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举证

看了《刑法中的同意制度》再来看这部，窒息且泪如如下，一个小时让你沉浸式地感受到been raped 的切身感受。

一个被性侵犯的年轻、成功的女性律师将侵犯她的同事告上法庭，逻辑如此严谨的她面对被告皇家律师团竟然百口莫辩，记忆混乱模糊。

在她终于找回自己的时候，被告席皇家律师法律顾问要求「预先审查」（voir dire）——法律术语，指在可能有偏见性的发言时陪审团回避，退出法庭以免受到影响。

讽刺的是，这个词的词源是「讲真话」。

「法官大人，我今天身份很特殊，从前的我是作为律师出庭辩护，但是今天，我是证人、我是原告，是一个受害人。

作为辩论律师，我在法庭上询问过性侵案中的女性，那时候我认为，性侵案的证言需要简洁而富有逻辑。

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法律系统都是那样要求女性受害人的，我曾经也如此。

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合理的，因为现在通过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一个律师和女性，对性侵过程的记忆，是不清晰、不连贯、缺乏条理的。

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讲，她们的证言经常被认为『不可信』。

我知道证人可能给出错误的证词，但这不是交通肇事案或者入侵住宅案，这是强奸案。

这是针对人本身的犯罪，现在我知道了，当一个女性用她的行为说『不』的时候，这根本就不是一件晦涩且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在我亲身经历以前，我也会说是女方记错了。

但是，当一个女性收到了侵犯，那是一种腐蚀性的创伤，刚开始是身体深处的恐惧与痛苦，接下来会蔓延到思想和灵魂，之前我出庭也会说他记错了,毕竟如果证词混乱且前后矛盾，那证人就会被认为是撒谎，她们自己也会开始对细节不确定。

但作为一个律师我深知，法律要求证据要维持一致，但在性侵案中，我们还应该把一致性作为判断证据可信度的标准吗？

作为一个受害者，我要说的是，性侵和施暴者在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但我们记不清细节，如果受害女性要在法庭上复述侵犯的细节，如果她的受害经历，不如法庭喜欢那样典型清晰，我们就会推断她在夸大其词，往往判定她的证言不可信。

我现在要大声讲出来！

有关性侵的法律根基是错误的，因为女性的受害经历与由男性主导制定的法律体系不符，所以，我们得不到真相，我们缺乏公允，法律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男性主宰制定的。

」每三个女性，就会有一个受到过性强迫，性胁迫，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如果这个人不是你，也并不是完全和你无关。

A fancy lawyer,A Liverpool Girl,A Victim.这是我对Tessa三重人格的总结，同时也是对1/3女性的共享经历的概括。

高尚的律师，是Tessa对自己的催眠，也是外人眼中的Tessa。

利物浦女孩则是真正的她，而受害者是她作为1/3女性的象征。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强奸案。

她并不符合大众对于“强奸”的常规定义。

当一个女性被强奸，人们通常希望她满足以下的刻板形象：首先，她是个品行端正的女孩。

其次，她的衣着并不暴露。

再次，她没有向施暴者发出任何形式的性暗示......最后，她在被强奸时必须拼命反抗。

例如，一个女孩穿着牛仔裤，走在下班的路上，被跟踪者拖入草丛进行性侵犯，大家会认为这是强奸案的一个典型流程。

而Tessa，远非符合“完美强奸案受害者”的形象。

她和Julian曾在chamber里面发生关系，她穿着绿色丝绸长裙和Julian约会并饮酒过量，她曾向Julian暗示过自己对他的喜爱......她在受到强奸时并未反抗。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这似乎看起来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强奸，而更像是“酒后乱性”。

Suzie Miller将“强奸”的设定放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毫无疑问地提升了戏剧的探讨深度。

而单人表演的设定，则更强调Tessa的内心剧情，或者说整个故事都是建立在Tessa个人心理活动上的，这无疑是对演员功底的严峻考验。

The Victim 强奸案的受害者是一个脆弱的女性，她会生理上感到恶心、她会压抑回忆、她会努力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未曾发生，她不想重温。

受害者本能上会拼命切断与施暴者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Tessa会立刻洗澡、会让暴雨无休无止地冲刷自己、会立刻删除Julian发来的短信。

这类特殊的强奸案施暴者会更加洋洋得意，认为自己又捕获了一个猎物，他们当然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他们以为受害者会尽力淡化这一事件，他们会在事后装模作样地站在受害者面前，用花言巧语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而这一步则是摧毁受害者心理防线的关键——受害者知道自己如果喊出来会面临羞辱，她们内心想要大声咒骂，但是话到嘴边却哽咽，她们知道即使自己说出来，在别人看来也只是一通没有逻辑的胡言乱语。

The Liverpool Girl利物浦女孩将青春献给了法学院，三年的时间，她成为了1/3的佼佼者，通过一年的bar examination，七年的时间，她才在大城市找到了自己的栖息地。

并不好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地位让她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但她是一个自卑、不敢引人注目的人，她非常害怕一场风波会摧毁她多年的努力。

这个利物浦女孩会私下里将自己的家庭状况与周围的精英家庭对比，然后用戏谑的口吻表达自己的无力感，当她和朋友去购物并拿着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购物袋遇到前辈时，都会小心翼翼地将这“廉价”的购物袋藏在身后，受到侵犯后她第一个想到的人是妈妈。

她清楚一个事实——周围的理性人会为了与精英交换利益而无法站在“底层受害者”的立场上，没有人会选择为了正义而站在金钱的对立面。

上层社会的人会为了正义发声是因为他们能看到正义带来的附加价值，而那些比邪恶低一等级或者平等的人会选择沉默。

因此，她只剩下妈妈。

但如果今天受到侵犯的是一个私立学校的女孩，人们的反应又会是怎样呢？

A Fancy Lawyer她是一位拥有特权、稍显傲慢的女辩护律师，她清楚地了解社会规则的运作方式，知道如何用优雅的口音在陪审团面前表演，她的言谈间充满“无罪推定原则”和“人权”、“社会公正”的词汇。

她努力用这些法律术语来装饰自己，显示她与其他普通女孩的不同，仿佛已经踏入了上层社会的门槛。

她相信法律体系及其带来的便利。

然而，就这样一个有特权的女律师也不能逃脱被人渣侵犯的命运。

即使Tessa熟记证据规则和刑事程序，她仍然无意中毁掉了一些重要的证据。

这也反映了律师Tessa与受害者Tessa在意识上的对抗，一个人拼命想要保存证据提起诉讼，另一个人则拼命想要忘记这场噩梦。

正是这种对抗，揭示了法律在处理强奸案中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的漏洞。

同时，有一个利物浦女孩，始终在提醒两个身份的Tessa：不要让我多年心血积累的信念化为泡沫。

于是，782天后，这三个对立的女性苦苦挣扎后，最终融为了一个独立的Tessa。

这也是无数女性的命运：不要以为拥有了特权就能安心，在男性构建的规则框架下，没有人能够逃脱男人的凝视。

我们总是以为，只要女性能熟练掌握规则，就能得到尊重，但是我们掌握的是男人创造的规则，而不是我们女性创造的规则。

再看强奸案的时间节点：它发生在Tessa在chamber里与Julian发生性关系之后，而在那一次的性关系中，Tessa向Julian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Iam not a private school girl”。

正是这一信息，让Julian最终对Tessa施暴。

男人的算计无处不在，如果一个女人在社会等级中比他们高一个等级，他们会假装和你是平等的，但一旦他们发现你的社会等级比他们低，你就成了他们的玩物。

被告Julian选择不做证（not subjected to cross-examination），这也是男人的精明之处。

在普通法系证据规则体系中，一旦被告选择不出庭作证，则他庭外很多言论和行为会因为受到“传闻证据”（hearsay）的制约而无法呈现给陪审团，因此直接导致对检方有力证据的减少。

此外，Adam对Tessa深表支持，并告诉Tessa，Julian之前告诉过自己他曾经有过类似行为，但Tessa也说了这是传闻证据所以无法采用。

对于这一点，我会把他解读为“Adam不愿意得罪Julian而选择沉默”，也是男人对男人行为的默许。

因为倘若Adam愿意出庭作证，由于SexualAssault案件的特殊证据规则加之对传闻证据例外规则的运用（hearsay exception），这段证词有极大可能会被作为合格证据呈现给陪审团。

而Adam却没有为了Tessa这么做。

“Legal instinct tells me this is a losing case.” 然而，Tessa是赢家。

她在不知不觉中发现母亲已经变老，似乎母亲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那一代的女性是不敢说出来的。

母亲的出现，既是母亲对女儿的支持，也是两代女性精神力量的传递。

Voir dire（法语意为"说实话"）阶段，这把整场戏剧推向高潮，只有受害者敢说出真相，只有女人在为女人说实话，而人们却给胜利的施暴者鼓掌。

结局，每个独立的卷宗的亮起，出现的不只是一个Tessa，不只是三个Tessa，而是千千万万的Tessa，共同推动一场法律的变革。

Somewhere, sometime, somehow, something has to change. Jodie Comer在骄傲月的pride parade周，我与我已经喜欢了六年的偶像进行了一次非面对面的交流。

她把这部传奇的戏剧带给我，我在信中向她诉说我被Tessa代表的经历。

大约在2021年，我的微博个签是“梦想是看Jodie Comer女士演大律师”，没想到第二年梦想就实现了。

所以，在这个Prima Facie时代的结束之际，我必须对我所爱的女艺人表达赞美。

我并不想称她为“明星”，多年来，除了在荧幕上的时间，几乎看不到她私下的样子。

《杀死伊芙》爆火后，由于私生活受到打扰，她注销了Twitter账户。

在平日里，她穿着New Balance鞋和几十美元的衣服去逛街、上班。

相较于“明星”，她给我一种普通、尽职尽责的工人的感觉。

或许在她眼里，她只是得到了一个“演员”的工作，对此毫不懈怠，稳健前行。

她总会带来惊喜，看似守护自己的舒适区，但却勇敢接受各种挑战。

当你以为她消失了一段时间，可能是在家待业时，她会突然带来一部新电影、戏剧，甚至游戏作品，作品涵盖广泛且广受好评。

虽然还初出茅庐，却已将艾美奖、奥利弗奖、托尼奖收入囊中，Villanelle这个角色让她走红，但她后续的角色中都没有再出现Villanelle的影子。

至于她在百老汇的《Prima Facie》中的演出，相较于在英国的NTLive官摄，有些许改动。

首先，台词的节奏和语音语调方面有了调整，我个人觉得整体听下来更容易让美国市场接受。

在美国的演出中，Jodie明显比在英国更熟练，形象也更自信。

前半段的高尚律师场景下的语速明显放慢了一些，并在几个抛梗的地方将断句和语音语调调整得更幽默，让全场观众捧腹大笑。

有些在英国场下面观众沉默的地方，在美国的演出中，却引发了观众的笑声和掌声。

其次，她对音色做了调整。

独角戏意味着她不仅要演出Tessa的三重身份，还要作为叙述者将其他角色也表现出来。

这是对演技的极大考验。

在美国的演出中，Jodie对不同角色的音色相较于NTLive官摄有了更为明显的调整。

在短短几秒内，你可以通过她音色和神态的转变，直观地感受到是哪个角色在说话，无论是男性角色、女性角色、强者、弱者，观众都能清楚地区分。

前面骄傲的律师和后面支离破碎的受害者，虽然都是JodieComer的声音，但你会感觉这是两个人在说话。

再者，经过几个月的高强度演出，Jodie明显瘦了很多。

这一点在在警局报案的那场戏里最为明显。

当相机打开，Jodie的整张脸出现在屏幕上。

我坐在第一排，看到黑白屏幕里的那张脸，我真的认不出她是JodieComer。

脸上几乎没有肉，只剩下颧骨和下颌线，她瘦得让人心疼。

但这无疑让整部戏更完整，更符合一个忙碌的律师的形象，更符合一个受到侵犯后恐惧孤独的强奸受害者的形象。

最后，我必须提到演员的奉献精神。

化妆和避免出丑对于公众人物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而在《PrimaFacie》中，Jodie Comer却毫不犹豫地将素颜展现给观众，特别是在后半段的暴雨后以及录像阶段，受害者的狼狈不堪就这样展现给了观众。

我非常佩服Jodie的勇气，敢于让自己的美丽与丑陋同时出现，以便更全面地刻画Tessa这个角色。

相较于很多女明星“我要保持美丽”的心态，JodieComer的专业精神和对演员工作的尊重显而易见。

一周8场演出 ，我无法想象高密度的台词堆叠和卡点她是如何记忆精准的，无法想象每个月的生理期她是如何度过的，更加无法想象每一场在开着低温空调的剧院里淋一场雨她是如何坚持的…几年下来，我觉得Jodie Comer接的几个代表性作品中的角色都非常有意思，几乎没有那种“男人眼中的好妻子、小女人”的角色。

从《My Mad Fat Diary》和《Doctor Foster》中的两个“坏女孩”，到《Killing Eve》中的大女主Villanelle，再到《The Last Duel》和《Prima Facie》中的强暴受害者，这些都反映了Jodie的女性主义观念的变化，以及她为女性发声所做出的贡献。

感谢你，我的偶像。

她手执法律刀解剖当事人，任凭交叉询问痛苦涌出，她也坚守执念，辩护律师只是司职，抽干证据以胜官司即为本分。

直到身份换位她也遭侵，深陷泥淖。

法律的冷难让滴血的心愈合，开膛破肚曝光隐私也争不到绝对公平。

没有关怀与体谅，只有计算和物化，他逼问侵犯时的每一个细节，抓到漏洞强撕逻辑巨口，步步紧究拆倒情绪危楼。

在男性主导编纂的法系之下，一把折伞只能为一半人遮雨，三分之一曾遭侵犯的女性，大都站在了雨泼的角落。

她也曾对如此法系恪守不渝，那时她还躲在法伞的荫蔽下，从她受犯的那一刻起，她被无形之力推到了伞外，淋了782天的雨，她又怎能相信法能伸张正义。

朱迪·科默一气呵成的表演将行云流水的剧本完美呈现，张弛有度情感拿捏，无冕之王。

独角戏也留下更多想象空间，对冷血律师，对侵犯恶魔，剧本拍成电影也一定精彩。

初步举证 (2022)9.52022 / 英国 / 剧情 / 贾斯汀·马丁 / 朱迪·科默

第一次ntlive的体验，适应不错，全场看下来真的很服朱迪·科墨的肺活量和她大张大合收放自如的演技！

本片的标题很有意思，初步举证，和片中提到的初步审查是同样的格式，初步审查意味着将审判的权利移交给法庭本身而非陪审团，那么初步举证则是证人、原告、受害者基于自身立场的辩护。

二者的区别恰好对应了泰莎的前后转变。

她从坚信法律、致力于在法庭的博弈中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冷血”律师，到幡然醒悟法律体系存在残缺与局限，敢于质疑问题根本的证人。

鲁迅在百年前说过:“从来如此，便对吗？

”这句话直到现在也丝毫不过时。

不然为什么明明是受害者，却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用大量无懈可击的细节来证明自己的无罪呢？

为什么明明是施暴者，却可以用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和借口来粉饰自己犯下的罪行呢？

辩护律师一味地履行自己所谓的职责来进行无罪辩护，进而忽视被告可能存在的犯罪事实，这难道就是对的吗？

法律是人基于制定的，服务于人这个总体概念，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限制每一个单一个体。

而这种限制同时也会因为时代、制定者性别的因素产生分歧。

当泰莎时隔多时步入法庭，她看到法官是男人、被告的辩护律师是男人、就连速记员也都是男人。

偌大一个法庭，一个平等判决所有人类生死存亡，是非过错的神圣的殿堂，女性的容身之处竟然仅存在于夹缝之间。

这很悲哀。

所以尽管再痛苦、再绝望、再被事发时的阴霾所困扰，詹娜还是站了出来，她说:“我来这里不为别的，只为了让更多的女孩不要像我一样受到他的伤害。

”泰莎还是站了出来，她说:“我害怕我的一切受到影响——朋友、家人、工作，我害怕她人审视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但是，我不能辜负曾经那个坚信法律，坚信这个体系能带给我正义的审判的我自己。

”她还说，“这就是我，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一直以来贯彻的证词一致性并没有那么适用于性侵案件，something has to change” 的确，something has to change，法律不应该非黑即白地框定出一个完美受害者的模板，然后粗鲁地把所有证人的证词套入其中。

作为同时审判两个性别的工具，法律应该兼具男性和女性共同的声音，这一点也同样是金斯伯格一直以来秉持的观点（堕胎法案在各国的差异性可见一斑） 影片海量的台词还引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思考，律师在辩护时酌情还是酌理、给有潜在可能犯罪的人做无罪辩护应秉持公平公正还是委托人优先的原则、改变法律时如何做到改变规则，建立新的游戏、在改变不了法律的情况下，被性侵时到底该如何处理才能贴近法律规定的完美受害者、性侵受害者因为没做出完美的反抗而承受的苛责何时能停止 题外话，这个牵扯颇多，让我联想到了最近盛行的对“房思琪式弱女文学”的审判，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声讨中，我没有看到同为女性最基本的同理心和作为人类的悲悯心，反而是自诩先进，自认为刀枪不侵的所谓“强女”对弱女的恐惧。

是的，她们看似刀枪不侵，实则脆弱无比，不承认人遇到问题本能想逃避的劣根性，转而想要扼杀她们认为人性中软弱的部分。

然而拒绝恐惧本身也是一种恐惧，不承认本身也是一种逃避。

前期的泰莎如此，批判房思琪弱女叙事的博主也是如此。

看看朱利安身边的男性朋友多么支持他，他们多么团结吧。

自诩强女的女性也请正视每一个或深陷泥潭、或身处险境、或思想有局限性的所谓弱女吧。

女性是一种处境，所有发生在一个个体身上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可能都在持续不断发生着，在施罪者得到审判、环境得到改变之前，请一直前行，一直直视身后和身前的人，一起找到新的出路，一起改变。

（公众号：霧風誌，欢迎关注）“比起引发痛苦的事件本身，我认为反倒是因为不被认同的这一连串过程一再反复，才使得女性的痛苦越发严重······我所经历的痛苦无法与他人连接的时候——苦痛便会加深。

”——河美娜《我的痛苦有名字吗？

》每当看到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品时，我总会最先想起河马。

虽然上述文字描述的是女性抑郁症，与《初步举证》的故事并不十分吻合，但女性所面临苦痛的处境似乎总是长着一样的面孔，如果用泰莎的故事代入这段话，也毫无违和。

浅浅介绍一下，2月28日上映的《初步举证》是一部英国国家剧院现场实录的戏剧作品，虽然在大荧幕放映，但并非传统电影，它的实体是一场舞台剧官摄，没有华丽的场景，全程只有一位演员——朱迪·科默，以及她109分钟的独角戏。

故事讲述一位年轻的顶级刑事辩护律师泰莎，成为性侵受害者后站上法庭的故事。

经历了恐惧与混乱的侵袭，在身份与视角的不断转换后，泰莎觉醒过来，勇敢而坚定地对长久以来由男性主导的司法体系进行了一次掷地有声的诘问。

在叙事结构中泰莎的身份与视角都经历了几次翻转，一次是作为旁观者/受害者，也可以看作是加害者的共犯（辩护人）/受害者，还有一次是同时作为加害者与被害者，即她在782天内用自己被训练过的职业技能反复在脑海中对身为受害者的自己进行交叉问话，寻找自己话中可以被挑刺的漏洞，她在用法律的逻辑来攻破自己，她曾经引以为傲的武器如同回旋镖一般击中了自己。

她恐惧在自己的审判中成为“第二”，因为这不再是一个追逐输与赢的场域，而是她的人生审判，包含了她过往人生中深信不疑的对现有司法体系的信仰。

当她终于意识到，错的不是自己无法冷静地做出逻辑缜密的证言，而是这个由男人主导的司法体系从一开始就没有在乎过性侵犯罪中女性受害者的人权与尊严。

根本没有完美受害者，完美的证言从来都不可能存在，经历过性侵的受害者说法前后不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即使是精通法律的泰莎，也会忘记要保存证据而只想着洗澡；在法庭上屡战屡胜的辩护律师，也会在自己成为受害者的时候语无伦次。

只因为是人。

《初步举证》也使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美剧《难以置信》（2019），其中有一些相似的情节，一个女孩被性侵了但因证据不足、说法前后不一而被质疑是报假案，受害者被当成谎话精、“关种”，在警察冰冷地反复质询中受到二次伤害。

我对这一幕印象很深，女孩被两个身材魁梧的男警察询问被性侵的过程，她必须不断地回想起可怕遭遇的细节。

这是一个封闭式构图，画面一看望去只有两个警察的庞大身躯，女孩正对镜头但被夹在两人中间，她的空间和话语权是被挤压的状态，压迫感溢出荧幕。

房间给人的视觉印象和两个警察的头顶一样是光秃秃的，衬托出气氛的冰冷严肃。

仅仅透过这一个镜头，就可以想象剧中的女孩正面临怎样的处境。

每次看这种作品最感到沉重的不是题材或情节如何，而是“改编自真实案件”这样触目惊心的字眼，那代表现实中某个人甚至一群人受到了伤害，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经过戏剧化的痛苦并不会随着体裁而转为虚构，痛苦是不会稀释的，但会被看见，更有必要被看见。

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作品反复在强调着这一点。

河马的书中也有这样的话：“女性的角色正在快速变化当中，但世界并没有跟上这些变化。

”那么世界到底要何时才能跟上这些变化呢？

《初步举证》演出后反响非常热烈，朱迪·科默在节目中表示有很多亲身经历的女性给她来信。

在英国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受害的数据···并不仅是数据，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朱迪·科默意识到这部作品已经超过了戏剧的范畴，而在为某种更大的事务发声。

结尾泰莎从男人们的“骗局”中醒悟过来，开始质疑只能得到这种槽糕判决的根源——司法体系，但她还是被无视了，法官说她说得太多了，而戏剧的张力却没有被这无力的轻视消解，泰莎虽败犹荣。

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最个人的事就是最政治的事。

”一个受害者站出来，一部作品诞生并引发公共讨论，看起来渺小，却可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持续地发声总是必要，世界也在酝酿着改变的力量，总有一天会跟上女性的步伐吧，虽然现在还只是初步。

霧風誌

（慎点有剧透。

对本专业的电影真的很想说上两句…）我亲历性侵审判案件。

案发地点在一处公共厕所，一名年仅十岁的女童独自如厕时，被猥亵而大声喊叫，女童的父亲闻声迅速赶到现场，撞开门后发现女儿正在遭受猥亵，将施暴者当场制服并报警。

庭审现场检察官依据详实的证据对施暴者进行指控，法官依据事实和法律，敲响法槌作出宣判。

在那一刻，全场肃立，我看到了“正义”的具象。

《初步举证》中泰莎的撕裂与法庭上那位父亲的悲愤，在时空交错中叩击着现代法治的根基。

当精英律师沦为性侵受害者，当公厕里的童稚呼救演变成法庭上的庄严宣判，两种司法图景折射出法律体系在性别暴力面前的复杂面相。

对抗制与纠问制的司法剧场里，受害者都在经历着相似的凌迟。

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如同公开处刑，对方律师用"当时为何不反抗"的锋利质询肢解受害者的尊严；大陆法系的职权询问虽稍显克制，但法官对"合理反抗"的执着追问，依然将受害者推入自证清白的道德困境。

我可否将此认为是程序正义外衣下的二次伤害？

举证责任的天平倾斜将受害者置于结构性困境。

父权制法律体系的基因缺陷在证据规则中显露无遗。

从英国19世纪"贞操测试"的遗毒，到当代法庭对受害者性史的猎奇式质询，法律程序始终将女性身体置于被审视的位置。

印度刑法第375条将婚内强奸豁免的条款，恰是法律父权化的活体标本，暴露出立法者将女性视为丈夫财产的本质认知。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在此显现出革命性光芒。

当我们将立法者置于不知道自身性别、阶层的原初位置，证据规则必将重构：性侵案件的举证责任可能转向行为人自证同意，受害者的创伤应激反应将被纳入证据采信体系，法庭质询将配备心理专家实时干预。

瑞典2018年推行的积极同意原则立法，正是这种思维实验的现实投影。

法律终究是流动的正义。

当泰莎在证人席上完成自我救赎，当那位父亲在判决书中触摸到正义余温，我们应当看见制度变革的曙光。

构建真正性别平等的司法体系，不仅需要修正证据规则，更要重塑渗透在法条字缝中的权力关系。

毕竟，真正的正义不应是受害者穿越荆棘才能摘取的果实，而应是法律自动为弱者撑起的保护伞。

太牛了，凭借一个人的力量让很多画面生动地浮现在人们眼前。

我简直太震撼了。

而且我也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跟吃了一只青蛙一样哑巴了叫不出来的感觉。

自愿和非自愿仅仅只是一线之隔，在时间上甚至是一瞬之隔，在语言上可能可以轻松地迈过，在法律上却隔了一座大山。

女性有口难言，说不清楚。

男的则都觉得无所谓，矫情。

婚姻和恋爱关系成为了很多恶行的遮羞布，好像在这样的框架内，很多恶劣的行径突然无足轻重。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呐喊呢？

我又想起我发布了男的总是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帖子时，本来只是想抒发我交朋友的边界感总是被打破，被暧昧化，被两性关系化。

却收获了不仅来自男性而且来自女性的攻击。

“你们没有任何特权”“你如果生理性厌男就不要浪费他们的时间”“你真的很奇怪，看不出来他们喜欢你吗”原来男性的任何行为被冠以“喜欢”，就可以被轻飘飘地合理化。

这和小时候“喜欢你”的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你，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世界究竟要替男性遮多少羞。

我对亲密关系没有任何愿景，看到有愿景的男性也知道他们只是想找一个保姆、一个发泄性欲的对象、一个自甘受辱的人、一个可以捆绑一辈子的称号。

世界上的蠢货那么多，我只希望女性中这样的人可以少一点。

不要再冷漠地站在自己同胞的对面，看不出来男性过得已经有多好吗？

他们的时间根本不需要我浪费，他们自己冠冕堂皇地浪费了我很多时间。

同样，我也脱下了对于男性的学识滤镜，虽然不是totally，但也快了。

这还是多亏了我学的专业。

他们的学识看起来再怎么渊博，本质上还是服务于自己的特权，为了维护父权的利益，不可能用于帮助我、建设我。

学识只是学识，看是谁用，一个冷冰冰地只会引经据典的没有人性的机器，即使能够纯熟地运用各种知识，又与我何干？

又算得上有什么魅力呢？

我永远不可能受益于他们的学识。

书看得越多，越自以为是，越高高在上，越冷漠，越要调转矛头指向我们，越看不起人，越趋近于男性的本性，越像退化的人类。

完美的无可挑剔的科学的正确的最伟大的剧之一。

应该被列为全世界成年人必看剧，不看不许成人。

最让我感到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是：当我以性侵受害者站在证人时我才明白，要求性侵证据清晰完美逻辑严密这一法规是完全有问题的，法律是由一代代的男性建立的。

这个世界的女性远远没有到可以说向下自由的那一天，这一代代由男性建构的法律体系需要我们修正，这一代代全是男性的派出所、法院、检察院、陪审团再无法容忍了，就像RBG说的那样，十二个大法官全部都要是女性才行，全部都要！

不战斗，等待我们的就只有蹂躏和死亡！

面对性侵，女性在事后除了做尽可能完整的证据留存等事后措施，在事前推动法律上、教育上程序正义修正，更要学会锻炼出足以防身的体格。

就该向冰岛那样，早早的鼓励女性更多尝试过往被定义为男性主导的格斗比赛，鼓励男性从小学会共情和感性思维。

女性没有时间休息了，她们必须从小摒弃所有玫瑰色的幻想，要明白，她们先天在体格上弱于男性，并且因此随时可能被摧残，在达到力量平等前她们绝不可能和男性有自由的性爱，她们的命运必须抓在自己手中。

在性爱中，只有男性发自内心的明白她不可能被他压在身下任他蹂躏，才是最根本整治性侵的手段，他们会通过女性的力量明白什么是No的。

双方再有智慧头脑社会地位的平等，在最原始的性爱中都无法消弭力量差距，没有任何时刻比此刻更想学会打拳。

要想夺回国家之间平等对话的自由，只有国防科技力量上的相对平等才能做到，千百年来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力量的落后会带来多少灾难，女性怎可放任自己生理力量低人一等！

所以在客观差距无法消弭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异性恋，就像不能让小女孩和成男恋爱一样，不能让下属和上司恋爱一样，不能让学生和老师恋爱一样，没有权力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爱情，同性恋是这个时代女人的宿命！

我没有那一刻比现在更恐异性恋，在千百年来的男权社会里找寻自由平等的爱情无异于粪中找花。

在达到力量上的平衡评估前应该禁止结婚，当然婚内强奸的判定也必须完善。

身为女性，我们要做的还有太多。

法律一直以来维护的是男性眼中的正义，我们努力必须让法律看向所有人。

“一些大律师从中央刑事法庭专程赶来看这部剧，她们提出了TESSA提案——《对严重性侵犯的质询方法提案》，并向政府提出异议。

还有中央刑事法庭的一位女法官，她将这部剧定为法官上任的必修剧目。

所以在法庭上，证人经历是公诉人必须听取和考虑的内容，而不是仅凭当事人对性侵经历感到困惑，或者证据不足，就妄下断论当事人在捏造是非。

这是极端离谱的。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发现了这一点，我是从现在、当时的记忆和我们对生活的情节化阐释三个部分，来构建剧作结构的，女性对创伤的叙述与既有法庭更倾向采纳的证人证词是如此迥异不同。

”——编剧Eve·Ensler“从源头来看，将男人与男孩置入讨论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们需要成为对话内容里的一部分，也需要支持这场运动，否则改变寥寥无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需要站在我们这一边，对他们的性别教育需要被看见，每一件小事都至关重要。

……法庭上的庭审宛如儿戏，他们并不想弄清楚真相，只想得到他们想要的法律真相。

性侵相关法律的重点，往往会集中在男性身上，女性作为受害者负有精神难以承受的举证压力，传统上都是从男性嫌疑人有没有被诬告的视角出发，来自全社会的羞辱都加在了性侵受害者的身上，仿佛这原本就应该让她们承受，这是她们咎由自取的结果。

我想这部剧能够拓宽视角，让人们看见并且不带羞辱和恐惧的自由讨论女性受害者的感受，这件事实际上的全社会的羞辱，而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创建一个更适合处理这类问题的对话机制，我希望由此能够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们中间建立这种意识。

包括在学校系统中谈论性同意，我想这是能够取得改变的唯一方法。

一旦我们开始讨论这些事情，你就不能假装它们并不存在。

这个社会一半由女性组成。

”——Soma（反强奸文化运动组织者）摘录自初步举证百老汇公演后编剧发起的圆桌会议。

昨天被B站推送了National Theatre Live的新话剧《Prima Facie》，因为撇了一眼是律政题材，我就下意识点开视频，结果几乎是一口气看完，期间落泪数次，情绪也久久不能平复。

该剧的梗概，就是一位出身平凡的英国女生，通过不懈努力考入剑桥学习法律。

毕业之后，她成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屡屡凭借巧言善辩，帮助被告人打赢官司。

眼看未来一片大好前程时，她却在某天晚上被约会的男同事酒后强暴，从此开始了人生噩梦。

在经受了782天的身心折磨之后，她以原告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只为将伤害她的人绳之以法。

简单说几点我的观影感受吧：1、Jodie Comer的全场表现，值得落幕时观众们的standing ovation，我想她的演艺之路一定会前途无限。

虽然至今我也没看过《Killing Eve》那部大火的美剧，但Jodie的话剧首秀还是让我真切感受到，她一个人在台上撑起近2小时的戏，得需要多大的体力和才华呀。

Jodie不仅酣畅淋漓地呈现大段大段的台词，还能借助肢体和音色变化，再现不同人物的戏剧冲突。

同时，她还不断更换装束、移动道具，以便快速切换剧中场景。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Jodie表演的某些瞬间，会联想到另一位英伦才女演员Emma Thompson的模样和声线，总之是对她一见如故，大为欣赏。

2、最近十来年，英国的文艺创作者在女性议题的讨论上，确实做到了不断突破和深化。

我记得，在2011年BBC推出的律政剧《Silk》中，有一集就是关于某女性被前男友性侵的案件。

剧中的辩护律师Martha（也是我最爱的英剧女主角）极不情愿接手此案，为可能有罪的男方辩护，因为她深知：每一位声称遭受性侵的女性，都会被警察和律师无情盘问：她们是否穿着暴露、是否喝酒过量、是否生性放荡、是否投怀送抱。

最终，性侵案件的定罪率是极低的，在社会影响上也会对女性权利的争取愈加不利。

然而，出于律师的职责要求，她不得不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客户洗清罪名，目睹未能胜诉的女方在法庭外情绪崩溃。

在本集的最后一幕，Martha回到家中，伴随着唱片机里的悲伤灵歌，独自一人默默痛哭。

如今2022年，类似的题材再次被搬上舞台，最后的结局还是一样令人失望。

但是，这次的女主角Tessa，因为既有过像Martha一样为潜在性侵施暴者辩护的经历，又有过身为性侵受害者无力举证的不幸遭遇，她最终勇敢地在法庭上指出：现有的法律体系，总是要求受害者的证词逻辑清晰，只有这样它才能被当作可信的定罪依据。

当女性受害者面对律师咄咄逼人的诘问，出现情绪波动、言词不一时，就会被认为是当庭说谎、进而输掉整个官司。

可现实是，女性对性侵过程的细节记忆，很可能是混乱不清的，因为她们在案发那刻，经受着极度的身体恐惧和精神创伤，也因为她们在日后，面对种种质问和异样眼光时曾产生过自我怀疑。

所以，性侵案件难以定罪的问题不在于女性，而在于法律本身。

人类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法律框架，是一代代男性主导制定的，它没法从女性角度来展现全部真相，实现公平正义。

或许，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事情，是去质疑和改变现有法律，而不是漠视或拷问每位受害者。

最后，还是记录下《Prima Facie》剧中的一段原话，希望能引发更多人去思考社会现状，发出微弱却宝贵的声音；也希望国内的影视编剧们，能跳出“霸道总裁爱上我”、“后宫佳丽争君宠”的老套题材，不断向高手学习，精进业务水平呀。

“There was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courts like this did not see non-consensual sex in marriage as rape, did not see that battered women fight back in a manner distinct from the way that men fight. Yet once we see, we cannot unsee, can we? Now I see, from my own experience, that we have got it all wrong when it comes to sexual assault... The law is an organic thing. It is defined by us. It is constructed by us, in light of our experiences, all of ours, so that there are no excuses any more. It must change because the truth is that one in three women are sexually assaulted, and their voices, they need to be heard, they need to be believed, in order for justice to be done.”

非常震撼的独角话剧，从观念内核到剧本写作到表演功力到舞台设计都是毫无疑问的满分。

剧中揭露的法律设计上的根本缺陷，我在《“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收入《空谈》第52-113页）一文中专门做了分析，这里姑且摘录相关章节代作影评吧。

空谈8.9林垚 / 2024 / 上海译文出版社第94-95页：『对性侵扰遭遇的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也会进一步造成对受害证言的不合理挑剔。

比如指控者“无法想起某些关键的时间地点”或者“在数次口供中对部分受害情节的描述前后不一”的情况，常常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指控的不可靠。

然而相关研究早已表明，人类在遭遇严重心理冲击的情况下，的确经常只能对详细的事件过程形成较为碎片化的记忆，并且遗忘时间地点等“抽象”元素，却对周边的声音、气味等“感官”元素留下鲜明持久的印象——性侵扰受害者在这方面并不例外[15]。

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无知或无感，加上前述的性别偏见，便使得性侵扰案件的实际判断结果大幅偏向假阴性一侧……』（前文从略）§4.1 虚假的性侵扰指控比例究竟有多高？

在各类性侵扰指控中，“虚假（false）指控”的比例究竟有多高？

这是犯罪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公检部门在罪名定义、证据标准、办案方式、统计口径、数据完备性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同研究者在数据使用方法上的分歧，均令相关研究长期无法达成一致结论。

2006年的一份综述罗列了1974至2005年间发表的20份论文或报告，其各自推算出的虚假强奸指控率，跨度竟然从1.5%直到90%，可谓天壤之别[1]。

不过更晚近的研究在方法上有所改进，结论跨度也大为缩小，基本上处于个位数百分比区间。

比如：2009年对欧洲九国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国家执法部门官方判定的虚假强奸指控比例从1%到9%不等[2]；一篇2010年的论文分析了波士顿某大学1998至2007年间138件校园性侵指控的卷宗，发现其中有8件（5.9%）被校方判定为虚假指控，而这8件里有3件（2.3%）的指控者承认确系谎报[3]；发表于2014年的一篇论文，基于2008年洛杉矶警察局的性侵报案记录以及对办案警员的访谈，推测其中虚假指控的比例大约为4.5%[4]；2017年的一项研究通过整理2006至2010年间全美各地执法机构的办案结论，统计得出这段时间内强奸报案“不成立（unfounded）”的比例约为5%（“不成立”报案的范围大于“虚假”报案，还包括其它情节较轻达不到执法标准的报案），低于抢劫（robbery）报案不成立的比例（约6%），但高于谋杀（murder，约3%）、殴伤（assault，约1%）、入室盗窃（burglary，约1%）等其它类型报案不成立的比例[5]。

虽然近年的上述研究结论逐渐趋同，但它们对虚假指控比例的计算均基于执法部门本身的案卷归类，无法完全排除后者统计口径不合理或办案偏见方面的影响，因此仍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比如英国内政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尽管英国警方将强奸报案的8%登记成“虚假指控”，但其中大部分卷宗明显未能遵守内政部的办案指南；在看起来遵守了办案指南的卷宗里，登记成“虚假指控”的比例便已降到3%；而且无论是8%还是3%，都远远低于办案警员在访谈中对虚假指控率的猜测（比如有警员声称：“我过去几年一共经手了几百桩强奸案，其中我相信是真实指控的，大概只用两个手就能数得过来”）[6]。

其它国家关于执法人员偏见的定性研究也得出了极其类似的结论，比如在2008年发表的一项对891名美国警察的访谈中，竟有10%的警察声称，报案强奸的女性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在撒谎；此外还有53%的警察断言，这些女性里头有11%到50%是在撒谎[7]。

警员对性侵扰报案者（尤其报案女性）的严重偏见与敌意，一方面意味着，即便在遵守了办案指南的卷宗里，也可能仍然存在大量被错误定性为“虚假指控”的案例。

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新西兰的连环强奸犯马尔科姆·雷瓦（Malcolm Rewa）一案：早在他第一次犯罪时，受害者便向警方报案，并提供了抓捕雷瓦的重要线索；但新西兰警方出于对性侵受害女性证词的高度不信任，在对受害者进行了一番程序上的敷衍之后，将其报案登记为“虚假指控”束之高阁，导致雷瓦长期逍遥法外，又强奸了至少26名女性之后才最终落网[8]。

另一方面，执法人员的偏见与敌意也意味着，有大量的性侵扰受害者因此放弃报案，间接抬高了卷面上的虚假指控率。

比如英国政府平等办公室201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英国小区组织“强奸危机中心（Rape Crisis Centers）”的员工与警方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只有19%的员工表示，自己在被熟人强奸后会向警方报案[9]。

英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年度犯罪调查报告同样发现：在遭到性侵的女性中，只有17%选择了向警方报案[1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在统计虚假性侵扰指控比例时，更有效地排除执法人员偏见导致卷宗错误定性对资料的干扰？

英国皇家检控署在2013年的报告中独辟蹊径，通过对比检方起诉性侵扰嫌疑人与（以“妨害司法罪”或“浪费警力罪”为由）起诉虚假性侵扰指控嫌疑人的数量，来判断虚假指控的比例；毕竟如果办案警员不是基于偏见胡乱登记“虚假指控”结案了事，而是一视同仁地严肃对待真实指控与虚假指控，就会把虚假指控者一并移交检方起诉。

该报告指出，从2011年1月到2012年5月的17个月间，英国检方一共起诉了5651起性侵扰案、35起虚假性侵扰指控案、3起虚假性侵扰指控兼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11]。

换句话说，根据英国警检部门的实际行为来判断，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比例仅为0.67%（5689起中的38起），远远低于前述所有研究的结论（并且这还尚未校准因为大量性侵受害者一开始便放弃报案而造成警方卷面上的虚假指控率虚高）。

毋庸赘言，检方对指控真实性的判断并不总是准确（注意这种不准确性是双向的，既可能错误起诉某些遭到虚假指控的嫌疑人，也可能错误起诉某些做出真实指控的受害者）；而刑事庭审虽然采取极其严苛的“排除合理怀疑”等标准、并因此基于残留疑点而放走一部分真凶[12]，却也仍旧无法完全躲避误信虚假指控、做出错误定罪的风险。

不过这些错误定罪的案件，大多数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一般人对“虚假指控”的“报案者根本没有遭到任何性侵扰、所谓受害经历纯属瞎编”式想象。

比如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全美冤狱平反记录中心（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截至2016年底录得的、全美289起嫌疑人被法院错判有罪的性侵案件中，71%（204起）是陌生人性侵，尽管陌生人性侵只占全部性侵案件的大约五分之一。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错判有罪的性侵案件中，绝大多数（228起，占全部错判的79%）都是因为警方及检方搞错了作案者的身份，而这又基本上（200起，在搞错身份的案例中占88%）是因为受害者或其它目击者无法在一群陌生人中准确辨认出作案者（熟人性侵案中也有搞错作案者身份的情况，往往是因为受害人出于种种原因不敢或不愿指证真正的作案者，导致对警方和检方的误导）。

美国“黑人男性性侵白人女性”类案件的虚假指控率与错判率之所以高得出奇，除了白人社会及司法系统的种族偏见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天生在“跨种族面部识别”方面能力不足，导致白人受害者及目击者经常误将无辜的陌生黑人当成实际作案者[13]。

综上所述，其一，现实中性侵扰报案的虚假指控比例本就很低，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要么与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报案比例处于同一量级（个位数百分比区间），要么其实是再往下一个量级（个位数千分比区间）；其二，社会文化及执法系统对性侵扰受害者（尤其受害女性）的偏见与敌意，又令现实中绝大多数性侵扰事件未被报案，间接抬高了官方资料中的虚假指控率。

对比可知，MeToo运动“催生大量虚假指控”的可能性，被质疑者不成比例地高估了。

其三，在导致冤狱的虚假性侵指控中，绝大多数确属真实发生的陌生人性侵，只是搞错了陌生作案者的身份。

与此相反，MeToo运动曝光的均为熟人性侵（毕竟若不知道对方身份，曝光便无从谈起），所以对冤狱概率的估算还可以进一步下调。

§4.2 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男子气概、“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当然，诚如MeToo质疑者所言，无论概率多低，虚假指控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因此理论上说，MeToo运动的展开、性侵扰证言的受到鼓舞，必然会令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至于比例则可能增加也可能下降）；换言之，理论上一定会有某个无辜者因为MeToo运动而遭到虚假指控、甚至错误定罪。

对此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1）首先需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不管什么类型的案件，在给定的举证责任标准下，报案数量的增加，理论上都意味着虚假指控与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随之增加，反之亦然；同样，给定审理案件的数量，对举证责任标准的任何调低，或者对指控方置信度的任何调高，理论上都意味着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以及比例）随之增加，反之亦然。

同时，就算在刑事案件中严格遵守无罪推定原则、严格要求控方“排除合理怀疑”，由于断事者身为并无“全知”能力的人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判断上的失误，冤假错案仍旧会时不时发生。

要想完全消灭冤假错案，唯有拒绝接受任何报案，拒绝在庭审中相信任何不利于辩方的证据，或者拒绝做出任何有罪判决。

这显然不是可行的办法。

尽管以剥夺基本权利为手段的刑事惩罚的严重性，是我们在刑事判决的假阳性（冤枉好人）与假阴性（放过坏人）之间权衡取舍的重要考虑， 但我们不可能为了百分之百消灭某种性质极其严重的假阳性结果（比如有人被错误地剥夺基本权利）而让假阴性结果超出某个可以容忍的限度。

所以真正的问题永远是，如何判断假阴性结果的恰当限度、如何在假阳性结果与假阴性结果之间找到最合理的平衡。

（1a）前文已经提到，在举证责任层面，这种平衡体现为“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优势”等不同证据标准之间的选择。

但在有了相关证据之后，怎样的怀疑算是“合理”怀疑？

双方证据究竟谁占“优势”？

这就涉及到证据评估层面的具体判断。

而人们对证据可信度的判断，总是受到或内在于人类认知机制、或从社会文化习得的种种偏见的影响；有了适当的举证责任标准之后，总体结果能否尽可能地向假阳性与假阴性之间的最合理平衡靠拢，便取决于证据评估过程中能否尽可能地剔除系统性偏见的影响。

父权社会普遍而系统的性别偏见，无疑是影响人们对性侵扰指控可信度判断的最大因素之一。

正如前引的诸多调查报告所示，受理性侵扰案件的警员，总是极其严重地高估虚假指控（尤其是来自女性报案者的虚假指控）的比例。

对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credibility discount）”现象由来已久，而且普遍存在于性侵扰指控之外的其它各种领域[14]。

这种不信任，一方面出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理性能力的贬低（认为其与儿童一样“理性尚未发育完备”），另一方面出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在某些问题上或某些情况下）的道德猜忌：比如所谓“最毒妇人心”，亦即认为女性的道德下限低于男性；或者“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亦即认为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以及有过较多性伴侣或性经验、因此被指“私生活不检点”的女性）绝不可信。

面对性侵扰指控时，这些偏见既导致对指控者意图的高度怀疑（“我看当时其实是你情我愿半推半就，只不过办完事儿后悔了想假扮纯洁？

或者根本就是闹矛盾了故意陷害对方吧？

”），又导致对受害证据（尤其是证言）的无端挑剔。

（1b）对性侵扰遭遇的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也会进一步造成对受害证言的不合理挑剔。

比如指控者“无法想起某些关键的时间地点”或者“在数次口供中对部分受害情节的描述前后不一”的情况，常常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指控的不可靠。

然而相关研究早已表明，人类在遭遇严重心理冲击的情况下，的确经常只能对详细的事件过程形成较为碎片化的记忆，并且遗忘时间地点等“抽象”元素，却对周边的声音、气味等“感官”元素留下鲜明持久的印象——性侵扰受害者在这方面并不例外[15]。

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无知或无感，加上前述的性别偏见，便使得性侵扰案件的实际判断结果大幅偏向假阴性一侧；所以若要达到假阳性与假阴性的恰当平衡，相应的矫正无疑是，争取调高人们对性侵扰指控及相关证据的“缺省置信度（default credence）”。

（2）性别偏见的影响，还不仅仅体现在性侵扰指控的证据评估层面，而是一开始就型塑了人们看待“虚假指控”问题（及其严重性）的视角。

比如前面提到，即便采用“个位数百分比区间”的估算结果，强奸报案不成立的比例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也并不高得出奇，甚至还低于抢劫报案不成立的比例；但绝大多数人在对虚假强奸（或其它性侵扰）指控忧心忡忡的同时，却并没有对虚假抢劫指控的“泛滥”抱有同等程度的恐慌与敌意（甚至绝大多数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虚假抢劫指控的问题，更不用说对其有任何恐慌了）。

产生这种差异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由于父权社会的潜移默化，人们在抽象地思考案件时，很容易自动代入男性中心视角。

由于性侵扰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作案者绝大多数是男性、指控绝大多数时候是女性针对男性做出[16]，因此男性中心视角很自然地导致对性侵扰指控的过度焦虑与怀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是虚假指控该怎么办？

“他”的人生不就被“她”给毁了吗？

相反，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指控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尽管某些阶层（比如穷人、流浪汉、进城农民工）或族群（比如美国的黑人）可能特别容易遭到虚假指控，但这些阶层与种族往往在话语权方面同样处于劣势，他们的视角因此更容易被主流社会文化忽略、而不是得到代入。

（2a）需要注意的是，旁观者此处自动代入的“男性中心视角”，严格来说其实是一种“滤镜后的（filtered）男性中心”视角。

尽管从比例上说，绝大多数性侵扰是男性针对女性作案，但从绝对数量上说，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的性侵扰同样发生得非常频繁。

事实上，无论依据哪个来源的资料进行统计，男性一生中遭到强奸（或其它类型性侵扰）的概率，都远远高于其遭到虚假强奸指控（或其它类型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概率——比如根据2015年的一份调查，美国男性有2.6%曾经遭到强奸或未遂强奸，24.8%曾经遭到带有身体接触的性暴力，17.9%曾经遭到带有身体接触的性骚扰[17]；这比一名男性一生中遭到虚假强奸指控或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概率（遑论因此被错误定罪的概率），高出了不知多少个量级[18]。

然而在父权社会文化对性侵扰的刻板印象中，“男性遭到（无论来自男性还是来自女性的）性侵扰”的可能性却被下意识地过滤或屏蔽了，以至于当人们自动代入“男性中心视角”时，后者却并没有将性侵扰的男性受害者的视角（以及女性嫌疑人的视角）同时包括在内。

对男性受害者经验的过滤，凸显了父权社会传统性别角色模式所造成的偏见与伤害的双向性（尽管两个方向上的偏见与伤害程度未必对等）：当女性被贬为“理性能力不足”或“狡诈不可信赖”的生物时，男性也被桎梏并压抑在“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要求之中。

性方面的“征服力”正是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男子气概”的一大体现，而性方面的“被征服”（既包括被性侵扰，也包括异性恋视角下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的“被插入”），在传统“男子气概”标准下可谓莫大的耻辱；性侵扰的男性受害者，也往往畏于外界对其“不够男子汉”的二重羞辱与攻击（一如女性受害者经常遭到“荡妇羞辱”），而不敢报案或向别人吐露自己的遭遇。

比如美国黑人影星特里·克鲁斯（Terry Crews）尽管外型硬朗、肌肉强壮，但当他在MeToo运动中曝光自己也曾经遭到好莱坞制片人的性骚扰时，却迎来了男性网民的疯狂围攻指责，认为他丢尽了男人的面子。

至于男性遭到性侵扰的经历之普遍程度，更是对“男子气概”这一迷思本身的巨大冲突；要维持迷思，就不得不在父权视角中过滤或屏蔽男性受害者的经验。

（2b）这种“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还有一种常见的变体，即“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

由于男同性恋的存在对父权社会的“男子气概”叙事制造了极大的困难[19]，因此在性少数权益逐渐得到正视的今天，代入“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者便往往不自觉地将男同性恋的经验作为“特例”悬置一旁，以此使得“男子气概”叙事继续在“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e）”的话语框架内部不受动摇。

这种下意识的心态反映在对性侵扰问题的理解上，即是默认遭到性侵扰的男性都是同性恋，异性恋男性绝无遭到（不论来自男性还是来自女性的）性侵扰之虞。

换句话说，性侵扰的异性恋男性受害者的经验，在经由“排除同性恋特例”所得的“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中，仍然属于被过滤与屏蔽的对象（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依旧忽略着“女性对别人实施性侵扰”的可能性）。

MeToo运动在鼓励大量女性受害者公开陈述自己遭遇的同时，也让男性受害者（比如陶崇园、特里·克鲁斯、张锦雄事件中的诸多受害者、被女教师性侵的男学生、被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的无数男童）的境况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讽刺的是，当MeToo质疑者对MeToo运动表示有保留的赞许时，这种赞许往往却又出自“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对性侵扰受害者身份多样性的屏蔽，比如：〖如果一定要对#metoo运动做一个“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我会说这是好事，因为它是一场教育运动，对男人而言，教育他们节制与尊重，对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们（他们）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或甚至报警。

〗（L.2）——可以看出，作者下意识地认为，性侵扰的作案者只可能是男性、不可能是女性；性侵扰的受害者只可能是女性和同性恋男性、不可能是异性恋男性。

（3）总结上面的讨论：对于“MeToo运动将导致性侵扰虚假指控与错误定罪的绝对数量增加，从而必将对某个无辜者的蒙冤负有责任”这种批评，应当如何看待？

其一，诚然，对于任何个案，我们都需要极其认真谨慎地评估具体证据，尽量避免无论假阳性还是假阴性结果的发生；但就整个系统而言，个案的假阳性判决，在任何类型的案件、任何合理的举证责任方案、任何合理的审判程序中均不可能完全避免。

在系统层面必须保障的，绝非不计后果地将假阳性概率一路降低到零（这意味着完全放弃司法体系的定罪功能），而是确定和维持（或者尽量接近）假阳性概率与假阴性概率的最合理平衡；这个平衡可能非常接近于假阳性概率为零，但绝对不会是等于零。

在父权社会的现实中，对女性证词的“可信度打折”使得性侵扰指控的证据评估存在系统性的偏差；人们对性侵扰受害者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加剧了这种偏差；受害者遭遇的社会敌意与羞辱（包括对受害女性的“荡妇羞辱”与对受害男性的“男子气概羞辱”）又令其中大多数人不敢报案。

凡此种种，都使得假阴性概率远远高出合理的范围，现状与合理平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MeToo运动鼓励受害者出面倾诉、鼓励人们更加信任倾诉者的证言，恰恰是将极度偏差的现状稍稍地往平衡点方向扳回一些，但也远远没到能够真正将其扳回平衡点的地步，遑论造成假阳性概率的不合理攀升。

这个过程中确实可能出现若干假阳性个案，对此我们只能通过具体证据评估中的认真谨慎来尽量防范；但倘若不同时竭力清除性别偏见在证据评估层面的系统性污染，单靠“认真谨慎”并无助于解决整个系统的产出结果高度失衡的问题。

其二，既然如此，仅仅出于对假阳性个案的恐慌，而否定尽力缩小现状与合理平衡之间系统性的巨大偏差的意义；或者至少在权衡二者的先后时，赋予前者（避免假阳性个案）不成比例的权重；同时又并未对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指控与错误定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恐慌——这样的心态根本上是对父权社会“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的内化。

在“异性恋规范”的传统性别角色话语的潜移默化下，这一视角使得观察者下意识地过滤和屏蔽了男性（尤其异性恋男性）遭到性侵扰的可能性、以及女性施加性侵扰的可能性，再加上对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便导致了对“女性诬告男性对其性侵扰”这一极小概率事件的过分关注，以及对整体图景（包括现实与合理平衡之间偏离程度）的忽略。

一旦跳出这一视角的桎梏，即可发现，尽管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对此不成比例的恐慌，其实只是父权社会文化一手缔造的庸人自扰。

（后文从略，部分章节见：https://www.douban.com/note/864521253/ ）[1] Philip N.S. Rumney (2006),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Cambridge Law Journal 65(1): 128-158，第136-137页。

[2] Jo Lovett & Liz Kelly (2009), Different Systems, Similar Outcomes? Tracking Attrition in Reported Rape Cases Across Europe, London: Child and Women Abuse Studies Unit,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各国比例从低到高分别为：匈牙利1%（第69页）、瑞典2%（第100页）、德国3%（第62页）、奥地利4%（第34页）、苏格兰4%（第94页）、比利时4%（第41页）、葡萄牙5%（第85页）、英格兰及威尔士8%（第49页）、爱尔兰9%（第78页）。

[3] David Lisak, Lori Gardinier, Sarah C. Nicksa & Ashley M. Cote (2010), “False Allegations of Sexual Assault: An Analysis of Ten Years of Reported Cas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6(12): 1318-1334。

[4] Cassia Spohn, Clair White & Katharine Tellis (2014), “Unfounding Sexual Assault: Examining the Decision to Unfound and Identifying False Reports,” Law & Society Review 48(1): 161-192。

[5] Andre W.E.A. De Zutter, Robert Horselenberg & Peter J. van Koppen (2017), “The Prevalence of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6-2010,”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ology 2(2), 119: 1-5。

[6] Liz Kelly, Jo Lovett & Linda Regan (2005), A Gap or a Chasm? Attrition in Reported Rape Cases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293), London: Home Office，第51-53页。

[7] Amy Dellinger Page (2008), “Gateway to Reform? Policy Implications of Police officers’ Attitudes Toward Rape,”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3(1): 44–58。

[8] Jan Jordan (2008), Serial Survivors: Women’s Narratives of Surviving Rape. Sydney: Federation Press，第214页。

更多类似案例，参见Jan Jordan (2004), The Word of a Woman? Police, Rape and Belief.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9] Jennifer Brown, Miranda Horvath, M, Liz Kelly & Nicole Westmarland (2010), Connections and Disconnections: Assessing Evidenc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Responses to Rape, London: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第40页。

社会文化及执法系统对熟人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与敌意尤其严重，相关分析参见诸如Michelle Anderson (2010), “Diminishing the Legal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Attitudes to Acquaintance Rape Victims,”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13(4): 644-664等。

[10] 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2018), Sexual Offen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17,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11] Alison Levitt QC &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Unit (2013), Charging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asting Police Time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edly False Rap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llegations: Joint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London: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第6页。

该报告标题及正文所用“强奸”一词，实际上包括其它类型的性侵扰，见第5页注5。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其间英国检方共起诉了111891起家庭暴力案、6起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3起虚假性侵扰指控兼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由此可知检方认定的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比例仅为万分之0.8（111900起中的9起）。

[12] 前引英国皇家检控署报告提到，2011至2012年间，在英国检方起诉的性侵扰或家庭暴力案件中，经由庭审成功定罪的比例为73%，见Levitt & Equality and Diversity Unit, Charging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asting Police Time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edly False Rap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llegation，第2页。

不过从这一资料中并不能得知，庭审释放的嫌疑人究竟有多少确属遭到错误指控、有多少实为真凶却因证据不足而逃脱法网。

[13] 见前引Gross, Possley & Stephens, Race and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第11-12页。

[14] 参见Pam Oliver (1991), “‘What Do Girls Know Anyway?’: Rationality, Gender and Social Control,” Feminism & Psychology 1(3): 339-360；Miranda Fricker (2009),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borah Tuerkheimer (2017), “Incredible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Credibility Discou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6(1): 1-58等。

[15] 比如参见Amy Hardy, Kerry Young & Emily A. Holmes (2009), “Does Trauma Memory Play a Role in the Experience of Reporting Sexual Assault During Police Interviews? An Exploratory Study,” Memory 17(8): 783-788；Michele Bedard-Gilligan & Lori A. Zoellner (2012), “Dissociation and Memory Fragmenta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 Evaluation of the Dissociative Encoding Hypothesis,” Memory 20(3): 277-299等。

[16] 比如根据前引英格兰及威尔士年度犯罪报告，强奸受害者中女性占88%，男性占12%；其它类型的性犯罪受害者中女性占80%，男性占20%；见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Sexual Offen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17，第11页。

另据全美伤害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一份调查，在遭遇过强奸的女性中，98.1%只被男性强奸过；在遭遇过强奸的男性中，93.3%只被男性强奸过；参见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0),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0 Summary Report，第24页。

其它报告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不再赘述。

[17]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5),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5 Data Brief – Updated Release，第3页。

[18]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前引诸多关于虚假性侵扰指控比例及错误定罪数量的研究，结合所在国家的成年男性人口数量，自行换算相应比例。

[19] 参见Michael S. Kimmel (1994), “Masculinity as Homophobia: Fear, Shame, and Sil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Harry Brod &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London: SAGE，第119-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