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你往何处去？

这种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少了，讲述的是1995年7月的时候，东欧波黑塞尔维亚军队攻占了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安全区，约有7000名穆斯林信徒遇害。

斯雷布雷尼察惨案被认为是二战后在欧洲土地上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暴行。

看到别的国家敢拍，其实华人在90年代也是屡遭磨难。

有外国人拍了印尼屠华的电影，被两个国家封禁了。

一个是印尼，这很好理解；另一个是某国，理由是该电影破坏了印尼和某国的友好关系。

好家伙，我当时就笑出声音来了。

唉，不知道有生之年，有没有中国人敢拍印尼屠华的电影。

2020年4月，我毕业实习，经理是个塞尔维亚人。

正值疫情期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常在中国媒体中出现，有次和经理提及武契奇，我说这人挺逗。

经理怒了：“我恨他，你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吗？

” 当时没花心思去深究，这事儿就过去了。

偶尔还会和经理说起武契奇又上中国新闻了，塞尔维亚经理也总借机去怒骂她的总统。

2021年4月，毕业后我从实习公司辞职回国。

学国际法的我去了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远程实习。

实习的地方主要处理的就包括“艾达，怎么了”电影中的背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

可别说斯雷布雷尼察了，我当时连前南斯拉夫都知之甚少，便想着在法院边工作边积累知识吧。

2021年6月8日，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对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司令姆拉迪奇进行终审，电影中那个伪善的司令被判无期徒刑。

记得开庭前后，我每天都得在网上搜索关于姆拉迪奇的资讯，常看到有人提及 “艾达，怎么了”。

看多了，没法忽略我对这部电影的好奇心。

先去问了上一份实习的塞尔维亚经理，她向我大力推荐。

又问了在国际法庭的几个上司与同事，全大力推荐，看来我得找找资源。

正巧那几天上海电影节排班出了，这部电影位列其中。

与好友提及这部电影，一拍即合，抢票也非常顺利，实在和这部电影有缘。

2021年6月20日，上电影院看“艾达，怎么了”。

可能因为每天的工作与电影内容有关，电影里的真实故事，和我距离更近，直击心灵，电影结尾我哭到抽抽。

好友抓住我的手臂让我冷静，我一抽一抽地说：“可是大屠杀还在继续，联合国能做什么…” 我语无伦次。

我心里难受。

2021年，姆拉迪奇被判无期徒刑。

民众和各国都向联合国抱怨为何正义迟到，我的塞尔维亚经理和我说，姆拉迪奇都79岁了，无期徒刑对他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是无数克罗地亚人，波黑人，塞尔维亚人的心声。

塞尔维亚人果真是中国人的好伙伴，这点我这前经理倒是和她痛恨的总统相似。

抱怨完姆拉迪奇，她问我，你虽然年轻，但你知道你们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的事儿吗？

我直言知道但了解不多。

她感叹，姆拉迪奇被审判了，但美国呢，总有些国家会逍遥法外。

电影片尾字幕播放的时候，经理的话在我脑子里晃悠。

2021年，巴以冲突。

2021年，提格雷地区饥荒，更别说一场新冠疫情带走多少人的生命。

放映厅的灯亮了，该散场了，我心里还是难受，世界上的大屠杀结束了吗？

我们能为和平做些什么？

姆拉迪奇审判那天，有被害者家属入席旁听，一位被害者的母亲哭着说我要在死前，看到正义到来。

这位母亲可能就像艾达，这位母亲被杀的孩子或许可能和你我差不了几岁。

那天开庭前，上司对我们几个实习生说：我们要参加的是一场会被写到历史教材的审判，所以请大家尽全力融入和感受。

2021年6月30日，法院又要审判另两个与前南斯拉夫遗留问题有关的战犯。

我想联合国确实是在做些什么的，但还需要再去做些什么，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做些什么。

电影结束后，好友也很动容。

从影院走出来，她说：“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帮助世界和平？

” 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多读书吧。

” 和好友告别后，我在上海夜晚的街上骑行，看到养护绿化带的工人边做事边互相咧嘴笑。

我又想到好友关于世界和平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一天共产主义会实现世界和平吧？

也不愿多想，暂且心里好受点了。

《艾达怎么了？

》是波黑女导演亚斯米拉·日巴尼奇的新作，一部直面斯雷布雷尼察屠杀的电影，日巴尼奇的前作《格巴维察》也是反映波黑内战创伤的电影，波黑的电影人很难从这个令人难以承受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题材中抽身而出。

影片的主人公艾达，一开始她似乎是一个置身事外的翻译，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与塞族武装沟通。

当姆拉迪奇将军的部队占领斯雷布雷尼察，穆族难民涌向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地时，她成为了一个焦灼的母亲、一个奔命的母亲，一个为了两个儿子的安危苦苦哀求的母亲。

然而，历史没有改变它的轨迹，她还是成为了一个心碎而绝望的母亲。

当黑漆漆的枪口向室内喷射出火舌时，当母亲、妻子在哭泣着辨别那一堆堆遗骸时，任何人都难以抵御影像所带来的沉重压抑。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中段那一张张在欢快舞曲下毫无表情的脸，预示着人们将要面临的浩劫。

在影片最后，这个感觉到了极致，艾达回到那个族群依然混居的城市，继续当她的老师教可爱的孩子们。

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时，坐在下面的一张张脸上洋溢着笑容，可是笑着笑着又一次变成了面无表情，诡异地让人恐惧。

战争和屠杀已经在不同族群之间制造出难以填平的鸿沟，伤痕永远刻在了人们的心中，即使善良暂时压制了邪恶，但邪恶永远不会消失，像幻想小说的大魔王一样等待着重启的时候。

世界各地都有冤屈，某些尘封在黑暗中，剩下的被历史铭记……我尊重影片的意义，但就共情来说，有点平平无奇。

首先冲突不够，一大堆难民聚在一起，应该发掘几个痛苦的事件，来加深印象，结果只有最后的射杀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塞军在里面的恶迹没有过多展现，甚至还有派送面包、大巴车接送等救济行为，这样对比之下，虽衬托出人性的矛盾，沉重感却低了很多。

女主作为一个外交翻译，地位十分底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在保护父子这个问题上，负责维和的部队也不愿牵涉进来，由此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无助：无法阻止死亡，只能亲眼目送。

孩子在舞台上的表演回归到和平的主旋律：沉痛缅怀，活着的都不要怨恨，反思战争带来的伤害，努力为下一代创造美好的未来。

斯雷布雷尼察并不是座和平的城市，战前三分之二的居民是穆族，三分之一是塞族，因为在西方的挑唆下要求独立，穆族从排挤到开始屠杀塞族，那时的穆族可没有影片里那样可怜兮兮，屠杀男人强奸女人干的挺欢实，最后斯雷布雷尼察成为了穆族不断攻击塞族的前进堡垒，那么多原住民塞族都到哪里去了？

塞族占领后，一下子穆族的男人们都成了乖宝宝了？

所以这部电影是以非常片面的角度来展示那段历史的。

尤其这部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平平的电影还获得了那么多奖项，更说明了是一部政治电影，和莫言的丰胸肥臀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异曲同工之处。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态度。

一战以前，虽然大仗小仗不断，然而在西方，从上到下对战争的态度远比如今积极。

年轻人被鼓励参战，穿上漂亮的军装，被民众夹道欢送，还有姑娘们的飞吻和鲜花，如果能在战场立功就飞黄腾达。

这样的对战争过度美化的憧憬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是第一次全民战争，战争不再是分工明确的活儿，职业军人和普通民众的界线变得模糊。

战争的直接参与者范围阔大了，越来越多的平民意识到战争并没有征兵宣传和酒馆牛皮家们吹嘘的那么令人心潮澎湃。

人们亲身体验到了，战争是缺胳膊断腿，是骨肉离散，是物价飞涨和饥馑，是不尽的白虱和传染病，是来不及掩埋的死尸散发的恶臭，是日以继夜朝不保夕的提心吊胆。

宁做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两次世界大战后厌战反战情绪一路高涨，近现代最能打的美国人也在越战时代喊起了make love not war。

人民表示不要战争，无论如何都不要战争了。

战争这个始终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的巨魔，在核威胁下终于大规模偃旗息鼓。

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作品社会舆论每年不厌其烦地在封印上打卡盖章。

LOVE & PEACE成了绝对政治正确。

而《艾达怎么了》一片的背景，波黑战争就爆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波黑战争时，我年纪还小但新闻里总提到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这些名字真是想不记住都难。

在欧亚大陆另一头发生的这场战争离我们太遥远，很多关于该战争具体的残酷的细节，也是进入新世纪后才慢慢被揭露开来。

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固然耸人听闻，但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仅一年之隔在非洲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屠杀在数量上更惊人。

离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在时间上相距很近的卢旺达大屠杀使得前者变得相形逊色。

然而屠杀对于受害者及其遗属并不只是数字，当事人所受到的苦痛从来是不可比较的。

关于卢旺达屠杀有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卢旺达饭店》。

在看《艾达怎么了》时我好几次都联想到《卢旺达饭店》，不仅仅是因为两者都描绘了针对平民的屠杀。

而是两片都着重提到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无所作为。

这里我首先要替UN辩解下，UN从来就不是什么实权机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维持和平的松散组织。

组织和联盟是有本质区别的，北约就算联盟，但UN不是。

UN的维和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

当冤大头对抗地方武装从来不是UN的职责义务！

但世人似乎很多都怀错信，觉得有UN在，那事情就有人兜底，总有大国们替自己主持公道。

问题是，凭什么UN非要来给你兜底呢？

听上去很残酷，但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责任和义务是一对表里，没有义务也就没有责任。

而道德从来不是责任。

UN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长期和平不打仗的大国，对于贫弱战乱的小国UN更像是个慈善组织。

当然有人会说卢旺达的种族问题，巴尔干的分裂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谁造了孽谁就该负责。

可当殖民势力撤出，种族分裂已然形成时该怎么办呢？

世界的车轮向前滚动并不不会为了只有道义占优的人而有所停留。

当艾达伸开双臂企图把丈夫儿子挡在背后的小房间里，朝着不想救助他们的UN维和部队怒吼时，我只觉得可怜，这就是把性命托付予他人的悲哀。

维和部队来自其他和平国家，蓝盔士兵们在各自的国家有着各自的人生。

片中给上校开车的士兵曾说道自己的妻子就要生产了，他的家庭和生活都在荷兰。

凭什么要这些吃用本国人民税金的异国士兵为了一些素未谋面的异乡人去甘冒生命危险呢？

战乱地区，维和人员自身难保的情况很常见。

看过《卢旺达大饭店》的观众都应该有印象，大屠杀恶化的一个拐点就是比利时部队的退出。

而比利时人撤出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的士兵被杀了。

图西族人和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族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没有人愿意保护他们。

在波黑战争中，拥有着最多人口比例的穆族人却占着最少比例的土地，没有像样的军队，缺乏自卫能力。

艾达因为害怕引来塞族熟人的仇杀，把家人的照片和丈夫的笔记本都毁掉。

双手抱头被装牲口一样装上车赶进大礼堂被集体枪决的穆族老百姓难道不热爱和平吗？

去跟塞族谈判的三个市民代表没有一个参与政党，校长只想教书，商人只想做生意，这难道还不够和平吗？

但他们并没有逃脱被战争所害的命运。

什么招致了这些和平者的死亡呢？

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但其中一个答案我们是避不开的——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也热爱和平，大家都不想卷进战争。

一战过后民众的厌战情绪高涨，所以纳粹德国撕毁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时，英法虽然跟波兰有安全保证协议却还是全程装睡。

谁想打仗呢，你是战争狂吗？

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没有人比我们更热爱和平”的。

顺从的犹太人排着队去洗澡。

直到盟军打进集中营才发现，好家伙，还有这？

可即便到了现在，头脑清醒的西方人都明白，盟军为什么会攻击纳粹，根本原因可绝对不是为了解放犹太人。

哪怕文艺界再不厌其烦地拿着集中营做文章，也改变不了一个冷峻现实，拯救犹太人只是盟军顺便完成的一个隐藏的支线任务。

在二战吃到大苦头的犹太人，战后终于意识到钱赚得再多没有武装保护，那就是在帮下一个加害者赚钱。

他们痛定思痛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从此世界上有了个名声在外，仇恨度不低，不讲政治正确，但谁都不敢惹的国家以色列。

也许现实如犹太人，在德国人的浴室里醍醐灌顶，金钱未必买得到平安，委曲求全的爱与和平只会成为装点坟头的美丽鲜花。

近年来我经常看到欧洲人嘲讽老美听到石油就打鸡血，用纳税人的钱把美国人自己的子弟兵派到鸟不拉屎的异国他乡去欺负别人国家的老百姓。

这种针对美国的嘲讽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可不带偏见地看世界格局，热爱和平的欧洲人对世界的影响正逐年减少。

旧势力撤出的地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真空。

卢旺达屠杀，波黑战争其实都是这种真空导致的灾难。

为什么塞族可以把比自己人口更多的穆族吊起来打？

因为塞族背后有南斯拉夫，而其他两家只有UN聊胜于无的空头支票。

比如片子开头总也等不来的空袭打击。

片子看到后面我不禁想，艾达的孩子们如果真逃进了森林打游击，存活率是不是比在难民营里来得高多了？

有枪有炮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给了难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反而让本有一线逃生机会的人双手抱头交出了性命。

这样的说法也许太冷酷太事后诸葛亮，但这里头有个道理是颠簸不破的——交给了外人的性命就不由自主了。

大马士革爆炸后，马克龙去叙利亚时被群众拦道抱住告御状，叙利亚人哭诉他们受够了贪污无能的当局，求法国人回来接管。

马克龙表面上十分动容，心里算盘打得可响。

传统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美国人玩代理，驻军赔钱完了还要挨舆论骂，谁都不傻，这种接盘侠狗都不当。

叙利亚的国泰民安干嘛要法国人来维持？

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大国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点，谁也不想吃力不讨好。

好日子不过，非要被自家白左媒体追着戳了脊梁骨骂，欠不欠啊？

你为什么不热爱和平？

在这样热爱和平的大环境下，生活在战乱地区的人会有什么遭遇是可想而知了。

人们厌恶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但又无人愿意涉手，仿佛如今国内，哪儿有老人倒地立刻周围形成一圈真空，家里没矿都不敢扶。

扶还能扶出一身麻烦来。

法官要问你，不是你撞的你扶什么呀，你可怎么回答？

屠杀的受害者往往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杀的理由可以是千百样的，但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个，谁让你那么好杀。

UN的军官要赶走艾达的家人时，呵斥她“难道要把别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

道德情操再高尚的外人终归是外人，没有外人吃饱了撑的为你去死。

金钱和委曲求全没有保护犹太人，但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可以。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中，维持它的不是美丽动人的文艺作品，而是核武器。

和平建立的基础不是绝对不战而是能战而不战。

理想主义者鼓吹的单方面主动放下武装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很有可能招来祸端。

过犹不及的和平主义恰是对和平的威胁。

2021年催泪第一发！

看了下首映時間，是去年的9月份....整片的戰爭背景涉及多個民族仇恨、宗教衝突，做為天朝平民并不是很清楚，但片子里對戰爭中平民的描述处处共鸣——既便無神論的我，亦止不住的泪奔..... 戰爭從來都是少數人的利益之爭，普通平民無能為力👐，看著艾達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想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努力，依然失敗告終，禁不住泪如雨下！

為孩子，她瞬間變成猛虎，為孩子，她毫不猶豫的愿以自己的生命交換....彼時彼刻，聯合國在哪裡呢？

維和部隊的懦弱無能更是神奇的存在！

而爸爸，做為代表，協商后滿懷感恩的快樂，與另一位女代表的清醒形成鮮明對比：“我真受不了蠢女人”到底是誰蠢呢？

塞方早已有了屠殺計劃，傻校長還在自我催眠呢！

所以這樣的惨剧是誰造成的呢？

无解的東欧乱像？

一团麻一樣的民族冲突，靠天降英雄來解決嗎？

5星送上！

片子沒有一分钟的多余，各处細節一览無遺、令人難忘，女主的母親、妻子、职員三種形象自由切換，母親的角色最動人！

也最令人難忘....

今晚看了2020年的波黑电影《阿伊达，你往何处去》。

影片获得了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影片提名。

波黑内战里，面对针对平民的种族屠杀，一位女性试图通过联合国雇员的身份，拯救自己的家人，但最后功败垂成。

电影的情节紧凑，扣人心扉。

女演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天然带来一种紧张感。

战争的慌乱是真的慌乱。

几分钟，人就没了。

记得初中时，从校图书馆借到过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讲的是暴君尼禄迫害信徒的故事。

小说写的很辽阔。

暴君死去，有情人终成眷属，信仰得以彰显。

后来知道，显克微支靠这部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今晚第一眼看到这部电影名字时，隐隐然觉得它与显克微支的作品可能有所联系。

看完之后，有一种无力感。

面对暴力和强权，谁都无法幸免。

今天是记者节。

白天的时候，跟几个做记者的朋友开玩笑，说他们自我阉割。

此刻想来，谁会在乎真相呢？

就算知道真相，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想法本来与电影没有什么关系，却进一步加深了观影后的无力感。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

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

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

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

》，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

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

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

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

“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

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

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

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

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

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

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

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

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

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

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

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

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

”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

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

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

“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

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

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

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

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

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

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

”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

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

再告诉我一遍名字。

”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

”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

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

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

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

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

”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

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

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

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

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

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

”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

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

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

”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

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

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

个人认为文章客观，专业水准，说明清晰。

战争这种事，一般人群绝对承受不起，一旦发生，就是灾难。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的前前后后 2005-06-2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 宋文富在满是高山和丛林环绕的民房前，几个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军人正从卡车上卸着什么，迷彩服的胸前缀有一只昂头挺胸的金黄色毒蝎，6名双手被绑、身着便服战战兢兢的年轻人平躺在车上，旁边看护的士兵将枪直对着他们，用力踢着他们的脑袋和身子，嘴里叫骂着将他们赶下车来。

随后这些年轻人一个接一个站到前边，士兵们从背后扣动扳机，接连打死4人之后，将其余两名不到30岁的年轻人的绳子解开，待两人将4具被击毙者的尸体拉到远处后，他们也被士兵开枪击毙，随后射击者扬长而去。

这一切就好像是在拍电影，但的确是真实场景的再现。

今年的6月1日，就在米洛舍维奇进行法庭辩护过程中，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杰弗里法官要求播放一部录像短片，这些就是录像片中的真实画面。

杰夫里法官对此解释说，录像片获得于今年5月25日，摄录者曾经是塞族“毒蝎”志愿部队成员，片中记载了1995年夏季波黑塞族军队攻占波黑东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城市后，将穆族被俘人员拉至特尔诺沃实施集体屠杀的实证。

法官认为，由于塞族“毒蝎”武装志愿部队属塞尔维亚内务部警察部队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证明，波黑塞族军队在占领斯雷布雷尼察城市之后，在塞尔维亚军队的帮助下，该市曾经发生有屠杀大批穆斯林被俘军人及平民的惨案，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米洛舍维奇确实在波黑犯下有种族灭绝的罪行。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犹如整个塞尔维亚民族身上的一块伤疤，再一次被国际社会揭开和重击。

事件的由来斯雷布雷尼察，一个位于波黑东部的小城。

周围群山环绕，距离塞尔维亚边境不到20公里，距离萨拉热窝约100公里。

塞语中“斯雷布洛”一词意指“白银”，城市的得名，即来源于当地十分有名的银矿。

据1990年时人口统计，该地共有居民3.5万人，四分之三均为穆斯林民族。

1992年波黑战争开始后，当年春季几乎全部的波黑东部城镇均被塞族军队占领，惟有斯雷布雷尼察因地形特殊，整座城市易攻难守，因此塞族武装在1992年4月占领了3天后即迅速撤出，重被穆族武装控制。

作为穆族武装在波黑东部的惟一重要支撑点，周边的穆族难民不断向这里涌入，当地的穆族武装也得以壮大。

到了冬季，城内饥饿的居民们与穆族武装不断袭击周边的塞族村庄与居民。

当时波黑塞族首府帕莱通往贝尔格莱德最便捷的一条通道距离斯雷布雷尼察很近，这一通道对卡拉季奇至关重要，驻守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族武装曾几次试图将其切断。

因此到了1993年3月，波黑塞族下决心彻底拿下斯雷布雷尼察。

就在塞族军队步步接近城市之际，美国及西方社会开始干预，经法国驻波黑维和部队的调停，塞族同意停止进攻，同时要求市内的穆族全部解除武装，停止攻击塞族居民，并且决不允许威胁波黑塞族首府帕莱至贝尔格莱德的通道安全。

1993年4月16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该市为联合国保护区之一。

1995年春季，同样也被列为联合国保护地的克罗地亚境内的大片塞族居住区―――克拉伊纳共和国，几天时间内就被克族军队彻底攻占，大批塞族难民逃至塞尔维亚与波黑，这一行动彻底激怒了波黑塞族，最终下定决心，再次聚集力量彻底攻占斯雷布雷尼察。

7月6日塞军首先包围并将荷兰驻当地的维和部队隔离开后，攻击正式开始。

5天之后姆拉迪奇即通过电视正式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已被攻占。

与此同时塞族也开始受到穆族与西方社会的指责，表示在7月11日至16日的几天时间里，塞族武装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有组织地对穆族战俘和平民实施大规模的屠杀。

围绕数字的争议是谁下达的屠杀命令？

究竟有多少人被杀？

英国BBC电视台播放的节目称，1995年7月12日―16日的几天时间里，该地共有7414名穆族居民被姆拉迪奇指挥的波黑塞族军队杀害。

1995年11月代顿协议之后，数十个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委员会与专业小组来到这里，挖开数百座坟墓后重新进行核实与调查。

波黑塞族政府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此予以协助。

几年时间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从7000人至11000多人各种说法不一。

就在今年6月1日6名穆族青年被枪杀的录像片播出后，6月11日，萨拉热窝的报纸首次将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中失踪的8106人的名单全部刊出，表示这是至今所做的调查结果，但还并不是全部。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2004年8月公布的材料，已有1482具尸体的身份已被确认。

加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核实，目前共有2984人的真实身份被查清，其中有2173人是重新挖出尸体或尸体残块后核查得出的结果。

波黑塞族实体政府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调查委员会指出，综合30多个组织提供的失踪人员名单，失踪人员数量大致应集中在7000人到8000人之间，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至少还应有5000人至6500人的遗体，但这些遗体在哪里？

多方查寻尚无具体下落。

对于这一数字贝尔格莱德提出有不同意见，“塞族居民遭迫害罪行调查委员会”主任伊万尼舍奇指出，所谓8106名失踪人员名单，1995年时国际红十字会就曾拿出来过，但也正是名单中的3016人，第二年波黑大选时，又重新出现在选民名单上。

他还表示，即使在经核实确已死亡的2000多人中，其中妇女仅36人，老人及孩子约50人，很少有平民。

他说，海牙法庭的军事专家梅宁金在自己的报告中曾写道，将尸体挖出后重新勘验的工作已经进行了17次，在1883具尸体中，核实确认其中有1656人为男性，只有一具为女性，另有212具无法辨别性别，此外其中有1424人是被枪弹击伤后而死。

因此伊万尼舍维奇本人根本不同意所谓大屠杀一说。

塞尔维亚的反应6名穆族平民被枪杀的录像片一经播出，整个塞尔维亚震惊了，一直以弱者或是被视为遭受国际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塞族居民震惊了。

塞尔维亚总理科什图尼察当天即发表讲话，最为愤怒地谴责在斯雷布雷尼察所发生的罪行。

塞各政党以及各届人士也纷纷表态，指出枪杀6名穆族青年的行动是法西斯行为，本民族同胞为这一行动感到羞愧和耻辱，一致要求应严惩当事人。

塞尔维亚总统塔迪奇明确表示，他本人可前往斯雷布雷尼察，向战争中牺牲的非塞族无辜居民们忏悔。

随即塞尔维亚政府也立刻下令，逮捕了录像片中显现的，目前还在塞尔维亚境内生活的4名“毒蝎”部队成员。

塞境内的人权基金会等8个非政府组织立即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塞尔维亚议会公开通过决议，承认在波黑战争中对穆斯林居民犯下有罪行。

然而经两天的辩论与酝酿下来，议会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主要原因在于，多数人认为战争本身就是一极为残酷的行动，家人的死亡、战友的遇难都可能激发个别人野性的一面，导致采取极端方式，但这些更多地应属个人行为，肇事者必须受到严惩，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塞尔维亚民族的意愿，并不能由此即认为这属于国家行为。

更多的民众强调，任何暴行都应遭到谴责和惩治，无论是塞族、穆族还是其他民族所为，议会如果通过决议，同时也必须谴责几年战争期间穆族极端分子对塞族居民实施的暴行。

据塞族居民遭迫害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材料，斯雷布雷尼察同时也是塞族人的坟墓，自1992年至1995年期间，整个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该市市中心就有446人死亡，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所有这些都具备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

委员会强调，整个波黑战争期间，共有26818名塞族人丧生，其中19%是军人，31%是农民，10%是妇女，还有不足1%的儿童，这些也必须予以澄清，因为每一个死难者都一样重要，塞尔维亚的母亲们也有权了解一切真相。

米洛舍维奇的质疑面对法官的录像播放，法庭上米洛舍维奇明确表示，所看到的这一切“无疑肯定是罪行”。

但他同时表示，然而这一罪行并不能与塞尔维亚相联系，因为“毒蝎”部队成立于1992年，被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塞族武装正式收编，总共300多人属志愿部队，工资要比正规塞族军队的士兵高4-5倍，其任务在于保护克拉伊纳共和国的石油生产地，代顿协议签订后1996年秋季该部即被解散，与塞尔维亚警察部队无关，因此也根本不能证明，塞尔维亚直接参与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

接着米洛舍维奇询问，“请法官证明是谁、在哪里拍摄了这部录像？

”“特尔诺夫距离斯雷布雷尼察159.4公里，根据什么可以断定这6个被枪杀的穆族居民确实来自于斯雷布雷尼察？

”“准确的枪杀时间又是何时？

”“整盘约2个小时的录像带均在左上角明确标明有录制时间，但为何恰恰在这段显示有杀人场面的约20分钟的带子里却无任何标示？

”“某些部分曾被重新编辑过的痕迹明显，其中有一段话显然是被抹掉了。

”由此米洛舍维奇对于这一盘录像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希望法官能对此作出解释。

录像为何在此时披露根据司法程序，录像带属间接证明材料，由于种种疑点的存在，甚至杰弗里法官本人也认为，很难将其正式归入证据材料。

塞尔维亚的分析人士认为，其实从一开始法官对此就十分清楚，然而录像播出的真正目的在于，取得震惊社会的轰动效应，只要让国际社会看到塞族人犯罪的这一震惊场面就够了。

今年是斯雷布雷尼察事件10周年纪念日，7月11日国际社会将在该市举行大型祭奠活动，众多国际要人均表示届时将可能前往，然而迄今为止，西方认定的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姆拉迪奇仍踪迹全无。

下半年内，关于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的谈判也将正式启动。

因此当地一分析人士认为：录像之所以在现在披露，西方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指责塞尔维亚不能正视自己的过去，从而以减弱塞黑在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上的谈判立场；其次，西方希望在7月11日之前尽快逮捕姆拉迪奇，认为在这些令人震撼的画面播出之后，多数民众对于姆拉迪奇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

到底应怎样看待这一事件？

原塞尔维亚军事医学院院长、曾经多次出现在各个战场上的斯坦科维奇将军这样认为，“在斯科拉宁一个掩埋着尸体的大坑里，我们亲眼看到一个男孩走了进去，一个一个地翻找着每一具尸体，我想上去制止，但他对我说，‘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姐都在这里’。

后来，我见到了身着军装的这个男孩，他背上了冲锋枪，开始去为自己的亲人复仇。

”将军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我们目前审判的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这些行为是什么？

肯定是犯罪。

但到底是种族灭绝？

复仇？

还是其他的什么？

我们对死者有所亏欠，不仅仅是指塞族人，同时包括所有的战争死难者。

”