前的马大山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他们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顺民不成，想做个杀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战时忘了敌我，在战后无视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马大山和乡亲们还是明确意识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几个后生审问日本兵，他问道：你杀过中国人不，糟践过中国女人不？

我相信他们即便没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起码看见过日本人残杀其他中国人。

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们根本不像笼罩在战争和杀戮阴影下的人，八婶争吵时的凌厉架势，村民要胁马大山杀了他们的狠劲，算计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拍得越生动真实，越是让人沮丧不已。

不是要人人都成为抗日英雄，但转眼间就可以忘了自己的处境，真以为中日一家，抱着那样荒诞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难。

电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

马大山被处斩时，呼应国军军官的震臂高呼，从城墙上滚落的人引发的笑声，突然钻到哨兵裆下的猪，在这一刻所营造的荒诞感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

精心设计的前后出现了三次的说书人，不敢杀日本人的刽子手刘爷，让人可笑的同时只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在戏台上宣布对马大山执行死刑。

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样的地方处决了那个翻译官。

日本战俘要按国际公约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汉奸则可以不经任何正式审判就地正法。

马大山被杀是因为停战后日本战俘是受保护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则无人追究。

吴大维的瘸腿与其说是剧情需要，勿宁说是在隐喻这种荒诞的现实，只有一条腿的正规军，只是一条腿的教条公约和原则，看起来人道，实际上把真正良善者的生命反而视如草芥。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我”。

这个“我”突兀地将两个大活人交给马大山，说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没了下落，因了这，却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

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样荒诞，他在实与不实之间，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过，却一直悬在马大山和全村人的头上，左右他们的生死。

“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产党，对于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种和日本人一样可怕的力量，是强加于人的悲剧，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冷冰冰的历史。

如果说马大山和乡亲们值得同情的话，那只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苟活性命，却承担了别人给的他们负不起的责任。

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来，似乎为了考验所有战争中的人。

他要说的是，没有谁能真的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不管是某种具体的藏在背后的力量，还是抽象的任人解释的历史，固然不可推卸责任，但普通人如果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准备袖手以观，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姜文用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说它荒诞，因为在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

他的意思很明显，在那样一种异常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

要说反省，中国人首先该反省的正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哲学。

靠抗争可以生存，靠隐忍也许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绝对无法生存。

在战争环境下，天真地以为能超脱局外，消泯敌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

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这种遗忘的可怕，不单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忘了那时的硝烟，更有今天面对刺刀明天就可以变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浑不知身处何地，与谁相对；他还要我们警惕理论，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承认这一点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会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杀了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国人死不瞑目？

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结尾是闭上了，在他的头落地的一瞬，他终于明白，对于先前的他和乡亲们来说，这个世界太过贫弱和苍白，所以他的眼睛一开一阖间，世间血色一片。

人头落地，姜文也终于证悟，荒诞刀法至此炼成。

他的这把刀剖心斩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们最不愿为人见的东西挖出来示人，绝没有我们看惯了的民族英雄，也没有热血贲张的悲壮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

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视为圭臬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钢的民族主义，结果黑道白道都不买账，东方西方两不带见，西方人不见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了无声息，绝没有同年的其他华语片那般风光，大多数中国人也还不知何时才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真正拍给中国人的电影。

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个浪迹江湖的寂寞高手。

江湖中人则庆幸，中国电影有了一条真汉子。

很好很好的一部片子1、八年抗战，谁赢了谁输了？

八年，我们赢了，日本投降了但谁获得真正的胜利呢？

一种物质上精神上心态上的全面胜利呢？

答案很明了一句话，残忍的奴隶主走了，奴隶还是奴隶2、中国农民对日本的态度为什么他们可以天真浪漫到相信日本人会真的给他们两辆车的粮食这可是说是善良忠厚，也可以说是愚昧无知总觉得也许他们心底里面，并不晓得这是侵占他们土地侵占他们主权的掠夺者，而好像仅仅只是改朝换代一般，来个个新的主人而已，我们能吃好饭睡好觉就感恩戴德了他们的眼神里只有恐惧，找不到仇恨3、我是谁？

电影里面多次提到我是谁我是谁呢？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里说:“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

”怎样才配做一个中国人呢？

四个字：逆来顺受换句话说，就是丢掉“我”，丢掉自己，丢掉对于真正人性的追求马大三最后找到了“我”，以“我”的要求来活着，实现活着的意义那他在当时的环境自然离死亡不远了4、黑白黑白色彩和唐山话很加分当然了，对于我这种语言听觉障碍者肯定要看有字幕的了5、警惕很多东西留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骨子里还没变在日本人那里，有些可怕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我们需要警惕6、也许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种鬼子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

马大三就是这样。

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

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

——姜文我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从农村考进大学的一些朋友，这种思维很明显我们常常会觉得委屈或者受到欺骗，会觉得我们对某个人非常真诚非常好为什么最后TA却那样对待我呢？

大抵我们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路，却没有想到，对别人的好最后反而成为了别人颐指气使的理由，而且在这种心态上为恶而不自知，最后，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为别人买一顿早餐的时间和精力，更是一种自尊的丧失，一种人生姿态的遗弃。

7、我们需要对别人的胜利，更需要对自己的胜利

一部牛b的片首先要建立在符合逻辑的基础上。

一部涉及历史的牛b片除了要符合逻辑，还应当尊重历史，真实还原人性和民族性。

这句话给的是《鬼子来了》。

但是，基于国情，广电总局特别喜欢YY，因为自己的G 点自己最清楚，撸起来高潮来的比较快，所以我们国内看到的抗日题材影片一般都是限制级的。

很多人一直骂广电总局，说总局老是用行政手段干涉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广电总局其实是个好部门，他们一直特别委屈，是个遭到广大群众最多误会的部门。

你想啊，人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给你审批和发放限制级电影，试问在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做得到？！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操！！

《鬼子来了》的牛B在于整部戏，真实！

如果看多了国内的战争戏，早点地比如说《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近点的比如《我的兄弟叫顺溜》，大家一定会得出一个统一的印象：日本鬼子是一群走路都蔫巴蔫巴的家伙，跟天天抽鸦片的似的，每次出城总要奏着“当当当当”的进行曲，还有一个满嘴“太君太君”、点头哈腰的汉奸带路，然后走到半路，我早已埋伏好的游击队（注意，一定是我游击队，不是国军）中一位浓眉大眼、胡子剃得比用吉列锋速3还干净的队员，目光锐利的盯着小鬼子，一挥枪，喊一句冲啊，于是我游击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股脑从地下冒出来，边冲边打枪，当然有些情况下后面还有人打炮，日本鬼子顿时乱作一团，无用的反击几下后即抱头鼠窜，瞬间被毫发无伤的我游击队全歼！

这基本是我国抗日战争片的标准情节，对不对？

其实总体还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打枪，很少出现打炮的情节。

前面说了，我很敬佩广电总局，因为他们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默默为广大人民群众愤青五毛奉献高质量的限制级电影。

但是因为这种电影的内容确实少儿不宜，我得有谴责对象，我这人比较怂，捡软柿子捏，于是我选择骂导演和编剧。

马勒嘎巴子的sb导演你知道经过军事化训练的士兵和民兵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么？

纪律性。

日本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纪律性。

日本人是有军事传统的民族，武士道思想简直就是为职业军队准备的，效忠天皇、荣誉战死是其军人的坚定信念。

这造就了二战期间极具战斗力的军队。

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打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付出了重大的伤亡，才取得了战略优势。

这在HBO的《太平洋战争》系列剧中有很大的笔墨。

日军坚守太平洋各岛，有些岛屿上守军基本是全部战死，还有很多见防守无望集体自杀。

如此的日军到了中国的电视剧中就成了上述的“和谐版本”，这有点玩过了。

我觉得导演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拍的是抗日题材就要站到民族的高度，因为站到了民族的高度就要丑化你的对手。

这其实并不对。

我很崇敬抗日时期的中国军人和人民，他们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保家卫国，正因为这样，真实还原那个年代的战争情况，方才足以说明抗日战争的伟大。

还有就是简单说说装备，抗战期间，国军前期的装备是“汉阳造”步枪，其射程仅为日军步枪的一半，精度也较日军的装备打折扣。

加上日军还有机械化部队，东北和台湾这两个已经经营的很好的资源后方。

所以不要说国军不努力抗战，士气是有的，不丢中国人的脸，实在是装备太坑爹了。

你光着屁股去跟攻防速魔法魔抗都加满全身好装备的对手PK，打成这样真是不容易了。

另外我游击队中不外乎几个文盲农民，前身大多是钉子户劳改犯流氓土匪之类的，怎么就能这么牛b？

爆破专家（《地雷战》）、战术专家（《地道战》）甚至连牛B的狙击手都出现了（《我的兄弟叫顺溜》），SB导演编剧，稳重点好么？

看这些片曾经导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觉得我肯定错过了一些重大的史实资料。

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资料对于我游击队的属性加成数据提升一定有某种神秘的作用，才打造出来这样一只在党领导下的抗日中流砥柱。

一部历史片的底线是按照事情的原始面貌来讲故事，这是基本要求。

却一直没实现，直到《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是神鬼之作，不止因为追求真实，它在做抗日电影该做的事情：反思和探讨。

观看前任何猜度都是徒劳的，所以聚精会神的去看就是对这部片子最好的赞赏。

我很佩服姜文的才华，真的。

他有讲故事的才能，有平等对待和尊重观众的真诚，也有按照自己想法去讲故事的勇气和追求。

这部片子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描写较为客观。

挂甲台的村民们没见过世面，贪婪，小气，反复无常，懦弱，若干个人物把这些特质反应的淋漓尽致。

几场冲突戏非常到位。

主人公马大三是个反传统的非经典人物，他的身上并不多些浪漫主义的英雄气质，也不足以扭转整个事情的方向。

吴大维演的国军军官，成功在于吴大维演的蹩脚。

因为这个军官就是个蹩脚的人物。

他背后的两个美国人很有象征意义。

这部片子没法公映，我想是在结尾那一段。

过于震撼！

日本人在知道战败的情况下对村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成为国军战俘后还得到了优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国军军官说日本人也是人，你要对他们讲人道。

基督教讲“eye for an eye”，以眼还眼，别人给你的屈辱理当原样奉还。

这段除了说明某些人的是贱B还能是什么？

这才是汉奸！

而那个复仇的中国人，却背负了骂名而被惩罚。

各种反讽，黑色幽默，你懂的。

这一刻，愤青们，我真心实意的和你们在一起。

中国人是在浑浑噩噩中体验了天降的胜利。

这种胜利带来麻痹的愉悦和错误的幻觉，精神上的胜利却从未取得。

当电影中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所有日军都是笔挺站在那里，接受的是天皇下达的投降命令，而不是战场上的失败。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PS；1、日军的根据地取景地在河北蔚县的西固庄，现在是旅游景点；2、另一处根据地应当是黄花城水长城。

这是里面最嘲的一句台词了。

第一次出现，是花屋想骂三儿，却被一心想活命的董汉奸教了这话。

第二次出现是那个队长在所谓联欢会时让花屋再唱一遍，因此成了爆发屠杀的导火线。

我看片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这片不让公映？

直到看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却很确定，若我是审片的，这片一定过不了。

日本兵，或者说绝大多数日本兵，在中国完全暴露了本性中的兽性一面。

刚开始的镜头很值得玩味，是日本兵的“亲民”形象。

小孩子们完全不怕他们。

也是，和平共处了八年了，像那个老太婆说的：“我行的端坐的正，小鬼子敢把我怎么样！

”事实上，是出于利益考虑，或者是为了营造一个“繁荣圈”的假象，这才让这些村民们好好地活着。

可是愚善的人们，却因此消除了对狼的敌意，真是太可悲了。

在这样一个民族仇恨并不十分明显的村落里，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倒反映了出来。

比如在杀花屋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义愤填膺的表示该杀，可是谁去杀？

又都你退我让起来。

开始以为三儿杀了人，个个躲瘟神一样的。

后来知道他没杀，又一个个粗口骂了起来。

比如那个百步穿杨的，没办成事儿，甚至就根本没想去办这事儿，还厚着脸皮讹了三儿的豆子，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他考虑。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不知该称作是懦弱还是善良。

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杀个日本人而已，该杀啊，杀就杀了。

不敢、不忍，才导致了后来的种种。

这片子没有提到某主义，可能这也是不能公映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高歌***。

甚至于，我很想知道开始送那两个麻袋的人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态度过于蛮横，不符合一贯的形象。

这个也是只能意会，不得言传了。

最后的结局，是在悲剧达到一个高潮时戛然而止。

先是全村被屠，甚至日本乐队还在旁边奏着歌曲。

也许是知道日本投降了，来一个所谓“最后的晚餐”？

接下来就是三儿的死。

其实，联军进城时的样子，真的跟日本兵没什么区别。

真的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么？

我觉得，面对战俘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

作为长官，我理解，不杀战俘。

作为三儿，我也理解，那是可以完全淹没整个人的仇恨。

看着吴大维我觉得很可笑，尤其是那些港台腔。

包括他的角色本身也很可笑。

最后那个血红色的人头，实在是很恐怖，也很有触动。

当花屋开始擦刀时，我还在想，他会不会最后切腹自杀？

可是，当他把刀架在三儿的脖子上，三儿回头死死盯着他看时，我就知道，三儿是非死不可了。

没有人能够承受心理的这种负罪感，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了百了。

眼睛，一眨，一眨，一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